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名）異教名。白蓮教之支流，起於清初。其祖曰楊萊如，山東即墨縣人，明萬歷進士。明亡後，從勞山程楊旺學道，後傳道於燕齊間，遂立在理教。在理者，言在儒釋道三教之理中，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習儒教之禮也。不設像，不焚香，戒煙酒，不禁茹葷。多用咒歌偈語，北人頗信奉之。
清代民間宗教之一。該教以中國古代之八卦為組織之形式，教徒分列八卦，故稱八卦教。又作天理教，為白蓮教之別支。康熙年間，山東單縣劉佐臣創立修元教（又稱五葷道），傳有八卦說一書，內容已不可考。後劉佐臣之徒河南臨潁縣捕快王中，領八卦中之震卦，任震卦主。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中被捕，所傳經書中，查有「平胡不出劉周戶，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此為有關八卦教較早之記載。乾隆五十一年，教主劉洪（佐臣曾孫）被捕，教徒在應城起義，受鎮壓。嘉慶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復以天理教名義舉事，即其別名。該教流傳於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等地。其八卦分教，以坎卦為八卦之首，統領其他七卦。教中又有文卦、武卦之分。該教中之離卦、震卦等，曾於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分立為獨立之教派，如離卦教、震卦教等。此外如金丹八卦教、一炷香離卦教、義和門離卦教等，均屬八卦教之系統。 p284
乃受道、佛二教影響而興之政治性祕密結社。又稱三合會、三點會、添弟會。清初，清軍攻福建福州九連山少林寺，火燒伽藍，多數僧侶戰死。其時，倖免於此難之五僧遂祭天地，奉明崇禎帝之孫為幼帝，自稱洪軍，與清兵交戰敗後，幼帝亦失其行衛，但其鬥志未挫，詩以「五人分解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得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為黨員之證，一時隱入山澤以養勢力。此會被視為明代遺臣反清運動團體之一。初以福建為根據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臺灣天地會會首林爽文起兵佔領彰化（此謂北路），南部莊大田與其呼應而掠取鳳山（此謂南路），且得臺灣高山同胞之協助，一時勢力頗振，但翌年即為清軍及鄉勇所敗，其後蔓延及浙江、廣東、廣西、湖南、南洋諸島。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兩粵之天地會員與土著猺族相爭，另方面又煽動猺族與清軍交戰。至道光三十年，又與太平天國互通聲氣。光緒十二年（1868），黨員三千人在廣東惠州反抗官憲。二十六年，頭目鄭弼臣與興中會會長孫文共同起義於惠州。
該會黨員奉道教及佛教，互稱洪家兄弟，以祕密口號及圖樣為會員證。會規包括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頭目稱大元帥或總理，二頭目稱香主或二哥，三頭目稱白扇、先生或三哥，四頭目稱先鋒，五頭目稱紅棍。普通會員則稱為草鞋，以下階層之役人、兵卒、手工業者、失業農民等為多數。是故一般稱天地會與白蓮教為清末反政府之二大祕密結會。〔清史稿卷十五、中國祕密社會史（平山周）、J.S.M. Ward and W.G. Stirling: The Hung Society 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 3 vols. 1925〕 p1347
為我國佛教淨土宗之一派。南宋高宗紹興初年茅子元創立。子元，又稱慈照子元，初師事吳郡延祥寺淨梵，學天台教義，習止觀禪法。因崇慕東晉慧遠建白蓮社之遺風，故勸導土庶歸依三寶、受持五戒，念阿彌陀佛五聲以證五戒，編成蓮宗晨朝懺儀，代法界眾生禮佛懺悔，祈願眾生往生淨土。後於平江澱山湖（今江蘇清浦縣西、崑山縣南）創建白蓮懺堂，自稱白蓮導師，以修淨業，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倡導新義，遂成一派。時有謗之者，以師事魔，遂流配江州（江西九江），然仍勸化遠近，無稍歇息。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奉詔於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賜號「慈照宗主」。未久，歸平江，以普覺妙道為宗名，認為禪、淨一致，彌陀即為眾生本性，淨土即在眾生心中，只要信願念佛，即使不斷煩惱、不捨家緣、不修禪定，命終後亦可往生淨土，著有彌陀節要、法華百心、偈歌四句、佛念五聲、證道歌、風月集等（今多已不傳），一時宗風大盛。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載，該宗教徒禁食蔥、乳，嚴守護生之戒，不殺生、不飲酒，號白蓮菜，又稱茹茅闍梨菜。後有小茅闍梨繼承子元之教，盛行於南方，漸生風俗壞亂之弊。至元代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敕禁白蓮社，時有廬山東林寺普度（？～1330），撰「廬山蓮宗寶鑑」十卷，闡明子元所倡之白蓮宗真義，後受命為教主，世稱優曇宗主。以其致力於復教運動，故於仁宗即位之年（1312）得以復教，然情弊仍未改善。又白蓮宗信徒向來於夜間集合，復有社會不平分子潛入，意圖謀亂；以其有擾亂社會風紀之嫌，故英宗至治二年（1322）後復遭禁斷。此後與彌勒信仰等相混合，稱為白蓮教，成為民間祕密宗教之一，流傳頗廣，元末韓山童之紅軍（紅巾賊）及朱元璋起兵謀反亦皆利用白蓮教，明清時期雖仍遭嚴禁，但仍在民間祕密流行。〔釋門正統卷四、廬山蓮宗寶鑑卷四、明史列傳第十、第一四五〕（參閱「白蓮教」2103） p2101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之民間宗教首領。祖孫數代均在山西、四川等地傳教，參與白蓮教之起事活動，更因而投靠武定侯郭勛，並引起朝廷一場內爭，造成「李福達之獄」。〔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p2961
佛教遭受為政者或異教徒之諸種迫害橫難，稱為法難。又作謗佛、謗法、破佛、王難、毀法、廢釋、廢佛、滅佛等。如印度於佛陀入滅後二百餘年頃，阿育王初不信佛法且加以破壞，後始懺悔前非，大興佛法。數百年後之東印度金耳國設賞迦王迫害僧人，毀壞佛塔，砍佛陀成道地之菩提樹。西曆前二世紀末，摩揭陀國弗沙蜜多羅王之滅佛。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臾那王朝（梵 Sena）之歧視佛教。乃至回教王朝之滅臾那王朝，並將佛教消滅殆盡。十六世紀末年，錫蘭 Rājasīha 一世，使全島無一比丘。十世紀初，西藏朗達磨王（藏 Glav-dar-ma）破壞佛教亦甚激烈。中國佛教史上則有三武一宗法難（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重道教而排斥佛教；此外，清末白蓮教之亂，亦使佛教受到致命之打擊。朝鮮則以李朝燕山君之破壞佛教最為顯著。日本明治維新時之廢佛毀釋亦極熾烈。以上法難或起於為政者信奉他教，或起於異教徒之迫害，或由於教團本身內部於宗義上之起衝突，或行政上統制之歧異等。 p3431
清代民間宗教之一，白蓮教分支。山東兗州壽張黨家莊王倫（？～1774）繼張既成，而為教首，以穀陽縣為根據地，自稱曾遇異人傳授符籙，能召鬼神，又聲稱黑風劫將至，入教即可避禍。廣招徒眾，奉彌勒佛、無生聖母，聲稱聖母降生，刀槍不入。教內分文、武兩場，文場之徒眾稱為文弟子，習運氣練功，不許退教；武場之弟子稱為武弟子，習拳棒，可半途退教，稱為太平去。該教流傳於山東、河北等地，乾隆初年，即於山東省西方農村中召集信徒，舉行宗教集會。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倫曾領導徒眾作亂，稱為清水教之亂，或稱王倫之亂。〔勦捕臨清逆匪紀略、聖武記（魏源）〕 p4661
明清兩代之民間宗教。明正德、嘉靖年間由羅因（1442～1527）創立。我國明清時代之民間宗教有兩大系統，一為主張彌勒信仰之白蓮教，可說屬於淨土系統；另一則是講究無為、強調真空之無為教，可說屬於禪宗系統。無為教宗旨近於禪宗南派，不立文字，否定佛像、寺廟，故亦稱悟空教。又以絕對、永恆的真空作為宇宙之根本，而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訣。
羅因又被尊稱為羅祖，其思想乃基於金剛般若經，而主張無為解脫之無為法，故極力闡揚個人主義傾向之勤學清修宗風，然無為教之末流則傾向祕密結社之性質，此即清初時流傳於冀、魯、皖、蘇、浙等省之羅教，又稱羅祖教、羅道教，此教亦以羅祖為信仰上之開祖，其基本群眾為漕運水手，以運河兩岸為活動中心。大體而言，其結社組織之性質與原來無為教之單純信仰風格已全然迥異，故通常被視為與白蓮教同類之邪教而被嚴厲鎮壓查禁，如雍正五年（1727）至乾隆十八年（1753），浙江、江蘇、江西等地之會堂大多被查禁。其餘緒於清末傳入東南亞及朝鮮，其中傳入福建、臺灣者為齋教中之龍華派，此教亦推羅祖為開祖。此外，如觀音教、大乘門、三乘教、大成教、長生教等皆屬羅教教派或其旁支之流。
羅教於各地均有會堂（又稱齋堂、經堂、庵堂、菜堂），為躲避官府取締，會堂地點常須掩蔽。會堂中通常供奉羅祖像，並常案奉羅祖所著之「五部六冊」等經卷，會堂亦多成為漕運水手宿腳之地。教徒依入信修行情形分為九階位，初信者稱為小乘，其上依次為大乘、三乘、小引、大引、書記、清虛、太空、空空，空空為教主，係最高之指導者。於九階位之教徒中，小乘至書記皆可婚娶，故多為擁有俗務家業之一般信徒，上面三階位則為專任傳道師。此外，另有負責管理齋堂之人，稱為「菜頭」，乃實際掌管齋堂所有信徒，並負責一切祭祀及儀式者。羅教之其他流派，如佔有臺灣早期民間宗教最大勢力之龍華派，其信仰性質、教徒階位等皆與羅教大體一致。（參閱「龍華派」6390、「齋教」6549、「羅悟空」6676） p5113
(一)指天台宗所立化法四教中之通教及圓教。「事教」之對稱。依所詮釋事理之範圍，以欲、色、無色三界而分界內、界外。通教係談「因緣即空」之理，稱為界內理教；相對於此，藏教乃主說色心諸法之事相差別，稱為界內事教。圓教係說「圓滿融即」之理，稱為界外理教；相對於此，別教之詮釋恆沙無量事，稱為界外事教。
(二)我國教派之一。為明末進士楊澤（羊來如，山東即墨縣人）於清代初年所創。初稱為在理教。該教教義係融合儒釋道三家之義理而成。崇奉佛教觀世音菩薩，而尊之為聖宗古佛或老佛爺。主要教義為存天理、崇真理、敦倫理、實行忠孝大道。並以「淫盜煙妄酒」為信徒之五戒。該教自清初創教以來，迭有興衰，主要流行於我國北方，嘗被指為白蓮教而遭禁。民國三十八年，該教總領正（主持人）趙東書於臺灣復教，創立理教總公所、清心堂公所，及聖理學院等，積極復興該教。 p4720
在印度，佛陀時代加入佛教教團之比丘與外護者，多為婆羅門族、王族與商人階級出身者。商人階級為當時之新興階級，多具有自由思想。故在當時，佛教於農民之間，並無深入之影響力。此一傾向，即使在大乘佛教時代亦無甚改變，僅祇佛教之中心信徒由王族而逐漸變為都市工商業者，此亦印度佛教所以衰微之最大原因。
在我國，佛教由於王侯貴族之發願造寺、造塔而隨之發達，於文化上，亦有士大夫以上之支持，然迄未主動與農民建立關係。但寺院以擁有廣大寺領與莊園，故耕作成為寺院經濟之來源，且因寺田、僧田之布施，而與農耕有密切關係。其後佛教教團急速擴張，國家又予以免除賦役與租稅等權利，故有私度僧與度牒買賣之事。自北魏至清朝以來，歷代皆頒發限制出家之法令，惟仍有以農民身分而擁有僧名之情形。在唐代，且有百姓僧、地主僧之名稱，遂發生佛教與農民在經濟關係上聯結之現象。
出家前住入寺院之年輕人（稱為童行）大多數從事於農耕與雜事；出家僧則在修行之間亦從事農耕工作。農民大多成為貴族與地主或寺領之耕作者，故通常農民僅祇參與佛教行事而已。隋代之三階教與近世之白雲宗、白蓮宗均有宗教結社運動，於當時當權者之立場而言，皆稱為教匪，係宗教性之匪賊或反叛軍，而農民為其主要之參與者。北魏之四次宗教結社運動、唐宋之「彌勒匪」、近世之「白蓮教匪」（紅巾軍）等，皆為農民從事對當權者之反抗運動。
在日本，奈良、平安時代之佛教，係以貴族、國家為中心之佛教，其中不乏如行基、空也等，於民間宣說佛教者，然缺少組織性之活動。至鎌倉時代，農民間之佛教信仰已廣泛流傳。其後，道元之曹洞宗興起，而與被稱為臨濟將軍之貴族臨濟禪相抗衡，主張「只管打坐」（專心坐禪）以進入了悟之境，自此遂有百姓曹洞宗風在民間產生之情形。此外，又由於親鸞流放東國之機緣，使宗教尚未開發之東國，於其農民之間，皆能普遍唱念佛名，故念佛之信仰得以推廣。
江戶幕府時，對佛教採強制之檀家制度、本末制度，且為禁制天主教之入傳而有請判押印以登記所屬檀家之方法，使寺院代行對人民之監察事務，並給予國教之地位以為交換條件。故江戶時代之佛教寺院乃代替幕府行使壓迫農民之政策，並承擔其結果。且為實現該政策，而增設許多新寺院，致使原為農民著想之佛教，如淨土宗、真宗、日蓮宗、曹洞宗等，反而扮演農民的壓迫者之角色，而形成一極大之諷刺。 p5613
英語 Manicheism，德語 Manichäismus，法語 Manichéisme。又作末尼教、牟尼教、明教、明尊教。為三世紀時波斯人摩尼（Mani, Manes, Manichaeus）揉合古代波斯之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為祅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其教義以瑣羅亞斯德教之善、惡二元論為基礎，將一切現象歸納為善與惡，善為光明，惡為黑暗，而光明必會戰勝黑暗，人類若依宗教之真理與神之志向，終必走向光明、極樂之世界；而無始以來明暗相交，惡魔恆於暗界，紛擾不息，致今之世界依然善惡混淆，故人當努力向善，以造成光明世界。此教因之又有明教之稱。摩尼教之神具有愛、信、誠、敬、智、順、識、覺、祕、察等十德。信徒之修養功夫以禁欲守默為主，素食、齋戒、祈禱（一天四次）為日常功課。其簡明直接性，頗受當時人歡迎，故能傳播於中亞、羅馬帝國（四世紀頃）、印度、中國等地，至十三世紀仍極為興盛。
摩尼教約於六至七世紀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復由新疆傳入漠北之回紇，而盛行於該地。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應回紇之請，於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時，摩尼教亦遭嚴重打擊，轉而成為祕密宗教，並吸收道教及民間信仰，從而改稱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過去，光明即將來臨，故敢於造反，屢有反政府之舉。自北宋末年起，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皆曾發生明教造反之事。其後明教又與彌勒教、白蓮社相結合，而演變成明代末年之白蓮教。明教一詞至清代雖已不復見於文獻，但「明王」出世之說，猶流傳於民間。〔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柳子厚集卷二十八〕 p6068
臺灣民間宗教齋教三派之一。源自明代嘉靖年間山東人羅因（1442～1527，一稱羅祖，法號普仁）所創立之無為教以及無為教之末流羅教（又稱羅祖教）。羅教傳予其女時稱羅廣女教，其後又稱機留女教。二祖殷繼南（法號普能），三祖名姚文（法號普善），與羅因並稱龍華派三祖，又稱三公。傳至清雍正年間，有第十祖陳普同設堂於福建興化，成為大本山。至第十六祖盧普濤始至臺灣臺南宣教六年，至其弟子普爵乃創設德善堂於臺南。然在此之前，即乾隆末年之白蓮教教徒起亂，天下齋堂多數被毀，時有龍華派之楊仔林避遷臺灣，於臺南培養書院聚徒授經。此為龍華派最早入臺之弘傳活動。
本派祭佛儀式與佛教不同。正堂奉祀觀世音菩薩，長案下案奉三公之座位，稱為三公椅。門徒階級可分空空、太空、清虛、四偈、大引、小引、三乘、大乘、小乘等九品。初入門者稱為小乘，其後逐漸進級，並有嚴格之進級儀式；空空為最上級，可任該派傳燈掌教。臺灣目下無空空級位，概由太空級代掌。又有「過公場」、「坐法船」等儀式，規模大而莊嚴。又開辦祭佛法會，稱為「辦供」，其儀式係據「龍華正教科儀」舉行。信徒平時修行禪法，配合道家神仙術，以修煉精氣神為宗旨。又本派於齋教三派之中最具社會色彩，持戒較緩，不禁婚娶，素食亦有一定之時日，稱為持「花齋」，故易為群眾接受，齋友在三派中亦最多。
龍華派依據之主要經典有：羅祖之「五部六冊」、五部經補註開心法要、明宗孝義經、龍華之會性命門教、龍華正教科儀等。〔臺灣的齋教由來（庭嘉，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參閱「無為教」5113、「齋教」6549、「羅悟空」6676） p6390
指以彌勒菩薩為信奉對象之宗教信仰。在印度，早期即有此信仰，如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五、賢劫經卷七佛興立品等，皆以彌勒為未來出現之第一佛。阿毘曇八犍度論卷二十七，亦載當來彌勒成佛之事。又據名僧傳抄法盛傳載，佛滅度後四八○年，呵利難陀羅漢上昇兜率天繪彌勒之像，至憂長國（佛國記之陀歷國）東北，造牛頭栴檀彌勒大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靈運傳載，那爛陀寺供有彌勒像。大唐西域記卷七、卷八亦載，戰主國都城西北之伽藍供奉彌勒像。摩揭陀國佛陀成道之菩提樹東方有精舍，以白銀鑄十餘尺高之彌勒像。
中國關於彌勒信仰之譯經，始自西晉，先後共十餘種譯本，可歸納為「上生」、「下生」、「本願」三系統。玆列舉如下：西晉大安二年（303），竺法護譯之彌勒下生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姚秦弘始四年（402），鳩摩羅什譯之彌勒大成佛經、彌勒下生成佛經；南朝劉宋時，沮渠京聲（？～464）譯之彌勒上生經；東晉時，譯者不詳之彌勒來時經；北魏永平元年至天平二年（508～535），菩提流支譯之彌勒菩薩所問經；唐代大足元年（701），義淨譯之彌勒下生成佛經；唐代景龍二年至開元元年（708～713），菩提流志譯之彌勒菩薩所問經等。由以上諸多譯經，可知彌勒信仰之普及。
彌勒信仰又分為二派，一派為上生信仰，信仰現今於兜率天說法之彌勒菩薩，而欲往生兜率天；另一派為下生信仰，相信彌勒將來下生此世界時，於龍華樹下，三會說法，以救渡眾生，而自己亦能生此世界，於龍華樹下聽受說法而成佛，故有龍華三會之說。上生信仰者，始有道安（314～385），據梁高僧傳卷五道安傳所載，前秦苻堅遣使西域，攜回彌勒結珠像等，道安開席講法時，常羅列尊像。繼有戴顒，據法苑珠林卷十六記載，東晉戴顒依據夢告，造立彌勒像，後安置於會稽龍華寺。又據名僧傳抄載，南朝劉宋元嘉九年（432），法祥建彌勒精舍。此外上生信仰者尚有道矯、僧業、慧嚴、道汪、道法、法盛、曇副、曇斌等。至唐代，玄奘、窺基亦宏揚兜率上生信仰，而成為法相宗之傳統。下生信仰亦甚為普及，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載，劉宋明帝（465～471 在位）撰龍華誓願文，周顒作京師諸邑造彌勒三會記，齊竟陵文宣王作龍華會記。南嶽慧思作立誓願文，敘述彌勒下生之說。唐代則天武后於永昌元年（689）命法朗等偽作大雲經，謂武后係彌勒下生。五代時之布袋和尚（契此），更被傳為彌勒化身。
另據歷代史書所載，藉彌勒下生信仰，而曲解經文，糾眾叛亂者亦不少。隋代大業九年（613），宋子賢自稱彌勒出世，集愚民叛亂，襲擊煬帝鸞駕而被捕。又陝西扶風人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生，號召謀反。唐代開元（713～755）初年，貝州（河北）王懷古自稱新佛（解作彌勒佛），舉事被捕。唐僖宗（873～888 在位）時，彌勒教徒於西蜀地方擴展勢力，組織彌勒會。北宋仁宗（1022～1063 在位）時，貝州之王則率領彌勒教徒叛亂。南宋及元代之白蓮教亦混入彌勒教，假藉彌勒下生之名謀反，迄至明、清時代，尚流行於各地。
由於彌勒信仰之普及，歷來關於彌勒之造像，多不勝數。南齊建武年中，僧護曾發願於剡縣石城山雕鑿千尺彌勒像，然願未果而入寂，後由僧祐於天監十五年（516）完成，世稱三世石佛、剡縣大佛。北魏獻文帝時，鑿造大同雲岡第十三窟彌勒洞，安置十六公尺高之倚像，遷都洛陽後，又造龍門石窟，內有太和、景明、永平等年間所造之大小彌勒佛像數百尊。此外，山東歷城黃石崖、千佛山亦有許多北朝所造彌勒像。中國彌勒之造像形式，甚至透過朝鮮半島影響及於日本。
中國彌勒信仰於南北朝時開始，逐漸盛行；至唐代後，由於阿彌陀經之譯出，發願往生西方淨土者亦多，故彌勒信仰已不如以前盛行。然十九、二十世紀之民間宗教社團猶深受彌勒信仰之影響。又古來韓國、日本之彌勒信仰亦頗為盛行。〔梁高僧傳卷十三、比丘尼傳卷二、廣弘明集卷十六、辯正論卷四、續高僧傳卷十七、卷十九、宋高僧傳卷四、卷二十六、佛祖統紀卷四十、卷四十三、法苑珠林卷二十九、魏書卷九肅宗紀、冊府元龜卷九二一、隋書卷二十三大業九年條、唐書卷一八三、太平廣記卷二八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一、三國遺事卷二、日本書紀卷二十〕（參閱「兜率天」4385） p6422
又稱白衣佛教、持齋宗、齋門。係融合儒、釋、道，主張三教同源的一種宗教，含有白蓮教之成分。於明、清兩代流行於福建、浙江、江西、臺灣等，以禪宗六祖慧能為祖師，設教所在稱為齋堂，不稱寺院。
在清代，齋教又稱老官齋教，崇奉彌勒佛，稱為無極聖祖。入教者以「普」字為法名，會眾統稱老官。以「代天行事」、「天國普有」為宗旨。各地齋教之教規儀式亦有一些不同之規定。農民常以之為起義之工具，例如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福建甌寧有吳建領導之齋教起義；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建寧有普少、魏現領導之老官齋教起義；同治五年（1866），福建崇安等有安壽子、陳順光等領導之齋教起義；民國四年（1915），則有臺灣之齋教教徒以齋堂為據點，組織義民抗日。
臺灣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均傳自大陸。三派多以觀音、釋迦為本尊，然龍華派亦以阿彌陀佛、三寶佛、關帝為本尊；金幢派亦以阿彌陀佛、彌勒為本尊，間亦以三官大帝、太子爺、媽祖、註生娘娘等配祀於本尊之側。一般而言，三派之教義大同小異，皆注重戒律，嚴守五戒十善，尤以戒殺生而勸人素食為要旨，信徒均稱素食為「食菜」或「持齋」，僅持早餐素食者，稱為「食早齋」；信徒則稱「食菜人」，男子稱「齋公」，婦女稱「齋姑」，教徒之間亦互稱「齋友」。教徒雖不拘僧俗，但主其事者及信仰者，以在家眾居多。又教徒雖於市井營生，然皆嚴禁賭博、燒冥錢、吸食鴉片、嚼檳榔等。在三派中，除先天派禁婚娶，採絕對素食外，龍華、金幢二派則不禁婚娶；素食亦限於特定之時日，稱為持「花齋」，間亦有畢生持長齋者。
齋教所課誦之經典，三派皆採用金剛經（早課）與阿彌陀經（晚課），然龍華派亦念誦其教祖羅祖之五部六冊、羅祖行腳十字妙頌、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等文獻。大抵而言，三派皆含有儒釋道三教融合之風格，然其中以金幢派較具道教色彩；先天派較具儒教色彩；而龍華派最具社會色彩，持戒較緩，易為群眾接受，故齋友人數在三派中為最多。
又三派之中，最早來臺傳教者為龍華派，其時約在清代乾隆（1736～1795）末年，有楊仔林於臺南「培養書院」聚徒授經。其後為金幢派於道光（1821～1850）初年由蔡權在臺南創建慎德堂；先天派於咸豐年間（1851～1861）由黃昌成傳至臺南，設立報恩堂。此外，齋教在臺早期所設之齋堂另有龍華派在臺南之化善堂、德善堂，金幢派之慎齋堂等。齋教在臺之勢力遂大興，信徒亦遍布全臺。然民國四十年以後，大陸正統佛教傳入臺灣，齋教遂漸沒落。目前尚存齋教之古老齋堂，有臺南慎德堂、臺中慎齋堂，然其中多數已改成純粹之佛教寺院。〔臺灣佛教漫談（林子青）、臺灣的齋教由來（庭嘉）、羅教の成立と流傳につぃて（塚本善隆，東方學報京都十七）、現代中國に於ける祕密結社（酒井忠夫，近代中國研究所收）、J.J.M. De Groot: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參閱「先天派」2186、「金幢派」3587、「龍華派」6390） p6549
（1442～1527）為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無為教之開祖，其後我國東南一帶之齋教龍華派亦推之為開祖。山東即墨牢山（嶗山）人。又名羅因、羅清、羅靜、羅清庵。字懷清、愛泉。號無為居士、靜卿、孟鴻、一清道人。法號普仁。自幼孤苦，三歲喪父，七歲喪母，賴其叔羅奎撫育，以採樵為生，備嚐人世酸楚。十四歲時，代其叔赴密雲衛從軍。嘗隨軍征伐巫人之亂。退伍還鄉後，有出世之志，遂皈依佛教。初入淨土法門，念佛八年，自覺不契，乃轉學自力教，鑽研金剛般若科儀，並四處參訪。後至池州府九華山白雲洞禮臨濟宗系統之李頭陀為師，並日夜勤修坐禪。李師乃賜法名為真慧，號悟空。至羅氏四十一歲時（一說五十二歲，或謂六十七歲），自覺徹悟心地法門，透視宇宙實相。
羅氏根據金剛般若經之思想，力說無為解脫之無為法，弘傳個人主義傾向之勤學清修宗風，當時之禪僧及學法居士追隨者極眾。羅氏著有苦功悟道卷、嘆世無為卷、破邪顯正鑰匙卷（上下兩冊）、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等，稱為「五部六冊」，開始無為教之弘傳。初赴北京度化劉木通等人，法緣甚盛。曾蒙明武宗敕封為「齊天大德護國真人」，而於金鑾殿上說法。未久因信眾過於踴躍，為人進讒於官府，被捕入獄數年。出獄後，在北京建立白衣道場。嘉靖六年歿。
羅氏所創無為教之末流至清代演成江南一帶之羅教，傾向祕密傳教之性質，常被視為與白蓮教同類之邪教而受查禁。然大抵而言，清代之羅教結社僅以羅悟空為信仰上之開祖，而其組織與結社性質實已異於羅氏所創之無為教。又除上記之外，羅氏另著有悟道行腳記等文。（參閱「無為教」5113） p6676
為一種由唐代「變文」直接衍生之講唱文學。約產生於宋元之際，而流行於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至清末民初。宋真宗時，明禁僧侶講唱變文，變文乃變成「談經」、「說經」、「說參請」等形式，亦即講唱變文之變相發展，寶卷亦因之應運產生。寶卷之結構內容與變文大同小異，大多採用通俗易曉之語言，配合音樂，加以講唱，以求通俗化。其所講唱者，有以因果報應、佛道故事為主之佛教寶卷，亦有以民間故事、神道故事等為主之非佛教寶卷。
相傳香山寶卷為最初者，係由宋代普明禪師所作。而實際可考者，以香山寶卷、銷釋真空寶卷、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為最早。佛教之寶卷，可分為勸世經文與佛教故事二類。初期似以勸世經文為多，故寶卷往往被稱為經。如藥師本願功德寶卷，即是全演藥師本願經而不細述故事。非佛教之寶卷，較著名者有珍珠塔寶卷、孟姜女寶卷、英台寶卷等。
敘述佛教故事之寶卷甚為民間所歡迎，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即為最佳之例證。另有目連寶卷（異於升天寶卷）、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魚籃觀音寶卷、妙英寶卷等，或敘述菩薩修道度世，或言民間善男信女修行之經過，於婦女最具影響力。
「寶卷」一詞，僅為此類書之總稱，其個別之書名，未必有寶卷二字，有單稱「卷」、「經」者，亦有稱為真經、科儀、寶懺、寶傳者。宣講寶卷，稱為「宣卷」。宣卷之時，必先焚香請佛，含有濃厚之宗教色彩，而異於一般之講唱彈詞。
寶卷之體例，以韻文為主，以散文為補充說明。通常每本分為二十四品，每品中又穿插下列四部分：(一)儀式部分，開頭與結尾均須焚香迎請、恭送佛菩薩神靈，此時所唱之偈贊有開經偈、焚香贊、收經偈。(二)說白部分，於每品之韻文前，以口語化之散文說白。(三)吟誦部分，為寶卷之常體，一般多用七言或十言之韻文吟誦之。(四)歌唱部分，以詞牌或曲牌譜曲，加插於每品之中或每品之末。較常用者有駐雲飛、黃鶯兒、山坡羊、雁兒落、傍妝臺等曲牌，或配以梆子腔、十字亂彈調，以便於誦唱。
寶卷往往被用作民間祕密宗教、祕密結社之組織工具，如明代白蓮教、羅教、弘陽教、聞香教等民間宗教均以寶卷作為奉持之經卷，故寶卷之流傳經常遭受政治力量之禁壓。現存之作品不多，據近人之搜集，總數約僅百本而已。〔中國俗文學史（鄭振鐸）、寶卷の研究（澤田瑞穗）〕 p6745
清代民間宗教之一。又稱天理教、白陽教。係白蓮教的支派。關於其起源，一說源於清初山東單縣劉佐臣所創立的修（收）元教；或說最早使用此名稱者，係明‧萬曆年間（1573～1619）直隸灤州（河北灤縣）石佛口王森所創的東大乘教。此教教徒遍於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各地；徒黨編制以八卦區分，以坎卦為八卦之首，統領其他七卦。教中又分文卦與武卦。教徒信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訣，書此八字於白絹上，供於暗室，朝夕拜誦；又於每晨朝太陽禮拜唸經，祈避刀兵水火之災；此外，在初加入教團時，及清明節、中秋節時，均需向教團捐獻。
此教有反清復明的意識，在山東單縣創立修元教的劉佐臣與其子孫，於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屢次起事，雖遭官兵鎮壓，但行教如常，流傳影響較大。嘉慶年間（1796～1820），教徒公推林清為教主，稱天皇，主坎卦；李文成管理坎卦以外的另七卦，稱人皇，主震卦；另有領文卦的文聖人，領武卦的武聖人；這批人根據《天書》上所云「八月中秋，黃花滿地開放」之詞，曾於嘉慶十八年（1813）起事。
另外，在河北灤縣的東大乘教，按九宮八卦分為三宗、五派、九杆、十八枝，教主掌握中央戊己二宮，其餘各宮由八位弟子分掌；各宮依方位劃分區域，到各地去開教度人，以後也改名為「金丹八卦教」或「八卦教」。
清末捻軍的組織與八卦教也有密切的關係，義和團也是八卦教的餘緒，以八卦變化作為戰鬥隊伍的編制；更有坎卦教、離卦教等支派，脫離本來的宗支，發展為獨立派系。
指中國地區的佛教而言。玆依歷史發展，分別敘述如次︰
〔佛教傳入中國〕 有關佛教初傳中國的種種傳說中，最為有名的，是後漢明帝（57～75年在位）的夢感求法說。相傳所夜夢金人，知西方有佛，故派使者赴大月氏國，齎回經像，並為東來的西域僧建寺云云。當時所建的佛寺，據說即是洛陽白馬寺。
然而此佛教初傳的傳說並非事實。又，或說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國使者伊存受佛經，然此說是否屬實，仍待商榷。在中國，最早的佛教徒，是後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王英。楚王英祀佛如神，祈求現世利益。中國歷代皇帝中，最早信奉佛教的，是後漢桓帝。桓帝曾將佛與黃老合祀。此外，後漢末年，笮融建佛寺，造佛像，行浴佛會。
後漢的譯經者有安世高等人。安世高大約在西元148年抵達洛陽，譯出《安般守意經》、《阿毗曇五法經》等經典。與安世高同時的，另有支婁迦讖。支婁迦讖曾譯有《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等大乘經典。以洛陽為中心的佛教，後來傳播於江淮一帶，進而傳入江南。
〔三國佛教〕 三國時代，魏與西域交通頻繁，相繼有曇柯迦羅、康僧鎧等譯經僧東來。曇柯迦羅並初傳戒律於漢地。此時期除了異國僧侶東來之外，另有漢僧朱士行的西行求法。朱士行在于闐獲得《放光般若經》原本，遂命弟子弗如檀齎回洛陽。此《放光般若經》對西晉時代的般若學大有貢獻。中國佛教梵唄之創始者，為魏武帝第三子陳思王曹植。其後，吳‧支謙及康僧會承之，撰有種種作品。
由於從華北往南傳下的北地佛教，以及由交州、廣州往北傳的南方佛教的影響，吳都建業的佛教文化因而大放異彩。活躍於吳地的譯經僧，有支謙與康僧會。支謙譯有《維摩詰經》、《瑞應本起經》等經典，交趾出身的康僧會，則譯有敘述釋迦前生故事的《六度集經》。
西晉佛教界中，最為活躍的是竺法護。後漢‧安世高、支婁迦讖與吳‧支謙的譯經部數都不算少，然而竺法護更凌駕其上，總計譯有《光讚般若經》、《正法華經》、《維摩詰經》等約一五○部三百卷。有印度人血統的竺法蘭，也譯有《放光般若經》與《首楞嚴經》。這些經典在老莊思想盛行，重視清談的西晉思想界據有其一席之地。
〔五胡十六國佛教〕 西晉滅亡（316年）後，華北地區成為胡人的天下。在此時期，受後趙王石勒與石虎尊崇，而成為後趙佛教的中心人物的，是佛圖澄。佛圖澄是在西元310年，從敦煌至洛陽。相傳當時的他，已七十九高齡。由於擅長神通及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歸依其門下者據說高達一萬。他建有八九三所佛寺。弟子中，較傑出者有道安、竺法雅、僧朗、安令首尼。僧朗曾住泰山教化弟子，頗受前秦‧苻堅、後秦‧姚興、東晉孝武帝等帝王之尊崇。
此外，道安曾從事佛典之校訂、註釋，經錄之編纂，義軌之制定，奠立了中國佛教之基礎。中國佛教最早的經典目錄《綜理眾經目錄》，即成於其手。道安也是個虔誠的彌勒信仰者，其弟子有慧遠等數百人。與道安同門的竺法雅，所倡導的是格義佛教。由於自魏晉時代起，代儒家思想而起的老莊的「無」的哲學，流行於思想界，因而有憑藉老莊思想以理解漢譯佛典的傾向，也因而產生混融老莊思想說明佛經的風潮。此即格義佛教。
在中國譯經史上，開啟嶄新的一頁，並且使中國佛教從移植時代轉向成長發展時代的人，即是鳩摩羅什。鳩摩羅什被後秦‧姚興迎入長安後，即在西明閣及逍遙園從事譯經。由他譯出的經典，有《大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等大乘經典；論典方面，有《中論》、《十二門論》等書。此外，也有律典的翻譯。這些佛典的迻譯，對中國佛教大有影響。羅什的弟子僧肇，著有《肇論》一書。又，同時代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譯有《阿毗曇心論》等小乘論書。竺佛念譯出《阿含經》，進而《十誦律》等律典也陸續譯出，至此，經、律、論三藏乃告粗具雛型。
〔江南東晉佛教〕 魏‧陳思王曹植始創的中國梵唄，與貴族佛教同步發展。而對東晉玄學佛教大有貢獻的，是竺道潛與支遁。支遁曾與江南名士交遊，向貴族傳佈佛教。
道安門人慧遠，長居廬山，成為東晉佛教界的指導者。慧遠曾致書羅什請教佛法，羅什就其所問，一一作答，而成《大乘大義章》一書。又，慧遠創有「白蓮社」，撰有《沙門不敬王者論》，主張沙門無須向王者敬禮。江南佛教能在思想史上佔一席之位，道生當居首功。道生提倡眾生悉有佛性說與頓悟成佛說。其後，遂生頓悟與漸悟之諍論。此時期的譯經僧中，較為活躍的，有曇無讖與佛馱跋陀羅。曇無讖譯有《涅槃經》，佛馱跋陀羅譯有《華嚴經》。此外，在漢人西行求法僧中，有法顯、智嚴、寶雲、智猛、法勇等人，對佛典的翻譯頗有貢獻。此中，法顯撰有《佛國記》，該書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皆含有中亞及印度古代史地的重要資料。
〔南北朝佛教〕 南北朝時，開始正式的研究漢譯佛典，因而成立各種學派。研究《涅槃經》之涅槃學派的學僧，有道生、慧嚴、慧觀、曇延等人。研究《成實論》之成實學派的學僧，有僧導、僧嵩等人。研究《十地經論》之地論學派的學僧，有道寵、慧光、法上、淨影寺慧遠等人（地論學派又二分為南道派與北道派）。研究《攝大乘論》之攝論學派的曇遷，則在北地傳揚攝論宗。
中國的禪法，始傳自後漢‧安世高。其後，道安、慧遠皆修禪觀。北魏‧佛陀禪師及僧稠也修小乘禪觀，而始傳大乘禪法的，是菩提達磨。另一方面，對淨土宗的成立大有貢獻的，是開創玄中寺的曇鸞。
活躍於南朝的譯經僧，有求那跋陀羅與真諦三藏。真諦曾譯出《攝大乘論》，此論對佛教界大有影響。此外，梁代的僧祐、慧皎也分別撰有譯經史及高僧傳之類的著作。
北魏太武帝曾彈壓佛教，但文成帝即位後，佛教又再興盛。曇曜曾奉帝命鳩工開鑿雲岡石窟。又，孝文帝從平城移都洛陽，並開鑿龍門石窟。龍門石窟的奉先寺大佛，對日本奈良大佛的建造，頗有影響。北周武帝採富國強兵政策，欲整頓國家財政，因而又有廢佛之舉。此即北周武帝的廢佛事件，也是三武一宗法難之一。
南北朝時代，出現中國本地撰述的疑偽經典。這些疑偽經典是︰《提謂波利經》、《寶車經》、《淨度三昧經》、《占察善惡業報經》等書。又，由於《高王觀世音經》等經典的傳佈，觀音信仰因而大為流行。此外，佛教藝術也頗為發達，雲岡、龍門石窟除外，陸續有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以及天龍山、響堂山、雲門山、駝山等石窟寺院的雕鑿。此外，像房山石經、北響堂山石經等處的石經事業，也是這時期所開始的石刻大藏經偉業。
〔隋朝佛教〕 北周武帝廢佛後，隋文帝重新復興佛教。文帝在首都長安建大興善寺，在全國建立舍利塔。煬帝建有慧日道場等四個道場，且大為尊崇天台宗開祖智顗。隋代的宗派，有三論宗、天台宗、三階教等。根據《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三論而成立的三論宗，係由吉藏所大成，後傳入高句麗及日本。天台宗則是慧文、慧思前後相承，而由智顗所完成的義學體系。此外，在末法思想流行之下所形成的，是以信行為開祖的三階教。
〔唐朝佛教〕 在中國佛教史上，最為隆盛的唐朝佛教，曾傳播於東亞，形成涵括渤海、朝鮮、日本、越南在內的東亞佛教圈。從唐代的則天武后到玄宗時代，曾在全國設立大雲寺、龍興寺、開元寺等官寺，此制度傳入日本後，遂有「國分寺」之設立。唐代佛教與宮廷關係頗深，不空三藏權傾一時。宮廷內置有舉辦佛事的內道場。另一方面，西元842～845年唐武宗又有廢佛之舉。至於形成於南北朝時代的齋會、義邑與法社，在此時期也更為流行。而用以教化民眾的俗講與變文也頗為興盛。此外，《圓覺經》、《釋摩訶衍論》、《父母恩重經》等疑偽經典也相繼出現。
唐代譯經僧中，最有名的是玄奘。玄奘總計譯有七十六部一三四七卷佛典。此中，《成唯識論》的譯出，促成法相宗的成立。玄奘弟子（窺）基，是此宗之開祖。此派的學僧另有慧沼、智周、圓測、道證等人。依據《華嚴經》而成立的是華嚴宗。杜順為其開祖，智儼奠下該宗的義學基礎，集大成者是三祖法藏。但華嚴宗到四祖澄觀、五祖宗密之時，即告衰微不振。四分律宗（南山宗）係道宣所創，道宣且撰有《續高僧傳》。承繼四分律宗的鑑真，曾將律宗傳入日本。密教方面，善無畏譯有《大日經》，金剛智譯《金剛頂經》，進而由不空三藏集其大成。其後，惠果的弟子空海，將密教傳入日本。
以達磨為開祖的中國禪宗，因六祖慧能的發揚而成為一個宗派。其後，並有南宗、北宗、牛頭宗、淨眾宗、荷澤宗、洪州宗的分派，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由曇鸞開創的中國淨土宗，係因道綽、善導的發揚才成為宗派之一。大成中國淨土宗的善導，對日本淨土宗大有影響。
〔宋元以後的佛教〕 宋代的佛教是轉型期的佛教。此一時期，經典從印度傳入或迻譯之事漸少，而禪宗則大為流行。五代後周世宗採廢佛政策，但由於吳越諸王的護持，佛教再度興盛。五代最有名的僧侶是永明延壽。宋代佛教最值得一提的是，大藏經之雕印。宋代雕印的大藏經，有《蜀版大藏經》（《開寶藏》）、《磧砂版大藏經》等等。另有宋‧贊寧的《宋高僧傳》、志磐的《佛祖統紀》等佛教史傳的撰述。禪宗方面，也有《景德傳燈錄》等史書出現。宋代佛教最為隆盛的宗派是禪宗。計有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等五家及黃龍派、楊岐派等二宗的相續成立。此即所謂的「五家七宗」的全盛時代。天台宗則有知禮、智圓諸師出世，中興該宗。
在異族統治的遼、金時代，盛行密教及華嚴宗。另有《金刻大藏經》的刊行。元代時，佛、道二教屢有諍論，而西藏佛教亦於此時傳入內地。又，屬於民間的宗教結社──白蓮教、白雲宗亦頗為興盛。
明代佛教的特色是佛教深入民間，此時佛教已非外來宗教，而是中國人的宗教。它與道教融合，且與百姓生活緊密相連。佛教法會特為盛行。明末的高僧，有真可、智旭、袾宏、憨山等人。
清代朝廷護持藏傳佛教，建立頗多藏傳佛教寺院。雍正、乾隆二朝曾刊行名為《龍藏》的大藏經，並完成西藏語譯大藏經。到了清末，居士佛教抬頭，有楊仁山等人弘揚佛教。
民國成立，佛教界大行改革，成立佛教團體，佛學研究風氣頗盛。又有佛書的出版，以及「海潮音」等佛教雜誌的發行。梁皇懺、瑜伽燄口等法事也頗為興盛。佛教團體中，太虛的改革派僧侶集團、歐陽漸的居士佛教集團，以及圓瑛的傳統派僧侶集團，是民國時代大約四十年間的主要代表性勢力。
中共政權成立後，佛教被限定為個人的信仰自由，而佛教寺院及佛教遺蹟的修復，則由國家援助而進行。佛教界由「中國佛教協會」管理，有佛教雜誌的刊行，並復興佛學院，培養僧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佛教與其他傳統文化一樣，都遭受到極為強烈的破壞。文革過後迄今（1992），佛教似乎有逐漸復甦的跡象。
〔中國佛教的意義〕 中國佛教在東亞所扮演的角色，是形成了以中國佛教為核心的中國佛教文化圈。中國佛教圈形成於隋唐時代，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台灣、香港、沖繩等地也被納入中國佛教圈內。至今，在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皆可見到中國佛教的寺院。
另一方面，中國本有的儒家、道教等固有思想，係以士大夫為中心，而逐漸深植於中國人之心中。佛教由印度傳入時，一方面它需要與儒家、道教對抗，但另一方面也與之融合，因而形成了中國佛教。儒家是中國人倫理道德的基礎，佛教為了在中國社會生根，勢必要與儒家倫理妥協。佛教界有人主張儒家的「五常」與佛教的「五戒」相等，就是在這種情勢下的產物。在經由與儒教、道教的對立及融合後，終成為廣泛民眾所信仰的中國人的佛教。
〔中國佛教的區域性特質〕 由於中國的版圖大小往往隨著朝代的不同而有差異，因此，「中國佛教」的內容也隨之而有不同。譬如︰現代的新疆地區在漢代並不屬於中國，此外，西藏、雲南大理等地，成為中國版圖的時間，也並不一致。換句話說，這些地區在歷史上都曾經是不屬於中國管轄的獨立國。因此，它們的佛教，都曾被視為外國佛教，而非中國佛教。由此可見，所謂「中國佛教」的內容，是有時代性的。因此，如果將這些地區的佛教，都納入「中國佛教」的範圍，則中國佛教的發展，並不是單一系列的佛教文化演進史，而是多元性，而互有分合的。
本文自篇首之「佛教傳入中國」，以迄「中國佛教的意義」一節為止，所敘述的中國佛教演進史，其實只是各時代之中國佛教的主流發展而已，並未包含現代中國行政區域下的所有佛教文化圈。因此，新疆佛教、西藏佛教、雲南大理的白族佛教、西雙版納的傣族小乘佛教都沒有敘述在內。自種族上說，上列文字所敘述的中國佛教，其實是中國的漢族佛教史而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大理、西雙版納等地，是在元代以後，才陸續地成為中國版圖，新疆也是在清代才成為中國的幅員，而西藏之納入中國行政區內，則尤為近世之事。因此，治中國佛教史者，對於這些地區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的地位，往往不易給予適度的安排。這種偏頗的現象，仍有待今後的中國佛教史學界研究改進。
◎附一︰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序論（摘錄）
中國佛學是隨著由印度傳來的佛教而產生的一種宗教哲學。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原有的思想相接觸，不斷變化，不斷發展，最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新學說。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一方面，印度發展著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斷傳來，給予了它持續的影響；另方面，已經形成的中國佛學思想也逐步成熟，構成了如天台、賢首、禪宗等各種體系。因此，所謂中國佛學，既不同於中國的傳統思想，也不同於印度的思想，而是吸取了印度學說所構成的一種新說。我們所要講的中國佛學，就以此為主。
中國佛學有它自己的特點。要瞭解它，須從它如何發生、成長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結構等許多方面去考察。中國佛學的發生和發展，有它內外的主客觀條件，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和印度思想都有區別。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屬於傳譯和講習方面。中國佛學學說的來源，基本上是依靠傳譯和講習為媒介。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條件。印度佛學產生於西元前五世紀，其宗教部分傳來我國的時間要比學說早一些，約在西元前後。佛教哲學，因其內容複雜，需要一個相當時期的醞釀才能得到傳播，所以要遲一些，據現有史料看，約在西元二世紀左右。這樣，佛學從產生到傳入中國，前後相去有七百年。在七百年的過程中，它本身曾有很大的變化；大乘的產生，相對小乘而言，當然是個重大變化；單就小乘說，變化也不小，其中部派繁多，有分有合，後來說一切有部將小乘佛學發展到登峰造極。非但學派不同，引起內容差異，即同一學派，由於傳播地區不同，也帶有嚴重的地方色彩。如同是說一切有部，流行於東方迦濕彌羅和流行於西方健陀羅的就很不一樣。自然，傳入中國，決不會按照它學說發展次第來介紹，而是混雜一起傳播的。又由於譯人的水平和傳承關係，對於這些複雜情況也不可能全部瞭解，因而也不可能就學說發展的次第作介紹，只能是就各自所尊所懂的來傳譯。因此，在翻譯上就看不出佛學思想的發展順序了。
翻譯的經籍本來就難理解，加上當時又不可能明瞭它的發展線索，更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難。所以在翻譯之外還必須輔之以講習。講的人當然又是按照自己所學所知的來講，聽的人就不能不借助於自己原有的中國思想底子去理解和接受。換句話說，是將自己本土的學說與印度學說作比較，即所謂「格量」（以中國學說尺度來衡量）的方法。這是規定中國佛學特點的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與上一條件有密切聯繫的是屬於研究和融通的方面。隨著資料增多，所傳的義理也逐漸明確了，就有可能進行研究，加以融會貫通。但如上所述，由於受了傳譯和講習的限制，翻譯與理解都不可能如實反映印度佛學的全貌，因而這一步工作，也只不過把以前傳習的範圍比較擴大一些而已。
佛典的翻譯有許多模糊和不正確的地方。這首先是由翻譯本身的困難造成的。例如，把梵文譯成漢文，要找到與原文概念範疇相同的語言來表達，有時就很困難，因此不得不借用某些大體相當的語言，這就有可能走樣了。其次，文字的表達還往往受到思想方法的影響。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與中國人的不完全相同，例如，印度邏輯同我國古代墨辯、名家的邏輯就不一樣。思想方法不同，會影響文字的表達；文字的表達也會影響思想方法的接受。這樣，學說的傳播就形成了種種的變化。再次，時代和社會條件也能影響傳譯與研習的風尚。中國和印度的佛學思想，各有自己的歷史的社會的基礎。就社會條件看，印度和中國都處在封建社會時期，具體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較發達的階段，而印度則處在封建社會形成時期。因此，要把印度思想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就不完全適用。
由此看來，佛教在中國的傳譯和講習，必然會有不正確之處，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關於「如性」這一概念，當初譯為「本無」。現在考究起來，這是經過一番斟酌的。「如性」這個概念來自《奧義書》，並非佛家所獨創，表示「就是那樣」，只能用直觀來體認。印度人已習慣地使用了這一概念，可是從中國的詞彙中根本找不到與此相應的詞。因為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比較看重實在，要求概念都含有具體的內容，所以沒有這類抽象含義的詞。所謂「如性」即「如實在那樣」，而現實的事物常是以「不如實在那樣」地被理解，因而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否定不如實在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性」也就是「空性」，空掉不如實在的那一部分。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並不必否定了不實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時就表示出來了。所以佛家進一步把這一概念叫作「自性空」，「當體空」。從這個意義上說，譯成「本無」原不算錯。而且「無」字也是中國道家現成的用語。要是瞭解「本無」的來歷，本來不會產生誤解。但這種用意只有譯者本人瞭解，譯出以後，讀者望文生義，就產生了很大的錯誤。最初把這一概念同老子說的「無」混為一談，以後聯繫到宇宙發生論，把「本」字理解為「本末」的「本」，認為萬物是從無而產生。這一誤解並未因它的譯名重新訂正而有所改變。例如，以後「本無」改譯成「如如」、「真如」等，反而錯上加錯，以至於認為是真如生一切。這種不正確的看法，代代相傳，直到現在。總之，我們把中國佛學看成是印度佛學的單純「移植」，恰當地說，乃是「嫁接」。兩者是有一定距離的。這就是說，中國佛學的根子在中國而不在印度。試以玄奘的傳譯為例來說吧，他是繼羅什以後在中國傳佈正統印度佛學的第一人，理應與印度本土的佛學思想相接近的了，事實不然。不但他的傳譯帶有中國風味，而且還把中國風味帶到了印度。例如，他在那爛陀寺同師子乎論，寫了《會宗論》，會通中觀學派與瑜伽行學派的觀點，這種會通的辦法在印度當時是少見的。再如，他回國以後，本人無暇顧及成立自宗的體系，全靠他的門人窺基創設規模。窺基在中國思想史上是有影響的人物，經他整理的得意之作《成唯識論》在談到四重勝義時，對最後一重「勝義勝義諦」，就用了「一真法界」這個具有中國風味的概念來表達，這也不是印度的說法。所以儘管玄奘把中國以前的佛學作了清算，又親身到印度留學，學習得很有成績，但也並沒有縮小中國佛學與印度佛學的距離。
◎附二︰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第十節（摘錄）
中國佛教史料中，有所謂「十宗」、「十三宗」之說，本出於傳聞，而非真相。蓋與中國佛教宗派有關，於漢文資料中所稱為「宗」者，有二含義︰一指宗旨之宗，即指學說或學派。如中國僧人對印度般若佛學之各種不同解釋，遂有所謂「六家七宗」，此所謂「宗」者，即家也，如「儒家」、「道家」之「家」。「本無宗」者，即「本無家」；「心無宗」者，即「心無家」。又如講說各種經論之經師、論師之學說，遂有「成宗論宗」之名，此論宗者，蓋以所崇所尊所主名為宗。上此均是學說派別之義也。一指教派，即指有創始人、有傳授者、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之宗教團體，如隋唐時之天台宗、禪宗、三階教等，此皆宗教之派別，蓋所謂「宗」者指此。隋唐以前中國佛教主要表現為學派之分歧，隋唐以後，各派爭道統之風漸盛，乃有各種之派教競起。茲就此問題論述於下。（中略）
據上文所言，印度佛教來華後，經典譯出漸多，中國信徒於此（主要為般若）了解不同，提出各種主張，名之曰「宗」，如「六家七宗」。其後經論研討日盛，因有「涅槃經師」、「成實論師」，以及其他經師、論師，此經論之理論，時或亦稱為「宗」。及至陳隋，經論講習既久，遂生變化。非但有新創造之理論，且形成新起之宗教集團，而有佛教之各種教派，此亦名「宗」。故問中國佛教之歷史中有幾宗，則須先明確所說為何種意義上之「宗」。以下據有關漢文史料，討論中國佛教史上究竟有多少教派意義上之「宗」。
中國近七十年來有關佛教宗派問題之記載多係抄襲日本，因先述日本有關此問題之記載。日本僧人關於諸宗記載甚多，於此未能詳研，姑先述其重要之點供參考。
中國佛教傳至日本，於七世紀初，聖德太子所撰《三經義疏》嘗引光宅法雲、謝寺次法師之說及僧肇之《維摩經注》，可見中國經師論師之學已傳入日本。而此書未提及《成實論》、三論，而言及五時教。日本古書記太子知經部、薩婆多兩家，或者係因其讀過《成實》、《俱舍》二論也。七世紀末乃有古京（南都）六宗，至九世紀有八宗，據圓珍（814～891）撰《諸家教相同異集》曰︰「常途所云，我大日本國總有八宗，其八宗者何﹖答︰南京有六宗，上都有二宗，是為八宗也。南京六宗者︰(一)華嚴宗，(二)律宗，(三)法相宗，(四)三論宗，(五)成實宗，(六)俱舍宗也。上都二宗者︰(一)天台宗，(二)真言宗。」（《大正藏》第七十四冊）
空海、最澄約於805年來華，空海（774～835）為日本密宗之開宗者，最澄（767～822）乃日本天台宗之創始人。上文「上都二宗」之建立蓋為二大師歸國後之事。至九世紀，安然（841年生）作《教時諍》（《大正藏》第七十五冊），則加禪宗合為九宗矣。
中國佛教教派初傳日本，其國僧人常對新來宗派發生疑問。天台宗傳日本甚早，但據《元亨釋書》卷一載，807年最澄上奏加天台宗，並當時大乘四家華嚴、法相、三論、律為五宗，此為日本天台宗成立之始。密宗傳入日本後，據圓珍《大日經指歸》（《大正藏》第五十八冊）載叡山學徒曾致書中國天台山廣修、維蠲疑《大日經》之地位。（其問答見《卍續藏》天台著述部中，問者係圓澄。）至於禪宗、淨土於其傳入時，日本亦曾討論其是否為宗。
佛教傳入日本，係於由梁至唐之世，時中華恰值佛教由經論講習甚盛至教派興起之時，最初傳入日本之學說當為三論、成實、俱舍，仍是經論之講習，師說之傳授。其後，唐初教派大起，天台、華嚴、法相、律、真言等新教，相繼東去，並為日本統治者所承認，而將先後所傳入之宗派等量齊觀，並稱為八宗。此八宗中，成實、俱舍實極微弱，而分別附於三論、法相，稱為「寓宗」，其他三論、天台、華嚴、法相、律、真言六宗為本宗。相傳天長七年（830）敕諸宗各撰述其宗要，遂有所謂第六本宗書」。（名目見《大正藏》第七十四冊《戒律傳來記》）而成實、俱舍並未撰有書，可證其原不盛行也。又據《元亨釋書》卷一載，最澄於延曆二十五年奏准，「每年覃渥外加度者十二人，五宗各二，俱舍、成實各一」，可證小乘二宗人本有限也。八宗流行後，至宋日僧來華又多，導致淨土宗、臨濟宗在日本之成立。
佛教歷史之日本主要著述家為凝然（1240～1321），原係華嚴宗人，號稱通諸宗之學，著書有一千一百卷之多。其據日本當時流行之宗派情形，綜合兩國之書籍著作，大談印度、中國、日本佛教宗派之歷史，撰有《八宗綱要》（二卷）、《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三卷）等。
《八宗綱要》係撰於文永五年（1268），書中主要敘述日本自中國傳入之八宗，如前所云。但是書末附有禪宗、淨土宗一節，並謂「日本近代，若加此二宗，即成十宗」。
《三國佛法傳通緣起》撰於慶長元年（1311），書中敘述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傳通事蹟。於日本佛教仍只載八宗，於中國則依弘傳次第舉十三宗︰「(一)毗曇宗，(二)成實宗，(三)律宗，(四)三論宗，(五)涅槃宗，(六)地論宗，(七)淨土宗，(八)禪宗，(九)攝論宗，(十)天台宗，（十一）華嚴宗，（十二）法相宗，（十三）真言宗。」此中毗曇包括俱舍。
以上所述雖有有關日本佛教之歷史，然可供研究中國佛教宗派史參證，故並論及。
中國佛教宗派之史料，中唐至北宋缺乏明確綜合之記載。然於此問題可先略述「判教」之事實。其時判教者極多，各宗各據主見，於印度之經論，評其大小權實。雖列許多宗名，然不反映中國情況，故可不加重視，茲舉其一種，以供參考。1958年日本出版《敦煌佛教資料》二二○頁載有無題失名殘卷二十二行，文首略曰︰「世間宗見有三種︰一者外道宗，二者小乘宗，三者大乘宗」，次略述外道、小乘宗及大乘三宗義。按其所說外道即「十六異論」。小乘原有二十部，但「畢竟皆同一見，執一切法有實體性」，此顯主要指毗曇有宗。大乘三宗者，按其文「一勝義皆空宗」，似指三論或天台；「二應理圓實宗」，指法相唯識；「三法性圓融宗」，當指華嚴也。據本書作者之考證，此文與八世紀法成、曇曠所言略同，或為九世紀初之作品。此雖亦一種判教，然於開首既說「世間宗見」，則可說於八世紀以前中國有上述各宗義，而可注意者則無成實、俱舍、涅槃等義也。
南宋僧人始撰中國佛教通史，宗鑒著《釋門正統》八卷，志磐繼之作《佛祖統紀》五十四卷，二人均以天台宗為正宗，並述及餘宗。其概略如下︰
宗鑒之書係紀傳體，列有本紀、世家，載佛教教主及印度、中國之天台祖師事蹟。立有八志，有順俗志敘民間淨土之崇拜；於弟子志中，除天台「正統」以外，並及其他五宗。另依《晉書》為「僭偽」（即他五宗）立載記，所謂「禪宗相涉載記」，「賢首相涉載記」，「慈恩相涉載記」，「律宗相關載記」，「密宗思復載記」。
志磐之書自謂撰寫十年，五謄成稿，亦係紀傳體，中有《法遠通塞志》十五卷，為中國佛教之編年通史。另有《淨土立教志》三卷、《諸宗立教志》一卷，此二志則係述淨土教及達磨（禪宗）、賢首（華嚴）、慈恩（法相）、灌頂（真言）、南山（律）等五宗之史實。
宗鑒之書自序作於嘉熙元年（1237），志磐之書自序成於咸淳五年（1269），二書均較上述凝然所著為早。及至明‧天啟元年（1621）釋廣真（吹萬老人）《釋教三字經》只述七宗，實沿志磐所說，即天台、淨土二教及達磨等五宗也。
及至清末，海禁大開，國人往東洋者甚多，得見日本存有大量中國已佚之佛書，佛教學者一時視為奇珍。日人關於中國宗派之記載，亦從此流傳。戉戌後，石埭楊文會（仁山）因凝然所著《八宗綱要》重作《十宗略說》，從此凝然所說大為流行。
觀上所述，日本與中國之記載差別甚大。主要問題為日本記載謂中國有三論宗、成實宗、俱舍宗、涅槃宗、地論宗、攝論宗等。但於中國記載中，此等名稱甚為罕見，而常見者則為成實師、攝論師等。即偶有之，亦僅指經論之宗義，或指研習某一經論之經師、論師。其中唯三論或可曰已形成教派。如以經論或經論師為「宗」，則中國流行之經論亦不只此數，如上引南齊‧周顒〈抄成實論序〉記當時經論流通之情形，有曰︰「涅槃法華，雖或時講；維摩勝鬘，頗參餘席。」中唐‧梁肅《智者大師傳論》敘佛去世後事有曰︰「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如以流行甚廣為宗，則查《續僧傳》，隋唐講地持者極多，而吉藏《百論疏》〈破空品〉有曰︰「大業四年為對長安三種論師，謂攝論、十地、地持三種師，明二無我理」云云。夫凝然既謂有地論、攝論二宗，何以獨無地持宗耶﹖如以學說特殊為宗，勝鬘特主如來藏，則亦有勝鬘宗矣。且俱舍、成實自智愷作〈俱舍論序〉以來，許多撰述均言成實、俱舍同屬經部，理論雖有差別，但在印度固出於一源也。然在中國「十宗」中成、俱分為二宗，在「十三宗」毗曇卻包含俱舍為一宗，此類可疑之點，均待研尋。
由此可見，如成實論師、涅槃經師諸學派與天台、華嚴諸教派相提並論，則中國佛教必不只十宗或十三宗也。按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於述震旦十三宗後論曰︰
「古來諸師隨所樂經，各事講學，互立門輩弘所習學。若以此為宗，宗承甚多焉。或從天竺傳來弘之，或於漢地立宗傳之，建立雖多，取廣玩習不過十三。如上已列雖十三宗，後代澆漓，漸次廢怠，所學不多。」
據此凝然自言以經論之講習為宗，而數目亦不定為十三，但其竟列為十三者，亦無具體說明，不過「取廣玩習」耳。故於此或可得以下兩點之認識︰
第一、凝然學說之來歷，實為有關日本佛教史之問題，尚待研究。然據所知，在中國齊梁之世經論講習至為風行，成實論師，南北均多。真諦來華，譯經於廣州，俱舍亦流行於南北。兩者傳入日本後，日本僧俗掌權者俱認為宗，而成實、俱舍之為寓宗及每年度人規定名額，均係由朝廷下詔。日本佛史學，遂將此二宗與華嚴宗等並列，視為中國傳入之宗派。而凝然故而以為既成實與俱舍論師有宗，則涅槃、毗曇等等亦應為宗矣，遂有十三宗之說。然須知凝然之師宗性，嘗抄錄中國《名僧傳》，撰日本高僧傳，實未言及十三宗。宗性嘗著《俱舍論本義抄》，有四十八卷之多，並未提及所謂「俱舍宗」及其史實。且與凝然同時之著作《元亨釋書》只述及日本有三論等七宗，而稱成實、俱舍、淨土為寓宗，並未言及中國有攝論等宗，亦無十三宗之說。此均不能不令人懷疑，凝然之說出於自造也。
第二、關於中國佛教之宗派，蓋應根據宗鑒、志磐之說，除天台宗外，有禪宗、華嚴、法相、真言、律宗等五宗，至於三論宗，雖已形成教派，但傳世甚短。三階教隋唐盛行於民間，應可認為教派。至於淨土，則只有志磐謂其「立教」，但中國各宗均有淨土之說，且彌陀彌勒崇拜實有不同，亦無統一之理論。又慧遠結白蓮社，只是唐以後之誤傳，日本僧人且有認淨土初祖為曇鸞，並非慧遠，而所謂淨土七祖歷史乃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撰，並無根據。（見《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故淨土是否為一教派實有問題（本書為方便見，暫於本章中列入），可見中國各種教派之情形亦互異也。
◎附三︰橫超慧日講‧隆藏記〈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摘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7}）
(一)研究中國佛教的意義
研究中國佛教的意義在於︰第一、它有卷帙浩瀚的經典。漢譯經、律、論三藏和中國歷代高僧的著作，經編纂整理，成立了漢文大藏經。從數量來講，其它語系的佛典，是無與倫比的。第二，它有悠久的歷史。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至今近兩千年。它的流傳和發展，在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上給人類留下了光輝燦爛的遺產。第三，中國佛教是在中國固有文化思想的背景下形成的，又給漢唐以後的中國文化以積極影響。第四，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母胎」。日本佛教基本上是從中國移入的，不少宗派直接發源於中國。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佛教徒完全是依據中國漢譯經典去理解佛教的。因此，今天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僅對進一步理解日本佛教和廣泛地探討中國思想、文化有其價值，而且加深兩國佛教交流和相互理解，也有其現實意義。
(二)中國佛教通史和斷代史的研究
日本關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可分通史和斷代史兩方面。戰前比較有名的中國佛教通史有境野黃洋（境野哲）氏的《支那佛教史講話》和《支那佛教史綱》。我在學生時代就是以這兩書為課本去了解中國佛教史的，其後，岩波書店出版了宇井伯壽氏著的《支那佛教史》。該書純屬概說性質的歷史讀本，以人物和文獻為中心，涉及的內容較少。我受影響最大的是常盤大定氏著的《支那的佛教》。它分中國佛教思想史和中國佛教史兩大部份，前部份對傳譯、立宗、教判、心識、法界、中道、佛性、修道、成道等佛教思想進行了綜合論述。後部份將中國佛教史分為準備時期（漢、三國）、研究時期（南北朝）、建設時期（隋、唐中葉）、實行時期（唐末、五代）和繼紹時期（宋以後）。這種分法在學術界一直影響較大。作者在考察中國佛教史的過程中，大量引用考古資料，並參考儒、道二教文獻加以論證，一改過去以佛教文獻資料為中心的作法，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對後世影響頗深。
戰後最有代表性的通史是道端良秀氏著的《中國佛教史》（一卷）。該書注重中國佛教與社會的關係，從佛教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佛教傳入中國後如何同中國社會相融合、人民大眾對佛教的信仰等問題，是一部很有特點的通史，經四次再版，目前被日本一般佛教大學作教材使用。此外，還有牧田諦亮氏編的《中國佛教史概說》（一卷）。此書由五位學者執筆，從佛教傳入中國一直寫到1940年代，提綱挈領，文筆簡潔。特別是書後附有詳細年表和戰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論文目錄及主要參考文獻，為學者們提供了方便。但是，此書對佛教各宗教義涉及較少。
1968年出版的塚本善隆氏著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是一部比較詳細的通史。作者受松本文三郎和望月信亨二氏的影響較大，對古典解讀和史料批判有獨特見解，著重從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考察佛教在各個時代的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特點。他認為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為建立中國佛教奠定基礎的僧侶是佛圖澄、鳩摩羅什和道安、慧遠。可惜此書只寫到東晉作者就去世了，未成全璧，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界的一大憾事。
最近出版的有鎌田茂雄氏著的《中國佛教史》（一卷）和《中國佛教史》一～三卷。前者是概說性的通史。後者預定出版八卷，寫到明清以後。該書廣泛地吸收了國內外關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比較注重考察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如何吸收、發展和最後成為「中國人的宗教」等問題。作者在敘述南北朝以前的佛教時，受中國近代著名佛教史學家湯用彤教授的影響較大。另外，近年陸續出版了中村元氏主編的《亞洲佛教史》十二卷，其中「中國篇」有五卷，對西域地區的佛教、漢民族地區的佛教和中國民間宗教等進行了大量研究。
戰後，日本關於研究中國佛教斷代史方面的著作較多，這裡僅介紹幾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塚本善隆氏撰的《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一卷）共收論文十篇，對北魏時代的政教關係和僧團制度等問題作了專門考察。宮川尚志氏的《六朝宗教史》，從文化史的立場論述了六朝時代佛、道二教發展情況。滋野井恬氏的《唐代佛教史論》，是作者數年來撰寫的論文集。該書引用資料豐富，對唐代的宗教政策、宗教管理制度、佛教教團活動情況和寺院經濟等問題作了系統研究。山崎宏氏著有《支那中世佛教的展開》（一卷）和《隋唐佛教的研究》（一卷），前者主要考察了佛教在隋唐以前的發展情況和唐代的僧官制度、唐代僧侶在大眾教化中的各種社會活動等問題；後者對道安、神秀、神會、圭峰、不空等高僧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並且還考察了隋唐時代日本留學僧在中國求法的情況。此外，我自己也寫了一本《北魏佛教的研究》。我試從思想史的立場，對曇鸞的淨土信仰、達磨禪宗的興起、北地涅槃學和佛、道二教關係等問題作了初步考察。其中，我特別強調對《出三藏記集》的研究。因為我認為此書中所列舉的幾部「偽經」是適應中國倫理綱常和習俗而寫的，是中國佛教在形成過程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對研究中國思想史也有參考價值。道端良秀氏運用社會經濟史的觀點，探討了唐代的佛教政策、度牒和寺院經濟等問題，著有《唐代佛教史研究》和《中國佛教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兩冊，也比較有名。
牧田諦亮氏是日本當代研究宋以後佛教的權威學者，他的《五代宗教史》和《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二書，在學術界評價很高。他認為宋以後的佛教是「民眾佛教」。因此對民眾佛教的成立和「居士佛教」的出現等問題作了大量論證。此外，野上俊靜氏著有《遼金的佛教》（一卷），可以說是日本戰後研究這一時期的佛教的劃時代著作。該書作者是東洋史專家，他運用歷史學的觀點，考察了遼金時代佛教同政治的關係等問題。另外，高雄義堅氏的《宋代佛教史的研究》和最近出版的牧田諦亮氏的《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第一、二（論文集）等也是比較有名的學術專著。
(三)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
中國佛教思想史所包括的範圍較廣，佛教各宗教義史和儒、佛、道三教交涉史均屬其研究對象。戰後日本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盛行，學者如林，出版的著作也不勝枚舉。這裡僅概略地談談運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這方面，早期的著作有松本文三郎氏的《佛教史的研究》（一卷）。他注重利用思想史的觀點考察中國大乘佛教思想。如〈關於「起信論」支那撰述說〉、〈禪宗的起源〉等論文都是很有說服力的。他還著有《佛教史論》和《佛教史雜考》兩冊。他認為達磨是歷史上的人物，不是捏造的神人。還對牟子《理惑論》撰述年代和《六祖壇經》真偽等問題進行了大量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常盤大定氏的《支那的佛教、儒教和道教》是一部專論三教關係史的鉅著，分前後兩篇，前篇為〈儒佛二教交涉史〉，後篇為〈道佛二教交涉史〉。在考察三教關係的過程中，強調了佛教給儒、道二教的影響。我在學生時代受常盤大定氏的影響較深，注重探討佛教思想史。近年我寫了《中國佛教的研究》三卷，對道安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論證，我認為所謂「中國佛教」實際上是從苻姚二秦才開其端緒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道安。這一看法，不一定很對，有待繼續研究。最近荒木見悟氏著有《佛教與儒教》一卷，他認為宋明理學是融合佛教的本性論和儒教的現實論而形成的產物。另外，塚本善隆氏就「孝」的問題，考察了儒、佛二教的異同，著有《佛教和儒教倫理》一卷，也比較有名。
(四)中國佛教文獻的研究
日本對佛教文獻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在佛學研究中成立了「文獻學」。它除了主要研究梵、巴、藏等文字的原始佛典文獻外，對漢文佛典文獻也進行了研究。
在漢文佛典文獻研究中，比較有名的是塚本善隆氏主編的《肇論研究》。該書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的事業，我當時也應邀參加了這項研究工作。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是〈注釋篇〉，以校訂、翻譯和註解為主。第二篇是〈研究篇〉，共收了七篇論文，對僧肇的佛學思想、《肇論》在佛教史上的意義和流傳情況等進行了論述。其中我也有一篇論文，從思想史的角度初步考察了〈「涅槃無名論」及其思想背景〉。第三篇是〈夢庵和尚節釋「肇論」〉的照相版。另外還有木村英一氏主編的《慧遠研究》，分〈遺文篇〉和〈研究篇〉，共兩卷。此書除了著重對《大乘大義章》和《慧遠文集》作了詳細校訂、註釋外，同時還對慧遠的淨土思想進行了研究，強調慧遠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塚本善隆氏著的《「魏書‧釋老志」的研究》，分〈解說篇〉和〈譯注篇〉兩部份。在〈譯注篇〉中出現了不少錯誤，對此我曾寫過書評，就該書中的一些訛誤作了修正。牧田諦亮氏主編的《中國梁、唐、宋「高僧傳」索引》和《「弘明集」研究》，在學術界評價較高，可以說，該書是近年日本在漢文佛教文獻研究中最理想的成果。近年還陸續出版了《講座敦煌》十卷，對敦煌發現的變文和禪宗文獻作了詳細研究，成績十分可觀。我本人最近想研究《出三藏記集》，但是歲數到了，力不從心，只好讓年輕的研究生們去「共同研究」。
(五)共同研究（各種論文集）
「共同研究」是戰後日本學術界的一種新型的研究方法，其特點是數人同時對某一論題或典籍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然後將研究成果用論文集的形式整理出版。
在這方面，早期比較有名的成果是宮本正尊氏主編的《佛教的根本真理》。該書共四篇，其中第三篇是〈中國佛教的形成與真理觀〉，收有九篇論文，由塚本善隆氏、道端良秀氏、小笠原宣秀氏和我執筆，從中國政治、社會、思想和宗教史的角度考察了佛教真理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此外，上面提到的《肇論研究》、《慧遠研究》、《弘明集研究》、《中國梁、唐、宋高僧傳索引》和最近由中村元氏主編出版的《佛教語大辭典》等，都是「共同研究」的成果。
此外，專門研究中國佛教史的論文集有《常盤博士還曆紀念‧佛教論叢》、《塚本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福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結城教授頌壽紀念‧佛教思想史論集》等。其中《塚本論集》收集了日本第一流學者撰寫的中國佛教研究論文，是戰後日本研究這方面問題的重要成果。
(六)主要學會和學術刊物
日本最早成立的全國性佛教研究機構是「日本佛教學會」和「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前者成立於1927年，由佛教各宗立大學聯盟組成。每年舉行一次學術大會，出版《日本佛教學會年報》。後者成立於1951年，由日本政府和佛教各宗派聯合成立。每年舉行一次學術大會，出版大型刊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這兩個刊物每期均發表有關中國佛教研究的論文。
戰前日本帝國為了侵略中國，曾大力提倡「支那學」的研究，發行過《支那佛教史學》雜誌。該刊成立於1937年，發起人有塚本善隆、高雄義堅、野上俊靜、道端良秀、牧田諦亮（以上京都學派）、福井康順、結城令聞、山崎宏和我（以上東京學派）等。該雜誌每期專門發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術論文。1944年停刊，戰後更名為《佛教史學》。
此外，《佛教史學》、《宗教研究》、《佛教研究》和佛教各宗立大學學報等刊物也發表中國佛教研究成果。
(七)結語
以上，就我所瞭解的範圍簡單地介紹了日本學者對中國佛教研究的情況。日本關於中國西藏佛教、中國佛教藝術和佛教各宗教義等方面的研究也發表了不少著作和論文。由於我本人瞭解有限，在此從略。總之，從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後，對中國佛教的研究一向比較重視，分工也細，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著作也非常多，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尚未開拓的課題還不少，特別是對中國佛教思想的研究，有待今後繼續努力。
〔參考資料〕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4}、{45}）；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全書共計八卷）；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全集》；常盤大定《支那佛教の研究》；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支那佛教史學》七卷；E. Zürcher《Buddhist Conquest in China》。
指元世祖即位至順帝末年的百餘年間（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元王朝時期的佛教。為了敘述方便，將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時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內略加敘述。
自十三世紀初葉，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後裔，給各種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請西藏地區的名僧八思巴東來。即位後，奉為帝師，命掌理全國佛教，兼統領藏族地區的政教。八思巴圓寂後，他這一系的僧人繼續為元朝之帝師的有亦憐真、答兒麻八剌乞列、亦攝思連真、乞剌斯八斡節兒、輦真監藏、都家班、相兒家思、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旺出兒監藏、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亦輦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釋老傳〉）。又終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師受戒，然後登位。凡舉行法會，修建佛寺，雕刻藏經等佛事費用，多由國庫支出，並常給與寺廟大量田地以為供養。而喇嘛僧則享有一些政治經濟特權。
此外，漢族僧徒與河西回鶻僧，仍受到相當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劉秉忠等，或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職，對於當時佛教的護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且禪宗盛行江南，天台、白雲、白蓮等宗亦相當活躍。但對佛教教義未有多大的發揚，僅寺院經濟的發展與僧尼人數之增加，有甚於過去。而寺院大力經營工商業等，尤成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現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機構，最初設總制院，即以國師為領導。後又設功德使司（簡稱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總制院改稱宣政院，擴大管理職權，且在各路設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務。僧官如僧錄、僧正、僧綱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轄。後來到至順二年（1331）撤銷行宣政院，另於全國設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務。元統二年（1334），又罷廣教總管府，復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數，據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統計︰全國寺院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計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將私度僧尼計算在內，恐怕還不止此數。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天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壽安山佛寺，鑄一佛像曾冶銅五十萬斤（即今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
隨著寺院的興造，又規定每寺住僧約三百人，於是朝廷將大量田地給與寺院。例如︰中統初（1260）給慶壽、海雲二寺地五百頃。大德五年（1301）給興教寺地一百二十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1312）給大普慶寺田八萬畝，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山東益都田七十頃。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成，以江浙廢寺之田歸之。據大略統計，自世祖中統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後共給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萬一千畝（《續文獻通考》卷六）。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機構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設有總管府、提舉司或提領所來經管業務。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設立主管機構。如大護國仁王寺，有襄陽、江淮等處營田提舉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領所。大承華普慶寺，有鎮江、汴梁、平江等處稻田田賦提舉司。大承天護聖寺，有平江善農提庫司、荊襄等處濟農香盧提舉司、龍慶州等處田賦提領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經濟成了畸形的發展。因為寺院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大力從事商業和工業。當時各地解庫（當鋪）、酒店、碾磑、湖泊（養魚場）、貨倉、旅館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廟所經營。如皇慶初（1312）給與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外，還有邸店四百間，即其一例（《陔餘叢考》卷十八）。其在工業方面，如開採煤炭和鐵礦，也有寺僧參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權豪僧道擅據礦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紀〉）。仁宗延祐三年（1316）於山西五台山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元史》〈仁宗紀〉二），這也是前代寺院所無的經濟活動。還有銀礦的開採雖非寺院直接經營，而其收入卻歸寺院所有。如至順元年（1330），聞蔚州廣靈縣地產銀礦，文宗即令中書太禧院派人經營，而以其所得歸大承天護聖寺（《元史》〈文宗紀〉三）。寺院的工商業經營，當然和政府賦稅收入有關。政府對於寺營的解庫，有時禁止，有時命其納稅。而政府對於各處住持僧人將常住金穀掩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開設解庫，也有禁令（見《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旅館），其貨物照章納稅（《元史》卷十七）。其後更時有明令，使僧道為工商者納稅。特別是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以防止當時富戶冒為僧道，規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０三）。
元代沒有大規模舉行官刻藏經的事，這是因為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來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經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訂，成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當時有《弘法入藏錄》，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間，更召集漢藏大德僧人學士等對勘漢藏兩種大藏經的異同，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此外，民間私刻的藏經也還有幾種版本。先是杭州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白雲宗僧徒於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經版一副，約六千卷，此即通稱的普寧寺本。稍後，在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宋末創刻未完的磧砂版藏經繼續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約1323頃）完成，共六千三百餘卷。又在大德十年間（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從弘法寺大藏中選出南方各種藏經刻版所缺之祕密經類等，刻成二十八函，約三一五卷，以為普寧寺版和磧砂版的補充。管主八還於大德六年（1302）以來刻成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經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並印施三十餘部於各地。又白蓮宗復興而傳入福建之後，也於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陽縣發起開雕毗盧大藏，得到當時福建行省長官亦黑迷失的贊助，擔任了勸緣主，但只刻成《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還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於蒙、藏文大藏經亦於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1）由嘉漾在內地和西藏地區分別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師八思巴（1239～1280）。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為蒙古族製造文字，進號「大寶法王」。他曾說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一卷。後來又為世祖太子真金講《彰所知論》。其著名弟子有膽巴、阿魯渾薩理、沙羅巴、達益巴、迦魯納答思等。
膽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八思巴，被命赴國外學習梵典。中統間（1260～1264）八思巴荐之於朝廷，號為金剛上師。因不容於宰相桑哥，被謫於潮州，後召還。寂後進號「帝師」。
阿魯渾薩理（1245～1307），維吾爾族人。從八思巴修學，旁通一些民族語言並漢文經史百家之學。八思巴回西藏時，攜他同行；後荐之於朝廷，官至集賢館學士、平章政事。
沙羅巴（1259～1314），西域人。幼從八思巴剃染為僧，學諸部灌頂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語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八思巴之間的譯人。他譯有八思巴《彰所知論》二卷、《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二卷、《佛說壞相金剛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各一卷。後授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所譯經典都雕板流通。
達益巴（1246～1318），師事八思巴十三年，八思巴回西藏時，他送到甘肅臨洮，又親近其地學者綽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問法要，寂後諡「祐聖國師」。
迦魯納答思，維吾爾族人，通達佛教及諸民族語言。他被荐入朝後，世祖命他從八思巴學習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維吾爾文翻譯梵文和藏文的經論，世祖命鋟版，散給諸王和大臣。
此外，還有必蘭納識里（﹖～1331），是八思巴死後仕於元朝的維吾爾族學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諸國語言。皇慶中（1312～1313），受命翻譯梵文經典。西域各地送來的文書，都由他翻譯。至順二年（1331）給以「國師」之號。他用蒙古族文字譯了漢文的《楞嚴經》，梵文的《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和藏文的《不思議禪觀經》等，皆行於世。
元代的禪宗，北方有金代萬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師，與海雲印簡一系的臨濟宗師。南方則有雲峰妙高、雪岩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臨濟宗匠，傳持禪學。
萬松行秀（1166～1246），在金代極有盛名。他撰有評唱天童正覺《頌古百則》的《從容錄》六卷，與當時江南的天童如淨並稱為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門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從倫、全一至溫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1190～1244），出身遼的皇室而仕於金，後來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他從萬松行秀參禪三年，得到印可，號湛然居士。他隨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時，致書請行秀評唱天童正覺的《頌古百則》，行秀即在燕京報恩寺內從容庵撰出，楚材為作序刊行，即後來有名的《從容錄》（〈從容錄序〉）。
海雲印簡（1202～1257），曾為忽必烈講說佛法並傳戒。他重興真定臨濟寺，時人稱他為臨濟中興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語錄曰《雜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劉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劉秉忠（1216～1274），原是雲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聰。印簡應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經雲中時，聞他的才名，約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簡南還，他遂留於行帳，參決軍政大事，後恢復本來的劉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時，他起草的朝儀、官制等一切典章，成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遺著有《文集》十卷。
當時南方，自南宋以餘杭徑山、臨安靈隱等為禪宗五山小剎後，禪門宗匠輩出，其代表人物有︰
雲峰妙高（1219～1293），於至元十七年（1280）住徑山，時教家大毀禪宗，妙高與一、二同志入京力爭。和教僧仙林論辯得到勝利（《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雪岩祖欽（﹖～1287），得法於徑山無准師範。歷主潭州龍興寺、湖洲光孝寺，最後主江西袁州仰山，人們稱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語錄力說儒釋一致。有《雪岩祖欽禪師語錄》行世。
高峰原妙（1238～1295），從雪岩祖欽問道，後入臨安龍須山力參。又至天目西峰獅子岩隱居，常設三個疑問（三關）勘驗學者，時稱「高峰古佛」，有語錄行世。
中峰明本（1263～1323），是高峰高足。他有時住庵，有時住船，到處稱其所居為「幻住」。丞相脫歡和翰林學士趙孟頫等多從他問法。仁宗時高麗王子王璋特往參謁，明本作《真際說》開示之。遺著有《幻住庵清規》、《山房夜話》及《語錄》等，收於《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元代編入大藏經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則、千岩元長等，皆為宗匠。
元叟行端（1255～1342），和天目中峰同時，闡揚大慧（宗杲）門風於徑山，名聞京國。門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夢堂曇噩是他的高足。有《語錄》行世。
一山一寧（1247～1317），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詔書使日，住鎌倉建長寺、圓覺寺及京都南禪寺等處。寂後，給以「國師」之號，稱一山國師。其所傳禪學稱一山派（《元亨釋書》卷八）。
此外，天台、華嚴、慈恩、戒律諸宗，仍餘緒未絕。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崗蒙潤、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絕宗善繼等；華嚴宗的仲華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寶嚴、麗水盤谷等；慈恩宗的普覺英辯、雲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聞等，都是當時各宗碩果僅存的學者。
湛堂性澄（1253～1330），從佛鑒銛（音先）學天台教觀，弘法於杭州演福寺。至治元年（1321）應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剛經集注》、《彌陀經句解》等行世。蒙潤、允若、善繼等，都出其門下。
玉崗蒙潤（1275～1324），從古源、湛堂等受業，盛弘《法華》於杭州。晚年隱居龍井白蓮庵，率眾修法華三昧，著有《四教儀集注》，為台宗學徒入門書。
浮休允若（1280～1359），從大山恢學天台教儀，後依湛堂於南天竺寺，極受器重。他的風度嚴峻，被稱為僧中御史，著有《內外集》。
大用必才（1276～1343），從蒙潤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台教於杭州。著有《法華》、《涅槃》諸經講義。
絕宗善繼（1286～1357），為湛堂法嗣，歷住天台荐福、能仁等寺，闡揚《法華》三大部教義，晚年專修淨業。他的弟子如[王*巳]是名初的名僧。
仲華文才（1241～1302），是元代華嚴名僧。他講授經論，主張通宗會意，視語言文字，不過糟粕而已。世祖命為洛陽白馬寺住持，號「釋源宗主」。後為五台山佑國寺開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覺國師」。了性、寶嚴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華嚴懸談詳略》五卷、《肇論略疏》三卷、《慧燈集》二卷（《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大林了性（﹖～1321），歷遊諸方講席，學賢首教，後從文才至五台，備受啟迪。當時喇嘛受朝廷尊寵，所有名僧莫不摳衣接足，乞其摩頂，謂之攝受；了性惟長揖不拜。寂後諡曰弘教。
幻堂寶嚴（1272～1322），是文才的嗣法弟子。文才三坐道場，他都隨從。後住普安、佑國二寺，與了性大弘華嚴教義（《大明高僧傳》卷二）。
麗水盤谷的師承不明。他一生好遊名山，詩名著當世。世祖的駙馬高麗王子王璋，請他講演《華嚴大意》於杭州慧因寺，備致禮敬。有《遊山詩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傳》卷一）。
普覺英辯（1247～1314），受慈恩學於柏林潭，弘法於秦州景福寺，道俗稱為無佛世之佛。
雲岩志德（1235～1322）從真定龍興寺法照學慈恩教義。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諸路立御講所三十六所，他被選為講主，開講《法華》、《唯識》等疏，號佛光大師。
吉祥普喜通達《唯識》、《因明》諸論，也是江淮御講所的講主之一。當時雲南僧端無念為唯識名家，曾和普喜辯論唯識，對他的造詣極為傾服（以上見《大明高僧傳》卷二）。
光教法聞（1260～1317）是元代唯一律師。他從溫公受學《法華》、《唯識》及《四分律》。帝師亦憐真請他講《般若》，指授《因明》要義。後被召居京師大原寺、大普慶寺。當時從他受戒的僧俗很多，號光教律師（《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傳統的各宗以外，江南還有白雲宗、白蓮宗等教團。這兩家都起源於宋末，都提倡念佛，勵行菜食，只是白蓮宗許有妻室為異。白蓮宗是宋蘇州延祥院沙門子元所倡。子元自稱白蓮導師，其徒號為「白蓮菜人」。此宗因發展迅速，遭受「妖妄惑眾」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團也被解散。後來小茅闍黎糾集信徒，重新倡導，但他的見解就差遠了（《釋門正統》〈斥偽志〉）。另外，白蓮宗被禁以後，由於優曇宗主普度的活動，在廬山得到復興。普度所著《廬山蓮宗寶鑑》旨在顯彰子元的教義，破斥當時彰德朱慎寶、廣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蓮宗的異說。至大三年（1310）他親自入都，呈上白蓮宗書，進行白蓮宗的復興運動，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認可。以後，一般遂以白蓮教中得到朝廷認可的稱為正宗，未得到認可的稱為邪宗（明‧果滿編《廬山復教集》）。
元代的佛教藝術有好些特色。特別是由於八思巴等弘傳西藏地區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藝術起了一大變化。尼泊爾著名的佛像工藝家阿尼哥擅長畫塑及範金為像。中統元年（1260）帝師八思巴在西藏地區建黃金塔，阿尼哥和尼泊爾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八思巴因他技術優異，命他監工。塔成以後，即從八思巴出家，相隨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補了明堂的針灸銅像，京師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還俗，授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兩京（大都和上都）寺觀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傳〉）。其他自西藏地區和蒙古地區來的工匠，如塑造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大小一四０尊的稟搠思哥斡節兒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撥，鑄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製造文殊、彌勒布漆像的諸色人匠總管府總管雜兒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鑄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兒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樂大典》本《元代畫塑記》）。
從阿尼哥學塑梵像最稱絕藝的是漢人劉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劉元被荐見阿尼哥，從學西天梵像，遂成絕藝。元朝兩都名剎的塑土、範金、摶換（即夾紵漆像俗稱脫沙）為佛像，出於劉元之手者，皆精絕無比。官至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後人稱為劉正奉（虞集《道園全集》〈劉正奉塑記））。
阿尼哥、劉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稱為漢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稱為梵式佛像。這種梵式佛像，不但盛造於北方寺剎，現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遺蹟。如著名古剎靈隱寺前飛來峰岩壁上的幾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287～1292）之間所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雖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禪宗僧徒行秀的《從容錄》、明本的《中峰廣錄》、普度的《蓮宗寶鑑》、德煇的《敕修百丈清規》、慶吉祥的《至元法寶勘同錄》、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覺岸的《釋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詩文著名者頗多，如明本、行端、祖銘、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誠、子貢、圓至、實存、善住、大訢、清珙、至仁、惟則等皆是（以上各人的作品都收入清代顧嗣立編的《元詩選》）。
明本為著名禪僧，作有船居、山居、水居（住水邊）、鄽居所謂《四居詩》數十首，為世傳誦。行端亦宗門名匠，嘗擬寒山子詩百餘篇，自號《寒拾里人稿》。栯堂益為大慧杲四世法孫，有《山居詩》四十首流傳於世。清珙居吳興霞霧山，禪餘作《山居吟》，其章句精麗，有《石屋珙禪師詩集》。圓至字天隱、大訢字笑隱、本誠字覺隱，詩名相埒，當時稱為「詩禪三隱」。圓至善為古文，所著《牧潛集》，雅麗可誦。明‧姚廣孝謂元代僧人的文章，雖三隱並名，應推天隱為第一（見姚廣孝〈牧潛集序〉）。大訢為南京龍翔集慶寺開山第一代住持，校正《敕修百丈清規》，為禪門定式。說法之餘善為文，著有《蒲室集》十五卷。本誠後名道元，居吳下，善詩並工山水繪畫，有文集行世。大圭為文古雅，詩尤有風致，著有《夢觀集》。善住字雲屋，著有《谷響集》。子庭善口辯，有詩名，平生好遊，著有《不繫舟集》。這些都是元代特出的詩僧。（林子青）
〔參考資料〕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牧田諦亮《中國佛教史》（《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5}）；道端良秀《中國佛教通史》。
日本學者。專長為中國佛教研究。年青時，曾參加支那佛教史學會，並編輯「支那佛教史學」雜誌，且曾赴中國留學。昭和二十五年（1950），任教於龍谷大學，並從事西域佛教資料的調查。二十九年，參與《佛教史概論──中國篇》的編寫。主要著述有《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明代汲古閣主毛晉居士與佛典的出版》、《佛教文化史研究》。此外，對於宋元之間的白雲宗、白蓮教也曾有專論發表。
中國淨土宗的一派。係南宋僧慈照子元所開創。子元初誦《法華》，習止觀禪法。後慕東晉‧慧遠造白蓮社遺風，故唱導淨土念佛法門。其所倡行者為歸依三寶、持五戒、念佛五聲，並代法界眾生禮拜懺悔，祈願眾生往生淨土。後於平江府（江蘇省）建立白蓮懺堂，勤修淨業，漸成一派。紹興年間（1131～1162），子元遭謗而被流放至江州（江西九江）。後獲赦免。乾道二年（1166），應詔至德壽殿講說淨土法門，蒙賜號「慈照宗主」；後歸平江，以「普覺妙道」四字為宗名，宗風大振。
此宗為半僧半俗的教團，教徒稱為白蓮菜、茹茅闍梨菜。嚴禁葷酒肉食，實施嚴格的禁欲主義。及子元示寂後，小茅闍梨承繼其說，弘傳於南方各地，漸生壞亂風俗之弊。至元代武宗至大元年（1308）遂遭禁止。時，廬山東林寺普度概歎於祖說受誤解，乃撰《廬山蓮宗寶鑑》十卷，闡明子元教旨，復興白蓮宗。後受命為教主，世稱優曇宗主。然該宗積弊未有改善，故於英宗至治二年（1322）復遭禁斷。其後之信徒，漸混合彌勒信仰而改稱白蓮教，成為民間宗教。曾屢有祕密性活動。元末之紅軍（紅巾賊）及朱元璋之開國皆曾利用此教活動。和期間亦被視為邪教而遭禁止，然仍於民間祕密流行。
◎附︰竺沙雅章著‧楊曾文譯〈關於白蓮宗〉（摘錄自《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二月號）
在學術界有一種很流行的看法，認為宋元時代的白蓮宗是佛教中的異端宗門，把它作為邪教之一與元末以降的白蓮教同一視之。可是，開祖茅子元是學天台宗的僧人，其教說「依仿天台」，從這裏看不到異端的色彩。並且宋代以天台宗僧為中心，追紹東晉‧慧遠的白蓮社的念佛結社是很盛行的，在子元出生地浙西一帶也興此風。子元是隨順當時的社會風潮而開創白蓮宗的，而不是進行反社會的運動。在宋代也沒有發布過針對白蓮宗、白蓮社的禁令。因此那些傳習「吃菜事魔」的人們「慎官府之發覺，更易其名，曰我係白蓮，非魔教」（《名公書判清庚》卷十四「痛治傳習事魔等人」。譯按，此按日譯文句之意譯，未核原書）。即白蓮結社是合法的，如說是白蓮社則可免官憲的檢舉。因此可以推測，民間信仰的團體中謊稱為白蓮社的增多了。
到了元代，產生了「冒名蓮社，假求衣食者，往往有焉」（《山庵雜錄》卷下）這種情況，元朝幾度禁止稱為「白蓮」的宗教活動。普度的復教運動在於分別正邪，闡揚正教，雖一度取得成功，但在他死後不到百年之時，其弊害益甚（同上）。元末，並非彌陀信仰，而是唱導彌勒下生說的「白蓮會」，就是其後的白蓮教。
在近年的研究中，多把茅子元創立的白蓮宗與元末以降所謂的白蓮教混同，其實從兩者信仰的內容來說，彌陀與彌勒有重大不同，因此在研究上應明確它們的差異。
我國佛教界專修念佛法門的結社。又稱白蓮華社、蓮社。起源於東晉‧慧遠於廬山結社念佛，爾後，白蓮社遂成為此類結社的通稱。東晉太元九年（384），慧遠入廬山，住虎溪東林寺，慕其德風者雲集。元興元年（402），集緇素慧永、慧持、劉遺民、雷次宗等一二三人，於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以期往生西方。時，以寺前淨池多植白蓮，又為願求蓮邦的集團，故稱白蓮社。其後，仿效者漸多，遂開淨土教興隆的端緒。唐宋以後，尤為盛行。並尊慧遠為蓮社始祖。
南宋初年，慈照子元復興白蓮社，另創一派，稱作白蓮教或白蓮宗。元‧至大元年（1308），武宗下令禁行白蓮社，並令社友還隸民籍。時，廬山東林寺普度上呈《廬山蓮宗寶鑑》十卷，闡明蓮宗義旨，數年後始解禁。其後，經明、清至近代，各地均有念佛結社者。台灣佛教界，以「蓮社」為名之道場亦頗為常見。台中李炳南所倡設之「台中佛教蓮社」，為其中之較知名者。
結社念佛之風亦曾傳至日本、朝鮮。日本方面，日僧澄圓於文保元年（1317）入元，沿承廬山遺風。返國後，奉勒於和泉堺建旭蓮社。中世以後，日本淨土宗僧皆以某某蓮社作為法號，以表為蓮社的一員。凡此種種，均為受白蓮社影響所致。
〔參考資料〕 《高僧傳》卷六；《續高僧傳》卷十四；《宋高僧傳》卷十四；《大宋僧史略》卷下；《釋氏要覽》卷上；《龍舒淨土文》卷十一；《樂邦文類》卷一～卷五；《樂邦遺稿》。
北宋以後，流行於江南一帶的新興教派。係洛陽寶應寺沙門清覺（1043～1121），於北宋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隱居杭州靈隱寺後山白雲山庵時所創。其教徒稱為白雲菜、十地菜。
本宗以《華嚴經》為一代佛教的旨歸，立「十地三乘頓漸二教」教相為教說。所謂十地，即分修行果位為︰(1)須陀洹果，(2)斯陀含果，(3)阿那含果，(4)阿羅漢果，(5)辟支佛果，(6)遠行地，(7)不動地，(8)善慧地，(9)法雲地，(10)妙覺地。此中，前四地為聲聞乘，第五地為緣覺乘，第六至第九為菩薩乘，第十地為佛乘。又，後五地分別相當於般若、唯識、法華、禪、華嚴。前九地為漸教，第十地為頓教。
此外，本宗提倡儒釋道三教同一之說，重視忠孝慈善之德。並主張朝夕供養法寶，自耕自活，不事葷酒，不娶妻，夜間集會。
創始人清覺俗姓孔，字本然，號本覺。曾貶斥禪宗及法華宗為未了義的漸教，因而受到禪徒反擊。後遭讒謗，流放至廣南思州。四年後獲赦。宣和三年（1121）入寂，享年七十九。門人葬其遺骨於餘杭南山。並於此築普安寺（後稱大普寧寺）。並以此寺為根據地弘揚清覺之教法。創立之初，本宗曾被視為邪黨，屢受排斥。然至元代初年，不僅獲朝廷允准設立宗團，並為別於一般佛教僧官，而於南山大普寧寺設置白雲宗攝所，別置白雲宗僧錄司。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大普寧寺住持道安在白雲宗門等僧俗援助之下，發願開版大藏經；至元二十七年完成，世稱元藏或大普寧寺本，或略稱普寧藏。
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宗主大慈隱寺沈明仁奉勒附刻清覺著作《初學記》、《正行集》入藏。延祐二年（1315），受封為榮祿大夫司空。然至延祐六年，御史臺奏白雲宗所屬蓄髮僧不養父母、避役損民。同年十月（一說七年），中書省又奏沈明仁奪民田二萬頃、誑惑愚俗十萬人、妄受名爵。帝乃沒收沈明仁之璽書、銀印，並廢除總攝所及各所僧錄僧正都綱司。且令僧悉還俗，禁斷該宗流傳。明太祖（1368～1398在位）時，亦明令禁止弘傳此宗。此後，本宗遂絕跡不存。
◎附︰藍吉富〈關於白雲宗之形成及滅亡的若干考察〉（摘錄自《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二月號）
一、前言
宋代宗鑒《釋門正統》一書的〈斥偽志〉文中，曾經列舉三種「邪偽」的宗教團體︰摩尼教、白蓮宗與白雲宗。在這三種宗教團體中，摩尼教是祅教的分支，雖然曾依附中國佛教，但在教義上與佛教仍有一段距離。至於後兩種，則都是由佛教徒自佛法中推衍出新義所創立出來的佛教宗派。
中國佛教史上的宗派，以普及之廣狹與流傳之久暫來衡量，大約可分為二類。一類是主流宗派。這是歷代佛教徒所公認的正統宗派，流傳時間較久遠，流傳的地區也較普遍；所主張的教義，也大體能得到佛教界的認同，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都屬此類。另一類是支流宗派。這是指在教義和實踐上與傳統佛教差異較大的佛教宗派。在流傳時間與地區方面，都較不久遠，而且它們的教義或實踐方式也常受主流宗派的質疑或斥責。譬如隋代信行的三階教、宋代茅子元的白蓮教，以及宋代清覺的白雲宗，就屬此類。本文是針對此中之白雲宗所作的某種角度的考察。
關於白雲宗的現代研究，日本學界之重松俊章、小川貫弌、竺沙雅章等學者，已經有很好的成績。他們在相關史料的深入搜集，以及對宋元時代白雲宗的活動概況，白雲宗開雕《普寧大藏經》的原委，以及該宗在浙西一帶的社會角色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論題，都曾有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因此，對這些論題，本文將不再重覆討論。本文的考察重點，將側重在白雲宗創教者（清覺）的思想特質及導致該宗滅亡的部分原因。至於其他方面，則暫不涉及。
二、白雲宗創教者（清覺）之思想特質
白雲宗是北宋僧人清覺所創立的。依《釋氏稽古略》卷四所載，清覺俗姓孔，生於河南登封縣，為孔子第五十二世孫。其曾祖在五代‧後唐莊宗時，曾任節度使、太子太師等職。其父孔訢也曾考上進士。因此，清覺自幼即生長在一官宧人家之中，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他讀《法華經》有所省悟而出家於龍門山寶應寺，披剃師為海慧。
出家後的清覺，遵從其師的囑附，先後到南方各處參訪善知識，並在舒州浮山靜修二十年。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清覺遊方到浙江。最初住靈隱寺，其後，由於慕名而來求法的人愈來愈多，乃移居靈隱寺後的白雲庵，並開創白雲宗。
開宗之後的清覺，弘化的地點在餘杭、錢塘、湖州歸安、烏程等地，法緣頗盛。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由於清覺所撰《證宗論》中有忤逆朝廷聞官之句，為忌者所告發，乃被流放到廣南思州，交由地方官管束（宋代稱此為「編管」）。徽宗宣和二年（1120），由於其弟子政布等十人上京投訴，乃得蒙旨釋放。次年，清覺逝世。享年七十九歲，僧臘五十二夏。
清覺是一位出身於北方的僧人，在他客居杭州之後不久即擁有不少信眾，且能開宗立派，其中，應有其個人方面的獨特因素。玆就其本人所具的人格特質，略作詮解。
作為一個宗教家，清覺能受信眾景從的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卡理斯瑪」（Charisma）的人格特質。這也是白雲宗能夠形成的根本原動力之一。
依據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詮釋社會學（Interpretative Sociology）的說法，在政治或宗教等方面，統御領導（又譯「支配」）的三個類型是法制型、傳統型、與卡理斯瑪型（Charismatic Domination）。其中的卡理斯瑪型，是指領導者具有某種被信徒承認的超凡稟賦，因此而得到信徒的信仰與服從。由此而組成的團體，叫做「卡理斯瑪共同體」（Charisma Commune）。
清覺是孔子的第五十二世後裔，曾祖父曾任高官，父親又是進士，像這樣顯赫的官宧子弟居然出家為僧，在先天上已具有吸引群眾的特質。加上他曾在舒州浮山結庵靜修二十年，更具有令信徒嚮往的宗教資歷。此外，在創立白雲宗之後，他曾「為龍神說三歸五戒」，在教義方面，他曾在錢塘開化寺講《華嚴經》，又撰有《證宗論》、《三教編》、《十地歌》、《初學記》、《正行集》等著述。這些條件，使信徒容易感受到他在出身、修行、教義素養方面都有為人所不及的長處，自然容易形成信仰清覺的「卡理斯瑪共同體」。清覺被「編管」到廣南思州時，有弟子十人為他赴京請求平反，當他逝世後，其舍利還被分葬在德清等七處。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信眾對他信服的程度，也可看出在他生前，白雲宗的「卡理斯瑪共同體」已經形成。
在清覺的著述中，《證宗論》、《十地歌》、《三教編》等三種已佚。不過，從現存《初學記》、《正行集》二文，仍可窺見其思想上的若干特質。這兩篇文章曾在元武宗皇慶二年（1313）奉敕入藏，被收入白雲宗刊刻的《普寧大藏經》中。
如果以一個「論師」的尺度來衡量，清覺這兩篇著述顯然並不精緻，也不夠謹嚴。但是，如果以一個具原創性的宗派開創者來看，他這兩篇文章仍有能吸引當時民眾的若干特質。
清覺思想的第一項特質是強調實踐。《初學記》強調步入解脫道的實踐，《正行集》則強調人間道的實踐。其徒孫道安在註釋《初學記》時，即曾明言清覺之立教，有「據自所證而說」之處，「所證」是從解脫道的實踐而得的證量，可見這種重視宗教實踐是清覺其人的重要特質。通觀《初學記》全文，其實是清覺所創的修行次第論。而《正行集》則是立身處世的四十八種行為規範。可見清覺的思想特別重視實際起行，並不是單純的理論體系。《正行集》開宗明義就說︰「凡君子者不在乎貴，不在乎賤，不在乎貧，不在乎富，唯在乎行也。」這種語句，對清覺思想的特徵有清楚的凸顯。
第二項特徵是主張三教調和論。關於這一點，可以在《正行集》中的這段文字中看出來。「三教之說，其義一同。儒教則仁義禮智信，歸於忠孝君父焉。釋教則慈悲救苦，歸於化誘群迷焉。道教則寂默恬淡，歸於無貪無愛焉。」
此中，儒教「歸於忠孝君父」、釋教「歸於化誘群迷」、道教「歸於無貪無愛」，這三種不同的宗教目標，清覺為何認為「其義一同」﹖他並沒有詳細的說明。但是揆其寓義，我們可以推知清覺似認為三教的最高理趣並不衝突，是一致的，只不過任務各有不同而已。而清覺本人以佛教僧人出現，因此他在其《初學記》敘述須陀洹果時，也以佛教去會通儒釋二教。
清覺思想的第三項特質是強調修行過程中的神異現象。在《初學記》中，他明言︰「證得一分報身，一重身光顯現」並謂證得初果者，「死時吉祥好相，直展一指示人，其屍不臭不壞」。如證得十地中的第九地（法雲地），更能「神通比佛一般」、「臨滅上升虛空，出現一十八變」，在清覺所設的三乘十地修行階位中，神通靈異現象幾可謂與修證果位平行發展，儘管神異現象的記載在佛經中並不罕見，但是在大部分中國主流宗派佛教徒的心目中，明白地將神通與修正果位並列，仍然是不恰當的。因此，清覺這種對神異現象的肯定態度，固然可以招致信徒的嚮往，但也可能遭受主流宗派的排斥。
如上所述，清覺的思想並沒有博大精深的體系，他強調的是實踐的重要性、三教調和，以及神異現象，這些特質都孕涵著白雲宗發展成為民眾「庶民」佛教的可能性。如果在清覺之後，未能有繼起的理論家重新建構白雲宗的思想體系，那麼，白雲宗要普及於知識分子之中，或要獨得主流宗派的接受，是相當困難的。
三、關於白雲宗滅亡原因之若干考察
清覺逝世後，白雲宗在浙西一帶頗能穩定地成長。由於具有卡理斯瑪特質的領導者已經去世，那些未具備此項特質的繼任者，勢必要用其他方式吸引信徒並擴充教勢。在這方面，有幾位繼任者的事業，頗有顯著的成果。其中，元代的道安，曾率領白雲宗徒完成了《普寧大藏經》的出版事業；沈智元、沈明仁等人則刻意與統治階級掛 鈎。其中，沈明仁且曾出任元朝帝王敕任的「白雲宗總攝」及「榮祿大夫、司空」等職。可見他們擅長利用政治力量來擴張教勢。此外，該宗領導人也能在浙西一帶大量擴建庵院，並從事橋樑道路的建設。
依常情判斷，這樣的發展態勢應該是有遠景可期的，然而，該宗居然僅繫延了二百年左右即自歷史舞台消失。個中原因，是頗堪玩味的。本文擬就某些前人所較不注意的角度，為這一問題略作詮釋。下面幾點，就是筆者初步探索所得的芻見。
(一)清覺逝世後，教義層次未能提升。
清覺思想之不為主流宗派所接受，可以從前引《釋門正統》一書將白雲宗收入〈斥偽志〉窺見端倪。該書將白雲宗與摩尼教、白蓮宗並列，而一併斥之為邪偽，並且明言清覺的思想是「魔說」。可見白雲宗的教義，在主流宗派佛教徒眼中，是難登大雅之堂的。
此外，我國後世主流佛教徒對清覺的思想也並不重視。這一點從《普寧藏》以後之各種藏經都不收清覺的著述，也可以看出端倪。清覺的《初學記》與《正行集》二文，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曾奉敕收入《普寧藏》，但是，在《普寧藏》以後出版的各種大藏經，如《磧砂藏》（元朝重編本）、《南藏》、《北藏》、《嘉興藏》等六種大藏經，都沒有仿照《普寧藏》收錄。清覺著述之為主流宗派所歧視，由此可以推知。
由上面這些事例，顯示出白雲宗的繼任領導人，在清覺逝世後，應該儘快深化或體系化白雲宗的教義。這一點如能成功，則不只可以將該宗普及於知識分子之中，而且也可以杜絕主流宗派的譏評。可惜那些繼任者未能從事於此，乃使該宗教義無法化膚淺為謹嚴，而長期停滯在凡庸的思想水平線上。
(二)教團轉型為道民集團，無法為當時社會所接受。
白雲宗的清覺，在身份上是一與傳統比丘相同的出家人。當時的信眾，也與一般佛教徒無異。然而，在清覺逝世之後，教團逐漸轉變成為與佛教教團不同的「道民集團」。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曖昧不清，乃不易為當時社會上之不信仰該宗者所認同。《釋門正統》〈斥偽志〉中，錄有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的一篇奏章，其文即謂白雲宗為道民，並對道民的角色認同問題頗有質疑。該文云︰「道民者……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自植黨與，千百為群。」
這段文字顯示出在當時官員的心目中，白雲宗已經是不同於佛教、道教的另一種信仰集團。雖然他們還是「以屏妻孥、斷葷酒為戒法」，而且也有燒香、燃燈、設齋、誦經等與佛教相同的儀式，但他們所凸顯的其他教團特質，卻無法使教團以外的某些人認同他們是佛教徒。加上該宗在入元以後不斷出現干犯政治忌諱及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乃遭到執政者的彈壓而終至滅亡。
從教團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白雲宗被視為非僧非道的「道民集團」，正是該宗發展史上之「轉型不良」所引起的現象。教團型態的轉換，是「卡理斯瑪」型領袖逝世後，該教團所面臨的一件大事。轉型的成功與否，與教團未來的興衰有直接的關係。白雲宗在清覺逝世後，繼任領袖應該在「做為佛教之一宗派」這一前提下，去從事領導方式的改革、教義層次的提升，以及弘法方式及弘法內容的改良等方面的工作。而不應該使原本以「佛教宗派」面貌出現的教團形相，轉變發展成「非佛教」的信仰集團。換句話說，繼任領袖應該去致力於教團內部之「質的轉型」，而不應該放任該宗的發展，走上「形相轉型」的道路。
(三)教團的組織力量太顯著，為統治者所忌。加上領導者及信眾的行為逐漸腐化，終為統治階層及社會所不容。
關於這一點，是在現實上導致白雲宗滅亡的重要原因。由於重松俊章、竺沙雅章等日本學者已有詳細的考察，因此本文不擬再作蛇足之論。
(四)宋代的正統思想頗為發達，凡屬非正統的宗派，往往較難立足。
從北宋以來，一般學術界即陸續出現有關正統思想的理論。到南宋，這種思想更是盛行。這些人（如蘇東坡、陳師道等人）對歷史上各王朝的傳承提出各自的看法，並指出有些王朝是正統，有些則是非正統。
在宋代佛教界，這種政治上的正統與非正統之爭，被援引到宗派之中來。禪宗的明教契嵩，著《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定祖圖》。在書中，他依據《寶林傳》建立二十八祖的傳承體系，並指斥天台宗之二十三祖說為非正統。而天台宗，則有《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二書應用中國史籍中的「紀傳體」撰寫方式，來強調自宗的正統性，並藉以貶抑他宗。
從這種主流宗派彼此之間的正統之爭，可以看出宋代佛教中之正統思想的盛行。白雲宗在這種氣氛下，不只不是正統，而且，連次一級的偏統、霸統都談不上。它被主流佛教徒視為不入流的「邪偽」而排斥在佛教圈外。在這種情形之下，白雲宗的發展，就比一般主流宗派多了一層阻力，如果其他條件配合不當，那麼，必然會加速使其步入衰亡之途。
四、結語
從中國佛教史的發展來看，主流宗派的形成，幾乎都是緩慢醞釀的。一般的情況是，先有一位或數位思想孕育者，然後產生新教義，並且逐漸有群眾。數代相傳之後，才形成宗派的組織型態。宗派意識也逐漸地產生。
以天台宗為例，儘管宋代天台宗的宗派意識甚為強烈，且與禪宗有過法統之爭，而且，在宋代天台宗的著述裏，也視隋代的智顗為「天台教主」與「天台四祖」。然而，有趣的是，智顗生前並未自認是「天台宗」的開創者。甚至於在中唐以前，「天台宗」三字也罕見有人引用。可見天台宗這一在宋代頗為有力的教團，是緩慢醞釀形成的，並不像白雲宗一樣，是有意識地建構出來的。這種情形，不只天台宗如此，其他的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宗派，其教團組織與宗派意識，也莫不是在主要的思想建立者逝世之後若干時日才形成的。
這種宗派的形式，特色是在初期並不強調「我是✕✕宗、你是✕✕宗」的宗派意識。最初講求的是創始者在佛法上的新見解或新體驗，並不刻意以結社的組織型態相標榜。歷史上的大部分中國人似乎比較習慣於這種形成宗派的方式，而較不習慣那種具有清晰的宗派意識，且係預先規劃、重視組織的宗派。
隋代信行的三階教、宋代茅子元的白蓮宗，以及本文所探討的白雲宗，其創教者都是在傳統佛教寺院出家的僧人。他們都具有令信徒欽仰的宗教情操或人格特質。不過，由於他們所組織的新教團都形成得太快，容易使外人對它們產生「驟然出現」的錯愕感。因此，它們也都曾遭受到正統僧團的激烈排斥，甚至於被譏斥為邪魔外道。此外，在他們的發展史上，這三個教團都曾盛極一時，都曾遭受政治壓迫，也都在數百年後即告驟然衰竭。這些如出一轍的巧合現象，是值得推敲的。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固然須從宗教、政治、社會、經濟等原因去追索，然而，其中似乎也透露出中國人之宗教性格的一些特徵。值得關心中國佛教史及中國民族性的人再深入探討。
〔參考資料〕 《初學記》；《佛祖統紀》卷四十七、卷四十九；《釋氏稽古略》卷四；《元史》〈本紀〉卷二十一～卷二十七；《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重松俊章《宋元時代の白雲宗門》；小笠原宣秀《中國近世淨土教史の研究》；小川貫弌《元代白雲宗教團の活躍》、《元代白雲宗門の活動狀態》、《白雲宗大藏經局の機構》；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
中國佛教史上之以居士為主體的一種佛教革新運動，特別是指我國明末以至民初，近世佛教的狀況。所謂居士，在我國佛教界，意指在家佛教徒。但一般不信佛教的士大夫也常以居士自稱。明‧陶宗儀《輟耕錄》即說，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惟《禮記》〈玉藻篇〉有云，居士錦帶，註謂道藝之處士。又，錢謙益《初學集》卷六十三〈傅新德神道碑〉說︰「內閟心宗、外修儒行。」顯示近世的儒家具有居士的特性。由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所說︰「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則可知近世士大夫學佛的傾向。蓋當時的居士均不單以處士自稱，大都深究佛理，自嚴戒行。
明末的佛教可以雲棲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2～1603）、憨山德清（1564～1623）、靈峰智旭（1599～1655）等為代表，而這些人都是主張諸宗融合、儒佛道三教一致之說。此外，儒家因受王陽明一派哲學的影響，關心佛教、道教者漸多。又因傳統出家教團傾向固定化、形式化，致使佛教的重心移到居士的手中。而真可、道開等人所倡印的方冊大藏經的出版，更幫助了一般士大夫從事佛典研究。又，心泰《佛法金湯篇》、朱時恩《佛祖綱目》與《居士分燈錄》、瞿汝稷《指月錄》、夏樹芳《名公法喜志》等一系列的居士著作更加強了此一傾向。加上明末遺臣不屑仕宦於清朝者，或出家為僧，或作處士歸依佛教者為數極多，這也是導致近世居士佛教盛行的原因之一。
錢牧齋（1582～1664）是明末清初居士佛教的重要人物之一，字受之，名謙益，號聚沙居士；江蘇常熟人。初為東林黨人，專事批判政府，明亡後仕宦於清朝，任禮部右侍郎，從事《明史》的編集。其心境的轉變主要源於政權的轉移，嘗自述「余老歸空門」。至於對佛教的關心，主要是受父親錢世揚的影響。牧齋青年期即親近佛典，十八歲通讀《首楞嚴經》；並與當時代表性的居士瞿汝稷、王弱生、董元宰、袁小修、趙凡夫、朱白民、黃子羽、姚孟長等交往。
又，錢牧齋對佛教的虔誠與熱衷，主要是受前記四高僧的導引，就中，又以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為最。其在《有學集》二十一〈憨山大師夢遊集序〉中即謂︰「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絕獅絃之響而當候，捨身而為法，為一車之兩輪。紫柏之文雄健斬截；大師之文，紆徐悲惋，其為昏途之炬火則一。」又謂︰「昔人歎曰中峰之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紫柏、憨山，歸誰乎﹖」儼然以承嗣憨山、真可遺法之第一人自任。其晚年的《楞嚴經疏解蒙鈔》即自署（卍續21‧729上）「海印弟子蒙叟錢謙益鈔」（海印是指憨山）。他在佛教方面的著述，除上記外，尚有《般若心經略疏小鈔》二卷、《紫柏尊者別集》四卷，而《初學集》、《有學集》兩文集及《列朝詩集》的閏集中也輯錄許多方外的作品。但錢牧齋死後百年，清乾隆帝不僅查禁他的書，並將他的名字從清朝的歷史中抹煞，因此，雖身為清朝居士佛教的開創者，卻無法獲得正確的評價。
清初至中期，繼牧齋之後的居士極多，但一般都以嚴仲愨、宋世隆、畢紫嵐、周安士、彭際清等為代表。嚴仲愨，名大參，自號𨍏轢道人，生於嘉興。幼學於憨山、聞谷、天隱，後嗣法費隱通容。嘗校勘《趙州錄》；於《普明牧牛圖頌》的序文自署「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宋世隆（﹖～1702），號文森，江蘇長洲人，通《華嚴經》、《金剛經》，嗣法天竺珍禪師。又，畢紫嵐（﹖～1708），安徽歙縣人，名奇，號懶庵。入杭州僧院實踐佛制，參馬首山之醒愚，晚住蘇州支硎山德雲庵。著有《別傳錄》八卷。周安士，崑山諸生，名夢顏，別稱思仁。博通經藏，一生嚴持戒行。彭際清（1740～1796），《居士傳》及《善女人傳》等之編者，為清朝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而與他同屬振興居士佛教的重要人物，還有羅有高（1734～1796）及王縉（1725～1792）二人。
清朝中期以後的居士，以公羊學派的人最重要。他們破斥王學的空虛，自東漢的古學上朔實踐性的西漢今學，主張實事求是。主要代表人物始於常州的莊存與，經劉逢祿、龑自珍、魏源等，至屬於其末流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不但指導國民革命，對中國的近代化給與很大的影響，更對佛教寄予很大的關心，特別是為佛典考證學的研究拓展出新方法。就中，龑自珍（1793～1842），浙江仁縣人，字爾玉，或瑟人，後改稱鞏祚，別號定庵。雖屬公羊學者，著述頗多，但私淑於彭際清而親近佛教，嘗通讀大藏經，更依實際的考證批判漢譯經典的本文，成績頗豐，凡此均收於《定庵別集》中。
魏源（1794～1856），湖南邵陽人，字默深，號承貫居士。早年為公羊學者，以經世之名傳於世，晚年歸依佛教，特崇淨土信仰。其在《淨土四經》總敘中曾說︰「大哉！西方聖人之教得東方聖人而表章也。夫王道經世，佛道出世。滯迹者見而為異，圓機者見而為同。（中略）而出世之道又有宗、教、律、淨之異。其內重己靈，專修圓頓者為宗教。外慕諸聖，以心力感佛力者為淨土。又外慕諸聖，內重己靈者，此則宗、淨合修，進道尤速。律則宗、教、淨之基址，而非其究竟。」由此可知他信仰的依歸，同時也可以了解清朝居士佛教的趨勢──主張三教一致、諸宗融合。至於譚嗣同（1865～1897），其所主張的「仁學」受華嚴及法相教學的影響極大，嘗言「佛教最大，孔教次大，耶教小」。
清末，北方有白蓮教之亂，南方有太平天國之亂，致使佛教顯著地衰頹。其後，致力於復興佛教護法運動的，有鄭學川、楊仁山二居士。鄭學川（1826～1880），字書海，江蘇省揚州江都人。始修儒學，後從學於紅螺山瑞安。通佛典，信淨土。嘗發願再版因太平天國之亂而散逸的佛典，後出家號妙空，自稱刻經僧。旋於揚州磚橋創接引禪院，作刻經所之本部，接著於蘇州、常熟、浙江、如皋等設刻經流通所，出版近三千卷的經典。著述極多，收於《樓閣叢書》中。
楊仁山（1836～1911），名文會，安徽省池州石埭縣人。幼遭逢戰亂，中年讀《大乘起信論》而歸依佛教。嘗與真定王梅叔、邵陽魏剛己、陽湖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等居士交往，窮究佛教的根源。同治五年（1866），參加鄭學川的刻經事業，後創設金陵刻經所，一生致力於佛典的出版。光緒三年（1877），奉朝廷之命與曾惠敏共赴歐洲，研究西洋人文科學。並於此時認識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笠原研壽等，了解梵語研究的必要。隨而中日共同發願刊行佛書，誓不與政界交涉，埋頭於刻經事業，更於各地創設內學院或佛學研究會，致力於護法。這些對於革命後民國初期居士佛教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
有清一代以居士自稱而有所作為者極多，除上述幾位外，王耕心、王起隆、徐昌治、仲之屏、王錫琯、龑概、孫念劬、俞樾、存吾闡、徐槐廷、謝承謨、鄭澄德、鄭澄源、陳熙願、周克復、俞行敏、程兆鸞、鄭韋庵、張文嘉、張文憲、錢伊庵、周本仁、高承埏等亦頗為人知，續藏經中均收有他們的文章。至於民國時代，繼鄭、楊二居士之後而著稱的，則有李翊灼、桂念祖、歐陽漸、蒯壽樞、孫毓筠、張世畸、陳方格、濮一乘、黎養正、邱之恒、沈子培、陳三立、樊雲門、熊秉三、李梅庵等人。
民國以後，以歐陽漸為首的南京‧支那內學院，是居士研佛之重鎮。其門下有呂澂、王恩洋、黃懺華、景昌極等人，皆為學殖甚優的佛門居士。此外，在北京由韓清淨所主持的三時學會，也是北方中國居士研佛的重要據點。這兩大居士團體，對民初三十年間的中國佛學與佛教，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1949年以後的台灣，居士在佛教的推展過程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李添春、李世傑、王進瑞、楊白衣等人是台灣本地出身的著名居士；屈映光、李炳南、吳潤江、劉銳之、張曼濤等人則是自外省來台弘化的著名居士。他們的努力對台灣佛教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附︰藍吉富〈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其角色功能〉（摘錄自《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
在家佛教徒在大乘佛典中的理想角色，可以用《華嚴經》〈十迴向品〉中的這段話來代表︰「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曾暫捨菩提之心，正念思惟薩婆若境，自度度彼，令得究竟。（中略）諸有所作，心常迴向薩婆若道，繫念思維，無時捨離。為欲饒益一切眾生，安住菩提無量大願，攝取無數廣大善根。（中略）心不戀樂一切世間，亦不染著所行之行。」
關於在家菩薩的實踐法門，在大乘經典中描述最多的，大概就是布施波羅蜜了。《華嚴經》〈十迴向品〉整品所不斷敘述的，也不外乎此。甚至於可以說布施就是大乘經典中對在家菩薩最常叮嚀、最為反覆提倡的法門。依據般若智所展開的無相布施，是一切在家菩薩在實踐菩薩道時的行為核心，其他一切德目可說是環繞在「布施」周圍而展現的。
依據原始及小乘佛典所強調的，在家眾主要的布施對象是出家人，所布施的主要內容是財物（財施），而出家人則布施給在家眾以佛法（法施）。但是，到大乘佛教時代，在家眾的布施對象擴大了，範圍及於一切眾生，並且以眾生為主而不是以出家人為主。除了財物布施之外，如前一節所述，在家眾也可以實行法布施，也可以收徒弘法。可見在家眾在大乘時代的角色功能是擴大了，這種情形是小乘時代的在家佛徒所難以想像的。
由於大乘佛典內容頗富寓言性、象徵性，因此我們對於經典中所載的在家佛徒的數量及行事內容，無法據以統計出一定的數據。但是，如果將所載內容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暗示，則我們可以從而歸納出有關在家佛徒在印度社會中之角色功能的幾點看法︰
(1)由在家人所主持的菩薩道實踐團體，可能分散在印度各處，而不相統屬。這些團體的共同行為準則是六波羅蜜，尤其是特別強調其中的「布施」。這從《華嚴經》〈十迴向品〉及〈入法界品〉中可以窺見端倪。
(2)這些團體大小不一，主持人的身份、職業也形形色色。大多由一位有攝受力的明星型人物為中心，而環繞一群信眾。有關這一點，可以從《華嚴經》〈入法界品〉看出來。對於這類在家弘法團體，經典中也頗有持肯定、讚賞態度的，在《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中，釋尊即曾如此地讚揚郁迦長者︰「佛言︰阿難！是郁迦長者，雖住居家地常有等心。於是賢劫所度人民甚多，勝餘出家菩薩百千人教授。所以者何﹖阿難，雖有出家菩薩百千人，其德之智不及郁迦長者。」
(3)由於在家菩薩的主要行為德目是布施，尤其是財物布施，因此，這些團體的主持人中，有錢的富貴人家為數不少。《維摩詰經》中的維摩詰，《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中的郁迦長者，《大集經》中的賢護菩薩，以及《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慈行童女、具足、優婆夷、明智居士……等，都是其中顯例。
(4)由於菩薩道的實踐，重視行為動機（慈悲利生）更甚於形式，因此，其救度眾生的方式是靈活而不拘常格的。《法華經》中的妙音菩薩與觀世音菩薩都強調可以現種種不同的變化身去救度眾生。《法華經》卷七︰
(1)「（妙音）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為眾生說是（法華）經典。（中略）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中略）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而為說法……。」（〈妙音菩薩品〉）
(2)「應以居士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普門品〉）
這兩段經文的原意，雖然只是在彰顯兩位菩薩弘法度生的方便善巧，但是對佛教徒而言，這種方便善巧與不必為出家形式所限的風格，也可能成為一種典範。對於一般凡夫菩薩所可能給予的暗示作用，也是可以想見的。這種風格應該也可以視為大乘佛法的一項特質吧！
(5)在家佛徒在行菩薩道時，雖然身處世俗家庭，但對世俗的欲樂絕不能染著，對於世俗的一切價值要有真實的厭離感。關於這一點，除了前引的《華嚴經》〈十迴向品〉之外，在《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也有詳細的說明。
(6)在論及出家眾與在家眾的關係時，一般大乘經典都認為在家眾應該尊敬出家眾。尊敬的對象不只是實踐菩薩道的出家菩薩，而且也包含聲聞比丘，甚至於也包含破戒的出家人。
〔參考資料〕 陳垣《清初僧諍記》；藍吉富〈現代中國佛教的反傳統傾向〉（《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第一章）；牧田諦亮《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禿氏祐祥《居士佛教について》；小川貫弌《居士佛教の近世的發展》；吉川幸次郎《居士として錢牧齋》。
日本的東洋佛教史學者、新義真言宗豐山派僧。愛媛縣人。西元1913年畢業於東大文科大學史學科。曾任教於豐山大學、松山高等學校，1927年起擔任九州大學教授，教授東洋史學。1944年退休，但1949年起八年間在松山商科大學執教。其研究範圍包含西域史與中國古代的民間宗教等。對於一向被視為異端的白雲宗、摩尼教徒、彌勒教、白蓮教等，他都曾有專題研究。
台灣齋教支派之一。以王左塘為開山，蔡權為始祖。所謂齋教，又名「持齋宗」，即台灣的白衣佛教。出自大陸禪門的臨濟宗，並以融冶儒、佛、道三教為理想。早晚課誦的經典為《金剛經》、《阿彌陀經》。多奉觀音、釋迦、阿彌陀佛為本尊，兼祀其他菩薩和關帝、三官大帝、中壇元帥等。其教徒半僧半俗。齋教雖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但各派的法式、經典、祭祀等大同小異。
本派開祖王左塘（1564～1629），道號太虛，又號普明。原為龍華派徒，後自言開悟心地，通曉三迴九轉之理，著《寶經》十二部、《九蓮經》一部，因此獨立開創金幢派，建齋堂八十一所，付法董應亮（即二祖）。明‧崇禎八年（1635），白蓮教作亂，本派曾被波及，除二祖被處死外，另有多人或被處死或判流刑、禁錮。在此之前，二祖曾化度寧海人蔡文舉。其後文舉前往福建莆田建「樹德堂」，始將齋教傳入福建。道光（1821～1850）初年，文舉派下的蔡權來台傳教，在台南建立慎德堂、慎齋堂。這是本派的教勢擴展到台灣的開始。
本派的經典內容糅合佛、道、儒三教的思想，尤其著重道家的神仙術，主張修練精、氣、神，與佛教之核心旨趣，並不盡同。
本派在舉行祭儀或法會時，皆在齋堂的前堂奉祀觀世音菩薩，長案奉祀三官大帝，下棹擺設燭臺一對、香爐一座。後堂又稱家鄉，用以奉祀教祖的畫像。門徒禮拜時須合掌、行跪拜禮、五體投地，且合掌時以左拇指壓右拇指，因左善右惡，所以用善指壓惡指，鼻正對雙覆掌中間，稱青龍投玉井、八卦護金剛。早晚禮拜、供奉香茶，念誦「茶懺」求懺悔。祭佛法會稱為「辦供」，期日固定。又有依照《多羅經》所列的祭儀，舉行三乘九品法會。此與龍華派的「過公場」儀式大同小異。
又，初入門者稱為眾生，皈依受戒後由師父傳授內經三十六字以持誦。其門徒等級共分九級，依序如下︰上恩、叔公、管前、本管、首領、船頭、會首、護法、眾生。
〔參考資料〕 庭嘉〈台灣的齋教由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黃育梗《破邪詳辨》；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塚本善隆《羅教の成立と流傳について》。
明代羅祖所創的民間宗教。羅祖名清（一說名靜），山東省即墨縣人。係一運糧軍人。住古北口霧靈山，發心苦行。苦行十三年之後，於正德四年（1509）刊行《苦功悟道卷》、《嘆世無為卷》等五種經卷（稱為「五部六冊」）；嘉靖六年（1527）歿，年八十五。羅祖除了註釋五部六冊外，也著有各種寶卷和語錄。其思想以禪學為基礎，重視《金剛般若經》，主張「無為解脫」的無為法，並強調個人的勤學和清修。追隨他的人，以禪僧和居士為多。然正統佛教徒則對之不假辭色。（參閱附錄）
此派至其末流，變成傳習祕密行法的邪教，其教團結構，類似白蓮教。至清代，有所謂羅教的結社，也是以羅清為信仰上的祖師，但實際上是由江淮地方的運糧水手組織成的（即所謂的安清道或青幫），與原來的無為教，性質並不相同。
◎附︰道開〈五部六冊〉（摘錄自《藏逸經書標目》）
正德間，山東即墨縣有運糧軍人，姓羅名靜者。早年持齋。一日，遇邪師授以法門口訣，靜坐十三年，忽見東南一光，遂以為得道。妄引諸經語作證，說卷五部，曰苦功悟道、曰歎世無為、曰破邪顯正鑰匙、曰泰山巍巍不動，其一則余忘之矣。破邪卷有上下二冊，故曰六冊。
時有僧大寧者，親承而師事之，而蘭風又私淑而羽翼之，俾其教至今猖熾宇內。無從撲滅，曰無為、曰大乘、曰無念等，皆其教之名也。或三更靜夜，咒詛盟誓，以密傳口訣，或緊閉六門，握拳拄舌，默念默提，救拔當人以出苦海，或謂夫人眼視、耳聽、手持、足行的現成是佛。大佛小佛、男佛女佛，所作所為，無非佛事，何分淨染﹖何事取捨﹖何假修持﹖但臨命終時，一絲不掛，即歸家鄉耳，如此則皆其教之法也。蟻屯鴇聚，唱偈和佛，邪淫混雜，貪昧卑污，莫可名狀。而愚夫愚婦，率多樂於從事而恣其貪淫，雖禁之使不歸向，有不可得。此其教雖非白蓮，而為害殆有甚於白蓮者乎！大寧復著有《孝義》二冊、〈歸空記〉、〈法舟偈〉。其徒寓江西南城縣北。羊血渡者復著有〈心經了義〉、〈金剛了義〉等卷若干冊，皆山歌野曲之文也。
〔參考資料〕 澤田瑞穗《羅祖の無為教》；吉岡義豐《道教の研究》、《中國民間宗教概說》第二章（《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0}）；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
盛行於明清民間宗教之間的講唱文學作品。淵源於唐代的變文。其題材多為宗教故事，而以宣揚因果報應為主。明、清以後，取材於民間傳說及其他社會生活內容的作品亦日益流行。曲本則以七言、十言的韻文為主，間雜以散文。又，由於寶卷經常被用作民間祕密宗教、祕密結社的組織工具，因而常被官方視為妖書、邪經而屢受禁壓。保存至今者約有二、三百種。其中，有屬於佛教及神道故事者，如《目蓮寶卷》、《土地寶卷》等；有屬於民間傳說者，如《孟姜女寶卷》、《梁山泊寶卷》等；另有屬於遊戲性質者，如《藥名寶卷》等。
寶卷可以宣唱。演唱者有宗教界的傳教者，也有民間通俗曲藝界之藝人。內容及文字，多半粗俗不雅，因此不為上層階級或文學家所重視。
◎附︰周紹良〈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摘錄自《中國文化》雜誌第三期）
寶卷是明代興起的，事實上它並不是宣揚佛教，也不是宣揚道教，而是當時民間一些新興宗教吸取一些傳統教派的某些思想因素和用語，糅雜歷代民間神話和各種自創新說編造起來的，藉著勸善，用小巿民喜歡聽取的曲調，藉娛眾以傳播教義，擴大影響，我們在《金瓶梅詞話》裏大致可以看到當時宣講寶卷的情況。
創造這些寶卷的，完全是一些淺薄無知之徒，他（她）們是新興宗教的主持人或者就是一位創教主。因為那時民間宗教紛紛興起，比較大的當然是白蓮教，從這裏又產生出如無為教、弘陽教、皇天教、龍天教、大乘教等等，各有自己的信徒，於是各教各派都有各自編造的寶卷，作為自己傳授的典籍。
寶卷之興盛主要由於它是一種近於曲藝的作品，是一般巿民階層所樂於接受的，聽者以為在勸善，又可以娛樂，並且以為是做好事，像《金瓶梅詞話》中的吳月娘之流。至於各派的領袖們，也指望藉寶卷的力量，使自己攀附到社會的上層，能藉以勾撘上官署裏的小官吏、地方上的小士紳，以至於宮廷中無知的太監，攀到這些人不獨自己衣食無缺，並且可以和他們一樣成為社會中的上層人物，所以大量寶卷，總是藉宣揚封建統治道德如忠臣孝子，甚至於歌頌統治階級以應和統治階層的需要，來擴張自己教派的發展。
事實上明代早期民間新興宗教並沒有使用「寶卷」這一名稱，《湧幢小品》卷三十二〈妖人物〉條所載「妖書各目」八十八部中沒有一本是以「寶卷」為題的，可見寶卷之起，至早當在明‧正統時代。
當然這也是由於時代的氣氛所造成，主要與皇宮中太監有密切關係。這些人雖然認識一些字，卻還是無知的愚民，他們與民間新興宗教徒有著各種不同的關係，如同鄉、同族等。事實他們的職業又是永無前途的工作，不過生活卻是優裕的，因之新興宗教與之一拍而合，而且精神自然會寄托在這上面。同時因果報應之說是極容易投其所求，於是一些新興宗教就乘機滲入，得以利用。如太監張永就為無為教的羅祖把他的《五部經》進呈正德帝（朱厚照）御覽，以致得到他的寶卷由專司刊刻皇家書籍的經廠印行，頒行全國，無為教即刻昌盛起來，成為當時徒眾最多的新興宗教。後來弘陽教投託於九蓮菩薩庇蔭之下，又幾乎取為教而代之。可見當時這些新興宗教所依賴的都是這樣的力量，而新興宗教的使用的手段則是寶卷。
現在要研究這些新興宗教，寶卷就是重要的參考材料，篋中所存約十餘種，除了幾本關於弘陽教的寶卷贈與吳曉鈴外，茲分錄其目如下（編按︰原文附有各書之說明，茲從略）
(1)《銷釋金剛科儀》
(2)《銷釋金剛科儀會要》
(3)《銷釋印空實際寶卷》上、下卷
(4)《佛說如如居士度王文生天寶卷》
(5)《無為正宗了義寶卷》（下）
(6)《救度亡靈超生寶卷》（下）
(7)《佛說王忠慶大失散手巾寶卷》
(8)《銷釋授記無相寶卷》
(9)《佛說二十四孝寶卷》
(10)《佛說梁皇寶卷》
(11)《翟氏寶卷》
(12)《大乘金剛寶卷》上、下卷
(13)《佛說地獄還報經》
(14)《玄天、真武寶卷》上、下冊
(15)《無量佛功德卷》
(16)《苦行悟道卷》
(17)《小祖師苦功悟道卷》
附錄
(1)《破邪顯證鑰匙寶卷》上、下卷
(2)《佛說利生了義寶卷》上、下卷
〔參考資料〕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十一章；吉岡義豐著‧余萬居譯〈寶卷與民間宗教〉（《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0}）。
在未來世降生閻浮提世界，繼釋尊之後將會成佛的菩薩，現住兜率天。又稱一生補處菩薩、補處薩埵、彌勒如來。梵名音譯梅呾麗耶菩薩、梅怛儷藥菩薩、末怛唎耶菩薩、彌帝禮菩薩、彌帝隸菩薩、梅任梨菩薩。意譯慈氏菩薩。經典中，佛陀亦常稱之為「阿逸多」（如《彌勒上生經》及《法華經》〈隨喜功德品〉）。
彌勒原為釋迦牟尼佛座下大弟子之一，由於他即將繼釋迦牟尼佛之後，在閻浮提世界成佛，所以習俗相沿，也稱他為彌勒佛。因為彌勒菩薩現居兜率天，盡其一生之後，將到人間繼釋迦之後成佛，所以又稱為「一生補處菩薩」。
據佛典所載，彌勒菩薩現在兜率天的內院弘法，教化天眾。相傳兜率天上有五百億天子，各以天福力，造作宮殿，發願布施彌勒菩薩，莊嚴兜率天宮。因而使兜率天成為殊勝的國土。
依釋迦牟尼佛的開示，眾生如果願意隨從彌勒菩薩受教求法，則可發願往生兜率天。《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云（大正14‧420b）︰「佛告優波離，（中略）未來世中諸眾生等，聞是菩薩大悲名稱，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繒蓋幢幡，禮拜繫念，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花，來迎此人。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敬。未舉頭頃，便得聞法。即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於未來世得值恆河沙等諸佛如來。」
在經過兜率天之四千歲，亦即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一說五十七億六千萬）年之後，彌勒菩薩將降生到我們這世界，而在華林園龍華樹下成佛。並三會度生，轉妙法輪。這三次度眾法會，號稱「龍華三會」。
彌勒菩薩的信仰，是淨土教的一型。此種信仰在印度、中亞、中國、日本、朝鮮等地都曾經流行。我國晉代的道安、唐代的玄奘、現代的太虛，都是彌勒菩薩的信仰者。
唐代末年的布袋和尚，慈悲度眾，弘化一生。在示寂時曾遺有一偈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後世佛徒乃以之為彌勒菩薩的化身。我國歷代有關彌勒菩薩的圖像，大多是以布袋和尚為依據而繪製的。
◎附一︰印順《成佛之道》第三章（摘錄）
頌文︰「正念彌勒尊，求生彼淨土，法門最希有，近易普及故。見佛時聞法，何憂於退墮﹖」
解說︰（前略）彌勒菩薩，為釋迦佛法會中，親蒙授記的此土未來佛。現在生於兜率天；兜率天有一特別區，稱為兜率內院。凡是當來下生成佛的，都先生在那裏；從前釋迦佛，也是這樣的。兜率內院，是一清淨莊嚴的淨土，彌勒菩薩經常在那裏，為無量大眾說法。過了一個時期，彌勒菩薩要來這南閻浮提成佛；那時我們這個世界，早已轉為淨土了。在這彌勒的人間淨土中，三會龍華，化度無量眾生。所以如能發願往生兜率淨土，就能見彌勒菩薩；將來又隨佛下生人間，見佛聞法，這當然會向上勝進，還憂什麼墮落呢﹖釋迦佛慈悲的開示，出於《彌勒下生》、《成佛》，及《彌勒菩薩上生經》等。
往生彌勒淨土「法門」，比起十方世界的其他淨土，真是「最」為「希有」，最為穩當！這可以從三點去說。
(1)「近」︰彌勒現生兜率天，將來到我們人間來，同一世界，同一欲界，論地點是很近的。不像十方的其他淨土，總是要過多少佛土。論時間，來生生兜率內院，不太長久，就回到人間來。不像往生其他淨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再來娑婆。
(2)容「易」︰兜率淨土與將來的人間淨土，都是欲界散地，所以只要能歸依三寶，清淨持戒，如法布施，再加發願往生，稱念「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就能往生兜率淨土。不像往生其他淨土，非要「一心不亂」不可。一心不亂就是定，這是不太容易的。
(3)「普及」︰往生彌勒淨土，不一定要發菩提心、出離心，就是發增上生心的人天善根，也能隨願往生。在兜率淨土及當來的人間淨土，彌勒尊是普應眾機，說人天法，說二乘法，說菩薩法，人人能稱機得益。在見佛聞法的過程中，向上增進，漸化人天根性為出世根性，化二乘根性為大乘根性，同歸佛道。這不像其他淨土，連「二乘種」姓都「不」能往「生」，還能應人天根性嗎﹖所以彌勒淨土，才是名符其實的三根普被，廣度五姓的法門。
有人說︰現在往生彌勒淨土，將來彌勒佛涅槃後，如還沒有了脫生死，那我們要怎麼辦呢（又怕不能見佛聞法而退墮了）！不知釋迦佛慈悲，將我們交與當來下生的彌勒佛。佛佛道同，難道彌勒佛不會開示我們，親近當來佛嗎﹖有人說︰上面說「修天不生天」，怎麼又說求生兜率天呢﹖不生天，主要是不依深定而生長壽天。欲界天，尤其是彌勒菩薩的兜率內院，經常見（未來）佛，聞法、修行，當然不妨往生。有人說︰為什麼不提倡往生彌陀淨土呢﹖要知道，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是大乘的不共淨土，一般的聲聞佛教，就不信不知。這要到大乘法中去說，現在是說貫徹始終的五乘共法。有人說︰從前修學彌勒法門的師子覺，發願求生兜率內院，結果生在外院，享受欲樂；往生兜率淨土，怕不大可靠。不知師子覺生在外院的故事，凡宏傳彌勒法門的，真諦、玄奘三藏，以及無著、世親的傳記中，都沒有此種記載，這只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傳說而已。
總之，學佛的不論何種根性，只要能以歸敬三寶，如法布施，清淨持戒功德，發願迴向彌勒淨土，在「見佛」而時「時聞法」的修行過程中，保證向上勝進，「何」必「憂」慮「退墮」呢！所以，敬請真誠發願往生，稱念「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
◎附二︰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二節（摘錄）
未來彌勒佛──慈氏時代的國土，如《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七八說（大正27‧893c）︰
「於未來世人壽八萬歲時，此贍部洲，其地寬廣，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村邑城廓，鷄鳴相接。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彼時諸人，身雖勝妙，然有三患︰一者，大小便利；二者，寒熱飢渴；三者，貪淫老病。有轉輪王，名曰餉佉，威伏四方，如法化世。（中略）極大海際，地平如掌，無有比（坎﹖）坑砂礫毒刺。人皆和睦，慈心相向。兵戈不用，以正自守。（中略）時有佛出世，名曰慈氏，（中略）如我今者十號具足。（中略）為有情宣說正法，開示初善中善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白梵行。為諸人天正開梵行，令廣修學。」
《論》文是引《中阿含經》〈說本經〉的。輪王是以正法──五戒、十善的德化來化導人民，使世間過著長壽、繁榮、歡樂、和平的生活。佛教一向推重輪王政治，在這樣的時代，又有佛出世，用出世的正法來化導人間。理想的政治，與完善的宗教並行，這是現實人間最理想不過的了！釋尊與彌勒佛，同樣是佛而世間的苦樂不同，這是什麼原因呢﹖《佛本行集經》卷一說（大正3‧656b）︰
「時彌勒菩薩，身作轉輪聖王。（中略）見彼（善思）如來，具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及聲聞眾，佛剎莊嚴，壽命歲數（八萬歲），即發道心，自口稱言︰希有世尊！願我當來得作於佛，十號具足，還如今日善思如來！（中略）願我當來為多眾生作諸利益，施與安樂，憐愍一切天人世間。」
「我（釋尊自稱）於彼（示誨幢）佛國土之中，作轉輪聖王，名曰牢弓，初發道心。（中略）發廣大誓願︰於當來得作佛時，有諸眾生。（中略）無一法行，唯行貪欲瞋恚愚癡，具足十惡。唯造雜業，無一善事。願我於彼世界之中，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憐愍彼等諸眾生故，說法教化，作多利益，救護眾生，慈悲拔濟，令離諸苦，安置樂中。（中略）諸佛如來有是苦行希有之事，為諸眾生！」
釋尊的生在穢惡時代，是出於悲憫眾生的願力，願意在穢土成佛，救護眾生脫離一切苦︰這是重在「悲能拔苦」的精神。彌勒是立願生在「佛剎莊嚴、壽命無數」的世界，重在慈（彌勒，譯為「慈」）的「施與安樂」。至於成佛（智證）度眾生，是沒有不同的，這是法藏部的見解。說一切有部以為︰「慈氏菩薩多自饒益，少饒益他；釋迦菩薩多饒益他，少自饒益。」釋尊與彌勒因行的對比，釋尊是更富於大悲為眾生的精神。所以彌勒的最初發心，比釋迦早了四十餘劫，而成佛卻落在釋尊以後。這顯得大悲苦行的菩薩道，勝過了為「莊嚴佛剎、壽命無數」而發心修行。這一分別，就是後代集出的《彌勒菩薩所問（會）經》所說︰「彌勒菩薩於過去世修菩薩行，常樂攝取佛國，莊嚴佛國。我（釋尊）於往昔修菩薩行，常樂攝取眾生，莊嚴眾生」︰開示了信願的淨土菩薩行，悲濟的穢土菩薩行──二大流。彌勒的淨土成佛，本為政治與宗教，世間正法與出世間正法的同時進行，為佛弟子所有的未來願望。中國佛教徒，於每年元旦（傳說為彌勒誕），舉行祝彌勒誕生的法會，雖已忘了原義，但還保有古老的傳統。
◎附三︰太虛〈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講要〉（摘錄自《太虛大師全書》）
兜率淨土之殊勝
兜率淨土，殊勝有三︰
(1)十方淨土有願皆得往生，但何方淨土與此界眾生最為有緣，則未易知。彌勒菩薩一生補處，以當來於此土作佛，教化此土眾生，特現兜率淨土與此界眾生結緣，故應發願往生兜率親近彌勒也。
(2)兜率淨土同在娑婆，同在欲界，變化淨土在同處同界，即與此處此界眾生有殊勝緣，最易得度。他方淨土汎攝十方眾生，而此專攝此土欲界眾生也。
(3)彌勒淨土是由人上生，故其上生是由人修習福德成辦，即是使人類德業增勝，社會進化，成為清淨安樂人世；因此可早感彌勒下生成佛，亦即為創造人間淨土也。
◎附四︰〈彌勒信仰〉（摘譯自《世界宗教大事典》）
彌勒信仰是佛教的救世主信仰。以未來佛──彌勒菩薩為信仰對象。原成立於印度，後流行於東南亞、東亞各民族。一般相信彌勒菩薩將在釋尊入滅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自彌勒淨土（兜率天）下生此娑婆世界，然後在龍華樹下說法三會，濟渡眾生。
彌勒信仰的前身之一，是印度教的救濟者──卡爾基。依印度教所說，卡爾基將在未來人壽二十三歲時，出現世間救濟人類。又，或謂彌勒是阿逸多婆羅門的弟子。本來阿逸多與彌勒不被視為同一人，但後來卻被視為同一人。佛典「彌勒三部經」（即《彌勒下生經》、《彌勒大成佛經》、《彌勒上生經》）是彌勒信仰的教理中心。彌勒下生之地，是名為「翅頭末」的都巿，該地被描述成一極為優美的理想地方。因此，彌勒信仰含有理想國的性質。
中國的彌勒信仰，事實上是與民眾對政府的抗爭運動相結合而發展的。中國民眾深信彌勒下生時，人間得以實現理想政治。因此，當自然災害或暴政促使民眾生活陷於窮困時，便有人利用此一信仰，以彌勒之名，將民眾組織起來對統治者進行政治對抗。所以為政者都視此為邪教、叛亂而加以禁抑。
北魏時代（386～534）大乘教徒之亂，是宗教抗爭事件之發軔，而以彌勒之名為亂的事件，則始於隋‧大業九年（613）河北的宋子賢。自稱「彌勒出世」的宋子賢，擅長幻術，曾於夜間利用光使佛的形像顯現在樓上，並預先在紙上畫好蛇或其他動物，再於民眾照鏡時使該動物形像映現在鏡中，作為民眾罪業的證據，以獲得民眾的歸依。但此人在舉兵之前，即事發被殺。同年陜西扶風的沙門向海明，以得一吉夢蠱惑人心，自稱皇帝，新立年號。然後來也被鎮壓。
此外，雖然並無實際叛亂行動，但卻利用彌勒信仰及讖緯說而取得政權的，當推則天武后。武則天以薛懷義等人偽撰的《大雲經》中有「則天是彌勒佛下生、閻浮提之主」之語，而即位為帝。唐玄宗時，貝州（河北省）王懷古也以「新佛」下生，妖言惑眾。唐末時，四川也有人成立祕密教團「彌勒會」。
五代時，布袋和尚被視為彌勒化身，民間不斷地描繪其圖像，至今遂以布袋形像當作彌勒佛像。北宋仁宗（1023～1063）時，貝州發生王則之亂。他鼓動彌勒會教徒叛變，自稱東平郡主，立國號為安陽，年號得聖，然在六十多天之後即被平定。該案之連坐眾犯中也有官員，由此可見當時彌勒教滲透之深。南宋時白蓮宗成立，後與彌勒教合併，稱為白蓮教，繼續存在於元末紅巾之亂，以及明清時代的民眾叛亂中。
除了中國之外，朝鮮半島也有同樣的事例，尤其是十九世紀末葉的社會動盪不安期間，彌勒下生的信仰更加興盛，因而形成新宗教運動之樞紐。又，新羅的「花郎」也受到彌勒信仰的影響。
日本的彌勒信仰，是經由中國、朝鮮半島而於西元六世紀傳入。最初雖深受百濟彌勒信仰的影響，但不久即成為民俗信仰。從彌勒信仰的一般性發展看來，首先成立的是「下生」信仰，其次才發展成「上生」信仰。可是，在日本佛教史上，接受彌勒信仰的貴族社會，是以上生信仰為發端的。這可能是因為下生信仰中對未來的期望，與貴族個人性的信仰不相容的緣故吧！
真言宗空海所提倡的彌勒信仰是彌勒下生的另一類型。他主張以高野山為未來的彌勒淨土，眾生可在當地入定，以待彌勒出世。真言宗因與民間信仰接觸，乃使彌勒信仰廣傳日本各地。特別是十五至十六世紀，東日本鹿島地方的彌勒下生信仰極為興盛。在這種背景下，一般人相信「彌勒之舟」將從太平洋彼岸來到鹿島地方。江戶時代「富士講」的教祖身祿，是一位以實現「彌勒世界」為目標的修行者，也是近代大本教等新宗教運動的嚆矢。
〔參考資料〕 《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彌勒大成佛經》；《雜寶藏經》卷三；《大智度論》卷一、卷四、卷九、卷二十九、卷三十一；《彌勒經遊意》；《佛祖統紀》卷四十；幻生《彌勒信仰及其應化史蹟》；《彌勒淨土與菩薩行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9}）。
又稱白衣佛教、持齋宗、齋門。相傳係自禪宗演變而來。此教提倡佛、道、儒三教合一，然所含佛教成分最濃。主要流行於華東、臺灣一帶。信徒雖不拘僧俗，然以在家眾居多，稱作食菜人（男子稱齋公，婦女稱齋姑），教徒間互稱齋友。其布教所稱為齋堂，不稱寺院。
齋教之流行於華東者，奉彌勒佛為無極聖祖；流行於臺灣者，奉釋迦牟尼、觀音菩薩為本尊，而以禪宗六祖慧能為祖師。並有龍華派、先天派、金幢派之分。此三派均自大陸傳來。所課誦之經典多採用《金剛經》（早課）與《阿彌陀經》（晚課）。茲略述三派之大略如次︰
(1)先天派︰約創立於清代後期，崇佛敬儒，講求戒律的嚴明、組織的森嚴。信徒共分十級，依次為眾生、天恩、證恩、引恩、保恩、頂航、十地、師位。
(2)龍華派︰清末葉由福建傳入，該派講求禪法與瑜伽修習，不禁婚娶，素食也只是規定在若干時日，而不須茹長齋。
(3)金幢派︰明末清初傳入，道教色彩濃厚，可婚娶，素食亦只限於若干時日，然重視煉氣修習。
◎附︰張曼濤〈臺灣的佛教〉（摘錄自《東亞佛教概說》第二章第一節）
齋的意義︰臺灣的齋教有三個宗派，分別為龍華派、金幢派及先天派，其他也有叫空門派的，但是其教義及組織較弱，影響也較小，因此此處只提出前三派來討論。
齋教的「齋」，意乃修潔身心，戒絕嗜欲，不沾葷辛，因此其教義以「不噉葷辛」（葷指肉類之屬，辛指葱蒜一類有辛味之物）、「不飲酒」、「不賭博」為重。中國人的傳統，在祭神之前，必行齋戒沐浴，以示虔敬。既然不沾葷辛，食物自然以菜類為主，因此臺灣一般俗語稱寺廟為「菜堂」，不過，真正的「菜堂」是指齋教的修行之所。信奉齋教的人，則稱之為「食菜人」，教徒之間互稱菜友，另外，男性稱齋公，女性稱齋姑。
齋教的起源︰齋教之起源是以禪宗為主，但它與明末白蓮教起於淨土宗完全不同。至於齋教為何託於禪宗，原因無法詳察，但是明末時，禪和淨土最為流行。禪宗的宗義乃是不立文字，即不重視真實的歷史。以其起源的故事「迦葉尊者、拈花微笑」來看，亦是一種謎樣的表現。禪和淨土在佛教的教學體系中，一向重視行為不重理論；他們成佛的方法最簡單，也就是少做理論多做行動，而且效果立即可以實現。理論是繁瑣的，實踐是單純的，他們之所以如此提倡，可能是因為一般大眾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學習理論之故。事實上，一種單純的信仰，往往會產生無限的行動力。由於這些因素，明末清初的所有新興宗教和祕密結社幾乎都起源於禪宗和淨土宗。他們都肯定自己屬於佛教的一個宗派，齋教也不例外，亦是通俗的一種庶民化佛教之一流派。由此觀點看來，日據時代的臺灣宗教政策將其編入在家佛教的團體組織內，應是適當的措置。
〔金幢派〕
由王左塘開山︰齋教傳來臺灣，可說比正統佛教更早，現在可見的資料中，最早傳來臺灣的齋教派別是金幢派。金幢派的開山始祖為王左塘，王氏自稱「太虛」，生於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歿於1629年（崇禎二年）。王氏原為龍華派的信徒。龍華派出於山東即墨縣羅因所創的羅教，羅教即是清初江南一帶的無為教。龍華派先傳到福建，再由福建傳到臺灣，在傳來之際，即稱為金幢派。
王左塘是羅因的第二代弟子，師事於羅因之女羅廣，之後他自立門戶，立了另一宗派，著有四十二部經典以申宗義。將金幢派傳到臺灣來的鼻祖，即是王左塘的再傳弟子蔡權。蔡權字文舉，人皆以「蔡阿公」稱之，原為浙江省海寧縣的一個魚商，於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皈依開山祖王左塘的弟子王祖亮，後來做到齋教教頭的位置。他在1621年（天啟二年）於福建莆田設齋堂以傳教，不久白蓮教之亂發生（1635年，崇禎八年，白蓮教亂之際，金幢派有三十八人遭死刑，三人遭流刑，百人遭監禁），為了避難才到臺灣來。於是蔡權於此再設齋堂，立刻展開傳教之務。蔡阿公所設的齋堂，即是現在臺南的慎德堂，此堂建於1628至1644年，但確實的年月不詳。根據何聯奎博士所著的《臺灣風土誌》中所述，蔡阿公所傳的齋教，不單是當時極為重要的宗教，也是一種極嚴密的社會組織，對當時臺灣的社會與經濟有很大的貢獻。鄭成功能夠很快的驅走荷蘭人，取得臺灣，也是因為有此齋教人士協助之故。何氏的原文是這樣的︰
「荷人據臺期間，此派齋教，極具勢力，所有經濟實權，幾乎都在他們掌握之中。因為荷人與蕃族間的貿易，全靠他們教徒作媒介。當時有『荷人治城，漢人治野』的口號，所謂『漢人』就是指這些教徒。可知當時的齋教，實具我國近代社會嚴密組織。影響所及，甚至後來鄭成功攻臺之能迅速取勝荷人，與齋教組織的潛在力量，不無重大關係。」
鄭成功入臺後，金幢派的發展極為順利，但與清朝對立的時期，齋堂的建設似乎停頓下來，如廣慈庵與萬福庵的記載，就不明確。
清朝正式領有臺灣之後，反清的戰爭也漸平息，隨著社會的安定，金幢派有了相當的發展，令齋堂的建設，在清朝一代就有三十餘所。（中略）
〔龍華派〕
龍華派之起源︰龍華派傳來臺灣之後，共分為三個支派，這三個支派分別是漢陽堂、一是堂及復信堂，現在就根據傳來的順序，一一介紹於下︰
漢陽堂是1765年（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九日於安平鎮效忠里海頭社李普通家中設立齋堂，名為化善堂，一般均認為此即是龍華派在臺之始，在此之前，也有一所業已廢棄的開化堂之記錄，但開化堂到底是否屬於龍華派，無法查明。如果此堂確是龍華派，則龍華派之入臺要比金幢派來得早。
其次設立的是1814年（嘉慶十九年）由黃丑等捐捨建立的德化堂，此堂於1830年又得謝普爵的捐款。
根據《龍華宗教法脈詳述》，十六祖盧普在1797年（嘉慶二年）以副刺的身分，從福建興化府仙遊縣的漢陽堂來到臺灣，住了八年之後，於1804年（嘉慶九年）回福建的漢陽堂，在臺灣的堂務，交給弟子謝普爵。不幸的是在回鄉的途中病歿；從那時起，謝普爵即繼承師位。他自稱「空空」，掌握了臺灣漢陽堂派的全部龍華教徒，其後門人輩出，在臺灣各地都建有教堂，嘉義以南一帶幾乎成為其派的勢力區域。後來化善堂和德善堂合併為德化堂，其堂址現為臺南巿郡王里開山街，原址為東門馬公廟街，是在清朝的 1834年（道光十四年）臺南改成巿的時候遷到現址。其歷代的堂主姓名如下︰
第一代普濤、第二代普爵、第三代普極、第四代普羅、第五代普璋、第六代普旨、第七代普豐、第八代普燃、第九代普恒。屬於漢陽堂派的齋堂有十三，分別為︰新豐的善化堂、通化堂，北門的信和堂、善行堂，嘉義的太乙堂、義德堂、德和堂，斗六的真一堂、龍虎堂，虎尾的慶元堂、養德堂，東石的正心堂，高雄的明善堂。
這些齋堂在日據時代，多半都被日本佛教合併，均已變為出家的教團了。
一是堂派︰一是堂派的本山是在福建省福州城西善福里，為龍華派第十祖陳普月、普應所創。此派傳來臺灣，據說是第十二祖普應與第十三祖普聰的時代（普應歿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臺中齋友鄭郎松手撰的〈新門教全部經文〉中，曾云︰「右枝普柏公派下，普應公、普聰公、普耀公之時移居臺灣，大墩開山道場普榮公、竹南二堡普賜公，普賜公之弟子普妙為嘉盛莊善德堂之開山。」其中的大墩開山道場即為臺中巿後壟仔的慎齋堂。此慎齋堂是清朝乾隆時，蔡普榮由福建移居臺灣後，於1797年（嘉慶二年）秋建立的，1814年（嘉慶十九年）曾重修。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蔡普榮死去，由張普傑繼任，後來又傳給張普泉和張普秋。這樣算起來，他們要比臺南漢陽堂的盧普濤更早來臺灣。普榮在臺灣中部展開教化，成立了一是堂，而相對的，盧普濤以南部為中心，成立了漢陽堂。連橫在其《臺灣通史》〈宗教誌〉中曾說︰「全臺灣的齋堂，最多的是新竹，次為彰化。」這些地方正是一是堂派興旺的據點。現在屬於此派的齋堂，除了臺中的慎齋堂之外，臺中尚有二十五堂，新竹有四十三堂。
復信堂派︰其本堂是在福建省福州城，由龍華派第十四祖普耀所創。初屬於漢陽堂，其後因勢力漸長，便獨立自成一派，和漢陽派之傳來臺約在同時。來臺之後，以中部為根據地展開傳教，其齋堂散在臺中附近各地。現根據彰化大竹朝天堂林普多的報導，此派的齋堂有︰員林的德恩堂、元天堂，能高的善天堂、忠天堂，南投的滿天堂、善養堂、福慶堂，彰化的存天堂、朝天堂，豐原的金山堂，草屯的奉天堂，大屯的福元堂，合計十二所。
〔先天派〕
龍華派與金幢派兩派都說他們的開山祖是羅因，羅因的立教乃是基於臨濟，而且說馬道一和莊懷讓都透過自己的父親繼承了六祖惠能的衣鉢而成為七祖。原來六祖在出家之前，曾遭遇一場災難，逃入深山與獵人為伍，而就在此時將其道業傳了一支在家弟子，後由馬道一繼承而漸漸擴大，一直到羅因才正式成立了一個宗派。這龍華和金幢兩派將禪宗的馬祖道一改成馬道一，南岳懷讓改成莊懷讓，事實上，道一是拜在南岳門下而得法的，懷讓則是惠能的弟子。但是這兩派都無視於這種事實，而都將其故事化了！像這種竄改假託，都是杜撰的，不過，先天派的胡鬧比龍華派和金幢派更甚，先天派不顧一切的直接附會於達磨祖師，謂其法傳自達磨直系，根據其說法，其系統如下︰
開祖達磨、二祖神光、三祖普庵、四祖曹洞（案︰禪的曹洞宗是取曹山與洞山二人之名而來，但是先天派的人缺乏禪的知識，以為曹洞是一個人的名字而當成四祖之名。此外，將其置於五祖黃梅及六祖惠能之前，也是錯的）、五祖黃梅、六祖惠能、七祖莊懷讓、馬道一、八祖羅蔚群、九祖黃德輝、十祖吳紫祥、十一祖何若、十二祖袁志謙、十三祖徐吉南、楊守一、十四祖彭依法、十五祖林金祖、十六祖余春帆、謝秋帆、韓雲和、十七祖夏曉川、十八祖黃秋田、十九祖傅鏡軒、二十祖鄧潤川。
事實上，創立先天派的是一個叫黃德輝的人（依臺灣史學家林衡道氏的說法，先天派的創立人乃是明代的名人徐錫），而由其十三祖徐吉南、楊守一在四川首建先天堂，於清末遷到上海的盛觀亭；傳到臺灣是在十五祖林金祖的時代，林金祖派遣弟子黃昌成與李昌普到臺灣傳教，1861年（咸豐十一年），黃昌成於臺南創立報恩堂，李昌普則在臺中往北傳教。目前屬於先天派的齋堂，全臺灣共有二十餘所。
ㄅㄚ ㄍㄨㄚˋ ㄐㄧㄠˋ
清白蓮教的支派。由清初山東單縣劉佐臣創立，後流行於河北、河南、山西一帶。教徒依八卦分為八股，故稱為「八卦教」。乾隆時因反清，教徒多被殺害。至嘉慶時以林清、李文成為首，改稱為「天理教」。
ㄉㄚˋ ㄉㄠ ㄏㄨㄟˋ
一種清末民間的祕密會黨。為白蓮教的支派。西元一八九六年江蘇、安徽、山東等地大刀會曾先後焚教堂、殺教士，成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開端。
ㄊㄧㄢ ㄌㄧˇ ㄐㄧㄠˋ, 1.清代白蓮教的別支。原名為「八卦教」，以八卦的區分為組織形式。清初山東單縣劉佐臣創立，流行於河南、河北一帶。嘉慶時，坎卦教主林清，震卦教主李文成率領教徒起事，起事前改名為「天理教」。
2.日本神道教的一支。相傳十九世紀時，奈良縣的農村婦女中山美伎被神附身，提倡拜神時唱歌狂舞。信徒眾多，以仁慈愛人、誠心則靈、包治百病為教義。
ㄏㄨㄥˊ ㄑㄧㄤ ㄏㄨㄟˋ
中國北部農民的自衛組織。多信奉白蓮教，有濃厚的神權色彩。因會眾都用紅布繫在長槍之端，故稱為「紅槍會」。
ㄑㄧㄥ ㄆㄧㄥˊ, 1.太平。《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 。」《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不知這些無主意的愚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著 白蓮教到處哨聚倡亂，死而無怨，卻是為何？」
2.純潔而和平。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閭丘沖」句下劉孝標．注引荀綽〈兗州記〉：「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
3.清廉公正。如：「清平政治」、「清平官吏」。《後漢書．卷二十五．魯恭傳》：「遷光祿勛，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4.平靜。《西遊記．第四十回》：「似這般清平之所，卻又恐嚇我，不時的嚷道有甚麼妖精 。」
ㄧˋ ㄏㄜˊ ㄊㄨㄢˊ
清末光緒年間的祕密會黨。創於嘉慶時，蔓衍山東，為白蓮教之一支，傳習拳棒，附託神鬼，詐言可以刀槍不入。清季外侮日深，義和團則乘民間鬱憤，倡言扶清滅洋，乃為朝廷守舊派所鼓勵、袒護，欲藉以驅除外人，於是焚殺劫掠，橫行京、津間，導致英、俄、法、德、義、日、美、奧等八國聯軍陷京師，孝欽后及德宗避走西安，後簽訂辛丑條約而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