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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識

[國語辭典(教育部)]

ㄕㄤˇ ㄕˋ
認識別人的才能而加以欣賞重視。《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老殘遊記.第三回》:「因為他辦強盜辦的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遺的景象,宮保賞識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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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辭典]
光遠

(1149~1241)南宋僧。四明定海(浙江鎮海)人,俗姓方。名善月。號柏庭。幼習六經,博覽強記,十二歲通曉春秋大義。後依正覺寺道并出家。十五歲受具足戒。隆興二年(1164),道并示寂,乃往南湖依草菴道因。未久,參謁梓菴有倫,聞受世相常住之旨,益有省發。後參禮月堂慧詢,聽聞如來不斷性惡之說,豁然達悟。繼往南湖壽聖寺,禮侍竹菴可觀,受命分講,以風儀清溫,談論雅正,甚為可觀賞識。

淳熙七年(1180)住持東湖辯利寺,後遷慈溪寶嚴寺。未幾,依太師史真隱之請,居月波寺,學徒雲集,道譽高隆。紹熙二年(1191),應郡率何公澹之請,遷至壽聖寺,致力天台學說之講演,共十三年。嘉泰四年(1204),退隱衍慶寺專心著述。嘉定六年(1213)再住持壽聖寺,未逾月,奉敕入主上天竺寺,時年六十五。嘉定八年夏,大旱不雨,奉詔祈雨於明慶寺,帝親臨道場,以顯驗而悅,特補左街僧錄。嘉定十二年秋請辭,退隱城南祖關。翌年秋,移西山資教。紹定五年(1232)再奉敕住上天竺寺;居四年,辭老,退居東庵。淳祐元年示寂,世壽九十三。其塔立於寺東。

所著有金剛般若經會解二卷、楞伽經通義六卷、台宗十類因革論四卷、三部格言四卷、金剛錍論義解三卷、仁王疏記三卷、山家緒餘集三卷、楞嚴玄覽、圓覺略說、簡境十策、宗教玄述、附鈔箋要等各若干卷。門人有香林清賜、伊堂了圓、石田妙慧、半雲行儒、此室大方、虛中元真、石門士雲等。〔佛祖統紀卷十八、卷二十五、補續高僧傳卷三〕 p2183


如拙

明代僧。生卒年、籍貫均不詳。於後小松天皇應永年間東渡日本。或有以其為日本九州人,又稱如雪、如說,號亂芳軒。為日本室町初期之畫僧。住於京都相國寺亂芳軒。其性好繪畫,曾跟隨明兆學畫,畫風多承南宋之馬遠、夏珪、牧溪、玉澗、顏輝等人之風格,尤擅長山水、人物、花鳥等水墨畫,為日本南宋畫之鼻祖,深受足利義滿賞識,門人有周文、宗玖等。其唯一遺作為收藏於妙心寺退藏院之瓢鮎圖,為一禪宗公案之描繪。其後,有三十位僧人受足利義滿之託,而作瓢鮎圖之畫贊。該畫作於應永十七年(1410),為日本初期水墨山水畫之傑作,亦為日本國寶之一。 p2365


希世靈彥

(1404~1489)日本臨濟宗僧。京都人。號村庵。幼能作詩,為後小松天皇所賞識。十七歲出家,師事惟肖得巖、江西龍派,且以侍者身分終其一生。又專事詩文,享譽五山詩文壇。其詩文集名村庵稿。延德元年示寂,世壽八十六。敕諡「慧鑑明照禪師」。 p2873


惠果

(746~805)唐代僧。京兆府昭應縣(陝西)人,俗姓馬。世稱青龍阿闍梨,為密教付法第七祖。童年入道,初從曇貞研習諸經。年十七隨曇貞入內道場,於眾中超邁特出,遂為不空三藏賞識,盡傳其三密法要,二十歲正式出家受具足戒。復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蘇悉地諸法,從不空受金剛界密法,並融會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此後常應詔入內道場為代宗、公主等修法,並繼不空法席,為青龍寺東塔院灌頂國師,故又稱青龍和尚。歷任代宗、德宗、順宗三朝國師,倍受崇敬。

師博通顯密內外群經,啟迪後進不遺餘力,四方從學之眾常多達數千人。各國入唐求法者多從師受密宗教義,曾授法予日僧空海、新羅僧惠日、悟真等,而將此宗傳入日本、新羅。永貞元年示寂,世壽六十。空海奉敕撰其碑文。著有十八契印、阿闍梨大曼荼羅灌頂儀軌、大日如來劍印、金剛界、金剛名號等各一卷。其中,十八契印所說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為密教重要著作之一。此外,日本真言宗所謂真言八祖中,師為唐土最後之祖師,故在密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又空海所傳之兩部曼荼羅及其他修法之祕密道具等,皆為師授意,命李真、楊忠信等所作者。〔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惠果和尚行狀、佛祖統紀卷二十九、卷四十一、弘法大師御傳卷上、真言傳卷一〕 p4941


源信

(942~1017)日本天台宗學僧。惠心流之祖,通稱惠心僧都。大和(奈良縣)人。登比叡山師事良源,才學早顯,頗受賞識。博學強記,著述達七十餘部一百五十卷之多。其中,一乘要決一書以闡揚天台宗義而著名於世;往生要集一書則提倡天台之觀念念佛與善導系之稱名念佛,成為日本淨土教之聖典,其他尚有觀心略要集等,皆收在惠心僧都全集中。又關於淨土教美術典籍中,相傳有許多為師之作品,然並無憑據可考。由於末法時期,人心與思想動盪不安,淨土教思想順勢普及,鎌倉新佛教亦因之形成一龐大勢力。此一派系相對於覺運之檀那流,稱為惠心流。寬仁元年示寂,世壽七十六。〔首楞嚴院源信僧都傳、惠心僧都行狀記、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下〕 p5512


覺光

(1919~

)東北遼寧人,俗姓谷。自幼茹素,不沾葷腥。十歲依鄞縣(浙江)天童寺清一和尚出家,十一歲於天童寺受戒,十三歲入觀宗寺求學。其後受寶靜大師賞識,選為常隨入室弟子。抗戰期間,師目睹國人遭受凌辱,悲憫世間疾苦,發願實踐菩薩道,建立人間淨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復員返港,積極組織香港佛教聯合會,創辦各種社會事業。現在香港由師親手創立,或協助,或影響而創立的佛教事業,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專、佛教醫院、佛教安老院、護理安老院、佛教墓園等。於香港佛教之振興,影響甚大。現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 p6796


顯慈

(1888~1955)廣東人。民國九年(1920),依諦閑法師出家,學天台教觀。其後,參禪於江蘇高旻寺,深得首座普修法師賞識,啟迪良多。十五年起,於上海佛教居士林,開講彌陀、楞嚴等諸經。次二年,於維揚摘星寺閉關潛修般若,於關中著楞嚴易解疏十卷。出關後,至各方弘教說法。二十四年,應邀赴香港講經。四十四年八月,示寂於九龍,世壽六十八。師畢生講經演教不懈,誓志不當住持、不傳戒。著有心經貫珠解、圓覺經釋要、金剛經真義疏等。 p6925


顯慈

(1888~1955)廣東人。民國九年(1920),依諦閑法師出家,學天台教觀。其後,參禪於江蘇高旻寺,深得首座普修法師賞識,啟迪良多。十五年起,於上海佛教居士林,開講彌陀、楞嚴等諸經。次二年,於維揚摘星寺閉關潛修般若,於關中著楞嚴易解疏十卷。出關後,至各方弘教說法。二十四年,應邀赴香港講經。四十四年八月,示寂於九龍,世壽六十八。師畢生講經演教不懈,誓志不當住持、不傳戒。著有心經貫珠解、圓覺經釋要、金剛經真義疏等。 p6925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一休

日本室町時代臨濟宗大德寺派之奇僧。初名周建,後改名宗純,別號狂雲子,又號夢閏。相傳為後小松天皇子嗣。六歲投安國寺,為長老像外鑑侍者。十三歲就東山慕哲攀學作詩,十五歲即以「衣宿花」一詩聞名於時。十七歲從壬生寺清叟學經錄,又訪西金寺謙翁宗為,浸淫關山派宗風五年。謙翁寂後,往近江(滋賀縣)堅田求謁華叟宗曇。華叟初閉門拒之,後受其至誠所感,始允入室。一日聞瞽者演岐王落髮故事,忽有所省,華叟書「一休」贈之,遂以為自號。後聞鴉鳴,脫然領悟,翌日呈機語,華叟大為賞識,乃授其印可之文書,然師鄙視文書之徒具型式,故擲地不受。華叟仍將該文書托將軍義教轉交。

其後,師放曠漫遊各地,居無定所。正長元年(1428)六月二十七日,華叟示寂,師至堅田為其修喪七日。永享四年(1432),隱棲於和泉(大阪府)。相傳師每出遊街巿,常持朱鞝木劍,巿人怪而問其故,則曰︰「今諸方之 知識實似此木劍,收在鞝內猶真劍,拔出則僅木片耳。殺猶不能,何況活人﹖」永享五年,後小松天皇不豫,嘗召師略演心要。九年寓於將軍義教之館,義教將華叟所托之印書與師,師慨然曰︰「今佛法陵遲,具眼者稀,纔持一紙之證則稱嗣某宗風,余恥類徒。」遂撕毀印書並投入火中。

永享十二年住大德寺如意庵,其後轉住德禪寺、攝津住吉之松栖庵、加賀大燈寺等,先後並開創尸陀寺、酬恩庵等。文明六年(1474)二月,奉敕住大德寺,為第四十七世,致力於振興禪風。九月避亂於和泉。十年回大德寺,復興寺門。十一年建法堂,重整寺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因病示寂,年八十八。遺偈曰︰「須彌南畔,誰會我禪,虛堂來也,不直半錢。」遺骸葬於慈楊(酬恩庵)塔下。

師資性磊落,超脫世外,不計名利,不媚權勢,韜光晦跡,不拘威儀。好詠狂歌,喜吹尺八(簫),又善書畫。有《狂雲集》、《一休骸骨》、《佛鬼軍》各一卷等行世。弟子有沒倫紹等、祖心紹越、岐翁紹禎。

◎附︰《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二〈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純傳〉

釋宗純,字一休,號狂雲子。母藤氏,南朝簪纓之女,為後小松帝愛幸,逮其有娠,所譖后宮,出產民間。

純僅六歲,授安國像外鑑禪師為童子。聰慧絕倫,剪 納具後,學風騷於東山慕哲樊,聽教乘於壬生清叟仁,棄參謙翁為於西金寺。翁妙心無因因禪師高弟,本色之衲僧也。服膺高風,執侍六年,及翁捐世,聞華叟曇和尚鉗鎚嚴密,抵謁江之堅田,叟拒不容,止宿漁舟,或臥露地,懇求旬日,許相看。會裡枯澹,而純貧履甚,齋盂不霑,借篷支寒,令究洞山三頓棒因緣。一夕聞鴉鳴,脫然領悟。詰旦呈機,叟曰︰「此是阿羅漢境界,非作家境界也。」純曰︰「某只喜此境界,不喜作家分上。」叟頷授記,復以徹翁以降傳來印書付之,蓋表授受不妄也。純便擲地而出,叟托之宗橘夫人曰︰「吾滅後付宗純。」

橘字華林,於叟之輪下究明大事,總持末山之流亞也。橘托帖子於源丞相,純一日在源第自謂曰︰「今時佛法陵遲,罕有具眼者,龍蛇不辨,黑白不別,纔持一紙證則曰︰「乞嗣某宗風,為某的孫。」徒浩浩如麻似粟,戚哉。」便把遞代印記,投之火中。從此放曠,漫遊靡有定處。

洛之尸陀、攝之酬恩、泉之慈濟松棲等,其卓錫之地也。後小松帝讓位之後,召純入宮,常問旨要,寵遇甚厚;後花園帝相繼崇信。初,稱光帝青宮未立,睿心猶豫,純密奏曰︰「咨天曆數正在彥仁,時不可失。」帝喜曰︰「朕儲定矣。」彥仁,後花園帝也。是以純承三帝之寵,所在眾常盈席。

示眾曰︰「凡學禪道者,切須剿絕惡知惡覺,至正知正見也。惡知惡覺者,古則因緣理論文句學得底,勞而無功者也,如此之輩,對閻羅老子面前,有甚伎倆。正知正見者,日用坐斷涅槃堂裡,全身墮在火坑底,子細看來苦中有樂,若能見得不昧因果境,若見不得永不成佛。汝等勉旃。」冬至示眾︰「獨閉閑門不省方,可中誰是法中王。諸人若問冬來意,日自今朝一線長。」頌野狐話曰︰「千山萬水山僧居,甲子今年五十餘,枕上終無老來意,夢中猶讀小時書。」

到一檀家,欄有老牛,純書一偈,掛其角端曰︰「異類行中是我曾,能依境也境依能,出生忘卻來時路,不識前身誰氏僧。」其夜牛斃矣,牛主來曰︰「師頌殺我牛。」純只一笑。以三轉語接學者曰︰「天高地厚,赤肉白骨,逼塞乾坤底,大人境界也無,三世了達漢,是如來禪,是祖師禪,欲知此兩轉語,須到慈氏下生。」

文明六年春,同門耆宿,捧敕黃來,請視篆大德,純作二偈謝恩,自警終不住,但賜鳳書紫袍耳。七年在薪之虎丘,門人作壽塔,純牓曰「慈楊」,作頌示眾。十三年十月初示疾,十一月二十一日就座書偈曰︰「須彌南畔,誰會我禪,虛堂來也,不直半錢。」瞑目而化,壽八十八。門人舁全身瘞于慈楊之塔。

純憤當時不會祖意,而濫主大法者。尋常混跡,不拘威儀。巡行城邑聚落,諭誘緇白。吹尺八,腰木劍,賦偈頌,詠和歌。頗恣其言,如風狂然。侍華叟病,手自雪穢。又大德火後,勸化四方。純建法堂,慨龍翔寺頹廢,力募緣還復舊觀,是豈狂也哉,偏大信根之所作矣。平生偈語,門人編輯,曰《狂雲集》,盛行于世。

贊曰︰有摩醯眼而可見四天下也。純公出陰界之人,摩醯不能窺其度內,然憤世矯時者危言危行焉。今之人,叨譏評,或以為墮撥無,或以為馳虛遠矣。夫有格外之機者有格外之事,非墨守規中者所可得而甄別焉。觀純始卒,所謂虛堂東海之兒孫也。辭世之語,不復誣而已。

〔參考資料〕 《一休和尚行實》;《一休和尚年譜》;《宗長居士傳》;《紫巖譜略》;《大德寺世譜》;《延寶傳燈錄》卷二十九;徐進夫譯《東海狂雲一休禪師》。


上座部

印度部派佛教之兩大根本部派之一。又譯作聖上座部或長老說。音譯作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或作梯毗棃、他鞞羅、體毗履、他毗利與。

佛陀涅槃後百餘年間,教團統一,此稱為原始佛教。其後,教團內部對戒律及教義產生異論,首度分裂成上座部及大眾部二根本部派。大眾部是較進步革新的青年大眾。反之,上座部則忠實地遵守傳統,並以保守的長老們為代表,因此又稱為長老部。不久,大眾部再分裂成七~八部,上座部分裂成十一~十二部,至西曆紀元前後,兩部共計分裂成為十八部或二十部的部派佛教。

其中,從最初上座部分出的十一~十二部,是最廣義的上座部。這些上座部系可大別為說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等三部。其中之上座部,主要是指傳播於印度西方及南方,以迄錫蘭的二~三個部派。這是廣義的上座部。今日一般所謂的上座部意義更狹隘,意指流行於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南方地區的南方佛教。此系佛教傳習巴利語聖典,所以又稱巴利佛教;又由於是南方的上座部,所以也稱南方上座部。

此狹義的上座部,以錫蘭為根據地。相傳西元前三世紀中葉時,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從印度本土將佛教傳至錫蘭。摩哂陀所傳播的上座部佛教,甚受當時的錫蘭王所喜,而在首都建「大寺」(Mahāvihāra,大精舍),作為佛教的傳播中心。此後錫蘭的歷代諸王均崇信擁護佛教,至今佛教仍是該國全民性的宗教。

此錫蘭上座部也有若干消長,且曾經發生過分裂。西元前一世紀時,婆他伽馬尼王(Vaṭṭagāmaṇi)建「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該寺常與大寺發生紛爭。在四世紀中葉,紛爭達到最高潮,大寺曾被暫時破壞。雖然不久之後,勢力重建,但已無往日舊觀。此後數百年間,無畏山寺常占優勢。在大寺勢力衰退之際,祇多林寺派(Jetavana-vihāra)於焉崛起,於是錫蘭上座部分裂為三派。十二世紀時,錫蘭英主波洛卡摩婆訶(Parakkamabāhu)大王致力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從事改革,在佛教方面,則廢棄不守戒律的無畏山寺與祇多林寺二派,僅保護獎勵大寺派。因此大寺派急速興隆,也逐漸傳播到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國。

緬甸及泰國海岸地區,似乎自古即有傳自南印度方面的巴利系上座部佛教。在三世紀前半期譯出的漢譯《法句經》及《義足經》,其原本似是傳自泰國、柬埔寨地區的巴利聖典。十三世紀以後,純粹的大寺派上座部取代此古老巴利佛教,而傳播於該地,因此今日南方地區的佛教,皆屬大寺派上座部。

◎附︰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二章第二節

上座部原在北方,後因說一切有部在北印和中印占有優勢,它的情況就逐漸模糊起來,一般都把化地、法藏一系作為上座的代表。南方上座部主要在斯里蘭卡,前後也有變遷,後來以大寺住一派為代表。玄奘、義淨去印時,印度本土猶有上座部流行。據義淨記載,說一切有部分出之後,上座還分三部,但未舉名,可能即指斯里蘭卡的無畏山住、祇多林住、大寺住。律天一家所傳的上座部,就完全是斯里蘭卡的三部。可見後來印度本土的上座已經絕迹,而以斯里蘭卡所傳為代表了。

上座系統除化地、法藏、斯里蘭卡三派之外,還說有個雪山部。說一切有部分裂出去後,摩揭陀一帶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迫使上座部向雪山方向轉移,以後,根本上座即轉為雪山部了。從《善見律》(斯里蘭卡傳)看,阿育王派上座去雪山傳教,人數最多,由末示摩率領五人去的,傳的經典是佛說的第一部經《轉法輪經》,相當重要。可見當時是很重視雪山地區的。此事既有記載,考古資料方面,在北方也發現了末示摩的舍利,在山崎大塔(阿育王建八萬四千塔之一),還有雪山部的銘文,足證確有其事。最近日本‧金倉圓照還證明雪山部有自己的戒律,即漢譯的《毗尼母經》。不過,雪山部後來轉化已混同於多聞部,南傳材料即將其歸入大眾部的系統。《異部宗輪論》說它對大天五事之說有共鳴,也不承認它是上座部了。但是,我們講到上座部各派學說,仍把雪山部包括在內。

研究各部派學說的依據,就是各部派的三藏。當然十八部不會都有自己的經律論,但重要的各部是會有的。玄奘回國時就帶有許多部派的三藏。關於上座系統的,據《慈恩傳》記載,曾帶回上座的三藏十四部,化地(彌沙塞)的三藏二十二部,法藏(法密)的三藏四十二部。這裏所指的上座三藏,可能也是錫蘭的,僅有十四部,也不完全(經或者差不多,論恐怕不全。據義淨《寄歸傳》講,上座三藏計十萬頌,約合中國四百卷)。

上座各派的律,化地部的,漢譯為《五分律》,法藏部的,漢譯為《四分律》。所謂五分、四分,是指律的分篇。律中都曾講到第一次結集,提到他們的三藏組織,是用五分法(雪山部《毗尼母經》的記載也差不多)。首先,經的五分法即五阿含︰長、中、增一、雜(相應)、雜藏。其中增一阿含,是由一增至十一為止,這是他們的特點(大眾也是十一法,有部則只增至十為止)。又對相應阿含的說法,他們認為是關於八眾的事(即關於弟子眷屬的。這可能指其中偈頌部分,因為講一般道理是以法分類,以人物分類則採用偈頌)。雜藏內容比較繁多,從佛本生開始,講到法句、義品、波羅延到最後的聖偈,共十二種。其次,律的五分法是︰(一)比丘戒本的解說;(二)比丘尼戒本的解說;(三)諸事(如受戒、安居等所做諸事。有譯為「犍度」或「蘊」的);(四)本母,即關於戒的一種通論;(五)增一毗尼,即對戒的補充解釋,排列依數遞增。再次,論的五分法是︰(一)問,對佛說從多種門類加以分析;(二)非問,即不加任何分析;(三)攝,不同諸法性質可互相包含的,歸為一類;(四)相應,諸法中雖互相聯繫但不相互包含的;(五)發趣,對佛說不僅相攝相應,而且相望為因果,它的緣起,即涉及到因果建立的問題。

上述上座部的三藏,漢譯保存的,經有安世高所譯《增一阿含》片斷,被稱為《雜經四十四篇》,附在《七處三觀經》之後。今判斷其為上座部經,是它與巴利文《增一阿含》,完全可以對照。此外,其他零碎經本中,還可能有上座的別的阿含部分,但未經勘對出來。律就是《四分律》和《五分律》以及《毗尼母經》(此經一向被認為是法藏部的律,經日人刊定為雪山部律)。論則有《舍利弗毗曇》。以上為北傳資料。南方巴利文資料,上座部三藏都完整。中國譯本中藏文有些南方經的零本,是從斯里蘭卡傳來的。律,藏文沒有,漢文則有《善見律毗婆沙》。南方律通稱「善見律」,他們的「毗婆沙」就是論,論包含律,律包含戒。

這裏涉及到一個問題,原來各部派使用的是什麼語言﹖現存各部,如說一切有部是使用梵文,南方上座部是使用巴利文,那麼上座部原在北方的化地、法藏使用的是什麼語言﹖有關記述分部的資料中,真諦所譯《部執異論》原在書後有一個〈記〉,今已不存,僅部分地見引於《三論玄義》、《異部宗輪論述記》裏。據真諦講,化地部所以分派,因為它的部主正地是婆羅門,曾為國師,出家後成了阿羅漢,正地用吠陀語的「好語」去「莊嚴佛經」,致使義異,因而分部。由此看來,上座部三藏原來使用的語言,可能與古梵語有些關係。而這種梵語,不一定純正,其中是會夾雜些吠陀語的。布頓《佛教史》中,傳說部派四大系統所用語言各不相同︰有部一系,使用梵語(現存有部資料均係梵文,證明其說不錯);大眾一系,使用俗語(即方言土語,有人認為是梵文中缺乏規則的);正量一系,使用西方訛略語(即最缺乏文法的梵文);上座一系,使用中間語(介乎梵語俗語之間的語言)。這個傳說,有些根據,因為巴利文就是這種性質的語言。這種中間語一傳到南方,就被本地人神聖化,作為一種聖經語固定下來,不像印度本土流行的語言,時移世異隨之而發生了變化。佛在世時,原不許用梵語宣傳佛教,而允許弟子們自由採用方言,這個規定被後人遵循信守。化地部突然改用吠陀語,已是一個大的變革,又牽涉到內容的差異,自然會引起分部。所以說分部與語言也有關係。不過,從現存資料看,還只有梵文、巴利文兩種,尚未發現其它不規則的語文。中國翻譯化地部典籍少,與它所使用的語言特殊,也許有些關係。

各部派的主張,即反映在各自的三藏中,特別是「論藏」,系統地反映出他們的學說觀點。所以要研究各部派學說,應對其論藏詳為分析。上座系的論,漢譯有一部完整的,也是唯一的《舍利弗毗曇》。此書是姚秦代譯出,共三十卷。舊譯《十八部論》、《部執異論》都認為此書是犢子部的,說犢子所以分為四部,即是由於對此書解釋不同導致的(真諦即持此說)。因此,後人一向信從,未加研究。事實上,此書與犢子部主張大都相反。如犢子的特點主張有補特伽羅,本書即未談到;又犢子講六道輪迴(多阿修羅一道),本書則只講五道。顯然是被前人弄錯了。

漢譯的《舍利弗毗曇》是從化地、法藏系統傳下來的,按理南傳也應該用毗曇才對,因為南傳上座實際就是法藏一系。為什麼南傳卻是用的七論呢﹖對此應進行分析。南傳七論是︰《法聚》、《分別》、《界說》、《人施設》、《論事》、《雙對》、《發趣》。其中除《論事》外,其餘六論與《舍利弗毗曇》基本一樣。傳說論書在第一次結集時就有了,《論事》則是阿育王三次結集時編纂的,因而是以後添進去的。其餘六論,在組織與內容上也各不相同。早年日本學者椎尾、木村兩家對七論曾作過研究,和其他毗曇對比的結果,斷定七論與《舍利弗毗曇》相近。他們所注意的是《分別》與《人施設》兩論的形式,如《分別》的法、門類,都與《舍利弗毗曇》相似。《人施設》是將各式各樣的人由實踐的觀點加以分類,《舍利弗毗曇》也有這一部分。現在日人研究尚未超出這一水平。我們的研究不是從形式出發,而是要從根本上尋找其原因。毗曇原是解釋佛說的,佛也對本人的說法做過解釋,所以也有佛說毗曇。佛弟子中有迦旃延、目犍連、舍利弗三大家的解說。三人中尤以目犍連、舍利弗最為佛所賞識,認為最能理解他的意思,曾叫人有問題可向他二人請教。《中阿含》裏面,還保存有舍利弗等代佛說法的材料。舍利弗的毗曇是採用五分法,五分是各自獨立的,每分都可以成為幾部。《舍利弗毗曇》傳到南方為什麼會發展成六論呢﹖這大概是受到一切有部以「六足」形式組織毗曇的影響。我們發現六論與《舍利弗毗曇》各方面都有關係,除日本學者指出的兩論外,我們看出《界說》與《舍利弗毗曇》的〈攝〉、〈相應〉兩分完全相似。《雙對》也是〈攝〉的一類。此外,《發趣》講二十四緣,《舍利弗毗曇》〈處所〉也講十緣,非但內容同,名稱也同(「處所」玄奘在《法住記》中即譯為「發趣」)。所以南方的六論,就是從《舍利弗毗曇》發展而成的。


┌──────────┬────────┐
│南 方 六 論 │《舍利弗毗曇》 │
├──────────┼────────┤
│《發趣》 │<處所> │
│《法聚》、《人施設》│<無問> │
│《分別》 │<問> │
│《界說》 │<攝>、<相應>│
│《雙對》 │<攝>的一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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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派主張,除了各派的「論」而外,還可從各部記載分派的典籍中吸取資料,如《異部宗輪論》、《論事》等,都是站在不同的部派立場,提出了當時各派特殊學說的。

各派的主張多,不易掌握,但這裏有個方便,即利用《成實論》。《成實論》的作者是訶梨跋摩。他造論的目的是為了評議各部派的說法,因此,他歸結各家的根本主張為十論,作為批評的對象(見《成實論》卷二)。十論(十個主題)是︰(一)法,客觀存在是否實在﹖不僅講現象,還講時間,就是說,現在實在,過去、未來是否實在﹖這叫「二世有無」﹖(二)一切有無﹖即一切現象是否都有﹖(三)「中陰」有無﹖人死到再投生,中間的過渡狀態叫「中陰」,有沒有這個過渡﹖(四)漸、頓現觀問題。在實踐上領會四諦謂之現觀,這種現觀是漸得還是頓得﹖(五)羅漢有退還是不退﹖(六)隨眠(使人煩惱的習氣)與心相應還是不相應﹖(七)心性是否本淨﹖(八)未受報業是否還存在﹖(九)佛是否在僧數﹖(十)有無人我﹖

這十項包括了當時各派的重要主張,《論事》第一品也列舉了類似這樣的問題。以「十論」做標準,可以把上座系的思想確定下來。上座對十個問題的主張是︰(一)否定二世有實體;(二)認為並非一切法都實有;(三)否定有中陰;(四)現觀是頓得;(五)主張羅漢不退;(六)隨眠與心不相應(南方有時也講可相應);(七)主張心性本淨(南方認為心性不一定淨);(八)否定未受報業有體;(九)上座各派對佛是否在僧數看法不一致,化地特別主張佛在僧數,不能把佛孤立在僧外;(十)否定有人我。

佛家的理論一般是從「境、行、果」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的。境,就是他們對世界的認識;行與果是一種宗教的實踐活動,也就是他們對世界的改造。下面就上座系對這三方面的學說要點,進行分析研究。

「境」的理論,原始佛學階段是把重點放在人生現象上,是以人為中心。而人是五蘊合成的,所以又歸結到對五蘊的分析。到了部派佛學階段,境的範圍擴展到一般宇宙現象,分析就隨之而擴大為「三科」(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舍利弗毗曇》對於「三科」的看法,把「處」(舊譯為「入」)放在第一位(該書是五分法,初分是「問」,有十品,第一即「入」品)。十二處分內外兩類︰內六處即六根,外六處即六塵。這是根據人的認識來分的。感覺(五官)、思維(意根),是能認識的;色、聲、香、味、觸、法處,是所認識的對象(前五是五官對象,後一是思維對象)。上座系以「處」作重點來說明宇宙現象,其特殊所在即在於對「法處」的解釋上。據《舍利弗毗曇》記載,「法處」有五十二種。其中一類是對原始佛教五蘊(色、受、想、行、識)的「行蘊」加以分析。有一類行是與心相應的(同心俱起、同一境、同一緣),叫「相應行」,也即是心所。心所屬於心,不能獨立,與心一起才發生作用。還有一類是與心不相應的,叫「不相應行」,如生、老、死等分位概念,是一段一段構成的,也叫做行,與心一道,但與心不相應。上座系指出「相應行」有二十八種,「不相應行」有八種。此外還有「無表色」。表是表示,如語言、行動等能使別人感受到的,是以物質為基礎表示出來的色;所謂「無表色」,是一種心思活動,它也會留下形迹,也會有物質的,但看不到,摸不著,卻能通過比量(概念)感知它。再有一類是「無為」。有些事物不待作為而存在。如幾何學中的公理不是誰創作的,它自然存在。這一類東西,都屬於「法處」。總的說來,「法處」的內容相當多,共五十二種。上座系如此分析宇宙現象,就比較詳細了。

按照十二處來分析宇宙現象,似乎很複雜,但歸結起來,不出「色」、「心」兩類。這一點,在南方上座的論書中,表示得極明顯,如七論的第一部《法聚論》,即以〈心品〉、〈色品〉來概括一切法的。這樣,他們的二元論性質是非常清楚的。哲學上真正的二元論是沒有的,最後總有所偏重,上座部也如此,他們最終是主張唯心的。從他們的社會的、背景的根源看,也必然只能是唯心的。《毗尼母經》明確提出「二法不可違」︰一是佛法,二是王法。這就是他們學說的最後立腳點。(中略)再就他們的學說本身看,講色講心,似乎是二元的,可是他們講色的一邊,總離不開心的一邊,講「法處」都是就「所知」上說的,如色是所見的,聲是所聞的等等。所以儘管有「法處」,但決非獨立存在,而是必須與心相連,以心為前提存在的。另外,他們講「諸行無常」,把無常講到剎那滅的程度算是夠透徹的了,所以後人稱化地部為「剎那論」者。問題是,他們講剎那滅不是以時間為標準,也是聯繫心來講的,因為心是剎那滅,被心所知的對象──外界才是剎那滅的。這就必然會否認時間的客觀(物)性,只能走上唯心論一途了。上座系根據這一觀點推論現象中只有現在這一剎那是實在的,過去、未來,都不實在。以上即是上座系有關「境」的學說的特點。

實踐方面,也就是行、果方面,上座系將解脫的主體歸之於心,達到心解脫,就謂之解脫了。這樣,就會要討論到心的性質問題,因為它決定著能否解脫與怎樣解脫。對此,上座系也有其特殊理論,即「心性本淨,客塵所染」。他們認為心的自性原是清淨的。那末,為什麼還發生解脫、不解脫的問題呢﹖這由於心為外來的煩惱所染污了的緣故。關於心性問題,他們是分兩段講的,心自性清淨,這是第一段;為客塵所染,這是第二段(客塵即非主體,是外來的,而且來歷不明,突如其來);兩段連起來合成一個命題。這就回答了兩個問題︰(一)心可以解脫;(二)解脫的方法是去掉客塵。

在如何去掉客塵而引起與此有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煩惱與心是一種什麼關係﹖它們是否相應﹖上座部認為,要做具體分析。煩惱有兩個方面,一是隨眠,指煩惱的習氣,如人處於睡眠狀態一樣,它是一種潛存的勢力,與心是不相應的。一是纏,指煩惱的現行,這是與心相應的。依上座系看,不論與心相應或不相應,煩惱的染污並不影響心的本質。心儘管與煩惱同時同起,仍然是離煩惱的。這也是他們不同於其他派系學說的一個特點。

上座系的實踐,就在去掉客塵,恢復本性。採用的方法與原始佛學是一致的,即先見(見道)而後修(修道)。見道是明白四諦的道理,所謂現觀四諦。修道即修行,主要是用禪定。佛家修道的方法是禪定,上座系特別重視這一方法。所以《舍利弗問經》在談到化地部特點時,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來形容,可見該派的禪定功夫很深入,對禪定的理論講得很細緻。《異部宗輪論》提到化地部主張時,也說「道支皆是念住所攝」。道支一般都講三十七菩提分,而化地卻以念住(定)為中心,各菩提分皆與念住有關,可以看出他們重視禪定的特色。又如《舍利弗毗曇》的〈道品〉中,從一支道(即一條路)到十一支道共組織為十一道,他的一支道就是身念處(身念住)。身念住是四念住中第一念住,他們視為唯一的道路來理解,即此亦可見他們對禪定所持的極端態度。

他們的禪定並不是簡單的不動心,而是從禪定中對心性加以認識、分析和研究。他們對心理過程的分析是非常細緻的。南方上座的《法聚論》,對心的性質好壞、地位、階段等詳加分析,得出八十九種範疇,由此再歸納為一般表現的心理作用為十二心,再概括十二心為九類,是為九心︰

(一)在平靜的狀態時,稱為有分心。

(二)動念時生起警覺,好像從睡眠醒來一般,名轉向心。

(三)由此隨著五根有五類感覺作用,稱為見心。

(四)有了見便對境界感受苦樂,名受持心。

(五)由此分別善惡,名分別心。

(六)又安立了境界的相狀,叫令起心。

(七)這樣決定發起作用,名速行心。

(八)假使境界強盛,便繼續引起反省或熏習的作用,名果報心。

(九)從這裏仍舊恢復到平靜狀態,復名有分心。

在唐人的著作中,如《唯識樞要》等,通稱以上所說為「九心輪」,形容其周而復始,輪轉不息。九心輪共有十二種作用,它可以體現在一件事情上,也可體現在人一生的過程上,人從有生命一開始,謂之「結生心」,以後按照九心輪發展下去,直到壽命完結,謂之「死心」。由「結生心」至「死心」之間,中間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有分心──有分心」輪轉,所以人的一生,九心循環往復,直到「死心」這一有分心時,才告結束。

上座系把結生後的有分心看成為最初的,把死亡前的有分心看成為最後的,這一理論使佛教的學說帶有「我」的傾向了。原始佛學本是否認有作為人生主體的「我」的,但不承認是一回事,在實際中卻又大講「業力」和「輪迴」;承認「業力」、「輪迴」,沒有「我」便講不通,這就使得後來的犢子部就公開主張補特伽羅,別的部派則採取了變相的說法。上座的「有分心」貫徹生死,成為生死之間的主體,也就是一種變相的「我」了。南方如此,在北方的化地部發展成為「窮生死蘊」。化地主張諸行(蘊)有兩種運行方式,一是「一念蘊」(即剎那滅行),一是「一生蘊」(即從生到死相續的)。所謂「一生蘊」,不僅承認一期生死,而且承認還要再生,直到最終解脫才能結束,所以名之為「窮生死蘊」。這種主張,與南方的有分心完全相似,更是一種變相的「我」了。上座系學說出現「我」的傾向,這實際上也是原始佛學未能解決的問題邏輯地發展必然要有的結果。

在解脫理論上,上座部對原始佛學也是有所發展的。原始佛學只講「人我空」,上座部講到三解脫門(即空、無相、無願──也是一種禪定方法)中的空解脫門時,就進而講到了「法無我」。這一理論,在南方上座的著作中有明白的解說,北方上座的著作中則不甚明了。一般認為小乘不講法空、法無我,並且還以此為大小乘區分的標準,這可能由於北方材料不全而引起的誤解。由「人空」到「法空」,應該看成是對原始佛學的新發展。

最後,談談上座部的方法論問題。上座是主張分別說的,他們自己也承認,如南方上座自稱是「分別說上座」。不過,北方對此種性質則甚模糊。所以,在化地、法藏外,又另立一個「分別論者」的名目,似乎另有一派似的。特別是有部的《婆沙》中,還拿它作為一個重要論敵。由於對部派學說了解不足,因此大家對「分別論者」不知其所指,也就出現了各種議論。近代學者,如早年日本的赤沼,用《婆沙》中引「分別論者」的主張四十條,與其他部派相比較,認為「分別論者」指的是化地部。後來木村泰賢反對其說,認為從《異部宗輪論》看,這些主張確是化地的,但是從南方《論事》看,既同於化地,也同於案達。因此,他以為案達是屬於大眾系的,「分別論者」是大眾部的,但不是大眾部全體而是屬於大眾系的游軍。赤沼是專門研究巴利文的,竟連南方佛教這樣重要的《論事》一書也忽視了。木村反對赤沼,卻又連這一點也給反對掉了。事實上,兩人都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婆沙論》所談到的「分別論者」,只是泛說當時一般採用分別說的態度和方法,並沒有指定那一派,其中既有化地,也有南方上座,甚至於案達的大眾部,因為方法論是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不過上座系與「分別論者」的關係更為密切而已。

〔參考資料〕 《舍利弗問經》;《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別部品〉;《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大乘玄論》卷五;《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本);《四分律疏》卷二;《部派佛教與阿毗達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5});宮本正尊《大乘と小乘》;龍山章真著‧櫻部建補注《インド佛教史》。


土觀三世

藏傳佛教格魯派學僧。今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松林鄉人。原名洛桑卻吉尼瑪(Blobzaṅ chos kyi ñi ma,善慧法日),六歲時被認定為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佑寧寺土觀呼圖克圖阿旺卻吉嘉措(Ṅag-dbaṅ chos-kyirgya-mtsho)的轉世靈童,迎請至佑寧寺坐床,成為第三世土觀活佛(若以阿旺卻吉嘉措為一世,則師為二世)。初在佑寧寺學習佛教典籍多年,十九歲前往拉薩,入哲蚌寺郭莽札倉學經。在拉薩七年,主要以拉卜楞寺二世嘉木樣活佛晉美旺布為師,學習因明。西元1761年返回青海,駐錫佑寧寺。1763年奉詔進京,頗得乾隆皇帝賞識。後返青海,於1789年至1793年間,住青海塔爾寺。後來常住佑寧寺,專心著述,1801年(一說1802年)示寂,享年六十五歲。

師與章嘉活佛有師徒之誼,交往甚密,曾參與章嘉國師所主持的《四體清文鑑》、《滿文大藏經》的翻譯與編纂工作。及章嘉國師圓寂後,復為撰寫傳記,即《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另著有《土觀宗派源流》、《佑寧寺志》等書,頗為學人所重,已陸續有漢譯本出版。


支遁

晉代僧。號道林,俗姓關,陳留人。亦說河東林慮人。約晉愍帝建興二年(314),他出生在一個佛教徒的家庭裏。幼年時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時,他同一些名士如王濛、殷融等有來往,並備受賞識。在餘杭山隱居時,他研究《道行般若》等經典。二十五歲出家。其後他回到吳地建立了支山寺。後來他去剡地(今浙江嵊縣)經會稽郡時,與王羲之晤面,王請他住在靈嘉寺。以後移到石城山,立栖光寺。晉哀帝即位(362)以後,曾屢次派人徵請。他於是又到建康,住在東安寺。在晉京停留將近三年,上書請求回山,哀帝應允並給了他很優厚的饋贈和照顧。太和元年(366)去世。

魏晉時代老莊的玄學極盛行,佛教僧侶有的也加入清談的行列,佛經也成了名士們的清談之資,而支遁幾乎是這種風氣的代表人物。因而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很多,名士也喜歡和他來往,並且非常推崇他。在以記載清談家言行為主的《世說新語》中,關於支遁的記載就有四十多條。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談家條件雜揉老釋的僧人,他對於清談家最為宗奉的典籍《莊子》更有獨到的見解。對於《莊子》的〈逍遙遊〉篇尤能獨抒己見,曾為當時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賞。

他的生平習好,也帶著當時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風趣。《世說新語》記載他曾養馬養鶴,他擅長草書隸書,詩也寫得不錯。《廣弘明集》收錄他的古詩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帶著沈厚的老莊氣味。

支遁在內典之中,對《般若經》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過《般若》。後來又經常辯論、講誦《般若》。他所著的論文中,可視為支遁般若義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論》。此論已經亡佚,在慧達《肇論疏》中有所證引︰「吾以為即色是空,非絕滅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雖色而空,如知不自知,雖知而恒寂也。」《中論疏記》引《山門玄義》,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他這些話的大意是︰所謂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無有自性。亦即謂其色雖有,而自性無有,亦即是空。無體,故曰︰「色復異空」。非別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無體,無自性,則非色像滅壞之後,乃發現空無之本體,故曰︰「非色滅空」。後人對即色義雖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論要不失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釋即色本無義》、《道行指歸》(並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原書已經亡佚,但由書名推測,一定也是解釋《般若》的作品。此處還有《聖不辯知論》、《辯三乘論》、《釋蒙論》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異同,加以研討,作《大小品對比要鈔》。但原書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記集》卷八還保存著這部書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過禪學,撰寫過《安般經注》及《本起四禪序》。又曾致力於《本業經》,《出三藏記集》收錄他的〈本業略例〉、〈本業經注序〉。又曾講過《維摩詰經》和《首楞嚴經》。

他又是主張頓悟的一個人,南齊‧劉虬〈無量義經序>論頓悟說︰「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說新語》〈文學篇〉註引〈支法師傳〉︰「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由於他主張到第七地生起頓悟,七地以上尚須進修,因此又稱為「小頓悟」。如慧達《肇論疏》說︰「第二小頓悟者,支道林師云︰七地始見無生。」

他的集子,《隋書》〈經籍志〉著錄八卷,加註說︰「梁十三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讀書敏求記》和《述古堂書目》就都作兩卷了,可見此書缺佚已久。現存的清‧光緒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兩卷,附補遺一卷。(張建木)

◎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摘錄)

支公形貌醜異,而玄談妙美。養馬放鶴,優遊山水。善草隸,文翰冠世。時尚《莊》《老》,而道林談〈逍遙遊〉,標揭新理。通〈漁夫〉一篇,才藻俊拔。孫興公〈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人異時,風好玄同矣。」一代名流如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王濛父子、袁弘、王羲之、謝安、謝朗、謝長遐,均與為友。《世說》〈雅量篇〉云︰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自佛教入中國後,由漢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聞。西晉‧阮庾與孝龍為友,而東晉名士崇奉林公,可謂空前。此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代名僧,既理趣符《老》《莊》,風神類談客,而「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𠣟粹,神風清蕭」故名士樂與往還也。《世說》〈文學篇〉注載支道林〈逍遙論〉曰︰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茍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此文不但釋《莊》具有新義,並實寫清談家之心胸,曲盡其妙。當時名士讀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揚。吾人今日三復斯文,而支公之氣宇,及當世稱賞之故,從可知矣。

〔參考資料〕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林傳芳〈支遁傳考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3});鎌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


木村泰賢

日本佛教學者。岩手縣人。曾任曹洞宗東慈寺住持。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從學於井上哲次郎、村上專精、高楠順次郎、姉崎正治等人。明治四十二年(1909)畢業於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科。大正元年(1912)擔任東京大學講師。三年十月完成《印度哲學宗教史》,翌年以《印度六派哲學》一書得到學士院獎。其後,留學英國。大正十二年提出《阿毗達磨論の研究》一書,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陞任教授。昭和五年死於心臟病,葬於神奈川縣鶴見的總持寺。

其著作除上述者外,另有《原始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大乘佛教思想論》等書,均收在《木村泰賢全集》之中。氏為近代日本阿毗達磨佛教研究之泰斗,對巴利語佛教文獻與漢譯佛典的比較研究也有很大的貢獻。

◎附︰林傳芳《日本的佛學研究》(摘錄)

木村泰賢(1881~1930)是高楠順次郎的弟子,頗受高楠氏的賞識,東大畢業後的第三年(1912)就被推薦擔任印度哲學的講師。他才氣橫溢,著作很多,1914年與高楠氏共著《印度哲學宗教史》,這是第一部有系統的整理出印度哲學宗教的良書。第二年單獨出版《印度六派哲學》,此書的刊行,使木村一躍而成日本學壇的聞人,同時也使木村名垂不朽。這時他才三十六歲。越一年的1916年,帝國學士院對於其《印度六派哲學》的著作授予恩賜賞(這是對於有獨創性的學術著作或研究成果,由學士院推選以天皇名義賜予的,原則上一年只賜給一位成績最優的,第二位以下則賜學士院賞),這是佛學界人士獲此榮譽的第一人。1917年升任副教授,越二年往英、德留學。1922年陸續刊行《原始佛教思想論》、《阿毗達磨論的研究》,次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即《阿毗達磨論的研究》),同年升教授,擔任印度哲學第一講座,此時可說是木村氏的黃金時代。說到他的學風,「博士效近代史學的方法,對於經典亦不忘卻原文的批判,依確實的文獻,試行合理的立論。雖然這樣,但不拘執於實證的論理,而能正確地直觀和解明宗教思想的本質。這一點,特別在近代佛教學開拓期的那個時候,作了重要的貢獻。」(見《木村泰賢全集》刊行委員會代表宮本正尊等人的刊行序言)木村氏不但在學術界,就是在文化界也是當時最活躍的人物之一。惜天不假年,於1930年逝世,年方五十。他逝世後門人將他的遺稿整理出版,有《小乘佛教思想論》、《大乘佛教思想論》。(以上多據《木村泰賢博士年譜略》。《木村泰賢全集》已由大法輪閣重版。又,除了《阿毗達磨論的研究》以外均有中譯本)

〔參考資料〕 《木村泰賢年譜》;《木村泰賢教授追悼號》(宗教研究新七之四)。


守培

江蘇泰縣人。俗姓陳。法名印光,一字敏道。幼失父母,隨兄牧牛,十歲入庵出家。年十八詣焦山,受具足戒於普淨。年二十一,復往焦山聽通智講《彌陀疏鈔》。後至鎮江金山寺,參青權,歷時三載,專究向上一著。年二十八,協助超岸寺弘傳戒法,受該寺圓覺賞識,授以記莂。其後,朝禮五台、峨嵋及香山諸剎,又任鎮江超岸寺住持。

民國十四年(1925),開辦玉山佛學社,招集青年學僧,延聘教師,授以佛學及諸子四書,此為鎮江首次出現的僧教育機構。後應各寺之請,前往蘇州西園戒幢寺、上海玉佛寺、居士林及莊嚴寺等處宣講經論。民國四十四年,圓寂於超岸寺,世壽七十二。

師不僅佛學精湛,即於諸子百家學說無不深究,對於世俗藝術如金石書畫等,亦多所研習。其著述有《楞嚴經妙心疏》十卷、《起信論妙心疏》二卷、《金剛經研究》、《心經講錄》等書。

〔參考資料〕 《守培法師紀念集》;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


佑順寺

位於遼寧朝陽巿南塔街。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聖祖行圍木蘭時,應綽爾濟喇嘛蘇住克圖的奏請,遂勒建一寺,賜名「佑順寺」及檀香佛像一尊,至康熙四十六年竣工。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出古北口,由熱河至盛京謁陵時,途中曾駐蹕於此寺。乾隆、嘉慶年間亦多有修繕。

全寺佔地萬餘平方公尺,有殿宇一百五十多間,重要者有天王殿、藏經閣、大殿、東西配殿、戲樓、鐘鼓樓等。現除鐘鼓樓、牌樓被拆毀外,其餘部分保存尚好。此中,大殿為全寺最大的建築,殿外四周有浮雕神像,為一般寺剎所少見。本寺第一代住持為綽爾濟喇嘛蘇住克圖。師早年曾從學於達賴喇嘛,並曾任北京白塔寺住持,頗受康熙賞識。

〔參考資料〕 〈佑順寺碑記〉(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附錄)。


佛圖澄

晉代高僧。西域人,本姓帛(以姓氏論,應是龜茲人)。九歲在烏萇國出家。清真務學,兩度到罽賓學法。西域人都稱他已經得道。晉懷帝永嘉四年(310)來到洛陽,時年已七十九。他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無能屈者。他知見超群、學識淵博並熱忱講導,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調、須菩提等不遠數萬里足涉流沙來從他受學。此土名德如釋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來聽他講說。《高僧傳》說他門下受業追隨的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教學盛況可見。

他又重視戒學,平生「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並以此教授徒眾;對於古來相傳的戒律,亦復多所考校。如道安〈比丘大戒序〉說︰「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但《僧傳》中敘述他的神通事蹟頗多,說他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徹見千里外事,又能預知吉凶,兼善醫術,能治痼疾應時瘳損,為人所崇拜。他的義學和戒行反為神異事蹟所掩。

他到了洛陽之後,本想在洛陽建立寺院,適值劉曜攻陷洛陽,地方擾亂,因而潛居草野。永嘉六年(312)二月石勒屯兵葛陂,準備南攻建業。這時佛圖澄因石勒大將郭黑略的關係,會見了石勒。澄勸他少行殺戮,當時將被殺戮的,十有八九經澄的勸解而獲免。澄對於石勒多所輔導,石勒既稱帝,事澄甚篤,有事必諮而後行。石勒卒,石虎廢其子石弘而自立稱天王,對澄更加敬奉。朝會之日,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又敕司空李農每日前往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謁。後趙‧建武十四年(348)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年一一七歲。

佛圖澄既在趙推行道化,所經州郡,建立佛寺,凡八九三所。其教誨甚誠篤。石虎的尚書張離、張良家富奉佛,各起大塔。佛圖澄斥其貪吝積聚,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可希﹖問石虎曰︰「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由此可知他的教導注重在勵行慈濟,當時群眾由於他的影響奉化,競造寺宇,相率出家。但其中品類雜濫,生出了許多事故,石虎也認為「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而下書囑中書命「簡議真偽」。可見當時佛教雖暢行,雜亂情形也自此而盛。

佛圖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佛圖澄的學說,史無所傳,但從他的弟子如釋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論造詣來推插踩圖澄的學德,一定是很高超的。其弟子釋道安博學多才,通經明理,最為傑出。其所註經理淵富,妙盡深旨。經義克明,自安而始。《高僧傳》說︰道安初到鄴地,入中寺遇佛圖澄,澄一見安便加以賞識,相語終日。眾人見安形貌不稱,全都輕怪。澄告眾說︰此人遠識,非爾等可比。安因事澄為師。澄講學時,安每復講,眾人紛紛提出疑難,道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四座都震驚。於此顯示澄對道安授以心傳和教學的善巧。致使道安所證的經義和後來羅什譯出的經旨符合,因而使佛法大顯於中土(《魏書》〈釋老志〉)。《高僧傳》卷八〈義解〉論曰(大正50‧383a)︰「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又《水經注》稱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苻堅、慕容德、姚興對於朗公皆很尊敬。苻堅時沙汰眾僧,特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昆崙一山不在搜例。」到唐時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尚敘僧朗居泰山金輿谷許多事蹟。可見僧朗是受到群眾尊重的。竺法雅妙達精理,研測幽微。與康法朗創立格義。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趙時兵部令徐沖的女兒,從佛圖澄和淨檢尼受戒。博覽群籍,思致淵深。她曾造五寺,從她出家的有二百餘人。這些人既然都是一代英傑,則其師的學問就可知了。(周叔迦)

◎附︰《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己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

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

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鮮卑段末波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敕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

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晰,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蔥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蔥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蔥。俄而石蔥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

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遍於郡國。嘗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

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墬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

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巿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

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䯰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參考資料〕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八章;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第四章;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


定朝

日本平安中期佛師(佛像雕塑者)的代表性人物。京都人。為清水寺別當大佛師康尚(一說康成)之子,七条佛所的開祖。藤原道長建立法成寺時,定朝負責造金堂與五大堂的佛像。由於此一功勞,治安二年(1022)得到法橋上人位,此係佛師被任為僧綱的第一人。永承三年(1048)修補興福寺金堂及諸堂的佛像,乃受賞識,而被敘為法眼和尚位。天喜元年(1053)藤原賴道在宇治平等院創建鳳凰堂,定朝造本尊阿彌陀佛像(此為其所有作品之僅存者,被列為國寶),又作山城國(京都府)淨琉璃寺的九品阿彌陀佛九尊。其他如平泉中尊寺金色堂的阿彌陀三尊像、日野法界寺的阿彌陀堂的本尊亦頗著名。

師之作品為集纖細優美日本式雕刻之大成。此一風格稱為「定朝式」,主導平安後期的佛雕界。定朝同時也是「寄木造(用木片拼湊的佛像)」的完成者。天喜五年八月示寂,享年不詳。

〔參考資料〕 《法成寺金堂供養記》;《造興福寺記》;《榮華物語》卷十七;《長秋記》;《初例抄》卷上。


成實師

「成實師」是從南北朝時代到唐代初年約二五○年間弘傳《成實論》一派的學者。其間由於教義、人物、法統、地域的關係,這個學派被稱為「成宗」、「成論宗」、「假名宗」、「成論師」、「成實論師」、「成論大乘師」、「南方成實師」、「訶梨門人」、「彭門」、「莊嚴之部」。這個學派弘傳的範圍遍於長安、壽春、徐州、建業、洛陽、鄴都、平城、荊州、廣州、益州、渤海、蘇州等全國各地,當時的發展情況是很顯著的。

成實學派所弘傳的《成實論》,是中印度的訶梨跋摩所著。它是以接近於大乘的教義批判各部派,特別是批判有部的毗曇而寫成的。《成實論》是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十三、四年(411~412)所譯;由其弟子曇晷筆受,曇影整理,成為五聚(即五部分)。

羅什門下對於《成實論》的造詣最深的,除長安的曇影、僧睿以外,還有劉宋時代的僧導和北魏時代的僧嵩。導、嵩兩人在南北朝時代建立了成實學派的南北二大系統──壽春系和彭城系。

劉宋時代(420~479)的著名成實師有僧導及其一系的弟子曇濟、道猛、僧鍾、道慧、法寵、慧開、慧勇等。

僧導,曾參加羅什譯場,著有《成實論疏》、《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成了成實師中壽春系的先導者。宋高祖劉裕西伐長安,早聞其名,即和他相見。劉裕東歸時留兒子義真鎮守關中,臨別託他相護。義真後為赫連勃勃所逼,僧導即率弟子數百人救之。劉裕感他的情誼,因令子侄拜他為師,後來並為他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亦名石磵寺,受業者多至千餘人。孝建元年(454),應詔到建業,住於中興寺,奉敕於瓦官寺開講《維摩經》。後來又回到壽春,卒於石磵寺,年九十六。

曇濟,河東人,是僧導弟子。他住壽春八公山東山寺,常讀《成實》和《涅槃》。劉宋‧大明二年(458)渡江,住中興寺,著有《七宗論》。

道猛(411~475),西涼州人,在壽春修學,對於《成實》的造詣最深。元嘉二十六年(449)東遊京師,住於東安寺。泰始之初(465)宋明帝創立興皇寺,敕道猛於寺開講《成實論》。他的弟子有道堅、慧鸞、慧敷、僧訓、導明、道慧、法寵等。

僧鍾(430~489),在壽春得到僧導的賞識。他善講《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於中興寺。

道慧(451~481),本是僧遠弟子,後從道猛受業。道猛講《成實》時,張融提出許多問題,他稱病不能多談,即命道慧代答。他的辯才深為道猛所稱道。

法寵(451~524),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梁武帝每有講學集會,常請他出席;因他年齡已高,常居座首,稱他為上座法師。

慧開(469~507),為法寵弟子,從學《阿毗曇》和《成實論》。齊‧建武中(494~498)在上京道林寺開講,為學徒所推重。

慧勇(515~583),從法寵研學《成實》,年三十時自開講席,前後共講十餘遍。

以上所舉《成實》學者,其弘傳影響雖及於江南,但以其學係出於久居壽春的僧導,故通稱為壽春系。其時尚有學統不明的道亮、智林師弟,亦盛弘《成實》之學。

道亮(400~468),原住京師北多寶寺,元嘉末年(453)被貶謫於南越,前往廣州,隨行的有弟子智林等十二人。他在南方六年,教化被於嶺外。至大明中(457~464)回到京師,依舊盛開講席。著有《成實論義疏》八卷。

智林(409~487),高昌人,是道亮的弟子。他主張「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這時汝南周顒作《三宗論》和他的主張相符,他高興地寫信給周顒深致佩服。他著有《二諦論》、《毗曇雜心記》,並註解《十二門論》、《中論》等。

北魏時代(386~534)的著名「成實師」有僧嵩及其一系的弟子僧淵、曇度、慧記、道登、慧球等。

僧嵩曾受《成實論》於羅什。後住徐州白塔寺,授僧淵,淵授登、記等師。故僧嵩即是「成實師」彭城系的先導者。

僧淵(414~481),從僧嵩受《成實論》《毗曇》三年。其門下知名的有四人︰

(1)曇度(﹖~489),從僧淵受《成實論》。魏主元宏慕其名,特遣使請到平城(今大同)主持講席。撰有《成實論大義疏》八卷。

(2)慧記(記亦作紀),兼通數論(《僧淵傳》附見)。嘗講經於平城郊外之鹿苑。

(3)道登(412~496),先從徐州僧藥研習《涅槃》、《法華》和《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實論》。五十歲時和同學法度到洛陽,得到魏國信徒的禮敬。

(4)慧球(431~504),是荊州竹林寺道馨的弟子,後到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三十二歲時回到荊州,專門開講經論。從學者甚多。

由於僧嵩、道淵、道登等弘傳《成實》,多在彭城(今徐州),故通稱他們為彭城系。

南齊(479~502)《成實》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僧柔和慧次。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一說︰「齊‧永明七年十月……使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繁簡存要,略為九卷。」這是南齊推崇《成實論》的史實。

僧柔(431~494),為弘稱之弟子(弘稱的師傳不詳),二十歲後使登講席;後東遊會稽,住靈鷲寺講學。自齊太祖蕭道成創業至世祖蕭頤繼位之間,僧柔曾受請至京師。在定林寺主講經論。

慧次(434~490),受學於彭城的法遷。他常講《成實》和三論。弟子有智藏、僧旻、法雲等人。

法申(430~503),是山東青州的《成實》學者,宋‧泰始初(465)渡江住安樂寺,講學多年。同時又有道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慧命,揚州人,尤精《成實》。寶亮(444~509),是青州學僧道明的弟子,居中興寺,講《成實論》十四遍,僧俗弟子三千餘人。淨行尼(444~509),從法施尼出家,住竹園寺。就僧宗、寶亮學《成實》、《毗曇》、《涅槃》、《華嚴》等。她很有辯才,極受二師讚賞。後登座講說,聽眾數百人,為先達所推重。慧暉尼( 442~514),住東安寺,從曇斌、旻濟、僧柔、慧次聽《成實論》及《涅槃》諸經。京邑的尼眾都從她受業。袁曇允的事蹟不詳,他在梁‧天監年間撰有《成實論類抄》二十卷。

梁代(502~557)是《成實》學派最隆盛的時代,法雲、僧旻、智藏三人皆極著名。此外烏瓊、白瓊兩僧正也是知名的《成實》學者。

法雲(467~529),初為僧成、玄趣、寶亮弟子。齊‧永明中(483~493)僧柔在道林寺開講,法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為大眾所嘆異。建武四年(497)他初講《法華》、《淨名》二經於妙音寺。梁‧天監二年(503)著《成實論義疏》四十二卷,梁武帝敕就寺開講三遍。後敕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

法雲的弟子有北周時代蓋州謝鎮西寺的寶海、僧詢、道邃、道標、智方等,而寶海為著名《成實》學者。寶海(492~571),四川閬中人,依法雲聽習《成實》於金陵。僧詢(483~517),為僧辯律師弟子,從法雲諮稟經論。道邃、道標並從法雲受業。智方,四川資中人,早與寶海交遊,後同往揚都法雲座下聽講。此外益州招提寺的慧遠、潼州光興寺的寶彖(512~561),也都於此時弘傳《成實》。

僧旻(467~527),為蘇州虎丘西山寺僧回的弟子。蕭子良曾請僧柔、慧次於普弘寺共講《成實》,他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聽者都非常欽佩。永明十年(492),他二十六歲,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都前往聽講。他著有《成實論義疏》若干卷,梁皇太子蕭綱為他作〈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但他的系統主要是在西蜀弘傳。其弟子有慧韶、警韶、道超、寶淵、僧喬等。

慧韶(455~508),初聽僧旻講釋《成實論》,後又聽智藏講學,大為服膺。不久智藏遷化,龍光寺的僧綽繼踵傳業,慧韶又從他受教。後到四川諸寺講論,大受學者的歡迎。那時成都法席頗盛,聽眾之多,以慧韶為第一。

警韶(508~583),初就學於莊嚴寺僧旻,繼從龍光寺僧綽受業,後又成為開善寺智藏的支系。年二十三即講《大品經》。後往豫章,遇見外國三藏真諦法師,為真諦所賞識。入陳以後,他被請還都,在白馬寺弘化十餘年。六十以後便令慧藻代講,自往瓦官寺宴坐。後又受請於王府,略說《維摩》,於龍光寺中廣敷《成實》,前後數年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

道超(467~502),吳縣人,與同縣慧安同遊上京請業,初共聽法珍講《成實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認為此說不足以為師;見僧旻解冠一方,即日夜精勤受業而博通教典。他和慧安都以盛年早逝,為眾所惜。

寶淵(466~526),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而不得良師。齊‧建元元年(479)住龍光寺,從僧旻聽講「五聚」數年,又從智藏重聽《成實》。後來自建講筵,廣寫義疏,回川屢開講席。

僧喬(467~502),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輩立義有諸異同,他極想從而受業。既受薰陶之後,深為讚嘆。隆昌年間(494)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韶等請僧旻移住龍光。於是一心諮求,三、四年間,通達一切經論。

智藏(458~522),於劉宋‧泰始六年(470)住興皇寺,當時僧柔、慧次名望甚高,即從之受學。不久應會稽慎法師之請前往講學,極受學者的歡迎。梁武帝敕智藏居開善寺,後又敕於彭城寺講《成實論》。著有《成實論大義記》、《成實論義疏》十四卷。

智藏門下最有名的是僧綽。他住龍光寺,和建元寺法寵為當時有名的佛教學者。洪偃和慧勇都曾從他學《成實論》。

彭城寺寶瓊(504~584),幼年出家,為法通弟子。初從光宅寺法雲聽講,又從南澗仙師受業,研精教論。仙師看了他的筆記,大為賞識,即普勸門徒傳寫。梁武帝慕他的學德,請入壽光殿說法。由於他善於講說而富風采,形相奇白,號為「白瓊」。後又為學侶請還梁都講《成實論》。到了陳代,文帝敕為京邑大僧正。他曾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

另一同名的寶瓊,住建初寺,他的面貌略帶紫相,一般稱他為「烏瓊」。陳文帝器重他的學行,亦奉他為大僧正。

北齊(550~577)著名的《成實》學者有彭城慧嵩、并州靈詢、鄴西道憑、鄴下道紀等。

慧嵩,高昌國人,元魏末年,隨使入朝。這時智遊為魏著名學者,慧嵩便從他聽《毗曇》和《成實》。學成以後即在鄴、洛一帶弘法。高齊‧天保年間(550)移居於徐州,在彭、沛之間大宏法化。隋初《成實》學者志念即出於他的系統。

靈詢(482~550),少年出家,學《成實論》和《涅槃經》都很有成就。曾於《成實論》中輯要兩卷,加以註釋,盛行於世。道憑(488~559),初誦《維摩經》,繼學《涅槃》;後學《成實論》,聽了一半便通達大義。道紀,是高齊初年的學僧,他雖常講說經論,而以《成實》最為知名。

陳代(557~589)的《成實》師比梁代顯然減少。這時著名的《成實》學者只有一個智嚼;但他的門下智脫、智琰、智周、慧稱、慧乘等卻是後來有名的人物。

智嚼,承學的系統不明,住丹陽莊嚴寺。他的《成實》學在當時的江南最為馳名,遠近學人都從他受業,為新成實宗的創始者。他的獨特的學風至被稱為「莊嚴之部」。和智嚼同時的寶梁、明上兩人也是「新實」的學者,常州安國寺慧弼曾從他們聽受「新實」,探究這一學系的淵源。

新舊成實學說的分別,現已不詳。自梁朝以來,一般《成實》學者多精於大乘,而在梁陳之間又與三論系大起爭執,所謂「新實」學說也許是受了三論派攻擊而於舊說有所修正的。

隋代(581~618)著名的「成實師」首推智脫與慧暅;慧暅的門下有慧隆和智琳;同時還有道正、靈裕等。

智脫(581~617),初從江都僧強聽《成實》和《毗曇》,後到金陵從智嚼受業。隋煬帝初建慧日道場時,他應請入住,在那裡編《成實論義疏》四十卷。後來他又刪定梁代琰法師的《成實論義疏》十七卷並加以演暢。他曾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等經各三十餘遍,《成實論》文句、玄義各五十遍。慧詮和道灌是他的著名弟子。

智脫之外,慧日道場的道莊、法論、敬脫都是成實學者。道莊(525~605),初從彭城寺寶瓊學《成實》,後從興皇寺法朗轉聽四論。法論(528~605),博通內外而特重《成實》,其師承不明,著有《別集》八卷。敬脫(555~617),遍研大小乘教義,而獨明《成實》,他所製的章疏為後學所宗仰。晚年常弘《成實》。

慧暅(515~589),初從龍光寺僧綽聽《成實》。僧綽滅後又從眾師受業,特精《毗曇》。不久又回龍光寺從舒法師重研《成實論》。他曾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

慧隆(﹖~610),初從法雲寺確法師聽講《成實論》,後又從慧暅聽講。及慧暅將化,遺旨繼席。他平生講《成實論》三十遍。智琳,從東安寺慧暅受戒,並學《成論》及《毗曇》。他於陳‧太建十年(578)回到故里,開講經論。道正,學無師承,而獨好禪法,他常周遊於兩河之間,隨處講說,獨以《成實》知名於幽冀之地。靈裕(518~605),是一個長於著作的佛教學者。他初就學於道憑,又從靖嵩、智林兩師學《成實論》十餘年,三十以後開始著述,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疏》、《維摩疏》、《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涅槃疏》、《大集疏》等若干卷,《成實抄》、《毗曇抄》、《智論抄》五卷。此外,長安日嚴道場的善權(553~605)、曇瑎(536~618)、大興善寺的曇觀、明璨(﹖~618)、仁覺寺的寶岩等,都是隋代《成實》學派的人物。

唐代(618~907)通《成實論》的學者,北方長安有大莊嚴寺的保恭、慧因和僧定,勝光寺的慧乘和道宗,普光寺的道岳和法常,玄法寺的法琰,崇義寺的慧頵等。南方則有蘇州虎丘山的智琰和法恭,通玄寺的慧旻、慧頵,南武州的智周,常州弘業寺的道慶等。

保恭(542~621),初聽《成實》於開善寺徹法師處,又從鍾山惠曉、高昌僧嵩聽《成實》及《地持》、《十地》等論。後學三論於慧命,成為三論的名家。

慧因(539~627),初於建初寺聽《成實論》,後從長干寺辯法師學三論。常講三論,並製文疏。唐初被舉為十大德之一。

僧定(﹖~624),初以《成實》學知名,後改學禪定。慧乘(555~630)學於莊嚴寺智㬭,善講《成實》。道岳(568~638)、法常(567~645),都是攝論的學者而兼攻《成實》的。

法琰(536~636),從莊嚴寺智嚼受業。慧頵(564~637),初從華林寺解法師聽《成實論》,後轉學三論、般若、唯識。

玄奘(600~664),赴印以前從道深學《成實論》,在留學印度期間又於鉢伐多國從正量部學此論。

智琰(564~634),為蘇州通玄寺玄璩弟子,出都聽報恩寺持法師講《成實論》,後從莊嚴寺智嚼重講「新成實派」的教義。法恭(568~640),為虎丘山智聚弟子,受戒後聽餘杭寵公講《成實》、屺公講《毗曇》。慧旻(573~649),童年即從新羅‧圓光聽講《成實論》,晚年隱居虞山二十餘年,遠方請業者常百餘人。慧頵(564~630),幼年出家,師事舅氏明智。明智是建初寺寶瓊的弟子。後遇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成實師,又從他們研究《成實論》。智周(556~622),為法滔弟子,受戒後從莊嚴寺智嚼受業,專功十餘年,窮究《成實》精微。道慶(566~626),十七歲時出都,聽彭城寺寶瓊講《成實論》大義。

此外,唐代可舉的《成實》學者,還有相州日光寺法礪、慈潤寺慧休、汴州安業寺神照、蒲州栖岩寺道傑、神素及蜀都寶園寺玄續等若干人。

法礪(569~635),是律學大師而兼《成實》學者,撰《四分律疏》十卷,自謂「宗依成實」。慧休(548~645),初從渤海明彥聽《成實論》,後從志念再究此學。神照,為明彥律師弟子,受戒後至鄴下聽慧休講《攝大乘論》,後常講《涅槃》、《華嚴》、《成實》、《雜心》諸經論。道傑(573~627),初學《涅槃》等經。隋‧開皇十四年(594)到青州何記論師處聽講《成實》。後又於清河道向、汲郡洪該處聽講本論,始末四年,隨從門侶百有餘人。神素(572~643)少時和道傑同學,大業四年(608)道傑停講,他續講《成實》將二十遍。道傑能以「片言契理,少語釋多」使學者不倦;而神素則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啟發聽眾見長。玄續,四川成都人,他對《涅槃》和《成實》的造詣很深,為一方學者所崇仰。

自南北朝以來,《成實》學派的教學在三論、《涅槃》、《攝論》、禪學各系統的學者之間有相當廣泛的影響,至隋代始趨於衰退。唐初唯識學興起以後,作為一個學派的「成實師」就逐漸消失了。(林子青)

◎附︰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六講(摘錄)

《成實論》,是羅什在翻譯大乘經論中間譯出的一部小乘論書。他為什麼要譯這部論呢﹖原來《大智度論》在解釋佛說時,往往是先分別法相,而後再歸結於法性空理。《智論》用來分別法相的有好幾種小乘毗曇,如《發智論》、《毗婆沙論》、六足論、《舍利弗毗曇》等,這些毗曇多屬於有部,《智論》對它隨引用,隨批評。當時還沒有大乘毗曇,所以在解釋法相時,儘管對這些材料已經有所取捨,但總感到還有不足之處。到了羅什的時期,即龍樹、提婆之後,小乘毗曇繼續有了發展,例如,源出於上座系的譬喻師,就不拘守一家,對有部提出很多批評,因而出現了新的毗曇,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成實論》。這是羅什當時所接觸到了的。因為此論批評有部,對理解《智論》很有啟發和參考的價值,羅什就翻譯了它。據《長房錄》(《歷代三寶紀》)中引二秦(苻、姚)舊錄的記載,《成實論》譯於弘始八年(406),即在譯完《智論》之後譯出的。後來對於這一譯年有不同的說法,如〈論後記〉說,此論出於「大秦‧弘始十三年」,「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如果承認羅什死於弘始十一年,那麼,這一記載就有問題,所以還是《長房錄》的說法比較可信。

此論譯出以後,羅什門下的曇影鑒於論的結構散漫(計二○二品,不分篇),就按照文義區分為五篇,即「五聚」──發聚、苦聚、集聚、滅聚、道聚。羅什門下另一大家僧叡,對這部論很有體會,如論中在破除有部處,文字有說不清的,他都能夠辨別出來,並為當時的人講述。但是曇影、僧叡兩人似乎沒有給論作過註解。對論有詳細的註疏並加以弘揚的,乃是羅什門下的僧導與僧嵩。

僧導曾著有《三論義疏》和《成實義疏》,並且還把兩者結合起來講述。他後來從關中到了壽春(今安徽壽縣),門下很盛,參加聽講的過千人。其中著名的有僧鍾、曇濟、道猛等。再傳有道慧、法寵等。這就形成了成實師說的壽春系,流行於南方。此外,道亮與弟子智林也是《成實》的名家,其說與壽春接近,可能是屬於一系的。

僧嵩則從關中到了彭城(今徐州),其門人有僧淵,再傳有曇度、道登、惠紀、惠記等人,既講《三論》,也講《成實》,以後就被看作《成實》大家而稱為彭城系。從當時的地域上看,還是屬於北方的,因而其說流布於北方。

以上兩系時當晉末、劉宋兩代。到了南齊,又出現了一些知名人物,如弘稱(傳承不詳)門下的僧柔,法遷(與彭城系有關)門下的慧次。兩家再傳有法雲、智藏、僧旻(稱為梁代三大家)。三傳有兩個寶瓊(烏瓊與白瓊)。這樣,梁代的成實師說就十分興盛了。三大家之一的智藏,傳給了龍光寺的道綽,以後還有智㬭,再傳智脫、智琰,已是陳代的事了。後來一直繼續到了隋唐。

總之,成實師的勢力是比較強大的。從事《成實》研究的學者們,一般都同時兼通其他經論。因為當時已經知道佛學有大小乘的不同,大小乘又有各種異說與部派。學者們常想把各方面全部搞通,因而研究時也就不拘限於一經一論。不過,各家的研究還是互有短長,從學的人篤守師說,因而成了各別的師說傳承。這種不限於一經一論的研究方法,叫作「通方」,即通達一切。僧傳中對此時有記載,如《續高僧傳》卷五〈慧澄傳〉,說他「從僧旻下帷專攻,且經且律,或數(毗曇)或論(成實),十餘年中,鉤深索引……」。這種學風,與隋唐時期的定於一尊,因而構成了宗派的有所不同,所以只能叫他們作成實師說。

儘管這時期有各家的成實師說,有記載可考的註疏也有若干部(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列出二十四種),但現在一部也不存在了。只能夠從一些零碎材料中看出他們的研究是有過變遷的。先是研究廣論,其後變為研究略論。前者為《成實》的全本,後者為論的略本。這是一個變遷。另外,研究的人,又曾有過用舊論本到用新論本的轉變。這又是一個變遷。


法稱

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論師,佛教因明大家。生於南印度睹梨摩羅耶國(Trimalaya),婆羅門種出身。早年習婆羅門教各種學派的教理,後學佛法,至中印度那爛陀寺從護法出家,修習唯識學。未久,又師事陳那另一弟子自在軍,學《集量論》,成績優異,不僅加以註釋,並進而發展陳那的因明學說。其要點為︰

(1)現量必須為「親證」,並強調現量「無錯亂」,是真實、純粹的感覺,不是錯覺。

(2)現量的認識對象自相,「為勝義有」,是真實的存在,具有「起識」的功能。

(3)改革因明學上的三支作法,主張合因、喻為一體,顛倒其順序,將喻體提前。

(4)將「因」區分為自性因、果因、不可得因三類。

(5)廢除「因過」中「不共不定」的規定。

其後,又就金剛阿闍梨受灌頂,並遊歷諸方,弘法宣化。且至正法未及之地建立道場,度化比丘,是以弟子滿天下。晚年入羯陵伽國,建立伽藍,入寂於該地。

師之時代正值印度佛教漸衰之際,故師曾力圖挽救教團頹勢。然其人之主要貢獻則在因明學,頗影響及於後期佛家邏輯的發展。其因著作,有《量評釋論》、《量決擇論》、《正理一滴論》、《因一滴論》、《觀相屬論》、《成他相續論》、《論議正理論》等書。此七部論合稱「因明七論」或「七支論」,均為藏譯本;此中,《量評釋論》、《正理一滴論》至近代始有漢譯本出版,前者係法尊所編譯的《釋量論略解》,後者則有二本,一為王森依該書梵本而譯成者,一為楊化群依藏本而譯成者。此外,師另著有《本生廣疏》、《佛涅槃讚》、《吉祥金剛荼迦常愛讚》等。又,《大正藏》第三十二冊中,亦收有師所撰述的《大乘集菩薩學論》、《金剛針論》,然據現存上述二作的梵本看來,前者係寂天所作,後者則為馬鳴所作。

◎附一︰Th. Stcherbatsky著‧景行譯〈法稱的邏輯著述及其流派〉(摘錄自《佛家邏輯》〈導言〉)
法稱(Dharmakīrti)出生於南印度睹梨摩羅耶(Triśmalaya,或作Tirumalla)一個婆羅門家庭,並受過婆羅門教育。後因歆慕佛法,為在家信眾,發心向世親的及門弟子中求受教益,親訪當時著名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其時世親高弟護法(Dharmapāla)年事雖高,但還健在,法稱遂就護法發願皈依。旋以對於邏輯問題深感興趣,而大師陳那(Dig-nāga)已作古人,遂參禮陳那及門弟子自在軍(Isvarasena),不久他對陳那學說的理解竟超過了他的老師。據傳說,自在軍也承認法稱比他自己更能了解陳那。隨後,在自在軍的贊同下,法稱著手用便於記憶的偈頌體裁寫成了一部大書,對陳那的主要著述作了透徹而詳盡的廣疏。

此後,法稱也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以從事著述、講授、公開辯論以及積極弘傳等事業終其一生,最後在羯𩜁迦(Kaliṇga)一所他自己創建的寺院中,於弟子們的隨侍下逝世。

儘管法稱的弘傳工作規模很大,成就也很高,但他畢竟未能阻止佛教在其本土的日趨衰微,不過起了些延緩作用而已。佛教在印度的命運已成定局,最有才能的弘傳家也扭不轉歷史的趨向。婆羅門教復興運動的巨匠,鳩摩梨羅(Kumārila)和商羯羅阿闍梨(Śaṅkarā-cārya)的時代正在到來。據傳說,法稱曾經和他們在公開辯論中進行過論戰,並取得勝利。但這只不過是法稱徒眾們事後的設想與虔誠的願望。同時,這種想法無異是間接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說︰這兩個婆羅門教的大師已經遇不到像法稱這樣足以和他們抗衡的對手了。佛教在印度本土之不免沒落及其在若干邊疆地區之持續存在,究竟還有些什麼更深刻的原因,我們也許永遠弄不清楚,不過有一點是歷史家們共同一致的說法,就是︰佛教到了法稱的時代,已經不再上升,已經不是像無著、世親弟兄時代那樣昌盛了。一般人已經離棄了這個哲學的、批判的、悲觀的宗教,轉而走向婆羅門教的眾神崇拜去了。佛教已經開始向北方遷移,到西藏、蒙古以及其他國土中去另創新的家業。

佛教在印度的前途黯淡,法稱似乎已有預感。他的弟子中無人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學說,足以擔當紹隆師法的重任,這一點也使他感到憂傷。陳那門下沒有知名弟子,再傳之後才有後繼人出現;法稱的情況亦復如此,他的真正的後繼人也是在再傳之後才有法上(Dhar-mottara)。法稱的直接弟子帝釋慧(Deven-drabuddhi)是一個堅苦向學的人,但是限於天資,不能充分把握陳那的和法稱本人的先驗認識論體系的一切精義微言。從法稱的一些感概深切的詩篇裏,不難看出他的這種悲觀心情。

法稱的大著中有一篇作為引首的偈頌,其中第二章頌對他的批評者而發,據說是隨後加進去的。在這裏他寫道︰「人類多半斷斷於陳言猥談,而不肯探抉精微。對於深邃的詞旨,不但不肯有所用心,甚至還要滿懷憎恨,以嫉妒的惡恚相加。所以我也無心為這般人的利益而有所述作。但是在(我的)這本書中,我的心卻感到了滿足;因為我生平所好就是對一切嘉言美詞作深長的思索,通過這本書,我的素懷得以暢遂了。」

在本書最後第二頌裏,法稱又說︰「我的書在這世界上將找不到一個不感困難就能把握其中深義的人。看起來,它只會被我自身所吸收,在我自身中消失,有如河川入海那樣(被吸收進去而消失了)。縱使有一些天賦智力並不尋常的人,也不能探測它的深度!縱使有一些勇氣非凡敢於思維的人,也不能窺見它的最高真理。」

在各種名詩選集中,還有另一詩章,語意與此相似,因而也被假定為法稱的手筆。在這章詩裏,詩人把自己的作品比擬為一個找不到如意郎君的美人。他寫道︰「造物者究竟是何居心,一定要造出這一件美的形像!他不惜用盡美的素材!他不辭一切辛勞!人們本來(一直)是安靜生活著的,他偏要在他們的心中燃起一點心靈之火!而她呢﹖也只是落得苦惱萬分,因為人世間永遠找不到配得上她的夫婿!」

法稱個人的性格,據說是非常高傲而自負的,對於流俗庸眾以及假充博雅的人物,他極端鄙視。據多羅那他(Tārānātha)的記載,法稱完成了他的大著後,曾拿給當時的學者們看,可是沒有得到絲毫的賞識與善意。他的論敵們據說還把他的書頁拴在一隻狗的尾巴上,讓狗在街上亂跑,書頁也紛紛散落。可是法稱卻這麼說︰「正如這隻狗四處飛跑一樣,我的著作也將在全世界散播開來。」

法稱有邏輯著述七種,即有名的「七論」,為西藏佛學界研究邏輯學的根本典籍,雖原為詳釋陳那作品而作的註疏,但其地位實已駕乎陳那原著之上。這七部論中以《釋量論》(Pramānavārtika)為主要的一部,號為法稱邏輯體系的「身體」,其餘六部是其從屬,稱為「六足」。「七」這個數字是有意思的,因為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阿毗達磨也是以主要的一部論為「身」而其他六部為「足」。法稱的意思很顯然想以邏輯學和認識論的研究來代替早期佛教的舊哲學。《釋量論》的內容分為四章,分別討論推理、知識的實效、感官知覺和推論式等四個項目。全書用便於記誦的詩體(偈頌)寫成,約計二千頌。第二部著述《決定量論》(Pramāna-viniscaya)是《釋量論》的略本。全書以詩體與散文體(長行)混合寫成。其中半數以上的偈頌借自《釋量論》。第三部著述《正理一滴論》(Nyāya-bindu),是上書再度壓縮後的略本。這兩部論都分三章,分別討論感官知覺、推理和推論式等三個項目。其他四論則係討論一些特殊問題,《因一滴論》(Hetubindu)略述邏輯推理的分類;《觀相屬論》(Samban-dha-pariksa)考察各種關係問題,是用詩體寫成的小品,內附作者自己的評語;《論議正理論》(Condada-prakaraṇa)是一篇討論藝術的短文;《成他相續論》(Santanantara-siddhi)是一篇討論他心真實性並駁斥唯我論的文章。除了《正理一滴論》以外,其他各論都未發現梵文原本,但都有藏文譯本,收入《  丹珠爾》中。藏文佛藏中還收有傳為法稱手筆的一些其他著述,如詩集、聖勇《本生鬘論》(Jātaka-māla)的疏和《律經》(Vinaya-sūtra)的疏等;但這些著述是否真是法稱所寫,尚難斷定。

◎附二︰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六講第二節(摘錄)
傳說法稱十分聰明,他學《集量論》一遍,就「見與師齊」,學第二遍,便超過老師而與陳那比肩,到第三遍,終於發現陳那學說上的缺點。自在軍覺得他學業優異,便鼓勵他為《集量論》作註。

法稱給《集量論》做的註是帶有批評性質的,對原書有肯定,有補充,也有訂正,書名叫《量評釋論》,是頌體。《集量論》原為六品,《評釋》把原書的組織略加變動,成為四品。《集量論》開頭有一皈敬頌,用量來推尊佛是最能夠體現量的「為量者」,是正確知識的標準。法稱大加發揮,把這一頌擴大成為一品,名〈成量品〉,他從量(量的定義,什麼是量)講起,直講到釋迦這個人可以成為「為量者」。這一品共有二百八十五頌半。接著講現量、比量。講現量的〈現量品〉,有五百四十一頌。講比量的又分兩品︰一是〈為自比量品〉,有三百四十二頌,這是對自己來講的,屬於思維方面的比量。二是〈為他比量品〉,有二百八十六頌,這是自己認識以後還告訴別人的,屬於語言方面的比量。四品合計一千四百五十四頌半。後來他對〈為自比量品〉作了註,其餘三品未作。後人因為法稱對第三品作了註,想必很重要,於是把它置於卷首,遂把原來的次序改動了。《量評釋論》的梵本早就遺失,直到1936年,印人羅睺羅(《印度史話》的著者)在我國西藏霞魯寺發現了梵文的殘本,《量評釋論》的頌文已不完全。此外,他還發現了註本(包括法稱自註和別人的註)。1938年,他把這些本子拚湊起來,參考藏譯本(《量評釋論》的頌本及註,西藏都有翻譯),還原《量評釋論》的頌本校印出版。

另外,法稱還採取前書的一些材料,寫了《量決擇論》,分量適中,梵本已失,只有藏譯。又有一本《正理一滴》,是他學說提要性的著作,相當簡略,印度耆那教也注意因明,對法稱學說很重視,《正理一滴》就是它們保存下來的,早幾年從耆那教的書籍中發現以後,即校刊印出。這書的出版,引起了西方學者研究法稱的熱潮,他們詳盡地討論了這本書。此書除有梵文本外,還有藏譯本(及註本),所以最近五十年來,研究法稱學說的多取材於此。

《量評釋論》、《量抉擇論》、《正理一滴論》三書是法稱學說的中心,三者內容同屬一類,不過詳略不同。另外,法稱還有幾種專題研究的書,如對比量的「因」(在比量方面,因是重要部分),他就寫了《因一滴論》,又如《觀相屬論》(討論邏輯關係,關於概念方面的書)、《成他身論》(關於怎樣認識別人存在的)、《論議正理論》(內容像《集量論》中講過類那樣,此書有梵本及藏譯本),都是補充上述三部主要著作的。前三書是從總的方面講的,後四書對其中的特殊部分作了專門的發揮。前者可以說是他學說的身子,後者相當於四肢,合起來統稱為法稱的「七支論」(最後四書,梵本不全,藏譯全有)。

以上是法稱的生平和著作。

法稱算是一位能文的人,但他的《量評釋論》的頌文,卻寫得艱澀難讀,可能是由於他過分矜持,刻意修辭的結果。他本人也有這種感覺,後來印人所選詩集(十三世紀選的)中選了他一首小詩,就表示自己的文章是曲高和寡。玄奘在印時,法稱的著作大概都完成了,但玄奘對他隻字未提,可能與他的文章風格有關,倒是義淨對他作了稱讚,這是其時那爛陀寺法稱的因明已占了主要地位的緣故。

法稱以陳那學說為基礎作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了關於量的學說,這也可說是法稱學說的主要部分。這從他的《正理一滴論》也可以看得出來。從邏輯、認識論角度講,他確有比陳那高明的地方。

第一、法稱掌握了語言與思維一致的原則,因而解決了「為他比量」中一些糾紛問題。比量分兩類,(1)為自比量,這是自己了解事物,屬於思維方面的;(2)為他比量,這是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人,或者提出自己主張加以論證,屬於語言表達方面的。以前認為這兩方面的正確程度可以不一致,有時思維正確、語言不正確,有時語言正確、思維不正確。法稱對此,有所抉擇,堅持二者的一致性,把那些不一致的說法,在其量論中都取消了,否定了。例如,陳那承認在辯論中兩家各有自己的理由,可以相持不下,名為「相違決定」;但法稱否定了它在邏輯上的意義,認為正確的思維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因此,在言論中各執一辭可以並存是不能承認的,從思維來講,如果是正確的思維,必含有決定。

第二、他對比量的格式也作了改革。以前佛家通用宗、因、喻、合、結五支論式,到陳那則改為三支,這是很大的進步,不單是形式上的簡化,實際性質也改動了。三支論式的次序是︰斷案、小前提、大前提(用西方邏輯比較),它與現代邏輯三段論式︰大前提、小前提、斷案的次序是相反的。(中略)

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他的〈成量品〉,他在這一品中詳細地說明了釋迦本人就可以為「為量者」的道理。他認為釋迦是一切智者,能夠正確地告訴人們關於四諦的道理,也能夠正確地指導人們如何實證四諦──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因為釋迦具有這些能力,所以他是一切智者,是最究竟地體現了「量」的人。量的一般意義是人們要行動能達目的所必須預先具備的正確知識,也可以說是關於對象的正確的了解。說釋迦是最究竟地體現了量的人,當然是說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解,對任何對象都正確地了解了。這樣,就把量論貫徹到佛教全體裏去了。陳那早就有這樣作的企圖,但從他的著作中還看不出有這個組織來;法稱卻在這一品裏實現了陳那的理想,這可以說是法稱發展量論的最大成就,也是他主要的目的。

〔參考資料〕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霍韜晦〈陳那以後佛家邏輯的發展〉;Th. Stcherbatsky《Buddhist Logic》。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之對句。即指真空不異於色法,空的當體即是色。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大正8‧848c)︰「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此謂五蘊與空是不異,而且相即。《華嚴法界觀門》云(大正45‧686a)︰「真空必不異色,故云空即色,(中略)要由真空即色,(中略)故令斷空不即色。」此並非是析色見空,乃是由於體達色之當體即空,故言空而不意味斷滅,也就是即有之空方名真空,然而此真空既「即有」,故必亦不異於「有」,空即是有,故說為空即是色。

◎附︰印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摘錄自《妙雲集》下編{11})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般賞識他的圓融,卻不大注意佛經的完整意義。忽略了這是闡明「五蘊皆空」,而歸宗於「諸法空相」及「空中無色」的。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修證問題。如專在即色即空的理論上兜圈子,就會不自覺的橫跨了一步。

「色(受、想、行、識,此下以色為代表,總說五蘊)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麼意義﹖為什麼要這樣說﹖這應先理解,「色」與「空」所代表的意義。「色」等是我們觸對的世界,物理(生理)、心理現象的世界。被稱為「自己」的身心組合,認識到的境界,就是「色」等,這就是當前的現實。然而,這是眾生的現實;如老是這樣,將永遠的迷惑,永遠的苦厄,永遠不自在的活著,不自在的死去。這是佛法所確認的人生大問題。學佛法,是要在這當前的現實(五蘊)中,如實覺照而得大解脫(度一切苦厄)。無論是小乘、大乘,有宗、空宗,都以為修證是有超越常情的體驗的。究竟的體驗內容,是一般心識所不能意解與想像的;也不是一般語言文字所能表示的。這是什麼都不是,連「不是」也說不上的。對一般人來說,這是怎麼也說不明白的。佛陀說法,不是為了說明這個,而只是就眾生的當前現實身心,指示,引導,使學者在修持的過程中,離卻顛倒、錯亂,而趣向,臨入這一如實的境地。在離卻顛倒錯亂的修持中,佛是常以「無常」、「無我」、「寂滅」(三法印);「空」、「無相」、「無作」(三三昧);「厭」、「離」、「滅」、「捨」等來教導的。在修持中,以脫落常情迷執而實現出來。所以在無以名之,強為立名的情況下,就稱之為「空」,「空性」(也稱無相、無作、不生滅等)。古人說︰「空亦復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說。」如以空為空,那早就誤會了。空,可說是符號,表示那眾生所無法思議的,而可經空無我的觀照,而如實體現的境地。這樣,當前的現實(五蘊,可能的體驗)空,在我們的意解中,對立起來。世間學者看來,這是現實與理想,現象與本體,形而下與形而上。在佛教中,相與性,事與理,也都在理論中對立起來。如病眼的見虛空有華,明眼的見虛空明淨︰將空花與明淨,對立起來而說同說異,雖是免不了的(眾生就是歡喜這一套),而其實是不必要的。

現實的「色」(蘊等),可能實證的「空」(相、空性等),如尋根究柢的說起來,這是一切佛法所共的。以不同的名詞來表示(約義不同,在說明上就有多少差別),那就是「虛妄」與「如實」,「生死」與「涅槃」,「世間」與「涅槃」,「有為」與「無為」,「緣起」與「寂滅」。如從「能」邊說,那就是「無明」與「般若」,「無明」與「菩提」了。「空性」,聖者們的體證,是有淺深的;而為一切聖者所共證,是沒有差別的。所以經上說︰八地菩薩智證無分別性,是二乘所共的(《華嚴經》)。二乘若智若斷,就是菩薩無生法忍(《般若經》)。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法華經》)。就現實「五蘊」而體證「空相」中,表現為大乘菩薩的,不只是「照見五蘊皆空」,而是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去證入的。「色即是空」與「空即是色」,在修持上是觀法,是趣入「空相」的方便。在說明上,這是與二乘的差別所在。這是事實,是佛教界的事實。被稱為小乘的聖者,觀「五蘊」而證入「空寂」,意境是「超越」的,是超越於生死的。因而自然的傾向於離五蘊而入空,離世間而證涅槃。從而作體系的理論說明,那就生死與涅槃各別,形成兩項不同的內容。基於這種意解,而形成聖者們的風格,不免離世心切,而流露出「遺世獨存」、「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這在佛教中,可說是聖之清者了!而另一分證入的聖者,覺得迷悟雖不可同日而語,而迷者現前的五蘊,聖者現證的空相,決不是對立物。觀五蘊而證入空相,空相是不離五蘊,而可說就是五蘊的;就是五蘊的實相,五蘊的本性。如明眼人所見的明淨虛空一樣,與病眼所見的,決不是對立物,而實是病眼所見的,那個空花亂墬的虛空的真相。沒有離五蘊的空,也就沒有離空的五蘊了。這一類聖者,就是被稱菩薩的。依蘊而契入空相,意境是「內在」的。真理是不離一切而存在。基於這一特質,自然傾向於即俗而真。由此而發為理論的說明,那就「世間即涅槃」,「生死即解脫」,「色即是空」,「無明實性即菩提」了。基於這種特質,而表現為菩薩的風格,那就「即世而出世」;「不離世間而同入法界」;「不著生死,不住涅槃」;「不離世間」,「不捨眾生」,而流露出「涅而不緇」的精神了!

根源於眾生的當前事實──「色」(蘊等),而趣入「空相」,是佛法的根本問題。意境上、理論上、風格上,雖表現為「超越」的「離世」,或「內在」的「即世」──二類。菩薩的特質,雖為「即俗而真」,「即色是空」,不離乎世俗,甚至以貪、瞋、癡、慢為方便。然在修證的過程中,大乘還是「照見五蘊皆空」,還是證入「諸法空相」,「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因為五蘊是眾生當前的事實,熟悉不過的生死現實。所求所向所趣證的目標,當然不是五蘊。修證的主要目標,正是即「色」觀「空」而契入「空相」。在沒有契入「空相」以前,也說不上即色即空的妙悟。所以觀「空」而契入「空相」,就是轉迷為悟,轉凡成聖的關棙所在。《般若經》說︰「慧眼於一切法都無所見。」《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唯識宗所傳︰根本智證真如,是泯絕眾相的。聖者的現證,突破生死關的根本一著,就在這裡。《密嚴經》說︰「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真。」不同於世俗所見的諸行(五蘊)如幻,是要透過這根本一著──證悟真空,而後逐漸達到的。所以根本智(般若)證真,方便(後得智)達俗,方便是般若的妙用,是般若成就以後所引發的。論理,方便不異般若,即般若的妙用。五蘊是即空的五蘊,蘊空不二。而事實上,印度聖者的修證,卻是面對現實;儘管即色即空,而所悟正在「空相」(根本智證一關,並不說菩薩修證,齊此而止)。這與部分學者,高談理論的玄妙,清談娓娓,悅耳動聽,是有點不同的。

佛法不是假設的推理,是有事實,有經驗,而後才有理論的,名為「從證出教」。教化,使人信解而同樣的趣入於修證,於是而有「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等說明;才有中觀者、瑜伽者的理論說明。這是佛法的修證事實。在修持經驗中,有似是而非的,或將到而未到的境地;世間也有類似的情形。因此,再從這二點,略為論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佛法的修證問題。「空」所代表的,是甚深的體驗內容,這不是文字語言的理論領域!佛法有什麼可說呢!然而,佛有善巧方便,就眾生現實身心,開示,誘導,使人類揭開現實的誑假相──「色」(代表現實身心),而直入於自證的境地──「空」。在這方法論的立場上,「色」為什麼是虛妄,是假相,是空﹖為什麼這樣的觀照,能趣向、契入「真如」、「空相」,就都是可以論說的了。這譬如「陽明山」自身,本無所謂東西南北,而從我們自己的立場來看,通過世俗共認的名相假立,就有東西南北可說。而且(雖然是假立的)可憑此東西南北的方向,前進而到達目的。修證的方法問題,成為理論問題。解與行相應,從可說可分別,而能導向離言無分別,是佛法的大方便,這不是侈談不立文字者所知的。(中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只是理論的,而是修證的方法問題。般若的「照見五蘊皆空」,是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無礙的正觀為方便,而契入「諸法空相」的。約方法說,是觀,是空觀──「未成就時名為空(三昧,唯識宗名加行無分別智)」。因空觀的修習深入,到契會實相──「成就時名為般若」(唯識宗又稱為根本無分別智)。論方法,是觀,雖依止起觀,修到止觀雙運,而觀不是止。等到成就功德,般若與禪定相應,定慧平等,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就是禪定波羅密多。說到觀,觀是尋思,抉擇。思擇一切法無自性空;或思擇名義無實而入唯識無義的正觀,般若是由觀的修習而引發的。中道正觀(無分別觀)與修止不同,與直下無分別而得的無分別定,也根本不同。與部分類似的定境,都不可同日而語,何況是幻境﹖更何況是咒力、藥力,所起身心的類似超常經驗呢!以藥力所引起的某種超常經驗,解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固然是不倫不類。專在學派的理論上表揚一下,對於「即色即空」的經義,也還有一段距離呢!

〔參考資料〕 慧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下;《註華嚴法界觀門》。


金剛峰寺

日本古義真言宗的總本山。位於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山。初為高野山全山堂宇的總稱。明治以後,成為山上本院青巖寺的專稱。

弘仁七年(816),日本真言宗開祖空海(774~835)奏請嵯峨天皇賜地高野山。翌年空海即登高野山結菴修諸法,並著手營建伽藍。十年(819),金堂落成。又仿南天竺之鐵塔續建大寶塔,至真然之時始告完成,並命名金剛峰寺。

寬平元年(889),長壽入住本寺,設座主職。後來本寺與京都之東寺發生爭執,遂由東寺之觀賢兼任座主職。此後,本寺即受東寺支配,勢力逐漸衰退。至寬治四年(1090),明算任高野山檢校,本寺始恢復昔日盛況。

天承元年(1131),覺鍐(1095~1143)於高野山建大傳法院,後任本寺及大傳法院兩寺座主之職,致使兩寺發生紛爭。保延六年(1140),本寺寺眾攻擊大傳法院,覺鍐逃至根來(那賀郡),而成為真言宗新義派之祖。

天正九年(1581),本寺不服織田信長之命,遂受大軍攻打。天正十三年(1585),豐臣秀吉伐根來寺,欲乘勢攻打本寺,幸賴木食應其之奔波遊說,始得解圍。其後,由於秀吉甚為賞識應其的才德,乃捐寺地與應其。此外,秀吉又為生母(青巖貞松禪尼)祈福,乃於高野山內建青巖寺。

天保十四年(1843),本寺遭火燒燬。明治元年(1868),改青巖寺為金剛峰寺。六年,本寺與東寺共為古義真言宗總本山。三十三年,本寺獨立稱高野派,並置管長。大正十四年(1925),高野、御室及大覺寺三派聯合以金剛峰寺為古義真言宗之總本山。

本寺寺寶有佛涅槃圖、阿彌陀聖眾來迎圖、五大力菩薩像、孔雀明王像等。

〔參考資料〕 堀田真快《高野山金剛峰寺》。


善無畏

唐代來華之密教高僧。音譯戍婆揭羅僧訶,略稱輸婆迦羅。又譯淨師子。開元三大士之一。中印度摩揭陀國人。其先代出身剎帝利,因國難出奔烏荼,做了國王,承傳到他,十三歲就依父親佛手王的遺命即位。兄弟們不服,起兵相爭,他於平亂之後,讓位於兄,決意出家。先至南印海濱覓得殊勝招提,修習法華三昧。又由水路搭乘商船,遊歷中印諸國,密修禪觀。及到摩揭陀,訪國王,王妃原是他的女兒,他們瞭解到善無畏捨位出家的經過,大加敬重,由是名聲遠播。他曾把自己所攜傳國寶珠施給那爛陀寺,裝飾在大佛像的額端上。後歸依寺內以禪、密著名的長老達磨鞠多,研習密教,受到鞠多的賞識,將總持瑜伽三密及諸印契完全傳授給他,得了灌頂,號為三藏。他又周行各地,遍禮聖蹟,方便誘化。

八十歲左右,依著師教東行弘法,攜帶梵本,經過北印迦濕彌羅、烏萇等國,到了素葉城,應突厥可汗之請,講《毗盧遮那經》,然後再前進通過天山北路,達於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寶應)。因為他的聲譽早已傳至漢地,唐睿宗特派西僧若那和將軍史憲,遠出玉門迎接。他於玄宗開元四年(716)到達長安,被禮為國師。先住興福寺南塔院,後遷西明寺;玄宗并嚴飾內廷道場,尊為教主。開元五年,開始在西明寺菩提院譯出《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一卷。寫定進內之後,即有敕令將帶來的梵本全部送藏內廷。從此他便注意另訪未譯的密典梵本。先有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無行求法,遊歷南海、東印、中印各地,曾住大覺、那爛陀等寺聞法,並訪求梵本。學畢回國,途經北印病卒(見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所將梵本,由同行者帶回中土,存於長安華嚴寺。善無畏和一行同往選取前未譯過的重要密典數種。開元十二年,他隨玄宗到洛陽,於開元十三、十四年間,在奉先寺譯出《大毗盧遮那神變加持經》等三種,開元二十年,他曾請求還歸印度,優詔慰留。二十三年得病,十一月卒於洛陽大聖善寺,年九十九。開元二十八年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肅宗乾元元年(758),於塔院側建碑,其弟子李華撰文。


善無畏


善無畏是漢地真言教的奠基者,所譯經典全屬於祕密部。他最初據自己所帶梵本譯出的《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由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經題下注云︰出《金剛頂經成就一切義品》,實係密軌一類。以後就無行所將梵本內選譯的有三種,其一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綴文,為純密教的根本經典,通稱《大日經》。本經於所說諸曼荼羅中,特以大悲胎藏生曼荼羅為正式灌頂曼荼羅,所傳密教胎藏部大法即從此出。其第七卷為供養念誦法,末後有阿闍梨所集之文,是無畏依經教而撰集的修習胎藏密法的儀軌。其餘兩部是《蘇悉地羯羅經》和《蘇婆呼童子請問經》三卷,則廣說三部(佛部、觀音部、金剛部)和五部(加般支迦部和摩尼部)的持誦通則。以上四部、十四卷,都見於《開元錄》。另有屬於密軌的《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二卷,題善無畏譯,實際是善無畏依《蘇悉地經》撰集以傳授門弟子者。此外,流傳於日本的,還有《金剛頂毗盧遮那一百八尊法身契印》一卷(與一行共譯)、《釋迦文尼佛金剛乘修行儀軌法品》一卷、《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二卷,以及其他祕密陀羅尼法、念誦法、略要法等,內容都有可疑之處,或出於後人的偽托。在無畏譯籍中,《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內的密咒,全部都寫出梵字,逐字用漢音對譯,他所集《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中部分密咒,亦復如是。此由密教重視文字,為求念誦、觀想精確,故創此例,以後不空傳譯密典即沿用之。由此可見善無畏當時傳授密教,已同時教授梵文拼法,開始講求「悉曇」這一門學問,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善無畏的撰述,除上述密教儀軌外,還傳有《無畏三藏禪要》一卷,這是他和嵩嶽會善寺敬賢對論佛法,而由西明寺慧警記錄的。本書先開發心、供養、懺悔、受戒等十一門,次說觀智密要、禪定法門,列舉陀羅尼十首和月輪觀法等。其中評論初習禪人多怕起心動念,或專守無念以為究竟,認為如是便無法增長善念。他主張先正念增修,後方至於究竟清淨,不怕起心,而患虧於進學。在這段話裡,可以見到當時的禪風和他對於修禪的見解。相傳他平時靜慮怡神,時以禪觀獎勸初學,遇有問疑,剖析無滯,本書所記即其一例。

善無畏兼長工巧藝術,相傳他自製模型,鑄造金銅靈塔,備極莊嚴。他所畫的曼荼羅,尤其精妙。他這一法系的傳布,對於漢地工巧藝術,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善無畏弟子,入室的有寶思、妙思二人。寶思俗姓鄭,滎陽人;妙思俗姓王,琅琊人。俗弟子有著名的文士李華,趙州贊皇人,是善無畏行狀和碑銘的撰者。又傳喜無畏是他的最後弟子,行事不詳。傳承善無畏胎藏法的是大興善寺沙門一行和保壽寺新羅國沙門玄超。一行撰《大日經疏》七卷(或開為十四卷),善釋經文,闡明教相和事相,對於純密理論體系尤多所發揮。玄超事實不詳,傳說不空法系的青龍寺沙門慧果(746~805)曾從他受大日和蘇悉地密法,又于闐沙門智嚴、嵩嶽沙門溫古,也曾受學於善無畏。

真言宗在唐武宗廢佛(845)以後,中土傳承即以衰歇。惟善無畏所傳胎藏部密法,後由不空的弟子慧果傳於日本‧空海,而和金剛智所傳的金剛部密法相并傳習,在日本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游俠)

◎附︰周一良〈宋高僧傳善無畏傳中的幾個問題〉(摘錄自《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一)善無畏之名號與家世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
「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為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荼。父曰佛手王。」

案戍婆揭羅僧訶可以義譯為淨師子,輸婆迦羅則戍婆揭羅之異譯,然皆無「無畏」或「善無畏」之意也。贊寧此文紕謬重覆,甚不可解。東瀛所傳李華撰〈善無畏行狀〉較為明晰︰「三藏沙門輸婆迦羅者,具足梵音應云戍婆誐羅僧賀,唐音正翻云淨師子,以義譯之,名善無畏。」此文當係贊寧所本。然亦謂義譯名善無畏。寺本婉雅曾著〈善無畏之名疑為吐蕃語之譯音〉一文,以為「善無畏」三字或是藏文戍婆揭羅譯語之轉譯,其說亦乏強有力之證據。今案「善無畏」三字與其梵名蓋非一事,本無關連,後人強為之說耳。善無畏所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為密宗聖典,其中述菩薩修行之階段有六種「無畏」,第一即「善無畏」。(參看一行《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李華所撰〈善無畏和尚碑銘並序〉稱「號善無畏」。蓋於梵名之外,兼採此三字為號,遂而通行。原係兩事,固不必與梵名牽合耳。天竺載籍缺落,凡東來高僧其故國文獻中悉無可徵考,善無畏亦未能例外。烏荼(Oḍra)當今Orissa,學界已成定論。此傳下文言善無畏南至海濱,寄身商船,往遊諸國。與玄奘《西域記》卷十記烏荼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原注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之語相合。至於烏荼國王家之來源與世系,諸家行記俱不之及。案《西域記》卷三載烏仗那國(Udyana)上軍王出於釋種。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那連耶舍傳〉亦謂︰「北天竺烏塲國人。正音應云鄔荼,荼音持耶反。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剎帝利種。」Udyana可以寫成鄔荼或烏荼,與Oḍra之烏荼同。頗疑善無畏出於釋種之說乃後人誤混兩烏荼為一而造成者也。西元八世紀末葉,Oḍra有王朝,其王之名皆有Kara字樣,且有一王即名Śubha-kara。皆信奉佛教。法儒烈維曾據出土銅券銘文及中國記載,考定諸王年代。善無畏之梵名固與此諸王之名相似,其父「佛手王」之稱,亦可復原為Buddhakara。則善無畏者豈即此Kara諸王之先世耶﹖

(二)善無畏東來之行程
贊寧記善無畏東來行程綦為簡略,且雜以神話︰
「掬多曰︰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濕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萇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為金字,列在空中。時突厥宮人以手按乳。乳為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中略)前登雪山大池。(中略)路出吐蕃,(中略)至大唐西境。(中略)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憲)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

所述荒誕不經,未可置信。然其行程次序必非杜撰,猶可考也。善無畏蓋原擬經由中亞來華,故西北至烏萇,或竟達高附。若原擬取道吐蕃,自應先至泥波羅,不應至烏萇矣。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載玄太法師「永徽年內取吐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又道生法師「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遊中國。(中略)多齎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遘疾而卒」。復有末底僧訶及玄會,皆卒於泥波羅,疑亦取道吐蕃者也。玄照傳欲歸東夏,「但以泥波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歿於印度。義淨自註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善無畏之棄「迦畢試途」而取道吐蕃,疑亦由於大食為梗。西元八世紀初葉──尤以西元711至716年間,大食屢侵中亞諸國,諸國每乞救於唐朝。更南則大食人且數數侵掠北印度高附一帶之突厥人ṣāhīs,至716年大食統制東方之大將Hajjaj歿後始告中止。開元八年(720),玄宗遣使冊立烏萇國王,亦以「時大食與烏萇鄰境,煽誘為虐。其王與骨咄王、俱位王皆守節不應,亦潛輸款誠」,故玄宗深美之也(《唐會要》卷九十九)。善無畏以開元四年(716)抵長安,其發迹天竺當在715年之前數年,適當大食人在北印及中亞軍事行動最為活躍之時期。故斷定其不取迦畢試路而從吐蕃入唐為受大食人軍事影響,未為無據也。圓照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載悟空入竺事,謂迦濕彌羅國「四周山為外郭,總開三路,以設關防。東接吐蕃,北通勃律」。善無畏所取當即悟空所謂之東路歟﹖

傳文於到烏萇國後,即敘善無畏「講毗盧於突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蓋本李華碑銘「講毗尼於突厥之庭,而可敦請法,乃安禪樹下」之文。(《文苑英華》卷八十六可敦下有子字。)毗尼謂律,毗盧則為《毗盧遮那經》之略。所述神異固不足信,然八世紀時北天竺及阿富汗確有突厥王庭,且為佛教徒,則班班可考。慧超於開元十五年(727)返抵安西,其《往五天竺國傳》云︰
「又從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中略)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為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殺彼罽賓王,自為國主。(中略)此王雖是突厥,甚敬信三寶。王王妃王子首領等各各造寺,供養三寶。(中略)此王不同餘己北突厥也。兒女亦然,各各造寺,設齋捨施。」

關於鬱地引那國(即烏萇國)國主之種姓,慧超未曾道及,止言「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中略)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罽賓國(迦畢試)下云︰「此國亦是建馱羅王所管。(中略)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中略)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悟空天寶十載(751)西行,貞元六年(790)返長安。圓照記空所述迦濕彌羅國事云︰「次有也里特勒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乾陀羅國條云︰「次有特勤灑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烈維等據慧超、悟空所述,論斷八世紀時迦畢試王室為突厥人,並推測即阿比魯尼書中所記高附之Śahya王室,此說為一般印度學家所承認。

贊寧紀突厥王庭之奇迹於烏萇之後,大雪山之前。然則八世紀中葉烏萇國亦得有突厥王庭乎﹖曰有,請舉《舊唐書》為證。卷一九八〈罽賓傳〉︰「開元七年(719)遣使來朝,(中略)詔遣冊其王為葛羅達支特勒(勤)。二十七年(7 39)其王烏散特勒(勤)灑以年老,上表請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許之。仍降使冊命。天寶四年(745)又冊其子勃匐準為襲罽賓及烏萇國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罽賓傳〉略同。)罽賓諸王名帶特勤,係突厥稱號,與慧超所記正合。烏萇於西元745年既屬罽賓王治下,則合併疑更在其前,善無畏所至之突厥王庭倘即統治罽賓、烏萇兩國之可汗乎﹖志磐《佛祖統紀》卷二十九謂善無畏「至烏荼國,演遮那經,眾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略去突厥可敦字樣,蓋有所疑。佛家傳記雖多迷離恍惚非常可怪之事,其基本史蹟依然屬實。當分別觀之,不得一概抹煞,善無畏傳其一例也。

傳稱睿宗詔若那及將軍史獻(李華〈碑銘〉作「史憲」,非是。)出玉門塞表迎善無畏,若那當是印度僧人之名。唐代突厥王族入仕中國者每省略阿史那氏稱史氏,如史大奈史忠之比。此史獻當即阿史那獻。《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傳〉「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通鑑》卷二一一繫開元二年。《舊唐書》卷九十八〈杜暹傳〉︰「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逕稱史獻。卷九十七〈郭元振傳〉亦作史獻。獻開元四年猶在西陲,磧西節度使蓋治於焉耆。睿宗薨於開元四年六月。善無畏抵長安之日期李華〈碑銘〉及贊寧傳中皆不及,然據李華撰〈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文,善無畏於開元四年五月十五日抵長安(《全唐文》卷三一九)。傳謂睿宗「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實則獻本在西邊,蓋命之資送無畏入京師,固無特遣獻出玉門相迎之理也。

(三)內道場與長生殿
傳稱善無畏抵長安後,玄宗「飾內道場,尊為教主」。惠果行狀言內道場在長安大明宮之長生殿。長生殿亦曰長生院,見《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胡三省《資治通鑑》卷二0七〈太后寢疾居長生院〉條下注︰
「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閻若璩、徐松皆從其說,以長生殿為寢殿。案胡說非是,長生殿非寢殿,乃祀神之所也。武后寢疾與肅宗大漸之處皆無明証可以證其為燕寢之地。試檢唐書,知諸帝可寢息或薨逝於宮中任何殿。長生殿可用為寢殿,然不能據此斷定長生殿主要用途為作燕寢也。武后與肅宗所以寢疾於此者,蓋有宗教意義。因長生院為祭神之地,又為內道場即禁中佛寺之所在。病中移寢於是,蓋以祈福。《金石萃編》卷七十一〈大唐太常協律郎裴公故妻賀蘭氏墓志銘〉云︰
「女也不慝,天胡降災。綿聯沉痾,三浹其歲。洎大漸,移寢於濟法寺之方丈,蓋攘衰也。粵翌日奄臻其凶,青秋四十有四,即開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九日遷殯於鴟鳴塠,實陪信行禪師之塔,禮也。」

王蘭泉謂「攘衰二字未詳」。案「攘」當即「禳」字,「攘衰」當即「禳除衰病」之意。賀蘭氏深信佛法,或是三階信徒,故大漸移寢於佛寺,復陪葬信行禪師塔側。武后、肅宗亦皆崇信佛教,其寢疾於長生院倘亦出於同一動機乎﹖王昶又云︰
「賀蘭夫人病則移寢於濟法寺之方丈,殯則遷陪禪師之塔,不知其何謂,而碑猶謂之禮也,此果何禮耶﹖其時夫人卒年四十四,其夫裴公尚在。又不言與寺僧有何瓜葛,而卒於寺,附於塔,恬不為怪。可知唐時士大夫於喪禮之廢蓋已久矣。」

似未了解唐人之宗教生活,故所論有未諦也。

至華清宮長生殿非寢殿,更有明文。白香山詩與陳鴻之傳皆未嘗言其為寢殿,身之實為厚誣。然唐人已有誤會者。鄭嵎去白傅只三十年耳,其〈津陽門詩〉自注云︰「飛霜殿即寢殿,而白傅長恨歌以長生殿為寢殿,殊誤矣。」至不可解。《唐會要》卷三十〈華清宮〉條︰「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以祀神。」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五同。鄭嵎〈津陽門詩〉注亦云︰「長生殿乃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殿以沐浴也。」此外,如李程〈華清宮望幸賦〉(《全唐文》卷六三二)、韓休〈駕幸華清宮賦〉(《全唐文》卷二九五),亦皆以長生殿為降神之地。但亦有其他用途,《新唐書》卷二十二〈禮樂志〉記︰「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華清宮之長生殿主要為齋戒祭祀之所,長安宮中內道場所在之長生殿自亦非寢殿矣。後人每狃於「寢殿長生」之說,習而不察,故因論內道場之地址試辨之如此。

(四)密宗與律宗
善無畏傳記其與律宗大師道宣之關係云︰

「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為粗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蝨投於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僅猶言幾乎,唐人習語。)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

《宋高僧傳》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亦記此事,小有出入︰
「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勒允之。宣持禁堅牢,捫蝨以綿紙裹投於地。三藏曰︰『撲有情於地之聲也!』」

〈道宣傳〉末贊寧系曰︰「又無畏非開元中者,貞觀顯慶以來莫別有無畏否。」是贊寧亦知此故事之不可信,然乃依違其詞,若信若疑,何耶﹖

贊寧此段傳文當本鄭綮《開天傳信記》,見《太平廣記》卷九十二引。綮昭宗時人,《舊唐書》卷一七九有傳。《四庫提要》卷一四二謂綮書所記王琚事「恐非事實」,又謂其「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善無畏與道宣同宿之故事自亦出杜撰矣。畏初到長安曾住西明寺。此寺初就道宣即受詔為其上座,關係最深。疑以是因緣,後人乃造此故事,以撮合兩人。或者無畏弟子創為此說,以示其師持戒律之謹嚴乃更在著名律匠之上。李華碑文即謂無畏「不捨律儀」也。

印度密教僧徒往往捨戒律而不顧,因密宗主張一旦悟道,則一切束縛皆可不拘也。今傳世梵本密宗經典有《Guhyasamaja》,時代頗早。其中即云悟道之人可以隨意殺生,可以妄語,可以盜竊,且可以行淫。在震旦則不然。密宗大師皆謹護戒律,無敢違失。《宋高僧傳》卷三〈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言其「專精律品」。肅宗〈加不空開府封肅國公制書〉譽之為「執律捨縛,護戒為儀」。張說〈盧舍那像贊〉謂沙門履徹「見虛空界,劃縵荼壇。知定慧手,結金剛印」。蓋信奉密宗者,然又謂其「守律護戒」(《全唐文》卷二二六)。而律宗僧人亦有傾心瑜伽三密之教者。權德輿〈唐故寶應寺上座內道場臨壇大律師多寶塔銘序〉謂圓敬「受具於白馬寺本律師。曇無德義言下信解。(中略)故尸羅毗尼以攝妄想。五部四分是為扃鍵」。又云︰「賜律院以居,授瑜伽灌頂密契之法。」(《全唐文》卷五0一)梁肅〈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序〉謂律師曇一「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稱其「從印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全唐文》卷五二0)。唐代僧徒雖大抵兼學諸宗,而律宗與密教似尤多關聯。豈以密教重儀軌,律宗主躬行實踐,二者皆偏重行事,故而易於接近歟﹖

(五)善無畏傳文訂誤
陳援庵先生《釋氏疑年錄》卷六據王禹偁《小畜集》及《釋門正統》,考定贊寧生於梁‧貞明五年(919),卒於宋‧咸平四年(1001)。贊寧〈進高僧傳表〉稱太平興國七年(982)奉敕修書,(《統紀》卷四十三《小畜集》卷二十皆作八年。)端拱元年(988)十月進上。則《僧傳》成書之時贊寧已年近七旬矣。《統紀》記其奉詔後乞歸錢唐撰述,詔許之。傳序及每卷首皆稱贊寧等,知寧雖總統其事,而躬與編纂者實不僅寧一人而已也。

贊寧自序論其卷云︰「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蓋頗取碑傳銘記之文,然往往隨意抄撮,謬誤屢見。余是以疑贊寧僅總其大成,未能每篇詳覈。《佛祖統紀》卷四十三亦云︰「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聚眾碣為傳,非一體」,良信。如善無畏此傳,前篇取材於李華〈碑銘〉,後篇則多採自《酉陽雜俎》,故前後文體頗不同也。其採自李華〈碑銘〉者,頗有謬誤。記善無畏在那爛陀寺師事達摩掬多之故事︰
「畏投身接足,奉為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現(視)其鉢中,見油餌尚溫,粟飯猶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不能言,真可學焉!」

一似震旦僧鉢中有油餌粟飯者然,上下文義不屬。試比照李華之文,乃知傳文訛脫也。華文云︰
「乃頭禮兩足,奉為本師。和上見本師鉢中非其國食,示一禪僧。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暖,愕而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唯和上默然。本師密謂和上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返。汝能不言,真可學也!」

贊寧省去二十餘字,致不可通。傳末又云︰「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中略)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琅玡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李現當從碑文作峴,本傳見《新唐書》卷一三一。傳失載其曾為鴻臚丞。案《新唐書》〈百官志〉大臣三品葬以丞護。鴻臚卿從三品,故峴護其喪也。威儀為釋門司威儀者。鑒真東渡,請開戒壇,並乞仿中土制度,立威儀師一人、從儀師二人。即是此職。賓律師為定賓,乃《四分律疏》作者法勵之再傳弟子,曾著《飾宗義記》二十卷、《四分比丘戒本疏》二卷。天寶時曾駐錫福先寺,見權德輿〈唐故東京安國寺契微和尚塔銘並序〉。至記善無畏弟子之文尤欠明晰。李華文云︰「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峴威儀僧定賓律師監護,葬於龍門西山。(中略)弟子僧寶思,戶部尚書滎陽鄭公善果曾孫也。弟子僧拐,琅玡王氏。並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思字畏字未知孰是。然遐叔所撰碑文原甚明瞭,本是二人。傳文竟分為僧俗四人,至為可笑。它傳中類是者尚夥。贊寧博學多識,為徐鉉、柳開、王禹偁所推重,自不應疏謬若是。吾故曰贊寧僅總其大成,未曾一一詳覈也。

〔參考資料〕 《密教發達志》中(《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3})。


寒山

唐代隱士。族姓、鄉貫皆不詳,因居於天台始豐縣(浙江省台州府天台縣治)西七十里的寒巖幽窟中,故稱寒山(子)。其生存年代亦有異說,有謂為唐玄宗先天( 712)中人,有謂為太宗貞觀(627~649)中人,一說為憲宗元和(806~820)中人。與天台山國清寺豐干、拾得為知交。

寒山面貌枯瘁,布襦零落,戴樺皮冠,穿木屐,常至國清寺,與拾得收拾眾僧之殘飯菜滓,置於巨竹筒內,二人負之相攜而入寒巖。有時於廊下徐行,或叫噪凌人,或望空漫罵。寺僧不耐,乃以杖逼逐。然寒山則翻身撫掌,呵呵大笑而徐退。

其時,台州刺史閭丘胤曾苦於頭痛之症,蒙天台山國清寺僧豐干治療,並自豐干處聽聞「天台山有寒山文殊、拾得普賢賢者」,乃親自登山至國清寺,參訪寒山。然寒山見太守來,並不與之多作談論,且即歸寒巖,而消失踪跡。閭丘胤乃命僧人道翹尋其遺物,獲得書寫於林間樹葉、村家屋壁上之詩頌三百餘首,遂編錄成書,題曰《寒山詩》。


寒山


◎附一︰〈豐干、寒山與拾得〉(摘錄自《佛菩薩聖德大觀》下冊)

唐代有三位奇僧,都曾駐錫天台山國清寺,因此,被稱為「天台三聖」或「三隱」。這三位奇僧即豐干、寒山與拾得。習俗相傳,豐干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寒山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拾得為普賢菩薩的化身。

相傳豐干禪師住在天台山國清寺,平日為該寺舂米,而行為奇兀,頗具禪機,常乘坐老虎出入各地,因此為當時寺僧視為異僧。貞觀年間,台州刺史閭丘胤將赴任時忽然罹患頭痛症,為豐干以淨水治癒。其時豐干告訴閭丘胤︰在國清寺附近寒巖,住有寒山、拾得二人,常到寺內幫忙打雜。他們雖然狀似瘋狂,貌不驚人,但卻是文殊、普賢二菩薩的化身。閭丘胤到任之後,乃親往國清寺拜謁。他在寺內廚房中,向寒山、拾得行禮,然而他們卻只是「自相把手,呵呵大笑,云︰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然後急歸寒巖。當閭丘胤命人到寒巖尋訪時,已經不見兩人踪跡。只找回遺留在他們住處的詩偈數百首。後世有寒山拾得的詩集流傳,便是由此而來。

寒山、拾得的詩(尤其是寒山),具有脫俗的氣韻與禪機,對於世俗名利榮華,全不措懷。不唯具有徜徉於大自然的坦蕩胸懷,而且往往有警醒佛教徒的精闢之句,因此甚為後人所推重。近世的日本學者,研究寒山詩的人即相當多。二十世紀美國有一群追求自然、鄙棄物質文明的年輕一代,甚至於還奉寒山為他們效法的偶像,而群起效法。

◎附二︰〈寒山詩〉(摘譯自《望月佛教大辭典》)

寒山詩,三卷(或作一卷)。唐國清寺僧道翹錄。係集錄寒山子之詩頌而成者。內收五言詩二八五首、七言詩二十首、三言詩六首,共計三一一首。卷末附載豐干禪師詩及拾得詩,三詩合稱三隱集(或作三隱詩集);卷首有台州刺史閭丘胤所作之序文。

本詩集乃道翹奉閭丘胤之命,將寒山拾得書於止跡處之竹、木、石、壁等之詩句加以輯錄而成。概觀所收詩文,有奇骨、有清韻、有雅致,跳脫出六朝以來艷麗綺靡之流弊,專致於心靈活動之呼號,開千古一家之流風。本書之異本有宋‧淳熙十六年(1189)禹穴沙門志南輯本,及明代計益軒刻本。本書之註釋,較重要者為︰《寒山詩索頤》三卷(大鼎)、《寒山詩首書》三卷、《寒山詩管解》七卷(連山)。

◎附三︰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第十三章(摘錄)

寒山子是王梵志詩派的直接繼承者。他的時代,我們無法確定。據《寒山詩集》的後序,說他是貞觀時人,據《太平廣記》〈寒山子〉一條,又說他是大曆年間人,總之因為他那種超人的地位,極容易被後人塗上仙人菩薩的神話色彩,而掩沒其生活歷史的真實性。他是天台山的一個隱居者,有人說他是和尚,也有人說他是道士,不過由他現存的詩看來,其中戒殺禮佛的文字有那麼多,說他是和尚,似乎較為可靠。他的詩,也全是採用通俗的語體,因為多半偏於說理,也都流於偈文式的格言。拾得詩有云︰「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可知這一派人的詩,是被人喚作偈的。詩偈不分,正是梵志寒山們的作品的共同特徵。不過因為他描寫的範圍較廣,而又時時能加以自然意境的表現,因此他的詩,不如王梵志的枯淡,而有一種情韻和滋味。例如︰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忽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閑。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 床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閑遊華頂上,日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這些作品自然是《寒山集》中的佳作。好處是有自然界的意境,有詩人的性情,一點不覺得枯淡,字裏行間,處處顯出一種高遠空靈的情趣。可是在他的集中這種詩並不多。多的,還是那些白話體的說理詩。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人吃死豬肉,豬吃死人腸。豬不道人臭,人反道豬香。豬死拋水裏,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食,蓮花生沸湯。」

他用白話作詩是有意的,他反對當日詩風的講格律聲病,也是有意的。他在他的詩裏,明顯地表示他作詩的意見。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今人稀,只為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岩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

由這些話,可知寒山子對於當日詩風的反對的態度。他也明知道他這種不解「平側」、不會「蜂腰鶴膝」的作品,不會為世人所重視,只好書之於岩石土壁,以待如來母來賞識了。不用說,他這種猜測並沒有錯誤,他們這一派的白話詩,除了那些佛徒隱士們聊作為修養性靈的吟誦以外,在那些宮庭詩人的眼裏,是要看作土俗不堪的東西的。

〔參考資料〕 《宋高僧傳》卷十九;《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釋氏稽古略》卷三;《祖堂集》卷十六;《古尊宿語錄》卷十四;《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梵琦

元代臨濟宗大慧派僧。明州(浙江)象山人。俗姓朱。字楚石。襁褓期間,有神僧手摩其頂說︰「此兒是佛日,他日必能引導群迷,振興佛法。」鄉人因而稱之為曇曜。四歲喪親。九歲棄俗,從天寧永祚寺訥翁模剃度出家。十六歲於杭州昭慶寺受具足戒。

仁宗延祐二年(1315),師隨晉翁洵至道場寺,任侍者,又典藏鑰。一日,閱《首楞嚴經》,恍然有悟。然猶拘礙於名相,未能解縛出纏。後聞元叟行端於徑山弘法,乃前往參學。時,英宗下詔以金泥書寫大藏經,師以善書入選,乃赴京都,駐錫於萬寶坊。一日,聞西城樓上鼓鳴,豁然大悟。

其後,奉行宣政院之命住持海鹽福臻寺。後,又住天寧永祚寺,創設大寶閣,鑄千佛像,建七級塔。至元元年(1335)七月遷至杭州鳳山報國寺,四年八月轉至嘉興本覺寺,建萬佛閣。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主報恩光孝寺。十九年退居永祚寺,並於寺西築居,自號西齋老人。二十三年,應請再住持永祚寺,後讓職於景瓛,退居西齋,專修淨土。明‧洪武三年七月,忽示微疾,及沐浴更衣,取筆書寫遺偈,一喝而寂,年七十五。著作有《楚石梵琦語錄》二十卷、《西齋淨土詩》三卷、《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和天台三聖詩》數卷等書。

◎附一︰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二冊(摘錄)

梵琦繼承了禪宗自心覺悟,不求知解的思想,說︰「禪師不假多知,飢飡 渴飲隨時,將心用心大錯,在道修道堪悲。」(《明真頌》)他進一步發揮晚唐以來一些禪師們呵佛罵祖,不修教理的狂禪作風。他聲稱︰「既稱禪師,卻鑽頭入故紙堆裏作麼﹖」所以他又說︰「一大藏教,只是個賣田賬。」(《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三乘十二分教,大似屎窖子,你無端刺頭入裏許作麼!」(《住嘉興本覺寺語錄》)他認為,「起心動念是妄想」,同樣「澄心息念」也是妄想,以至「成佛作祖」也是妄想。因此,「如來涅槃心,祖師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識解脫門,總是十字街頭破草鞋,拋向錢塘江裏著。」(《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寺語錄》)從而強調要「身心直下透脫」。

梵琦自元‧泰定中(1325年左右)奉命出世傳法,五十年間,六坐道場。宋濂在所撰〈塔銘〉中說︰「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梵琦先後得到元、明兩代統治者的賞識。元順帝賜其號為「佛日普照慧辯禪師」。晚年入明,洪武元年、二年明太祖兩次大作法事,均請梵琦參加,並「親承顧問」,「出內府白金以賜」,世稱其為明代「國初第一宗師」。明末名僧袾宏說︰「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尚於楚石。」(《皇明名僧輯略》)智旭說︰「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靈峰宗論儒釋宗傳竊議》)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梵琦六坐道場,均有門弟子記錄之語錄,總集為《楚石梵琦禪師語錄》。

◎附二︰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摘錄自《楚石梵琦語錄》卷二十)

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於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

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與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詔而至,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荼毗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

既葬,嗣法上首景瓛,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言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意,或問所嗜何言,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倣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模師,尋依晉翁洵師於湖之崇恩。洵師,師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牒,得薙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洵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

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如何﹖」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咄之使出。自是群疑塞胸,如填巨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翻然東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命師辯決之。

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佰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剎,非師莫能居之。師勉狥眾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瓛為代,復歸老於西齋云。

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歛,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

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若干人,受度者若干人。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余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之。」師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概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

〔參考資料〕 《增集續傳燈錄》卷四;《釋鑑稽古略續集》卷二;《皇明名僧輯略》;《補續高僧傳》卷十四;《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郭朋《明清佛教》第二章;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下卷。


慧琳

(一)南朝劉宋僧。生卒年不詳。秦郡(陜西省)人。俗姓劉,為道淵之弟子。少年出家,住建業冶城寺。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左右,作《白黑論》(又名《均善論》、《均聖論》);該書內容主要針對當時佛教與反佛教雙方爭執的根本問題,假設白學先生(代表儒、道)與黑學先生(代表佛教)相互辯難,對於佛教的基本理論(尤其是「來生說」),頗多譏評。故此書一出,頗遭僧徒駁斥,然仍受宋文帝賞識。據載,師得寵於文帝而參與朝廷機要,權勢極大,時人以其著黑色僧衣,故稱之為「黑衣宰相」。又,師精於儒家經典及老、莊之學,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除《白黑論》外,另有《文集》十卷,並曾註解《孝經》及《莊子》〈逍遙遊〉。

(二)(737~820)唐代僧。疏勒國人,俗姓裴。師事不空三藏,內持密藏,外究儒學,精通印度之聲明及中國之訓詁。嘗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倉》、《切韻》、《玉篇》,及諸經雜史等,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世稱《慧琳音義》),以註釋佛典中之讀音與解義較難之字。此書之撰寫,始自貞元四年(788),完成於元和五年(810),前後歷時二十餘年。元和十五年,師示寂於長安西明寺,世壽八十四。著作另有《新集浴像儀軌》一卷、《建立曼荼羅及揀擇地法》一卷等。(參閱附錄)

◎附︰嚴承鈞〈慧琳生平考略〉(摘錄自《法音》雜誌第四十八期)

唐‧釋慧琳所撰之《一切經音義》,無論內容之豐富,還是致用之廣泛,皆足以俯視李善《文選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早已成為定評。但慧琳其人卻於史無徵。自唐迄清,一千多年間,歷代俗書皆無記載,只見於佛家史傳。宋‧釋贊寧所撰《宋高僧傳》卷五有小傳,宋‧釋志磐撰《佛祖統紀》、元‧釋念常撰《佛祖歷代通載》、元‧釋覺岸撰《釋氏稽古略》中亦只有零星材料。《宋高僧傳》卷五之小傳,雖然簡略但較為完整,茲錄於後︰
「唐京師西明寺釋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為室洒,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倉》、《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寺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缺如。」

審讀此傳,似尚有可考補者,今不避續貂之譏,贅述如下︰

(一)考慧琳是大興善寺沙門
《傳》言慧琳是「唐京師西明寺僧」,「西明寺」應為「大興善寺」。慧琳《一切經音義》有景審序,序中稱其時為「國朝」,且有「明唐梵異語」的提法,可證景審與慧琳同是唐人。同朝代人所作序記當較為可靠。景審〈序〉曰︰「有大興善寺慧琳法師者,姓裴氏,疏勒國人也。」據《長安志》記載,「大興」為「唐京城,初曰上都城,即隋大興城。」「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移都,先置此寺。」

《宋高僧傳》卷五記作「西明寺」,也不是全無根據的,景審〈序〉曰︰「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這裏所說的「絕筆」是去世的意思,與上引《傳》中所言「絕筆」不同義。《傳》曰︰「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此之「絕筆」是完稿的意思。慧琳是大興善寺沙門,後卒於西明寺,這才是客觀的記述。《宋高僧傳》卷五所載,以及日本榑桑雒東獅谷白蓮社翻刻本《一切經音義》書首所提之「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撰」,皆當據景審序正之。

(二)考慧琳為疏勒王裔
疏勒國是漢代西域諸國之一,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喀什噶爾及英吉沙爾皆其舊地。隋唐之世,其國尚存,宋元為回鶻所居,清時入版圖。自西漢通西域之後,疏勒成為絲綢之路上敦煌以西的另一交通樞紐。特別是從疏勒西南行的一條路,通往印度、西亞乃至歐洲,尤為重要。西漢晚期,印度佛教哲學與藝術,就是經由疏勒這一門戶傳入中國的。在唐代,疏勒國與唐只有「朝貢」關係,是一個遙遠的西方屬國。雖然如此,疏勒與唐的關係倒是十分密切的。由於疏勒所處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唐高宗曾置疏勒都護府,派有重兵駐守。疏勒貴族子弟亦常在京師,並且有人在唐為官。

據《唐書》卷一一0所載,裴玢以戰功封忠義郡王,累官山南西道節度使。此人「本疏勒王之裔,後籍京兆。」以此知疏勒王姓裴氏。《通志》〈氏族略〉所載「又西域有裴氏」,可以作為佐證。裴玢以戰功取官,始於德宗在奉天的時候,幾與慧琳的學僧活動同時。慧琳俗姓裴氏,又是疏勒國人,我們所能得到的合理推測,理所當然只能是︰慧琳同裴玢一樣,也是籍在京兆的疏勒王裔。

(三)考慧琳的學習環境及其師承關係
佛教在隋唐兩朝,達到極盛階段。佛經的翻譯事業也由直譯(強使漢語切合梵語)改用意譯(使譯文符合漢語習慣,漢語有疑,則用訓詁定字)而趨於成熟。隋‧釋彥琮是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曾作《辯正論》批評譯人得失,總結譯經經驗,提出「八備」要求。

(1)「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

(2)「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

(5)「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

(6)「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炫。」

以上四條,是譯人的品德標準。下面四條是譯人的學術標準。

(3)「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博覽佛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

(7)「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墬彼學。」(精通梵文,熟悉正確的翻譯法,不失梵本所載義理。按,(3)、(7)兩條,可保證譯文之「信」。)

(8)「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兼通中國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準確。按,此條可保證譯文之「達」。)

(4)「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寫作,語言不能過於疏拙。按,此條可保證譯文之「雅」。)

范文瀾在論述佛書的翻譯時有一段評介性文字,特採錄於此︰
「釋彥琮擅長梵文,自稱為通梵沙門,住京師大興善寺,掌管翻譯,前後譯經二十三部,一百餘卷,被稱為翻經大德彥琮法師。《辯正論》所指八備,確是經驗的總括,並非出於苛求,也說明作為一個勝任的翻譯家,如何難能而可貴。」

慧琳是唐代大興善寺翻經沙門。自幼便在大興善寺精密組織的譯場中學習,一定會受到系統而嚴格的「八備」傳統訓練。

何況慧琳又「始事不空三藏為室洒」,更使慧琳的學業得以精進。「室洒」,譯為所教,弟子之義也。「不空」乃印度人,幼喪父,隨叔父來中國師事金剛智三藏。開元間,往五印廣求密藏,天寶五載(746)還京。譯出密部之經軌七十七部。不空還京主持大興善寺譯場之時,慧琳年僅十三。慧琳師事不空,當正在此時。不空大曆九年(774)圓寂,慧琳已四十一歲了。可以想見,慧琳在不空指導下學習成長,並參與了不空的譯經事業。

上述學習環境及其師承關係,造就了慧琳「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的學術根底。

(四)考慧琳生卒時間及音義寫作年代
據《宋高僧傳》卷五記載,「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以此推算,慧琳生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景審序對卒年記載詳明,〈序〉曰︰「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似當依此。以此推算,則比《傳》之所言要早三年,那麼,慧琳之生年當為開元二十一年癸酉(733)。

至於音義寫作的起迄時間,《傳》曰︰「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筆耕二十二年,其書始成。若依景審序,則為二十四年。〈序〉曰︰「以建中末年創制,至元和二祀方就。」陳垣有言曰︰「然費時二十餘年,書成時年過七十,則二說尚無大異。」

綜合上列四個方面的考述,茲更作慧琳年譜如下︰

公元733年(開元二十一年)疏勒王裔慧琳出生,後籍京兆。

公元746年(天寶五年)十三歲。不空三藏還京。琳入大興善寺,師事不空三藏為室洒,可能正在此時。

公元774年(大曆九年)不空三藏圓寂。慧琳在不空三藏教誨下學習並參與譯經事業,共有二十八年。此時慧琳已是四十一歲的中年人了。

公元783年(建中末年)五十歲。開始撰寫《大藏經音義》。

公元807年(元和二祀)七十四歲。經二十四個寒暑其書始成。

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八十四歲。在西明寺涅槃。貯其《大藏一切經音義》稿本一百卷於西明寺藏中。

(五)考《慧琳音義》散佚時間
這一點丁福保在〈重刊正續「一切經音義」序〉中述之甚詳,茲錄於後。丁氏曰︰
「越二十三年(嚴按,慧琳去世後二十三年,即公元840年),至開成庚申(嚴按,此據顧齊之〈序〉,其款識為『時開成五年九月十日』),有處士顧齊之者,入西明寺閱藏。寺主玄暢上人,示以琳公音義。『齊之以為文字之有音義,猶迷方而得路,慧燈而破暗。』『得其音則義通,義通則理圓,理圓則文無滯,文無滯則千經萬論如指諸掌而已矣。』(嚴按,此兩節文字採自顧齊之序文。丁文未加引號。)乃為序而藏之。又越十一年,至大中辛未(嚴按,公元851年),始有奏請以琳公音義入內府大藏者。

周‧顯德中(嚴按,約公元954年至961年間)高麗國遣使齎金入浙中,購求琳公音義,不能得而返。(嚴按,上兩事據《宋高僧傳》卷五。)《宋高僧傳》(嚴按,當為《宋高僧傳》卷二十五)曰,周會稽大善寺(嚴按,《大清一統志》︰『大善寺在紹興府東一里』)行瑫法師(嚴按,後周‧顯德時高僧),概郭迻音義疏略(嚴按,郭迻唐太原處士,著有《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云云。余以知琳公音義,在吾國五代時已散佚矣。」

至於散佚的原因,陳垣的推測則比較合理。陳氏曰︰「慧琳音義大中中雖曾奏請入藏,然廣明之後,長安迭經兵燹,經典自易散亡。」

(六)考《慧琳音義》的流傳、版本及其體制
《慧琳音義》自五代散亡之後,雖不見於宋藏,而遼藏藏之。這一點在遼文獻中可以找到確證。其一,公元987年(遼‧統和五年)燕京(即今之北京)沙門希麟據契丹藏本作《續一切經音義》。慧琳為《開元釋教錄》所錄漢、唐翻譯的佛典作音義;此後相繼翻譯的經論及律傳等皆無音義,故希麟續之。如果希麟未見慧琳書,怎麼會有此續作﹖其二,公元997年(遼‧統和十五年)幽州僧人行均輯錄寫本經卷中大量的俗字、異體,編撰成一部字書,名曰《龍龕手鏡》。書中徵引《經音義》的地方多達四十餘處,其中指名「應法師」、「應師」者有五處,指名「基、應二師」者一處,指名「琳法師」者一處。茲將指名「琳法師」的一例抄錄如下︰

《龍龕手鏡》平聲卷一心部︰「惒,和祸二音。琳法師云︰僻字也,今作和字。」

如果行均未見慧琳書,怎麼會直稱其名而引其注文﹖

公元1072年(遼‧咸雍八年)《慧琳音義》由契丹傳入高麗,後有朝鮮海印寺刻本。公元1458年(明‧天順二年)《慧琳音義》又由高麗傳入日本。公元1737年(清‧乾隆二年)日僧據朝鮮海印寺刻本翻刻,稱榑桑雒東獅谷白蓮社藏版。公元1880年左右(清‧光緒初)我國才復得《慧琳音義》於日本。直到公元1912年頻伽精舍據日本翻刻本複印,《慧琳音義》始在中國本土流行。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本子。

慧琳所謂「一切經」,指的是《開元釋教錄》所錄漢(永平十年起)、唐(迄開元十八年)歷代翻譯的佛典。為便於佛經的傳習,慧琳依其三藏經論目錄,沿襲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體例,逐一為眾經作「音義」,以訓詁眾經,故名曰《一切經音義》。《慧琳音義》規模宏大,始於《大般若》,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

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徵引之書目達二百五十多種,中唐以上,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既已薈萃略備矣!其中漢魏古籍達幾十種,今皆亡佚。光緒初,《慧琳音義》(及希麟《續音義》)從日本回歸中國,其時乾嘉經學鼎盛之期已經過去,但餘浪未息,憑藉琳、麟二書,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小學家、校勘家、輯佚家接踵而起且各有創獲。慧琳「瓶受於先師,而泉瀉於後學」(景審〈序〉語),其功不可忘也。

〔參考資料〕 (一)《弘明集》卷四、《梁高僧傳》卷七〈釋道淵傳〉;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二)《一切經音義》序;《宋高僧傳》卷五。


義淨

唐代譯經名僧。俗姓張,名文明,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地區)山莊人。十四歲出家,即仰慕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風。及從慧智受具足戒後,學習道宣、法礪兩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陽學《對法》(《集論》)、《攝論》,又往長安學《俱舍》、《唯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長安曾和同學處一、弘褘等相約西遊;但處一未能成行,弘褘亦至江寧而中止。後來他途經丹陽,有玄逵同行。翌年,他在揚州坐夏,遇著將赴龑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平南縣)上任的州官馮孝詮,一同去廣州,得到馮氏的資助,這年十一月間,從廣州撘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這時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隨。他們海行二十天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停留了六個月,在此學習聲明。善行因病返國,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經末羅瑜(後改隸室利佛逝)、羯荼等國,於咸亨四年(673)二月到達東印耽摩梨底國,和另一住在那裡多年的唐僧大乘燈相遇,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其後,他們一同隨著商侶前往中印,瞻禮各處聖蹟。往來各地參學,經歷三十餘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親近過那爛陀寺寶師子等當時著名大德,研究過瑜伽、中觀、因明和俱舍,並和道琳屢入壇場,最後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餘萬頌,方才言旋。武周‧垂拱三年(687),他歸途重經室利佛逝,就在那裡停留二年多,從事譯述。他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曾於永昌元年(689)隨商船回到廣州,獲貞固等的相助,仍於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隨授隨譯,並抄補梵本。天授二年(691),他遣大津回國,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譯的經論及所撰《南海寄歸傳》等送回。到了證聖元年(695),他才偕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歸抵洛陽,受到盛大的歡迎,住在佛授記寺。他先共于闐‧實叉難陀、大福先寺主復禮、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譯《華嚴經》。久視元年(700)以後,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從此直到睿宗景雲二年(711)止,譯鈔經典並撰述共六十一部、二三九卷(《貞元錄》〈敕薦福寺翻經〉下一0七部、四二八卷)。他所譯述雖遍三藏,但力行專攻律部,譯事之暇,常細心地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學徒,漉囊護生,淨瓶滌穢,嚴守規矩,樹立新範,學僧傳習,遍於京洛,為一時所稱嘆。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卒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享年七十有九。

義淨西行求法,意在傳宏,在那爛陀寺參學時,即已試譯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及《一百五十讚佛頌》等,後在東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續有翻譯。回國專主譯場以來,所譯各書,可分為三部分︰最初,從武周‧久視元年到長安三年(700~703),於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譯出《金光明》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論》共二十部、一一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龍元年到景龍四年(705~710),在洛陽內道場、福先寺及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大孔雀咒王》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識寶生》等論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後,於睿宗景雲二年(711),在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能斷金剛論頌》及《釋》等論,共十二部、二十一卷。當時在譯場擔任證梵的有沙門北印‧何儞真那、吐火羅‧達摩末摩、中印‧拔弩、罽賓‧達摩難陀,及槃度、慧積等;擔任筆受的有沙門波侖、復禮等;擔任證義的有沙門法寶、法藏等;擔任證譯的有居士東印‧瞿曇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順;監護的有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祕書監楊慎交等;參加潤文的有崔湜、盧粲、韋嗣立、張說等,皆一時名流,保證了譯籍的高質量。

在那些譯籍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譯出,中經散失,後再搜列《藥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餘十事約十餘卷(據西藏譯本分量估計)終於佚缺。他如《集量》、《法華》二論,比較重要,今亦失傳。綜觀義淨所譯,律籍最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幾部以外,還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經》一卷、《尼戒經》一卷、《雜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頌》五卷、《律攝》二十卷等。

義淨在那爛陀寺所學是一種綜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學問,所以他在儘量譯出律部各書以外,還譯出瑜伽系方面的書好幾種,如無著、世親的《金剛般若論頌》和《釋》,陳那的《集量》、《觀總相論頌》等,護法的《成唯識寶生論》(釋《二十唯識論》)、《觀所緣論釋》等,現存本雖不完全,但可以見到陳那、護法學說的要點,都是玄奘翻譯所遺漏而有待補缺的。此外,他還適應當時崇尚密教的風氣,因而重譯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在他所著《求法高僧傳》內,還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關密宗源流的重要資料)。不過,他之所譯在文字方面偏於直譯,潤飾不足,因而時有生澀欠暢之處。只是他對於梵語音義的翻譯極其認真,常於譯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說明,並著重訂正譯音、譯義,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譯音方面,除分別俗語、典語(如說明和尚是印度俗語,非是典語,梵本經律皆云鄔波陀耶,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補略音(如說明褒灑陁舊譯為布薩之訛,褒灑是長養義,陁是清淨洗滌義,有遮現在及懲未來之慢法二義,不可省略,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對於咒語中一些字的讀音多附注四聲或反切,分別發聲的長短輕重,彈舌音借字則加口旁(見《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前方便法〉),又對二三合音之字,選用適當字音,也能曲盡其妙。譯義方面,指出舊譯如理作意應正翻寂因作意(見《六門教授習定論》),以及《金剛般若經》譯文保留陀羅音譯,以見梵文一詞含多義之例(見《金剛般若論釋》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釋尼用五衣,卷八注釋五種畜水羅等。在這些注文裡,可見他對於譯事一絲不茍,有獨到之處,不愧為新譯時代之一大家。

義淨的撰述,關於律儀方面的有《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一卷,述印度《金剛般若》譯的傳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觀行要義。他歸途停留南海佛逝時,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此外,尚有《南海錄》(見《寄歸傳》序)、《西方十德傳》(見《寄歸傳》卷四)和《中方錄》(見《求法高僧傳》卷上末),從前的經錄都未見著錄。

義淨在譯籍和撰述上介紹了印度當時的綜合學風,並表明他對於佛學的認識。他以為大乘無過中觀、瑜伽,二者同契涅槃,理無乖意,應該和合。並謂般若大宗實即含斯兩意(見《寄歸傳》序及《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序)。他對律部一宗則以其在印度專業的關係,獨尊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統。日常行儀特別注意,以為含生之類,衣食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護。他所撰《南海寄歸傳》,意欲據十七事重要節目,糾正中土僧徒實踐上失當之處。如當時持律者諸部互牽,混淆派別;律家章疏繁雜,不切踐行,他都表示不滿。可惜他的主張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所傳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儀,隨著他的去世,就歸寥寂了。他的門人參加譯事的有智積等。他賞識的有崇慶、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分布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暉、曇傑、寶嚴等,事蹟都不詳。後來德宗建中、貞元間(780~803),有京兆律師道證,以律範著稱。他不滿南山律學缺點,所至常以瓶均諛隨,護生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為西方三時分房,防止貪著,觀門易立(見《宋僧傳》卷十六)。他的風範,似乎是受了義淨主張的影響,在當時四分律盛行的律學界是罕見的。(游俠)

〔參考資料〕 〈大唐龍興翻經三藏義淨法師塔銘〉;《開元釋教錄》卷九;《宋高僧傳》卷一;《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密教發達志》(中)卷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3});《佛教人物史話》(《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9});加藤榮司《唐三藏義淨法師傳》一(《東方》雜誌{1}~{3}、{5})。


道忞

明末清初臨濟宗楊岐派僧。字木陳,號山翁、夢隱。廣東潮陽人,俗姓林。初習儒學,後讀《金剛經》、《法華經》、《大慧語錄》等佛典,乃立志出家,遂依廬山開先寺若昧智剃髮。後因父母執意,還俗成婚,舉一子。二十七歲,再投智剃髮,依憨山德清受具足戒。後遊歷諸方,嗣法於四明山天童寺密雲圓悟。

明‧崇禎十五年(1642),圓悟示寂,師繼之掌天童寺。清‧順治三年(1646),退居慈谿五磊山。其後歷住越州(浙江)雲門寺、台州(浙江)廣潤寺、越州大能仁禪寺、湖州(浙江)道場山護聖萬壽寺、青州(山東)法慶寺。十四年,再返天童山。十六年,奉召入宮為清世祖說法,甚受賞識,賜號「弘覺禪師」,晚年隱居於會稽化鹿山。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享年七十九。塔於平陽黃龍峰下。著作有《弘覺禪師語錄》二十卷、《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六卷、《弘覺忞禪師奏對錄》、《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及詩文集等。

◎附︰道忞〈奏對機緣〉(摘錄自《昭代叢書》)

上(清世祖)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賜坐。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云︰「奉皇上勒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云︰「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中略)

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個會處。」(中略)

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上沉吟,師震威一喝。(中略)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皇上悟後即知。」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云︰「問即不悟。」上首肯。(中略)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上云︰「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云︰「非父不生其子。」(中略)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云︰「陛下會麼﹖」上云︰「不會。」師云︰「只者不會底是個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云︰「無毛鐵鶢過新羅。」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䒢溪進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云︰「此語在我禪和家即得,皇上日應萬機,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上云︰「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酬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捨,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即欲不哀痛,不可得也。」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皇上尊居黃閣,忞與群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忞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眾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眾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

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為同為別﹖」師云︰「此中大有淆譌。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為外道,或為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為誰。如陛下身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中略)

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學士復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云︰「不離。」

〔參考資料〕 《新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大清三藏聖教目錄》卷五;《續指月錄》卷十九;《五燈全書》卷六十六;《五燈會元續略》卷八;陳垣《清初僧諍記》、〈湯若望與木陳忞〉;郭朋《明清佛教》第四章。


禪林僧寶傳

三十卷。宋‧慧洪(德洪)撰。略稱《僧寶傳》。收在《卍續藏》第一三七冊、《禪宗全書》第四冊。係一兼載僧傳與語錄之禪宗史傳類典籍。

慧洪,又名德洪,字覺範,自號寂音尊者。為宋徽宗(政和)時名僧。頗為丞相張商英所賞識。著有《林間錄》、《石門文字禪》等十餘書。此書卷首有宣和六年長沙侯延慶序,載其撰述緣起甚詳,其文云︰
「覺範謂余曰︰自達摩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始終行事之迹。德洪以謂(中略)既載其言,則入道之緣、臨終之效,有不可唐捐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苴以諸方宿納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家之裔,嶄然絕出者合八十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贊。分為三十卷。」

此書雖為三十卷,但每卷份量甚少。一卷所述,至多僅六人,少則僅一人而已。全書所載,計含唐懿宗咸通年間之曹山本寂、雲門文偃、清涼文益……至宋徽宗政和年間之黃龍惟清為止。共含八十一位禪宗名師。《卍續藏》本,書末附有舟峰庵沙門慶老所撰之〈補禪林僧寶傳〉數則,含法演、悟新、懷志等三師。

慧洪此書問世後,頗受譏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祖琇《僧寶正續傳》、惠彬《叢林公論》等書對之皆有微詞。大抵皆譏其書之浮誇失實。近人陳援菴亦曾指摘其書之舛誤(《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六)。然亦有推崇其書者,清僧自融、性磊師徒即是。

自融師徒頗推讚慧洪之書,因此合撰《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卷,仿慧洪書之體例而賡續之。起自宋‧建炎年間,迄乎明末,共錄九十餘位禪林大德。

◎附︰陳垣〈禪林僧寶傳〉(摘錄自《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六)

《僧寶傳》之體制及得失
《僧寶傳》為傳記體,然與以前僧傳不同,以前僧傳,統括十科,此則專群禪者。又與《燈錄》不同,《燈錄》詳載語言,此則兼載行事。然同載行事,其文體又有不同,一則類聚眾文,裁剪而成傳,其作用為物理的;一則鎔化眾說,陶鑄以成文,其作用為化學的。二者優劣,誠未易言,然洪則主張後說者也。

《文字禪》二十五有〈題修僧史〉一首云︰「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鬥訟按檢,昔嘗憎之,欲整齊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於是仍其所科,促十四卷為十二卷。」

所謂僧史,未指何書,以卷數推之,當為《皎傳》。十四卷促為十二卷,所促幾何,何必多此一舉。且一代有一代之文體,若以宋人之文,施之六朝,是猶飾古人以今服,豈非滑稽之甚。幸而其書不傳,即傳亦未必足觀也。惟撰近代僧傳則不然,儘可以近代文體行之,《僧寶傳》其嘗試成功者也。

《文字禪》二十六有《僧寶傳》題詞十二首,皆洪書成時,諸禪人鈔寫誦讀,請洪題記者也。其第一首有曰︰「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手。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又聚眾碣之文為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

所謂一體者,即鎔眾說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謂聚眾碣之文為傳者,此史家之法也。二者不同道,洪既以文家之法成書,故其書琅琅可誦。

其第三首有曰︰「予初游吳,讀贊寧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於是喟然念雲門不得作傳,曹山名亦失真,始有撰敘之意。」

今《僧寶傳》既託始於曹山、雲門,運用其嶄新史料,凡得八十一人。然曹山名耽章,前此未聞,後亦無人信用,此與皇甫謐謂漢高父名執嘉,王符謂漢高父名煓,同其不易取信也。至《宋僧傳》之不立雲門傳,自是採訪未周,與講學不講學何涉。且《宋僧傳》六百餘人,講學者有幾,此真不值一駁者,而洪公然著之書,無怪識者之譏評矣。

祖琇《僧寶正續傳》末,附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有曰︰「嘗聞足下有撰次僧史之志,某喜為之折屐。及足下成書,獲閱之,方一過目,爛然華麗,及再三伸卷,考覈事實,則知足下樹志淺矣。夫文所以紀實也,茍忽事實,而高下其心,唯騁歆艷之文,此楊子所謂從而綉其鞶帨,君子所不取也。」

淳熙末,者菴惠彬撰《叢林公論》,亦數攻擊此書,以為「傳多浮誇,贊多臆說」。《漁隱叢話後集》三十七亦云︰「《僧寶傳》,洪覺範所撰,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當時緇素對《僧寶傳》之批評如此,其書之內容可知。

明初恕中無慍撰《山菴雜錄》上云︰「覺範《僧寶傳》,始名《百禪師傳》,大慧初見讀之,為剔出一十九人焚之。厥後覺範致書黃檗知和尚云︰『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輒焚去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覺範雖一時不悅,彼十九人者,終不以預卷」云。

杲少洪十八歲,於法系視洪為從祖,竟貿然焚其初成之史稿,不知師子兒果有是事否,又不知其何所見而為此也。今此八十一人中,除未詳所屬者數人外,屬青原者十一人,曹洞十人,臨濟十七人,雲門、黃龍各十五人,法眼五人,溈仰一人,楊岐四人,足見當日雲門、臨濟之盛。洪,黃龍下二世,杲,楊岐下四世也。惟《晁志》衢本袁本均作八十七人,《通考》引《晁志》亦然,知是晁氏原稿錯誤,非後人傳寫之譌矣。

〔參考資料〕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三;《佛祖統紀》卷四十六;林傳芳《中國佛教史籍要說》;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の研究》。


錫蘭佛教

錫蘭現在的維達(Vadda)部落,是錫蘭最古居民的後裔。據錫蘭的歷史學者說︰「相傳於公元前五四三或四八三年,在佛陀涅槃之日,僧伽眾人(Sinhala)從印度大陸遷來錫蘭,(中略)然而形成錫蘭歷史的特點,完全是由於二百五十年以後的佛教傳入錫蘭。」的確,佛教與錫蘭的歷史、文化有著最密切的關係。

錫蘭是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主要根據地之一。本島的佛教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直到今天,佛教雖然仍為錫蘭人民主要信仰的宗教,但中間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有著興衰起伏,像波浪一般地前進。錫蘭佛教,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從公元前第三世紀至公元後第十一世紀,因為國家的政治環境和人民的生活比較安定,人民得以自由崇奉佛教;這一千多年可說是錫蘭佛教的興盛時期。

第二、從第十二世紀至第十八世紀,國勢日衰,常受外國的侵略,國家的政權和經濟都遭到破壞,人民的生活痛苦,也損害了佛教;這七百年可稱為佛教極衰落時期。

第三、從1753年以至於今日,人民又把幾乎絕滅了的佛教漸漸地恢復起來;這一段我們可以稱為佛教復興時期。以下,將概括地敘述這幾個時期佛教的一般情況。

(一)佛教的輸入
錫蘭的佛教,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紀印度阿輸迦(Asoka)王統治時代,由摩哂陀(Mahinda)長老輸入。相傳佛陀的教法在華氏城受到阿輸迦王大力護持之下舉行了第三次結集;之後,便決定出派遣傳教師到國外去傳播佛教。摩哂陀長老,就是這次被決定派去錫蘭的。在錫蘭這時的國王名天愛帝須(De-vānampiya Tissa,公元前247~207),他的首都在阿㝹羅陀補羅(Anurādhapura)。

摩哂陀是阿輸迦的兒子,他帶了一地臾(Itthiya)、郁帝臾(Uttiya)、參婆樓(Sambala)、拔陀沙羅(Bhaddasāla)四位長老和沙彌須摩那(Sumana)、優婆塞盤頭迦(Bhanbuka)等人,約在公元前246年到達錫蘭。他們在離首都八英里的眉沙迦(Missaka)山(即現在的Mahindatala)遇見了天愛帝須在那裏遊獵。他們經過一番問答之後,國王很歡喜,請他們一同回到王宮。國王聽了摩哂陀的說法,便皈依佛教,成為錫蘭第一個佛教徒。如是從國王開始以至於王室宗親、臣僚、庶民,傳教師們很快地就把佛教傳播開了。據說僅在七天之內,就有八千五百人皈依佛教。大約兩個月時間,則整個王城及附近的人民都成了佛教徒。如是漸漸地遍及全國,傳教的工作很順利。

國王首先把自己的王家花園大眉伽林(Mahāmegha-vana)送給摩哂陀,改造為大寺(Mahā-vihāra)。其次在眉沙迦山建一座支提山寺(Cetiya-Pabbata-vihāra),這是錫蘭有佛寺之始。

第一個在錫蘭出家的是摩哂陀從印度帶來的盤頭迦,而第一批僧伽羅人出家的則是當時錫蘭首相摩訶利多(Maharittha)的那五十五位兄弟們,第二批是以國王的弟弟摩多婆耶(Mattabhaya)為首的一千人。後來摩訶利多也辭去首相之職帶了五百人出家。據說後來比丘的總數很快地發展到三萬人。

摩哂陀在錫蘭傳教時,有許多婦女也請求出家,但是格於比丘不能授比丘尼戒的教規。於是阿輸迦王又派遣他的女兒僧伽密多(Samghamittā)長老尼帶領十一位比丘尼到錫蘭,建立了比丘尼僧團。第一批出家的比丘尼是以王弟之妻阿㝹羅(Anula)為首的一千人;國王曾為僧伽密多等造了兩座比丘尼寺。

僧伽密多還帶來一株從佛陀伽耶那株菩提樹上折下來的幼苗,並栽在大寺的林園內,直至現在還活著。這株樹已有兩千多年的生命,極受錫蘭人民的尊重,認為它是國寶之一,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護它。據說這是世界上一株有歷史可考的最古老的樹。

摩哂陀曾帶來一只佛鉢。後來他們又獲得一塊佛的右鎖骨;為了珍藏佛的鎖骨,天愛帝須王在王城附近特別造了一座多寶羅摩(Thu-pārāma)塔來安置它,這是出現在錫蘭土地上最早的大塔。這座塔的規模很大,建築技術處理上相當奇特。中間是塔,外面有很大的塔蓋。現在雖然只能看到當中的正塔,但從塔基外圍殘留的石柱上,仍能看出一些塔蓋的輪廓,錫蘭的博物館製有全貌的模型,它在建築術上有著珍貴的歷史價值。

天愛帝須在位四十年,熱心護法,造的塔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寺院是大寺,後來延續一千多年都為上座部佛教的重心;支提山寺也是歷史上重要的一所寺院。多寶羅摩塔的塔寺組群中,有一座寺院是專為他的首相摩訶利多和帶領五百人出家後而建造給他們住的;另一座叫毗舍山寺(Vessa-giri-vihāra),是專門建造給從毗舍階級來出家的五百比丘住的。此事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古代錫蘭人的等級區別︰第一是王家貴族的統治者,第二是農民,第三是毗舍。前兩種被認為是高級的,後一種則被視為低級的。直至現在,錫蘭的僧團中仍有所謂高級和低級之分,原是有它的歷史淵源的。

摩哂陀從三十二歲來錫蘭,在錫蘭傳教將近五十年,到八十歲圓寂(公元前199)。僧伽密多也活了七十九歲而寂(公元前198)。正是由於他們長時播教和天愛帝須以及繼承他的王臣們熱心護法,佛教便形成為錫蘭人民普遍信仰的主要宗教。

佛教之所以能夠很容易的為錫蘭人民所接受,據錫蘭史學家們的意見,有下面幾種原因︰第一、摩哂陀等傳教師所說的是一種雅利安語言,與僧伽羅語很接近,容易為人民了解;第二、僧伽羅人從事農業,生活安定,比丘們可能住在鄉村裡向他們傳教;第三、那時候在這個島上並無其他有力的宗教;第四、阿輸迦是當時印度一大帝國的國王,錫蘭與印度僅一海峽之隔,摩哂陀兄妹二人是阿輸迦的子女,又以大帝國的使者身份來傳教,自然容易受小國的統治階級所敬信;第五、由於統治者國王及大臣們的帶頭信仰皈依,對人民也有很大的影響。

(二)佛教的發展
佛教輸入錫蘭,經過一百多年的傳播,已有堅固的基礎,此後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1)在陀多迦摩那(Dutugamunu)王統治時代(公元前101~77)︰錫蘭北部曾受到外敵入侵。他奮起抗戰,打敗敵人。他對於佛教熱心保護。在他所建造的許多塔寺中,有兩座是歷史上很著名的建築︰第一、他為大寺造了一座偉大的銅殿(Lovamahapaya),殿高、廣、長各達一百肘(約一五0英尺),四方形,分為九層。下一層全用花崗石的柱子,分四十行,每行四十根,共一千六百根。屋頂是用銅蓋的,所以叫銅殿。直到現在,這些大石柱幾乎還是完整無缺地保留在這個遺址上,可見那時錫蘭的建築術已是相當進步。第二、建了一座空前的大塔叫羅翁梵利塞耶(Ruanvaliseya)。因為工程太大,畢生經營,尚不能完成;塔頂部分,還是他的弟弟即位之後繼續造成的。據說這座塔在舉行奠基典禮時,不但有全錫蘭的長老來參加,並且有十多個全印各大寺院的長老應邀參加;如鹿野苑、逝多林、靈鷲山、毗舍離、王舍城、迦濕彌羅等處都有長老前來。亦可以想像到當時錫蘭佛教的興盛情況。

(2)在婆羅根跋(Valagam Ba)或婆多伽彌尼阿跋耶(Vatta-Gāmini-abhaya)王時代(公元前44~17)︰第一、國王在王城之北造了一座著名的無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獻給他所尊敬的拘比迦羅摩訶帝須(KupikkalaMahātissa)長老。錫蘭佛教創傳自上座部摩哂陀,大寺是正統佛教的中心據點,摩訶帝須長老初住大寺,被大寺一部分僧眾認為是個破戒的人,開會決議把他從大寺擯出去。當時他的一位學生婆訶羅摩蘇帝須(BahalamassuTissa)長老在座,不同意他們的決議,於是連他也被驅逐出去。同時大寺內還有五百比丘站到這位長老方面來,便和他一起離開大寺轉到無畏山去而自成一派。這是從佛法傳入錫蘭之後,第一次分成兩派。同時有一部分從印度巴羅羅寺(Pallarārāma)屬於跋闍子派(Va-jjiputta Nikaya)的達摩羅支阿闍梨(Dhar-maruci Ācariya)的弟子們來到無畏山居住,無畏山的比丘也接受了他們的學說,所以大寺派便叫無畏山派為達摩羅支派。後來無畏山發展成全錫蘭最大的寺院,與大寺派分庭抗禮。第二、約在公元前26年,大寺派的長老五百人,以羅希多(Rakkhita)長老為首,在錫蘭中部摩多羅(Matale)地方的灰寺(Aluvihāra)舉行第四結集。這次除了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義疏外,更重要的是決定把一向由口口相傳的經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字寫在貝葉上保存。這對於後來上座部長期流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第三、比丘們並開始用巴利文寫了一部《島史》(Dipavaṁsa),對於後人研究錫蘭古代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材料。

(3)到了公元前第一世紀之末,男女僧眾已經很多︰據說摩訶拘羅摩訶帝須(MahāculaMahātissa)王(公元前17~3)在一次大供養中,有六萬比丘與三萬比丘尼,這個數字與一個小島國的人口比率來說,是相當驚人的。

(4)大乘佛教的輸入和發展︰在哇訶羅迦帝須(Vahārikatissa)王時代(269~291),有吠多利耶(Vetulya或Vaitulya)派的學說輸入錫蘭,為無畏山派的比丘所接受。此派的初期傳播,深受大寺派的打擊,不很順利。數十年後,到了摩訶斯那(Mahāsena)王時代(334~361),從南印來了一位大學者僧伽密多(Saṁghamittā)長老,獲得國王的信任,大力弘傳此派的學說,盛極一時。

據近人考證︰吠多利耶是大乘經典的名字(Vaitulyasūtra或Vaipulya-sutra,方廣經),又名大空宗,所以它是大乘方廣派。而且僧伽密多長老可能是龍樹(Nāgārjuna)學派的學者。因為在南印度的拘斯那(Krishna)河邊而被認為是龍樹道場的龍樹根(Nāgārjani-kanda),經過近代的發掘,發現許多古代的建築遺蹟,並在這裏發現一所從前錫蘭比丘居住過的地方,被命名為錫蘭寺;這便是過去錫蘭佛教與龍樹學派有關係的證明。另一件值得我們聯想的事,即龍樹的入室弟子提婆(第三世紀人)原是錫蘭的比丘,對於錫蘭人接受中觀學派的學說,可能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且吠多利耶派的傳入錫蘭恰恰是和他同一時代。

關於大乘的瑜伽宗和密宗,什麼時候傳入錫蘭不得而知,但可肯定是有的。其故如次︰(一)在第七世紀我國玄奘法師在南印度的建志城,曾經和從僧伽羅國(錫蘭)前來的菩提迷祇濕伐羅等三百比丘會晤,並且和他們討論了關於瑜伽的要義。可見那時候錫蘭是有不少人研究瑜伽學說的。(二)第八世紀初,中國密宗的開創人金剛智,是南印度人,他在來中國之前曾將密宗輸入錫蘭。(三)金剛智的弟子不空,曾經從中國帶了弟子二十七人去師子國(錫蘭),受到尸羅迷伽(Silamegha或Agrabodi Ⅵ)王(727~766)熱烈的歡迎,請普賢阿闍梨「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並受「五部灌頂」。可見此時密宗已經在錫蘭盛行了。(四)在錫蘭的阿㝹羅陀補羅城的廢墟中,曾發現同一時期的刻有錫蘭文和梵語真言的銅版,亦可證明。還有在錫蘭也有從各地出土的觀音像,以及在東南方的婆利伽摩(Valigama)地方的一片石壁上,刻有大乘菩薩像。其中有一尊近人認為是觀音像,這塊石壁,錫蘭人叫佛像岩(Buduruwagala)。作者曾參觀過這裏的壁像,有一鋪是三軀石像並列,中間一軀較高,左右二軀較低,右邊的左手上好像是拿著一朵蓮花,左邊的右手上拿著一根金剛杵,中央本尊手中不拿什麼東西。如果這些不是密宗的刻像,則可能與淨土宗有關;但最少我們也可以知道,過去觀音菩薩在錫蘭是曾經受過人崇拜的。(5)第四世紀中葉︰在摩訶斯那王時代(334~361),他除了大力支持住在無畏山的僧伽密多弘傳大乘外,還在大寺附近建立了一座很大的祇陀林寺(Jetavanārāma),獻給他的朋友古吽帝須(Kohontissa)大長老,為薩伽利耶(Sāgaliyā)派的中心道場,形成了錫蘭強有力的三大派之一,與大寺及無畏山長期鼎足而立。

在西利迷伽文那(Siri Meghavanna或Kit siri-Mevan)時代(362~389),因為印度的羯𩜁伽(Kalinga)國受到鄰國的侵略,該國王深怕供奉在國內的一顆佛牙被敵人奪去,便藏在他公主的髮髻內,送到錫蘭來,以後便成為錫蘭最尊貴的國寶,同時也成為國內外佛教徒所崇拜的聖物。(6)第五世紀︰{1}約在410年,我國的法顯法師訪問錫蘭,在無畏山住了兩年,他的遊記裏詳細地描繪了當時錫蘭佛教的盛況,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那時的無畏山住有五千、大寺住有三千、支提山寺住有二千比丘,光是這三座寺院就有一萬比丘,全國的僧尼數目也就可想而知了。{2}在摩訶男(Mahānā-ma)王時代(403~431),覺音(Bud-dhaghosa)來到錫蘭,住在大寺,用巴利文為南傳上座部的三藏寫了很多注疏,並造《清淨道論》,這部論是上座部空前絕後的傑作。覺音是上座部最傑出的著述家,也是使上座部發展最有力的功臣。{3}錫蘭有兩批比丘尼先後到中國當時南方的首都南京,傳授比丘尼戒,為中國建立了比丘尼僧團。這裏有個疑問,她們傳的比丘尼戒是有部或是上座部﹖《大宋僧史略》卷上敘「尼得戒由」說(大正54‧238b)︰「《薩婆多師資傳》云︰宋‧元嘉十一年春,師子國尼鐵索羅等十人,於建康南林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二眾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餘人。此方尼於二眾受戒,慧果為始也。」從援引《薩婆多師資傳》來看,好像是屬於有部的﹖{4}約從435至460年的二十多年,錫蘭北部深受異教國家入侵破壞塔寺,佛教頗受損失。{5}達多斯那(Dhātusena)王(460~478),於459年請他的叔父摩訶男(Mahānāma)長老撰《大史》(Mahāvaṃsa)。這是用巴利文寫的一部史詩,記載從第一代王毗薩耶(Vijaya)開始到摩訶斯那為止的八百多年的歷史。錫蘭人把這部史詩和菩提樹及佛牙並尊為三大國寶。(7)第六世紀至十二世紀︰在拘摩羅達多斯那(Kumāradbātusena)王時代(513~522),據說舉行過一次正法結集與淨化佛教,內容不明。阿伽菩提二世(Aggabodhi Ⅱ;601~611),建竹林精舍(Veluvana Vihāra)獻給祇陀林派的比丘。在609年,羯𩜁伽的國王厭惡戰爭,前來錫蘭出家。據說伽葉二世(Kassapa Ⅱ;641~650)曾令筆錄祇陀林派的經典及藏外的典籍。

從公元前第三世紀至公元後第九世紀初,各代王朝基本上都以阿㝹羅陀補羅為首都。從第九世紀中至第十三世紀,則建都在波羅奈羅梵(Polonaruva),因為那時舊都受到一個強大國家的威脅,從1017至1070年的五十多年間,曾淪為一個強國附庸,人民財產與佛教塔寺受到掠奪與破壞,使舊都阿㝹羅陀補羅成為廢墟。像無畏山寺、祇陀林寺及大寺等都化為灰燼;佛教受到最大的摧殘。到了毗闍耶跋訶第一(Vijayabāhu Ⅰ;1059~1114),在1070年結合了人民的力量趕走了敵人,恢復錫蘭國家主權。當時國王想要恢復佛教,但國內選十個能傳戒的比丘都不足了。他只好遣使去緬甸請緬僧來錫蘭傳戒,重新建立僧團。由於緬甸的比丘同大寺派一樣是屬於上座部的一系,因而這一派得以恢復,但其他殘餘各派雖餘燄未熄而終於漸趨消滅。同時比丘尼僧團曾在錫蘭傳承了一千多年,此後的歷史不再出現,可能也就由此而絕迹。

接著國家又有數十年的擾亂,到波羅羯磨跋訶第一(Parakkamabāhu Ⅰ;1153 ~1186)才得統一。他是一位為錫蘭人民歌頌的國王,對護持佛教也很熱心。他建造了許多塔寺,整理僧伽,令破戒的比丘還俗,召集三大派的比丘會議,要他們團結和合。實際上無畏山派和祇陀林派此時已甚衰落,唯有大寺派重興,盛極一時。這時最重要的事是,在國王的贊助下,約在1165年開始舉行了一次以摩訶迦葉(Mahākassapa)為首的經典結集,搜集了許多過去大德們所著的巴利文三藏注疏,並對注疏再加疏解。編寫的工作是由迦葉的弟子舍利弗(Sāriputta)主持,他們用巴利文寫了很多的書,實為巴利文獻開了一個新紀元。

(三)教派的鬥爭
從佛教輸入錫蘭約二百年間,唯有以大寺為中心的上座部一系。到公元前第一世紀末葉,無畏山寺建成後始與大寺分裂,自成一派,即達摩羅支派。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他們是屬於跋闍子派的話,則是屬於大眾部系。新派經二百多年的發展,到了哇訶利迦帝須王時代(269~291),已經相當興盛,但與大寺派尚能和平共處。然而此時又有吠多利耶派(方廣派)的學說在無畏山傳布開來,大寺的長老們認為該派為邪說,不能容忍,說服國王和一位大臣加毗羅(Kapila)採取了行政命令來取締新學派,燒了他們的典籍,並對無畏山那些接受該派學說的比丘加以責備和制止。

大約過了四十年,在俱他婆耶(Gathā-bhaya;309~322)即位的第四年,無畏山的達摩羅支派比丘又提倡吠多利耶的學說。當時寺內有位優舍利耶帝須(Ussiliya-Tissa)長老,害怕可能來自國王的壓迫,便帶了三百比丘離開無畏山到達古那山寺(DakunugiriVihāra)去,推舉該寺的薩迦羅(Sāgala)長老為他們的領袖,另成一派,後來便稱他們為薩迦利耶(Sāgaliyā)派。

大寺派果然又動員了主要的五大寺比丘開大會反對吠多利耶派,並取得國王的支持以行政命令燒了他們的經籍,並從無畏山提出了六十名新派的比丘擯逐出境。從此無畏山派與大寺派的成見更深,益相水火。幾年後,又從南印度迦韋羅(Kavira)城來了一位僧伽密多長老,住在無畏山寺宣揚吠多利耶派學說。事實,錫蘭佛教此時已有四派學說爭鳴,國王也似乎發覺不能專聽大寺派的一面之辭,親自召集舉行一次有各派學者參加的辯論大會。在會上僧伽密多獲得了辯論的勝利,並得國王的尊敬和信仰。後來國王常常請他入宮,並請作為兩位太子的教師。大寺派雖然利用出家的王弟等貴族比丘,想盡辦法勸說國王,也終於失敗。於是大乘佛教在錫蘭獲得合法地位,自由傳播。

俱他婆耶的長子祇他帝須即位後(323~333),非常殘酷,且對大寺有好感,僧伽密多只得暫離錫蘭回印度。過十年後,摩訶斯那即位(334~361),僧伽密多重來無畏山。新國王對僧伽密多很信任而厭惡大寺派,曾命令人民︰「不許支持大寺比丘,如有供以飲食的,罰一百錢!」大寺的比丘全數被迫離開,九年空無人居。史載,大寺建築被破壞,把材料運去修建無畏山,這時無畏山得到國王和親信國王的大臣們的全力支持,擴建成為全國最大的寺院,無畏山派獲得空前的發展。大寺被毀的第十年,由於一擁護大寺而掌握兵權大臣向國王進行兵諫,國王迫不得已才允許大寺的比丘回來。無畏山的僧伽密多長老終於在這種法門互相水火中而獻出了生命。然而此後五、六百年,大寺派未能挽回他們的劣勢。

大寺的比丘回來的第二年,又起另一波折。因為摩訶斯那王在大寺的疆界之內為薩迦利耶派的古吽帝須長老建造祇陀林寺,即遭到大寺比丘的反對,寺建成後,達古那山寺的薩迦利耶派比丘遷入新寺,大寺比丘反對益烈,終於向法院提出訴訟。法官以古吽帝須長老侵占大寺疆界的罪名而判處他還俗。

在阿伽菩提一世(Aggabodhi Ⅰ)的時候(568~601),大寺派比丘雀帝波羅(Jati-pāla)與吠多利耶派辯論獲得勝利。據說斯那二世(Sena Ⅱ;851~885)曾一度支持大寺派來壓迫其他異派,並恢復建造了大寺作為傳播上座部佛教的中心道場。

依照上面的史實來看,在十二世紀以前錫蘭所傳播的佛教,有小乘也有大乘。大乘佛教有空宗、瑜伽、密宗,可能還有淨土宗;小乘佛教有上座部、化地部,跋闍子派的達摩羅支部、大法護派,可能還有別的派。在各部派鬥爭中,歷史上常以大寺、無畏山及祇陀林三大派來代表。大寺派為上座部;無畏山則為自由研究大乘、小乘各部派的大學府;祇陀林是薩迦利耶派,是無畏山的支派,他們的思想很接近,是比較友好的。大寺派和其他的小乘部派也是比較友好的。鬥爭得最劇烈的則是大寺的上座部和無畏山的大乘派,因為這兩派的思想體系不同,大寺派老是把無畏山派當作非佛教的外道看待。我們根據一千五百年前法顯的記載,當時的無畏山派是占著優勢的。他們的鬥爭延續到第十一世紀,由於南印古里帝國的入侵,佛教備受摧殘,各派同歸於盡。但是,大寺派的上座部因為過去結集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加上自第五世紀起,有覺音等許多學者的努力,寫了許多巴利文的著作,長時期地都流傳在國內外,如緬甸和泰國等都承傳了這一系的佛學,為後來錫蘭上座部佛教復興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佛教的影響
佛教輸入錫蘭,對錫蘭的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影響。首先他們從比丘們學會了掌握文字書寫的技術。從古代所遺留下來的字母看,正如阿育王石刻上的字母一樣,是有稜角的。為了書寫的方便,經過一千多年的演變,才形成今天所流行的圓形字母。在中古時代,錫蘭本島上只有比丘們才算是受過最高教育的人,所有用貝葉寫的書也都藏在寺院裏,人民只有到寺院裏去才受到教育。加上每月的初一、十五日,一般人民都集中到寺院去聽比丘們講經。因此,一座寺院在鄉村裏,它不僅是人民集會禮拜的場所,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點。

初期佛教用的是巴利語,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語詞來表達新的事物和觀念的時候,便往往採用一個巴利語來代替;因之,在僧伽羅語文中攝取了許多的巴利詞彙,他們還用巴利文寫了許多書。像過去的史書,也都是用巴利文寫的。後來大乘佛教輸入錫蘭,同時也帶來了梵文。在僧伽羅的語文中又採用了許多梵文的字,也寫下了不少梵文的作品。

在錫蘭各地,如定婆羅石窟(Dimbula-gala)、大河(Mahavali ganga)的右岸、中北省的多門迦陀梵(Tamankaduva)、波羅奈羅梵(Polonaruva)、西伽利耶(Sigiriya)等處,到現在還保留著從第二至十二世紀的許多非常珍貴優美的壁畫,這些壁畫都是以佛教或與佛教有關的人物故事為題材的。

如果我們去參觀幾個錫蘭的古都,便會看到很多古代偉大的建築和美麗的石刻造型像。建築物主要是佛教的塔寺、石刻的造型像,不是佛像,就必定也是與佛教內容有關的事物。

由於佛教,使錫蘭很早便和其他有佛教傳播的國家接觸,而建立了人民友誼與文化交流;例如與中國、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國家。

(五)佛教的衰落
前面已經說到了在十一世紀,錫蘭國土與佛教曾慘遭異國的入侵和毀滅。在十二世紀波羅羯摩跋呵第一的時代,上座部佛教重興,盛極一時。接著又發生內亂外患,佛教又受到破壞。到十三世紀毗闍耶跋呵第三(1232~1236),才把以梵支薩羅(Vacissara)為首而帶著佛鉢、佛牙避亂到南印去的比丘們請回去,建舍利閣於卑羅斯羅(Billasela)山以安置佛鉢與佛牙,修理佛寺,整理僧伽,並令書寫了許多散失了的經典。波羅羯摩跋呵第二(1236~1271),繼續整理佛教,遣使南印古里國,請三藏法師達摩揭諦(Dhammakitti)等許多大德比丘來錫蘭復興佛教,整理國內的佛典,並從南印取來許多經書,使僧伽研究論理學、文學(因明、聲明)及一切經論,並令兩派(大乘和小乘)的比丘和合起來。又請達摩揭諦用巴利文寫了《大史》續編,即《小史》(Culavamsa)第一部。在菩梵奈迦跋呵第一(Bhuvanekabāhu Ⅰ;1273~1284)在位時,命令把藏經的寫本分藏於國內各寺。這時錫蘭又淪為鄰國的保護國,幸佛牙失而復得。在菩梵奈迦跋呵第四(1346~1353)時造了幾座大寺,形式和南印當時所造的印度教廟一樣,唯在中殿供奉了一尊佛像,其他部分及走廊的牆壁上則雕塑了許多印度教的神像。很明顯,正好說明在這個時期錫蘭佛教受印度教的影響,也間接反映了南印佛教已受到印度教的深刻影響,侵蝕了佛教面貌。

第十四世紀,回教徒侵入南印半地耶國,也侵入了錫蘭。時印度教徒的達米爾族在錫蘭北部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局面,北部佛教銷聲匿迹,僅在中南部的僧伽羅族人中保持著佛教。此時錫蘭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一方面要對抗國內北部達米爾族,另一方面又要抵抗外來的侵略,常常被迫遷都,等於一個流亡政府,已無能力保護佛教。到了第十五世紀,形勢更壞,把一個錫蘭島分裂為三個小王國,即北方的及弗那(Jaffna)、西南部的哥德(Kot-te)和中部山地的康堤(Kandy)。進行長期內戰,更影響佛教的衰落命運。

在1505年,錫蘭受到更凶惡、更殘酷的來自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葡萄牙人侵入。除了高原地帶保留一個小小的堪地王國之外,海濱平原地帶全部成為葡萄內直轄殖民地。殖民主義者從軍事、政治、經濟侵略掠奪外,還利用天主教作文化的侵略。在它的統治區內只許人民信天主教,絕對不許信奉別的宗教,並到處毀滅佛教塔寺。因此,激起當時許多佛教徒的憤怒,便起來反抗葡萄牙人的統治。但沒有成功。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懼怕佛教的反抗勢力,更殘酷地進行破壞佛教,大事屠殺境內的比丘和佛教信徒,拆毀所有的佛教寺廟,掠奪寺廟的財產,全部作為擴展天主教的侵略勢力之用。葡人侵占錫蘭一百多年,在它的管區內佛教的宗教信仰形式,便全部被消滅掉。

在1658年,荷蘭人又驅逐了葡萄牙人,把全部從葡人手中奪來的領土作為自己的殖民地。荷蘭殖民帝國主義者的作法和葡萄牙人一樣毒辣,所不同的是︰荷蘭人利用基督教作為政治文化侵略的工具的手段,只有比葡萄牙人更壞;他們把教堂作為殖民統治者組成的部分,通過教堂牧師來監視人民的行動及排擠佛教和其他的宗教,連葡人傳入的天主教亦在嚴格禁止之例。

這兩個西方殖民主義者,先後占領錫蘭的海濱平原近三百年,在他們的沿海占區內,佛教的宗教形式是全部被消滅掉了。只有在高原地帶錫蘭人的小王國內,尚能保留佛教一線生命。可是到了羅迦醒哈第一(Rajasiṅha Ⅰ)統治堪地王國時(1581~1592),由於他的性情殘暴,自己放棄了佛教的信仰而轉為印度教徒,盡力破壞佛教,殺害比丘,焚毀經典,連佛足山(Sripāda)上一座為全錫佛教徒朝禮而認為最神聖的佛殿,也被改作印度教的寺廟。經過這番暴風雨後,錫蘭島上一點僅存的佛教餘輝也被吹滅了!在他後面的幾個保存殘局的國王,也都是對佛教不利的人。到了1687年,唯曼羅達摩索利耶第二(Vimala Dhar-ma Suriya Ⅱ)即位,開始意味到錫蘭佛教與錫蘭民族有著不可分離的共同命運。可是在國內已經找不到五位有資格傳戒的比丘。他曾造了一所佛牙寺,並且遣使到緬甸阿拉干(Ara-kan)請了幾位比丘來傳戒。1707年他的長子即位,也曾造了一所寺院。由於統治面積縮小,加上長期從事抵抗外來的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戰爭與頻頻的內戰,已耗費了無限的人力財力,水利失修,田園荒蕪,經濟破產,人民的生活陷於極端貧困之中。在佛教方面是︰塔寺盡成坵墟,比丘絕迹,無經典可誦。這是錫蘭佛教史上最淒涼的時期!

(六)佛教的復興
到十八世紀,錫蘭的佛教的宗教形式已等於滅亡,連一位正式的比丘也沒有,僅遺下少數沒有受戒,以占卜星相等為業、贍養妻室的非正式沙門。然而由於有二千年的佛教傳統信仰,大部分僧伽羅族的人民還是認為自己為佛教徒,把錫蘭民族自主與佛教復興不自覺地連結在一起。

1739年,在山區裏的康堤國王師利毗闍耶羅迦醒哈(Sri Vijaya Rajasinha)即位後,為滿足境內人民的需要,於1741與1747年先後二次,派使暹羅及緬甸的北古(Pegu)和阿拉干,試探外國僧伽來錫蘭傳授比丘戒法。可惜他在位只八年,雖經一番熱心努力,未得遂願而終。揭諦師利羅迦醒哈(Kiti Siri Ra-jasinha)即位(1747~1780),繼續為恢復佛教努力。1750年再次遣使暹羅,請求派比丘來錫蘭傳戒;這次獲得暹羅國王同情,派遣了以優波離(Upāli)長老比丘為首的十人佛教使節團,還抄寫了經典,於1753年到達錫蘭。從此重建僧團,重修塔寺,佛教文化又漸漸地在山區裏重興起來,然而尚不能下山到殖民統治者所侵占的海濱地帶去。國王熱心護法,拿出很大一部分財產作為進一步展開佛教工作的經濟基礎。他把他所施的財產分成三分︰一分供給僧伽領袖專作培養弘法人材及安定僧伽清修的生活;一分為專供修建塔寺及擴展佛教文化工作;另一分則分施與各寺院作為弘揚佛教事業的永久基金。

促使這次佛教得以重興,是和一位得到國王信任的薩拉能格拉(Saranaṅkara)長老分不開的;慫恿國王遣使去暹羅的就是他。當暹僧來錫時,他和其他數百人首先受比丘戒,數年之後,錫蘭便有比丘三千餘人。國王指定薩拉能格拉為僧王(Saṃgharaja),管理僧伽事宜,成為錫蘭佛教暹羅派的始祖。他全力為佛教事業工作,也寫了不少佛教的書。他的弟子帝菩多梵悉達多佛陀羅揭多(TibbotuvaveSiddh artha Buddharakshita)寫了《大史》續編第二部(即《小史》第二部)。

1796年,錫蘭又換來了另一個西方的殖民主義者英國。先是整個荷蘭人在錫蘭的殖民地都落到英國人的手裏,繼之在1815年又吞併了康堤王國的領土,於是數千年獨立的錫蘭便全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了。英人起初也曾公開反對佛教,惹起了許多佛教信徒和比丘的反抗,狡猾的英帝國主義者為了更容易統治殖民地的人民,便改變了政策,在1815年與康堤的領袖們簽訂了一個同意保護佛教的所謂「康堤條約」。佛教雖然能在帝國主義者偽裝的「寬大政策」下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域內,是不能和那些有帝國主義者為背景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占有平等地位的。由於錫蘭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不斷的鬥爭,終於1948年二月四日擺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國家恢復了獨立自主,佛教才獲得更大的自由和發展。

(七)目前的佛教徒、寺院與宗派
錫蘭佛教的復興與發展,是和錫蘭人民經過二百多年結合民族獨立運動相始終的。目前全島一千萬的人口中,約有六百多萬是佛教徒。二萬多名佛教比丘,擁有五千多座佛教寺廟,有三百個大小不等的修學佛教經典的佛學院。他們僧俗間有著密切聯繫,寺廟是分布在城巿與鄉村間,構成為佛教徒的宗教活動的中心,定期舉行講經法會,寺廟裏辦有星期學校,為男女青年信徒灌輸佛教的正信思想。佛學院的歷史還不算長,第一座佛學院是創建於1839年。錫蘭獨立後不久,錫蘭政府決定把原有的兩座最大的佛學院改為佛教大學,即智嚴大學(Vidyalyankara university)與智增大學(Vidyodaya university),有意識地要培養出專門住持佛教的比丘知識分子。

在僧侶中分成三大派︰(1)暹羅派(Siam-Nikāya),是1753年由暹羅傳入,創始者為薩拉能格拉。(2)阿曼羅波羅派(Amarapura-Nikāya),是1802年由緬甸傳入,創始者為摩訶格羅瓦匿納唯曼羅帝須(MahākaraweNānawimalatissa)。(3)藍曼匿派(Rāma ña-Nikāya),是1865年由緬甸傳入,創始者名阿般格訶梵多印陀沙婆(Ambagahawatta Indasabha)。

在這三大派之下,現在又分成十多個小派,如下表︰


┌{1}阿斯羯利(Asgiri)
(1)暹羅派─┤{2}曼爾瓦多(Malwatta)
│{3}哥德(Kote)
└{4}頻多羅(Bentara)
┌{1}烏梵(Uva)
│{2}那梵羅菴利耶(Nuwaraeliya)
(2)阿曼羅波羅派─┤{3}般婆羅比帝耶(Bambalapitiya)
│{4}婆格訶比帝耶(Bogahapitiya)
└{5}格羅多羅(Kalutara)
┌{1}阿古勒沙(Akuressa)
(3)藍曼匿派───┤{2}菴爾羯利瓦(Elgiriva)
└{3}哥倫坡(Colombo)


在三大派中,暹羅派最大,約有一萬三千比丘;阿曼羅波羅派約有五千比丘;藍曼匿派約有二千多比丘。每派各有自己的戒堂,本派不能到別派去受戒。他們的根本教理並無差別,都是南傳上座部,只是在生活習慣及社會等級觀念等上有些不同。(葉均)

◎附一︰早島鏡正、伊東照司〈錫蘭佛教史略〉(摘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7})

〔常夏之國,常綠之島〕斯里蘭卡(Sri-Lanka),即錫蘭島,過去在英國統治之下,稱為錫蘭(Ceylon);西元1948年獨立之後,遂取名為斯里蘭卡。她位於印度最南端,年均溫攝氏二十六點六度,為常夏之國、常綠之島。從印度的拉美休圭拉撘船,只要二小時便可抵達此島的塔萊曼那。自古以來,斯里蘭卡無論在自然風土或歷史方面,都與印度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這裏除了八百九十萬辛哈里族土著,還有從南印度遷來的二百九十二萬塔米爾族,以及來自阿拉伯的八十九萬摩爾人。他們主要信奉佛教、印度教和回教,過著宗教、風俗、語言各不相同的生活(其中,辛哈里族、塔米爾族大約有九十萬基督教徒)。尤其是土著的辛哈里族及來自印度的塔米爾族,不僅生活習慣不同,由於長久以來的紛爭,至今仍呈敵對關係。若要研究斯里蘭卡,兩族的對立是不可忽視的。

此小島位於北緯六度至十度之間,呈南北走向。六月上旬至九月吹西南季風;十二月開始的東北季風,則為錫蘭島帶來充沛的雨量。也由於此島中央是山岳地帶,全島的氣溫普遍偏低。雖然不降雪,但也有低達零度以下的高地,例如努瓦拉耶利亞即是世界知名的避暑勝地。島上北部、東部是人口密度極低的叢林地帶,屬乾燥區;另外,從中央高地到西海岸、南海岸以及中央的山岳地帶則屬濕潤區。

〔以佛教立國〕 紅茶、橡膠及椰子是支持斯里蘭卡經濟的三大輸出品,這些作物的栽培始自英國統治時代(1796~1948)。在「柯里布魯克」改革(以英國檢閱使柯里布魯克的報告為依據而完成的近代體制改革)之前,斯里蘭卡的村落散落在適種水稻的山谷之間;堪稱為城巿的只有可倫坡、加爾及塔米爾族的中心地查夫納。部落人民分為村長、比丘(修行者)及手工業者三種階級。而為歐洲人統治的西南沿岸,僅種些農作物而已。

英人因栽種咖啡失敗,才極力栽培紅茶、橡膠、椰子。其後又成立交通機構、整頓道路,於是各城巿急速繁榮。隨著城巿的繁榮,西南沿岸辛哈里族的經濟水準普遍提高,中產階級也遍布全國。

西元1948年二月四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斯里蘭卡宣告獨立。為了革除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歐人統治時代的惡習,同時也為了驅逐塔米爾族勢力的侵入,斯里蘭卡興起以辛哈里族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主義,此種國家主義在文化方面與佛教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這之前,復興佛教運動也已陸續展開。西元1880年五月,美國奧爾科特上校抵達加爾,即致力於此項工作。當時有瞿那難陀、達磨波羅(後來在印度各地創設大菩提會)及斯曼干拉等佛教徒追隨;其後,又有哈里斯千都拉、西里西那等辛哈里族人承續其業,以復興佛教作為恢復傳統的手段。此外,為了改善國民的生活,又以社會主義作為政治方針,這些都是斯里蘭卡力圖振興的基本政策。

〔佛牙祭典和衛塞節〕 斯里蘭卡自西元1956年五月起,較其他南方佛教諸國先舉行佛陀入滅二千五百年的祭典活動。而每年的盛大活動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佛牙祭典和衛塞節。

位於古都坎底的佛牙寺(達拉達‧馬利加圭寺),是供奉佛陀犬齒的寺院,每年八月月圓之日為始的一個星期內,在此盛大地舉行傳統的佛牙祭典。儀式中出動了一百頭象,還有男子舞蹈、古典樂隊等遊行行列。來自全國各地的觀眾,為數至多。佛牙被放在小型的佛塔中,再安置於裝飾華麗的大象背上繞街遊行,當地人稱之為「佩拉黑拉」祭典。首都可倫坡近郊的凱拉尼亞寺,於每年一月也舉行佩拉黑拉祭典,不過規模較佛牙寺略遜一籌。

斯里蘭卡和其他南方的佛教國家,每年都會舉行一些讚揚喬達摩‧佛陀的祭典,於每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的月圓之日所舉行的即是其中之一。取材自佛陀本生經及生涯傳記的古典劇,是衛塞節中的壓軸好戲;演員都是學過戲劇的城巿青年。同時,街上還陳列著有關佛陀生涯的巨畫,一般民家也撘起免費飲食接待所,以供應旅客糕點、紅茶、果汁等。晚上,則有各種彩飾的花車遊行街道,這是孩童們最感興奮的事。

〔牛的柔和目光〕 牛與水牛之多,是斯里蘭卡最令人吃驚的特點。眾所周知,印度和斯里蘭卡將牛視為印度教眾神的使者,而加以神聖化。在此地,水牛專司耕作,而黃牛的主要用途則在搬運貨物。

晚上在黑暗的馬路上行車,常會碰到大小成列的牛群趴在路中央,即使用強烈的方向燈照射,或猛按喇叭,牠們依然故我,一動也不動。由於這裏的法令規定不許傷害牠們,駕駛者往往無計可施,只得耐心地等待牠們自動離開。

令人不解的是,此地的牛都擁有一對黑而大、澄澈而晶瑩的眼睛,且流露出如同乍見情人般的柔和、無邪的眼神。這使得那些根深蒂固地認為牛角具有殺傷力的人們,感到不可思議。但若想要知道牠們為何擁有如佛般的眼睛,且讓我們先了解一下斯里蘭卡的歷史。

斯里蘭卡的歷史與佛教史是一體的,歷代帝王篤信佛教,實行不殺生的戒律。幾千年來,這種不殺生的戒律已深入民心,成為習俗。牛和人類和平共處,互不傷害;因此不僅人類,連牛也感受了佛的慈悲,而柔和的眼神正是慈悲之心的流露。

〔摩哂陀王子傳布佛教〕 在東南亞佛教國家中,除了越南篤信大乘佛教(近年小乘佛教的比丘也逐漸增多)外,其他國家都信仰小乘佛教,這也就是現在所稱的「南方佛教」或「上座部佛教」。斯里蘭卡、緬甸、泰國、高棉、寮國、印度等,均成為小乘佛教的中心,但惟有斯里蘭卡是這個廣大佛教圈中,最能固守小乘佛教傳統的黃衣佛教國。

在錫蘭史詩《島史》及《大史》裏記載著︰印度拉拉國(印度西北的克加拉特)的王子必闍耶蒞臨此島,為蘭卡島的佛教歷史寫下了第一頁。佛陀入滅之日(據史書的記載為西元前544年,有些人則認為是西元前383年),他從印度被放逐到蘭卡島,並娶了南印度潘多王的女兒為妻而登上王位;下一任的國王則娶北印度釋迦族的公主,其後公主的兄弟也移至此島定居。所以,屬於佛陀的釋迦族和辛哈里諸王具有同一血統,這是錫蘭國民最足以誇示世人的地方。

辛哈里族相信佛陀在世時曾三次造訪蘭卡島,而第三次到達的地點,就是現在的佛足山,他們所採的證據是,佛足山山頂遺留有佛的足跡,因此,此地香火鼎盛,信徒不絕。

至於佛教的正式傳入,則始於印度阿育王時,名僧摩哂陀以國王使節的身分蒞臨錫蘭島。

狄瓦難毗亞提沙王(在位期間西元前250~210年)在米辛塔里山獵鹿時,遇到摩哂陀,並接受勸告皈依佛教。當時的摩哂陀只有三十二歲,他到八十歲去世為止,一直住在米辛塔里山的石窟中,從事傳道工作,為斯里蘭卡的佛教奠下基礎。稍後,其妹僧伽蜜多比丘尼,也帶著佛陀悟道之地的聖菩提樹枝抵達此島,並創立比丘尼教團。

到達王都阿努拉布拉的第二天,摩哂陀收到許多捐獻。利用這些獻金,國王就在此地建造提沙拉瑪精舍,也就是後來「大寺」的前身。此外,國王又在米辛塔里山建造六十八座供坐禪修行用的石窟寺院,並從印度取得佛陀的右鎖骨及佛鉢,而將前者供奉在托帕拉瑪佛塔,後者供奉於王宮中。同時,國王也將僧伽蜜多比丘尼帶來的菩提樹枝分種於各地,並建立伊沙拉沙馬那卡等寺院。

隨著以摩哂陀為中心的佛教團體之擴大,斯里蘭卡的美術、建築、社會生活及思想都有大幅度的革新,與印度的關係也較以往更為密切。

〔大寺和無畏山寺〕 都達加曼尼(在位期間西元前101~77年)建造了魯般瓦利沙亞大塔和九層高的洛哈帕沙達大塔。在奉獻典禮之日,各國均派使節前來參加。每年五月例行的衛塞節,也創始於都達加曼尼王時代。

佛教傳入錫蘭後的二百年間,正值其多事之秋。外有南印度塔米爾族不斷入侵,內又有王位爭奪等紛爭,加上西元前一世紀大饑荒的襲擊,此時的錫蘭,可謂國勢衰頹、土地荒蕪、民不聊生。

目睹此景,各宗教團體的領導者便群集於瑪他列的阿爾‧威哈拉寺院,進行佛教聖典的抄寫工作。過去的佛典均以口相傳,經過商議之後,決定加上辛哈里語的注釋,將三藏的全部內容書寫於貝葉上。

巴達加馬尼‧阿巴亞王(在位期間西元前43~17年)建造了「無畏山寺」。此後二百年間,大寺與無畏山寺形成對峙的局勢。大寺是斯里蘭卡小乘佛教的中心,始終扮演著維護傳統的角色;而無畏山寺則採取與印度各佛教教派交流的進步態度,並且接納大乘佛教。故無畏山寺曾一度擁有五千位僧侶,並有各國的留學生聚集於此,其繁盛情況凌駕於大寺之上。

〔大寺經典的確立〕 由於馬哈西那國王(在位期間334~362年)在大寺境內建造「祇陀林寺」,使得斯里蘭卡的佛教成為大寺、無畏山寺和祇陀林寺三寺鼎立的局面。

西里梅加宛那國王時(在位期間362~409年),從印度取得佛牙,並將其供奉於王宮內,後來佛牙成為王權的象徵,現則供奉在坎底的佛牙寺內。

法顯曾於西元410至412年間造訪蘭卡島;而把印度密宗傳到中國的南印度兩位僧侶(金剛智、不空),也於八世紀前半葉抵達蘭卡島,他們都以無畏山寺為歇息之處。

大寺為維持小乘佛教的權威與傳統,所以和無畏山寺對立,有時甚至與國王起衝突。

十二世紀,由於帕拉庫拉馬巴忽一世(在位期間1153~1186年)致力於佛教團體的淨化工作,二派的爭鬥才告停止。其後,大寺成為小乘佛教的根據地,並領導斯里蘭卡的佛教以至於今;無畏山寺則只剩廢墟一片,祇陀林寺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大寺的經典完成於五世紀前葉,這主要歸功於來自印度的名僧覺音(又譯為「佛音」)。他秉持大寺的傳統,致力於經典的注釋工作。尤其與論藏有關的著作──《清淨道論》,更是自成一格,成為研究巴利佛教最重要的資料。和他同時代的大學者,如達摩波羅等,也都群集於大寺;緬甸、泰國甚至把大寺的經典引回國內。

〔波崙納瓦的盛衰〕 西那一世(在位期間831~851年)將王都從擁有千年歷史的阿努拉布拉,遷移到東南方八十公里外的波崙納瓦,其後四百年間,一直定都於此。波崙納瓦的榮枯盛衰,可從巨大的王都遺蹟和荒廢的佛教遺蹟中窺見一斑。

威加耶巴忽一世時(在位期間1059~1113年),錫蘭因塔米爾族的入侵,而導致國土荒廢、寺院蕭條。國王見此慘狀,遂自緬甸延聘高僧,整頓佛教團體,重振佛教聲威。貢獻頗多。此外,帕拉庫拉馬巴忽一世也被譽為中興英主。他不但整頓國家政治體制,並建造堡壘、開鑿千座灌溉湖,又修建佛塔、寺院,振興佛學。除此之外,他還用兵緬甸,迫使緬甸納貢稱臣;又征服對岸的注輦王國,以塔米爾族的俘虜為勞役,修建大塔,不論文治武功,均達於極盛。

布圭涅卡巴忽一世(1272~1284)在位的前十年定都於亞巴忽圭,後因逃避塔米爾族的入侵,曾先後遷至庫魯涅加拉及甘波拉。西元1415年,又遷至古底,成立古底王朝;至西元1480年,再遷到坎底,坎底王朝的歷史隨之展開。而斯里蘭卡的北方,自十三世紀以來,始終為塔米爾族的查夫納王朝所統治。

〔歐洲人的統治及佛教的衰微〕 西元1505年,葡萄牙人登陸錫蘭島,為錫蘭帶來巨大的衝擊。長久接受南印度文化薰陶的錫蘭,從此淪入歐洲統治,並吸收其文化。此段由葡萄牙(1505~1658)、荷蘭(1658~1796)及英國(1796~1948)的統治時期長達四五0年之久。

葡萄牙人統治時代,為了獨占肉桂等香料的貿易,遂以槍砲等武器壓迫錫蘭。印度教徒及佛教徒均被視為異教徒而慘遭殺害。為此緣故,威瑪拉旦‧馬索利亞一世(在位期間1592~1604)特別自拉坎加(緬甸西的阿拉干地區)延請高僧前來振興小乘佛教。

荷蘭統治時代,基督教徒積極地在島上傳教,佛教更加衰微。當時的威瑪拉旦‧馬索利亞二世(在位期間1687~1707年)又從緬甸邀請三十三位高僧前來錫蘭。西利威加耶‧拉加西哈王(在位期間1739~1749年)也自緬甸、泰國引入佛教。

其後,基提西利‧拉加西哈(在位期間1747~1782年)為替佛教振衰起頹,遂派遣使節至泰國。泰國國王旦米卡也送十位高僧及已於錫蘭失傳的聖典、黃金佛像給錫蘭王。接著,又有許多泰國高僧前來錫蘭振興佛教教團,自此,小乘佛教才得以延續。

西利威卡瑪‧拉加西哈(在位期間1798~1815年)是辛哈里族的最後一代國王,英人廢止了王室的延續,將錫蘭完全納入其統治之下。在三權分立的制度下,錫蘭逐步邁向現代化;英語教育的普及,更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也由於小乘佛教的再興,無論在信仰上或學識研究上,都成為各國矚目的目標。

〔比丘與居士〕 時至今日,斯里蘭卡的佛教團體仍然繼承佛陀時代的傳統,即居士對比丘須表明對佛教絕對皈依,以示崇敬;反之,比丘也須堅持自己的立場,致力於正法的維護。但無論是比丘或一般居士,都須遵守佛陀的五戒,過著禪修生活。因為只有浸淫其中,才能擁有自覺與自信。

在斯里蘭卡,多半只有上流階級才能為死者舉行佛事。他們建造了一個叫做「曼達帕」的八角形小佛堂,並用椰子嫩葉剪成不同花樣作為裝飾,同時,還加上藍色、紅色的燈泡,極其光彩奪目。在「曼達帕」中央,坐著十五位左右身穿黃衣的僧侶,以抑揚頓挫的聲調不斷地誦經。

這時所朗讀的經典多半為一般信徒所熟知的,如「巴利特」等一系列護咒經典。從下午開始,直至翌日上午誦經才告結束。佛事完成之後,喪家必須供給僧侶飲食,同時,還要送他們一塊白布,跟葬禮時所布施的白布相同。

僧侶們平日也常接受住家招待午餐(與泰國、緬甸不同,他們不需托 鉢),叫做「檀那」(布施)。通常需在正午之前完成餐事,過了正午,就犯了「非時食」的戒律。僧侶一天只吃兩頓飯,用過餐後,就得撐到次日早上,因此,午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奉獻「檀那」的施主及其家族,均需穿上白色衣服,雖然施主身分很高,但為了表示親自服侍佛陀,必須善待佛陀的化身──僧侶,誠敬地獻上果汁及咖哩飯,並不時對著他們欠身鞠躬。

〔喬達摩‧佛陀的信仰〕 小乘佛教的教徒,以嚴守佛陀戒律,承繼佛陀精神為努力目標。雖然佛陀出生於印度,但要研究小乘佛教,需先熟悉錫蘭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理環境。因為在這些國家的自然風土、文化及思想的長期薰陶下,小乘佛教才有今日的成就與光輝。

喜馬拉雅山北方的諸佛教國,信仰的是大乘佛教。他們較為寬容,崇信多佛,不似東南亞諸國,僅以喬達摩‧佛陀為惟一奉祀對象,過著嚴守佛陀戒律的生活。南北佛教圈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別,主要是受到自然風土及精神、文化的影響。

巡禮錫蘭島上每個寺院時,可以發現寺院內必定有佛塔、菩提樹及供奉涅槃像的正堂,三者成為寺院的構成要素。其中,涅槃像就是佛陀在「拘尸那城」入滅時的姿態;兩眼微閉,柔美有神,面容和藹可親。小乘佛像糅和了錫蘭的風俗民情,予人清新明朗的印象;相較之下,北方的佛像雖然另有風格,卻較為晦暗。

至於佛塔裏面,奉祀著佛陀的遺骨和遺物。阿努拉布拉的魯般瓦利沙亞大塔是全國最宏偉的大塔,高約九十公尺,白色的塔身象徵斯里蘭卡佛教的榮光。

另外,供奉菩提樹枝,是為紀念釋迦牟尼於佛陀伽耶樹下悟道一事,由僧伽蜜多比丘尼自印度帶來,阿努拉布拉的老菩提樹就是當年攜來的菩提樹分枝。

以上所述的涅槃像、佛塔及菩提樹均是追憶喬達摩‧佛陀八十年生涯所不可或缺的聖物。斯里蘭卡人從小就到寺院膜拜,直接或間接地浸淫於喬達摩‧佛陀的思想及精神之中。

〔永恒的真理〕 翻開斯里蘭卡的歷史,可發現她在阿努拉布拉時代及波崙納瓦時代,即不斷地遭受塔米爾族的侵略,佛教團體也因而時時陷入危機之中。十六世紀初,登陸此島的葡萄牙與荷蘭人,更使用種種壓迫手段,使佛教命脈面臨斷絕的危機。面對這重重的苦難,佛教徒仍不屈不撓,堅忍地將佛陀的精神傳給後世子孫,並保住了小乘佛教的命脈,這在在顯示出他們信仰的虔誠。故後世之人要研究佛教遺蹟及佛教信仰的各種形態,必先了解小乘佛教的內涵所在。

大乘佛教稱上座部佛教為小乘佛教,含有貶低的意味。事實上,不論是斯里蘭卡佛教徒對喬達摩‧佛陀信仰的熱烈,或由此引發出的虔誠實踐和自豪,我們都有重新認識、重新體會的必要。

佛陀曾有這樣的一段法語︰「在此世上,以怨報怨之人,絕不會得到平靜。惟有不存報怨之心,才能平靜,這是永恒的真理。」

經歷二千年的苦難歷史,不管他們所受的傷害有多深,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始終將佛陀「勿以怨報怨」的教義,當作自己的生活信條,並切實遵行。

◎附二︰呂澂〈略論南方上座部佛學〉(摘錄自《印度佛學源流略講》〈附錄〉)
通途所說南方佛學,乃指以前由印度傳到斯里蘭卡並逐漸遠播東南亞各處的佛學而言。南方這一名詞雖然不太恰當,但用來表示這一系統的佛學確有它特殊的性質,還是很方便的。這一系佛學原來屬於上座部,在它傳播的漫長歲月中,曾有過一些變化,像攙入了方廣道人的理論或者密教的作法,可是作為它的中心思想的,始終不外乎上座部學說,而且後來仍舊是恢復了它的純粹性的。

現在,就全體佛學看來,南方佛學可說比較接近於原始佛學,值得重視,但它謹守上座系統的舊規模,不免有它的局限性。我們從這樣性質來理解它,可以在部派、典籍、學說、實踐等方面分別舉出些特點來說一說。

第一,就部派說,南方佛學可算是保有著上座系統中和法藏部相類的面目,或者就說它是法藏的南系也無不可。根據律家所傳,上座部在釋迦佛滅度以後百餘年,教團開始破裂時分了出來的,是代表保守的一派。其後還繼續有分裂,所以最初的派別稱為根本上座,南方佛學就曾經被看做是這一類。當然,根本上座部其先曾流傳於印度本土各處,像敘述佛學部派最著名的《異部宗輪論》便說從上座分出說一切有部的時候,本上座轉名雪山部(依清辨的解釋,這因依雪山居住而得名),這說明了印度北方雪山一帶原來是上座部流行的重要地區。不過其後說一切有部在北方的勢力發展了,上座部乃逐漸消失。因此,從無著、世親時代(公元第五世紀)以來,即將斯里蘭卡所傳的佛學看成上座部的代表(像世親的《成業論》裏說到承認「有分識」的上座部,玄奘所譯的一本稱為赤銅牒部,這就是斯里蘭卡的城巿名字用來代表上座部的)。到了律天時代(公元第八世紀)更認為整個上座部都存在於斯里蘭卡(律天所著《異部宗輪論部執略集》說上座部分為大寺、無畏山、祇陀林住三派,完全照斯里蘭卡當時的派別而言),大概那時候散在印度各地的上座部都已式微了。

不過,南方流傳的上座部學說,實際並不純粹是正宗。從來印度的佛教史家都看它做上座部的別傳,常常用「分別說」這一名目加以區別。有如玄奘所譯、無性釋《攝大乘論》說到上座部稱阿賴耶識為有分識的一段(論卷二),結論就作如是等分別說部云云。而清辨敘述當時(公元第七世紀)大眾部和正量部所傳的佛學部派、另用分別說部的名目概括上座系統中除去說一切有部所餘的一些派別(像化地部、飲光部等。詳見清辨所著《異部分別論釋》)。屬於分別說範圍內的南方佛學,算不得是根本上座。現在,我們從南方七部毗曇中《論事》一書的敘述刊定它學說之所宗,特別以各部派爭論得最厲害的十個中心問題(依《成實論》卷二〈十品論〉所舉)說,南方佛學是主張︰(1)過去未來法無體,(2)並非一切法都實有,(3)四諦可以頓得現觀,(4)一定沒有「中有」,(5)阿羅漢不退,(6)沒有真實的「補特伽羅」(詳見《論事》第一品六、七、八章,第二品九章,第八品二章,又第一品一、二章)。這些主張都和從上座部分出來的化地部相同。不過化地最重要的一種主張是佛在僧數,它的涵義說佛和二乘(聲聞、緣覺)同一解脫並同一修道,而南方佛學反對此說,主張佛和二乘修道不同(參照《論事》第八品五章),這倒更接近於化地分出的法藏部。另外,我國蕭齊時僧伽跋陀羅翻譯了南方律論《善見律毗婆沙》,因為論中所譯的戒本很像法藏部的四分戒本,所以一向誤認為四分律論,這也可證明南方佛學和法藏部是有密切關係。我們說,南方佛學不妨看作法藏南系,其理由在此。

第二,明確了南方佛學的部派所屬以後,我們對於南方佛典為何在文字上、內容上都和北方的顯然不同,也可瞭解它的原因。據真諦的《部執異論疏》(吉藏、圓測諸家著述所引)說,化地部分派的原因之一,即在於它變更了佛典所用的語言。晚世西藏佛教史家也傳說著佛家根本四部(上座、大眾、有部、正量)用語各別,上座部用一種中間語,介於梵語和訛略的俗語之間(詳見布頓《善逝教法源流》英譯本《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lndiaand Tibet by Buston》,Part Ⅱ),這當然指化地部等上座派別而說。至於從化地再分出法藏部,依照《大集經》卷二十二說,他們受持十二部經,書寫讀誦,顛倒解義,顛倒宣說,以倒解說覆隱法藏,故名達磨(法)毯多(藏)。由此法藏部的經典對於其他部派的特別是化地部的,非但解釋不同,並且各部分的次序亦復歧異。現在我國翻譯的佛典裏就有大眾部系統的《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又有化地部的《長阿含經》、《雜阿含經》,用來作對照的資料看南方的四部(中、增、長、雜)經典,文字上(從音譯的專名說)、次第上都鑿然各別,這應該是和南方佛學屬於法藏系統的一事有關的。就這一點,如果從南方佛典裏的論藏去看,尤覺顯著。南方有七部論書,它的順序是︰《法聚》、《分別》、《界說》、《人施設》、《論事》、《雙對》和《發趣》。這裏面除去《論事》一種,其餘的都相傳為佛說。但這些論書的結構很參差,裏面好像沒有一定的聯繫。從前學者間也嘗將它們和北方佛學裏的各種毗曇做過比較研究,大抵認為對於《舍利弗毗曇》最相類似(像日本的學者椎尾辨匡、木村泰賢都作此說)。我們知道,屬於法藏部的《四分律》(卷五十四)以及律論《毗尼母經》(卷三)說到論藏來都列舉有問、無問、攝、相應、處所這五分,實際即係結構《舍利弗毗曇》的五個部門,所以法藏部的毗曇當然為《舍利弗》一類,而南方佛學由於部派的關係,也必在論書方面看到這樣交涉的情形了。這還可以進一層去研究。根據我國譯籍裏的資料(像《分別功德論》、《撰集三藏傳》等所說),最原始的毗曇結構出於佛說,而由大迦旃延結集,呈佛印可。依真諦法師所傳,這就是「九分毗曇」(九分名目,見圓測《解深密經疏》所引,但文字有訛略處,現經考訂,應該是戒、世間、因緣、界、隨眠、慧、定、業和諸蘊,這些都連著「分別說」而立名,如說「分別說戒」等)。最初用毗曇方法解釋「九分毗曇」的至少有兩大派︰隨文分析的是目犍連系統,現在北方所傳《施設足論》還保存它一部分的雛形;另外以義為類的是舍利弗系統,現存《舍利弗毗曇》也可看成它的縮影;但這些原本都不存在了。我們以為,南方論書大體即由《舍利弗毗曇》的各分發展變化而成,這像《法聚論》、《人施設論》出於無問部分,《分別論》出於有問部分,《界說論》出於攝和相應部分,《發趣論》出於處所部分,它們中間的脈絡都比較容易弄得清楚。因此,我們可以說,從論藏方面去看南方佛學和法藏部的關係,它們有密切的聯繫是極其顯著的。

第三,就由於部派的限定,南方佛學在基本理論上突出了兩個特點︰(1)心性本淨說,(2)佛道不共說。心性本淨的典據是南方《增一部》經文。《增一部》〈一法品〉的第六節有對舉體裁的兩段,大意說︰「心性本淨,為客塵染,凡夫未聞故,不如實知,亦無修心。」「心性本淨,離客塵垢,聖人聞故,如實知見,亦有修心。」這樣的解釋心性本淨,在佛家各派用「分別說」方法理解佛說的都相信它,祇是對於自性淨心和客塵煩惱的內在關係看法各有不同。有些部派以為客塵所染的心便夾雜著染污,在離染的時候,必須轉變染污部分成為清淨。又有些部派以為客塵所染不會影響到心的本質,它依舊是離染的,所以解脫之時祇是使染污不再生起而已。南方佛學同於後一說法,主張從離染得解脫(見《論事》第三品三章)。他們根據這一看法解釋一切,乃至最重要的「滅諦」概念,也以為是後有愛的消滅,使後有不生(見《分別論》第四〈諦分別品〉,梁譯《解脫道論》卷十一〈五方便品〉釋四諦段也用此說)。其次,佛道不共說和法藏部的主張相關。法藏部執,佛和聲聞乘等同一解脫而不同一修道。聲聞系等的共同修道是什麼呢﹖依《長部》、《中部》的經文所說,這以四念住為重點,從一方面看,念住是一行道,也是一乘道,可以貫徹始終而達到究竟的〔由此,化地部系統都相信「道支皆是念住所攝」(見《異部宗輪論》)〕。但佛道在此以外,還有不共的施戒等十波羅蜜。南方經典《小部》(即「雜藏」)的最末一種《本行藏》就集錄了有關各類波羅蜜的本行事蹟,具備了後世所謂「菩薩藏」的雛形,這可以證明南方佛學是怎樣地重視佛道(「雜藏」和「菩薩藏」都是法藏部獨有的經典體裁,見《四分律》卷五十四、《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中)。至於佛道和聲聞等道所以截然兩途,在發端時即已有其根據,聲聞等始於厭離,佛始於悲,所以發展就各各不同了。南方《論事》第十八品三章,特別破斥北道派所主張佛無慈悲的異說(北道誤解悲和貪著為類,所以有那樣主張),用意即在這上面。

第四,南方佛學對於實踐方法有一套組織完備的說法,它的本典大概是種瑜伽類書。其先有優波底沙上座的註解,題名《解脫道論》,這在我國梁代僧伽婆羅便已翻譯了。其後覺音尊者到了錫蘭,重整理那部論書,並作了解說,就是現存的名著《清淨道論》。此論全用當時錫蘭大寺派的正宗學說,對於不同說法駁斥無遺,像上面提到的《解脫道論》,也在他所破之列。他組織的清淨道,大體依著戒定慧三學的次序,而以定學做中心。本來上座一系的學說最有精彩的部分就是定學。此學在北方發展為修行道地,最後組成了《瑜伽師地論》那樣的規模;而在南方呢﹖也由根本瑜伽論典逐漸結構為《解脫道論》、《清淨道論》。從前玄奘去印度求法的時候,就很瞭解這一情況,他以為瑜伽學說有南北兩系是應該全部通達的。這在《慈恩傳》卷四裏曾一再提到。開頭說,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即錫蘭),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繼而又對著僧伽羅的僧人說,承彼國(即錫蘭)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最後,經過玄奘摘引瑜伽要文大節徵問那些瞭解僧伽羅學說的僧人,也不能超出戒賢所解的範圍。這似乎在北方就可得著它的究竟了,但實際上南北瑜伽是有顯著的區別的。南方定學從十通處特別是從地遍處入手,應用到地色的曼荼羅,保存了上座系裏化地立教的宗風(這在《大集經》卷二十二、《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六都提到)。這樣從十遍處修學,一一都能達到四種禪定的階段。並且在十遍處以外,還有十不淨觀、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食厭觀和界差別觀,合成四十種「業處」。隨著學者性格不同,這些「業處」各有所適(像貪行的人適用十不淨觀和身至念,瞋行的人適用四梵住和四種色遍處等),並對欲界、色界定境也各有配合(像十遍處和安般念通於四禪,而除安般、身至以外的八隨念、食厭觀和界差別觀則限於欲界的外定階段等)。如此學法比較北方以遍處等作禪定的功德看待的(見《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顯揚聖教論》卷四)就更覺具體且切實了。另外,南方佛學關於瑜伽所依的心法生滅作用等解釋得也很透澈。在《解脫道論》和《清淨道論》裏都扼要地將平常心思的起伏經過歸納為十二種作用,而概括為九類。(1)在平靜的狀態時稱為有分心。(2)動念時生起警覺好像從睡眠醒來一般,這叫做轉向心。(3)由此隨著五根有五類感覺作用,這都稱為見心。(4)有了見便對境界感受苦樂,這名受持心。(5)由此分別善惡,名為分別心。(6)又安立了境界的相狀,叫做令起心。(7)這樣決定發起作用,名叫連行心。(8)假使境界強盛,便繼續引起反省或者熏習的作用,這名果報心。(9)從這裏仍舊恢復到平靜狀態,所謂有分心。在唐人的著述裏(如《唯識樞要》等)通稱以上所說為「九心輪」,形容它的周而復始地流轉不息。即以這九類心作基礎,再加以三界、三性、世出世等區分,便有八十九種差別。從這上面判明怎樣由散心到定心,又怎樣由染心到淨心,修道方法都應該順差別心的性類而行,所以詳細的分別是有其必要的。

南方佛學具有比較完備的典據,又經過長時期的發展,義理是十分豐富的。上文祇從它的部派性質上抉擇了一些特徵,不過當作研究的發凡而已。

◎附三︰高觀如〈中斯佛教關係〉(摘錄自《中外佛教關係史略》)
斯里蘭卡和中國的佛教關係,開始見於文字記載的是公元四世紀間。據《梁書》卷五十四的記載,當時師子國(斯里蘭卡的古稱)王聽到東晉孝武帝(373~396)崇奉佛教,便派遣沙門曇摩航海送來四尺二寸高的玉佛像一尊,路上行了十年,義熙二年(406)才到達晉京(今南京)。這是中斯佛教關係的首次紀錄。

東晉‧義熙六年(410),中國高僧法顯經印度到達斯里蘭卡島,看見有商人用中國產的白絹扇供佛。可見那時中斯兩國間早已通商往來。法顯在斯旅居二年,曾親往島上有名的無畏山、佛牙寺、支提(山)寺、摩訶毗訶羅(大寺)等處參學,並見到非常隆重的佛牙供養法會盛況和摩訶毗訶羅一位阿羅漢入滅火化的情形,還在斯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經》和雜藏等諸梵本回國。法顯在他所著的《佛國記》中記錄了當時斯國佛教的重要情況。

義熙八年(412)三月,師子國律師僧伽跋彌在廬山般若台東精舍同僧一二0人譯出《彌沙塞律抄》一卷(見《貞元釋教錄》卷八)。又姚秦‧弘始中(409~413)鳩摩羅什在關中大弘佛法,時師子國有一婆羅門來到長安,和羅什門下的僧人比賽辯才(見《高僧傳》卷六〈道融傳〉)。據此可知東晉以來斯里蘭卡和中國的人員往來已很頻繁。

其次,據《宋書》卷九十七說,劉宋‧元嘉五年(428),師子國王剎利摩訶南(即摩訶那牟)遣四僧人、二白衣送牙台象來宋。又《宋書》卷五,有元嘉七年(430)和元嘉十二年(435)師子國都遣使來宋饋贈方物的記載。

其時印度高僧求那跋摩曾在師子國弘教,後到闍婆(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又由闍婆乘外國商人竺難提的海舶抵達廣州,於元嘉八年(431)到宋都建業(今南京)。在這以前舶主竺難提於元嘉六年(429)從師子國載比丘尼八人到宋都,住影福寺(以前外國尼未有來中國的,原先中國尼眾從大僧受戒)。求那跋摩到宋都後,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意欲請師子國尼如大愛道之緣(大愛道八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為和上)重為受戒;時求那跋摩以為西國尼年臘未足,又十人不滿,只好令先學宋語,另托竺難提更請外國尼來湊滿十數。嗣後元嘉十年(433)舶主竺難提又載師子國尼鐵薩羅等十一人來宋。這時先來的諸尼已通宋語,因請僧伽跋摩在南林寺,為中國尼眾三百餘人次第重受尼戒(見《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比丘尼傳》卷五〈僧果傳〉)。當時南京緇素並於建業城內(今南京南門外)建寺供養鐵薩羅等師子國尼眾,寺名鐵薩羅寺(見《南朝佛寺志》卷上)。

斯里蘭卡和中國的交往,劉宋以後還正常地繼續著。《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說,蕭齊‧永明六年(488),有一位外國三藏法師(不知其名)帶著師子國高僧覺音所注優波離集的律藏──《善見律毗婆沙》梵本來到廣州,臨到登岸又返回去,將梵本付給弟子僧伽跋陀羅,僧伽跋陀羅即在廣州竹林寺和沙門僧猗等共同譯出這部律(即《善見律毗婆沙》),並從「眾聖點記」傳述了佛陀入滅的年代,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一件重要的記載。

以後,梁‧大通元年(527),師子國王伽葉伽羅訶梨耶遣使致書於中國,要和梁朝廷共弘三寶(見《梁書》卷五十四)。唐‧貞觀十二年(638),玄奘三藏曾到達了斯里蘭卡對岸的南印度達羅毗荼國,並在他的《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他所聞知的關於斯國的佛教情形。當時斯有伽藍數百所,僧伽二萬餘人,遵行大乘和上座部法。佛教分二大部︰(1)摩訶毗訶羅住部(純上座部),(2)阿跋耶祇厘住部(學兼二乘)。佛牙供養,特為殊勝(見《慈恩法師傳》卷四、《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又七世紀中唐僧往師子國瞻禮佛牙佛蹟的,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載,有義朗、明遠、窺沖、智行、慧琰、大乘燈、智弘、無行、僧哲等。僧哲的弟子玄游,還隨師在師子國出家,因即居住此島。

八世紀初,金剛智從印度來中國的途中,經師子國(時為公元717年),受到師子國王室哩室羅的禮遇(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又金剛智的弟子不空三藏原是師子國人,開元六年(718)十四歲時,在闍婆國見金剛智便禮以為師,隨侍東行,入唐弘法。金剛智入寂後,不空奉唐朝廷令於天寶元年(742)和弟子含光、慧辯從廣州附舶還師子國,重學密教。國王安置他們在佛牙寺,不空得以重學三年。將東返時,國王又以七寶燈樹花鍱、藥草、沉檀、龍腦等贈與唐朝政府。天寶五年(746)回到長安,廣事弘譯(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五)。不空的弟子含光隨師遊學斯國返唐後,曾在五台山金閣寺創建密乘灌頂道場,還譯述了關於毗那夜迦的祕密儀軌兩部。此外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師子國三藏,在晚唐時譯出《吒呮羅天女法經》一卷。可見那時斯國的密教傳持相當隆盛。

唐代斯里蘭卡和中國政府間來往也頗親密。其與佛教有關的,如《冊府元龜》所載,天寶五年(746)正月,師子國王尸邏迷伽遣婆羅門僧灌頂三藏阿目伽跋折羅(即不空三藏)送來鈿金寶瓔珞和貝葉梵寫《大般若經》一部,細白㲲四十張。又元和六年(811)北印度般若三藏在醴泉寺譯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此經的梵本據說也是唐高宗時(650~689)師子國送來的。

趙宋一代,師子國沙門來到中國的,有淳化二年(991)的佛護和他的徒眾五人、淳化四年(993)的覺喜、咸平三年(1000)的覓得囉、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妙德等。他們先後帶來了許多梵經和佛舍利、菩提樹、畫像等。都受到當時宋朝政府的隆重禮遇(見《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八、卷十,《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在殖民主義者侵略斯里蘭卡的年月裏,中國和斯國佛教界的往來,幾於中斷,直到斯里蘭卡宣布獨立,中共政權成立以後,兩國人民和佛教徒之間的傳統友誼,才得以繼續發展。1961年五月,斯佛教界派遣代表團到中國奉迎佛牙舍利,供其人民瞻拜。中國的佛牙舍利在斯巡行兩月,受到斯國廣大人民的虔誠瞻拜,促進了中斯兩國人民友誼的進一步發展。1979年八月十四日,斯里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把一尊仿製的古代佛像贈送給中國佛教協會,使中斯友誼的發展,增加了新的一頁。

◎附四︰K. Dhammajoti著‧廣興、圓慈合譯〈斯里蘭卡的僧伽教育〉(摘錄自《法音》雜誌)
在斯里蘭卡,古代寺院式的學府叫做「比利維納」。在古代,沙彌和比丘與古代印度的僧侶一樣,或直接從他們自己的師長及寺內博學多聞的長老處獲得知識;或者到其它已成為著名學府的寺院──即古代的「比利維納」求學。這樣環境保持了完全是寺院式的,而教理知識就在培訓中獲得。這樣的體系一直持續到現代。可以說,在這種古代的比利維納中,在學習的過程中師長和學生之間應該有緊密的相互作用;或至少在那些較好的例子中,師生之間應會有更多的相互啟發。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比丘就能較易地保持一種修行辦道的意識。另一方面在戒律及傳統培訓的束縛下,一個在這種體系下培訓出來的比丘,必然無法像一個現代比丘那樣享有種種的便利──如在中學及大學任意講授自己能勝任的科目──把佛理傳播給廣大的民眾,同時也無法期望有必備的方法論或機會去參加涉及多種學科(如佛教哲學及心理學)的研究。最後除了少數的例外,這些在傳統方法下培訓出來的比丘,儘管如何精通三藏,也無法在國際學術界占得一席之地。

斯里蘭卡比丘和在家的現代佛教教育體系,也許可以說是開始於1876年。那時一位皈依佛教的美國人,科魯內‧奧爾科特(ColonelOlcot),在科倫坡創立了第一所佛教學校。這是一所用英語教學的學校,最初有三十七名學生;後來在1886年演變為全島最著名的一所佛教學校「阿難陀學院」。奧爾科特和當時一些有學問的比丘們如摩訶提瓦特‧古納難陀(Mohotti ratle Cūnananda)和希卡都瓦‧蘇門格拉(Hikkaduwa Sumangala)等一起致力於在多方面把佛教徒組織起來,他們在各地建立了佛教會和「佛教青年聯合會」(這些都是仿照基督教的同類組織而建立的)。

隨著對基督教壓迫佛教之覺醒的提高,這些佛教領袖們逐漸在自己及其他青年比丘思想中培養了一種堅強的弘法意識︰他們決意要使佛法發揚光大。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組織、有系統地在佛教教義上的培訓變得非常急切。因此,奧爾科特和其他長老在全島各地開始了「星期日佛學班」。H‧蘇門格拉長老則在1873年建立了第一所現代比利維納,叫「智增學院」(知識的覺醒),兩年之後又有「智嚴學院」(知識的莊嚴)成立,繼此之後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比利維納相繼宣告成立。隨後「智增」、「智嚴」兩學院都發展成為正規化的國立大學;分別就是現在所知的賈亞瓦德納普拉(Jaya uar dhanapura)大學和克拉尼亞(Kelaniya)大學。根據1987年的統計數據,在政府註冊的比利維納總共有四三一所(還有一些未註冊的小型的比利維納)。在這些比利維納中,有一0九所叫做「大比利維納」,只提供傳統性的佛教課程;有四十九所叫「比利維納智院」,提供通向大學前的「高中文憑」考試的課程(現稱普通文憑考試──高級),其餘的則是小型的比利維納,提供通向比「大比利維納」和「比利維納智院」所需要的較低層次的考試課程。

一般來說,比利維納的教育標準是很高的。在那裏滙集了許多精通巴利語和三藏的「智者」。這些智者們有些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的國外學者來親近他們,以加深其巴利語和佛學知識。這些學者包括國際知名的「巴利語聖典協會」的創立者,里斯‧戴維斯教授;德國著名巴利語學者蓋格爾教授和印度羅睺羅‧沙士克特亞耶教授等。除了這些博學多聞的比丘之外,比利維納還聘請有學問的居士來授課。一般來說,一個孩子一出家立刻就被送到比利維納受訓。他在那裏要住許多年,有些住十二年或更長,直到完成他的學業為止。有些比利維納不供給學生膳宿條件,或條件不夠,學僧(有時包括在家的孩子)就須每天走讀。在這樣愜意的環境中,隔絕外界的干擾,又有專家的嚴格監督,比利維納內的學生就能夠專心致志地學習。因此斯里蘭卡的沙彌和比丘一般對佛教教義有較高層次的理解。有些較年長的沙彌,甚至在未畢業前就能用巴利語來寫作及交談──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成就。

在比利維納內培訓的最後幾年中,許多學生參加政府舉辦的高中畢業文憑考試(大比利維納的學僧要自己投考),並以優異的成績通過考試。據估計平均每年有三百以上的沙彌和比丘被錄取進國立大學深造。

可是這種比利維納的體系並不是沒有其弊端。當然比利維納體系中環境仍然主要是寺院式的。許多比利維納為從外面來的沙彌和比丘提供膳宿設備。就像在普通寺廟一樣,學僧要集體用齋,而且也要參加早晚課誦。有些地方每天或每星期有習禪課。不過許多比利維納也吸收居士來授課,特別是比利維納智院,也接受在家孩子和青年為學生。雖然說他們在這種現代比利維納裏,完全不關注戒律,然其偏重於「般若」(文字般若)則是毫無疑問的,而這還不是開悟證道的智慧,而是一般理性的知識罷了。因此,所謂「小隨小戒」就常常被忽視了。確實這裏也有一些弘法訓練,主要是說法技巧的培養。但它給人的印象是︰從整體來看比利維納的程序不再是像它開始的那樣,注重於培養有道行的出家眾或弘法師,更非宗教領袖,而是那些「智者」。大體上,這種學府是近於唯智論及重於考試的。

基於此,不僅部分青年學僧,就是部分教師也逐漸喪失了其精神價值。結果,真正在精神上那種深切的師生相互激發已所剩無幾。青年比丘在修行奮鬥的征途上所不可缺乏的那種真誠的啟發也就鮮以見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學僧或是中途還俗,或者被他們所認為可那體系所吸引,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悲傷的是︰一些學僧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出現被推向或任由他人推向左右。

當我們談到進大學的比丘時──這種精神困境更加尖銳。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比丘和沙彌都渴望升入大學;其中有許多僅僅是為了在社會上獲得「資格」(或是為了出國)。這個事實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已經失去了許多佛教的價值。一方面為了要面對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是希望為傳統的僧伽提供現代方法的學習和研究,斯里蘭卡政府終於在1981年建立了第一所佛教大學──「佛教與巴利語大學」,它以四個主要的比利維納為分院。在這個大學裏(此大學同時對在家眾開放),比丘們在寺院式的環境下可直接攻讀佛學一直到博士學位。為了調整這個問題,早期也進行了嘗試,那就是在阿努拉得普拉建立的「佛子佛學院」。它是一所為比丘在半寺院式的環境下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相當於大學)。不過這裏所提供的教育,雖然水平較高,但仍然是傳統式的。

早在「佛教與巴利語大學」建立之前,許多比丘就已經升入了普通大學。大體上,只要他們具有足夠的資格,他們可以選修在普通大學提供的任何課程。有些比丘已取得了法律、數學、社會學、考古學等等學位。在本島許多大學的好幾個系──佛學(或「佛學與巴利語」)、佛教哲學、哲學、梵文──中都可以專攻佛學,直到博士學位為止。另外還有一所屬於克拉尼亞大學的「巴利語與佛學研究院」。由於現任院長Y‧卡魯那大薩教授的努力,此研究院在本島「已逐漸被公認為是卓越的巴利語與佛學研究中心」。

除國立大學外,還有一些私人學會為比丘提供大學程度的學術性培訓。其中兩所這樣的學府是「大眾通信學會」和「佛教社會論壇」;兩者都是以B‧維瑪拉拉塔那法師為院長,並邀請大學教授、講師和其他專家執教。

這些現代比利維納和大學培訓的結果,在斯里蘭卡有很多僧眾具有公認的學術資格。儘管在大學學僧中,特別是在他們獲得第一學位後,還俗的比率很高;但仍然有數以百計的比丘有文學學士學位(有些也有理學士學位或商學士學位)、數十位有碩士學位,欣慰的是︰有十幾位有博士學位。幾乎所有這些具有學術資格的僧眾依舊在教育界服務,在大學、比利維納及中學教授佛學。有許多已還俗的博士現任國內外一些大學的高級教授。

由於對過度偏重於理性和考試的「比利維納」系統的不滿意,和對環境對大學比丘影響問題的關注,一些大長老建立了較接近於傳統和修持的「比丘培訓中心」。其中一個值得提及的是在馬河拉村(Maharagama)的比丘培訓中心,它以般若西哈大長老為導師,學僧在學習三藏外,每日還要堅持坐禪。這樣的中心其著重點是︰樸素、自然和寧靜。但這裏也必須提出,一些所謂的「培訓中心」並非名符其實,而實際上僅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學術機構而已。

比此更激進的是「阿蘭若中心」(森林隱居處,漢譯「閑靜處」)。這種中心完全反對比丘在城巿或村莊中居住而接受培訓的思想。在有助於實踐禪定和簡單生活的環境下,常住的比丘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親近博學多聞的長老,在他們指導下研究佛理。但在這樣的場所,智育並不占主要地位。在這些「阿蘭若」當中,最成功的也許是知名的「瑜伽林」的網狀組織,它在全島有一百多個分會。

接下來我們簡要地敘述一下這些受過教育的比丘們所做的弘法貢獻。如果我們把在大學和中學的佛教教育也作為弘法工作一部分的話,儘管不是直接的──也許我們在此重覆一下──大部分畢業出來的比丘以及那些已還了俗的,已經在執行著這樣的任務。不僅如此,他們幾乎全部在積極地從事於弘法利生的工作,並一躍而為「明智長老」,因此弘法更有效,更受賞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般的佛教徒只尊敬那些具有正規學術資格的比丘)。這裏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說法」在斯里蘭卡是極其普遍的,也許比任何我所了解的國家都要普遍。在比利維納講經說法是沙彌培訓的一部分。由於比丘為在家居士說法的傳統在斯里蘭卡是非常強盛,也許甚至不需特別的培訓,沙彌們就可以較輕易地通過觀察其他年長比丘說法而學會說法的技巧。有時在一天中就有不只一次的機會︰當居士把齋飯送到寺廟時,或當他們外出應供時,或在葬禮儀式上,或在初一、十五,或在宗教節日,或在星期日佛學班發獎儀式上,還有電視和電台的弘法節目等等。熏習的機會很多,因此就如同從他受沙彌戒時起,此沙彌就自然地已把對居士說法為義務的種子種在他的意識中了。

在此,我們想順便作一個評論︰有些人不加鑒別地設想,上座部比丘是自私的,說他們不關心他人的苦難,不實行布施。這是武斷的或不完全公平的。許多斯里蘭卡比丘真誠地相信「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他們認為,如世尊親自開示的那樣,只有法供養才能真正使人類離苦得樂。

除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講經說法外,其它主要的弘法活動有「星期日佛學班」(幾乎每座寺院都有)、專題討論會、佛法論壇、教授坐禪和流通佛學書籍等。一些較有魄力的比丘還遠涉重洋到國外弘法,在東西方建立弘法中心。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有能力這樣做;因為大部分的比丘在接受培訓時,主要或完全是以僧伽羅語為媒介的。這裏就突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儘管他們精通教理,但基於其語言的限制,他們不能夠有效地把佛法傳達到外界。本地人對外語培訓的疏忽,部分是由於在近代極端的民族主義趨向所致。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大學的領導現在都在採取措施矯正這一問題。例如在部分大學,學生可以有選擇地以英語為媒介來攻讀佛學。「佛教與巴利語大學」還規定考生在通過英語考試的條件下,才能授與學士學位。

這裏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淺見︰這些在海外弘法的比丘對其它佛教宗派應有一種同情心和真誠的了解;這不管對自己,或是為了其他海外佛教徒進行真誠的對話都是有利的。可惜這一直都很難,這在傳統的上座部國家,也許是可以理解的。欣慰的是,最近已出現了好轉的趨勢;主要是由於一些大學機構的領導的遠見。例如在「佛教與巴利語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裏,有一門是「部派佛教」,另一門則完全是大乘教義。「巴利語與佛學研究院」有一個「大乘教學規劃」,在這個規劃下,學生可自由選擇攻讀純粹是大乘佛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導師部分向海外聘請)。(中略)
在阿蘭若受訓的比丘,他們本來就無意成為通俗的說法法師或弘法家,不過其中有些有時也說法,或接受邀請到阿蘭若外去講授禪法。也有一小部分從事寫作,目的是向外界闡明教義;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就是住在彌特利格拉阿蘭若的惹那難陀長老(《概念與真實》等書的作者)。但以這些「閑靜處」的比丘來說,他們在弘法利生方面最有意義的貢獻就是過著一種作為「無執著」、「知足」和「覺悟」的生活。他們最大的貢獻是給其它修行者一種精神啟發。

在上面,當我們簡單地敘述了那些受過不同形式培訓的比丘所做的弘法貢獻時,我們也就來到了我們在開頭所提到的困境的門檻︰這裏有許多沒有正式(學術)資格為後盾而獻身的弘法家。倘若他們在學術界多少能受承認的話,他們會更受日益西方化的大眾的接受。另有一些具有這種正式資格,而且能夠講經說法的比丘,但卻未必有足夠的宗教信仰。還有一些確實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但已完全失去了他們宗教使命意識,有些甚至在未完成大學學業之前就還俗了。從給與被培訓者精神鼓舞和修持訓練的觀點出發,那些較名符其實的比丘培訓中心及阿蘭若應該是較近於理想的。但除了一些例外,他們通常不具備與現代高級知識分子相互作用的那種學者工具。當然,在少量的西方佛教徒中,其中有一些會有健康的意識︰認為有修持比有學問更有價值。但這決不是世界上能普遍而輕易地找得到的。

斯里蘭卡僧伽教育可以說在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通過現代比利維納系統和大學的培訓,斯里蘭卡有大批具有正規學術資格的比丘,然而,這樣的比丘教育系統也不免有其弊端。現代化的比利維納雖有寺院式的環境,但也幾乎趨向於大學那樣偏重於智育和考試。更甚的是青年比丘在比利維納內很難得到精神啟發,在大學則簡直沒有。結果還俗率很高,特別是大學比丘。阿蘭若的培訓也許至少是對這種種問題的局部的解決辦法。但是它有明顯的局限性──不能培養出具有博學才華的僧伽來正視日益西方化的知識分子的挑戰。

問題──很清楚不只限於斯里蘭卡──仍然存在︰怎樣才能豐富比丘(和其它東方國家的比丘尼)的學識,並使他們獲得在國際上可接受的學術資格;而同時又能給與他們精神上的啟發,及幫助他們保持,甚至加深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能根據佛陀「智信合一」的開示在實踐中達到目的。

作為對可能的解決辦法的提示,我們也許可以參考某些西方佛教徒所作的努力。比如在美國,有許多獻身佛教事業的佛教徒自己建立了學術機構和大學;他們的建設目標是︰既要具足學術培訓所必要的設備,又不丟失在宗教實踐和信仰方面的重點。這樣就很有希望把普通純粹學術性大學的缺陷減少到最小程度。有些人也嘗試著把某些寺院或半寺院的要素結合到他們的學府當中。在英國有一個運動稱為「西方佛教教團」,它強調在所有階層上都要以真誠皈依三寶為中心重點。這個運動根據佛陀「信、勤、念、定、慧」五根和諧的教導,均衡地強調智性的研習(不是說學術的)、禪定和禮拜。一方面採取細心制訂學習方案、討論會、大學課程(有些成員從事)等等手段來提高智識,另一方面在校外建立了靜修所和禪習中心,以便作不同期限的靜修。他們也強調藝術、詩歌及信仰,以陶冶情操,表示內心的宗教渴求。每一分社的成員都要進行定期的「教團聚會」,以期在「善知識」的精神中能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溝通。這個教團的領袖僧護長老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宗教遠見,他不斷加深自己的智慧和學識,以便給整個運動提供必要的啟發。

參考過這些例子後,東方佛教徒自己也許能夠通過選擇、增減而尋得一種在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複雜關係中行得通的解決的辦法。

〔參考資料〕 淨海《南傳佛教史》;龍山章真《南方佛教の樣態》;干潟龍祥《南方の佛教》;藤吉慈海《東南アヅア一セイロン》;早島鏡正《初期佛教と社會生活》;靜谷正雄《小乘佛教史の研究》;前田惠學編《現代スリランカの上座佛教》;E. Teunent《An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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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辭典(教育部)]
知

(一)ㄓ, [動]

1.明白、了解、察覺。如:「相知相許」。唐.李紳〈古風〉詩二首之二:「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2.識別、區別。《禮記.樂記》:「知樂則幾於禮矣。」《淮南子.脩務》:「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3.相交、交往。《左傳.昭公四年》:「公孫明知叔孫於齊。」《荀子.不苟》:「君子易知而難狎。」

4.招待、禮遇、賞識。《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慎惋。」唐.岑參〈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詩:「何幸一書生,忽蒙國士知。」

5.掌管、主持。《國語.越語》:「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新唐書.卷八五.王世充傳》:「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

[名]

1.識見、學問。如:「求知」、「真知灼見」。《論語.子罕》:「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2.意識、感覺。《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無知。」漢.范縝〈神滅論〉:「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

3.知己、朋友。如:「故知」、「舊雨新知」。


賞

ㄕㄤˇ, [動]

1.把財物賜給有功的人。如:「獎賞」、「賞賜」、「賞罰分明」。《禮記.月令》:「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2.器重、看重。如:「賞識」。唐.孟浩然〈夏日南亭懷辛大〉詩:「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

3.讚美、嘉許、宣揚。如:「讚賞」。《左傳.襄公十四年》:「善則賞之」。

4.欣賞、把玩。如:「賞月」、「玩賞」、「雅俗共賞」。

5.尊崇。通「尚」。《荀子.王霸 》:「賞賢便能以次之。」

6.對他人加恩惠於己的敬稱。參見「賞光」、「賞臉」等條。

[名]

1.賜予或獎給的東西。如:「懸賞」、「重賞」。《左傳.宣公十二年》:「先濟者有賞。」《荀子.不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2.姓。如晉代有賞慶。


遇

ㄩˋ, [動]

1.相逢、不期而會。如:「巧遇」。《書經.胤征》:「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

2.契合、投合。《孟子.公孫丑下》:「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韓非子.難二》:「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

3.得志、得到賞識。《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序》:「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漢.王充《論衡.逢遇》:「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

4.對待。如:「禮遇」。《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

5.遭受。《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明.宋濂〈送東陽馬生序〉:「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

6.抵擋、對付。《商君書.外內》:「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荀子.大略》:「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

[名]

1.機會。如:「際遇」、「機遇」。三國吳.韋昭〈博奕論〉:「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2.姓。如漢代有遇沖。


伯樂一顧

ㄅㄛˊ ㄌㄜˋ ㄧ ㄍㄨˋ
千里馬須遇到伯樂,才能顯現其珍貴。語本《戰國策.燕策二》:「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後比喻才能受人賞識、肯定。《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但駑馬鈆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既託驥尾,得以絕群。」


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

ㄅㄨˋ ㄆㄚˋ ㄏㄨㄛˋ ㄅㄧˇ ㄏㄨㄛˋ ㄐㄧㄡˋ ㄆㄚˋ ㄅㄨˋ ㄕˋ ㄏㄨㄛˋ, (諺語)本指所賣物品貨真價實不怕比較,就怕買的人沒眼光。亦可比喻一個人具有真才實學,不怕考驗,就怕沒人賞識。如:「俗話說得好:『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只要自己有真才實學,終會有出頭的日子。」


平實

ㄆㄧㄥˊ ㄕˊ
平易實在,不浮誇虛飾。《文明小史.第二三回》:「萬帥聽他言語從容,議論平實,頗賞識他。」


莫里哀(Moliere)

ㄇㄛˋ ㄌㄧˇ ㄞ
人名。(西元1622~1673)法國劇作家,長於喜劇創作,尤善於人物性格的描寫。曾率領伶人在各地巡迴演出,後得法王路易十四賞識,入宮組王室劇團,常親任演員,表演自己的作品。著有劇本《偽君子》、《守財奴》、《村學究》、《幻想病》等。


謬識

ㄇㄧㄡˋ ㄕˋ
承蒙賞識。《紅樓夢.第一回》:「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


明珠暗投

ㄇㄧㄥˊ ㄓㄨ ㄢˋ ㄊㄡˊ
珍貴的東西落入不明價值的人手裡,而得不到賞識或珍愛。語本《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傳》:「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後比喻懷才不遇,高才屈居下位或好人誤入歧途。元.高明〈二郎神.從別後套.集賢賓〉曲:「怕朱顏去也難留,把明珠暗投,不如意十常八九。」《聊齋志異.卷六.鴿異》:「我以君能愛之,故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


非熊賣屠

ㄈㄟ ㄒㄩㄥˊ ㄇㄞˋ ㄊㄨˊ
賢德之士未受賞識、任用。參見「屠牛朝歌」條。


非熊非羆

ㄈㄟ ㄒㄩㄥˊ ㄈㄟ ㄆㄧˊ
比喻隱士受賞識見用。語本《六韜.卷一.文韜.文師》:「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酈,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復任

ㄈㄨˋ ㄖㄣˋ
回復原任。如:「他因功復任,而且受到上司的賞識。」


待價藏珠

ㄉㄞˋ ㄐㄧㄚˋ ㄘㄤˊ ㄓㄨ
比喻具有真才實學的人,等待被人賞識任用。《群音類選.卷八.玉玦記.別妻求試》:「待價藏珠未可輕,一朝持獻明庭。」


到底

ㄉㄠˋ ㄉㄧˇ, 1.直到盡頭或底端。《舊唐書.卷一七一.列傳.李渤》:「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2.到末了。《文明小史》第二四回:「提起筆來,先把金子香的卷子連圈到底。」

3.究竟。宋.張詠〈寄郝太沖〉詩:「新編到底將何用?舊好如今更有誰!」

4.始終。如:「我對待妳,到底是一樣的。」

5.澈底。元.吳澄〈懷黃縣丞申時避亂寓華蓋山〉詩:「心如清水到底潔,身寄白雲測虛臺。」《文明小史.第三四回》:「倒是那秀才賞識的史論三萬選有些用處,這才配服他們守舊的人,到底揣摩純熟。」

6.終於。如:「等到開演前一分鐘,他們到底趕來了。」


洞燭入微

ㄉㄨㄥˋ ㄓㄨˊ ㄖㄨˋ ㄨㄟˊ
對事物的觀察無所不至,纖細無遺。如:「會議上,唯獨他洞燭入微地點出計畫不足之處,纖細心思備受主管賞識。」


太公鼓刀

ㄊㄞˋ ㄍㄨㄥ ㄍㄨˇ ㄉㄠ
太公,指姜子牙。鼓刀,操刀。姜子牙未受賞識時,曾在朝歌殺牛為生。故用以比喻賢德之士未受賞識任用。參見「屠牛朝歌」條。漢.王?〈聖主得賢臣頌〉:「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


頭場

ㄊㄡˊ ㄔㄤˊ, 1.多場次活動的第一場。如:「他們這次公演,頭場即造成轟動,大受歡迎。」

2.舊時科舉鄉試、會試全程都分為三場,每場三天,第一場即稱為「頭場」。《儒林外史.第二回》:「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文明小史.第三四回》:「倒是那秀才賞識的史論三萬選有些用處,這才佩服他們守舊的人,到底揣摩純熟。頭場出來,很不得意。」


屠牛朝歌

ㄊㄨˊ ㄋㄧㄡˊ ㄔㄠˊ ㄍㄜ
姜子牙未受周文王賞識時,曾在朝歌以殺牛為生。典出《武備志.兵訣評.尉繚子.武議》。後用來比喻賢德之士尚未被賞識任用。也作「朝歌鼓刀」。


拉絲

ㄌㄚ ㄙ, 1.拖拖拉拉。如:「老陳辦事絕不拉絲,難怪經理這麼賞識他。」

2.語言冗長。如:「發言時請簡潔,不要拉絲。」

3.在不加熱的情形下,把金屬材料拉製成條狀或絲狀物。也作「拔絲」。


老少年

ㄌㄠˇ ㄕㄠˋ ㄋㄧㄢˊ, 1.具有老人態度的年輕人。如:「這個老少年處事圓融、應對得體,難怪獲得上司的賞識。」

2.雁來紅的別名。參見「雁來紅」條。


流落不偶

ㄌㄧㄡˊ ㄌㄨㄛˋ ㄅㄨˋ ㄡˇ
不偶,無人相知。流落不偶形容飄泊失意,無人看重、賞識。宋.陸游〈陳長翁文集序〉:「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為詩騷。」《聊齋志異.卷一○.瑞雲》:「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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