〈一〉《大學》在儒學歷史上的核心問題
儒家《四書》中的《大學》一書，原來乃是《禮記》中的一篇。在宋朝理學思
想興起以後，《禮記》中的〈大學〉與〈中庸〉兩篇，因為內容涉及心性功夫與內
聖外王的觀念體系，遂被宋儒提昇成為獨立兩書，而與《論語》、《孟子》並列成
為「四書」。南宋理學家朱熹曾編釋了《大學章句》一書，而宋朝之後的元朝，就
開始將程朱一脈的朱熹理學，訂為科舉取士的應試標準。其後的明清兩朝，更將朱
熹學說當成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所以朱熹所編釋的《大學章句》就成了中國近代
數百年間，所有科舉士人都需熟讀記誦之書，直至當代所刊印的多數四書讀物，也
仍是以朱熹注釋為解說標準。然而朱熹所編的《大學章句》，並不只註釋其中義理
，還更改了其中文句的段落次序。原來《禮記》中的〈大學〉，是一篇連續長文，
朱熹更動了全文段落次序，將全文區分成為〈經〉一章與〈傳〉十章。然而朱熹對
於他所注釋的《大學》意涵，一直不能滿意，所以在去世前還在不斷檢討更動其注
釋內容。《朱子語類》記述他說：
「某於《大學》用功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畢生精力盡在此書”
。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卻不費力。」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
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個不由自家。”」
事實上，關於《大學》文本的正確意義，從唐宋至今，已經爭論了近一千年都尚未
定論。而程朱理學對於《大學》的闡釋，也一直遭到許多不同學者的質疑；所以明
清兩代關於《大學》的注釋與爭論，所累積的種種各家之言，早已造就了千百種書
籍，更別說是現代的論文研究。然而，至今儒學界對此《大學》意義的千年公案，
仍然無解，更沒有一種公認合理的《大學》解釋。
《大學》意義的爭議核心，自唐宋以來，其根本問題就是在「格物致知」的意
義解讀上。《大學》一書，因為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的八條目，所以成為儒家貫通「內聖外王」之學的理論基礎。然而「
格物致知」之說，唯獨見於《大學》一書，卻從未出現於任何先秦籍典，也未曾見
到任何先秦思想家的引用敘述。而《大學》一書除了使用「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兩句，也未嘗對「格物致知」作出任何解說；以致朱熹會認為《大學》
有著闕文。正因「格物致知」之說，獨獨見於《大學》一書，而未曾見於其他先秦
籍典，所以各家解釋紛紜，各說各話，又都難以言之合理，也就造就了儒學史上的
最大觀念懸案。另一方面，雖然朱熹認為《大學》乃是曾子所作，而東漢賈逵與清
代漢學家們認為乃是子思所作；但是《大學》的主要觀念，卻從未見到任何戰國時
代的典籍加以引用。所以現代的國學研究，遂逐漸認為《大學》乃是寫成於漢代，
而後編入《禮記》一書。但《大學》作者究竟是誰呢？本文將就《大學》文本內容
，考據推斷其作者當為漢初大儒董仲舒，並基於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一書之思
想觀念，考證出「格物致知」的正確解釋。
〈二〉《大學》作者乃是漢初大儒董仲舒
《大學》作為一部「內聖外王」的體系完整之說，自有其思想上的重要性；若
是成於戰國初年的曾子或子思之手，何以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皆未見引用其體系
觀念？而「格物致知」一說，也從未見任何先秦學者提及！至於《大學》此文，更
是未見任何先秦學者論及！反而《大學》的體系內容，乃是融合先秦思想觀念而成
：例如「誠意」來自《中庸》「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正心」來自《管子•正業》「正心在中，萬物
得度。」；「修身」來自《荀子•修身》；「修身」至「平天下」的觀念層次，來
自《孟子•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現代學
者才會判斷《大學》乃是成於漢初之時，例如民初學者傅斯年(《傅孟真先生文集》
第二冊中編上•《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頁129•〈論大學之作成時代〉)就根據《
大學》內容而說：
『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
天下」之系統哲學，孟子只是提到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
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
學》在後。《大學》總是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後
，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令諸侯，一匡天下」，如齊桓、晉文之
霸業是。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列國
分立時候的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如何定於一，姑無論是「令諸侯，
匡天下」，是以公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國與國之間的
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天下，但談理財，既以理財為末，又痛非聚
斂之臣。理財原來只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
，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先於秦皇。《大學》引〈秦誓
〉，秦自被東方諸侯以戎狄視之，他的掌故是難得成為東方的學問的
。《書》二十八篇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我總疑書中有〈秦誓〉
，是伏生做過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
學》篇末大罵一陣「聚斂之臣，不如盜臣，迸之四夷，不與同中國」
等。漢初兵革紛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時最不會用聚
斂之臣，而景帝也不聞曾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特用，而《大學
》也就大罵特罵了。《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用
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政而立論，那麼，這篇書或者應該作
於孔僅、桑弘羊登用之後，輪臺下詔之前吧！』
；而當代學者龔建平(《意義的生成與實現─禮記哲學思想》頁15-17)也根據《禮記
》中〈大學〉與〈學記〉等篇的相關考證，而說：
『其次言《大學》。《大學》在朱子前，不明作者。朱子獨認為是曾子
所作，後世頗有從其說者，但除了《大學》中有一處引用曾子云“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外卻別無實據。甚至在六經及孔孟老莊
諸重要典籍中，連“大學”之詞都未見。“大學”一詞，在《禮記》
中，除《大學》本身及《王制》、《祭義》、《學記》、《樂記》之
外，還有《大戴記•保傅》中有見。另外，在《說苑•建本》中有言
此“大學之教也”，但後面談到的內容是今《學記》中的一段，說明
此“大學”是指“太學”。可以推測，西漢飽學之士劉向雖見過《中
庸》，卻不敢肯定他一定見過今本《大學》。一向嚴謹的朱子之所以
要說《大學》為曾子所作，除了“道統”上承續的需要外，恐難有別
的理由。要確定《大學》的作者，似無可能，只能嘗試推測它成文的
大致年代。』
『另外，清人陳奎勛曾據〈王制〉推測〈學記〉的年代，亦有一定參考
價值。他認為〈王制〉略論建學之法，〈學記〉言之更詳，似繼〈王
制〉而作。〈王制〉為漢文帝時博士所作，〈學記〉似當出於其後。
又因〈學記〉引〈說命〉者凡三，〈說命〉為《偽古文尚書》中的一
篇，西漢初年學者未嘗見古文經，則〈學記〉成文應在武帝設庠序興
學校之後。今按《說苑•建本》引有《學記》，又劉向去世的最低年
限在成帝綏和元年，非《漢書•劉向傳》所記而推論的哀帝建平元年
(即公元前６年)，劉氏領校秘書在河平中(其上限在公元前２６年)，
則〈學記〉成文當在武帝設庠序興學校之後、劉向去世之前一百多年
間。《學記》年代既然難以斷定，則《大學》亦然。』
前述兩位學者由《禮記》與《大學》的內容，推斷《大學》應該成於西漢武帝
親政以後。關於《大學》應為漢代作品的學界考據，讀者可以參考龔建平的《意義
的生成與實現─禮記哲學思想》第一章〈禮記的成書年代與思想定位〉頁15-17(商
務印書館•北京•2005)，或是趙澤厚的《大學研究》第一章〈大學的作者問題〉頁
1-74(台灣中華書局•台北•1972)。而趙澤厚(《大學研究》)更猜測大學作者即是
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乃是儒學歷史上的重要學者、今文經學大師，在漢景帝時已經擔任博士
，漢武帝時更因三上〈賢良策〉而導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書•
董仲舒傳》記載：「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
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至今影響已達兩千
餘年。然而董仲舒的儒學思想，乃是繼承並融合了先秦學術傳統，而造就漢代的儒
學思想傳統；他專治《春秋公羊傳》，史載著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賢良
策)、〈士不遇賦〉等文集等。董仲舒雖然學術名望響譽當時，《史記•儒林列傳》
載說其人：「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
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然而他的仕途卻不順
遂，還幾乎被其他儒士所陷害至死，所以才會寫出〈士不遇賦〉以抒感慨。
武帝親政初期，招攬天下賢良，所以許多儒士都到京謀事，大多志在鑽營富貴
利祿，所以就有嫉妒排擠之事。例如轅固生乃是當時齊地有名的鴻儒耆老，受征賢
良而到京城時，就被許多儒士嫉妒而加以毀謗，終而返歸齊地；他在京城時就曾勸
告儒士公孫弘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公孫弘後因行事論
政，善於逢迎武帝意向，所以一直留在京城為官；而且官運亨通，由內史、御史大
夫，終而昇任丞相。另一位官運亨通的儒士─主父郾─則是為求富貴功名，行事不
擇手段，尚要貪污收受賄賂；當別人勸告他時，竟回答說：「丈夫生不五鼎食，死
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董仲舒就是與這些儒士一起受召賢良，以後就因他們排擠而遭嫉妒陷害。董仲
舒倡「天人感應」之說，本是要藉天象災異之說以制衡君權，而他為人廉直，又不
曲意逢迎，所以並不為武帝所喜。因而三上〈賢良策〉後，雖然一些建議政策被武
帝所採納，但他本人卻先被外放出任江都相。江都易王乃是武帝之兄，驕傲好勇；
然而董仲舒的德行風範，卻使易王敬重。董仲舒後來因事被貶為中大夫而回京，閒
居在家時便推算天象災異之事，寫成草稿存於家中，並未上奏。主父郾來拜訪董仲
舒時，看見這些草稿，出於妒忌，就偷走草稿去密奏武帝；因為草稿中有譏諷時政
之意，所以董仲舒先是遭判死刑，後又被武帝赦免。當時董仲舒與公孫弘都是研究
《春秋》的儒士，公孫弘的學術功力不如董仲舒，但公孫弘行事很會逢迎，後來官
至丞相。董仲舒認為公孫弘為人處事，乃是阿諛從上，所以公孫弘也嫉恨董仲舒於
心。公孫弘為人自奉甚簡，而養有許多故舊賓客；但他待人表面寬厚，其實是將忌
恨放在內心，深藏不露。一些與公孫弘不和的人，無論親疏與否，公孫弘雖然假意
友善，後來卻暗中陷害以報仇。例如主父郾貪污事跡暴發以後，武帝本來不想殺主
父郾，公孫弘當時卻上奏說：「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而使主父郾全家遭到族誅而
被殺盡。當時膠西王乃是武帝之兄，非常恣情放縱，幾次殺害了屬下高官；公孫弘
為了要陷害董仲舒，就稟報武帝，讓公孫弘去擔任膠西王的相國。董仲舒擔任膠西
王相國，雖然也得膠西王的善待，但因為恐怕終會獲罪，所以只得稱病罷官，離開
仕途，而返家專心從事教育與著述；《漢書•董仲舒傳》如是記載說：「凡相兩國
，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
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這些關於董仲舒、公孫弘、主父郾的事蹟，可以
參閱《史記》〈儒林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公孫弘
蔔式兒寬傳〉〈嚴硃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儒林傳〉。
漢武帝是在元光元年詔舉賢良而進用董仲舒，而董仲舒是死於元鼎二年或元鼎
三年[鍾肇鵬《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董子生卒考〉]；在這將近二十年間的後期
，正是漢武帝為了征伐匈奴，而導致軍費激增，國庫耗竭，以致要進用桑弘羊一類
的聚斂之臣，去設法搜括民間財富。董仲舒既然遭人陷害，而終不能從政以兼善天
下，只好退居著述講學以獨善其身，也寄望可以立言傳之後世；所以公開著述了《
春秋繁露》一書，而《大學》應該是寫於其後，乃是董仲舒一生儒學思想的精髓，
也流露出他對當時朝政的不滿。董仲舒曾因譏諷朝政而差點就被處死，《漢書•董
仲舒傳》記載說：「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可
知董仲舒逃過一劫以後的謹言慎行；而《大學》文中既然大力批判了武帝的財經政
策，鑑於董仲舒有許多門生與子孫仍然在朝為官，再加上主父郾全家遭到族誅的慘
痛教訓，所以為了自己家族與門生故舊的安全考量，董仲舒也就隱匿了自己的作者
身份。另有一種可能，乃是董仲舒寫成《大學》以後，並未註明作者，只是私置家
內藏書之中；而待董仲舒過世之後，才被整理出來，成為不知作者的文篇，而流傳
於世。以下就從《大學》內容，來論證《大學》作者乃是董仲舒。
首先簡略討論趙澤厚在《大學研究》中所發表的觀點，見於其書第一章第六節
〈大學與董仲舒之關係〉。關於趙澤厚所論證的第一項〈從鄭玄注大學之時間上研
究〉、第二項〈從大學之時代背景上研究〉，在前述傅斯年與龔建平兩位學者之說
，已經論述更為詳盡，此處就不再贅述。趙澤厚在論證第三項〈從德治思想之演變
上研究〉時，他考證了儒家經典與《呂氏春秋》等先秦典籍，認為先秦思想的德治
內容，僅以修身為起點，未曾論及「誠意正心」；而認為乃是董仲舒創始了「誠意
正心」思想。然而先秦典籍中，《管子》已用「正心」一詞，而《中庸》更是重「
誠」；所以趙澤厚此說並不完全正確。趙澤厚所論證的第四項〈大學內容與董氏思
想言論之比較〉，分為思想與言論的兩類方面比較。在思想方面的觀念相似度，分
為五項比較：三綱領之思想、八條目之思想、知本之思想、無訟之思想、以義為利
之思想。在言論方面的文句相似度，也比較了五處：「節南山之詩」、「琢玉」、
「此謂此之謂」、「重疊語句」、「絜矩與基義」。趙澤厚的這些比較，在思想方
面較為合理，但也有一些附會之處；而在言論方面則多牽強附會，甚至有著錯誤。
例如在思想方面，對於《大學》「格物致知」，竟用〈賢良策一〉「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此句去加以
比較，實是附會太過。又如在言論方面，竟說《春秋繁露》之〈基義〉篇名意義，
乃是“以義為基準也”；再以此意義去比較《大學》的「絜矩」，而認為兩者含義
頗為相同。然而《春秋繁露》之〈基義〉一詞，乃是指“基本義理”，用以作為論
述“陰陽相合之理”的篇名；所以趙澤厚可能是因望詞生義而造成了錯誤解釋。他
的其餘問題此處也就不再詳述，以下文中論證若是用到趙澤厚《大學研究》裏的正
確論證，就會標示“【趙】”以說明。
◎《大學》內容反映了董仲舒的時代經歷
《大學》的主要觀念體系，就在於全文前段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段的體系論述，其
後文句都只是在解說前述的體系觀念。然而《大學》最後論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
國者」此段，除了強調「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以外，卻異常冗長而論述了用
財與用人的想法。《大學》文中對於用財與用人的論述觀點，其實完全對應了董仲
舒個人的思想背景與時代經歷。
董仲舒在武帝詔舉賢良時所應對的〈賢良策三〉，就已經表露了《大學》「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的思想；他說：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
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
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
紅之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而他在《春秋繁露•度制》也說：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其遺秉，此有不歛穧，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
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
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
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
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到了董仲舒的晚年，漢武帝因為征伐匈奴及其他戰事而耗盡國庫，所以先是公
開出賣爵位來籌募資金，後來更進用桑弘羊、孔僅、咸陽等人去設法征收錢財。當
時所進行的更改幣制與鹽鐵國營都引起民間的動蕩不安，又訂定了嚴苛法令，而任
用張湯等酷吏去追查官民，以致許多民眾因為犯法而遭到處死或破產。這些史實可
見於《史記》〈平準書〉〈酷吏列傳〉，以及《漢書》〈食貨志〉〈張湯傳〉〈酷
吏傳〉等。而在《漢書•食貨志》就述說武帝之時，乃是「外事四夷，內興功利，
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而記載了董仲殊上書，勸諫武帝停止這些擾民的財經政
策。《漢書•食貨志》所記載的董仲舒《乞種麥限田章》，顯示了他對武帝政策的
反對；其中一段他是旁敲側擊，輾轉以秦朝苛政為例，而勸諫武帝說：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
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
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
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然而武帝並未採納，所以《漢書•食貨志》又記述說：「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
下虛耗，人復相食。」。所以董仲舒既不能得意於仕途而治天下，還要眼見聚斂之
臣與奸佞之臣的專權用事，以致百姓受苦。他心中的不滿與痛苦可想而知，《大學
》裏正有兩段關於財用的批評，正反映了董仲舒的時代經歷與政治理念：第一段是
強調為政應當以德為本，而不應以財為本，而論述說：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
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
；第二段是強調施政不應逐利忘義，任用聚斂之臣，而論述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
另一方面，董仲舒對於自己在官宦仕途上屢遭陷害，而難以為政實踐政治理想
，終究不能釋懷，所以晚年寫了〈士不遇賦〉以抒感懷；賦中一段有言：
『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
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
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末俗以辯詐而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
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
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
門則不可與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
從也。』
，正是感嘆自己仕途多難，遭到詐偽排擠的辱害。而《大學》裏藉用《尚書•秦誓
》所抒發的一段論述，正反映了董仲舒痛心於官場上的嫉妒排擠，而論述說：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
；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怠也；見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
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
因此，上述《大學》兩點關於用人與用財的論述內容，正符合了董仲舒的時代
背景與個人經歷。
◎《大學》內容繼承了董仲舒的思想體系和行文風格
董仲舒在受詔賢良時，三上《賢良策》；在擔任膠西王相國時，寫作《春秋繁
露》；辭官歸家後，寫作《士不遇賦》；而《大學》則極可能是其臨終晚年的心血
之作。《大學》內容所表現的思想與觀念，乃是先秦各家思想的融會，而又有許多
新創字詞。這些思想與觀念可以在董仲舒的公開著作中尋得端倪，顯示《大學》極
有可能乃是董仲舒彙萃一生學術思想的晚年作品。以下就由《大學》所使用的字詞
觀念，而逐一條列，追溯比對董仲舒著作中的可能淵源，以例示其中的相關性：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賢良策一》：「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
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趙】、「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
效也」。
•《賢良策二》：「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教化之本原也。」。
•《賢良策三》：「陛下有明德嘉道」【趙】、「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
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
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
之外謂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春秋繁露•實性》「善如米，性
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
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
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士不遇賦》「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
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正心而歸一善」對應
「止於至善」；〈同人〉象徵「親民」；〈大有〉象徵「明明德於天下」；「明謙
光」即是對應《周易•彖傳》〈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定』：《春秋繁露•郊語》「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
」
『靜』：《春秋繁露•通國身》「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
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
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靜心徐
察之，其言可見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
以靜神，靜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
『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
以安。」、《春秋繁露•玉英》「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
；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春秋繁露•基
義》「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春秋繁露•天道施》「目視正色，耳聽
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
『慮』：《春秋繁露•天道施》「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
『得』：《春秋繁露•立元神》「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
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
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人，得其心，遍見其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
道之極者也。」「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孝子之心，三
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春秋繁露•玉英》「是以春秋變一
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
•《春秋繁露•天道施》「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
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
相悖，終始有類」
•《春秋繁露•仁義法》「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
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
○『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
『平天下』：《春秋繁露•楚莊王》「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
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
『治國』：《春秋繁露•玉英》「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保
位權》「故聖人之治國也」、《春秋繁露•通國身》「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齊家』：《賢良策一》「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
『修身』：《春秋繁露•二端》「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春秋
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
『正心』：《賢良策一》「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趙】、《士不遇賦》「雖矯情而獲百利兮
，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
『誠意』『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賢良
策二》「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
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趙】、《春秋繁露•玉杯》「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
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春秋繁露•
祭義》「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春秋繁露•立元神》「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立辟廱庠序，
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邑無獄訟則親安」、《賢良策一》「凡以教化
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
防壞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春秋繁露•楚莊王》「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春秋繁
露•玉杯》「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春秋繁露•仁義法》「凡此六
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求諸己，謂之厚；求
諸人，謂之薄」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現今一般解釋─將「自謙」解為「
自慊」─乃是錯誤解說。此處「自謙」乃是對應著前句「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的「毋自欺」，「毋自欺」意喻“莫作偽君子、假聖賢”，而「自謙」則是意謂
“應要謙虛自處，莫要虛偽自大而以道德驕慢於人”。)
•《春秋繁露•玉杯》「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
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春秋繁露•竹林》「今善善惡
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春秋繁露•通國身》「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謙尊自卑者，仁賢之
所事也」
•《士不遇賦》「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
也。』
•《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
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
，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
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
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
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
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春秋繁露•基義》「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
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賢良策三》『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趙】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
，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綜合以上所舉例證，可知《大學》內容實是繼承並發揚了《春秋繁露》與《賢
良策》中的德治思想，而且行文風格也相類似，所以《大學》必然是與董仲舒思想
有著深刻關聯。《大學》文中所反映出關於用財與用人的問題意識，又顯示了董仲
舒的時代背景與仕途經歷。而《大學》思想體系所表現出融會先秦學說的思想深度
與學術水準，絕不是普通一般學者可以完成，因而幾乎可以斷定《大學》作者就是
漢初大儒董仲舒。
下面所論述「格物致知」的正確意涵，乃是經由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內容而
推得正確解釋。因為「格物致知」此詞，從古至今都沒有正確解釋；而唯一能夠貼
切解釋「格物致知」的漢朝古書，唯有《春秋繁露》一書，因而就可以絕對確定董
仲舒就是《大學》作者。董仲舒當年在《大學》文中沒有解說「格物致知」，而在
《春秋繁露》中卻寫出了相關「格物致知」的內容；或許就是要留下追蹤線索，以
讓後人可以發現他就是《大學》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