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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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 上篇：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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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金耀基先生「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一文。 大學之理念，
時報出版◎
一、現代大學之源頭與原義
大學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國的先秦，西方的希臘與羅馬，但現代大學之直接源
頭則是歐洲中古世紀的大學。大學是中古的特殊產物，中古是宗教當陽稱尊的世
紀，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向來是學術上纏訟不休的事，但沒有人否認大學是中古
給後世最可稱美的文化遺產。
University 一字原無確指，與 community，college 二字通用，之後，則
成為一種特殊的基爾特 (guild) 之稱謂。與英文 university 一字最接近的中
古稱謂是 studium generale ，他是指「一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的地方」
，而非指「一個教授所有課程的地方」。而中古時 universitas 一字則指一群
老師宿儒 (masters) 或一群學生所組合的學術性基爾特而言。到了十五世紀，
studium generale 與 universitas 二字變成同義，都變成英文 university
的前身了。
中古大學中以法國的巴黎大學，義大利的勃隆那 (Bologna) 為最早，或稱
為中古大學之原型，兩者皆是十二世紀出現者，其他如英國的牛津、劍橋，義大
利的薩里諾 (Salerno)，德國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學的佼佼者。中古
大學與宗教不能分，大學最早是寺院型態，之後才成為基爾特性格，並從宗教中
逐漸解放出來。就今日的大學來說，牛津與劍橋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學原趣的，
至少牛劍是從中古一脈相傳下來，在七八百年無數的變遷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的
性格的。
中古大學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世界精神，超國界的性格。十四世紀歐洲在學
問上有其一統性，他有一共通的語言（拉丁語），共通的宗教（基督教），教師
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從勃隆那到巴黎，從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世
界裡，甲大學的學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國乙大學學者的款待，論共通的書，談共
通的問題，賓至如歸。中古大學的「世界精神」後來因拉丁語的死亡，宗教的分
裂而解體，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才又漸漸得到復甦，至二十世紀則又蔚為風氣。現
代大學的「超國界」性格的基礎則不在共同的語言或宗教，而在科學的思想，而
在共認的知識性格，此所以現代大學之間常有學術會議、交換計畫等等。
二、大學的理想與性格
大學的理想和性格幾個世紀來以發生許多的變化。第一本給大學系統性地刻
畫一個明確的圖像的重要專著也許是十九世紀（一八五二）的牛津學者紐曼 (
John H. Cardinal Newman ) 的「大學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紐曼認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 ，培育紳士的地
方。（雖然他也認為大學可以訓練職業人才），他以為大學之目的再「傳授」學
問而不在「發展」知識。他說：「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的與哲學的發明，那麼
，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紐曼之書為論大學之經點。他心中大學所
應培育之紳士乃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識見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響英國教育甚
鉅，亦是十九世紀牛津、劍橋之教育蘄向。簡言之，紐曼之大學理想著重在對古
典文化傳統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則在對一種特殊型態之人的「性格之模鑄」 (
character formation ) 。紐曼的大學之理念顯然是「教學的機構」，是培育「
人才」的機構。這個理念也許是古典大學遺留給今日大學教育最重要的遺產。
十九世紀末時，大學的性格開始巨大的形變。這一改變使於德國。德國大學
亦由中古一脈相傳而來，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時，在洪博德 ( Von Humboldt )
及阿爾托夫 ( Althoff ) 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學首先舊瓶裝新酒，徹底改制
，擺脫中古的學術傳統，標舉大學的新理念。他們大學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學為「
研究中心」，教師的首要任務是自由地重事於「創造性的學問」。每個學生則如
Helmboltz 所說，應該至少再日益增大的「知識金廟」上置放一塊磚石。這種大
學的理念與紐曼所懷抱者迥然不同，因為他所重者在「發展」知識而不在「傳授
」知識。當然，大學仍把「教學」看做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國這種大學的新理
念逐漸影響到歐洲各國，並對美國大學發生根本性的沖激。中國現代教育家蔡元
培之改革北京大學就是以德國大學為模式的。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確成為世界大
學的耶魯撒冷。
德國大學的新理念，在美國大學的先驅者佛蘭斯納 ( A. Flexner ) 的「大
學」( Universities ) 一書中獲得系統性的闡揚。佛蘭斯那的「大學」一書成
於一九三０年，已被公認唯一部論大學的現代經點。他再該書第一篇舊標舉出「
現代大學的理念」( 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 ) 。他特別強調「現代
大學」，以別於早他七十幾年的紐曼之「大學」。佛蘭斯那肯定「研究」對大學
之重要，肯定「發展」知識是大學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卻給「教學」以同樣重要
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學」；也即大學之目的不只在
創發知識，也在培育人才。佛蘭斯那對大學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為大學必須是
一「有機體�2v( organism )。他贊成大學應該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
及「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但他反對大學訓練「實務人才」，反對大學開設職
業訓練 ( vocational training ) 之課程，他也反對大學無限的擴大以破壞它
的有機性，他更極力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社」( service station ) 。他
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徵」，但他不以為大學應該隨社會的風尚、喜惡而亂
轉，他並不以為大學應該是「象牙塔」，但他強調大學應嚴肅地批判地把持一些
長久的價值意識。
論大學理念的書與文，不知凡幾，但德國哲人耶士培 ( Karl Jaspers ) 的
「大學理念」(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 一書卻值得特別一提。耶士培
此書成於希特勒統治崩解，德國大敗，德大學受創極深之際。他以哲人之智慧，
籌思人類學術的路向，發揮大學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學之使命只在忠誠於真理之
探詢。在他，大學乃是一師生聚合以追探真理為鵠的之社會而已。他認為大學乃
為對知識有熱情之人而設。真正的大學必須具有三個組成，一是學術性之教學，
二是科學與學術性的研究，三是創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則必歸於衰
退。耶士培特別強調大學是一「知識性的社會」( intellectual community )，
也以此特別強調學術自由與容忍的重要。同時，他也肯定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模鑄
整全的人。這就是他所以主張在教學與研究之外，大學更應措意於創造性之文化
情調。從理想上說，師生之間應該有蘇格拉底式的對話。耶士培重視大學之尊嚴
與獨立性，以大學為「國中之一國」，但他不以為大學可遺世孤立，故他極力主
張把「技術」( technology ) 引進大學，並以為技術在大學應佔一中心位置。
【許多古典大學如牛津、劍橋都以技術不登大雅之堂，而長久以來均加以拒斥。
但目前則已有變。就此點言，劍橋的艾雪培 ( E. Ashby ) 爵士可說是耶士培的
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術人文主義」的理論。】耶士陪相信組織的整全性，
他認為瞭解事物現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慾的鎖鑰。但知識之發展卻不能不靠分
工，知識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賴學術的專精。事實上，學問上分為院系可以追索到
中古大學。耶士培不反對學術之專門化，但他強調知識應該有一整全的存在。大
學應該是一有機的整體，在中古大學，這種整全性與有機性是存在的，但他以為
今日的大學都成為一組無所關連的學科的聚合，並沒有整全的有機性。當然，我
們不能回到中古，但現代不斷膨脹的知識與研究又應如何在大學中加以整合呢？
關於這一點耶士培與佛蘭斯納一樣，都提出了很多的理念，很好的問題，但卻並
沒有真正有利的答案。
自二次大戰之後，大學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發展。而在美國尤其獲得
快速與驚人的成長。在一八七六年前，美國只有書院 ( college )，還談不上有
真正的大學，而此後在吉爾曼 ( Gilman ) 與愛略特 ( C. Eliot ) 等人的改革
發展下，步德國大學的後塵，才一步步提高大學的水準。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大
學不但在量上言為舉世之冠，在質上言，其一流學府，如哈佛、柏克萊、芝加哥
、耶魯等較之歐洲任何大學亦毫不遜色且或更有過之。時至今日，論者幾莫不以
美國為當代大學之重鎮。美國大學之發展自與其國力交光互影，彼此影響著。講
美國大學，當然須知其品流參差，但我們所應注意者則是那具有領導性地位的大
學，看看他們的理念與性格。就我所知，對美國大學之發展有極深瞭解而能掌握
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 ( Clark Kerr ) 。克爾的「大學之功能」
(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 一書，其論點與見解極多挑激性，是瞭解當
代大學不可不讀之書。美國的先進大學，一方面承續德國大學重研究之傳統，一
方面也承繼英國大學重教學之傳統。我們可說，美國的研究院採德國模式，大學
部則多少受英國影響。但當代的美國大學，如克爾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
式，而發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國的大學狂熱地求新，求適應社會之變，求趕上時
代，大學已徹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由於知識的爆炸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之依
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 knowledge industry ) 之重地。學術與
市場已經結合，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象牙塔內與象牙塔
外的界線越來越淡漠，甚至泯滅了。
大學內部則學生可以多達五、六萬，甚至十萬以上；學術之專化更是驚人，
如整個加州大學課程之多竟達一萬之數，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無
法做有意義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著力所在多係研究，教學則越來越被忽視。教
授的忠誠對象已不是大學，毋寧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會，西屋公司，或華盛
頓。一個教授所關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評價，而是其他大學乃至其他國
家的大學的同行的評價。大學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它的成員已不限於傳統的
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還包括許多「非教師」的教學人員（如研究教授），它
的組織以不止限於學院 ( faculty )，書院 ( college )，還包括無數的研究中
心、出版社、交換計畫中心……它的活動以不止限於研究、教學，還包括對外的
諮詢，與國外的合作（加州大學的研究計畫涉及五十幾個國家）等等。總之，在
數量、組織、成員、活動各方面，今日美國的大學與以前的大學已大不相同。這
種大學的理念及性格與紐曼的構想固然相去十萬八千里，與佛蘭斯納、耶士培的
構想也炯然有別。克爾認為紐曼心目中的大學只是一「鄉村」，佛蘭斯納心目中
的大學也只是一「市鎮」，而當代的大學則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爾對
美國大學的巨變雖然認為不是沒有問題，但他顯然是樂觀而正面地加以肯定。他
同意哥頓 ( D. S. Gordon ) 所說真正的美國大學，還在未來。但他肯定今日的
美國大學將成為世界各大學的模型。克爾給今日美國大學一個新的稱呼，即
multiversity（勉譯為「綜集大學」）。因為它的性格已不是 university 一字
所能表達了。克爾的 multiversity 一詞確是神來之筆，因為他的確很象徵化地
表顯了當代大學的性格。誠如他所說，今日大學不再是佛蘭斯納所說的「有機體
」，不再具有統一性，而毋寧是一多元體，並具有高度的多樣性。他老老實實地
說，multiversity 不是一個和諧合調的組織，他也不是一個「社會」（如耶陪
所說的大學是一「知識性的社會」），而是許多個不同的社會，或者說是一個多
種目的之多元性社會。在此，我們先不必對克爾的「綜集大學」的概念加以批評
，但要指出，克爾的確很有利而生動地描繪了當代美國居領導地位之大學的性格
與動向。事實上，他並沒有太誇張，美國這種大學的理念與性格確已越來越為其
他國家的大學有意或無意地視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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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 下篇：對大學一些問題的探討
發信站: 由 獅子吼站 收信 (Tue Aug 18 08:08:27 1998)
◎本文轉載自金耀基先生「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一文。 大學之理念，
時報出版◎
在上篇，我們已做了一些對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的論述。這些看法只是
比較有代表性的，當然不能說沒有其它的看法。事實上，「什麼才是一真正大學
？」並非容易有一絕對的答案，且常是爭論不休的。同時，我們要知道，大學不
是存在於社會的真空的，他是大社會的一個組成。因此，大學的理念與性格不是
長久不變的，它不能不因社會之變而有變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大學在
教育民主化及知識爆炸的刺激下，大大發展，但大學，特別是克爾的「綜集大學
」，也出現了種種問題，甚至可慮的危機。在這一篇裡，我將提出今日大學所面
臨的一些共同問題與挑戰，以供大家思索與探討。
一、專精與通博
大學教育，自古分科，孔門之學即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南朝宋
文帝將大學分為「玄」、「儒」、「文」、「史」四學。西方中古大學亦分文法
、修詞及邏輯三科，或算數、幾何、音樂及天文四科，學術需專攻，應是無可置
疑的。但今日學術專門化越來越烈，越來越細，不止發生施諾 ( C. P. Snow )
所說兩個文化之對壘問題，且是「多種文化之相隔」之問題，不止發生「隔行如
隔山」現象，即使同行之學者亦往往無法溝通其所見所學。「道術分裂」一致於
此，學術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見木不見林，知識之整全性之掌握則戛戛乎難了。
誠然，專業化是學術發展中不可避免的，懷海德 ( Whitehead ) 且說：「我確
信在教育中，你排除專精 ( specialism ) ，則你摧毀了生命。」今日知識上的
許多突破顯然與專業化有關，而就大學教育來說，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
至於社會之職業結構越來越需專門知識的情形下，學生專修一科一系也勢必要的
，但大學教育畢竟不應只是訓練一技一能之士。一個大學生應該對人類知識文化
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對自己民族的學術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賞與把握，同時，他應
該養成一種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一種對真理、對善、對美等價值之執著的心
態。世界大學莫不對於學科綜合的問題視為知識學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戰。在知
識學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說之一有機的整體，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學與科學之整
合已經困難重重，更何況集各種學術而治為一爐？至於教育上則歷來莫不在專精
與通博上求統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則有多種：牛津之 Modern Greats 合政治
學、哲學、經濟學而治之是一途；英基爾大學 ( University of Keele ) 之將
第一年定為「基礎年」( Foundation year ) ，旨在探討西歐文明之背景、遺產
、成就及其問題是另一途；通過科際整合之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又是一途。至於美國之博雅教育 ( liberal arts education ) 及通識教育
( general education ) 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徑。香港中文大學除由大學提供專
科教學外，又由書院提供通識教育亦可說是一條值得走的道路。但專精與通博的
平衡之路仍然值得不斷探詢的！
二、教學與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學莫不承認大學不只是「傳道、授業、解惑」而已，他更負有
培根所倡的「發展知識的任務」。德國大學首先標舉研究之重要，確使大學之學
術性格更見精純。而今日美國許多大學則越來越重研究，所謂「出版或死亡」
( publish or perish ) 且寖假成為教師升遷及實授與否的唯一標準。不研究、
不出版在美國主要大學中是無立足之地的。不能否認，大學之重研究與出版具有
提高學術水準的功能，不過把研究與出版提昇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衡量教師成
就的標準時，則不能不說無其偏弊。其弊端之一顯然是把教學的重要性壓低了。
由於研究之受到如此重視，許多教授的精神時間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對之
下，教學，特別是大學本科教學，是居次要地位了。師生之疏離故因而日漸嚴重
，即教師之認同亦字其所屬之大學而移轉到支持其研究經費的基金會，公司或政
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學不過是一傳社，而大學之為一「學人之社會」之理念
亦因而受到傷害。關於教學與研究之關係，究為相輔相成，抑是相剋相抵，常為
學者辯爭之論提。我們以為研究與教學在一適當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與教學
相剋，而且相輔相成，因為教師只有通過研究才能使其教學更有內容，更有創造
性之發揮；同時，也只有通過教學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靈上之衝激。
若過份偏於教學，則大學較之中學實無大別。反之，若過份偏於研究，則大學將
成為研究中心，而實無保留大學之名的必要。但我們應如何對教學研究取得一適
當的平衡呢？
三、學術的獨立自由
中古以來，大學求獨立自由，經過無數的奮鬥與努力，它們向教會爭自由，
向皇室爭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權勢爭自由。一部世界大學的發展史可說是一部爭
學術獨立自由的歷史。大學之學術獨立自由是不可視為當然的，是相當脆弱的。
德國大學有很高的獨立自由，但希特勒當政時即徹底摧毀了大學的獨立自由，而
一切極權國家亦根本不承認大學之獨立自由。此耶士培所以在他的「大學的理念
」大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他以為大學必須具有「知識
上自由的交流」。誠然，不如此，則學術窒息，知識墮落，大學成為社會政治的
附件，大學也不成為大學了。民初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大學獨立自
主的信仰與守護者。他曾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又說：「我素信學術上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
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它們並存
，令學生有自由選擇之餘地。」他相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
為大也」。一位曾在北大受教育的學者洪炎秋先生說：「北大的好，就好在它的
師生，大都帶有狂狷的傾向，所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就是所謂的
『獨立自由的精神』的意思」。英哲羅素認為在教育過程中，不能免於有爭論性
的意見，也不能避免與當代有關的問題，在學校中即使有政治性的宣傳也不足危
害，但真正足害於教育者是「單面的宣傳」，是一種聲音，一種獨斷的聲音。的
的確確，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應該是大學的「最高的原則」，只有在這個原則的堅
持與維護下，大學才能致力於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辯難析理的過程中將錯誤、獨
斷的假知識減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磚一石的建立起「知識的金廟」來。
四、知識與德性
大學之目的之一在培養人才，殆為不爭之論。雖然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常因國
家文化之別而有異，牛津劍橋於十九世紀在培育文化型的紳士與行政人才；美國
的博雅書院 ( liberal arts college ) 在培育民主社會之公民；蘇聯的大學則
在訓練技術人才（此雖與馬克斯之反職業的想法相異）不一而足。從大學的發展
史來看，大學越來越專業化，培育之人才亦越來越重職業之專才，而在工業化的
社會中，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種「人力投資」，大學更成為「知識工廠」，旨
在訓練社會各業的「人力」。關於這一點，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士 ( R. Hut-
chins ) 是最不能容忍的。他認為大學教育之目的不在訓練「人力」( manpower
) ，而在培育「人之獨立性」( manhood ) 。在這裡，我們要提出大學教育是否
應該在知識以外，更應重視德性的問題。德性之重要我想是無人會懷疑的，德性
之重視可說是自古以來中西教育所同然的。中國向來把「尊德性」與「道問學」
並提。錢賓四先生指出中國的學問傳統向來有三大系統，他說：
「第一系統是『人統』，其系統中心是一人。中國人說：『學者所以學作人
也。』一切學問，主要用意在學如何做人，如何做一理想有價值的人」。「第二
系統是『事統』：即以事業為其學問系統之中心者。此即所謂『學以致用』。「
第三系統是『學統』，此即以學問本身為系統者，近代中國人常講『為學問而學
問』即屬此系統」。
中國之學問最重第一系統，及『人統』。大學中所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即是此意。當然，如錢先生所示，中國的宋儒，對第二
系統、第三系統亦甚重視，而清儒則對第三系統更見著力。不過，比較起來說，
西方現代大學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統，即知識學統，此紐曼即以大學之任務是「知
識性，而非道德性」的。不過，西方早期宗教氣質濃厚的大學也是重視第一系統
的，亦即重「做人」系統的，譬如一百年前劍橋的克萊亞書院的學生，他必須完
全符合英國教會的教條，否則就不能畢業。今天，在原則上，任何大學都不會否
認「德性」之緊要，但在實行上，則什麼是聘請教師或招收學生必備的德性條件
，卻非易決定。我們常聽說「高尚的情操」，「尊貴的人格」，「正當的行為」
這些話。但在一個急遽變遷而多元性的社會中，要絕對界定這些德性的要求，則
是難之又難的。以此，我們看到世界大學對教師與學生的行為有越來越自由放任
的傾向。
談到道德的絕對性，法國生物學家蒙諾 ( Jacques Monod ) 相信，只有「
科學方法」才是人類道德唯一的範典。其他道德則皆不足恃。蒙諾的「科學方法
」主要是指對真理追求之真誠不欺。無疑的，蒙諾的答案是不周全的，不過，它
的說法也非無價值。事實上，一個人對真理與知識有絕對真誠乃至進入宗教感時
，則真正達到言行一致，表裡無違的田地，這當然是一種德性。能夠尊重客觀證
據，一以理性為導引之人，必不會「曲學阿世」，曲學阿世是學界之賊，自不應
立足於大學。西方大學以「學術真誠」做為學者人格的標準，〔施諾 ( C. P.
snow ) 的「大件事」( The Affair ) 一小說中對此描寫甚好。〕同時，以「
學術欺騙」( academic dishonesty ) ，如抄襲、舞弊，為大學生之德性的大缺
點，非無道理。但蒙諾以「科學方法」為道德範典之說顯然較偏於知識世界，較
偏於「真」的領域，而於人事世界，於「善」與「美」的領域則較難適用。但如
前所說，一般德性又難於建立一共認的標準，以此，劍橋的艾雪培乃老老實實地
主張，與其空談一些無法真正有拘束力的道德口號，不如承認教育是一種職業，
建立一套職業的倫理規則 ( ethic code ) 以為遵守。他所提出的是教師應立一
Hippocratic Oath（古時行醫者所發的誓約）。教師「誓約」之約束教師對學生
之責任，猶之乎醫生之對病人然。艾雪培的提議是很嚴肅的，但他提出的教師誓
約的內容卻還是不夠清楚，且是偏近於知識的真誠的信守方面，這對於中外大學
傳統上所要求的德性一點還是不足的。特別是如何發展大學生的「德育」上還需
要我們進一步的探討。
五、書院的文化生活與品性之培養
在第一義及最後義上，大學應該是一研究學問、追探真理的地方。但我同意
耶士培的說法，大學在研究與教學之外，尚應有「創造性的文化生活」。實際上
，第一流的大學，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大學，無不有意無意地都在培育一種文化生
活。牛津、劍橋固以此聞名於世，即使哈佛、耶魯、海德堡、東京帝大，以及過
去的北大等，亦無不在知性生活之外，尚有其豐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常決
定大學的風格，常影響學生的氣質品性。文化生活簡單的說就是生活的有文化。
我這裡所用「文化」一詞非文化人類學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種有文學氣質、有
人生情調、有生命意義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文化生活裡，華貴而不可有銅錢臭，
儉樸清素而不可「辣撻」無理數。紐曼也許是對的，「大學不是詩人的生地」，
但一間大學如果不能激起年輕人一些詩心的回蕩，一些對人類問題的思索，那麼
這間大學之缺少感染力是無可置疑的。
大學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種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學者居席一堂，朝夕切
磋，顯然是有利的因素之一。牛劍之書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哈佛羅威爾 (Lo-
well ) 所倡的「屋舍制」 ( House System ) 則是循牛劍的軌跡，紐曼說：
「假使給我兩個大學，一個沒有住院生活和導師制度，而只憑考試授予學位
的，一個是沒有教授和考試，而只聚集著幾輩少年，過三四個年頭的學院生活的
。假使要我選擇其一，我毫不猶豫地選後者」。
今日的大學，如前所述，已經漸漸成為克爾所描寫的「綜集大學」，那是一
個龐大複雜的多元化「城市」。在一個幾萬，乃至超過十萬人的大學，的確更能
有網羅師資，發展研究的能力，但要想出現一個有整體性的有機性之文化生活是
不可能的。求大求新已是今日大學有力的趨勢，這對教學，對師生之關係所造成
的壞影響是不能忽視的。其實，就是克爾本人也感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
他認為，「在大學越來越大之際，如何使大學看來小一些」是一挑戰性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不妨提一提牛津經濟學者舒美克 ( E. F. Schumacher ) 的「小是
美麗的」( small is beautiful, London: Abacus 1974 ) 這本風行一時的書。
他承認巨型組織在今後是少不了的，而最根本的任務是「在大組織中獲求精小」
。赫欽士也認為今日大學之為一科層組織 ( bureaucracy ) 殆不能免，但如何
一方面保有其「大」的好處，一方面能維持一個「小」的範圍而使師生多相接觸
則為上策。他的構想是把大學轉為許多小型書院的聯合體。當然這就是牛津、劍
橋的模型，也是佛蘭斯納大家讚美的模型，今日中文大學亦可說是依此而組織的
。今日書院當然以不能小到如詩人米爾頓 ( J. Milton ) 論教育中所講的以一
百五十人為度了（劍橋小的書院仍如此，但大的書院則亦逾千人了），但書院的
規模畢竟對師生之接觸還能提供一個較親切的環境。
我以為規模較小的書院，在師生經常接觸的基礎上，提供較多的機會，使不
同專長的教師間有對話，使師生間有對話，使不同學科的同學間有對話，這種對
話是經常的，是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會形成一種知識性、社群性與文化性
的溝通，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書院成為一有機的「學人社會」，且有更多的
可能性幫助學生發展其「德育」。我這裡所謂之「德育」是指學生的「品性之養
成」，而不是指一種狹隘或獨斷的政治上或宗教上一派一宗的思想或教條的洗禮
。
近代哲人布勃 ( Martin Buber ) 對教育的看法是與中國的傳統比較相契的
，他說：「真正配稱為教育的，主要地是品性的教育 (education of character
) 」。而如何協助年輕人養成其品性則是教育者最大之任務。無可置疑，品性教
育之成功不能靠「說教」，而必須靠「身教」，這只有再一個心靈與一個心靈真
誠相遇時，才能彼此發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師對學生最有益的幫助不在
抽象的不關痛養的說理，而在如何切己相關的提出他的感受與判斷。布勃說：「
籠統地口授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是他（教師）的責任。他的責任是回答具體
的問題，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問題，這，我說過，只
有在一種有信賴的氣氛下才能發生。」
大學生不是中學生，大學對他（她）不再、也不應提供褓姆式的照顧，他應
該也必然會自我尋求生命之意義和人生之目標。在最後的意義上說，人之成長（
包括自我形象與自我認同之形成）是要靠他（她）自己的。人是不能永遠沒有孤
獨的時刻的，人需要孤獨以創造思想，以體認人生，但人之為人，人之成長需要
靠頭腦與頭腦，心靈與心靈之相遇和對話。一個書院之可貴就在於許多頭腦，許
多心靈可以不時的相遇和對話。就在這種不經心的，習以為常的師生之接觸下，
假如年輕人能夠對偉大的重要的價值有所體悟，有所執著，那麼他（她）的優異
的品性就在不知不覺間發展出來了。我十分欣賞懷海德 ( A. Whitehead ) 所說
：「除開對偉大的事物有自自然然的洞察力 ( habitual vision of greatness
) 之外，道德教育是無可能的」一句話。這也可以說唯能見乎大，立乎大，然後
才能有狂有狷，才能有格調 ( style, 懷海德所用字) ，也才不會沉耽於追逐短
暫與微細的事物。書院的理念，誠如邱白勒 ( E. Trueblood ) 所說，是為年輕
人「提供一個可以獲得整個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長的情境」。
六、象牙塔與服務站
古時大學或書院大約都好建造於深山白雲之鄉，以期遠離塵俗，即使座落在
大都名城亦是高門危牆，自成一天地。牛津、劍橋的一個個書院，其門牆之內外
，有如兩個世界。昔時確係以高門危牆象徵靈俗兩界之隔。中古時候，大學有所
謂「學袍」( Gown ) 與「市鎮」( Town ) 之爭鬥，學袍者象徵學府，市鎮者
指社會之權力。大學與社會似乎始終存在著一距離。而大學亦給人一種崖岸自高
，遺世獨立的感覺，我不知從幾時開始大學有被稱為「象牙之塔」者。所謂象牙
之塔，其義與丁尼生所倡「藝術之宮」一詞同（此指為藝術而藝術，無視社會痛
苦而言），大約指大學只為知識而知識，並不關心大學外面的民生社會之問題。
如大學之被稱為象牙塔確係指其「為知識而知識」而言，則歷來許多偉大的大學
確是「象牙塔」。而許多論大學之理念如耶士培者，亦均認為大學應只以追求真
理為鵠的，且不管其對社會之影響為如何。持此種看法者，都認為唯如此，學術
始得發展，真理始能漸現，而知識之金廟始能建立，而大學隊一時一地雖或無貢
獻，但持之恆久，必能增進人類之智慧與社會之福祉。在某個意義上說，大學之
為象牙塔的確有些知識的貴族感，也的確有意地在與社會保有一心智上的距離，
而大學亦以此而自成為一獨立的「學人之社會」。但到了現代，教育在民主化、
平民化與社會化的意理沖激與壓力下，大學的「象牙塔」形象已成為批評譏諷的
對象，大學的大門已經不能不向大社會敞開，大學已被迫或自動地對社會提供實
用而逼切的「知識」，以作為其存在之合法性的基礎。自二次大戰之後，大學與
社會的結合更進一步。至於在「綜集大學」的理念下，則大學與社會已結成一片
，大學已不再是一獨立的「學人之社會」，而成為大社會知識工業的精神中樞。
今日，大學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務站」了。社會要什麼，
大學就給什麼；政府要什麼，大學就給什麼；市場要什麼，大學就給什麼。大學
不知不覺地社會化了，政治化了，市場化了。大學與外界間的一道有形或無形之
牆已經撤銷了。在這種情形下，大學已非一獨立研究學問之地，而成為即產即用
的知識的工廠，大學與社會間的一個保持清靜思維的距離也消失了。誠如芝加哥
大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婁 ( S. Bellow ) 所說，大學已不比「時代雜誌」
更多一些「象牙塔」的情調了，大學像任何地方一樣，也似乎出現了他所說的「
大喧鬧」( great noise ) 。他認為「大喧鬧」是「詩」的大敵，我們也可說「
大喧鬧」是教育與學術的大敵。
現在很少人再為大學是「象牙塔」的理念辯護，但卻有無數的人為大學是「
服務站」的理念而倡導。「服務站」的理念是很吸引人的，它的確為大學帶來財
富與支持，同時，又有誰能說「服務」不是一高貴的念頭？但是，我們確也聽到
一些少數但卻是清亮的聲音。佛蘭納就反對服務站的觀念，赫欽士就反對服務站
的觀念！
我們以為大學之為「象牙塔」的理念是值得檢討，但卻不是毫無價值的。我
同意懷海德所說：「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
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大學學者與學生不能簫然物外，對社會無縈念，
對生命無熱情。但假如急急於走出「象牙塔」，則不啻放棄了大學之為學習與創
建知識的目標。大學之對社會保有一距離是有必須的，此一距離是維持一觀照反
省的智慧之客觀條件。「象牙塔」如果是，並僅是指此，則「象牙塔」的風格正
應保持與維護。同樣的，我們以為大學之為「服務站」的理念也應該嚴肅的檢討
。「服務人生」是教育的高貴目標，但怎樣服務？如何服務？何時服務？為誰服
務？這些問題都必須解答。大學是社會的一個組成，如果大學的特殊知識可對社
會有所貢獻，並不影響其獨立的性格，自應提供「服務」。但如只為政治的，或
宗教的一宗一派的需要，而放棄其獨立自主，則大學不啻成為政治或其他團體的
附屬品。這當然與大學之為大學的精神是相違背的。總之大學不能遺世獨立，但
卻應該有它的獨立與自主；大學不能自外於人群，但卻不能隨外界政治風向或社
會風向而盲轉、亂轉。大學應該是「時代之表徵」，他應該反應一個時代之精神
，但大學也應該是風向的定針，有所守，有所執著，以燭照社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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