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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道心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術語)求佛果之心曰道心,無求佛果之心曰無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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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助道資緣

(術語)往生要集下末明念佛行者助道之資緣曰:「問:凡夫行人,要用衣食,此雖小緣,然能辯大事,裸餧不安,道法在焉?答:行者有二,謂在家出家也。其在家人,家業自在,餐飯衣服,何助念佛?如木子經琉璃王行,其出家人亦有三類:若上根者,草座鹿衣一菜一果,如雪山大士是;若中根者,常乞食糞掃衣;若下根者,檀越施,但少有即知足;具如止觀第四。況復若佛弟子,專修正道,而無貪求,自然具資緣。如大論所云:譬如比丘貪求者不得供養,無所貪求,則無所乏短,心亦如是,若分別取相,則得實法。又大集經月藏分中,欲界六天日月星宿天龍八部各於佛前發誓願言:若佛之聲聞弟子,住法,順法,三業相應修行者,我等皆共護持養育,供給所須,使無所乏。問:凡夫必不三業相應,若有缺漏,應無依怙?答:如此問難,是即懈怠無道心者所致。若誠求菩提誠欣淨土者,寧捨身命,豈破禁戒,應以一切勤勞,期永劫之妙果。」


[佛光大辭典]
一色

梵語 eka-rūpa。(一)指一物質之形象或現象。

(二)乃極其微細之意。往生要集卷中(大八四‧五六上):「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三)表全心全意,或純一佛道之修行。典座教訓(大八二‧三二○上):「蓋猶一色之辨道歟!若無道心者,徒勞辛苦,畢竟無益也。」 p43


乞食

梵語 paindapātika,巴利語 pindapāta。乃印度僧人為資養色身而乞食於人之一種行儀。又作團墮(即取置食物於中之義)、分衛、托鉢、行乞等。係十二頭陀行之一。其原始意義有二,即:(一)自利,為杜絕俗事,方便修道。(二)利他,為福利世人,予眾生種福機會。故乞食屬僧人清淨之正命;若自作種種生計以養其身,則為邪命。

行乞之方法與威儀,據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及毘尼討要卷六載,入城行乞時,道側而行,左手持鉢,次第乞食;以維持生命為限,心不貪著,故得食時不喜,不得亦不憂,唯以除舊疾,養氣力為要。另據法集經卷一載,如來乞食有三意,即:(一)不貪珍味,美惡均等。(二)為破我慢,於富貴貧賤等家皆無揀擇。(三)慈悲平等,大作利益。又佛制以「過午不食」為律,此乃源於面貌極黑之迦留陀夷比丘,曾於日暮雷雨交加之時,入城乞食,一孕婦見而驚怖,誤以為鬼,以致胎墮;由此,佛遂立過午不食之制。

此外,寶雨經卷八載,菩薩以成就十種法而行乞食,稱為乞食十為。即:(一)為攝授諸有情故,菩薩見一切有情受諸苦惱,雖能成就微少善根,但為時不久,為欲攝益諸有情而行乞食。(二)為次第故,即入城邑聚落時,住於正念,具足威儀,諸根寂然,依次乞食,不捨貧窮家而入富貴家(唯除惡種類家、諸外道處)。(三)為不疲厭故,菩薩次第乞食時,不生厭離,亦不疲倦,於諸有情無所憎愛。(四)為知足故,以其不疲厭,遂能知足。(五)為分布故,若得食後,好壞食物皆當隨應受取,返己住處,先於如來像,或舍利塔前供養讚歎;復以所得食物分為四分,三分施與同梵行者、貧窮之人、惡道有情,所餘一分自食。(六)為不躭嗜故,謂菩薩雖食,而於食事無貪、無染,亦無愛著。(七)為知量故,受食唯為活命,不使身體羸弱,亦不令其過量;若極虛弱則影響修持,若極重則增長睡眠。(八)為善品現前故,菩薩如法行食,能令善品增長現前。(九)為善根圓滿故,以其勤修而無怠惰,故得圓滿菩提資糧。(十)為離我執故,由彼一切之善,能成熟菩提分法,遠離我執,遂能捨身肉,施與有情。我國自古則稱乞食為托鉢,托鉢時當心念威儀,專注於道,若無道心而僅存形式,則與一般乞者無異。

又據顯揚聖教論,比丘乞食,有五處不可往,以避嫌疑。(一)唱令家,歌唱曲令,但取歡娛,能亂禪定。(二)婬女家,其處行止不潔,聲名不正,色欲因緣為障道根本。(三)酤酒家,酒是起罪因緣,能生過失。(四)王宮,乃貴戚之處,嚴禁之所,非可干冒,故不可往。(五)旃陀羅,即屠者之家,此處殺心盛大,惱害眾生,見者傷慈,壞善根本,故不可往。〔中阿含經卷四十八牛角娑羅林經、五分律卷二十七、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中三之二、卷下三之四、釋氏要覽卷上〕 p724


典座

禪林中負責大眾齋粥之職稱。東序六知事之一。據敕修百丈清規卷四兩序章典座條載,典座職掌大眾之齋粥,一切供養務須淨潔,物料調配適當,且節用愛惜之。此職務雖係料理飲食之雜役,然自古該職即極受重視,通常推舉志行高潔之僧任之,該項工作猶如一種辦道修持,若以無道心者任之,則僅徒勞辛苦而畢竟無益。

典座之稱係取「典床座」一語而來,據摩訶僧祇律卷六載,佛住舍衛城時,由比丘陀驃摩羅子掌理九事,即:典次付床座、差請會、分房舍、分衣物、分花香、分果蓏、知暖水人、分雜餅,及典知隨意舉堪事人。典次即次第付與、差擇。其中,付與床座時,該長老自右手小指出示燈明,依品次付與床座。另據大宋僧史略卷中、祖庭事苑卷八、翻譯名義集卷四等載,稱典座為知事,乃取其典知九事等雜役之意。

此外,典座之居室,稱典座寮或典座房。隸屬於典座之下而受其使令之僧職,有飯頭、粥頭、米頭、柴頭、園頭等。據五燈會元所載,昔時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任飯頭,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任米頭,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任桶頭,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任園頭,紹遠禪師在石門座下任田頭,智通禪師在溈山座下任直歲,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任燈頭,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任柴頭,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任水頭,佛心禪師在海印座下任淨頭等。〔景德傳燈錄卷九、禪苑清規卷四、禪林象器箋職位門〕(參閱「知事」3461) p3081


賣僧

指禪林中從事買賣之僧侶。又稱墮落僧。後轉指阿諛他人、唯念名聞、利養,而無道心之僧。 p6184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如淨

南宋曹洞宗僧。俗姓俞。字長翁。明州葦江(浙江寧波)人。師自幼即異於常人。及長,投天衣寺出家,學出世之法。淳熙八年(1181)十九歲時,至雪竇山,參足菴智鑑,因參庭前柏樹子之話頭而大悟。嘉定三年(1210)掌理華藏褒忠寺,後歷住建康(江蘇省)清涼寺、台州(浙江省)瑞岩淨土寺、臨安(浙江省)淨慈寺、明州瑞岩寺等剎。寶慶元年(1225)奉敕住持四明天童山景德寺。

師致力闡揚宏智正覺以來,久已滅絕的默照禪風。其人格廉直豪爽,甚獲當時叢林禪門行者所推尊。寧宗嘗賜予紫衣師號,但師上表辭之。理宗紹定元年七月十七日示寂,年六十六。遺偈云︰「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𨁝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嗣法弟子有鹿門覺、雪菴從瑾、石林秀、孤蟾瑩、日僧永平道元等。其中,道元更將師之曹洞禪風傳至日本,道元亦因而成為日本曹洞宗之鼻祖。師之著述有《如淨和尚語錄》二卷、《如淨禪師續語錄》一卷,收在《卍續藏》第一二四冊、《禪宗全書》第四十五冊。

◎附一︰呂瀟〈如淨禪師語錄序〉(摘錄自《天童如淨禪師語錄》卷首)

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茍得其由,門戶易入。雖取捨少異,作用弗同,要之殊塗一致耳。惟天童淨禪師不流不倚,兼而有之,自成一家,八面受敵。始以竹篦子久知痛癢,後因一滴水漸至澎衝,斷壍懸崖,斬釘截鐵。所謂用法得法外意,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者也。觀其登寶華座,若猛虎踞,擊大法皷,作獅子吼,直使人天讚仰,魔鬼歸降。至於一偈一頌,一話一言,呼風吐雲,轟雷掣電,千態萬貌,不可窮盡,近世尊宿絕無僅有者。

凡歷四大寶剎,孤雲野鶴去住自如,皆於是見焉,故勇猛精進者得之,猶入暗室遇大光明,見種種色;退縮未諭者畏之,如子弟之對嚴父師。殊不知藥瞑眩而厥疾瘳,終有益矣。

師之得力處,出生入死處,固難以形迹求,作實法會,然觀水必觀瀾,涉大海從津涯,故舍其言無以求其奧也。宗上人以師之法語俾予序其篇首,予則安能!蓋予與師為鄉國人,為道誼友,且心眼相照,不可無數語以述大概,因卒爾以附于帙尾,若夫發揚盛美,使燈燈相續,師之名愈久而愈隆,則有當世之名公鉅儒在。

◎附二︰「如淨與道元」(摘錄自王進瑞〈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

道元於是年七月起,在天童山景德寺掛單。當時的堂頭和尚是無際了派禪師,無際禪師是臨濟宗大慧宗杲的法孫,在當時亦是位傑出的法將。可是道元卻與無際禪師無緣,在其座下參學二年後仍不能投契;不得已離開天童到各地去遍參尋訪明師。先到徑山訪浙翁如琰,再到台州參盤山思卓,以後歷訪天台雁山、平田萬年、廣元護聖、育王廣利等等。依然都無法契合。在此走投無路後再想起天童無際,認為比這些人還算不錯,所以想要返回天童再參無際,在途中忽聞無際已經逝世之消息,於此嗟嘆明師難逢。道元當時的心中確起徬徨;應否再訪明師﹖或者返回日本﹖拿不定主意之下,一時決定返回日本。正在打聽回日船期時,無意中在徑山羅漢堂遇到一老僧,名叫老璡者,聽了道元的處境後告訴他說︰「當今天下宗師雖然眾多,但具有道眼者莫過於淨老,淨老頃已奉勒晉住於天童,應早去參見。」聽了這個好消息後,道元當即回到天童山。道元參見如淨的時日,據他所著《寶慶記》中所記載是︰宋‧寶慶元年(1225)五月一日,剛好是道元入宋後滿二年。在這兩年間道元到處去參學,竟未能遇到一位與他有緣的明師,來打破他的漆桶。正在道元陷於求道低潮的時期遇到如淨,對於道元一生算是否極泰來的轉機;以後道元光輝燦爛的一生,從此啟開其第一頁。

道元與如淨好像是從前世就有宿契一樣,兩人一見面就互相覺得有緣。除了道元在心中暗喜能逢明師外,如淨亦有檢得一塊待雕的璞玉之感。如淨當面向道元說︰「佛佛祖祖面授法門現成也。」(《正法眼藏》〈面授章〉)允許道元是一位將來能繼承他道業的嫡子。並且時常向道元說︰「你有古佛之操行,必可弘通祖道。老衲得你,猶如釋尊之得迦葉云云。」等語,可見其師資相許程度。

如淨號長翁,明州葦江人,俗姓俞。出家後勤學經論,十九歲就出外遊方,登雪竇山參足庵智鑑,在鑑座下了畢大事。然後遊歷江湖二十餘年。四十八歲受請住於建康府清涼寺、台州瑞岩淨土寺。然後奉敕住於臨安府南山淨慈寺,移住明州瑞岩寺,再奉敕住於淨慈寺時,無際了派遺書給他,才奉敕移住於天童山景德寺。

師的作風孤高嚴峻,不容易允許雲水掛單。平常說︰「無道心慣頭我箇裏不要也。」便逐出了後說︰「不是一本分人要作什麼﹖如此狗子騷人掛撘不得。」因此在如淨座下,沒有一個懶骨頭。

據《寶慶記》所記載,道元於初見面時曾向如淨呈文說︰ 
「道元幼年發菩提心,在本國訪道於諸師,聊識因果之所由。雖然如是,未明佛法僧之實歸,徒滯名相之懷懍。後入千光禪師之室,初聞臨濟之宗風。今隨全法師而入炎宋,航海萬里,任幻身於波濤,遂得投和尚之法席,蓋是宿福之慶幸也。和尚大慈大悲,外國遠方之小人,所願者不拘時候,不具威儀,頻頻上方丈,欲拜問愚懷。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時不待人,去聖必悔。本師堂上大和尚大禪師,大慈大悲,哀愍聽許道元問道問法。伏冀 慈照。小師道元百拜叩頭上稟。」

對道元這樣認真的懇求,如淨亦批覆說︰「元子參問,自今以後,不拘晝夜時候,著衣衩衣,而來方丈,問道無妨。老僧一如親父之恕子無禮也。太白某甲。」

從此以後道元便開始猛烈的求道生活。道元將其始末寫在《寶慶記》一書中,詳細記載他們師徒間的一問一答。從此書中我們可以知道,道元當時好像是一張白紙一樣,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要問。小即從衣食住行的各項細節起,大即如十方三世東土西天的佛法經論等等問題,無所不問。如淨亦不厭其詳一一解答或親自指導,使道元的知識於此大開。除了上面所說知解的開導以外,在如淨座下最注重學習的,就是只管打坐;只管打坐一味才是如淨教學的真骨髓。如淨對只管打坐的酷愛,道元有這樣的記錄︰
「先師常說,我自十九歲以來,遍參諸方叢林,未遇得明師。十九歲以來一日一夜,未曾有離開(坐禪用)蒲團之日夜。某甲從未住院以來,不要與鄉人聊天閑談,是乃因珍惜光陰所致,又在掛錫之所在,亦未曾進入別人寮房。何況出去遊山玩水消耗時間。除在雲堂公界坐禪以外,或在閣上,或在屏處,獨自前往穩便處坐禪。袖裏常帶蒲團,或在岩下坐禪,常念寧可坐破金剛坐,正是所願也。有時坐到臀肉爛壞,愈感愛好坐禪。某甲六十五歲,老骨頭已懶,又不會坐禪,但為愍念十方兄弟,所以才住持山門曉諭方來,為眾傳道。」(《正法眼藏》〈行持章〉)

當時的天童山景德寺僧堂內一般雲水坐禪作息的情形,道元有這樣記錄︰
「我(道元)寓居大宋天童禪院時,大眾從黃昏一直坐禪坐到二更三點(下午十一時)、曉天即從四更三點(上午三時)起坐禪。方丈亦一起在僧堂內坐,連一夜都未曾懈怠。其間眾僧甚多都打睡,方丈行巡,對打睡的僧,或用拳打,或脫履打,使之醒來。如果還未醒者,即召行者在照堂點燭打鐘,臨時普說︰『你們在僧堂只管打睡有何用。倘若如此何必出家入叢林。不見嗎﹖在世間上自帝王官人,下至一般百姓,有何人安閑過日,君治王道,臣盡忠節,乃至庶民鋤田耕作,有何人安逸過日﹖你們不作世俗工作,進入叢林,如果空過時光,畢竟有何用﹖』……近仕侍者曾對方丈說︰『僧堂裏眾僧,或因疲勞過度、或因生病,以致時在坐禪中打睡。如果對此打罵,也許會導致僧人退志,可能由於坐禪時間過久所致,何不縮減坐禪時間。』對此建議,方丈一聽就大罵說︰『不然也,無道心者在僧堂內雖然僅坐片刻,亦會打睡。有道心有志氣者,坐禪時間愈長會愈愛好坐禪。我在年青時曾遊歷諸方,有的長老曾對我說︰『以前看到打睡僧時,便用拳痛打。但於今年老體弱,要用力打亦覺得力不從心,因此近來出息的僧人,愈來愈少。』這可以說,坐禪時如不嚴教,佛法會愈衰微,所以老衲不得不嚴。」(《正法眼藏隨聞記》)

從以上一段記錄可以看出如淨教導眾僧坐禪的一斑。道元再繼續說︰
「先師天童淨和尚住持時,於僧堂內看見坐禪時打睡的僧,便用拳打,或脫履來打罵。但眾僧欣然接受挨打,不但毫無怨言,且會感激,有一次上堂的時候說︰『我已老矣。應該要辭眾住於庵內養老才對。但為了各位的知識,破除眾人迷執,匡扶正道,才當住持人。因此縱有呵責之言,或用竹篦打擲等事情,我自己亦覺得很惶恐。這是為了代佛宣揚所作,別無他意,請眾兄弟慈悲,予以體諒。』眾僧聽了,大家都流涕不已。」(《正法眼藏隨聞記》)

在這種嚴格的道場,道元亦認真不惜生命,日夜不懈隨大眾認真參學。他曾寫當時自己的覺悟說︰「縱會發病至死,亦應一直參學去,如果得病而死,在所甘願。」可見其猛烈參禪的一斑。

〔參考資料〕 《繼燈錄》卷一;《續燈存稿》卷十一;《五燈會元續略》卷一;《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七;《如淨禪師行錄》;《揞黑豆集》卷一;阿部肇一《中國禪宗史》第十八章;鏡島元隆《天童如淨禪師の研究》。


典座

指禪林中典掌大眾齋粥之僧職。東序六知事之一。《敕修清規》卷四〈兩序章〉載(大正48‧1132c)︰「典座,職掌大眾齋粥,一切供養務在精潔,物料調和檢束局務,護惜常住,不得暴殄,訓眾行者,循守規矩,行益普請,不得怠慢,撫恤園夫,栽種及時,均俵同利,二時就廚下粥飯,食不異眾,粥飯上桶,先望僧堂,焚香設拜,然後發過堂。」

按典座之稱,係取自「典床座」一語而來。《摩訶僧祇律》卷六云(大正22‧280a)︰「爾時,有比丘名陀驃摩羅子,眾僧拜典知九事。九事者,典次付床座、典次差請會、典次分房舍、典次分衣物、典次分花香、典次分果蓏、典次知煖水人、典次分雜餅食、典知隨意與堪事人。是名僧拜典知九事。」總典知九事者,稱為知事。典座乃取其中「典床座」而立名。《大宋僧史略》卷中云(大正54‧245a)︰「典座者,謂典主床座,凡事舉座,一色以攝之,乃通典雜事也。」今禪家稱典齋粥者為典座,則為其義之轉化。《祖庭事苑》卷八云(卍續113‧237上)︰「今禪門相沿,以立此名耳。」

此項職務雖係掌理炊飯等雜役,然古來即頗受重視。多選高悟之士充任,以示在日常生活中辦道之不容忽視。《永平清規》卷上〈典座教訓〉云(大正82‧ 320a)︰「典座一職,是掌眾僧之辦食。禪苑清規云︰供養眾僧故有典座。從古道心之師僧、發心之高士,充來之職也。蓋猶一色之辦道歟,若無道心者,徒勞辛苦,畢竟無益。」此外,隸屬典座之下而受其使令之僧職,有飯頭、粥頭、米頭、柴頭、園頭等。

〔參考資料〕 《禪林象器箋》〈職位門〉;《翻譯名義集》卷一;《景德傳燈錄》卷九。


最澄

日本天台宗開祖。近江(滋賀縣)人,俗姓三津首。其先人為歸化日本的漢人。幼名廣野,十四歲出家後,改名最澄。延曆四年(785),於東大寺受具足戒。同年,登比叡山,作五條發願文。博研經論,特崇一乘思想。於延曆七年創建根本中堂,號比叡山寺,後改稱一乘止觀院,深受桓武天皇的尊崇。後應請至山城(京都府)高雄山寺,大開講筵。

延曆二十三年,師為深究法華一乘教義,乃與空海同行入唐,從道邃、行滿等人受圓、密、禪、戒諸法。翌年返國,於高雄山寺設灌頂臺傳密教。二十五年,獲准於南都六宗之外,增設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諸宗、諸大的出家人數)二人,開日本天台宗之新紀元。其後,為弟子泰範之去留,而與空海絕交。此外,又與南都舊宗派諸僧論爭,師常以新興精神論斥舊宗弊病。弘仁九年(818),為培養大乘菩薩僧與設立大乘戒壇,乃起草天台法華宗年分學生式(六條式)、勸獎天台宗年分學生式(八條式)。翌年,作法華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條式),上呈嵯峨天皇,請建大乘圓頓戒壇,然遭僧綱與南都諸大德反對,乃著《顯戒論》三卷等反駁。然直至師示寂後,方獲准於比叡山設立大乘戒壇。弘仁十三年,示寂於中道院,世壽五十六。日本‧貞觀八年(866),追諡「傳教大師」。世稱叡山大師、根本大師、山家大師。


最澄


師主張圓、密、禪、戒四宗一致的宗風,對日本鎌倉時代禪宗之興起,有深遠的影響。著有《照權實鏡》、《法華去惑》、《守護國界章》、《法華秀句》、《內證佛法血脈譜》等書,現存有一六0部,然其中之若干部,真偽不詳。

◎附一︰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傳教大師及其門徒〉(摘錄自《日本佛教史綱》第二期第三章)

傳教大師名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廣野,父淨足(百枝),江州(即近江)滋賀人。其祖先是後漢孝獻帝的後代。大師生於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元年(767)。幼年跟隨近江的國師行表高僧,後赴南都,開始學習鑒真和尚帶來的天台宗經釋。二十歲時感概末法的澆漓,世態的無常,進入叡山無人之境,結草庵居住,獨自冥想三觀之理。延曆七年(788)自刻藥師如來的尊像並營建佛殿安置。此即根本中堂,此後稱為一乘止觀院,也即比叡山寺。延曆十三年(794)舉行盛大供養法會,其儀式之隆重令人吃驚。他看到日本只有權教、小乘教,而沒有顯彰一乘教奧妙教義的教派,就自懷大志,首先把南都的十高僧請到山上宣演法華十講,以後親臨和氣、弘世等人的高雄山寺的法華會,擔任證義者,大力發揮天台宗的妙旨。善議、勤操等老僧都深服他對佛法造詣的高深。大師之名轟動一時,天皇也深受感動,在法華會進行不到一半之時,批准大師的奏言,命他做一年的還學生,由徒弟義真當求法翻譯到唐朝求取天台宗教籍。

義真和尚是相州人,俗姓丸子連,從小出家,在南都學習法相宗。後隨傳教大師學天台教義,因為他曾隨東大寺慈賢學會漢語,所以在大師做「還學生」入唐之際,因大師之請,接受充當翻譯的任命。延曆二十二年(803)四月,大師隨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乘第二號船,從難波(大阪)出發,在海上遇到風暴折回;第二年七月又從筑紫(今福岡)出發,又一次遭遇風波之難,在同年九月,才到達唐朝明州(寧波)的海岸。大師先到台州的天台山,從修禪寺的道邃、佛隴寺的行滿學習圓教,又與義真一起從道邃和尚受菩薩大戒。道邃和行滿都是荊溪的門下。這個期間,大師還另外從禪林寺的翛然學得牛頭山之禪。大師幼時的老師行表高僧,是從道璿律師受北宗之禪。因此叡山之禪以行表所傳為正傳,以大師為達磨付法十代的法孫,而以翛然之禪為旁傳。大師離開天台山以後,又到達越州龍興寺,遇見順曉阿闍梨,與義真同受三昧灌頂,得授法文、圖樣、道具等。大師在唐一年,其所傳的法門遍及圓、密、禪、戒四宗,稱之為「四種相承」。延曆二十四年( 805)六月回國。

七月,傳教大師入京師,奉天皇敕命為南都八高僧講授天台宗法門,又在高雄山寺建築法壇,為道證、修圓、勤操、正能等八位大德授灌頂。這是日本有灌頂之始。傳教大師又想擴展叡山規模,指定了建築十六院的用地,而且要在日本國內建立六處寶塔院,各院放置《法華經》一千部,每日延續講誦《金光明》、《仁王》二經,以祈求國家的安寧。延曆二十五年(806)正月上表說,在歷來的諸宗中要新加上天台法華這一宗,山上每年受度者二人,設置止觀、遮那二業,以《法華》、《金光明》、《仁王》和《遮那》、《孔雀》、《守護》分別作為這二業的三部經,此外,叡山應脫離僧綱的統攝,捨棄南都的小乘戒而另在叡山建築大乘圓頓戒的戒壇。對此,南都的僧綱以及東大寺的景深等人,都攻擊大師,致使其奏言沒被採納。在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大師將後事托付義真,於中道院圓寂,年五十六歲。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贈最澄「傳教大師」的諡號。這是日本有大師號的開始。大師所著《顯戒論》及《守護國界章》等,最為著名。

◎附二︰田村芳朗著‧慧嶽譯〈日本的天台思想〉(摘錄自《天台思想》第一部第一章、第三章)

最澄
日本的天台宗從一開始就含有華嚴或《大乘起信論》的思想。傳教大師最澄(767~822),在研究天台教學以前,已經吸收了華嚴論書與《大乘起信論》的思想,因此他在中國所習得的天台教學,會有華嚴宗思想的涉入,乃屬必然的結果。

最澄雖然主張法華勝過華嚴,但他認為法華是超勝性的一乘(根本法華‧果分法華),又提到真理之生成(真如隨緣)的說法,這些很明顯的是攝取華嚴哲學而來的。因為根本一乘的觀念,本來是華嚴宗首先提出來的,而被最澄取用於法華。故日本天台,從開始就是天台思想與華嚴思想統合的結晶。

最澄致力於將其他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盡納入法華一乘,而確立佛教的一大綜合體系!其直接的工作是針對當時的奈良佛教界的雜亂,樹立統一信念的經緯,而當時日本佛教的諸思想,正巧冥符於綜合統一的位置。

同時代的弘法大師空海也曾為佛教的綜合體系作過努力。但最澄與空海對最高真理的探究,卻往相反的方向而進展。最澄是向宇宙的究極,換言之,是離心式的真理探究;相對的,空海乃向宇宙的內在,即向心式的真理探究。最澄肯定的把究極真理配置於《法華經》的一乘妙法,空海則將宇宙內在之神祕性配置於真言密教的祕法;而各自努力於思想與哲學的綜合體系。

空海的《祕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將佛教內外諸思想分為十個階段,而以真言密教為最高,成為一部比較宗教論,也是綜合思想體系書。其中有趣的是︰第七為空、中觀的三論宗,第八是天台宗,第九是華嚴宗,最後的第十是真言宗。(中略)

最澄所著的綜合思想體系書,有《照權實鏡》(五十一歲)、《守護國界章》(五十二歲)、《法華秀句》(五十五歲)等,與空海相較,最澄的思想體系存在著未完成的部分。但是也因此而有了發展的餘地,事實上,叡山天台在最澄之後有思想上的大飛躍,而達到稱為天台本覺思想的登峰造極之哲理。此外,叡山也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思想家。榮西、法然、親鸞、道元、日蓮等鎌倉新佛教的祖師,也本來是叡山的學僧。

空海的思想體系非常完整,沒有留下什麼可以補充的。故空海以後的真言宗即集中於神祕體驗的技術,可以說是相對於教相而成為事相的重視。而比叡山則是人格完成的道場、真理探究的學山;相對的,高野山乃屬祕法傳授的靈場、神祕體驗的靈山。

真言宗由於專精於事相而疏於教相,致使真言密教有成為單純的咒術的危險。但是其思想背景,實為含容豐富多彩且廣大深遠的教理體系。故今日對空海所遺留下的教相學,實有再認識與探究的價值。

日本天台由於採納了密教,因此也有事相面的發展,但其主要的努力還是在教理的鑽研上。所以後來叡山作為真理的殿堂而為天下所尊仰,在那裡的哲學突破了思考的限界,窮盡了真理的絕頂。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絕對性一元論的極致。佛教的專門用語,稱為天台本覺思想。(以上第一章)

在日本的開展──最澄的生涯
(前略)首先,我們就日本天台宗之祖傳教大師最澄來加以考察。最澄是十二歲時,向近江(滋賀縣)國分寺的行表(722~797)學習佛道,首先研究華嚴論書和《大乘起信論》。十四歲得度受沙彌戒,十九歲在東大寺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僧。受戒後的三個月,登上比叡山,至三十二歲的十三年間,隱居於草庵,從事佛道的修行與研究。

他隱居叡山的理由,據其弟子仁忠的《叡山大師傳》所說,是由於感嘆人生之無常、正法之衰退,而想棲身山林。在最澄入山後不久所寫的〈願文〉也有同樣的表示。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他入山更根本的動機是由於對雜然的奈良佛教界之懷疑,進而想探究真正的佛教和統一的佛教。

最澄入山那一年,就是桓武天皇為擺脫奈良佛教界的牽制力而遷都長岡的第二年。奈良時代幾乎把佛教所有的思想和經論全部傳入,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驚嘆的。但是當時的佛教界只是雜然的沈溺於學解的論議,而不以之為人生觀或信念構造;在實際的活動方面,佛教反而成為政爭的工具而俗權化。最澄眼見這些情況,而產生了探究真佛教與統一佛教之心,因而隱居叡山。

如此,他從研究行表的華嚴學,而漸漸加深了對作為統一真理的《法華經》與作為統一佛教的天台思想之關心。二十二歲時,建一乘止觀院(根本中堂)。三十二歲時,發表其研究成果,講解《法華經》及天台思想。後來為求更進一層的深造,遂於804年(三十八歲)入唐,停留八個多月後歸國。歸國的翌年(806)在叡山創天台法華宗,並得到政府承認。

獨立戒壇的設立
但是,天台法華宗的被承認,並不意味著就能立刻脫離奈良佛教的支配。因為即使在叡山得度成為沙彌,但要受戒成為正式的僧侶時,仍然必須經過奈良的戒壇;結果好不容易在叡山得度,但到奈良以後不再回山的青年開始出現了。這就是最澄晚年想要在叡山設立獨立戒壇的理由。

816年(五十歲)時,他發表了《依憑天台集》,隨著他確立天台宗的熱忱之漸漸提高,造成對奈良佛教的刺激而引起反撲。法相宗的德一寫《佛性抄》非難天台教學,而最澄則著《照權實鏡》(817)、《守護國界章》(818 )、《法華秀句》(821)來反駁。他們之間往復論難的中心問題,被稱為「一三權實論爭」。也就是說,德一所依據的法相宗立足於現實的差別相,而主張三乘真實、一乘方便。相對的,最澄則以天台所強調的一乘真實、三乘方便作為反駁的根據。

透過這樣的論爭,最澄推進了天台宗的確立;與此相關連而又十分重要的,就是獨立戒壇的建立運動。如前所述,如果不在叡山設立戒壇,那麼即使在教義上確立天台宗,但在實質上仍是沒有確立的;正因為這樣,最澄決意要在叡山設立戒壇。而且他的企圖不是小乘戒而是大乘戒。到當時為止,大乘佛教興起了,但在實際的生活規範方面仍然依據小乘戒。如果能夠實現大乘戒壇的話,那麼就能在教理理念和實踐規律兩方面帶來大乘佛教實質的確立,這可以說是佛教史上劃時代的事件。

首先,他在818年(五十二歲)五月,用大乘戒制定了教育叡山學生的規定(山家學生式)共六條(六條式),呈奏朝廷;八月又呈上規定細則的八條式;翌年三月,又上呈敘述寺院、戒律有大小乘之別,而明白表示要以大乘戒建立純粹大乘寺的四條式。四條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強調真俗一貫或努力於利他的現實實踐之菩薩,主張出俗之僧也應該是以大乘菩薩戒為依歸的「菩薩僧」。

對於叡山想要別立大乘戒壇,奈良佛教界不用說當然是反對的。政府也不允許。政府雖然不十分贊同奈良佛教界,但是奈良的戒壇和僧官的存在,有助於政府對佛教全體的統制;如果叡山別立戒壇,恐怕會使統制崩壞。最澄在820年上呈《顯戒論》,引用《仁王般若經》中認為國王設僧綱來統制僧侶是違反正道的說法,希望政府再考慮,但到最澄死時政府仍未許可。

在此順便一提,《仁王般若經》被推定是在帝王支配權很大的五世紀之中國,由對此種支配權表示反抗的僧侶所作的。傳入日本之後,僧侶們並不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對王權的批判上,反而將它專門作為鎮護國家之用;奈良佛教界的僧侶用它來為王權服務,進而以之圖利而擴大自己的俗權。至最澄時,才將注意力放在對王權的批判上,由此可見最澄的純粹。他隱居叡山,本來就是對奈良佛教界的俗權化之批判的表現。這不是逃避現實的意思,這可以在四條式中強調現實實踐的菩薩行中看出來。

822年四月,他臥病在床,知道自己將不再起,對弟子囑託後事,遺誡說︰「勿為我作佛事,勿為我寫經,應述我之志。」「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六月四日,以五十六歲之年而亡。由於他周圍的人之奔走,在死後七日,大乘戒壇建立之敕許頒下。翌年二月二十六日,朝廷賜寺額,稱為延曆寺。戒壇院的實際興造,是在最澄死後第六年的827年五月,最澄的宿願至此終於達成。

日本天台之進展
最澄確立的天台法華宗,使日本佛教產生了很大的轉變,這主要表現在下述三點︰(1)獨立於王權和俗權之外。(2)確立了以信仰和信念為依據的宗派。(3)實現了綜合統一性的佛教體系。從第三點來談的話,就是將大乘佛教最高階段的天台、華嚴、密教、禪等各種思想加以綜合;而叡山天台繼承最澄的成就,無論是在佛教方面還是在思想方面,都發展到了絕頂的最成熟的階段。

最澄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最初學習華嚴,到中國之後,所看見的又是與華嚴有交涉的天台,因此他能將天台與華嚴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換言之,中國的華嚴、天台之爭的解決線索,可以在最澄的思想中找到。我們可以說,真理的三要素,也就是普遍、具體和生成,在最澄的思想中是合而為一的。

在最澄以後,推進這條線而有結晶的,就是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天台本覺思想。天台本覺思想是以天台、華嚴(《起信論》)、密教、禪為主軸,並融合淨土教,而將普遍、具體、生成這真理的三要素以近乎完全的形態使之結晶,可以稱得上是思想的珠玉。它從平安末期開始以至鎌倉、南北、室町時代繼續發展的同時,不只是日本佛教各宗,甚至一般思想和文藝的領域,也都在其發展的背景下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必須將天台本覺思想加以修正的必要也產生了。因為天台本覺思想的形成者們,是在真理之殿堂的深處,專門沈溺於思索的究理之徒,以致於完全陷入絕對一元的境地,對於現實難免有成為旁觀者之虞。有時他們會把絕對的境地直接的套用於現實,而成為肯定現實,忽略了現實的事實相是相對、有限的。甚至他們進而為墮俗者提供了肯定欲樂的工具。雖然它充分的吸收了生成的原理,但是與現實相對決並加以改革的強有力的生成之努力並沒有被發揮出來。

平安末期所發生的古今未曾有的社會動亂與不安,敲響了人類沒落的警鐘,使人不得不去面對世間的無常和惡苦。在面對現實的時候,想要再於真理殿堂的深處沈溺於絕對一元的觀念就變成不可能了。因此在天台學僧之中,離開叡山而立於現實之街巷者也就出現了。其代表人物就是法然源空,以及法然之後的親鸞、道元和日蓮。(以上第三章)

〔參考資料〕 《叡山大師傳》;《元亨釋書》卷一;三浦周行《傳教大師傳》;鹽入亮忠《傳教大師》;上杉文秀《日本天台史》;加藤榮司、永井洛子合著《最澄の世界》;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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