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旨在復興基督福音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在美國興
起，各教派紛紛成立海外佈道事工。一八一○年，“美國海外宣教委員會”成立。
兩年後，派遣傳教士赴印度傳教，開啟了美國向遠東的宣教。 一八三○年二月
十九日，傳教士裨治文（James Bridgman）與雅裨理（Rev. David Abeel）受美部
會差派，乘美國商人的船隻抵達澳門，拉開了美國對華傳教的帷幕。
美部會傳教士在傳教策略上比較重視出版書刊、醫藥傳道等活動，注重與滿清仕
紳的交往與接觸。
裨治文與林則徐
雅裨理由於身體因素，在華傳教時間並不長，而裨治文除於一八五二年曾回美四
個月之外，在華服務達三十年之久，其中十七年在廣州，十三年在上海。而一八
三○ 年至一八四七年間，適逢中國近代史的發端。裨治文除傳教外，還參與了
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pository》（譯為《中華叢報》、《中華叢刊》或《中
國叢報》）的出版，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歷史、政治、風土人情和文化等。這本刊
物自一八三二年五月出版，到一八五一年八月停刊，前後二十年，合共二十大冊。
內有論說、書評、報導、時事、宗教消息等，各類文章共一千三百七十八篇。裨
治文本人就寫了三百五十篇，可算是該叢報的主力撰稿者。
裨治文還參與教育和醫療的活動，他參與創辦並負責“中國益智會”、“馬禮遜
教育會”等教育機構，旨在將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技藝介紹給中國。他也是發起醫
療傳教的人士之一，擔任過中華醫療傳道會的副主席。除辦報、教育與醫藥傳教
等活動外，他也曾與林則徐、耆英有所接觸，並擔任過負責簽訂《望廈條約》的
美國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之譯員，實為早期中美關係的重要人物。
在林則徐開展禁煙運動前後，裨治文主編的《中華叢報》，從宗教信仰立場極力
反對鴉片貿易，譴責煙販，為中國政府禁煙運動辯護。一八三六到一八四○年，
禁煙問題最突出的幾年裡，《中華叢報》發表了四十八篇有關鴉片問題的專題文
章，有相當部分是譴責鴉片貿易的，其中裨治文就寫了十五篇。林則徐在粵禁煙，
曾令人翻譯西書西報，以窺測西人情勢與輿論，而以翻譯《中華叢報》最多，輯
為《澳門月報》。
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隨裨治文學習八年，精通英文，在林則徐到
粵後，為林氏翻譯，藉梁進德關係，林氏對裨治文主張禁煙言論認識固多，一八
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林氏在虎門銷毀鴉片，裨治文也被邀到場參觀。裨治文對林的
銷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嚴謹與忠誠的態度，實
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無想世上可有比這更見忠誠執行的任何事業。” 4
裨治文在《中華叢報》上反對鴉片貿易的言論，及其對禁煙行動的支援與宣傳，
無疑使林氏覺得其禁煙行動得到西方“正經商人”等輿論之認同。是以林則徐之
堅決禁煙，與裨治文的交往有關。而美商亦通過裨治文瞭解，林氏雖堅決打擊鴉
片貿易，卻保護正當商人，於是安心從事中美商貿往來。美部會傳教士經常把“關
於鴉片貿易種種弊害的報告”發回國內，這些報告是形成國內輿論的有力因素，
在鴉片戰爭前後，美國屢次向中國政府表示不支援鴉片貿易，就是最好的證明。
伯駕與林則徐、潘仕成、耆英
第一個來華傳教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一八三四年十月抵達廣州，第二年
在廣州開辦眼科診所，名新豆欄醫局，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西式醫院。伯駕的
外科手術效果顯著，加之分文不取地治病給藥，深得當地官紳商民信賴。根據伯
駕的報告，開辦的頭三個月中，他收治了九百二十五人，一年後超過二千人。以
後逐年增加，到一八三九年底，收治的病人達七千人。這些人主要是下層鄉民，
但在其聲譽得到傳播後，一些官員也前來就醫。5
林則徐本來患有疝病，到任廣州後，因勞累過度，舊病復發，苦不堪言，聽說伯
駕的名氣後，想請他治病，但礙於朝廷命官身份，不便遷就。於是，伯駕特地為
林建了一張編號為6565的病歷卡，此卡不僅記載了伯駕對林的資料方案，也記載
了林曾請伯駕譯述瑞士人滑達爾（Emeric de Vattel）所撰的《各國律例》，並討
教鴉片對人體的危害，及治療鴉片煙癮的方法等。顯然，林則徐是想通過和伯駕
接觸，增加他執行禁煙任務的能力。伯駕答應幫助翻譯《各國律例》中的相關內
容，還主動送林氏一份地圖、一本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據魏源《海國圖志》所
載，伯駕翻譯的《各國律例》皆為節譯，因與禁煙有關，對於林則徐瞭解世界法
律慣例，處理中英外交事務很有幫助，可謂中國最早的國際法譯本。6
隨著中英關係漸趨緊張，伯駕抓住給林則徐治病的特殊機遇，寫了一封信給林
氏，企圖調停中英衝突。信中提及，由於林則徐對“外國的法律和外國的強大”
茫然不知，“採取了與友好國家習俗相衝突的措施，在不適當的程度上冒犯了英
國”。伯駕覺得，必須用條約來規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不過，林則徐並未重視
這封信。林氏雖然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對世界的認識，還沒到
接受與“英夷”或“美夷”訂立條約的地步，客觀上更沒有這樣做的國內政治環
境。
通過治病，伯駕與清政府的官員潘仕成、耆英均有交往。潘仕成原本為十三行商
人，因“與米利堅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7，而被耆英調至衙
署專理夷務，他後來還參加了《望廈條約》的一系列談判。潘仕成本人及父母都
曾是伯駕的病人，8 對伯駕懷有感激之情。兩廣總督耆英也是伯駕的病人。據記
載，耆英因患皮膚病，曾通過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請伯駕幫助醫療，後又派隨從
向伯駕講述病情。伯駕精心為他配好藥方，使其病情明顯好轉。耆英多次在公眾
場合讚美醫藥傳教，並手書條幅“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贈給伯駕。9
雅裨理與徐繼畬
徐繼畬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任職廣州按察使。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版《瀛
環志略》，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世界地理的書籍，該書採集西方地理的資料和方
法，詳細介紹世界各地真貌，客觀?述列國政情，打破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傳統
觀念。
最早來華的傳教士雅裨理，由於身體的緣故，到爪哇、南洋等地傳教。第一次返
美述職後，又二度來華，在澳門、廣州都有逗留，他是第一個進入閩南傳教的人，
一八四三年遷往廈門定居。
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徐在廈門會晤了英國首任駐廈門領事葛裏布
（H.Gribble），因雅裨理通曉華文華語和閩南方言，故充當徐氏與葛裏布的譯員，
他藉機送一些宗教書報，希望向徐氏傳揚基督信仰，卻由此開始與徐氏的數次交
往。雅裨理認為，“（徐氏）是我迄今見過中國高級官員中最愛尋根究底的人。
他詢問了許多外國的事情後，我們提出，拿一本地圖集，向他說明最感興趣的各
地方和區域。對此，他欣然表示贊同。”
及至《瀛環志略》出版，全書載有雅裨理一名計有九次，其中有五則提述雅氏之
意見。10而徐繼畬撰寫考略之時，論及美國民主政制及對華盛頓的讚辭，更非參
引他書，而是雅裨理牧師直接的傳授。11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認
為，徐繼畬是“滿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國人和他同僚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務專
家，真誠的學者官員之一。徐在福建承擔與夷人聯繫的重大責任，遠遠超出他的
實際職位。”12
雅裨理於一八四四年十二月返美，一八四六年九月病逝於紐約。
衛三畏與中美《天津條約》
一八三三年，美部會派遣傳教士衛三畏（S.W. Williams）來華。衛三畏一度在廣
州主持《中華叢報》的出版，他在該報上發表了一百一十四篇文章，篇數僅次裨
治文。他還編《廣東方言發音字典》、《中文音節字典》和《中國總論》等，這
些書籍被當時的外國人視為研究中國的必備工具之書。衛三畏後來又去日本等
地，一八五六年第二次來華後，辭去傳教士之職，專任美國駐華公使館的秘書兼
翻譯，完全從事美國對華外交事務。衛三畏在華任美國政府的外交官員達二十年
之久。
一八五八年，衛三畏和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一起擔任美國首任駐華
公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的譯員，參與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的談判，並
在條約的簽訂中起了重要作用。衛三畏回憶說：“感謝上帝，我終於在條約中爭
取到這一權利。在這問題上，我們可謂開風氣之先，當時中外簽訂的其他條約中
是沒有的……後來，中英條約中關於宗教問題的條款，就是仿照我們這一條制定
的。”13
丁韙良的外交活動
一八五○年，丁韙良二十三歲，奉差派與其哥哥一起攜妻子來華傳教。他首抵廣
州，略作逗留後，旋即抵寧波，自此以後，他在中國六十餘年。
丁韙良在中國的工作分為幾方面：一是傳教，最初十年（1850~1860年）以在寧
波傳教為主，14但成效不太大。二是譯介工作，一八六二年，丁韙良在上海著手
翻譯美國法學家惠頓（Wheaton）的《國際法精意》，一八六四年冬天，該書以
《萬國公法》為名刊行，是晚清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家法的譯著。丁韙良呈送此書
三百部給總理衙門，該書的翻譯出版影響深遠，對中、日、韓三國國際法知識的
獲得及譯名的確立，均產生了很大作用。
三是從事教育工作，丁韙良曾在北京開辦教會學校，但由於各種原因而不太理
想。滿清政府設立同文館後，他擔任第三任英文總教習。同文館為新式教育的先
驅，其在中國教育史上自有一定地位。戊戌維新期間，滿清政府又設立了京師大
學堂，被賞為二品頂戴的丁韙良，又被聘請為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雖然只有短
短幾年，他一直都是盡心竭力。四是作為美國政府的譯員，短短兩年參與了美國
的對華外交工作，主要是參與簽定中美《天津條約》和一八五八至一八六○年的
兩次英法聯軍之役的交涉事務等。
一八五九年初，美國新任公使華若翰再次相邀丁韙良加入使團服務，丁韙良在使
團任翻譯期間，比誰都更忙，因為他總是在談判閒暇時，向清廷官員散發自撰的
《天道溯源》，講述基督福音。他還以多年經驗向華若翰保證“我的經驗是，我
和中國人越自由地談論宗教問題，他們就會表現得越加友好。”丁韙良於一九一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病逝北京。
傳教士來華本以傳播基督福音為重，但在十九世紀的中國，由於時代與客觀條件
的限制，傳教果效並不大，但他們在中美文化交流，尤其在政治與外交關係上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許是其始料不及的。
作者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恩福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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