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定
[佛光大辭典]（Hedin, Sven; 1865～1952）瑞典之地理學者，亦為著名中亞探險家。西元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旅行至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成為波斯探險團之一員，途經撒馬爾罕、喀什噶爾（1890～1891），復從烏拉山、帕米爾高原，橫越塔克拉馬干沙漠、青海等地，再經張家口而至北平（1893～1897）；其後又至塔里木盆地、西藏中部之湖沼地帶探險（1899～1902），於羅布泊附近發現古代都市樓蘭之遺址（1901）。發掘蒐集許多古代文書及考古學遺物。其後越過喀喇崑崙山脈，通過喀什米爾、喀什噶爾，經由俄國返國。一九○五年，又由波斯至印度，進入西藏西北，並至印度河調查諸河川之水源、水脈，而於喜馬拉雅山北邊，發現許多與其平行之山脈，此一山系之發現，實具有重大意義。一九○八年經由日本回國。一九二七年組成西北學術探險團（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復得瑞典、中國、印度學者之協助，而進行大規模之遠征。自東蒙古（熱河地方），經過新疆、波斯，再由西藏北部，跨越天山，從事大規模之考古、地質學、生物、人類、民俗、宗教等研究，成績斐然，對佛教文物之貢獻甚鉅。
主要著作有：Die geographis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a meiner Reise in Zentralasien, 1894～1897, 1900;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6 vols., map 2 vols., 1904～1907; Southern Tibet, discoveries in former times compared with my own researches of 1906～1908, 9 vols., map 2 vols., 1917～1922;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4 vols., 1943～1945.p5933
[佛光大辭典]
四河
為長阿含經卷十八閻浮提洲品、起世經卷一閻浮洲品、阿毘曇毘婆沙卷二等所載，閻浮洲北部之四條大河。又作四大河。(一)恆伽河（梵 Gavgā，巴同），又作恆河、[口*恒]伽河、殑伽河、競伽河、強伽河。另有天堂來、福水、生天等異稱。即現今之恆河（Ganges），為印度三大河之一。發源於尼泊爾西北之喜馬拉雅山，初向南流，其後向東注入孟加拉灣。釋迦牟尼佛一代之行化多在此河流域，故經中常見恆河之名，並以恆河沙比喻數量之無限，且古來即謂恆河水具有洗除罪障及給與福德之作用。
(二)信度河（梵 Sindh, Sindhu，巴同），又作辛頭河、新頭河、私頭河、信陀河。意譯驗河。即現今之印度河（Indus），為印度三大河之一。在今巴基斯坦境內，發源於西藏西南隅之開拉斯山（Kailas）附近，向西北流至喀什米爾北部，折而向南流經旁遮普，於喀拉蚩注入阿拉伯海。古代犍馱羅國即位於今旁遮普北部之信度河流域。
(三)縛芻河（梵 Vaksu, Iksu），又作嚩芻河、婆輸河、和叉河、薄叉河、婆叉河、博叉河。意譯作胸河、青河。相當於漢史所載之媯水、烏滸水；即現今之奧克薩斯河（Oxus），又稱阿姆河（Amu-Daria）。發源於帕米爾高原（葱嶺）東南，中流轉向西北，注入阿拉爾海（鹹海）。古代睹貨羅國即位於此河流域，曾為希臘人之殖民地，與善見律毘婆沙所載之臾那世界、漢史所載之大夏位置相當。大月氏亦曾於此地發展勢力，大興佛教。
(四)徙多河（梵 Śītā, Sītī，巴 Sītī），又作私陀河、斯陀河、斯多河、悉陀河、死陀河、枲多河。意譯冷河。即現今之錫爾河（Sir-Daria），又稱查可薩提河（Jaxartes），相當於漢史所載之藥殺河。發源於伊息庫爾湖（Issyk）南方之高原，流向西北注入阿拉爾海。然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烏鎩國條、商彌國條、斫句迦國條等之敘述，推測徙多河應為現今之葉爾羗河（Yarkand），梵名 Bhadrā，發源於喀喇昆崙山脈（Karakorum）之北，入塔里木盆地（Tarim）與喀什噶爾河（Kashgar）相會後稱為塔里木河，注入羅布泊。上記二說尚難定論。
據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載，四大河發源於阿耨達池（梵 Anavatapta），皆繞池一匝而流入大海。(一)恆河自金象口出，趨入東海。(二)信度河自銀牛口出，趨入南海。(三)縛芻河自琉璃馬口出，趨入西海。(四)徙多河自頗梨師（獅）子口出，趨向北海。又四大河各有四河為眷屬，四眷屬又各有五百眷屬，合為二千河同趨大海。
諸經論皆謂四大河源自阿耨達池，惟於四河之流向及出口之獸名則有異說。起世因本經卷一閻浮洲品、大毘婆沙論卷二、大智度論卷七等所載，與阿毘曇毘婆沙論相同。大樓炭經卷一閻浮利品則載，信度河趨向西海，縛芻河趨向南海。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一載，徙多河趨向西海，縛芻河趨向北海。十住斷結經卷六辯才品載，恆河自象口流出，徙多河自牛口流出。大唐西域記卷一載，信度河自金象口流出，徙多河自頗胝師子口流出。
由現今四河之發源地可知，四河並非同一源頭。恆河、信度河之上游發源於阿耨達池，即喜馬拉雅山中之馬納沙湖（Mānasa-sarovara）附近，縛芻河、徙多河則發源於遙遙相隔之帕米爾高原。西方之學者如荷吉森（B.H. Hodgson）、赫定（S. Hedin）等，亦著書考證四大河之發源地及水源之獸名。
又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一，以四大河趨入大海皆成鹹味，比喻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出家歸佛，不復使用本姓，而皆成沙門釋迦子。
此外，耶穌教、猶太教亦有自伊甸園流出四河之說。另據爾雅載：「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始開，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四維。」淮南子載：「崑崙有四水。」山海經卷二亦舉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等四水之名稱，可見我國亦有四河之說。〔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四、卷四十五、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十五最上神變解脫壇品、薩鉢多穌哩踰捺野經、俱舍釋論卷八、瑜伽師地論卷二、大智度論卷五十九、玄應音義卷二十四、卷二十五、翻譯名義集卷七、S. Hedin: Trans-Himalaya, vol. II; N.L. Dey: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aeval India〕p1713
（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iskij, 1839～1888）係俄國著名探險家，世稱探險家中之探險家，乃西域探險之先鋒。一八七○至一八八五年間，四次探勘亞洲內陸，包括蒙古、甘肅、青海、西藏、天山、塔里木河流域、于闐、準噶爾盆地、塔克拉馬干沙漠等地，行程長達三萬餘公里。病逝於第五次旅行途中。布氏最著名之事跡，係有關羅布泊為一漂移之淡水湖之探險、報告，曾引起學界熱烈之論爭，後經瑞典探險家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確定其學說，爭端始告平息。氏一生之探險及報告，為西域佛教之研究揭開序幕。〔N.M. Karataev: N.M. Przhevalskij, 1948; E.M. Murzaev: N.M. Przhevalskij, 1953〕 p1908
（Indologie）綜合對於印度文化中之文學、藝術、歷史、哲學、語言、考古學、宗教等之研究，統稱為印度學。與「漢學」等同為東方學之一部門。西歐各國對印度文化之探索，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其後，亦有傳教士為傳教方便而研究印度文化。然採取客觀態度，且較有系統之研究，則在十八世紀之後。時英國為鞏固其殖民地之統治權，遂有計劃地研究印度文化。此後，各國哲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者、歷史學者等，亦不斷從事印度學之研究，並且成績斐然。
在語言學及佛教研究方面，英國、德國、法國、俄國、印度、荷蘭、丹麥、美國、日本等地，出現甚多著名之梵語、巴利語學者，且發展出一門特殊的比較語言學，而藉此比較語言學之研究成果，更推進了佛教研究。十八世紀末，英國學者荷吉森（B.H. Hodgson）、鍾士（Jones, William）、柯爾布魯克（Colebrooke, Henry Thomas）等，首先將梵語原典以英語翻譯出版。荷吉森搜集甚多梵語佛典，並加以翻譯、研究，導致西歐諸國之佛教研究盛行。鍾士於加爾各答創設亞細亞協會，並於一八七八年演講中指出梵語和希臘語、拉丁語有頗多類似之處，因此造成英、德、法國及歐洲各地研究梵語之風潮。柯爾布魯克亦著論場（Miscellaneous Essays）三卷。大衛斯（Rhys Davids）於倫敦設立巴利語聖典協會，將巴利三藏以羅馬字刊行，並出版巴利語英語辭典。此外，亦有將巴利三藏譯為英、法、德、俄文本刊行者。
德國柏林大學教授韋伯（Weber, Albrecht Friedrich）編集之印度研究（Indische Studien）十八卷，成為研究耆那教之先驅。格拉斯納普（Helmuth von Glasenapp）及蘇伯林（Walther Schubring）等人繼之推展研究。英籍德國學穆勒（Myller, Friedrich Max）注釋梨俱吠陀原典，開創了比較宗教學；並監修編譯東方聖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五十一卷。佛學研究著名學者奧登柏格（Oldenberg Hermann）大量整理出版巴利文經典，並與赫列布南特（Hillebrandt, Alfred）等人共同推進吠陀之研究。
法國之語言學者布諾夫（Burnouf, Eugène）對於梵語佛教原典之研究，貢獻頗鉅，著有印度佛教史序說（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並與德國學者拉森（Lassen, Christian）共著巴利語論（Essai sur le Pali），此外又與布特寧格（Böhtlingk, Otto Von）共同完成龐大的梵語辭典。佛教學者斯納爾（Senart, Émile Charles Marie）精通梵語、巴利語，校訂出版「大事」（梵 Mahāvastu）三卷，著有佛陀傳論（Essai sur la légendedu Buddha），及諸多論文，對阿育王碑文之研究提供莫大助力。萊維（Lévi, Sylvain）致力於漢譯佛典、梵、藏原典之比較研究，與日本高楠順次郎共同監修佛教辭典「法寶義林」（Hobogirin），另有諸多著作。圖吉（Guiseppe Tucci）著印度與西藏（Indo-Tibetica IV）一書，為研究大乘圖像之重要文獻。
蘇俄佛教學者斯徹巴斯基（Theodor Stcherbatsky）精通梵、藏及歐洲十餘種語言，尤其精通佛教因明，著有佛教之涅槃概念（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佛教論理（Buddhist Logic）等。此外，印度佛教之研究不限於印度語，並及於漢譯及西藏語佛典，印度學者乾德拉達斯（Sarat Chandra Das）著有藏英辭典（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另有巴達卡（R. G. Bhandarkar）及薩斯特立（Haraprasāda Sāstrī）亦精研印度學。在荷蘭，有佛教梵語學者克恩（Hendrik kern），丹麥有豪斯貝爾（Michael Viggo Fausb|oll），美國則有慧特尼（William Collins Whitney; 1841～1904）、霍金斯（Edward Washburn Hopkins）。日本方面，南條文雄著大明三藏聖教目錄，高楠順次郎著佛教哲學精義（Th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Philosophy），另有宮本正尊、宇井伯壽、中村元等，皆致力於印度學及佛學之推進。
十九世紀末，中亞細亞之探險，開拓了印度學之新領域，俄、英、德、法、瑞典、日本等國學者，紛紛前往。如俄國奧登保（Ol'denburg）、英國史坦因（M.A. Stein）、魯道夫霍諾爾（Rudolf Hoernle）、德國葛倫維德（Albert Grynwedel）、陸庫克（Von Le Coq）、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大谷光瑞、瑞典赫定（Sven Hedin）等，皆搜集大量佛教原典或抄本，分別以梵文、和闐文（Khotanese）、維吾兒文（Uigur）、西藏文及漢文等寫成。目前，諸多抄本大多收藏於各國圖書館、博物館。德國學者歐福瑞（Theodor Aufrecht）根據各地收藏之梵文抄本，著有梵語抄本文獻目錄（Catalogu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在印度哲學研究方面，印度學者杜意聖（Deussen, Paul）著印度哲學概論（Outline of Indian philosophy）等。德國學者哥爾比（Rīchard Von Garbe），對於吠陀、印度正統六派哲學、佛教，造詣頗深，著有數論哲學（Die Sāvkhya Philosophie）、數論與瑜伽（Sāvkhya und Yoga）等。
在印度文學方面，著名者有印度學者賓菲（Theodor Benfey）及賀特（Johannes Hertel）。奧地利學者溫特爾尼玆（Moriz Winternitz）著印度文學史（History of India Literature），為重要之研究資料。
關於印度歷史，雷普森（Edward James Rapson）編著劍橋印度史六卷。威克拿格（Wilhelm Wackernagel）、布勒（Georg Byhler）等，共同出版 Grundriss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三十八卷，皆為重要著作。又印度碑銘學、美術、考古學方面，著名學者有普林西普（James Prinsep）、哈欽（J. Hackin）、馬許爾（John Marshal）等。
歷來關於印度學方面之叢書，有印度文庫（Bibliotheca Indica）、佛教文庫（Bibliotheca Buddhica），及 Trivandrum Sanskrit Series, Chowkhambā Skt. S.,Bombay Skt. and Prakrit S., Gaekwad's Oriental S., Anandasra Skt. Series，Harvard Oriental Serie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Mānikacandra Digambara Jaina Granthamālā，Sanātana-Jaina-Granthamālā 等。
印度學之研究雖僅歷時一世紀，已有卓著之成效，但尚待開拓之處依然不少。又於印度學中，有關佛學之研究中心，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漸從歐洲移往印度、錫蘭、日本諸國，且成績斐然。如印度之泰戈爾（Tagore）於聖尼肯登（Sāntinikétan）所創設之 Vishwa-Bhārāti 大學，通稱國際大學，後改國立大學，盛行梵漢對照之研究。國立德里大學設立佛學系。比哈省政府設立巴利佛學院，並發掘佛教遺蹟，如印度考古局於案陀羅省（梵 Andhra）發掘龍樹城（梵 Nagarjunakonda）。阿拉哈巴大學古史系發掘憍賞彌（梵 Kausāmbi）遺址。錫蘭亦致力於重建佛教，達摩波羅（梵 Dharmapālā）於一八九一年創立摩訶菩提會（Maha Bodhi Society），並於世界各地設立分會。錫蘭大學文學院院長馬拉拉斯萊伽（G.P. Malalasekera）任主編，重刊巴利藏經。日本於百年以來即為國際佛學重鎮，除立正、駒澤、大谷、佛教、龍谷等二十餘所專門佛教大學外，一般公私立大學，如京都大學亦設立宗教研究室，東京大學設有印度哲學科，所研究之範圍，亦從傳統佛學而逐漸擴及印度學各科門。又緬甸、泰國、高棉、越南等國，對印度學之弘揚，亦不遺餘力。 p2227
西域的古代王國。即漢代的鄯善，唐代的納縛波。位於天山南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東北、距離玉門關以西四百公里處，即今新疆省鄯善縣東南戈壁中。西元前二百年左右，此地建立了西域最早、最大及最強盛的樓蘭王國。由於位居東西方絲路必經之地，中西文化乃得以在此匯集，遂使樓蘭成為擁有高度文化的古國。至西漢，樓蘭成為漢代經營西域的第一站，地勢極為重要，原為匈奴所征服，經常劫殺漢代使節。漢昭帝元鳳四年（779B.C.），遣傅介子入城計殺樓蘭王，改國名為鄯善。隋時嘗置鄯善郡。唐時稱為納縛波。對於此地，玄奘《西域記》中，僅載有「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字樣，而無其他記載，由此可以推知至唐代時，此一古國之原址，當已成為一片無垠的沙漠。又，元代時，馬可波羅嘗著《東方見聞錄》，該書對西域諸國的風土人情及地理形勢，均有詳細的記載，唯獨對於樓蘭隻字未提，由此足證在元代以前，樓蘭早已湮沒。
西元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Hedin Sven）首先發現樓蘭王國的遺址。其後，透過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 Stein）、日本探險家等人的陸續挖掘探查，才得以一窺此早已湮沒的古國形貌。
今樓蘭遺址僅殘留四面城牆，城門已無法辨識。位於城北約七十公里處，有一龐大古墓群。墳墓的設計十分奇異，每一座墓均由白楊木作成的樁木圍成數層橢圓形，墓與墓之間亦由樁木接繫。又，城東有座佛塔，塔身殘餘十點四公尺高，係用土坯、木料及柳條砌成；此外，塔前殿堂廢墟中，堆滿了木料，其中最長的一根竟長達七公尺，由此可見當時建築的瑰麗宏偉。就先後發現的高聳的佛塔遺蹟、諸多佛教寺廟遺蹟及相關佛教文物來看，可知古代樓蘭人崇信佛教，此又可由《法顯傳》中所載「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得到佐證。此外，寺院內的壁畫，具有濃厚的羅馬帝國時期色彩。又，從此處出土的漢字文書和印度西北系統的卡羅休提（haroṣṭha，佉盧虱吒）文書來看，確可證實此處曾有過東西方民族、文化共存的情形。
二十世紀末葉（1989﹖），日本朝日新聞社和朝日電視台，與中共「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簽約，擬合作調查樓蘭遺蹟。日本方面派出早稻田大學教授長澤和俊等歷史學，動、植物學者及隨行採訪人員約三十人；中共方面則派遣考古學者和有關後勤人員約一百人。所擬調查的路線是由嘉峪關起，經敦煌、密蘭，到樓蘭，然後再折返密蘭，前往吐魯蕃而至烏魯木齊，全長共二千五百公里。途中還將橫越現已乾旱的羅布泊。這是1934年瑞典首次調查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考古調查。
◎附︰金維諾〈鄯善的佛教寺院〉（摘錄自《中國美術史論集》）
鄯善本名樓蘭。張鶱第一次奉使通西域時，才知有樓蘭其國，這以後樓蘭就開始了與內地的交往，因此也可以知道樓蘭立國遠在張鶱出使（公元前138～126年）之前。關於鄯善的情況，《漢書》〈鄯善傳〉有這樣的記述︰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中略）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與婼羌同。」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以後，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十餘輩」，屢經樓蘭等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趙破奴虜樓蘭王以後，樓蘭開始又進一步與漢朝有著臣屬關係。到元鳳四年（公元前77）立尉屠耆為王，始改樓蘭國名為鄯善。根據《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南齊書》等史籍上的有關記載，可以知道鄯善在漢及其後五、六百年的時間裏，一直與內地有著密切聯繫。到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鄯善國王被執，才成為魏的鎮戍。魏‧太和十七年（493）前，鄯善遭到丁零（高車）侵犯，人民散盡，就不再以一個王國而存在。
鄯善是一個佛教盛行的小國。法顯在弘始二年（400）行經鄯善時，所見到的僧俗情況，是說明這一事實的重要資料︰法顯等離敦煌，「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毡褐為異。當時鄯善國人約有八千餘家，而崇信佛法的沙門多至四千餘人。僧徒多悉小乘。」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在國王帶頭崇佛的情況下，鄯善佛寺的興盛是可以想見的。可惜，我們已經無法見到那全盛時期的佛教藝術的整個面貌了。但是，我們從曾經發現的少數遺址，還可以窺見鄯善美術的某些片斷。
鄯善國都扜泥在今婼羌縣（卡克里克）地區。在鄯善的另外一個重要城址──伊循（或作伊修）曾經有重要的發現。伊循在當時是比扜泥土地肥沃的地區，為漢時屯田之所。據《漢書》〈鄯善傳〉，在元鳳四年，鄯善尉屠耆王要求漢遣將屯田伊循︰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就是在這一漢代開始經營的政治、軍事要地，曾經發現有佛教寺院遺址，在這些遺址中，殘留著零星的壁畫與塑像。
伊循今為且末縣屬，在這裏一個名為密蘭的地方，曾發現重要的文物，大部分遺物都被斯坦因盜竊走了，而一部分壁畫在盜劫時損壞。我們不得不根據盜竊者極不清晰的圖片實錄來探索它的情況。
在鄯善伊循發現的佛教遺址是新疆早期佛教美術的代表。在密蘭地區一個唐代末年遺存下來的吐番舊堡東北一里半的地方，有一佛教寺院遺址（斯坦因定為密蘭第二號遺址）。這一殘毀的佛寺原來作長方形，外面圍有厚壁。外壁和內室之間有很寬的走廊。內部原似為兩層之建築，中寬四十六英尺，深三十六英尺（第一層高九英尺），上層已殘毀。原來的高度約八英尺，面積寬十七英尺，深十五英尺。第一層周圍有高四英尺、寬二英尺、深八英寸的佛龕一列，兩龕之間都有浮雕的半圓柱，泥柱上部作捲渦形，下有雙礎。龕內有等身大的殘塑數身。對著佛龕的牆外走廊，排列著六身趺坐大佛。佛頭高三英尺（頭均毀落地面），膝部寬約七英尺餘。在趺坐大像底部，曾發現一片梵文貝葉書。推測它的年代不能遲於四世紀。這是說明此處寺院建築年代早於四世紀的線索之一。
就是在這一吐番舊堡西一里左右，有另一院遺址（第三號遺址）。這一外方內圓的寺院建築在二十九平方英尺的台基上，中部有直徑九英尺的剎心，原來頂部也作圓形。四周殘壁高四英尺，四壁與剎心（中心塔柱）間的走道寬四英尺八英寸，入口處開有三窗，入口內壁裝飾有極為精美的壁畫，殘留有翼的天使像七身。東南殘壁下有壁畫殘片，畫一著棕紅色袈裟的釋迦像，他的左側有弟子六人，第一人手持菩提樹葉，這可能是佛傳故事中的一個片斷。另外一塊殘片，上面畫一王子合十坐於一偉人前，似乎是本生故事中的一個片斷，人物有較明顯的動態和神情，是了解早期情節性繪畫的重要參考。可惜由於殘存太少，無法探求具體內容。
離第三號寺院遺址六十英尺左右，有一同樣方形寺院（第五號遺址），中部為直徑十一英尺的圓形剎心，圓形過道圍繞四周，壁面的配置與構圖大體與上一寺院相同。外邊方形過道殘壁上繪有同樣的有翼天使，年代也大致相同。東面進門過道有壁畫，在牆壁的下邊有護牆板，壁畫兩身人像旁有佉盧文同梵文，可以知道是紀元四世紀前作品。
西邊對著入口處有一段弓形圍牆已弄平，所餘壁面向兩旁伸展，分為兩個半圓形。北壁上部只是少許壁畫遺存，下部護牆板上的壁畫已褪色，還可以辨識大體構圖，與東南殘壁護牆板的壁畫一致，在一相連的寬幅花圈的上下是作各種形態的青年男女。有戴冠的王子，有持瓶的婦人，有攜三弦琴的少女，有黑髮的青年與勇猛的武士。
東南殘壁長約十八英尺的壁面上部是須大拿本生。須大拿是傳說中的一個樂善好施的王子，因為將國寶六牙白象施與了婆羅門，被其父王驅逐入山。須大拿入山，沿途仍不斷施捨，將財寶、車馬、衣服等捨盡，以後又將子女捨人為奴，後子女被轉賣時，為祖父所贖，須大拿夫婦才被接回王宮。在壁上原來是畫的全部故事，畫圖由右至左發展。殘壁因牆塌，起始部分已不明。中部為須大拿施白象與婆羅門。左方近門處為須大拿因施捨無節，為父王所逐，騎馬別去。其前，馬車上為妻及二子，北壁殘畫是王子夫婦隱居山林及回宮團圓等情節。這一壁畫被帝國主義盜寶者所破壞，我們今天只能依靠那些極不完整的圖片來了解原物的大體情況了。
在白象膈窩有佉盧文題記，記有作者Tita的名字。根據同時出土的文物以及美術品風格來推論，這些寺院是四世紀前的遺址。
須大拿本身故事畫，在新疆開始出現，所採取的形式是值得注意的。它不像龜茲等地四、五世紀以後的作品，採用單幅構圖，而運用連環畫的形式。這說明本生故事畫在中國流行時，一開始就可能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單幅的，一種是連續性的。而連續性的構圖並不是一開始就得到順利的發展。由於它要求詳細的表現內容，就相應地要求占據較大的壁面。而當供養者、佛教信徒們要求大量地表現眾多的本生故事時，就不得不捨棄這種費事的表現方式，而更多的採用單幅構圖。這是較晚的壁畫上單幅的本生畫更為流行的原因之一。直到以後，內地的供養者又從追求量，而轉向追求清楚地表現故事情節的時候，連續性的本生故事畫才又逐漸地從單幅構圖再演變出來，同時風行起來。這種情況，在以後的敦煌以及麥積山石窟的壁畫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由於連續性構圖的本生故事畫在早期是稀見的，甚至在目前說，這裏所發現的還可能是中國境內所僅見的，就更值得珍視，它是研究這種連續性故事畫的寶貴資料。
須大拿本生故事畫所以值得重視，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本身的藝術成就。在早到四世紀以前的佛教藝術品，就具有這樣成熟的技巧，是十分驚人的。在畫面上，不只人物、車騎、象馬、樹木等等表現得很真實、生動，富有體積感；而且畫家有明顯的意圖，是在企圖通過人物形態、動作的刻劃，明確地表現內容，在注意捕捉人物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也注意了利用環境、樹木等等的穿插，來區別而又聯繫起那些互相連續而又有所不同的事件發展過程。那些壁畫上出現的人物，面貌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但是在不同情節中幾次出現的同一人物，面貌卻畫得非常準確，不必仔細端詳，就能辨認出來。畫面上的這些生動形象，都是以極為簡潔的色彩和流利的線條所呈現出來的。畫家在畫面所表現出來的不受拘束的熟練的技巧，透露了藝術家在技術上的勤苦鍛煉，以及對所表現的對象具有深刻的理解。須大拿本生故事畫和另外一些作品，都說明新疆的佛教美術是在一個極其光輝的起點上開始發展的。
這些伊循發現的佛教美術品在與樓蘭所發現的一列拱廊中的趺坐佛像木雕以及壁挂斷片，都是在新疆發現的早期佛教美術品。在有翼天使和壁挂上人物形象的表現上，在須大拿本生圖的描繪上，以及寺院建築的風格上，都反映了某些外來影響。
伊循佛教寺院，在美術方面給我們提供的極為重要的資料，是我們了解新疆早期佛教藝術的珍貴線索。它給與了我們可靠的具體知識，使我們有可能進一步綜合多方面的材料，來全面探索中國佛教美術的發展，並且它說明佛教美術與佛教本身的傳入一樣，雖帶著極為濃厚的異地色彩開始傳向東方，但這並不意味著外來藝術代替了本土藝術的成長。新疆古代藝術的發展突出地說明了當地各族人民的創造，並且就是在早期，中原的佛教美術也在向新疆傳播。據《宋雲行記》︰「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中略）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可以說明佛教東漸之初，東西美術的交流除了在早已開始的工藝美術等方面，也在佛教美術上展開。
〔參考資料〕 《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高僧法顯傳》；《洛陽伽藍記》卷五；長澤和俊《樓蘭王國》。
ㄌㄡˊ ㄌㄢˊ ㄐㄧㄣˋ ㄐㄧㄢˇ
樓蘭出土的西晉時代竹木簡書。清光緒二十五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新疆省古樓蘭遺址挖掘所得，有一百二十餘枚，極具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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