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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轉貼】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的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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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的中等教育


2001年12月8日，學會在麻州波士頓舉行了讀書研討會，麻州Salem State College
歷史系教授厲荔博士主講了「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基督教中等教育」，來自波士
頓地區數所大學的學生，學者參加了研討活動。以下為研討會的主要內容：

　　雖然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一直不太順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中學
在中國仍逐漸地拓展，一些基督教小學在1864年開始設立中學部，於是 1877年
在上海有第一批基督教中學畢業生。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許多學生也隨之離開
儒家四書五經的私塾，進入基督教學校學習西方的數學、科學。基督教中學可說
是中國教育體制現代化的先鋒。此外，設立基督女校更是創舉。到1936年，中國
境內255所基督教中學已有53,673名學生，學校裡聘用的 285位專任老師和187兼
任老師是傳教士。

國民革命在三方面影響抗戰前基督教中學的教育：首先，1935年前所有的學校都
需遵循教育當局的規定，並接受官方派員經管。其次在官方和民眾的壓力下，教
會學校不得教授宣教學和福音神學。最後即使基督教中學盡力配合一切規定，仍
然受到國民政府嚴苛的批評，只因基督教是外來的，這就使中國社會無法接觸到
基督教學校。所以抗戰前的教會學校，為了融入中國，不斷地掙紮以致失去了教
會宣教的特質，無異於一般的私立學校。另外，當時世界經濟的蕭條，人事的缺
乏，中國政治方面的壓力，都明顯地影響著教會中學。1936年就有四分之一（63
所）的教會中學沒有收到差會任何資助，學費成了學校唯一的收入，以至四分之
一的破會學校沒有傳教士，教學全靠中國教師，難於維持宣教的初衷。

在那種環境下，宣教士達成的共識是「教育工作要在教育上被認可，教育機構要
以學術水準來證實它的價值。」而且當時的學生及家長常以升學率來評估學校，
教會學校不得不更重視學科教育而輕忽信仰教育。

日本侵華，破壞了中國的教育發展，也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教會學校
和政府當局，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日本，不再彼此敵對。而且戰爭迫使無數的難民
向基督教會求助，教會學校也因而受到禮遇。1931年8月12日日軍攻佔上海，成
千的難民湧進租界，國民政府一向不承認代表帝國主義侵略的租界存在，如今租
界卻成了避難的天堂。

學生不但要經歷戰爭的苦難，還要面對失學的困境。因為淪陷區內，大都份的中
國學校及許多教會學校都被迫關閉，僅存的教會學校也成了難民營。根據中國基
督教育協會的資料，1931年秋季沒有一所教會中學能如期開學。

隨著戰場的轉移，老師學生又回到原來的學校。在淪陷區內，繼續唸書就成了對
日侵略無聲的抗議。上海租界內，許多中國家庭向基督教會求援，要求教會學校
擴充，並修復那些破損不用的學校。上海南浸信會的麥但尼傳教士表示「在歷史
上我從未看見人這麼的悲慘。也從未看見我們的學校有如此發展的機會。」

淪陷區的基督教會，尤其是上海的教會，都積極的參與救援。全市各教會為上海
救濟協會募到十萬美元，以提供給難民免費教育。因為救濟協會認識到：中學教育是戰時教會的關鍵，流亡學生大學是中學生，幫助他們完成中學教育，學得一
技之長，才能熬過這場戰爭。

由於日軍的破壞，經濟上的困難，很多學校需要遷校，需要其他學校支援。於是
前所未見的教會中學間，甚至不同宗派的教會中學間都開始合作了。1937年末17
所原在江蘇、浙江屬於各宗派的教會中學組成了華東聯合中學。在上海租界的華
東聯中一開學就有800名學生註冊，成了上海最大的多宗派中學。1938年7月兩所
蘇州、兩所上海浸信會的中學也組成浸信會聯合中學，有400名學生，是單一宗
派最大的聯中。

傳統上，教會中學是男女分校，但是抗戰時男女合校的情形愈來愈多，因為合校
是最經濟而且實在的方法。全中國1935年有43所教會中學男女合校，到1939年有
71所，四年間學生人數也從39%增加到76%，而上海1940年則有72%的教會學生上
男女合校。

為了因應困境，教會中學的重點不再是升大學，而是提供職業訓練。當時淪陷區
內許多教會大學都已關閉，升大學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高中生多想畢業後趕快找
到工作，幫助家濟，於是職業訓練就成了教會中學在戰時的主要任務。學校增加
了許多技術課程；上海的管理課程就以會計、小企業經營最受歡迎，也最好找工
作。

大都份的教會中學生來自富裕的家庭，其中有41%到50%是商人的兒女。只有他
們付得起昂貴的學費。而一般的難民連吃飯都成問題。為了配合家長的期望，職
業教育就成了教會中學的教學重點。也因此，儘管戰爭的壓力緊迫，還是有人為
孩子付昂貴的學費。加上教會學校在歐美的差會害怕損失，不大想支援淪陷區的
學校，所以學費是當時上海大部份教會中學唯一的收人。另一方面，在淪陷區若
不想上日本學校，就只有上教會學校；上教會學校成了愛國的表現，無言的抗議
日本的統治。

戰時教會學校的獨立性，特別受到家長和學生們喜歡；第一所有的教會學校都在
美國立案，不需要向日本當局登記，得以保持中立。第二教會學校仍以英文為第
一外語，雖然日本要大家學日語；這種安排使捕恨學白語的人舒服多了。第三大
多數教會學校仍按照國民政府的課程教學，學生覺得這樣他們比較容易回到主
流，因為他們都相信中國最後是要勝利的。

因為能夠不受日本的影響，抗戰時的教會學校吸引了許多年青學生。譬如上海的
浸信會聯中，由l938年405名學生增到1939年的530名，1940年再增加到1,050名。
全上海的教會中學學生，由1939年13,363名增加到1940年的14,734名。

在教會學校比較安全的環境裡，學生們學習得相當好。隨著註冊的人數增加，畢
業率也穩定提高。1939年上海的教會中學畢業生有1,371名，1940年增加到1,679
名。大部份立刻就職，少數進入大學。其實，教會中學考上大學的比例是相當高
的。以1941年蘇州大學為例，197名教會學生中有142名 72%錄取，普通中學生286
名中只有108名38%錄取。

中國學生受益於戰時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也有機會，重新介紹基督教的信仰。
學校恢復聖經課，成為課程的重心。所以上海的教會學校，在1939年有38%的學
生選聖經課，l940年則增加到半數以上。

由於學生要求保障，還有傳教士的催促，基督徒學生的人數大量增多。在1940
年浸信聯中的一場福音聚會中有167人決志，某聯中在1941年一週內有130名女學
生接受信仰，上海教會學校在1940年共有20%以上的基督徒學生，其中半數參加
校園基督徒團契。

然而，教會學校在教會上的成功，與信仰上的覺醒，卻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告終。
1941年12月8日日本關閉了淪陷區所有的教會學校。日軍開進上海租界，傳教士
被關進集中營，中國學生也頓時失去了特權，成為日本恐佈統治下的難民。四十
年代初期，大約三分之一的教會中學流亡到四川、雲南等西南大後方，他們成了
僅存的教會學校。

根據中國基督教協會（CCEA）的資料，戰前基督教學校的分佈很不平均；沿海
六省有全國72%的教會中學，而且22%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福州四大城市，
對像是富裕的城裡人，顯然忽視了廣大貧窮的鄉下人，也就難怪基督教育屢遭批
評了。所以是戰爭把教會學校帶到鄉村的。於是教會學校在一般中國人的眼中有
了很大的轉變，教會學校帶給所有階層的孩子受教育的機會。特別是那些無家可
歸的流亡學生，他們不但有學校念書，還找到棲身之所，教會中學成了他們的復
原中心。難怪蔣介石夫人盛贊教會學校對減輕中國人困頓與絕望的貢獻。

國民政府急於解決難民的問題，一改過去對立的態度，不但支持基督教育，每年
撥款資助，還准許學校教導基督信仰，傳教士也能參與校務。許多教會中學因而
把聖經課訂為基督徒的必修課，校園學生團契也得以重建。

中國政府肯包容基督教，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奉獻小我服務國
家；戰爭結合了基督教義和中國的國家主義，所以基督教在抗戰時能異乎尋常的
蓬勃。

教會中學也從教會的次要工作成為首要，加上中學畢業生極易影響他們的家人，
傳福音很有效。所以抗戰以來，許多傳教士都由校園開始，對學生來組織建立教
會機構。連歐美的差會都注意到教會中學對傳福音的重要性，而同意增加經費，
於是CCEA在1941年撥一萬美元給教會中學作獎學金。接著1943年組成中學委員
會，專門協調教會中學的諸般事宜。戰爭顯然提升了教會中學的角色。

1945年抗戰快結束時，重建淪陷區的教會中學就成了當務之急。1946年CCEA為
此撥出四萬美元，希望一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一所好中學。還鼓勵大後方的學校
搬新家，不要回沿海；結果1946年底全國共有410所教會中學，超過戰前三分之
一。

教會相信，戰後的中學教育，需要加強宗教的份量。而堅持戰後的道德重建會帶
來基督教再一次復興。基督教犧牲服務的精神，正是中國現代化所需。他們向政
府申請，將聖經課列為教會中學所有學生的必修課，並將基督徒老師由1945年的
62%三年內遂年提升到100%，想要繼續戰時的努力，在太平時結果子。

然而，沒有了公敵日本，國民政府和教會問題老問題浮出，教會學校究竟該以教
育為重？還是宗教為重？該由誰來掌管學校？同時國共內戰漸漸激烈，蔣介石的
失敗，與他有些關係的基督教會也同受指責。跟著，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也
使基督教會及教會中學抗戰時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難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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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荔教授的發言後，與會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謝龍　：國民政府統一前，北京的基督教學校大、中學不分，教會色彩濃厚，也
有一些職業教育。統一後比較深入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就取消了。而且北京的教
會中學解放前一直是男女分校。西方的基督教會多同情中國人抗日。

厲荔　：由於中國屬於盟軍，反日不反歐美，上教會學校和中國性不衝突。

王忠欣：國內史學界，現在也開始研究抗戰時期基督教的教育。過去研究得少的
原因是：戰亂時不易保存資料，而且戰時多在抗戰、逃亡，教育活動比較不活躍。
至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抗戰時交錯的關係，相當有意義。

李四龍：海外有些地方，以拜祖先來認同民族思想。還有政教如何分離的問題。
政府與教會的組織機構是可以分離的，而政治的理想、價值觀、行為、規範各方
面都以教會的信仰作基礎。

厲荔　：宗教跟文化是分不開的。一些政治活動帶很多的宗教色彩，是有潛意識
的影響。

王美秀：各教會檔案館裡有許多的資料，教育方面包括小學中學到大學所有的章
程，學生的信仰、發展、職業都有。譬如華北衛理公會每兩三年召開一次年議會，
中等教育是議題之一，許多資料都在他們出版的刊物、年鑑中，也都存到微膠片
上了，對研究工作應該很有幫助。

厲荔　：抗戰時的年鑑、報表常是沒有的。甚至每天寫日記的傳教士也獨缺抗戰
這一段，或許不能寫。而且傳教士和中國政府、傳教士和當地中國人之間具體關
係的個案資料非常難找到。

吳秀良：檔案館有些是間接的資料，像傳教士的信件，傳記，年度報告，官方的
記錄。中國的老百姓文盲居多，他們的感受只能從間接資料去瞭解。


http://www.isc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60&Pid=10&Version=0&Cid=75&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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