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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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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國清寺

(寺名)在浙江天台縣北天台山中。山有三寺,在頂曰福林,在腰曰國清,在麓曰修禪。國清具名景德國清寺。隋文帝開皇十八年,為智顗禪師所創建。初智顗夢巖崖萬重,側有滄海,渺無涯際,泓澄在其下。一僧來伸手導顗登山,覺後語門人,皆答以會稽天台山。因而陳大建七年,遂入此山,隋開皇十七年,於此示寂。翌年,文帝為顗創建一宇,名為天台山寺。大業元年,煬帝賜國清寺額。唐宋元明,皆重修,清康熙十二年亦有再修,賜住僧紫衣。今大雄殿、普門殿、三隱堂、智者大師塔所等,結構極壯麗,境致幽勝,適於修禪,真震旦之名剎也。案國清為天台宗之本山。唐一行嘗於此學算。


國清百錄

(書名)四卷,隋灌頂纂。筆記智顗禪師住天台山日之言說者,始自立制法終至智者遺書述放生池凡纂錄一百四條。知大師一代行業,最利便之書也。原有廣略二本,廣本早已散佚不傳,今傳者,其略本也。卷首有灌頂并有嚴序。


定光佛手

(故事)天台之佛隴有禪師,曰定光,智者顗禪師嘗夢師以手招之。佛者,禪門悟道人之通稱,又擬於古之錠光佛。祖庭事苑五曰:「智者顗禪師,年十五時,禮佛像,怳然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藍:汝當居此,汝當修此。天台佛隴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峰,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智者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冷齋夜話十曰:「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手?」


[佛光大辭典]
天台小止觀

全一卷。又稱童蒙止觀。天台大師智顗撰。係相對於十卷摩訶止觀(大止觀)而名。本書僅以一卷之小冊說示止觀法門之要義,故一般通稱為小止觀。復因摩訶止觀所說多深遠幽玄,而小止觀則極其素朴平明,故名「童蒙」。其內容乃有關坐禪作法與坐禪用心,為一本坐禪指南書。天台小止觀之內題及撰號有二種,一為「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述」,一為「略明開朦初學坐禪止觀要門 天台山顗禪師說 齊國沙門淨辨私記」,二書雖為同本,而內容頗多出入,一般流布本為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收於大正藏第四十六冊。〔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起信論義記卷下末、閱藏知津卷三十九〕 p1338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書名。一卷(或作二卷)。隋‧智述。又稱《小止觀》、《天台小止觀》、《坐禪法要》、《童蒙止觀》。收在《大正藏》第四十六冊。係天台智顗為其俗兄陳鍼所作,旨在為初心者說止觀坐禪要門。

卷首序文闡示入泥洹之法雖多,但不出止、觀二法;止為愛養心識之善資,觀為策發神解之妙術,此二法應均等圓備。其次內文共分十章,即具緣、訶欲、棄蓋、調和、方便行、正修行、善根發、覺知魔事、治病、證果。其中,前五章詳述止觀之前方便行,即二十五方便。第六正修章,設坐中修與歷緣對境修之別,說止觀修習法。第七善發章,辨說由修習止觀所發內外善根之相。第八覺魔章,說覺知種種魔障時應以止觀破除之。第九治病章,說明失用心則種種病患發生,當以止觀對治。第十證果章,說明修習止觀所得之果證。書末,另附湛然《始終心要》、瑩中《止觀坐禪法要記》,及梁肅《天台止觀統例》。

有關本書的標題,明藏本作「修習止觀坐禪法要」,然而我國之古代記錄及日本的各種佛書目錄等,概用「小止觀」之名稱。此外,宋‧遵式《天台教觀目錄》(收在《天竺別集》卷上)及《天台宗章疏》中,並舉《小止觀》與《略明開矇初學坐禪止觀要門》(或《坐禪止觀》),且以之為別本。

按本書除向來之流行本《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外,近代在日本日光山輪王寺天海藏、東京上野寬永寺及金澤文庫中,發現一古鈔本題為《略明開矇初學坐禪止觀要門》一卷。前者題有「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述」字樣,後者則有「天台山顗禪師說 齊國沙門淨辨私記」之識語。比較此二本,雖同為天台小止觀,但內容出入甚多。其中,《略屈矇初學坐禪止觀要門》為《天台小止觀》之原本,《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則為刪改過的略本。

本書為天台止觀法門之入門典籍。古來即為台家所重視而成新學四書之一。此外,禪宗之各種坐禪儀、修證儀,以及諸宗章疏在述說坐禪時,亦常依用此《天台小止觀》之所說。

〔參考資料〕 李安《童蒙止觀校釋》;關口真大《天台小止觀の研究》。


師號

對有德之僧所敕賜的稱號。有大師、國師、禪師等。大別為在世時封賜的稱號,及示寂後追諡的稱號。一般係選一嘉號賜贈,有時則於已使用之名稱後敕許大師、國師等號。

據《大宋僧史略》卷中所載,北齊‧法常嘗入宮講《涅槃經》,文宣王尊之為國師,此為國師號之嚆矢。其後,文宣王又尊沙門統法上為國師。隋代,天台智顗,為晉王楊廣之菩薩戒師,故時號國師。唐初,神秀為三朝國師,示寂後諡號為「大通禪師」。此外,唐德宗賜澄觀以「清涼法師教授和上」號;僖宗賜妙行為「常精進菩薩」。此外,如菩提流志諡號為「一切遍知三藏」;不空諡號為「大辯正廣智三藏」等。由此可知稱號之種類頗多。

但上述各種稱號,並未有「大師」二字。大師之號始於唐高宗。當時以智威、慧威等為四大師,封為朝散大夫。然而,《大宋僧史略》卷下〈賜師號〉條認為大師號始於唐懿宗。其文云(大正54‧249b)︰
「師號,謂賜某大師也。遠起梁武帝號婁約法師,次隋煬帝號智顗禪師,並為智者,而無大師二字。唐中宗號萬迴為法雲公,玄宗開元中有慧日法師,中宗朝得度師義淨,遊西域迴,進真容梵夾,帝悅賜號慈敏,亦未行大師之字。(中略)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因談論,左街雲顥賜三慧大師,右街僧徹賜淨光大師,可孚法智大師,重謙青蓮大師。賜師號,懿宗朝始也。」

北宋以降,賜師號之風頗為盛行,如三藏法護受封「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但是其後日漸浮濫,甚至有以賄賂取得師號者。《大宋僧史略》卷下〈德號附〉條云(大正54‧249c)︰「近僧錄道深不循科目,多妄張懿美文字為題,至于四字、六字,唯納賂而後行。」

諡號,通常是在示寂後立即選一嘉名追諡,待建塔時再賜稱號。但也有至後世因尊其遺德而加以追諡的。如唐宣宗於大中六年(852)敕諡廬山東林寺的慧遠為「辯覺」;唐懿宗於咸通十年(869)敕諡終南山的道宣為「澄照」;又,北宋徽宗於崇寧元年(1102)下詔,令所屬核對上報天下名德僧道之未有諡號者;崇寧三年,諡後漢之攝摩騰為「啟道圓通法師」、竺法蘭為「開教總持法師」。

此外,尚有在世時不以高行聞名,但歿後因現奇瑞而受賜諡號的。如唐僖宗於中和四年(884)泗洲刺史劉讓上奏所進獻的舍利八百粒係出自僧伽弟子木叉的塔中,而下詔為木叉塑像,並且諡號「真相」。清朝初期嘗下令,凡僧侶入定身體不朽者,皆賜以佛號。

〔參考資料〕 《釋氏要覽》卷上;《拾芥抄》卷中(末);《東寶記》卷四;《諸宗勒號記》;《道充集》;《禪林象器箋》〈稱呼門〉、〈文疏門〉;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十一章。


金代佛教

金代佛教是指西元1115至1234年間女真族統治中國北方地區建立完顏王朝時代的佛教。女真族在開國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這是從它鄰境奉行佛教的高麗、渤海等國傳入的。迨建國後,它以武力滅遼,又繼承了遼代社會盛行佛教的風習。其後南進,占領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巿),攻略黃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區,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響。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發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開始於太宗時期(1123~1137)。傳說太宗常於內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於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設會,飯僧。天會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於山西應州建淨土寺。同在天會年間,太宗後為佛覺大師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時,命名大延聖寺(以後金世宗時改名大聖安寺,成為金代燕京的名剎)。當時營建塔寺,偏於河北、山西等地,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強黃河以北地區的治理經營有關的。但在天會八年(1130),曾經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時佛教範圍已相當擴大。熙宗時期(1138~1149),金的國境已擴展到淮水以北地帶,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漢化,對於漢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見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會寧巿),特建大儲慶寺,請他做寺主。著名律師悟銖(﹖~ 1154)也同受優遇,皇統中被任為中都右街僧錄。

到了世宗繼立,是為金代的全盛時期(1161~1189),開始對佛教採取有節制的保護政策,積極整頓教團,防止僧侶逃避課役,並嚴禁民間建寺。其間由於財政困難,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團對於社會的影響而公賣度牒,以助軍費,但於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即行停止,仍持續統制整頓的方針。而世宗自己卻喜歡巡遊名山古剎,營建塔寺,優遇名僧。他為玄冥顗禪師在燕京建大慶壽寺,又在東京創建清安禪寺。他的生母貞懿太后出家為尼,又特別在清安禪寺別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對各大寺都賜田、施金、特許度僧,表示對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時期(1190~1208)繼世宗的統制方針,取締宗教教團的法制更臻完備,嚴禁私度僧尼,並積極地規定由國家定期定額試經度僧,並限制各級僧人蓄徒的名額。金代試僧制度大體上承襲遼制,而較為嚴格。對於童僧,一般是以《法華》、《心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五部的課誦為試課,童尼分量減半。又規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額,即長老、太師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滿四十以上的度一人,這大概是和一般試經度僧的規定並行的。僧侶的考選規定三年一次,就經律論三部門課試,中選的授為三宗法師,這種考選每次以八十人為限,由朝廷指定官員辦理。法師中學行優異的,更由朝廷敕加種種名德稱號,如佛覺大師、宣祕大師等。國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像遼代那樣與聞國政,專事統理管內僧眾的威儀律行,及處理教團內部的訴訟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號稱國師,其餘四京各設僧錄、僧正,列郡設都綱,各縣設維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勝地,則別置僧官,負責莊嚴名剎。禁僧尼和朝貴來往,要求僧尼隨俗拜父母及奉行喪禮等,這充分表現了政府對於佛教僧團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財政困難,又採行公賣度牒、紫衣、師號和寺院名額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貫性。他自己曾召萬松行秀禪師於內廷說法,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各施珍品,並為建普度法會,以表示對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後,金代面臨著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脅,為了籌措軍費,空名度牒的發行更濫;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時代,這種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團因濫雜腐化,終於日趨衰退而後已。

總的說來,金代佛教是相當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繼承遼代舊習,擁有廣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資財,這些主要出於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間,於燕京建大慶壽寺,曾賜沃田二十頃,錢二萬貫;重建燕京昊天寺,賜田百頃,特許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賜田二千畝,錢二萬貫;他的生母貞懿太后出家後住東京,特為創建清永禪寺,別築尼院,由內府給營建費三十萬,寺成後更施田二百頃,錢百萬,寺內僮僕多至四百餘人,其富饒可想而知。另一部分遼代舊寺還保留著原來的經濟基礎,甚至還有二稅戶制度的遺存(這一制度是遼帝室和權貴將平民戶籍隸屬寺院,使納一半賦稅供寺院之用)。二稅戶中,有的已隨遼代朝貴階層的崩潰而得到解放,有的淪為寺院的附屬民戶,仍為寺院有力的經濟基礎。到了金代中期,二稅戶的殘餘竟成為當時含有政治性的社會問題。經過世宗、章宗兩度詔免二稅戶為民,才全部消滅了這種制度。

一般社會對於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遼代遺風,以邑社的組織形式,集資為寺院補充道糧或建置藏經,以及舉行種種法會。如興中府三學寺的千人邑會,就是專為維持寺眾的生活而組織的,規定會員於每年十月向寺院納錢二百,米一斗,這不僅以維持寺院經濟為目的,還兼有推廣佛教信仰的作用。由於寺院的經濟充裕,常以餘力來舉辦各項社會事業,最普遍的是施藥和賑饑二事。施藥大都就寺內設置藥局,以施給貧民,其制創始於清州辨公,後各地寺院相繼仿行,很為普遍。賑饑係昭儀軍觀察判官梁姓倡辦,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聖千佛院施粥百天,後各地大寺院亦多採行,以濟饑民。擁有大量資財的寺院更在寺內外設置質坊以貿利,如《松漠紀聞》載延壽院一寺即設有質坊二十八所,這種經營更促進了寺院經濟的不斷發達。

金代國祚雖短,但在佛教教學方面,如華嚴、禪、淨、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當的發展。其中禪宗尤為盛行,這可說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響。本來黃河流域的中原一帶,在金人未占領以前,禪宗的楊岐、黃龍二派已很興盛。楊岐系克勤(1063~1135)住汴京天寧寺,黃龍系淨如(﹖~1141)住濟南靈巖寺,各弘宗風,為北方禪宗的二重鎮。金人占領中原以後,道詢(1086~1142)繼承淨如在靈巖寺弘法,著有〈示眾廣語〉、〈遊方勘辨〉、〈頌古唱贊〉諸篇。汴梁則有佛日大弘法化,傳法弟子圓性(1104~1175)於大定間應請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復興禪學,著有《語錄》三編行世。門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圓悟、廣溫、覺本五人。廣溫(﹖~1162)又參學於燕京竹林寺廣慧之門,後住河北薊縣盤山雙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從慈照處得法,著有《頌古》、《拈古》各百篇、《金剛經證道歌》、《金台錄》、《真心說》、《修行十法門》等;相了(1134~1203)從懿州崇福寺超公處得法,他們先後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1151~1205)得法河南熊耳山白雲海,後住鄭州普照寺弘化。教亨(1150~1219)從普照寺寶和尚參學有得,弟子宏相傳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利州精嚴寺蓋公、五台鐵勤寺慧洪、上京寶勝寺善英諸師,都著名於禪門。這時期的禪學,大抵是看話禪一派。末期的萬松行秀(1166~1246),尤為金代著名禪師。行秀,河內人,初從勝默、雲岩諸德參學,各契深旨,為兩河三晉的佛教徒所欽敬。後住邢州淨土寺,築萬松軒自適,因有萬松之稱。他傳曹洞青原一系之禪,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巖滿,雖治禪學,而平時恒以《華嚴》為業。他曾在從容庵評唱天童的《頌古百則》,撰《從容錄》,為禪學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燈錄》、《請益錄》、《釋氏新聞》、《辨宗說》、《心經風鳴》、《禪說》、《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貫三教的思想,常勸當時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極得楚材的稱頌,說他「得曹洞的血脈,具雲門的善巧,備臨濟的機鋒」,一時傳為佳評。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廣;林泉從倫繼事評唱頌古,撰《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各六卷。

金代以治華嚴學著名的,有寶嚴、義柔、惠寂和蘇陀室利。寶嚴於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興正寺,兩度開講《華嚴》,聽受的達五百餘人。義柔精究《華嚴》,有華嚴法師之稱。惠寂從汾州天寧寺寶和尚受《華嚴法界觀》,後弘化於鄂城,轉徙流離,不廢講說。遺憾的是三師著述都已失傳。蘇陀室利傳係印度那爛陀寺高僧,以專精《華嚴》著名。他以八十五歲的高齡,率弟子七人航海來華;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僅一弟子相隨,歷時六載才到達五台,未及宣譯,即示寂於五台靈鷲寺。

密教在遼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沖和知玲。相傳法沖於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蕭守真角力獲勝,所習教法未詳。知玲從嵩山少林寺英公傳總持法,後於皇統中(1141~1149)住河北盤山感化寺專弘密教。從現存五家子磚塔遺構推測,似金剛界曼荼羅法仍在流行。他如《華梵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大準提陀羅尼》、《佛頂準提咒》等,在民間亦極流行。又遺留在河北房山雲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遺物上,發現和密教有關的文獻也占大多數,這主要是承受了遼代佛教的影響。此外,西域密教僧人來華的,有北印呼哈囉悉利和他的從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巡禮五台、靈巖諸勝地。呼哈囉悉利於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蹟不詳。

金代弘淨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禪悅、行秀、廣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於大定年間(1161~1189)歷主燕京崇壽、香林諸寺,日課佛號萬聲,感化甚眾。廣思於河北臨城山建淨土道場,結白蓮華會,謹守廬山慧遠的規模,開北地蓮社念佛的風氣。關於淨土的著述,有萬松行秀的《淨土》、《洪濟》、《萬壽》、《四會》等語錄及王子成的《禮念彌陀道場懺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銖、智深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嚴而受叢林敬仰。悟銖(﹖~1154)兼通經論,尤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廣恩,都以戒師著稱。法律(1099~1166)於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淨垢寺,皇統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萬餘人,後為平州三學律主。廣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台縣)開元寺,度僧千餘,著有《密蓮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進士,初宗儒學,反對佛教,後讀佛典有得,喜和禪僧交遊,曾師事萬松行秀,撰《鳴道集說》,批判宋儒的排佛論,主張三教調和之說,對於當時人士影響極大。又撰《楞嚴經解》、《金剛經解》、《西方父教》諸篇,其主要思想本於華嚴圓融無礙的教學,以佛教為中心,實踐以禪為主體,這樣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會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徵,並反映於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別記載的是大藏經的刻印。金代文獻殘缺,關於這一刻藏事業原未見記載,直到1934年,偶於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其印本。據今人考定,全藏凡六八二帙,約七千卷,現存的僅四九五七卷(現收藏於北京圖書館)。發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斷臂發願,募資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經,並加以補充。始於熙宗皇統九年(1149),中間歷時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這部藏經才告成,標誌著民間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經的面目,又補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對於藏經版本、校刊乃至義學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極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對於房山雲居寺的石經,亦曾進行續刻,現在續有發現。至於零本木刻經典可考的,則僅有《華嚴》、《大般若》及《無量壽》等經。

金代佛教藝術之可考的,有建築、雕塑和壁畫等方面。建築現存的有寺院、塔和經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晉唐以來的門樓廊院環布的傳統形式,圍墻四面設門,四隅築角樓,和門殿廊廡相連接。僅其在正殿後殿之間添置柱廊一點,稍異於前代。現存的寺院遺構,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寶殿、普賢閣、三聖殿和天王殿,係太宗天會六年(1128)僧圓滿重行修建;上華嚴寺的大雄寶殿,係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錄通悟大師等就遼代遺構重修的,又同省應梁淨土寺的大殿,係天會二年(1124)建;朔縣崇福寺的阿彌陀殿,係熙宗皇統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還有大同善化寺的三聖殿和山門,五台善文延慶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過殿和河北正定隆興寺山門等。至於現存的金代佛塔,和遼代的相比,形式上大體相似,但細部略有變化︰如各層向上的縮減比例漸小,基壇和初層各方面雕刻不多。立體多層塔有八層、九層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於經律無據。塔身多塗飾白色以象徵國號等。塔形有八角五層式的,如沙鍋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層式的,如冀東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層的,如開原石塔,傳廢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層的,如朝陽五家子磚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層的,如林東街西塔。此外,雜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萬部華嚴經塔以及墓塔諸式。金代經幢大體承唐、遼舊制,更普及於各處。其中梵字幢咒語多用梵書,年月題字用真書,亦有梵書一行和真書一行相間的。經幢中製作優美的頗多,如河北正定龍興寺東方經幢,山東泰安岱廟經幢,大定準提陀羅尼經幢(現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鄰館內),河北盧龍陀羅尼經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圓教院僧人淨璋所造的木雕彌陀像最為著名。關中僧人法誨,以長於繪畫著名,華原延昌寺壁畫即出於他的手筆,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變相是他個人的作品,法堂華嚴壁則是和山水名家楊澤民合作繪成的。(游俠)

〔參考資料〕 野上俊靜《遼金の佛教》。


開題

解釋經論之題意並提示全經綱要之著述。「玄義」或「玄談」之義略同。如日僧空海對《大日經》、《法華經》、《最勝王經》、《梵網經》、《金剛頂經》、《教王經》、《理趣經》、《仁王經》等經所作的開題,皆係解說該經之題意並提示全經要義之著述。

又,《佛祖統紀》卷三十七〈梁武帝中大通元年〉條記載,武帝曾在同泰寺,親升法座,為眾開涅槃經題,並設道俗五萬人之大齋。同卷〈陳後主至德三年〉條下亦記載顗禪師講大智度論題及般若經題之事。此外,重新書寫經文,而加以講讚供養,稱為開題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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