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業
[國語辭典（教育部）]ㄨㄣˊ ㄏㄨㄚˋ ㄕˋ ㄧㄝˋ
泛指從事文學、藝術、廣播電視、出版等相關的事業。如：「文化事業一向有著教育社會大眾的神聖使命。」
[佛光大辭典]
大光
（1922～
）山東人。字念澄。倓虛法師之弟子。北平中國佛教學院畢業。曾任香港佛教聯合會總務及學務委員、能仁書院董事等職。此外，曾創辦觀音中小學、兒童教養院、施診所、出版社等慈善、文化事業。著有倓虛大師影塵回憶錄。 p773
（1899～
） 江西南昌人。字子慎。民國十一年（1922）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後，即獻身教育文化事業。三十八年來臺，擔任月眉糖廠廠長，及糖業公司正工程師等職。氏在中年即已信仰佛教，嘗親近太虛、智光諸大德。四十一年，發起「空中弘法」活動，於臺北、臺南、高雄等地，利用電臺向聽眾弘法。自四十八年起，先後與佛教界緇素合組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詹煜齋居士佛學基金會等組織，以輔導、獎助大專青年學佛。五十年又與詹勵吾創辦慧炬月刊，以鼓勵大專青年研究佛學。並積極輔導各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研究之社團。 p3121
（1908～1977）江蘇泰縣人，俗姓范。字鐙朗，號仁曙。以別號東初行。年十三，依本籍姜堰觀音庵靜禪和尚出家。年二十二，於寶華山受具足戒，先後就讀鎮江竹林佛學院及廈門閩南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繼而參禪於常州天寧寺，經年有省。民國二十四年（1935），於鎮江焦山定慧寺，受曹洞宗智光和尚付法，三十五年繼席該寺方丈。其間與其法兄雪煩共創佛學院，發行「中流」月刊。兩年後退方丈職，遊化京滬各地。三十八年抵臺灣，翌年，掩關於臺北北投法藏寺，次年於關中創辦「人生」月刊。四十五年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先後影印大正大藏經，並創辦「佛教文化」季刊。師曾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等職，但於卓錫臺灣之後，專心於修持及佛教文化事業之推廣，晚年致力於佛教史學之研究，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三書，為其代表性著作，此外尚有佛教藝術、禪、心經思想史等著作多種。由於撰作資料之蒐集，師曾數度遊訪印度、印尼，日本、美國等地。六十六年十二月示寂，世壽七十。僧臘五十七，法臘四十二。 p3296
（1924～1976）臺灣南投人。早年皈依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總長高林玄寶，旋赴日本京都臨濟學院，修習禪學。返國後，繼承臺中寶覺寺智性之法脈，主持該寺。氏於臺灣光復初期，曾發起組織臺灣省佛教會，並鼓勵教內興學及創辦慈善育幼事業。又設臺中佛學書院，舉辦佛教講習會及組團環島布教。並創辦覺生（後改稱新覺生）雜誌社及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曾任臺中市佛教支會理事長、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民國六十五年逝世，享年五十三。一生於臺灣佛教之教育及文化事業，頗為致力。 p3313
（1927～
）江蘇江都人。十二歲於南京棲霞山禮宜興大覺寺志開上人披剃。法名悟徹，號今覺，筆名摩迦。民國三十年（1941）受具足戒於棲霞山，並留山就讀於棲霞律學院，後再至焦山佛學院參學。離院後，曾任白塔國民學校校長、怒濤月刊主編、南京華藏寺住持。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初駐錫於中壢圓光寺。三十九年主編人生月刊，四十年任臺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四十一年至宜蘭雷音寺，成立念佛會、弘法會、歌詠隊、學生會，創辦星期學校、幼稚園等，並於廣播電臺布教，其弘法事業，於此奠定基礎。四十四年，於高雄創建高雄佛教堂。四十六年，在臺北創辦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佛書及佛教唱片，以弘揚佛教文化。五十一年，在高雄創建壽山寺。旋在該寺設立壽山佛學院（即東方佛教學院之前身），作育佛教英才。五十六年，復在高雄縣大樹鄉開創佛光山，並任第一代住持。此後，師即以佛光山為弘法根本道場。除積極建設佛光山成為全臺名剎之外，並致力於佛教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之推展。
師深諳佛教之復興並以教育人才為本，故積極在國內創設各級佛學院，並於六十二年首創佛教大學（叢林大學）以教育佛教青年，後改為中國佛教研究院，旋又設立研究部，以供大學或佛學院畢業之佛教青年繼續深造，為國內高等佛學專門教育之先驅。師並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東海大學教授，首將佛法正式帶入高等學府，且曾多次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引導廣大社會知識青年學生學佛，功不可沒。師更曾發起創辦智光商職、普門中學，以佛教之精神興辦社會一般教育。師感於國際弘法人才之需要，除在國內創設六所佛學院之外，並不時遣送弟子出國留學，故門下多才，弟子留學日、美、印、韓等國，獲得大學以上學位都數十人，且均卓然有成。師更開創國際佛學部，培養國內國際佛教人才，並提供世界佛教國家學習中國大乘佛教之機會。
師一生職志在於佛教文化事業之弘揚，早年曾主編過人生月刊、今日佛教等雜誌，後並辦有覺世旬刊，覺世月刊、普門月刊、佛光出版社、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對佛法之宣揚建樹良多。師頗勤於著述，文筆清新流麗，所撰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玉琳國師、覺世論叢、無聲息的歌唱等書，皆發行甚廣，普為佛教徒所愛讀。其中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書且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及話劇，傳誦一時。近年來更於各地做大規模演講；六十八年，其歷年來之弘法講稿由弟子輯印成「星雲大師講演集」行世，影響社會人心甚巨。
慈善方面，師辦有佛光精舍、仁愛之家、大慈育幼院、佛光診所、佛光施診醫療隊、萬壽公墓，使老幼貧病者，皆能蒙受佛光普照。
師之弘法，方便善巧，氣魄亦雄渾博大。十餘年間，除將本山佛光山開創為聞名世界之佛教重鎮之外，並陸續在彰化創建福山寺、在善化創建慧慈寺，接辦臺南福國寺、嘉義圓福寺、基隆極樂寺、宜蘭圓明寺，在澎湖創建信願寺，現正擴建澎湖海天佛剎，在高雄創建壽山寺、普賢寺，在臺北開創普門寺、石門北海道場，在美國開創西來寺、白塔寺，在香港創佛香精舍，並在馬來西亞接辦鶴鳴寺等，其建樹之多，規模之大，鮮有出其右者。
師雖出身臨濟門下，然其佛教事業則八宗兼弘，不拘一宗一派。其弘法方式，著重於佛法與時代性，以及眾生根性之協調。且賡續太虛大師「人間佛教」之理想，積極闡揚「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之不二性。師之弘法，每能開風氣之先。初在宜蘭弘法時期，即組織佛教歌詠隊，接引社會青年入佛。六十七年在臺北舉辦規模盛大之佛教梵唄音樂欣賞會，對佛教音樂之普及，具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六十八年，首度利用電視弘法，在中華電視臺連播「甘露」節目，後又在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信心門」，在臺灣電視公司講「星雲禪話」，為弘法工作現代化之又一例證。師辯才無礙，擅以言詞接引信眾。其在海內外各地之佛學講座，每講聽眾必數千人以上。
師對於促進國際佛教之交流貢獻良多，曾多次帶領團體至世界佛教聖地朝聖布教，並多次於國內舉辦大規模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六十五年，首度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參加美國建國二百週年慶典。六十八年，任美國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會長，擬將大乘佛法推展於美國。六十七年，美國洛杉磯東方大學（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有感於師之弘法成就，頒贈以榮譽哲學博士學位，師為我國比丘中，獲得此一榮譽學位之第一人，後並出任美國佛教青年總會會長。師先後朝禮印度佛陀聖蹟六次，尤以六十八年所率領二百餘人朝聖印度，為自三國以來西行求法朝聖陣容最為盛大者。七十一年，佛光山與韓國三大古剎之一號稱佛寶寺之通度寺諦結兄弟寺，促進中韓兩國文化、宗教之交流。七十二年，師應星馬佛教界之邀，前往弘法布教，為東南亞佛教之發展帶來蓬勃氣象，師並任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導師。其他如日本、泰國、香港等國，師亦經常前往，為世界佛教之團結而奔波不已，並曾任中日佛教促進會主任委員多年。七十一年，師於佛光山舉辦第五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七十四年，舉辦世界佛教青年會一九八五年學術會議；七十五年，首次召開世界顯密佛學會議，促進國際佛教文化之溝通，貢獻深遠，師並榮膺為世界佛教青年會榮譽會長。師現仍擔任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積極籌建國內第一座西藏佛寺。七十四年九月，師於佛光山信徒代表大會中，宣佈辭退住持之職，推選弟子心平法師繼任，其後專事於弘法及研究著述。 p3837
（1913～1992）湖南人。平素熱心公益，於弘法事業更不遺餘力。曾任貴州都勻慈幼院院長，並協助太虛大師發展佛教文化事業。來臺後，先後出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對護教護僧，貢獻至大。後又任臺北市善導寺董事會董事長、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會常務委員。曾發起影印大正藏，並捐資收回本屬佛教產業之善導寺，以為弘法研學之道場。 p4082
（1925～
）江蘇泗陽人。本名陳銳，字劍慧，後更名慧劍。先後執教於中學及專科學校。民國三十八年（1949）皈依佛教，著述弘法甚力，所著弘一大師傳榮獲五十九年中山文化學術基金會傳記文學獎。此外，尚有寒山子研究、入聲字箋論、當代佛門人物等著作多種，並編印弘一大師音樂遺集、靜坐三昧集、虛雲和尚年譜等。氏除著述、授課之外，三十餘年來，並致力於策劃、推動多種佛教文化事業。 p4824
（1912～
）原籍蒙古，寄籍江西。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法國通校、中國陸軍參大及實踐研究院聯戰班。抗戰期間曾於古雞鳴寺剃髮為僧八月。後還俗繼續軍旅生涯，歷任各軍事要職。四十四年（1955）因病呈請退役，轉入文化界，曾任正中書局總編輯、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任、臺灣電視公司顧問、文化大學教授。著有小說多種，軍事譯作亦多，創作中以「釋迦牟尼新傳」，頗具佛學研究之價值。 p5296
為韓國佛教之新興宗派。創立者為韓國人朴重彬。朴氏法名「少太山」，通稱「大宗師」，後人尊之為「教祖」。一九一○年，日人併韓。朴氏有感於其祖國之受異族統治，以及傳統宗教與西洋傳入之信仰相衝突，遂揭櫫「物質開闢，精神開闢」之宗旨，設立教團於其出生地全羅南道靈光郡，時為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移至全羅北道裡里市新龍洞，初名「佛教研究會」。一九四五年韓國獨立後，該教之第二代領導人由鼎山宋奎繼任（稱為宗法師），始正式宣布使用「圓佛教」之名。
該教以○（圓）為其表徵，取代一般寺廟之佛像。○，是一個無始無終之圓圈，為強調佛教自性本具萬德的一種表象，即以宇宙萬有之本源、諸佛諸聖之心印、法身佛之一圓相，為其信仰之對象與修行之基準。其下分真空妙有之修行門，及因果報應之信仰門二門，打消出世間和世間兩種生活之對立，具有大乘佛教求取世法之積極精神。同時，以「天地、父母、同胞、法律」四恩，和「修養、研究、取捨」三學為信仰與修行之綱領。並主張綜合「教化（指宗教精神修養）、教育（指道德、人格、知識三者一體之培養）、慈善（即對現實人生困境之救濟）」等三者，建立具有生產性與自立性的經濟基礎之宗教。今設有從事農作、藥草園、果樹園、畜產、養蠶業等綜合大農場，及圓光大學、東山禪院、東華醫院、孤兒院，與推廣文化事業之圓光社、正化社等機構。
迄今第三代大山金大舉宗法師，對教內更提出「精神自主力、肉體自主力、經濟自主力」三自之口號，對教外，則求其實踐「出家、在家、國家、世界」等四種奉公會之四行表現。〔韓國佛教的新宗派─圓佛教（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2)）〕 p5400
（1905～ ）安徽婺源人。自號半癡居士、新六一居士。壯歲從商於江蘇、江西、湖南、湖北諸省。抗日戰爭起，內遷四川、甘肅、雲南，並西入緬甸。日本敗降後，返居上海。大陸淪陷後，移家香港，旋徙居美洲，仍以經商為業。五十三歲時，移居加拿大。氏自幼好吟陶淵明詩，及長，於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放翁諸家詩，尤為愛讀。於從商餘暇，亦時有吟詠。嘗夢見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授以筆墨而告之曰：「給汝長菩提。」覺而自喜，遂名所作詩為詩禪。其所作詩，常發表於國內各佛教刊物，故頗以詩名飲譽佛教界。氏為虛雲老和尚之私淑弟子，嘗在江西雲居山為雲老創建留雲禪院，又在臺灣捐獻其私人資產，創設佛教文化基金會，以獎勵大專學佛青年。並與周宣德居士共同創辦慧炬佛教雜誌。此外，又獻出其在加拿大之私有地，籌建北美世界佛學研究中心。於佛教文化事業之推動頗為熱心。著有半癡詩禪集行世。 p5909
（1939～
）臺灣臺北人，俗姓呂。民國五十一年（1962），禮仁達法師出家，翌年受具足戒於大覺寺。五十五年親近甘珠活佛學密，復於六十五年親近丹吉仁波切，專修密法，受無上大灌頂，金剛法號名「大福藏智慧劍」，簡稱「智慧劍」。主持佛教出版社、佛教書局，編印佛教大藏經，並刊行印光大師全集、蕅益大師全集、寶靜大師全集等。於佛教文化事業之推動，不遺餘力。 p5992
由日本佛教各宗派聯合成立的團體。昭和十三年（1938）設立。原名為「財團法人佛教聯合會」，昭和十五年（1940）改為今名。會址設於東京都。以聯絡協調日本佛教各宗派，審議辦理共通事項為創會目的。主要進行的會務有︰
(1)聯絡協調佛教各宗派的宗務及教化事業。
(2)為佛教各宗派的僧侶教師，以及為社會事業、教化事業、保護事業的參與者舉辦講習會、研討會及演講會。
(3)協助處理各宗派共同事業的相關事項。
(4)其他必要事宜。
本會設有理事十名、監事二名，此外各宗派各選出一名評議員。理事、監事、評議員的任期各為二年。從理事中選出常務理事一名，掌理本會事務，代表本會。對外之事務員設主事一名、書記長一名、書記若干名。評議員組成評議員會，每年召集常務理事會一次，以審議本會的重要事項。二次世界大戰時，曾修改有關捐贈的事宜，並增設會長，增列「天業翼贊」一項，又規定國民精神復興運動、興亞文化事業等事業。
自利與利他的併稱。指利益自己且利益他人。又作自他利（sva-parārtha）、自利他利、自他二利、自利利人、自行化他、自信教人信、自益益他、自覺覺他等。「自利」係指自己為得悟而修行，上求菩提；「利他」則是為利益他人、救濟他人而宣說教法，下化眾生。
此二利廣通於世間、出世間二法，乃大乘菩薩之所兼修。如《淨土論》云（大正47‧95a）︰「菩薩如是修五門，行自利利他，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唯識論》卷九亦謂菩薩所修勝行隨意樂力，一切皆通自他利行。若依別相論，六到彼岸、菩提分等為自利行攝，四種攝事、四無量等一切皆是利他行攝。
《菩薩地持經》卷一〈自他利品〉載有純（kevala）、共（para-saṃboddha）、安（hitānvaya，利益種類）、樂（sukhānvaya，安樂種類）、因攝（hetu-saṃgṛhīta）、果攝（phala-saṃgṛhīta）、此世（aihika）、他世（āmutrika）、畢竟（ātyantika）、不畢竟（anātyantika）等十種自利利他行。蓋小乘聲聞、緣覺為自己修戒、定、慧，修樂獨善寂，故於果位灰身滅智而缺利他之行；反之，大乘菩薩以利他慈悲為先，故修六度行以滿足二利行而成佛得果。
《發菩提心經論》卷上就「六波羅蜜」之內涵，而解釋其自他二利之義︰
(1)修布施，故善名流布，隨所生處財寶豐盈，是名自利；能令眾生心得滿足，教化調伏，使無慳吝，是名利他。
(2)修持戒，故遠離一切諸惡過患，常生善處，是名自利；教化眾生，令不犯惡，是名利他。
(3)修忍辱，故遠離眾惡，身心安樂，是名自利；化導眾生，皆令和順，是名利他。
(4)修精進，故能得世間、出世間上妙善法，是名自利；教化眾生，令勤修善，是名利他。
(5)修禪定，故不受眾惡，心常悅樂，是名自利；教化眾生，令修正念，是名利他。
(6)修智慧，故遠離無明，除煩惱障及智慧障，是名自利；教化眾生，令得調伏，是名利他。
又據《成唯識論》卷十所載，佛三身中，自性身寂靜安樂，無動作，並為增上緣，令諸有情得利樂，故兼攝自、他二利；受用身中的自受用身唯屬自利；他受用及變化二身唯屬他利。其他如佛三德、四弘誓願、三聚淨戒等亦分別有自利利他之義。
此外，曇鸞《往生論註》卷下謂他利與利他二者有別，若自佛而言，宜言利他；若自眾生而言，宜言他利。日僧親鸞即承此說而主張自利即自力，利他即他力之意。
◎附︰印順〈自利與利他〉（摘錄自《妙雲集》下編{2}）
「利」是什麼
說到利他，首先應明白「利」的意義是什麼﹖利是利益，利樂；是離虛妄，離醜惡，離貧乏，離苦痛，而得真實，美善，豐富，安樂的。自利與利他，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得到這樣的利益安樂。世間法，有利必有弊，有樂就有苦，雖不是完善的，徹底的，然也有世間的相對價值。佛法流行在世間，所以佛教所說的利，除了究竟的大利──徹底的解脫而外，也還有世間一般的利樂。佛教的出現世間，是使人得「現生樂，來生樂，究竟解脫樂」。惟有聲聞──小乘人，才偏重於「逮得己利」，重於獲得個己的解脫樂。說利他，切勿落入聲聞窠臼，偏重於己利，專重於解脫自在的利樂。如忽略「現生樂」，即自己狹隘了佛教的內容，自己離棄了人間，也難怪世人的誤會了！
利他，有兩大類︰一是物質的利他，即財施︰如見人貧寒而給以衣食的救濟，見人疾病而給以醫藥的治療，修道路，闢園林等，以及用自己的體力或生命，來助人救人。二是精神的利他，即法施︰如愚昧的授以知識，憂苦的給以安慰，怯弱的給以勉勵；從一切文化事業中，使人心向上，向光明，向中道，向正常，向安穩。這不但是出世法的化導，也以世間正法來化導，使人類養成健全的人格。提高人類的德性知能，為出世法的階梯。當然，法施是比財施更徹底的。如給貧苦人以衣食的救濟，是財施；這只是臨時的，治標的。如以正法啟迪他，授以知識技能，幫助他就業（除幼弱老耄殘廢而外），即能憑自己的正當工作，獲得自己的生活，這比臨時的救濟要好得多。佛法中，出世法施勝過世間法施，法施比財施更好，然決非不需要財施，不需要世間法施。如專以解脫自在為利，實在是根本的誤解了佛法。
即以出世的法施來說，從使人得解脫來說，也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偏差。解脫，要從熏修行持得來。小乘行者，初發出離心，即種下解脫的種子；以後隨順修學，漸漸成熟；最後才證真斷惑得解脫。大乘行者，初發菩提心，即種下菩提種子；經長時的修行成熟，才能究竟成佛。大乘與小乘，都要經歷「種」、「熟」、「脫」的過程。所以出世法的教化，也不只是使人當下解脫自在，才是利他。使人「種」，「熟」，難道不是利他﹖使人當前解脫，非自己解脫不可（也有自己未曾解脫而能使人解脫的事證）。但使人得「種」利，得「熟」利，自己雖並未得解「脫」利，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涅槃經》說︰「具煩惱人」，如能季義的一分，也可以為人「依」（師）。如了解佛法的真意義，不說給人現在安樂的利益，就是專論解脫樂，也決非「非自己先大徹大悟不可」。不過真能解脫自在，利益眾生的力量，更深刻更廣大而已。質疑者，從非要大徹大悟不可所引起的疑難，本來不成問題。可是一分佛弟子，極力強調當前解脫自在的利益，唱起非自利不能利他的高調。結果，是否做到（解脫的）自利，還不得而知，而一切利他事行，卻完全忽略了！
重於利他的大乘
淨化身心，擴展德性，從徹悟中得自利的解脫自在，本為佛弟子的共同目標。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重於自利，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眾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己利。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而菩薩，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眾生。所以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的；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菩薩道，在初期的聖典中，即被一般稱做小乘三藏中，也是存在的，這即是菩薩本生談。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中，或作國王、王子，或作宰官，或作外道，或作農工商賈、醫生、船師；或在異類中行，為鳥為獸。菩薩不惜財物，不惜身命，為了利益眾生而施捨。閻浮提中，沒有一處不是菩薩施捨頭目腦髓的所在。他持戒，忍辱，精勤的修學，波羅蜜多的四種、六種或十種，都是歸納本生談的大行難行而來。這樣的慈悲利他，都在證悟解脫以前，誰說非自利不能利他！等到修行成熟，菩提樹下一念相應妙慧，圓成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頓悟成佛，從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中得來。菩薩與聲聞的顯著不同，就是一向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脫，而著重於慈悲利他。
初期的大乘經，對於菩薩的三祇修行，與三藏所說的小小不同。大乘以為︰菩薩的利他行，在沒有證悟以前，是事行，勝解行，雖然難得，但功德還算不得廣大。徹悟的證真──無生法忍以後，莊嚴淨土，成熟眾生的利他大行，功德是大多了。因為這是與真智相應，是事得理融的，平等無礙的。大乘分菩薩道為二階︰般若道，凡經一大僧祇劫，是實證以前的，地前的。唯識宗稱為資糧位，加行位（到見道位）也名勝解行地。證悟以後是方便道，凡經二大僧祇劫，即登地菩薩，唯識家稱為從見道到修道位。大體的說︰地前菩薩，雖有勝解而還沒有現證，廣集無邊的福智資糧，與本生談所說相近。大地菩薩，現證了法界，如觀音菩薩等慈悲普濟，不可思議。本生談中的一分異類中行，屬於這一階段的化身。雖有未證悟，已證悟二大階位，而未證悟前，菩薩還是慈悲利物，決無一心一意趣求解脫自利的。所以據菩薩行的本義來說，質疑者的疑難，完全出於誤解，根本不成問題。觀音菩薩等尋聲救苦，是大地菩薩事，然並非人間的初學菩薩行者，不要實踐慈悲利物的行為。
不過，一分的後期大乘，自稱為大乘的最大乘，上乘的最上乘；至圓至頓，至高至上。不再是大器晚成，而是一心一意的速成急就。於是乎「橫出」、「頓超」、「一生取辦」、「三生圓證」、「即身成佛」、「即心即佛」等美妙的術語，大大的流行起來。「生死未了，如喪考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一類聲聞的厭離心情，居然活躍於至圓至頓的大乘行者的心中。山林清修，被稱美為菩薩的正道，而不再是走向「京都城邑聚落」了。在這種思想中，質疑者的疑難，也自以為不成問題的。因為一切利他功德，本來圓成，不需要向外求索。如一念證悟，即具足六波羅蜜，無邊功德，一點也不缺少。在理論上，在心境上，當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在一般凡夫的眼光中，這種菩薩的利他功德，不過是宗教徒自心的內容。從表現於實際來看，但見自利，並未利他，並不能免卻難者的懷疑。
抗戰期中，太虛大師從南洋訪問回來說︰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為是大乘；中國的教理是大乘，行為是小乘。其實，南方的佛教，雖是聲聞三藏，由於失去了真正的聲聞精神，幾乎沒有厭離心切，專修禪慧而趨解脫的。缺乏了急求證悟的心情，所以反能重視世間的教化，做些慈善文化事業。而中國呢，不但教理是大乘的最大乘，頓超直入的修持，也是大乘的最大乘。稱為大乘的最大乘，實是大乘佛教而復活了聲聞的精神──急求己利，急求證入。失去了悲濟為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實行，只能寄託於唯心的玄理了！
長在生死利眾生
大乘佛教的修學者──菩薩，如沒有證悟，還不能解脫自在，他怎麼能長期的在生死中修行﹖不怕失敗嗎﹖能自己作得主而不像一般凡夫的墮入惡道，或生長壽天嗎﹖自己不能浮水，怎能在水中救人﹖難道不怕自己沈沒嗎﹖一分學者的專重信願，求得信心的不退；或專重智證，而趨於急求解脫，急求成佛，這都不外乎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
當然，自己不能浮水，不能入水救人。然而，自己離水上岸，又怎麼能在水中救人﹖聲聞人急求自證，了脫生死，等到一斷煩惱，即「與生死作隔礙」，再不能發菩提心──長在生死修菩薩行。雖然大乘經中，進展到還是可以回心向大的結論，然而被痛責為焦芽敗種的，要費多大的方便，才能使他迴向大乘呢﹖要再修多少劫的大乘信心，才能登菩薩地呢﹖即使迴入菩薩乘，由於過去自利的積習難返，也遠不及直往大乘的來得順利而精進。所以大乘經中，以退失菩提心為犯菩薩重戒；以悲願不足而墮入自利的證入為必死無疑。不重悲願，不集利他的種種功德，一心一意的自利，以為能速疾成佛，這真是可悲的大乘真精神的沒落！
在水中救人，是不能離水上岸的。要學會浮水，也非在水中學習不可。菩薩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但這非依賴佛力可成；也非自己先做到了生脫死，解脫自在，因為這是要墮入小乘深坑的。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眾生的本領，除「堅定信願」，「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觀一切法如幻如化，了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見，是最主要的一著。所以經上說︰「若有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地獄。」惟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這才能不如凡夫的戀著生死，也不像小乘那樣的以「三界為牢獄，生死如冤家」而厭離他，急求擺脫他。這才能不如凡夫那樣的怖畏涅槃，能深知涅槃的功德，而也不像小乘那樣的急趣涅槃。在生死中浮沈，因信願，慈悲，特別是空勝解力，能逐漸的調伏煩惱，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不斷煩惱，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眾生的利樂為利樂；我見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天天的深厚，怕什麼墮落﹖惟有專為自己打算的，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發願在生死中，常得見佛，常得聞法，「世世常行菩薩道」，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中觀與瑜伽宗的共義。釋尊在經中說︰「我往昔中多住空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與聲聞行的多修生死無常故苦，厭離心深，是非常不同的。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行的成佛大方便。這種空性勝解，或稱「真空見」，要從聞思而進向修習，以信願、慈悲來助成。時常記著︰「今是學時，非是證時」（悲願不足而證空，就會墮入小乘）。這才能長在生死中，忍受生死的苦難，眾生的種種迫害，而不退菩提心。菩薩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廣利一切眾生。自己還沒有解脫，卻能廣行慈悲濟物的難行苦行。雖然這不是人人所能的，然而菩薩的正常道，卻確實如此。
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
菩薩是超過凡夫的，也是超過二乘的。戀著世間的凡夫心行，是世間常事，如水的自然向下，不學就會。一向超出生死的二乘行，是偏激的厭離，一面倒，也還不太難。惟有不著世間，不離世間的菩薩行，才是難中之難！事實確乎如此︰凡夫心行，幾乎一切都是。釋迦佛的會上，有的是小乘賢聖，不容易，也還不太難。菩薩，只有釋迦與彌勒；這是人間的歷史事實。可見菩薩心行是極不容易的，如火中的青蓮華一樣。大乘經中說︰十方有無量無邊的菩薩，那是十方如此，而此土並不多見。至於大地菩薩的化現，可能到處都是，但這不是人間所認識的。從此土的博地凡夫來論菩薩行，如不流於想像，神祕，尊重事實，那是並不太多的。經上說︰「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難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轉。」所以說︰「魚子庵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這不是權教，是事實。出世，是大丈夫事，而菩薩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如有一位發心得成就不退，對於眾生的利益，實在是不可度量，如一顆摩尼寶珠的價值，勝過了閻浮提的一切寶物一樣。
我們必須認清︰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為自利。偉大的，這是我們所應該學習的︰宏揚大乘法，景仰佛陀的圓滿，菩薩大行的偉業，雖要經歷久劫修行，或者暫時中止進行，但一歷耳根，萬劫不失，因緣到來，終究要從此成佛的。成就不退的菩薩，雖說不會太多，然有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自有能真實發菩提心。有信願，慈悲，空性勝解，正好在生死海中鍛鍊身手，從頭出頭沒中自利利人。一般能於菩薩行而隨喜的，景仰的，學習的，都是種植菩提種子，都是人中賢哲，世間的上士。有積極利他，為法為人的大心凡夫，即使是「敗壞菩薩」，也比自了漢強得多！這種慈悲為本的人菩薩行，淺些是心向佛乘而實是人間的君子──十善菩薩；深些是心存利世，利益人間的大乘正器。從外凡、內凡而漸登賢位的菩薩，沒有得解脫的自利，卻 能為一切眾生而修學，為一切眾生而忍苦犧牲。漸學漸深，從人間正行而階梯佛乘，這才是菩薩的中道正行。真能存菩薩的心胸，有菩薩的風格，理解菩薩利他的真精神，那裏會如喪考妣的急求己利﹖
佛教的利他真精神，被束縛，被誤會，被歪曲，這非從根救起不可！這非從菩薩道的抉擇中，把他發揮出來不可！這才能上契佛陀的本懷，下報眾生的恩德。也惟有這樣，才能答覆世間的疑難！
〔參考資料〕 《天台四教儀集註》卷上；《未曾有因緣經》卷下；《無上依經》卷上〈菩提品〉；《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相不壞假名論》卷下；《往生論》；《往生要集》卷上（末）；宇井伯壽《佛教汎論》。
西夏，又稱夏，該國人則自稱大夏；係我國西北部的古國，為西藏黨項族（Tangut）所建。領土在最盛時轄有寧夏全部、甘肅之大部份，及陜西、青海、新疆、內蒙古之一部份。分為二十二州。唐代末年，黨項族首領拓跋思恭因助唐討伐黃巢之亂有功，獲封夏國公，賜姓李，世為夏州節度使。宋太宗時，國主李繼捧入貢，受賜姓趙；雍熙三年（986），其弟繼遷叛宋，受遼冊封為夏王。後，繼遷之子趙德明與宋復交。德明之子元昊，雄才大略。於寶元元年（1038）稱帝，國號夏，定都興慶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巿）。元昊屢寇宋邊，又與金搆兵十餘年，精銳殆盡。傳至德旺，蒙古軍伐之，德旺憂悸死。其姪南平王睍繼位。未幾，蒙古成吉思汗盡克其地，睍出降。自元昊至睍，凡十主，合一九六年。
此國夙行佛教，早在未建國之前，佛教即由漢地傳入，是時，權貴常遣使獻馬求經，建國後亦復如此；先後六次自中國請得佛經。隨著儒、佛典籍的輸入及西夏文字的創製，此國開始西夏文佛經的翻譯及雕印。就中，最早受世人矚目者，為在北京北方約六十四公里處，居庸關過街塔之壁面所存以梵、漢、蒙、回、藏、夏等文字刻成的《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此外，近代學者伯希和、斯坦因於敦煌、西夏黑水城所發掘的佛典史籍及寫本、刊本等（均以西夏文字書寫），經我國羅福萇、羅福成、日人石濱純太郎，及美、俄學者等的研究，已確定有《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大寶積經法界體性無分別會》、《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佛母出生三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等書。
西夏歷代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中國請經及翻譯、雕印佛經之外，並致力於寺塔的建設，故境內寺院林立。如元昊曾於首都（興慶）建高臺寺，造高數十丈的佛塔；沒藏氏（諒祚母后）於首都西方建承天寺。上述二寺均以安置漢文佛經為主。其餘各寺亦另有其特殊之處。或為翻譯西夏文經（高臺寺），或刻印漢文佛經（賀蘭山佛祖院、溫家寺印經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經（黑水城寺廟）。此外，該國佛教藝術、雕刻等亦極為發達，現存莫高窟有塑像與壁畫的四八０座洞窟中，西夏所開者有三窟。
由於佛教的流傳，西夏境內的文化成果頗為豐碩。尤其是對佛經的重視，刺激了西夏印刷事業的興盛。目前留存於世的西夏佛教文化遺產頗多。有西夏文、漢文寫本及刻本寫經、佛畫、洞窟壁畫、宏偉的寺廟及遺址、形制各異的佛塔等等。由於盛行佛教，故其後國雖亡，而元代仍「以佛教為覊縻之策」治理該地。
◎附︰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十章（摘錄）
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
西夏統治者提倡信仰佛教，全面接受了佛教思想體系。於是，佛教思想體系，在西夏社會的思想意識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和西夏政府大力提倡的儒學思想並駕齊驅。西夏統治者為了更好地治理封建國家，早就注意吸收儒學，至崇宗、仁宗時期使儒學得到空前的發展。儒學作為一種封建思想體系，或者作為一種統治方法，往往在西夏的統治者階層影響較大。而佛教思想影響，不僅在西夏上層，而且在下層群眾中，也都廣泛地存在。西夏統治者平時就信仰佛教，利用各種機會，廣作佛事，起到自身信奉和對外宣揚的雙重作用。若遇國家危亡，或身染重病時，則更把佛教作為解脫苦難的依托，求助於佛的保佑。一般民眾也往往祈求佛的保佑，希望生活安定，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病人得痊癒，死人得超生。
在西夏的歷史上，有蕃禮、漢禮的反覆爭
論，實際上是以黨項族傳統文化為主，還是以儒學為主的較量。這說明一為西夏統治思想支柱之一的儒學常常受到挑戰。特別是西夏中期，有權臣任得敬的排儒之議，盡管當時並沒變為實際的排儒行動，但也說明在西夏上層中有人曾試圖動搖儒學的基礎。而西夏的佛學則不然，它作為一種思想文化，一進入西夏，就植根於社會之中，並且越益牢固。在目前所能見到的西夏歷史資料中，尚未見有公開排佛的記載。
佛教傳入西夏後，漸漸根深蒂固，使西夏社會的思想長期遭到宗教的禁錮，加之束縛思想十分嚴重的儒學的巨大影響，西夏的社會思潮，不十分活躍。有影響的思想潮流和有建樹的思想家在史籍記載中很少出現。這和佛教的發展有一定關係。佛學思想是一種哲學思想。西夏佛教的傳播，使西夏除翻譯佛經外，也產生了一些自己的佛學著作，因此，在佛教理論和哲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新的創獲。西夏人為刻印佛經所作的西夏文和漢文發願文中，也不乏對佛教理論的闡述。
西夏佛教的發展始終和黨項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多神信仰發生著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它們之間有著長期而複雜的衝突。比如西夏《天盛舊改新定律令》規定，對自命承上蒼之恩的占卜者予以制裁。另一方面，它們又能同時共存，互相補充，有時甚至有著明顯的滲透作用。仁宗時期立的黑水建橋碑中所祭祀的有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而受褒獎的建橋人又被稱為賢覺聖光菩薩，文中又有「慈悲」、「有情」、「十方諸聖」等佛教用語。
佛教傳播的需要，可能是西夏文字的創製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西夏文字創製後，又自然地促進了佛教進一步的廣泛傳播。西夏佛教的廣泛流傳，又反過來促進了西夏文字的應用，西夏文字在有關佛事活動中的應用十分廣泛，甚至不亞於在世俗方面的應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獻，無論是俄國柯玆洛夫所獲，還是英人斯坦因所得，抑或我國近些年考古發現，都證明西夏遺存的佛教文獻要比世俗文獻多得多。抄寫、刻印西夏文佛經，在應用西夏文字過程中，使西夏文字更加完善和規範化。
西夏佛教的流傳，對西夏地區漢、藏文化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影響。為了適應西夏佛教的發展，西夏培養和使用了不少諳習西夏文、漢文和藏文的人才。這些人不僅對佛教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們的專門文化修養也為整個西夏社會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特別是當時吐蕃政權還不十分穩定，經常發生內部戰爭，民族文化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時西夏由於提倡佛教，對西夏境內的吐蕃人給予了較高的地位，並延攬藏族高僧入境傳法，使藏傳佛教能夠在西夏流傳發展，藏文佛經也得到流行和保護。顯然，這對發展藏族文化也是十分有益的。後來西夏滅亡後，藏族文化，特別是藏傳佛教，得以通過西夏故地傳播於中原地區，恐怕也有賴於西夏時期的良好基礎。
佛教的繁榮和發展，相應地刺激了西夏藝術進步。佛教的發展，要求各種藝術形式為之進行宣傳。各種藝術形式在宣揚佛教、服務於佛教的過程中也豐富和發展了自己。佛教藝術集中地反映了佛教的幻想，但在藝術表現方面又往往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佛教的虛空與藝術的真實，同樣植根於現實的土壤上。西夏佛教藝術也不例外。西夏的繪畫、雕塑、書法、建築等藝術形式的成就，都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少西夏的藝術珍品，來自西夏佛事活動的用品。在西夏籠罩著崇佛的氣氛下，藝術上為佛教所用，或染上佛教的色彩是十分自然的。無論在歷史文獻資料的記載，還是考古發掘的文物遺存，都可以看出，西夏佛教的藝術品在整個西夏藝術品中佔有很大的比重。西夏的佛教藝術由於受到西夏政府和社會的提倡和重視，不僅能得到較多人力、財力、物力的支持，而且藝術品的創作者多抱著虔誠而認真的態度，這樣就使西夏佛教藝術創作不乏精品，從而把西夏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佛教雖然是舶來品，但當他一旦在西夏扎根、發展以後，就會融入當地的內容和風格。這一點在佛教藝術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西夏的佛教藝術有著西夏文化的內涵和特點。它有一般佛教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也表現出明顯的地方和民族的色彩。這種藝術，是民族藝術的一部分，正是需要我們認真發掘和研究的。當然，由於佛教本身的限制，某些藝術形式有公式化、刻板化的傾向，對藝術的發展和繁榮有一定的禁錮作用。
西夏佛教的逐漸興盛，特別是對佛經的重視，刺激了西夏印刷業的興盛。西夏自己刻印佛經，自前期已經開始，至中、後期則呈現繁榮的局面。其所刻文字，有西夏文，也有漢文，間有藏文和梵文。除文字外，尚有佛畫。流傳於世的精品甚多，書法之諳練，畫技之嫻熟，都表明了西夏鐫刻技術之精，堪與刻印事業發達的宋朝相媲美。由於西夏信佛人數眾多，印施佛經數量也很大，有的一部佛經一次印刷達十萬卷。西夏刻印佛經地點非止一處，各經的板式不一，字體各異，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黑水城遺址所出多種木雕佛經板，為研究西夏的印刷業提供了重要文物資料。當然，西夏印刷事業的大發展和宋朝印刷事業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入元以後，西夏文大藏經的刻印，特別是用活字板排印西夏文佛經，在我國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印刷業的繁榮，突出地表現於佛事活動方面，它對西夏文化事業的隆盛起著重要作用。
總之，西夏佛教的流傳，使西夏境內的文化之果更加豐碩。目前留存於世的西夏佛教文化遺產，如幾百種西夏文、漢文寫本和刻本佛經，幾百幅西夏卷軸畫，近百個石窟中的大面積西夏壁畫和不同類型的西夏泥塑，宏偉的寺廟及遺址、形制各異的佛塔等等，都是西夏文化遺產的典型代表。顯然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西夏佛教在我國佛教中的地位
西夏佛教的興起和發展，在我國僅屬於西北地區一個局部地區的問題。在佛教興起於西夏前，我國佛教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因此從時間上來看，西夏佛教在我國也只是一個階段的問題。然而，這一局部地區，在一段時間的宗教發展，卻對我國佛教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在我國佛教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過去，由於歷史文獻記載較少，加上西夏民族文字資料長期被埋沒，西夏佛教歷史鮮為人所知，自然對西夏佛教在中國佛教史的地位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當唐末、五代以後，在我國佛教發展的中心地區──中原一帶，佛教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我國佛教發展的另一個地區──西藏地區，由於當地的排佛活動，結束了佛教的前弘期，佛教發展也跌落在馬鞍形的底部。正在這一時期，佛教卻在西北一隅的西夏興盛起來，身價倍增。佛教在西北地區的中興，給中國佛教的發展，又打了一針強心劑。它不僅成為大一統的元朝突出地發展佛教的過渡地帶，也為這一發展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作了重要的鋪墊。此外，西夏佛教也和藏傳佛教後弘期的發展起到了相輔相成，互相照應的作用。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其中的密宗也隨之進入中原，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其影響不大，難以和其他宗派的勢力相比較。而佛教的密宗傳入西藏地區後，便和當地土著宗教結合演化，發展成為別具特色的藏傳佛教。西夏的中後期，藏傳佛教盛行於西夏西部靠近吐蕃的地區，並在相當廣的範圍內浸透著藏傳佛教的深刻印痕。藏族僧人備受寵信，藏文佛經大量被迻譯成西夏文和漢文，藏傳佛教洞窟形式和壁畫內容的出現，藏傳佛教風格塔寺的建設，證明河西地區已經成為藏傳佛教的重要地區。蒙古占領西夏後，以此為基地，利用河西僧人和藏族僧人，與西藏地方的佛教領袖取得聯繫，進一步在全國其他一些地區發展藏傳佛教。當然，蒙古統治者利用佛教信仰籠絡河西、藏族地區，以達到盡快統一各地區、加強民族地區管理的作法，已經超出佛教本身的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統治政策。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西夏首次出現帝師，在我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帝師不僅地位上高於國師，他的活動還直接和朝廷的皇室發生聯繫，在佛教中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在我國封建社會中，這種特殊的宗教體制，首先出現在黨項族掌握政權的西夏，而後在另外一個少數民族──蒙古族掌握全國政權的元朝，繼承並完善了這一帝師制度。這一制度對元代的佛教的發展以及對少數民族信仰佛教地區的治理都有巨大影響。
西夏在興盛佛教的過程中，用黨項族的民族文字翻譯了數千卷佛經，形成《西夏文大藏經》，給我國增添了一種民族文字的大藏經，為我國佛教文化寶庫增加了重要文獻，使之更加豐富多彩。這是用少數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經中最早的一部。
我國漢文大藏經作為一藏進行刻印，最早一次是在北宋‧開寶年間，不久西夏政府多次從宋朝引進漢文大藏經，後來西夏自己也在賀蘭山完成了漢文大藏經的刻印。過去，人們對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刻印的漢文大藏經，只注意到遼朝刻印的《契丹藏》和金朝刻印的《趙城藏》，沒有提到過還有一種西夏刻印的漢文大藏經《西夏藏》。在西夏翻譯形成的《西夏文大藏經》和在西夏刻印的漢文大藏經──《西夏藏》，是西夏佛教園地中兩朵並開的奇葩。
西夏皇室對佛教的倡導，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十分突出的。西夏的皇帝和皇后不僅直接提倡譯經、印經，作種種法事活動，而且作西夏三藏聖教序和為某一佛經的譯印而作的御制序也明顯地比唐、宋歷朝多。更為突出的是西夏的幾朝皇帝和皇太后都以佛經的譯者、校者署名於當時所譯、校的佛經卷首。這樣就把皇室和佛教的關係聯繫得更加緊密。西夏的皇帝、皇后盡管自己不一定親自去譯、校佛經，但他們形式上的署名，已經使他們從一般地倡導者變為主要佛事活動的實踐者。這一點，在歷代王朝中是極少見的。
西夏歷代統治者對佛教都很崇信，但他們對佛教的認識和依靠程度前後是有變化的。在西夏早期宣揚佛教的論述中，往往摻雜著儒學的影響。比如毅宗時期的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序中說︰「今聖母子，已繼王位，敬信三寶，正國行德。令先祖禮興盛，為後帝所習取。依德行行，與日月同光，以孝治民，總萬國歸依。」這裏在強調敬信「三寶」的同時，還宣揚儒學所大力提倡的「德」和「孝」。佛教自傳入中國後，就與儒、道思想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一方面互相競爭，一方面互相滲透。西夏早期佛教的宣揚雜有儒學的觀點，和中原佛教的影響不無關係。西夏後期的統治者比起唐、宋時期的帝王，比起西夏早期的統治者，更加依托於佛教，把佛教抬高到更高的高度。仁宗在漢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中強調︰
「能仁（指釋迦牟尼）開導，允為三界之師；聖教興行，永作群生之福。欲化迷真之輩，俾知入聖之因。故高懸慧日於昏衢，廣運慈航於苦海。仗斯祕典，脫彼塵籠。含生若懇於修持，至聖必垂於感應。用開未喻，以示將來。睹玆妙法之希逢，念此人身之難保。若匪依凭三寶，何以救度四生。」
這實際上是把佛教作為全民的信仰加以大力推行，把佛教當成救度社會苦難的唯一出路。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西夏在各種意識形態中更注重佛教的傾向；也可以看到，西夏的佛教逐步向國教轉化的蛛絲馬迹。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西夏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封設帝師的思想基礎。總之，西夏統治者對佛教認識的變化、西夏後期佛教的特殊地位，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不容忽視的。
最後值得提出的是，西夏對中國和印度的佛教交流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早在西夏初期，元昊就請「西天達士」進奉佛舍利，並曾強留訪問北宋的印度僧人。崇宗時建甘州大佛寺的嵬名思能國師的老師燕丹國師行遊印度，成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個訪問印度的西夏高僧。仁宗時翻譯佛經時請天竺僧人拶也阿難捺親執梵本證義，這位印度高僧在西夏被封為「五明顯密國師」，並被授予功德司正的官職。他對西夏佛教的發展，對中、印文化的交流有突出的功績。西夏作為一個較小的王朝，猶能設法加強與佛教發祥地──印度的佛事交往，容納並且尊崇印度僧人，發揮他們的特殊作用，也是難能可貴的。
〔參考資料〕 《西夏文化》；西田龍雄〈西夏的佛典翻譯〉（《世界佛學名著譯叢》{28}）。
江蘇泰縣人。俗姓范。字鐙朗，號仁曙，別號東初。幼即聰穎，性沈靜，容止端雅。年十三，投本籍姜堰鎮觀音庵靜禪披剃，誦習教法，旁及經史百家之學。年二十二，受具於寶華山隆昌寺。其後，入九華山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修學，並入常州天寧寺，從證蓮參究向上一著，經年有省。禪定功夫，植根於此。民國二十四年（1935），入鎮江焦山定慧寺，受智光、淨嚴記莂，任監院。三十五年，繼任定慧寺方丈，兼焦山佛學院院長，作育僧才，並任《中流》月刊發行人，廣宣法化。
三十八年杖錫來臺，創辦《人生》月刊，並掩關於北投法藏寺，潛心閱藏。關中三年，勤苦精進。啟關後，興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作為推展佛教文化事業之基地。同時發起影印《大正大藏經》，並舉辦貧民救濟及創辦《佛教文化》季刊。晚年致力於佛教史學之研究，嘗為蒐集資料而數度遊訪日本、印度、新加坡、印尼、美國等地。六十六年，結跏趺坐，安然示寂，世壽七十。
師嗣法臨濟，兼承曹洞。戒行謹嚴，威儀具足。著有《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及其他有關禪宗、佛教藝術之論述，皆收錄於《東初老人全集》中。弟子聖嚴，為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繼師志，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等文教事業；另一弟子聖開在台灣南投亦創辦人乘寺，於慈善事業用力甚勤。
〔參考資料〕 《東初老和尚永懷集》。
指長安地區的佛教。長安即今陜西省西安巿。此地地形險要，渭水由其西遶北而行，遙與黃河相會合，終南山聳立其西南，連接熊耳山。其間山脈起伏，形成所謂關中天險之地。
古來長安與洛陽並稱舊都。漢、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都建都於此，又稱鎬京、常安、大興。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都城。在佛教史上，亦為我國古代興法弘教的中心地，歷代各宗高僧碩學多集於此地。而經由新疆甘肅之地進入中國的譯經三藏，也多半在此成就其佛教文化事業。
西晉武帝太康七年（286），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建立一寺，譯出《正法華經》等二一０部。晉室南遷後，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竺佛念等義學僧集聚長安城，譯出許多經論。當時義學泰斗道安原住在襄陽檀溪寺，專心致力於經典的註釋。其時，後秦‧苻堅攻陷襄陽，道安被苻堅帶到長安。其後，住入五重寺，學徒集聚達千餘人，並備受秦主信賴，一般士庶亦爭相到此師事之。
隆安五年（後秦‧弘始三年，401），鳩摩羅什三藏亦來到長安，得秦主之敬信，並為設西明閣、逍遙閣兩個譯場。令僧慧、僧遷、法欽、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助鳩摩羅什譯經。秦主亦曾親自擔任筆受之職。所譯經典共九十七部四二五卷，學徒集聚達數千人，規模之大，冠絕古今。又，曾在西域受鳩摩羅什教導的毗摩羅叉、佛陀耶舍、弗若多羅等人亦聞風而來到長安。此外，學德均堪與鳩摩羅什比肩而論的佛陀跋陀羅，亦曾到長安弘法。
其後，由於南方海上交通逐漸發達，南朝的佛教遂多由海路傳入，以致長安佛教不復往昔盛觀。但由於北朝代代帝王崇佛之念甚厚，上之所好，下亦習之。因此經論的翻傳、遠渡而來的僧侶亦絡繹不絕。直至北魏太武帝時（424～452），採用道士寇謙之之言，排斥佛教，迫使僧侶還俗，當時被迫還俗的僧侶不可勝數。至宣帝（578～579）時逐漸恢復崇信佛教，建立陟岵寺，度一二０僧，開復興之端緒。
到了隋朝，文帝遷都城於龍首山下，同時大興佛教，欲以崇信釋氏之舉孚獲眾望。因此在靖善坊建大興善寺，時常集聚名僧誦經行道，從此佛教乃漸勃興。根據韋述的記載，至大業初年，寺塔之數計一二０座。此外，由西域來的三藏多居住於此，經論的翻譯亦在此地進行。其後，唐朝統一天下，亦建都於此，從此佛教在朝廷的保護之下，極為興盛。新興的宗派亦都發源於此，而玄奘三藏便是在此機運之際出世，而大放異彩者。
玄奘在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周遊西域印度，歸來後極受朝廷歡迎。皇帝並勒建弘福寺、慈恩寺與西明寺。另在宮中玉華殿設譯經場，供玄奘及其高足窺基、圓測、普光、法寶、神泰、靖邁等人及其門人共同從事翻譯，所譯經典達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之多。
玄奘的弟子窺基極為俊秀，能承師後，在慈恩寺廣宣玄奘之教。此外，三論宗之嘉祥吉藏在晚年也受高宗之請入住延興寺。道宣之師智首律師在貞觀八年任弘福寺上座；道宣亦在終南山極力唱導律宗。淨土門的善導也住在終南山光明寺，弘通念佛。終南山因地處長安之南，距長安不遠，極為幽靜閑寂，適合修學禪觀，因此甚多遠避都門熱鬧之人都進入終南山。尤其在唐朝有許多名德都在巖角、幽溪等地建立寺塔。與南方建業的鍾山、攝嶺比較起來，終南山的閑幽有過之而無不及。
則天武后時，有菩提流志、義淨、不空等三藏在太原寺、佛授記寺、福先寺、大興善寺等地傳譯經論。其後，法藏又弘傳華嚴宗風，因此長安的佛教在唐朝也甚為盛行。
但到了唐朝末年武宗之時，發生會昌法難。會昌五年（845），武宗下令，除長安、洛陽各保存四寺，其它地方諸州各保存一寺之外，全部的寺院皆加以銷毀。因此，長安除了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四寺之外，其它的寺院盡被廢毀，此即會昌法難。
不久，宣宗即位，雖撤回破佛之令，允許左右兩街各興建八寺，但時已至唐末。接著是五代亂世，其後又有世宗的破佛，因此長安的佛教從此一蹶不振。
迨宋朝統一天下，北方佛教雖再現興隆，但此時皇都已遷至汴京，長安的佛教已不復昔日盛觀，中國佛教的中心地亦已向南推移。
「拉然巴格西」喜饒嘉措於西元1884年四月上旬生於青海循化縣道幃的賀莊。父名拉隆嘉，母名拉隆吉。五歲時，在哲蚌寺閣芒札倉格西‧拉然巴活佛前出家受沙彌戒，居古雷寺學習藏文。十六歲入拉卜楞寺，發奮求學，依止貢唐洛卓和第四世嘉木樣協巴‧格桑土丹旺秋等諸學者，在貢唐洛卓倉前受比丘戒。二十一歲去前藏，入哲蚌寺閣芒札倉辯經，虔誠依止精通顯密經典和大小五明大學者卻珠噶布和波堆‧洛桑耶喜丹巴嘉措等善知識三十餘人為師，究習大小五明和顯密經論，從事講經、辯論、著述等事業。三十三歲榮獲「拉然巴」稱號，在羅布林卡的辯經考試中名列第一，在布達拉宮辯經法會上辯經，名聲大振。是年，排參加大願法會辯經者立宗應辯名次時，遵十三世達賴之旨意，在精通五明之學者中奪魁者，當屬哲蚌寺閣芒札倉之喜饒嘉措，因而，聲譽遠揚。三十四歲，遵十三世達賴之命，校勘新刻的布敦仁欽珠文集二十六函，後又校勘《甘珠爾》拉薩新版。他的弟子甚多，最著名的有拉然巴格西‧格桑嘉措、格西雄巴‧楚臣嘉措等，此外，給許多求知者親授聲明、詩學和文法等，培養人才，大力發展藏族文化事業。五十五歲赴內地，中共政權成立後，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不懈的努力，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七十三歲，應印度與尼泊爾兩國邀請，參加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大會。在此之前，曾去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國進行佛事訪問。1968年十一月一日在青海逝世。（取材自《藏文典籍目錄》〈簡介〉）
〔參考資料〕 楊效平〈喜饒嘉措大師生平事略〉（《名僧錄》第十二章）。
韓國佛教的新興宗派。朴重彬（號少太山，1891～1943）創於1916年。原名「佛教研究會」，1945年始改名為圓佛教。圓佛教的寺院，以一個圓圈（一圓相）為佛法的表徵，並用以取代一般寺院中的佛像。此派教徒認為︰一圓相，是法身佛、是宇宙萬有的本源、是諸佛諸聖的心印、是一切眾生的本性。此派的宗教思想可分二門。即︰(1)真空妙有──修行門，(2)因果報應──信仰門。
圓佛教在創教之初，即注重教化、教育與慈善事業。1935年，創教者朴重彬在全羅北道完州郡設立農場，以求經濟自主。其繼任者鼎山宋奎在二次大戰後，成立戰災同胞救護事業會，並創「唯一學林」（圓光大學之前身）。1953年，再創東山禪院，專門訓練弘傳圓佛教教義的教化人材。此外，又設有孤兒院、療養院、醫院等。至於文化事業方面，1951年成立圓光社，專門從事出版與印刷，同時發行代表圓佛教的機關雜誌《圓光》。
1962年，鼎山與世長辭，繼承宗統者為大山金大舉。目前圓佛教信徒約有百萬人。教團組成份子分在家、出家男女四眾。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設有支部。
◎附︰柳炳德〈圓佛教〉（摘錄自《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二期）
朝鮮王朝後期，國內出現全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崩潰。五百餘年的王室雖然還勉強維繫，但是外戚把朝，王道日衰。大院君執政，欲中興王權，然奉行鎖國政策，日益孤立。閔氏一家得勢，實施開放政策，其後果卻是締結了1876年的江萃島條約，使近代朝鮮陷入了悲劇。王朝政綱紊亂，加之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對農民的剝削，最終引起人民的反抗，民亂此起彼伏，先後發生了1882年的壬午軍亂，1884年的甲申政變，1895年的乙未事變，1896年的俄館播遷等亂事。此時中國、日本、俄國相繼在朝鮮戰場角逐。1895年中日戰爭中國失敗，退守東北。1904年日俄戰爭再度爆發，朝鮮在喪失了外交權之後，又被迫簽訂乙巳保護條約，軍隊被解散，司法權繼之被剝奪。1910年八月二十九日朝日合邦條約簽訂，五百年王朝徹底終結，朝鮮終於淪為耻辱的殖民地時代。
朝鮮半島的淪亡，使宗教界也陷入了不可統御的混亂局面。朝鮮固有的儒釋道三教信仰系統喪失了根本機能，巫術迷信泛濫，佛教隱居山野，墮落為獨善其身之小乘，在社會已幾無反響。儒教只剩下虛偽禮節和空論的軀殼，道教則頹為無所事事之養身術。即便是自西方泊來的基督教也受到無盡的迫害，僅不過維持命脈而已。東學也逃不脫劫難，受苦於斯。多難興邦，混亂的時代呼喚著救世的偉人出來，否定現實，追求未來的救世主義傾向，造就了新興宗教──圓佛教的出世。
圓佛教的產生與發展
圓佛教的創始人是朴重彬，字號少太山，創教後被弟子們奉為教祖，尊稱大宗師。少太山於1891年出生在朝鮮全南靈光郡白岫面吉龜里的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在少年時代就對宇宙、自然社會種種現象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喜歡探討各種奧祕成因，問這問那。及長成青年，痛感於社會腐敗，人心不古，乃鑽研宗教，致力於人生的探討。他祈禱山神，求問於道士，實踐苦行，冥思坐忘，然終不得解其惑，心中始終充滿了「將來如何是好呢﹖」的疑問，也受到了鄰里的嘲笑。1916年少太山正值二十六歲，一天，他正在冥思入定時，聽見村鄰正在議論東學的《東經大典》，突受啟發，對《大典》之「吾有靈符，其名仙藥，其形太枉，又形弓弓」的內容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後，他又與儒學大師討論《周易》的「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方，與鬼神合其吉凶」之理論，依次鑽研各種學說，解答疑惑，由迷漸悟，「不越一念頓成正覺」，體驗了「清風月上時，萬象自然明」的大悟境界。
少太山不離故鄉，在家修道，終成大覺後，開始宣教，一時皈依者甚眾，連過去嘲笑他的鄰里也拜其門下，聆聽教誨。當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下，少太山為處於沉悶和徬徨的民眾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和實踐，因之給大家帶來了希望和動力，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和擁護。1916年底，少太山在眾多的皈依者中挑選出九人作為骨幹培養訓練，開始建立教團。他提出「物質開闢未來，開闢精神」的口號，率領弟子買賣木炭籌集資金，並且強調「我們開始從事的事業不是一般普通人都能做的，既然如此，故一定要更加努力和忍耐。現在我們的生活都處於貧困之中，如果沒有特殊的節儉和勤奮，就不能有未來事業的堅固基礎。」1918年少太山利用積累的資金開始從事家鄉地區的圍海造田工程，全團人員團結一致，排除萬難，奮鬥一年造就了三千餘坪水田的奇蹟。圍海造田的成功增強了團員的濟生醫世，為公道獻身的信心。少太山又帶領大家祈禱三月，歃血為盟，獲得了法界的認證。他們的成功使世人刮目相看，吸引了眾人，擴大了影響，傳教的事業急遽發展，進入了正法教化的時代。
1920年少太山相繼撰寫了一系列著述，基本教理大致完備。1924年在益山郡北一面新龜里（現名全北裡里巿新龜洞）設立本山，宏展興教事業。但是日本殖民政府實行嚴格的高壓政策，不准任何名稱或形式的新宗教出現，迫不得已，教團只好以「佛教研究會」的學術團體身份委曲行世。嗣後，少太山和弟子繼續發揚開拓精神，墾荒造田，漁巿商賈，產業大增。弟子們白天辛苦勞役，晚上精進道學修行，實踐理事無礙和靈肉雙全的精神和一圓相的教理。1927年又創立了「人才養成所連合團」的人農事業，即人人興農，育成教育的制度。隨著少太山事業的發展和影響增大，教團日益顯示了民族自主的性質，獨立的呼聲漸漸高漲，時人稱他為朝鮮的「甘地」，為此曾受到殖民政府警察的幾次搜查，結果教團在高壓暴政下曾被迫解散。1943年六月一日少太山去世，享年五十三歲。
少太山逝世，十人團之一的宋升山（又名宋奎）繼任師志，為第一代宗法師。他領導教團在日寇的暴虐下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維持法脈。1945年日本戰敗，朝鮮解放，教團開始有了轉機，從此一躍極大地發展。升山宗師改「佛教研究會」為「圓佛教」，恢復了師祖的本義，光大師說。他主持發起了因戰爭受災的同胞救護活動，在漢城、釜山等地設立救護所、孤兒院，實施救濟海外歸國同胞，舉辦思想演講會，興辦教育，普及朝文運動等，竭盡全力幫助政府渡過危難混亂的時期。1946年圓佛教在本山建立了第一所「唯一學林」。1949年又創出版社，開始進行文化教育運動。1950年設醫院，1953年辦孤兒院，1958年新立了教科書編修所。與此同時升山宗師還撰寫了《建國論》，闡述了圓佛教的理論，規定了今後發展方向和目標，進一步將其社會化、世俗化，教團的儀禮、體制最終形成制度化。短短數年，圓佛教一躍而起，迅速發展成為韓國的一大宗教。1962年升山宗法師圓寂，大山金大舉接任第二代宗法師。同年，舉辦開教五十年紀念會，積極傳教，擴大影響。1965年圓佛教又與國內其它宗教團體一道成立「韓國宗教協會」，同時又在美國等地建立寺院，在世界各地傳教。1971年圓佛教再次召開「開教五十年紀念會」，來自國內外的教徒參加了會議，會上提出「真理是一個、世界是一個、人類是一家、一同在世界工作，開拓一圓世界」的口號，把一圓思想付於大同世界。
圓佛教與佛教的關係
圓佛教是朝鮮近代出現的新興宗教，但卻以佛教的面貌行世，可見其與佛教因緣甚深。升山宗法師在〈大宗師聖碑〉中寫道︰「大凡天地循環四時，日月代明，故萬物得其生成之道，世上佛佛繼也。聖聖相傳，故被眾生濟度之恩，此為宇宙自然之法則。古時，靈山會後經過正法和像法時代，到了季法時代，不實行正道，遍滿邪法，精神失勢，物質支配於天下，日益增深生靈之苦海，這就是救主大宗師再出現於世上之機緣。」
考少太山發心求道和大覺的經過，難找與佛教有緣的情形，但是後出的圓佛教思想家和註釋者卻是以佛教為教法之淵源。《圓佛教創建史》第六章載︰「又從（少太山）發心動機看，其得道經路擬屬偶然，但各種事實卻符合佛陀之教示。」此話應顯示少太山的覺悟境界符合佛法。少太山創立新教團，是引導一切生靈到廣大無量樂園，即︰「諸君先研究這佛法之大意，應該自覺生老病死，因果報應之理致。我早先知佛法大意，可是至今不說這內容，原因是諸君的水平還未及真理，而且現在仍存輕視佛法之弊端。所以無論何人，只是向佛教略表敬意而已，並沒有開人心之發現和禮佛的時代。但是無論教法之正邪真偽，只隨人心之趣向，以順其方之教化，致力於發心信仰，若今能發現根本真理，用功成就，真正修行，引導一切眾生福慧兩路，可說不得不依止佛法之主體。」從上所述，少太山所構想的未來朝鮮主要宗教，仍當以佛法作為主體不可。
從圓佛教的立場來看佛教革新運動，其範圍應很寬大。少太山決心先從大同真理統一東西思想界，後又採往古聖賢與哲人諸說為己用，並承認佛教思想為主體。以佛法為中心，綿密探究諸宗教及哲學思想，在吸收了諸教理及思想後，才可成為圓滿具足之真理，故所謂大同之真理，即是回歸諸真理之本源。有鑒於此，就可理解圓佛教為什麼不應稱為佛教的分派，傳統的宗教到了現代以後仍自認為各宗派法系自居，而圓佛教與它們不同，圓佛教闡揚的是原始佛教的正統觀念和局部的真理觀。它在內部自覺努力開發主體，向佛教的根本精神靠攏、再現，在外部網羅東西，採取調和諸家真理的姿態。
下面我們可以從圓佛教教義上找到佛教革新的一些特點。
(1)圓佛教主張各種宗教都歸結為根本真理，後打破真理觀的局限，所以按現代觀點，佛陀的人格也應沒有界限。
(2)外來的宗教如果能被吸收，即使其努力甚微，但終能以小成大，發展成為世界宗教。圓佛教就是以外域的佛教為我所用，改造成為本地的宗教。
(3)傳統佛教分出世間和世間二法，修行者超脫世間之外，因之佛教被認為是方外之人的信仰。圓佛教卻要改革這種弊端，強調佛法是生活之理念，開佛法信仰之門路，入世求法，在世間中解脫。
(4)建立事事供佛，處處佛像的信念。每天事佛，禮拜佛像，竭盡誠意。圓佛教認為這就是法身佛之應化身。
(5)禪是尋找佛陀之心而守護己心，不必為了統一散亂之心，逃避現實而約束坐禪。圓佛教認為除了每日黎明應修禪之外，其它時間應行無時禪，既無處不是禪，無時禪應是最高的禪法。
(6)提倡靈肉雙全和動靜一如的境界，改圓滿修行取代偏僻修行。過去即使有信仰的人也充滿世欲，結果成為沒有專長或不做光吃的寄生者。圓佛教就是要打破這個觀念，從衣食住行之中獲得真理。
圓佛教教理及思想之展開
圓佛教的教理主要收集在1920年以後少太山撰述的《修身之要法》、《齊家之要法》、《強者和弱者進化之要法》、《指導人準備之要法》、《人生之要道、四思四要》和《功夫之要道》等著作中，以及升山和其它教徒的著述中。此外，佛教的《金剛經》和一些儒道教經典也是教徒經常研讀的課本和教理的思想淵源。
少太山大覺後，把他證得的體會稱之為「一圓相」。撮其大要為︰「萬有是一體性，萬法是一根源，不生不滅之道和因果報應之理互為根基，形成了一個圓機」，用「○」表示。它既是信仰，又是修行之標準，更是表現真理的特徵。但此圓相並非屬於少太山一人專利，在他之前東西方哲學宗教中都存在過這種認識過程。即以圓表示不可言狀的窮極真理之象徵。
古希臘愛里亞學派的創始人巴門尼德反對自然哲學派的主張，認為世界表現了不可分的球形象徵，他所探究的存在之窮極的實體，自然也以圓形表示。
基督教多米尼克僧團的愛克哈特曾畫了一圓，進而說明此圓來自於神門並又回到神門，人間也通過此圓而歸為一神。
東方的佛教稱超越非有非無之空，《易》之所說太極，《老》、《莊》之無極，都認為歸結於圓相。中國宋代周濂溪在《太極圖說》中又逕直把無極和太極聯繫而畫一圓，用以解釋陰陽五行和宇宙人生之關係。傳統的印度阿字觀法，要求行者在心中冥想圓形月亮，親證梵我合一的境界。
現代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 1875～1965）說人類深層心理見解用圓來表現，圓輪是無意識之象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圓相在表現終極真理的共通性，即古今東西諸種宗教哲學皆以圓來象徵說明終極存在的根源、整體性和無限循環的特點。少太山體驗的超越象徵的實相世界，以一圓相為話頭，不斷追求象徵之意味，實為前人知識的集錦，反映了把信仰更真理化的基本內容。
以一圓相象徵實相世界是真理，非言語推斷或理論判斷而得來的，它是直覺的產物，不是思維的結果。一圓相不是相對真理、現實的真理，而是絕對真理和真理本源之象徵。在《圓佛教正典》中如是解說︰
「一圓是宇宙萬有之本源，諸佛諸聖之心印，一切眾生之本性，無大小、有無之分別，不變生滅去來，斷滅善惡業報，頓空言語名相之處，隨順空寂靈智之光明，出現大小有無之分別，善惡業報之分別，宛然言語名相，露現如掌中之珠玉，真空妙有之造化，道宇宙萬有，無時應劫，隱顯自在，即是一圓相之真理。」
可見一人大覺之心符合一圓真理，凡夫眾生所蘊佛性即為一圓真理，體用相接也是一圓真理，故一圓就是圓滿平等，無限絕對，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不可言狀的終極真理。圓佛教的命名就依止這一圓真理而得。它是在韓國的特殊環境下出現的新宗教。少太山以佛法構建教理體系，但又集諸宗教的根本一圓真理，可以說他超出了佛教的思想，把大眾的宗教生活引入時代化、大眾化和生活化的方向。第二代升山宗師秉承師志，發揮一圓是諸佛心印一同的思想，提出「同源道理、同氣連續，同拓事業」的三同倫理主張，為各種宗教的交流溝通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圓佛教的組織制度和儀禮
圓佛教的組織可分為教化和教政兩大系統，它們是在成立佛教研究會時的章程中就基本確立，沿襲至今未變。
教化系統淵源於草創的十人教團。當時規定，十人團中一人為團長，負責指導團員的宗教生活，團副是團長的助手。團員按資歷又分為上位團員和下位團員，居上位者有義務輔導下位者，有時也在下位團員中互選團長和團副。雖然圓佛教的勢力擴大，但十人團制度一直繼承下來，少太山在世時就擔任了團長。他逝世後團長改為選舉產生，增加了更多的民主成分。現在教化系統主要用於增進信徒信仰和訓練修行實踐，同時也行使布教的職能，吸收一些非教徒參加教團，皈依教會。
教政系統實為教會的行政機構。初創時期因大小事務均由少太山統管，故談不上還有行政系統可言，隨著教團的擴張，才開始分立。所以它是後出的職能機構或部門。宗法師是教會的最高領導者，次之是輔助宗法師的咨詢委員會。首位團會是教團的最高決議機構，下設專門委員會。教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負責制定各種計劃，下設企劃堂、總務部、教化部、文化部、教育部、訓練部、財務部、公益部、國際部等各科分支機構。不管是教化還是教政最後都受首位團會的領導。
圓佛教的三大事業是教化、教育和慈善，三者齊頭並進，規定了教會事業的發展方向。教化在教堂進行，引導教徒具備教祖一樣的人格。靈山聖地玉女峰下的九間道堂是最早的祖堂。它最初是少太山率領弟子圍海造田時的辦公地點，以後又成為血印祈禱之本部，有重要的紀念意義。以教堂為中心的教化活動是圓佛教的重要事業。
教育事業始於1946年設立的唯一學林，當時只是作為教徒的培訓中心，以後漸次發展成為圓光大學、圓光男女高、初中。此外還有靈山大學和東山培訓院等教育培訓中心。圓佛教的教育事業至今已成體系，各個教育場所不僅進行宗教知識教育，而且還有世俗教育和道德教育，比重也越來越大。
慈善事業也是始於戰後的漢城普和院之慈善機構，現已遍布韓國大部地區。圓佛教的慈善事業不僅僅局限於一般的救濟活動，而是以圓佛教精神來指導社會參與、社會改革、社會正義、社會福祉的活動，實現無我奉公之精神。教會的資金來源於教內企業經營的收入、宗教儀式的收入和教徒的捐施。現在教內已有教化事業會、育英事業會、法恩事業會、四大奉公會、圓冒會等多種慈善團體。
圓佛教的制度顯示了時代化、生活化和大眾化的內容，具體表現如下︰
(1)諸經典和教科書用現代朝鮮語編纂。
(2)教徒都是依靠自力生活，有正當職業或專長的人。
(3)教徒衣食簡樸，順應時代的發展。
(4)按照法位高低確定法統，不依出家或在家的分別確定。
(5)已出家者是否結婚，隨順己願，不受限制。
(6)所有教堂都建造在教徒聚居地，便利教化，有利教徒的宗教生活。
圓佛教的儀禮也具有時代性、實質性和生活化的特徵。所謂時代性，一言蔽之，即制定禮儀的動機和特點，表現了對過去禮法的革新及符合時代的實踐，禮儀的根本精神，應該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地進行調整，使之更適合時代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強調囿於傳統的祖制，一成不變。所謂實質性是指基於儀禮制定的根本精神，禮法要脫離以往的形式主義做法，以節儉樸素為宗旨，以對世界有益為目標。所謂生活化，其前提是參與現實生活，能夠使人類安定生活，圓滿達成正確的人際關係，產生向上生活的活潑潑的創造力。《圓佛教禮典》中曾經分門別類地闡述了通禮、家禮、教禮和革新過去禮法的不同內容，也就說明了行使中道實踐，面對根本精神，革新的禮法是綜合各家之後而提出的圓滿的最佳禮法，因此圓佛教的禮法是根基於東西各家之不變的根本精神的綜合反映。
少太山自稱無產大眾和被壓迫下的底層民眾。他看到了世界包括朝鮮存在的弊端，把社會弊病劃分為錢之病、抱怨之病、依賴之病、不會學和教之病、沒有公益心之病等，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弊病之社會及其治療法》的法門。他大覺之後依據一圓相真理創立了圓佛教，在現代社會得以發展，已具規模。他的目標已經開始實現，圓佛教正在變得日益成熟和樂觀。
〔參考資料〕 李殷哲譯（日語）《圓佛教教典》；柳香秀《韓國圓佛教無時禪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張曼濤〈韓國佛教的新宗派──圓佛教〉（《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2}）。
台灣佛光山之重要幹部，比丘尼。為台灣省宜蘭縣人。俗姓張。民國五十四年從星雲出家，同年於苗栗法雲寺受具足戒。五十八年，負笈日本，專攻佛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返國後，出任普門中學首任校長。現任（1993）佛光山管理人兼都監。
師未出家前，即致力於佛法之宣揚，曾在廣播電台主持佛教節目達六年之久。出家後，更著力於佛教教育與文化事業，嘗出任東方佛教學院院長、《覺世》旬刊及《普門》雜誌發行人等職，並經常應聘在各大專院校哲學系、佛學社團開演教法。為佛光山開山和尚星雲之主要助手之一。
號一無。祖籍黔北。民國五十六年受具足戒於台中慈明寺。自幼沈默寡言，稍長，涉獵各宗教，深契佛機。自跟隨東初出家以來，即發願振興佛教。鑒於一般人將佛法說得太玄妙，深奧難懂，故積極倡導人乘佛教，並推行白話佛經，俾使人人易懂易學。六十八年（1979），在南投縣魚池鄉興建人乘寺文殊院，作為慈光山人乘寺僧團修行辦道之所。先後曾成立「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人乘佛刊雜誌社」、「幸福音文化事業出版社」等機構，每月出版佛教書刊。此外，又設立「世界人乘佛教研究院」、「人乘學院」，以培養弘法僧尼。著有《人乘佛教觀》、《華雨繽紛》、《六度集經白話故事》等書數十冊。
師現任（1993）人乘佛教世界中心主持人、世界幸福文化學會（設在美國）總裁、中華民國人乘佛教會理事長等職。
北宋律宗僧，《宋高僧傳》之作者。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其先祖為渤海人。初於杭州祥符寺出家，後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師博涉三藏，尤精南山律，辭辯宏放，無人能挫其論鋒，時人譽稱為「律虎」。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又善文辭，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吳越忠懿王慕其德風，任其為兩浙僧統，並賜號「明義宗文大師」。宋‧太平興國三年（978），蒙敕賜號「通慧大師」，並晉住開封左街天壽寺。其後，歷任翰林史館編修、右街僧錄、左街僧錄等職。咸平四年（一說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壽八十三。追諡「圓明大師」。著作頗多，除《宋高僧傳》之外，另有《大宋僧史略》、《鷲嶺聖賢錄》、《內典集》、《外學集》等書。
◎附︰牧田諦亮著‧索文林譯〈贊寧與其時代〉（摘錄自《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第三章）
贊寧到了六十多歲，攜阿育王寺的佛舍利進入宋朝京城汴梁（今開封）。太平興國三年（976）之後，贊寧才開始發揮了他的抱負。此時吳越王錢氏降宋，贊寧隨著錢俶攜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塔進京。太宗在滋福殿召見，一日七次宣召，詢問天臺石橋、方廣寺五百羅漢和高達五丈多的大瀑布崖上的石梁的情況，贊寧在當時的活動情形為︰
(1)與錢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節度使錢湛、奉國節度使錢億、越州刺史錢儀、金州觀察史錢儼、工部侍郎錢昱都有親密的交往，此外並與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等互相唱和應酬詩文。
(2)吳越的文風隆盛，直接間接刺激了贊寧對於儒學的關心，當時江南佛教界有貫休、靈徹齊已等儒僧。贊寧並受光文大師彙徵教以文格（文體），前進士龑霖授以詩訣。因此贊寧的聲望日隆，文學日盛，在錢塘有數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論虎、義從──文虎、晤恩──義虎、贊寧──律虎。他在吳越為副僧錄及兩浙僧統達數十年之久，對吳越佛教頗有貢獻。贊寧獲得「明義宗文大師」的師號即在此時。據他在《宋高僧傳》中所記，他和錢塘慈光院文備（926～985）、淨光大師義寂等都有親密的交往。
吳越王錢氏（908～979）於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在宋室統一進迫的壓力下，將其國土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戶兵丁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與宋帝，而保全了一族的安寧。贊寧也隨錢俶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塔入京，謁太宗於滋福殿，一日七宣，備受太宗存問。
太宗親賜贊寧紫方袍，改號「通慧大師」，深得太宗信任，駐錫於汴京左街天壽寺。
贊寧老年與盧朱崖、李穆等講論儒學及名理諸論，在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記述︰
安鴻漸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
歐陽修在《歸田錄》中亦載︰
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曰︰「不拜。」問其故。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
以上的記述也許不一定是事實。但卻可看出在北宋初期，官僚知識階級對佛教乃至贊寧的觀感。其後元祐黨人吳處厚所著《青箱雜記》卷六中有︰「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佛事。」可謂允當之評論。
贊寧在太平興國六年（981）被任命為右街副僧錄，掌右街教門之事。七年，受詔歸杭州，先後七年纂修《高僧傳》。端拱元年（988）七十歲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參知政事蘇易簡奉太宗旨意，編纂三教聖賢事蹟，由太一宮道士韓德純編述道教，贊寧編述佛教，著作了《鷲嶺聖賢錄》。這本書現在已經失傳了。很明顯的其中是向三教歸一的方向邁進的。編纂的人都是當時的各教權威。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載有，在著書完成之時，贊寧在這一年是充任左街講經首座。（中略）
至道二年（996）贊寧以七十八歲高齡，蒙恩命受洛陽佛教教團監掌。在這一年首都文人之間因襲白居易的故事，常常召開九老會的雅集，當時以總理宋初大文化事業的李昉（著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為中心，成員有宋琪、楊微之、魏丕、李運、朱昴、武允成、張好問及方外沙門贊寧等九人。而以八十五歲且文名貫於當時的張好問為筆頭（文首），其餘都是近乎八十歲高齡的人，對於繪畫賦詩朗詠都有研究素養，可以說是一個風雅高尚的集團，後來因為蜀地叛亂，出兵四川，九老會也一時不得不中斷了。在白居易之後以詩論話體聞名當世的王禹偁，對於佛教並不抱有好感，然而對於贊寧則以師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記有向贊寧呈送詩詞的事情。
此期間，贊寧開始著作《高僧傳》，到了咸平二年（999）加以重修為《僧史略》，這是他的最後著作。總其一生所著內外之學計數百卷，年逾八十，仍為護教而努力，他經歷了史館編修、左街僧錄之職，於咸平五年以八十五歲高齡，於杭州祥符寺示寂，葬於錢塘龍井塢，門弟子有顯忠、智輪（見於進呈《宋高僧傳》表中）。天聖七年（1029）法孫宗盛，將贊寧遺骸付諸荼毗，重新祀奠。崇寧四年（1105）徽宗加諡為「圓明大師」，旌表其學行，更四十年後，紹興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再度確定了贊寧佛先道後之主張。
〔參考資料〕 《佛祖統紀》卷四十四；《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釋門正統》卷八；《律苑僧寶傳》卷八；《佛教人物史話》（《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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