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也許不僅僅是“木材磚瓦” 王子今 史學評論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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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其實是一部史學批評的論著。批評的主要對
象，是吳澤教授的《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作者舉例說明材料運用的重要性，
即使有所批評，也完全出於善意。應當說他的批評是比較嚴厲的。這種直接的、
大膽的批評，可以體現當時學術氣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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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和重溫學術史上有意義的論著，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
1950年6月商務印書館初版的胡厚宣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列入“二十世
紀學術要籍重刊”，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再次印行，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學習的機會。
胡厚宣強調“史料”對於“史學”的重要意義。他寫道：“史學若是房屋，那?，
史觀是工程師，史料是木材磚瓦。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和只有木材磚瓦
而沒有工程師，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確的史觀，沒有正確的史料，和只
有正確的史料，沒有正確的史觀，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第6頁）
胡厚宣引用了蔡元培的話：“研究史學，首當以材料為尚。”“史學，亦即史料
學。”（《〈明清史料〉序言》）又引用了傅斯年的名言：“近代歐洲的歷史學，
也可以說只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
料，卻不能烏?瘴氣地亂說。”作者注：“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一本一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雖然沒有明白提示傅斯年的
姓名，當時的學界，應當都熟悉這段話。而今天的青年學子，也因20多年來的
學術開放，能夠瞭解這一重要學術主張的由來。對於傅斯年的觀點，胡厚宣說：
“這話說的也許稍微過火了一點。”發表於1950年的這種評價，論者不知是否
心存與隱去傅斯年姓名同樣的顧慮。
其實，客觀地說，“史料”也許不僅僅是“木材磚瓦”。如果取“史學若是房屋”
這樣的比喻，應當說“史料”就是地基。
胡厚宣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其實是一部史學批評的論著。批評的主要對
象，是一部“解放後所出唯一的一大部史學著作”——《中國歷史大系•古代
史》。他特別說明：“我只是舉例說明材料的引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決沒有
存心批評哪一家。即批評，也完全出於善意。”（第51頁）胡厚宣同樣隱去了
這部書作者的姓名。不過，傅杰先生在“重刊弁言”裏已經告訴我們了：這部書
“就是吳澤教授的《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傅杰還說，“除了該書‘有十
餘處，都把《中國史綱》的張蔭麟寫作楊蔭麟，把作《殷代的羌與蜀》的董作賓
錯成商承祚’之類的粗疏，主要涉及甲骨文的引證和解釋問題。”（第3頁）
胡厚宣的批評雖然並不明確點名，卻依然是相當嚴厲的。對於“張蔭麟”“楊蔭
麟”、“董作賓”“商承祚”之誤，他指出，“這不像是手民的偶誤，應該是作
者的粗心。這種好像是極小的毛疵錯誤，在幾十萬字的大書上，實在太多了。”
（第22頁）胡厚宣使用的言辭，如“沒有具備”“最低限度的基礎”，“東抄
西抄，雜亂拼?”，“荒謬錯誤，矛盾抵觸，而不能自圓其說”（第23頁），“不
辨是非，輾轉抄錄”，於是“將錯就錯”（第36頁），“望文生義，斷章取義”，
“言之過多，近於幻想”（第48頁）等，應當說也是比較嚴厲的。這種直接的、
大膽的批評，可以體現當時學術氣氛之比較活躍和學術空氣的相對健康。據傅杰
回憶，近20年前，他和胡厚宣言及本書，胡厚宣笑道：“那時我年輕啊，要是
現在我就不寫這種書了。”據傅杰推測，“胡的意思，大概是如《中國歷史大系•
古代史》這樣的著作，未必值得專門寫一本書來批評吧。”（第7頁）我們是不
是還可以作另外的推想：胡厚宣說“要是現在我就不寫這種書了”，是考慮到
“現在”的學界氣候和學術風氣已經與他尚“年輕”的“那時”有所不同了。
胡厚宣指出：“《古代史》196頁又引石璋如《小屯後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一
文，說殷代車馬的發現，‘是在Mao的一個坑中’。Mao是什?？Mao的一個
坑中又是什?？引石氏原文，這樣隨便一說，是不可以的。我們翻看石氏原書，
才知道這個車馬坑是M20，M代表墓葬，這個車馬墓葬的編號是20，所以稱這
個坑是M20。《古代史》把M20錯抄成Mao，又誤認車馬是出在Mao的一個坑
中，那就錯遠了。”（第45頁）類似的粗疏，還表現在胡厚宣指出的對於“典
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的錯誤判斷，對於“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方面的疏
誤，對“甲骨文不同的解釋”之不加分辨，對於“甲骨文錯誤的學說”和“甲骨
文被揚棄了的論斷”的沿用，以及種種“粗心的援引”、“非法的推論”等等。
材料的誤用，因而產生“新奇怪異的學說”（第36頁）。遺憾的是，這種對史料
的忽略而導致學風空疏的情形，現在又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胡厚宣當時批評
的現象，出現在一個社會大動蕩的年代。大概有些人以為新時代的來臨，使得只
要掌握了先進的“史觀”，不必在“史料”方面下功夫，就可以成就名作，成就
大家。今天的情形雖有不同，然而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再次動搖了史學實證的
傳統。我們應當理解胡厚宣引用的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的話。郭沫
若說，對史料的科學審視，“根本沒有做夠”。他認為：“不僅古史辨派的階段，
沒有充分達到，甚至有時比康有為，閻百詩都要落後，這樣怎?能夠揚棄舊史學
呢？實在是應該成為問題的。”在有心推動史學的進步時，我們也有必要牢記胡
厚宣的勸誡：“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問題。”（第49頁）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卓識值得我們重視。作者肯定了
“疑古”思潮的學術意義：“現代疑古學最大的貢獻，一個是康有為的‘托古改
制的古史觀’，一個是顧頡剛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觀’。疑古學說，固然也有一
些偏向，但這一條追求真理的科學道路是不錯的。”他還寫道：“疑古的潮流，
遠在十多年以前，早就成了尾聲了。雖然現在我們不必再朝那條路上走，但前人
所作大部分的成績，我們必須批判地接受和學習。”同時，胡厚宣又談到“疑古”
之後的“新證”和“糾矯”：“辨偽的階段，現在已經進到‘古籍的新證’和
‘疑古的糾矯’了。過去疑古學者不但辨出了偽書，並且真書的時代，也往往懷
疑，而儘量拉後。現在則從甲骨金文予以證明，考出有的材料，時代並不太晚。
像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唐蘭的《古籍新證》，和于省吾的《尚書新證》、《詩經
新證》、《易經新證》、《諸子新證》，都是這方面的好書。”“辨偽的現階段，已
經由辨別偽書，進到鑒定真書的著作時期，又由時代的過晚，進到其中也有早期
的成分。”（第8~9頁）“疑古”以及“新證”和“糾矯”，也都是關於“史料”
的重大的學術問題。而胡厚宣關於“疑古”之後學術進步的論說，又可以看作今
天有關“疑古時代”討論中某種意見的先聲。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能夠再次推出，我們應當感謝傅杰和雲南人民出
版社。然而也應當看到，編輯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該書附錄《關於商周史學習
問題》、《甲骨文和今文》、《我和甲骨文》三篇文章，由於作者對於殷商時代是否
是奴隸社會的觀點前後有所改變，在一部書中前後因此出現矛盾，而編輯者未加
說明，可能會使有的讀者產生疑惑。書中又有個別誤排字而未能校出者，如“酒
熟日酋”（第39頁）應是“酒熟曰酋”之誤，也是應當指出的。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6年07月18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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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書緣.世事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