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域因緣經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經名）奈女耆域因緣經之略稱。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柰女耆婆經
（經名）一卷，後漢安世高譯。與捺女耆域因緣經同本，其文少略。
（人名）Jivaka jiva，又作耆域，時縛迦。譯曰固活，能活。王舍城良醫名。耆婆耆城同為一人，觀同本異譯經題一云奈女耆域因緣經，一云奈女耆婆可知（二經共為後漢安世高譯，但少有具略相違），敘其出姓。前揭之二經以為柰女與萍沙王（頻婆沙羅王）之子，毘那耶雜事二十一所載，與此同。然四分律三十九謂為王舍城婬女（娼女）婆羅跋提與瓶沙王（頻婆沙羅）子無畏王之子，就提叉尸羅之賓迦羅學醫云。宋史藝文志有耆婆脈經三卷，耆婆六十四問一卷，耆婆五藏論一卷。
（故事）耆婆以種種妙術治病，詳於佛說捺女耆域因緣經，佛說奈女耆婆經，四分律第四十，毘奈耶雜事第二十一。
（雜名）又曰藥王樹。草木有可以治病者。其中最勝者，稱為藥王。捺女耆域因緣經曰：「逢一小兒擔樵，耆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臟腸胃，縷悉分明。耆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
西晉譯經僧。又稱法護、支法護，音譯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266～308），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武帝末年（274頃），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餘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晚年，行踪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讚他「德居物宗」，並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五九部、三０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０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係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七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
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㮈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祐也說（大正55‧98a）︰「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於法護的譯風，忠實於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準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讚他譯的《光讚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讚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於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於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於其後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於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於當世。還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呂澂）
〔參考資料〕 《高僧傳》卷一、卷四；《出三藏記集》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三；《開元釋教錄》卷二；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順《佛教史地考論》；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鎌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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