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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 袁偉時 史 …
#1
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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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
——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袁偉時

  《冰點》3月1日復刊,發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2006
年3月1日《冰點》,以下簡稱《反》文),批判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2006年1月11日《冰點》),拜讀以後,留下四個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擺脫
拙作惹事以來席捲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遺風,回歸學術討論的常規;其
中夾雜一些引起不少讀者不滿的非學術用語,可以理解為環境和習慣使然,不必
苛責。二是史實錯誤很多。三是論斷未能深思熟慮,邏輯混亂。四是集中了半個
多世紀為義和團辯護的各種論據。

  當前的辯論,實質是堅持還是摒棄左毒之爭。作為研究19、20世紀中國史
的學人,有責任針對這些觀點,提供史實,為撥亂反正略盡綿薄,讓廣大讀者在
比較中作出自己的判斷。

  對“反帝反封建”的兩種扭曲

  家國之戀和喜愛自由,這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感情。同其他國家的國民一樣,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愛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帝
反封建”對多數中國人說來,本來是人之常情,願意投靠外國反動勢力出賣國家
利益,或甘心做奴隸、奴才的是極少數。但是,有兩個現象極為值得重視:一是
有些梟雄、權奸以“愛國”名義欺世盜名,以國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
國家”,掩蓋其專制獨裁統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紀下半葉以降,有些
人動輒斥責別人不愛國甚至賣國,為帝國主義或其他反動勢力服務。他們以為,
只要揮起“愛國”這條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可以壓得別人服服帖
帖。一大批有志報國的知識分子因此飽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這個話題,仿佛拙作離開“主題”,否定
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們的討論必須從什?是反帝反封建這個常識性問題
開始(秦統一後是不是封建制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本文采用中國大陸的習慣
說法),以免中國人特別是知識階層再次淪為棒下冤魂。

  首先應該指出,19、20世紀中國的主題,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建設一個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獨立的現代化國家;反帝、反封建是
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還有其他手段)。這一時期的許多悲劇,都與漠視這一主
題息息相關;也只有在這個主題統領下,才能正確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內涵。“反
帝”的內涵是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反封建”的本義是讓國民從前
現代的壓迫、束縛中解放出來,得到現代公民應有的各種自由,並相應建立民主、
法治的制度予於切實的保障。兩者應該密切結合,以免“愛國主義”為別有用心
之人所利用。這些本來不易產生歧義,但實際生活中常常出現種種不應有的扭
曲,《反》文是體現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種是對內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對1840年以來的中國史有個概括:“前109年是爭取國家
獨立的歷史,後56年,是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的歷史。”而對前109年(1840
-1949)的詮釋是“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這樣的詮釋簡單明瞭,但有
兩點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國大陸的習慣,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執政者,都不是“人
民群眾”,於是,立即出現一個問題:收回山東權益、治外法權、租界、關稅自
主權是不是“反帝”——維護國家獨立的具體內容?以二百位將軍和百萬大軍
的鮮血為代價抗擊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卻是
記錄在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名下的歷史,《反》文的概括顯然與實際情況不
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對“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無所作為呢?“在
1912——1920年間,中國工業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3.8%”,1912至1936年間
則為9.2%;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8-9%”。 用日本著
名中國經濟史學家的話來說是:“中國已經踏上以工業化為軸心的‘中進資本主
義’之路,則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危機頻頻發生的環
境下取得的;有歷史和經濟學常識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俗的成績。

  多年來,有些歷史書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質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眾”的革
命造反行動外,統統視而不見!《反》文對反帝反封建的詮釋,不是自己發明的;
儘管如此,傳播左毒的責任是推不掉的。

  至於對民主、法治內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說成是領導者的
“作風”。有的只提民主決策的程序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抹煞現代民主的前提和
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運作的基礎——司法獨立則長期被視作資產階級的
謬說。《反》文對這些都是諱莫如深的。

  第二種扭曲來自概念和邏輯混亂不清。

  要不要反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為何);什?環境下反侵略、維護國家主
權(何時);用什?方法反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如何);這是三個雖有密切聯
繫,但又有嚴格區別的問題。以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義和團事
件來說,冷靜地問一問:為何,何時,如何,本來可以是非立判。現在攪得沸沸
揚揚,其中的思想混亂,嘆為觀止!在網上隨意發泄情緒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區
分,他們中有些人也許會隨著年齡和知識增長自己反思,不必計較。但對學術文
章說來,這是絕對混淆不得的問題。不幸,《反》文卻犯了不該犯的概念和邏輯
錯誤。

  糾正後一種扭曲需要冷靜分析和排除民族主義情緒的干擾。作為長期被侵略
的國家,中國民眾中有一種弱者心態,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時,不願冷靜反思,究
竟我們自己有沒有做錯什麼?如果本國學者敢於揭示本國的錯誤,那怕是一二百
年前的陳年舊事,也會被一些民族主義者痛詆為“漢奸”、“買辦”、“賣國
賊”。一些外國學者說了這一類話,則是“帝國主義立場未變”!流風所至,甚
至有些外國史學家也受這種情緒沾染,努力為中國辯護,而沒有認真分析中國的
失誤。

  偉大的國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價的同情和自我辯解。為了中國的現代化
事業不再受阻,中國人應該坦然面對過去。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都是文明與
野蠻並陳。成長為偉大的現代國家和偉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蕩的胸懷,保障學
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任由人們說古道今,從而揚清滌垢,為長治久安開闢康莊大
道。

  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筆者必須申明:我一貫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場侵
略戰爭,火燒圓明園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惡。八國聯軍入侵也是一場侵略戰爭,而
戰爭過程中他們又犯下搶掠、強奸和屠殺罪行。由於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本
文的篇幅已經超過報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贅言。

  秉著上述精神,以下針對《反》文的責難,清理多年來習非成是的扭曲;由
於這類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問題略陳管見。

  義和團事件與“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責拙作“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
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對義和團事件是肯定還是否定,不過是對
一個具體歷史事件的認識,扯到“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
上,這是多年來流行的所謂“上綱上線”的左毒再現。廣州有句俗語說得好:“大
話怕計數”。一落到實處,大話就原形畢露了。就讓我們看看義和團事件和“反
帝反封建”的具體關係吧。

  請先從“反封建”說起。

  (1)義和團是最腐朽的封建統治者的工具。

  義和團所以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災難,關鍵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頑固、腐朽
的滿漢權貴如莊親王、端郡王、剛毅、徐桐、毓賢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
都有責任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義和團暴行威脅
下,國民和外僑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正是這個政權腐朽性的體現。而在這個政
權和義和團正式結盟以前,頑固的王公貴族和大臣的支持,是義和團在京津迅速
發展的條件之一。

  (2)義和團事件展現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

  在專制制度下,執掌絕對權力的統治者,或遲或早總要作出危害國計民生的
荒謬決定。沒有絕對專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對11國宣戰的罪惡決定;敢
於提出反對意見的總理衙門大臣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兵部
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等滿漢大臣也不可能先後被殺。

  (3)義和團的作為與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馳。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財產自由、人身自由等公
民權利。義和團恰恰是踐踏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見,義和團和義和團事件是封建專制的典型,把它與“反封建”聯繫
起來,是對“反封建”的褻瀆。

  那麼,它的反帝記錄又如何?

  義和團事件在中國的對外關係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鐵蹄蹂躪東北、華
北。首都淪陷。6月20日,慈禧下詔宣戰,同日開始俄軍乘機製造海蘭泡血案,
接著侵占黑龍江左岸僅存的一塊土地——江東六十四屯,共計八千左右的中國人
的鮮血染紅了黑龍江水!俄國侵略軍還賴著不走,埋下後來在東北興風作浪的禍
根。大沽和京津沿線炮臺被拆,外國在京津沿線留兵駐守,使館區也長留外國軍
隊,由他們保衛和管理。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六年半的全國財政收入;
連年利4%在內,則要支付9億8223萬8150兩白銀。對本來捉襟見肘的國家財
政,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災的還是老百姓。

  一筆令人痛心的喪權辱國的記錄!

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辯解:義和團暴行是被迫的

  一個流行甚廣、頗有迷惑力的說法是:清政府和義和團的行動不管造成什麼
惡果,都是帝國主義逼出來的。反抗就是有理!這個前提是經不起反駁的。中外
歷史都證明,蠻幹只能遭災,改革本國的落後制度為民富國強奠立牢固的制度基
礎,才是收回喪失了的主權和維護國家獨立的可靠保證。

  日本1853年被迫打開國門。稍後同列強所訂條約中,也有損害日本主權的
許多不平等的規定:領事裁判權,類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關稅自主權,對
馬島被沙俄占領……如此等等。但是,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
和殖產興業的基礎上,國家面貌改變了,通過外交談判,終於在1899年收回了
治外法權,1911年實現了關稅自主。

  再看看中國的記錄。19世紀5次重要的對外戰爭,每次都以喪權辱國告終。
20世紀上半葉經過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後初步的制度變革,1921年11月至22
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大體上收回了引發五四愛國運動的山東權益。1925年10
月開始的關稅特別會議,擬好了關稅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實現了關稅自
主。1926年,孫傳芳治下的上海,在?滬商埠總辦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
租界的會審公堂,設立了中國政府管理的上海臨時法院……。以上情況表明,不
平等條約的廢除和國家主權的收回,在八年抗戰前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抗日戰
爭爆發後,隨著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新約,美英兩國政府分別聲明
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其他國家也先後采取了類似行動,除香港、澳
門問題尚待解決外,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百年夢想終於實現。

  中日兩國的歷史確鑿證明,籠統說反抗有理,不看具體環境和選擇正確道
路,有時不但不能救國,反而會誤國。義和團事件從結果看,誤國殃民已洞若觀
火。但是,有些人卻挖空心思為它辯解,這些辯護詞可靠嗎?

  這些辯解都有意無意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除了與義和團無關的山東高密人
民與德國侵略者因修路引發的鬥爭外,是義和團主動燒教堂、搶掠、殺害傳教士
和教民(中國信徒)惹來大禍。總的說來,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壓迫者,但在
義和團事件這一具體事件中,帝國主義大體上沒有惹我們,而是義和團“殺人放
火”導致外敵入侵。中國人應該有勇氣譴責這些暴行,把它視為國?,掩蓋甚至
為這些暴行辯護對中國和中國人告別前現代、實現現代化無所助益。

  為替義和團開脫罪責,《反》文在兩個日期上大做文章。一個是5月31晚各
國衛隊從天津到達北京。另一個是6月12日所謂“獵取拳民行動”。

  《反》文說:“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
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兵的集會上
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
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
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杆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
後發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也在這以後。”

  這些說法經不起考查,有四點不符合或不瞭解歷史實際的錯誤: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個史實:“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
定調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是誤傳,克林德根本沒
有說過那句話。

  據英國公使5月27日向本國首相報告:昨天“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稱:
‘他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設想他們的穩定為根據的任何行動
能夠有效。’” 同時,與《反》文說的相反,這次會議恰恰是反對調兵的。的
確有些國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論誤解為考慮瓜分中國,但德國外交部根據傳聞
立即嚴厲批評克林德,克林德回電中明確說明:“他沒有發表其他外交官所說的
那種言論”。 德國政府當時反對瓜分中國的態度非常明確。

  (2)不知道這些衛隊入京是經過中國政府批准,並且是沿用多次的慣例。

  當時在中國海關任職的馬士,在其被學術界視為權威著作的《中華帝國對外
關係史》中寫道:從1860年列強在中國設使館開始,“每一個使館都設有衛
隊……但是日久以後,這個衛隊減到僅足以作為儀仗隊的數目。後來,在危機來
臨的時候,就從幾個艦隊中派遣海軍陸戰隊去擔任冬季保護的特殊任務,因為這
時北京由於天津港口結冰而與外界隔絕;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這樣做了,
每次派遣的衛隊都在三月間撤回。” 1900年5月28日,鑒於局勢危急,各國
使館提出增調衛隊,中國政府先是拒絕,不久就批准了。31日,英國公使向首
相報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變後)那樣,每個使館的衛隊人數不超
過30名,總理衙門已表示同意衛隊前來北京。”

  因此,儘管這些衛隊人數超過清政府的規定,但自衛的性質沒有改變。這是
舊特權的應用,不是新的侵略行為。看看當時的實際情況,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當時已經無法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國使館的安
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節們普遍反對調遣衛隊前來北京”。 直到28日,外僑和
中國教徒的生命、財產所受威脅越來越嚴重,他們才改變態度。事後有關人士和
中外史家對調派衛隊進京是否明智有所懷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
義和團事件開始之初,列強事先並無武裝入侵的打算,他們是被動應付的。同時,
當時不但氣氛很恐怖,攻擊外國人和中國教徒的行動已經開始,而且清政府已經
陷入不能保護外僑和本國公民生命、財產的狀態。教案幾乎年年有,1900年惹
來彌天大禍,是義和團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處理引起的。

  其次,對當時社會的自衛行動要有全面的瞭解。

  清帝國的政權設置只到縣一級,縣以下試行建立民主自治組織和維持社會秩
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變法時湖南曾經試行很快就被扼殺外,都是義和團事件
後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的業績。因此,民間自衛是當時常見現象(現在仍然不難
見到不少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民居有“炮樓”、“碉樓”);教堂、教民自衛也被
清政府默許。

  1900年1月,在山東巡撫任上的袁世凱向朝廷報告:“秋冬來,濟東各屬,
焚劫大小教堂十處,搶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擄害教民二十三名……諸官吏不能
辭其責也。適有不逞之徒,乘間滋事……轍誑誘鄉愚,勾引報復,焚毀教堂,劫
掠教民。繼因各處著名教堂……皆設備固守,屢攻弗克,轉遭殺傷。益復四出搶
擄,波及良善……該匪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只在於糾眾劫財。”“當
以西人護身槍支,每人不過一二杆……韓莊、白雲峪教堂均有快槍多杆,上月迭
經匪徒糾眾四五百人撲攻,均被擊傷多名,潰敗紛逃……查洋人在內地,私儲軍
火多件,向為約章所不許。當此匪徒滋擾之時,暫未便認真查禁”。

  1900年4月,義和團進攻保定附近的姜家莊,“該拳匪共有二千余人……
莊中教民逆知該匪等必來滋擾,早預備軍械以待,該匪於晨刻即往攻打,彼此爭
持直至下午三點鐘,方停止。”

  歷史論斷必須考慮社會環境,有些論著對使館召集衛隊作過度的解讀,定性
為侵略軍,甚至發揮想像力,說他們可能進攻紫禁城,“對皇宮構成威脅”,而
沒有提供可靠佐證,未免失之輕率。

  至於6月10日出發的西摩爾聯軍,作為增強救護力量的措施,最後也是得
到清政府同意的。當時奉命與駐天津法國總領事商談的直隸總督裕祿向清政府報
告:“該總領事以各國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進京之兵(指西摩爾聯軍),雖
仍以保護使館為言,中露保護眷屬出京之意。如果中國官兵能任認真保護之責,
朝廷有切實諭旨,則續進京之兵可從緩議……查洋人在京,照約本應保護。現在
謠言四起,其驚恐亦系實情。所請降旨保護,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別
無辦法。” 這表明清政府承認西摩爾聯軍目的是保護外交使館。其次,清政府
確實一再勸阻公使們不要增派軍隊,但最終還是表示:“中國政府將放棄它對援
軍前來使館的反對意見。” 運送他們進京的火車,也是中國政府撥給的。

  正如清政府所認定的,各國軍隊6月17日強占大沽炮臺才是侵略戰爭的開
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蓋義和團殺人、放火、搶掠和威嚇不是從5月31日衛
隊進京後開始的。

  《反》文說:“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
杆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後發生的。”這與歷史事
實相差太遠。

  從1896年義和團運動(包括其前身)興起之初,殺人、放火、搶掠的記錄
便不絕如縷。

  英國傳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東被殺的。此後,對各地教堂、
教民和傳教士的攻擊、殺戮、搶奪、恐嚇連綿不斷。

  1900年3月,天津已到處有匿名揭帖,威脅於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將“各
教堂房屋,悉行拆毀,縱火焚燒”。4月中,“義和團匪潛來京師,凡遇教堂,
則遍粘招貼,謂三月杪當與教堂為難云云。” 這些威嚇已屬犯罪行為,而義和
團在“各地”殺人、放火、搶掠的消息也紛至沓來。例如,5月12日,在直隸
淶水高洛村,“驗明被燒華式小教堂七間,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間,暨業經起出
尸身五具”。“此次釁端,系屬開自拳民。” 5月13日,燒掉直隸定興縣倉巨
教民房子80多間,因縣令事先通知,教民連夜逃走,沒有死傷。 5月18日,
“燒毀固安縣之公村教堂,殺害傳道者二人。”25日“又焚燒霸州之善來營村,
殺斃教民男女十三人。”

  5月26日大規模拆毀鐵路和焚燒、搶掠已經開始。一個外國記者在日記中
寫道:“鐵路已被摧毀,車站(豐台)被包圍,工程師都被圍困在他們的房子堙K…
來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強
迫他們燒香拜佛,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妓女。”他親眼看到“機車
的庫房正在燃燒……四周蜂擁而來的村民正在搶劫。”

  《反》文為了證明義和團燒殺的正當性,說了這?一段話:“據施達格研究,
1900年5月29∼6月4日,發生在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松
(Ossent)的衝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衝突,洋人先開槍,義和
團從數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從
這塈畯怚i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毀教堂、鐵路等的具體原因。”實際情況如
何呢?

  5月29日,比利時、意大利等國的鐵路工程師及其家屬共41人從保定逃往
天津,其中有七個婦女和一個小孩。到達天津時,有九人失?,二十三人受傷。
蘆漢鐵路是中國政府自主建設的重要項目,這些工程師及其家屬是受聘參加經濟
建設的。他們“接到即將發生嚴重危險的警告後”緊急乘船逃亡,並不是殖民主
義的征討隊。要這樣的逃亡者主動攻擊別人是不可能的。實際情況是:“官方派
一隊士兵護送他們,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點鐘,軍官們用一個小的事故作藉
口而離開了。在第二天早晨,他們被一群用大刀和長矛……的暴徒攻擊,而護送
的士兵也參加了攻擊;這次攻擊被打退了。”於是,他們棄舟登岸,邊打邊逃,
前後歷時四天,最後在天津歐洲人的救援下,才到達天津。

  類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獵過這段歷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這些暴行,使公
使團從反對召集衛隊,變為急忙調他們入京。

(4)不懂得解救和保衛教民是正義行動。

  歷來的辯護者,都在所謂6月12日開始的“獵取團民行動”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後,究竟發生了什??11、12兩日,大批義和團涌入北京,12
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亂,到處燒教堂、商店、殺教徒、教士和搶掠他們的財產。
“自十五(6月11日)以後匪徒以殺教士為名,任意焚劫民庶。” 激於義憤,
一些外國人組織搶救隊去搶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傳教士(絕大部分是中國人)。
“眾見禮拜堂被燒,皆怒……有人呼曰‘志願兵向前’諸人爭上,無退縮者……
彼拳匪經機關炮之掃擊遂退至路邊成一排,漸漸逃散……此次無號令,但如平常
行路之狀,步履甚緩,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
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
真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為照路之用”!“有自燒毀處逃避而
來者,皆面如白紙,手足戰栗,無復人形。有一看門人所遭尤慘,其家人、什物
均已無存,其父母、妻子及其親戚共十三人均被燒死,皆拳匪執刀逼之以投於
火。”北京天主教三個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庫教堂)外,東堂、西堂都被毀,
“有數胡同尸骸遍布,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處,有
裂成數塊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 從這一
天開始,“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等,焚
燒殆盡。教民之被戕者無日無之,棄尸於禦河中……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
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而平民之誤殺者亦多”。

  歷來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掐頭去尾,作為洋鬼子
殘暴的證據。請良知未泯的中國人靜靜想一想,我們究竟應該譴責還是贊揚這些
搶救隊?義和團的這些喪失人性的罪惡行徑應不應該曲為辯護?事關判別正義
和罪惡,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順便弄清西什庫教堂是不是侵略據點了。被困在這座教堂中
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軍官和41名士兵幫助防守。西方宗教傳入中國
後的作用頗為複雜,不能籠統說他們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傳
入,帶給中國的是文化盛宴。19世紀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既引起文化衝突和
對非教徒的欺壓,又是當時朝野興辦的各類學校、翻譯機構和報刊等新興事業的
主要骨幹,是推動中國文化、教育向現代轉型的重要力量。43名水兵官兵協助
固守西什庫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館區還有3150
位中國人和473名外國人(409個士兵不計在內)避免被殺戮。即使從人道觀點
看,增調的451名使館衛隊功不可沒!他們減少了中國政府和暴民的罪責,善莫
大焉!

  強詞奪理的辯解:義和團不敵視現代文明

  《反》文拾人牙慧,宣揚一個奇特的觀點:“義和團開始廣泛宣傳拆毀鐵路、
電杆,正是在列強以戰爭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的時候,而采取大規模實際行
動,則正是在清政府鎮壓期間和八國聯軍戰爭期間。”以此為根據,斷言義和團
不敵視現代文明。

  有些文章確實引用了一些說破壞鐵路、電線是為了作戰的史料。但是,沒有
注意到這些都是記錄者的判斷或推測,不是當事人自己認定的行為動機。現在爭
議的是義和團對現代文明的態度,即義和團的思想狀態,弄清楚他們自己的認識
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義和團的揭帖吧!1900年以前已經廣泛流傳,被研究者判定為“義和
團主要文獻”的《神助拳》號召:“燒鐵路,拔電杆,海上去翻火輪船。”1900
年4月29日北京西城區的揭帖又聲明:“彼等(‘洋鬼子’)在各地傳邪教、
立電杆、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惡擢發難數。” 有些為義和
團辯護的文章心虛,特地加了一個按語:“口號主要用於震懾洋人,評價時應主
要看實際行動。”可是,“立電杆、造鐵路”明明是與“傳邪教”等並列的五大
罪惡中的兩個,顯然是鬥爭的目標,而不是戰爭的手段。當要弄清行動動機的時
候,卻說口號不作數,這樣的辯解太好笑了。

  同時,《反》文忽視了,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不但表現在拆鐵路、拔電杆,
還有其他行為歷歷可數。

  他們冀圖消滅一切外來的物質文明:“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盂,
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閑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
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
“凡賣洋貨者皆逃閉,否則,團民進入,將貨物打碎,然後將房焚毀。住戶亦是
如此。各街巷拋棄煤油如潑髒水一般,各種煤油燈砸擲無數,家家戶戶尤恐棄之
不及,至貽禍患。” 這些人貪財愛貨,當貪欲大發作時,則洋貨也會囊括而歸。
逃難百姓“所有行囊包裹,無論巨細,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銀錢洋貨之物,盡數
扣留。”房屋“凡存有洋貨等物,搜搶一空,飽載而歸,謂之淨宅。” 6月16
日,當他們搶占了天津軍械所時,“軍械所內所存軍械,任拳匪隨便搶取,洋槍
藥彈,搬運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見洋槍槍刺,明潔悅目,亦遂各持一杆,
以為禦敵之具,然不諳用法,都成廢物”。 以有些義和團偶爾用洋槍、坐火車
為例,否定他們敵視現代文明,從史學方法說是以偏概全,從史識看則未能看透
這些暴徒的愚昧和貪婪的本性。

  外來文化更視若寇仇。1900年5月26日京城到處有義和團揭帖:“二十九
日(5月27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 儘管館
舍沒有燒成,但在他們的威脅下,“館中學徒遂星散一空”。 他們敵視現代教
育、文化的心態亦已表露無遺。此外,“凡讀洋書之學生,及著瘦小衣服者,皆
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見之,則指為奸細,揮刀亂刺。” “曾有學生六人,
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
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省視家屬,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
被匪系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
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

  還應指出:義和團事件是繼火燒圓明園後北京文物又一大劫難。“宣武門內
城根之大教堂,係前明敕建者。”被義和團暴徒燒毀了。 前門“城樓巨大之桷,
為緬甸麻栗樹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運至北京者,其乾燥如火絨,下面著火,
予等尚未及見,而其焰已上透於頂”。 一個澳大利亞記者“很傷心地看到翰林
院被大火燒毀。”為了“把洋人燒出來”,“這是一場可怕的大火,是駭人聽聞
的褻瀆神聖的罪行……珍貴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燒毀,有的被偷盜;數
噸珍本被扔進了池塘堙C”

  現代文明的核心是對生命的尊重。義和團及其支持者蔑視生命,令人髮指。
究竟死在他們手上的有多少人,很難算清。據當時的記載:僅北京一地,“城中
日焚劫……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
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

  其實,這些史料是研究過義和團事件的學者都知道的。唯一合理的解釋是:
《反》文掩蓋史實,強詞奪理。

  從四件史實看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反帝反封建”

  一場第二次鴉片戰爭打下來,割地、賠款,喪失了內河航行權。從後果看,
是加深列強對中國奴役的蠢行。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時至21世紀,《反》文仍認
為這場戰爭打得有理,並提出四個論點,嘵嘵辯護。為澄清是非,就讓我們一一
考察吧。

  (1)英國為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必然要尋找藉口開戰嗎?

  《反》文說:“西方列強雖然從中國取得了許多特權,但還要取得更多的特
權。它們還要求在中國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國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
設立使館。”這個論斷大約沒有人會反對。但是,它從而得出結論:“謀求在華
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它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
的一場侵略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問題只在發動戰爭的時機和藉口而已。”這就
值得商榷了。

  道理非常簡單,列強要謀求自己在華利益,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用戰爭手
段。歷史拒絕宿命論,只要應對得當,戰爭未必爆發。政治家的作用,就是在一
定條件下,謀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外國如此,中國也不例外。有些情況下,是官
員無能或愚昧帶來國家災難。不好好反省,從中找出經驗教訓,為後人提供鑒戒,
卻歸結為歷史必然,這是不負責任的搪塞,為高明的歷史學家所不取。

  是不是謀求鴉片貿易合法化,“新的一場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呢?”歷史進
程有很多偶然性,從而為人們的選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侈言必然並不明智。以
這時的鴉片貿易來說,我們應該注意到三個情況:

  第一.鴉片貿易合法化問題並不嚴重。

  鴉片戰爭以後,鴉片貿易沒有受到太大的阻礙。進入五十年代中,與太平天
國的戰爭耗費很大,急需搜括軍費,各地迫不及待對鴉片收取厘金。1857年春
天,福建甚至為此公開遍貼布告。就在這一年十一月,咸豐皇帝發出“上諭”:
收取鴉片稅“即或因防剿需費,姑為一時權宜之計,亦不宜張貼告示,駭人聽
聞”。論者認為:“此諭一出,實際上批准了鴉片稅,也標志著清王朝對鴉片的
正式解禁。” 在1858年10月13日舉行的《海關稅則》談判中,鴉片貿易合法
化問題提出後,中國代表甚至“沒有表示反對”。

  第二.把鴉片稅納入中英1858年《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1860
年批准),從而使鴉片貿易正式合法化後,鴉片進口總的趨勢是增加不大。“1840
-1894年鴉片進口,包括走私在內,約計388萬擔”。 平均每年約七萬擔,而
六十、七十年代都沒有達到平均數,八十年代增加3%,達到年均七萬二千擔,
九十年代又降至五萬八千多擔。

  第三.在英國的政治制度下,要進行一場戰爭,並不容易。亞羅號事件發生
後,英政府冀圖擴大戰爭,就在議會中引發一場風波,導致重新大選,才如願以
償。

  1854年10月英國向清政府提出十八項要求,其中確有修改《通商稅則》並
准許鴉片進口一項,其餘項目大都是保持兩國正常交往、貿易正常進行的有關事
項。外交是雙方利益的博弈。這些要求可以談判。但是,作為負責外交事務的最
高行政官員,葉名琛的慣用辦法是拒絕與西方使節見面,對各種要求一律拒絕。
就是這種極端愚昧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其實,第二次鴉片戰爭有兩個關節點,只要其中一個處理好了,戰爭就不會
爆發,或爆發了也不會釀成這麼大的災難。第一是廣州反入城;第二是交換《天
津條約》批准書。還是讓我們考察一下有關情況吧。

  (2)廣州反入城有理嗎?

  第二次鴉片戰爭雖說有四個原因(反入城、馬賴神父被殺、修約、亞羅號事
件),從1842年《南京條約》訂立後開始,延續十多年的廣州反入城,無疑是一
再激化矛盾,直接點燃戰火的原因。《反》文說:“其實中國官方在英國的壓力
下,已經同意英國人可以入城。但是廣州城?內外社團、士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
入城,甚至不惜開戰,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協’為由,推遲入城的時間。鴉片戰
爭期間英軍的暴行和鴉片戰爭後多起英人恃強作惡的中外糾紛事件,是造成廣州
民眾仇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民眾的仇外情緒當時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廣州民眾反入城鬥爭當時有其發生的條件。”

  其實,廣州反入城完全是宗法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產物。為什?五口通
商其他四口都比較順利,而廣州卻枝節橫生?是不是其他四口人民都不愛國,廣
州人愛國情懷卻超越群儕嗎?實際情況並不如此。這一鬥爭的主要領導人梁廷楠
寫道: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門,士民無敢以為言者……不知職貢諸國,非驗貢
不得入……惟廣東民習見暹羅、越南,必隨貢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
無之,以為中外大防,正系於此。” 也就是說,英夷不是來朝貢的,不夠格進
入廣州城!他們是在維護封建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毫無關係。

  不但如此,反入城完全是在封建統治者操縱下進行的。以1849年反入城為
例,他們明知“夷人之申請入城也,事則違例(違反朝貢的傳統),而成約是循
(符合條約)”,仍然與兩廣總督徐廣縉和廣東巡撫葉名琛唱雙簧,徐、葉大打
民意牌,將軍、都統等武將則會同士紳組織民眾。出面組織的九人中,六人是監
院(校長)等現任學官,其餘是候補官員。而從皇帝到地方督撫無不堅決支持,
事後徐廣縉、葉名琛均封爵升官,其餘參與的官員和士紳約四百人,一一得到朝
廷的封賞。

  這些“民意”並非不可解決的。1866年郭嵩燾在廣東巡撫任內,因為潮州
開埠八年洋人仍然無法依約入城,傳令潮州士紳十多人到省城,給他們講清道
理,施加壓力,問題便迎刃而解。 廣州反入城鬧到不可收拾,關鍵在皇帝和官
員的觀念太落後了。

  官民合作,維護朝貢的威嚴,直接後果是1858年1月,廣州被英法聯軍攻
陷,被占三年,廣東巡撫柏貴同占領軍合作,出現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傀儡政權。
更嚴重的是,他們揮師北上,攻占大沽,迫使清政府簽下割地賠款的《天津條約》。

  要反封建,就應把這些封建統治者及其意識形態的固陋禍國如實告訴讀者。

  (3)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嗎?

  《反》文強調:1859年6月25日下午,英法聯軍“向大沽炮臺突然發動進
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沈擊毀英法兵船十多隻,斃傷英
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
軍艦首先向大沽炮臺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
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

  英法聯軍1858年攻打大沽炮臺就再一次坐在侵略者的位置上了;清政府被
迫簽訂的《天津條約》是不平等條約。這些都是應當譴責的;是誰先開炮,有兩
種說法,很難辨清,也不是特別重要。可是《反》文完全回避的咸豐皇帝和僧格
林沁親王不顧國家安危,早已設下圈套這個重要情節,以及他們這類行動的目的。

  為什?1859年交換批准書會節外生枝,闖下京師被占、圓明園被燒,簽訂
更加屈辱的《北京條約》?史學研究已經揭示,不是什麼“反帝”或事關國家利
益的那麼嚴重的問題,而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對外國公使駐在北京!《天津條約》
談判過程中,“咸豐皇帝指示桂良一爭再爭,最後不惜於決裂開戰,就是為了廢
置公使駐京等項。”條約訂立後“英、法、美等國之所以堅持要在北京互換,是
因為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在兩廣總督衙門發現了……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批准
文本,對這些重要的文件……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驚奇……清朝之所以不
願意在北京互換條約,是因為聽說公使們到了北京後要按照西方的慣例、用西方
的禮節覲見皇帝、親遞國書!”

  從乾隆皇帝到咸豐皇帝他們堅持可笑的天朝禮儀、天朝體制是愚昧,《反》
文把這些禍國蠢行說成是“反帝”,從客觀效果看,是在愚弄讀者!

  (4)馬賴事件沒有違反程序正義嗎?

  《反》文振振有詞說:“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
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
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稍為瞭解一點法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馬賴是不是該死是實質正義問題,而要
不要依照條約將馬賴“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才是程序正義問題。

  再看看當時的有關案例吧。1854年“4月,法國教士孟振生在直隸安肅縣被
捕,11月,孟被押往江蘇。” 這樣按照條約的規定辦理,沒有惹來任何麻煩,
也沒有損害國家利益。其他話就不用多說了。

  銘記兩條慘痛的教訓

  筆者的一篇文章,引起一場風波,無非是今日中國學術文化狀況的一個側
影。誰是誰非,同一切學術問題一樣,只能由時間和讀者作出自己判斷。作為當
事人之一,還有兩句話不能不說:

  (1)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必須清算暴民專制的傳統。

  19、20世紀中國有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肆意進行暴力活動的傳統。從義和
團到文化革命,打著“扶清滅洋”、“反帝反修”的旗號,幹的是殘害民眾、破
壞社會秩序和正常國際關係的的勾當。不清算這些殘暴行動及其思想影響,讓其
繼續毒害青少年,法治就無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徹底批判其淵源——
義和團,在適當氣候下,那些暴行就會死灰復燃。

  (2)為了中國的未來,應該努力維護學術自由。

  階級鬥爭極端化的奇談怪論是製造學術災難的開路先鋒。學術、政治、歷史、
現實本來有嚴格的邊界,把這些邊界搞渾,是鎮壓知識分子的反右派和其他類似
災難的理論根據。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得到保障,這些
界線尚且需要劃分;在現代化仍是奮鬥目標的國家,劃分這些界線,為學術留下
一線生機,是頭腦稍為清醒的黨政官員都努力維護的。

  此次風波中有一個奇談怪論應該引起人們的警惕:把“奴化影射史學”的帽
子往別人頭上戴。

  什?“奴化”、“一僕三主”之類的讕言,體現了最惡劣的文革遺風,也是
這些人品德和學養的體現。而所謂“影射史學”是文化專制主義打人的大棍。姚
文元、戚本禹等人已經有過十分拙劣而又殘酷的表演。嚴肅的歷史論著的基礎是
史實,合格的批評首先應該考察它是真是假。所謂“影射”都是帶有主觀色彩的
解讀,與歷史論著本身根本無關。今日重新揮舞這根大棒,這些人意欲何為?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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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此遙遠卻轉瞬現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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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May 13 08:59:1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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