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
[國語辭典（教育部）]ㄆㄧㄥˊ ㄉㄧㄥˋ, 1.平穩安定。如：「他激動的情緒漸漸平定下來。」
2.平息動亂。《五代史平話．梁史．卷上》：「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三國演義．第八○回》：「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
3.辨治決定。《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
4.縣名。參見「平定縣」條。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一切經
（術語）佛教聖典之總名。或曰大藏經。省曰藏經。隋書開皇元年，京師及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秘閣。一切經之名，本乎此。此名原稱佛所說之經律等，而今則併吾國印度日本等高僧之著作而稱之。
佛教傳播於世界各國之間，其聖典為各種之國語所翻譯舉其主要者，則原本為散斯克利圖Saṁskṛt語及巴利Páli語。翻譯而傳者，有漢譯藏，西藏藏，蒙古藏，滿洲藏（詳清字經館條），及歐譯之諸典。
散斯克利圖語之原本，自北方尼波羅地方，漸次為學者所發見，然其數未甚多。
巴利語之原本，為巴利三藏，即錫蘭暹羅緬甸等南方諸國所現傳者。其中暹羅之官版藏經，以西紀一八八八年出版，世界各國之大學或學會，均得寄贈。巴利三藏中。律藏Viuaya－Piṭakaṁ，為波羅提木叉Pratimokkha註釋之悉答韋蒲般伽Sutta－vibhanga、蹇陀Khandh－aka、波利婆羅Parivāra三部，經藏Sutta－Piṭakaṁ，為長阿含Digha－nikāya中阿含Majjhima－nikāya、雜阿含Saṁyutta－nikāya、增一阿含Aṅguttara－nikāya、小阿含khuddak－anikāya之五部，諭藏Abhidhamma－Piṭakaṁ，為法僧伽Dhamma－Saṅgaṇi以下總有七論。
西藏藏為喇嘛教徒之所護持，屬於經部者，總計八類，百五十一部，三百五十冊，更有續藏二百二十三冊，其經部為清康熙二十三年所刊行，其續藏則為雍正六年所鏤刻者。
蒙古藏及滿洲藏為奉天所保存，其中滿洲藏經，世界唯有一部，日俄之戰，為日本所得。
此外各國語之藏經，雖尚有數種，而其中卷帙最浩繁，部義皆完備者，實維漢譯藏。案漢譯藏經印行之最古者。則以宋太祖開寶五年，平定列國，造金銀字佛經，前後凡數藏。同年勅印雕佛經一藏，凡一十三萬版，為其嚆矢。尋而至道元年，高麗王治遣使至宋求官本，與其國從來所藏之前後二藏及契丹藏，參訂校舊，經十四年，全行刻成。世所謂高麗藏者是也，凡一千五百二十一部，六千五百八十九卷。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復開版藏經，有一千四百二十一部，五千九百十六卷，所謂宋藏者是也（詳宋藏條）。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亦翻刻藏經，至二十七年告竣，有一千四百二十二部，六千一十七卷，稱為元藏者是也（詳見元藏條）。此藏罹元末之兵燹，與宋藏共歸灰燼，惟流傳於日本者尚存。有尼法珍者（詳法珍條），慨然起興藏之志，經三十年。漸奏其功，是為方冊藏經之濫觴明成祖永樂十八年，勅印刻大藏經版，至正統五年，始告竣，是為北藏。藏於北京。其南藏者，為太祖洪武時所刻。成祖又勅安置石刻一藏於大石洞。然流通未徧，學者多感不便。後神宗時，密藏禪師亦發願刻方冊藏本，萬曆十七年，於五台山創刻，業未竣而入寂，後人迭繼其業，遂完成之，是謂明藏。有六千七百七十一卷。清藏則於雍正十三年開工。乾隆三年告竣。又有京西石經山之石刻藏經。則晉琬公法師刻石貯封石洞者也。
日本現存古寫本不少。而最著者，為堀川天皇勅僧侶一萬人，於一日寫一切經，順德天皇勅一萬五千僧，於一日寫一切經等。德川氏使天海僧正，刻活字排印大藏，其活字及藏經今尚在，有六千三百廿三卷。尋而黃檗之鐵眼和尚，又將明藏上梓。明治十三年，弘教書院以麗藏為本，與宋元明三本對校，印行活字板大藏經，計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五百三十四卷，縮成四十帙，四百十八冊。明治三十三年，藏經書院又以活字印行日本大藏經。藏教書院復纂輯藏經所漏者，題為日本續藏經，共七千八百七十三卷。清季上海頻伽精舍，根據弘教本，略加增減，以活字印行大藏經四十帙，四百十四冊，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
晚近英法德俄諸國語之譯本，漸見於世，將來更有西文一切經，未可知也。
（雜名）又作貴霜。種族名。即月氏族之一分派也。大莊嚴論經六曰：「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
（天名）Vaiśravaṇa，又云多聞天。四天王中毘沙門天之王也。在佛教中為護法之天神。兼施福之神性。法華義疏云：此天恒護如來道場而聞法，故名多聞天。於胎藏界曼荼羅在外金剛部院北方之門側，於金剛界曼荼羅位於西方，夜叉主也。此天與吉祥天，從古神話時代常相關連而為夫妻，於日本台密，如歡喜天有雙身毘沙門法，但雙身者，皆男天也。其形像有多種。胎藏界曼荼羅之像，著甲冑，左掌有塔，右持寶棒，坐像也。或傳有為立像者。金剛界曼荼羅亦與之同。北方毘沙門天王隨軍護法真言記乞勝利神加被之修法，論其畫像曰：「於彩色中並不得和膠，於白[(畾/(冗-几+互))*毛]上畫一毘沙門神，七寶莊嚴衣甲，左手執戟槊，右手托腰上，其神腳下作二夜叉鬼，並作黑色。其毘沙門面，作甚可畏形，惡眼視一切鬼神勢，其塔奉釋迦牟尼佛。」毘沙門儀軌記，唐天寶元年，不空三藏修其法，為玄宗平定五胡亂之始終。
（人名）Aśoka，舊稱阿恕伽。新稱阿輸迦。譯曰無憂。西紀前三百二十一年頃，於印度創立孔雀王朝之旃陀掘多大王（Chandragupta）孫也。紀元前二百七十年頃，統一全印度，大保護佛教，使之宣布各地。
王之傳，南北各異其趣，北傳之阿育王經，阿育王傳，謂其母為瞻婆羅國之婆羅門女，名曰須跋羅祇（Subhadrāṇgi）王幼時甚狂暴，不為父王所愛。欲以兄修私摩（Śusmna）為嗣。偶值領內德叉尸羅（Takṣasilā）國叛亂生，命彼往討。據阿育王經言：「器杖資具悉不與之。」又阿育王傳言：「唯與四兵，不與刀杖。」父王之意蓋期其沒陣也。然彼豪邁善戰，平定叛亂，威權由此大張，遂於父王崩後，殺修私摩而登王位。
南傳之善見律一，島史六章，大史五章則與之異，當阿育王未為王時，出為烏闍衍那（Ujjayini）副王（Yuvarāja）在任地司收斂事，偶聞父之訃音，倉皇歸都，首襲修私摩殺之，自即王位，四年間除同母弟帝須，并殺異母兄弟九十九人，然後舉即位大禮。是乃佛入涅槃後二百八十年也。
兩說雖異，而於即位前後兄弟間有內訌，則同。登位之初，依然極狂暴，殺大臣戮婦女無數。又容栴陀耆利柯之言，造一大地獄，戮無辜之民無算，及後翻然歸於佛教，大發揮慈悲精神，努力於正法之興隆宣布。王之事蹟，有其勅語誥文可證。又佛典中亦有記載，得彼此綜合而知之。誥文或刻於巖面或刻於石柱，現今所發見者，有三十四章。經幾多學者之苦心研究而得之。據是等誥文觀之，則王有兄弟姊妹及兩后。國都為華氏城，王權所及之範圍，北由雪山地方，南及摩奈索，東由頻伽羅灣，西及亞剌比亞海。誥文內容雖有種種異說，而要在宣布正法（Dharma）天下和樂，獎勵國民懷抱慈悲精神之事。可知王不僅統御廣大之版圖，甚得其宜，併愛真理，富於博愛之精神，誠印度空前絕後之聖王也。即稱為有史以來世界之大王，亦無不可。
王歸佛之動機，自阿育王傳第一考之，乃因見海比丘之奇蹟，自善見律毘婆沙第一考之，乃出於尼瞿陀（Nigrodha）之感化，然有名之誥文第十三章有謂「天愛善見王灌頂第八年，征服迦[飢-几+夌]伽，捕虜十五萬人，戮十萬人，其僵者更不知為幾倍。迦[飢-几+夌]伽并吞以來，天愛熱心護持達摩，歸依達摩，又宣揚達摩教規。」則直接歸佛之動機，在於征服迦[飢-几+夌]伽，然其遠因當為即位初年所經驗之悲劇與一沙門之說法，於殘忍酷薄之王心，喚起宗教的信念之萌芽，後又目擊征服迦[飢-几+夌]伽之大慘事，一時勃發，遂直入佛門，歸於正法也。王一入佛門，熱烈之度非常，於領內各地建立八萬四千大寺與八萬四千寶塔，又將正法宣布之誥文刻於四方，親身拜佛迹而供養之，此其最著名之事蹟也。
又依善見律婆沙第二考之，王即位十七年，於華氏城為異論防止，企求第三次之結集，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座，一千之長老從事於此，以九月終其效，結集終了之後，派遣宣教師於四方，如派末闡提（Majjhantika）至罽賓（Kaśmir）犍陀羅（Gandhāra）國，派摩訶提娑（Mahādeva）至摩醯沙末陀羅（Mahisa－maṇḍala）國，派勒棄多（Rakkhita）至娑那娑私（Aanavāsi沙漠地方）國，派曇無德（Yonaka－dkamma－rakkhita）至阿波蘭多迦（Aparantaka五河西部）國，派摩訶曇無德（Mahadhamma－rakkhita）至摩訶勒叱（Mahā－raṭṭha）國，派摩訶勃棄多（Mahārakkhita）至叟那世界（Yonaloka希臘領地）派末示摩（Majjhima）至雪山邊國（Himavanta－pada尼波羅地方）派須那迦及鬱多羅（Sonaka，Uttara）至金地（Suvarna－bhūmi緬甸）國，派摩哂陀（Mahinda）至師子（Laṅkā錫蘭）國，令各從事教化。以上乃善見律之所傳也。又誥文第十三章記王與希臘之五王國交通。所謂五王國者希利阿（Syria）曷奇伯篤（Egypt）買賽頓（Macedon）曷畢落司（Epiros）及克雷納（Cyrene）是也。
王之出世年代，古來頗多異說，若於近時希臘，印度比較研究上由前記希臘五王國之出世年代換算之，便得確定其年時，雖從換算之方法，生三五年之差異，而其即位在西歷紀元前二百七十所前後，則甚明也。蓋王之記傳南傳與北傳之間，不無乖錯。其中顯著者，如北傳謂王乃佛滅百年出世，不言迦羅阿育出世。南傳謂王之出世，是佛滅二百八十年，佛滅百年，別有迦羅阿育之治世。佛教史家或融會此南北兩傳，謂北方傳之阿育為迦羅阿育，南方傳之阿育為達磨阿育，南北所傳之阿育實非一人，此恐出於附會，不可信也。從來以南方所傳者為正確，信之不疑。而誥文所記者，反助北方之所傳，亦一奇也。
守護受持五戒者之善神，計有二十五尊。分述如次：
(一)守護不殺生者之五神：(1)蔡蒭毘愈他尼，除邪惡。(2)輸多利輸陀尼，完具六根。(3)毘樓遮那波，平調五臟。(4)阿陀龍摩抵，通暢血脈。(5)婆羅桓尼和婆，保護爪指。
(二)守護不偷盜者之五神：(1)抵摩阿毘婆馱，出入往來安寧。(2)阿修輪婆羅陀，飲食甘香。(3)婆羅摩亶雄雌，護睡夢。(4)婆羅門地鞞哆，除毒蟲。(5)那摩吁哆耶舍，除霧露害。
(三)守護不邪淫者之五神：(1)佛馱仙陀樓哆，除口舌之非。(2)鞞闍耶藪多娑，除瘟疫鬼害。(3)涅抵醯馱多耶，除官害。(4)阿邏多賴都耶，護舍宅。(5)波羅那佛曇，平定舍宅之八神。
(四)守護不妄語者之五神：(1)阿提梵者珊耶，除塚墓鬼害。(2)因臺羅因臺羅，護門戶。(3)阿伽嵐施婆多，除外氣神害。(4)佛曇彌摩多哆，除災火害。(5)多賴叉三察陀，除偷盜害。
(五)守護不飲酒者之五神：(1)阿摩羅斯兜嘻，除虎狼害。(2)那羅門闍兜帝，除死靈害。(3)薩鞞尼乾那波，除惡鳥惡狐之嗚。(4)荼鞞闍毘舍羅，除犬鼠之變怪。(5)伽摩毘那闍尼佉，防冥官注記。〔灌頂經卷一、法苑珠林卷八十八〕 p175
又稱大乘匪。乃北魏末年，以法慶為首之流賊。北魏末年，冀州（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一帶，戰亂凶年相繼，不法之徒乃假借佛教之名作亂。其時，法慶說服國子博士李歸伯，自號大乘；並糾合愚民，勸人服狂藥，使不識父子兄弟，並高唱「殺一人為一住菩薩，乃至殺十人為十住菩薩」之說，組織兇暴之殺人團，殺害官吏。後賊黨人數多達五萬餘，破壞寺院，殺戮僧尼，焚燬經像，並稱「新佛出世，舊魔除去」，此「新佛」即指「大乘主」法慶本身，並謂迎接新佛，建設大乘佛國，必須破壞舊有佛教教團；又以殺害教徒，為平魔之業。時值北魏孝明帝在位（515～527），下詔討伐大乘賊，一戰死者數萬，終捕得法慶，移送京師斬首。李歸伯亦伏誅，大乘賊之亂始告平定。〔佛祖統紀卷三十八、魏書卷九、卷四十八、卷六十四、卷九十四、北史卷二十五、卷四十三〕 p830
（？～1721）清代僧。越南佛教元紹禪派始祖。廣東潮州人，俗姓謝。十九歲於報恩寺剃度出家。越南黎朝（後）玄宗景治三年（1665）於越南平定省歸寧區創辦佛學院，建十塔彌陀寺，又於順化建國恩寺及普同塔。曾返廣東搜集佛像、經卷及禪師傳，率領僧眾抵越，住順化河忠寺，開創元紹禪派，傳中國禪宗臨濟宗，提倡教禪一致。示寂後，其弟子為其修建和門舍利塔，越南皇帝黎顯宗贈諡「行端」。 p1228
古印度王朝。自西元前三一七年至前一八○年頃，計歷一三七年。西元前三二七年，希臘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ros）遠征印度，其時，摩揭陀國（梵 Magadha）之難陀王朝（梵 Nanda）稱霸北印度恆河平原一帶。旃陀羅笈多王（梵 Chandragupta）趁機而起，平定北印度，建都於摩揭陀國巴連弗城（梵 Pātaliputra），創建孔雀王朝（梵 Maurya），建立印度史上中央集權統一之大帝國。至其孫阿育王時，為該王朝之鼎盛時期，對外，與埃及、希臘諸國建交，對內，則以「法」為治國之政治理想，並於國內建設各種福利事業。阿育王皈依佛教，在其保護獎勵之下，佛教普及全印度，並傳播至叟那世界（中央亞細亞之希臘人殖民地）、楞伽國（錫蘭島）、金地國（緬甸）等地。此時佛教教團分裂為上座部（梵 Theravāda）與大眾部（梵 Mahāsavghika）。阿育王雖厚護佛教，然亦未排斥其他宗教，故耆那教與婆羅門教在其寬容政策下，亦逐漸興盛發展。前者又分裂成白衣派、空衣派；後者則整備教學，完成作為吠陀聖典補助文獻之諸經。阿育王歿後，孔雀王朝亦因而失勢。西元前一八○年頃，將軍弗沙蜜多羅（梵 Pusyamitra）叛上弒君，印度旋又陷於分裂之狀態。 p1377
我國舊時偽託彌勒教，並混合摩尼教、道教、白蓮宗及民間信仰之祕密教會，屬淨土教系統中之教匪結社，流行於元、明、清三代。其中之彌勒教為崇奉彌勒佛之在家宗教團體，自隋唐之後，野心分子屢藉名彌勒轉世，圖謀造反。摩尼教於唐武后時傳入我國，因唐武宗排佛，摩尼教亦遭禁，而轉入地下，以該教崇尚光明，所崇奉之神稱為明王，故改稱明教。此二教教義中皆含不滿現狀、憧憬未來之思想，燒香、吃齋等儀規亦多相似之處，二教接觸後，自然趨於融合。每逢現實政治令百姓失望時，彌勒、明王出世之謠傳自然湧現。此外，道教為我國固有信仰，流傳於民間之彌勒教、明教，自不免受其影響。故其後於元代興起之白蓮教，亦融合彌勒教、明教、道教三種信仰。除此之外，白蓮教之另一淵源，即為白蓮社。
東晉高僧慧遠於廬山創建白蓮社，精修念佛三昧，祈願往生西方淨土。南宋初年，慈照子元（茅子元）崇慕慧遠建白蓮社之遺風，故倡導一庶民念佛宗團，即白蓮宗（信徒被稱為白蓮菜），但由於其門人小茅闍梨之歪曲教理，致宋代末年時被認為是一種邪宗門，盛行於江南一帶。
至於白蓮會之名，係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由江南都邑縣之杜萬一結社集會而來。此時與子元系統之白蓮宗徒是否有連繫則不明，但行白蓮佛事則有之。此白蓮會於元代時被視為亂賊，故受彈壓，並敕禁白蓮會之名目及一切左道亂世之術。此時，江西廬山東林寺之白蓮宗僧優曇普度，撰「廬山蓮宗寶鑑」十卷，闡明子元所倡之白蓮宗真義，並以之破斥當時白蓮會之邪說邪行。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因福建省建寧路后山白蓮堂白蓮道人之非行，復被禁壓。然由於優曇普度親自上大都，努力於復教運動，於仁宗即位之頃（1312），又被允許復教。之後，英宗至治二年（1322）復三度被禁止活動。
順宗時，欒城韓山童父子，詭言白蓮花開，彌勒降世，正式創設白蓮會，依託佛教，造作經卷符籙，傳布民間，於至正十一年（1351）率愚民為亂，未久俱被處死，此即為「紅巾賊。」明太祖時，曾加以禁抑。
明正德以後， 白蓮會受羅教（明代羅清所創，宗旨近於禪宗南派） 之影響，吸取「真空家鄉，無生父母」之思想，奉無生老母為創世主，宣稱無生老母派彌勒等神佛下凡，將迷失紅塵中之皇胎兒女收回真空家鄉。此後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各派之間互不相屬，教主獨攬大權，父死子繼；等級森嚴，教徒入教時舉行一定儀式，交納錢財，定期集會，燒香禮拜，宣講經卷，教習拳棒。迄神宗萬曆年間，徐鴻儒、王森又起，提倡白蓮教，此為白蓮教立名之始。然若論白蓮教中彌勒轉世之思想淵源，應始自隋唐；若就其混合諸信仰之型態而言，則應形成於南宋或元代。王森以得妖狐之異香，自稱聞香教主，率眾謀叛，波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省，尋亦敗亡。
清乾隆年間，其教又起，教主安徽劉松，被捕充軍甘肅，又謀反，事敗被殺。其後劉之協、宋之清、王三槐、冷添祿等人再起，號召教眾，謀起兵覆清，事發，先後被殺。而官吏大肆搜索，株連甚多無辜。於是荊州、襄陽、四川、陝西、甘肅等處之餘眾，以官逼民反為詞，紛紛揭竿而起，蔓延達五行省，時稱川楚教徒之役。清軍與之戰，無功，乃行堅壁清野之策，由額勒登保、楊遇春、楊芳等次第平定之。然白蓮教之根株，仍未淨絕。
綜觀白蓮教，其於發展過程中，名稱迭經變遷，支庶繁衍，名目百出，而各派之教義、組織、儀規、活動方式仍多相似，故可統稱為白蓮教。明、清至民國，派數估計在百種以上。如明代有紅陽、淨空、無為、西大乘，清代至民國有弘陽、混元、收元、老官齋、龍華、八卦、天理、一貫道、義和團、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天門會、無極會、快道、扇子會、妙道會、紅燈會、九仙會、天皇會、無極老母會（黃道會）、天神會、六離會、方道會、大道門、報德門、十祖門、金丹道、老師道、坐功道、老佛門、學好教、賢聖教、大佛教等。〔大元通制條格二十八、元典章卷三十三禮部五、廬山蓮宗寶鑑、廬山復教集〕 p2103
梵名 Indu。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之南，為亞細亞大陸中央南方突出之一大半島。又作身毒、申毒、天竺、天篤、身篤、乾篤、賢豆、呬度、印第亞、印特伽羅、末睇提捨、婆羅門國、沐胥、阿離耶提捨、因陀羅婆陀那。
關於印度之名稱，有諸多異說。早於史記大宛列傳第六十三中，即見「身毒」之名。其後，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等舉出「天竺」之名。魏晉以來之佛典中，即多用「天竺」之稱呼。至唐代以後，則以「印度」為主稱。此外，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等載，「印度」之意譯為「月」。另有一說，認為印度一詞，係出自信度河（梵 Sindhu）之梵名，後因波斯人與希臘人之次第訛傳而成印度之稱。
印度之國土，可分成三個地形區，即北印度、德干高原與南印度。中古時期印度地方之劃分，則為東、西、南、北、中等五區，稱為五天竺、五印度。略稱五天、五竺、五印。境內有印度河（Indus）、恆河（Ganges）、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等三大河灌溉之，除西方之印度沙漠外，全境土壤堪稱肥沃。恒河流域為全印度最熱之地，熱季氣溫經常高達攝氏四十九度，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則為世界雨量最多之處。
印度文明，約於西元前二千五百年時（或謂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即於印度河流域滋生，稱為印度河文化，當時即已發展出水利灌溉、計劃縝密之街道、公共浴室、磚造樓房、排水系統等，極具現代觀念之都市設計要素。西元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考古學者在本區發掘出莫汗佐達羅（Mohenjo-daro）及哈拉巴（Harappā）兩座古都，即屬此一時期之文明遺蹟。西元前二千餘年，雅利安族越過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侵入印度河上游之五河（梵 Pañjāb）地方，其中之一部更自印度河流域蔓延至恒河流域，征服原住土著，漸次組織社會，形成其特有的種姓階級文化。有關此類印度太古王統之記事，佛典所記載者不少。另於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梵 Mahābhārata）、羅摩耶那（梵 Rāmāyana）等之記事中，亦舉出不少印度太古之國名。至佛陀時代，則有所謂十六大國同時並存，如長阿含卷五闍尼沙經、中阿含卷五十五持齋經、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四等，皆詳舉其一一之國名。此外，關於印度之梵文經典及文學著作，據現存之文獻中可知，最古之梨俱吠陀，約於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成立，係世界最古之頌歌集。其後，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闍婆吠陀、梵書、森林書、奧義書等相續完成。
印度原住民族達羅毘荼人（Dravidians）為非洲黑人與蒙古人混血而成之種族，其後入侵之雅利安人與之混血，乃成今之印度族。雅利安人階級意識強烈，將社會分成四種階級，即：(一)婆羅門（梵 brāhmana，祭司）。(二)剎帝利（梵 ksatriya，王族）。(三)吠舍（梵 vaiśya，商人、農人）。(四)首陀羅（梵 śūdra，奴隸）。此種階級制度，稱為種姓制度、四姓。此外，尚有不屬於種姓制度之賤民。雅利安人之宗教，原本崇拜存於自然力中之靈魂，並想加以統御，後逐漸轉變崇拜多神，總稱為婆羅門教。
西元前五、六百年左右，婆羅門教日漸衰微，釋迦牟尼創立佛教以革新婆羅門教之腐敗，並為打破階級制度而組成教團，耆那教亦為此一革新而共同努力。同時，尚有闍伊那、瑜伽等諸派之興起，呈現蓬勃之現象。當時之中印度，西蘇納加王朝（梵 Śaiśunāga）勃興，至頻婆娑羅王之子阿闍世王時，君臨摩揭陀國，為恆河中游之一大霸權。佛教受到阿闍世王之保護，盛行於當時之印度。西蘇納加王朝之後，難陀王朝（梵 Nanda）代之而起。
西元前三二七年（一說三二六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占有印度河河畔之地。於此動亂之際，難陀族青年旃陀羅笈多王（梵 Candragupta）崛起，平定北印度，以摩揭陀國華氏城（梵 Pātaliputra）為都，建立孔雀王朝（梵 Maurya），開拓與希臘間之交通，融合印度、希臘二文明，乃有所謂「希臘印度式藝術」之誕生。至旃陀羅笈多之孫阿育王即位，篤信佛法，推行佛教政策，又派遣傳教師至各國弘法，形成佛教之隆盛時代。其後相次興起者，有貴霜王朝（梵 Kusāja）、熏迦王朝（梵 Śuvga）、康瓦王朝（梵 Kanva）、薩哈王朝（梵 Sāh）。
西元三百年頃，笈多王朝（梵 Gupta）興起，於文學、藝術、建築、科學等各方面均有輝煌成果，為印度文化史上之黃金時代。另於軍事方面，曾討伐北印度之大月氏，又曾抵禦匈奴別支噠人之入侵，導致國力大挫，伏下覆亡之機。然於六世紀時之超日王（梵 Vikramāditya）驅逐嚈噠，文化武功一時興隆，而為中興之王。笈多王朝末期，小邦林立，其中較強盛之一邦建立伐彈那王朝（梵 Vardhana），亦稱戒日王朝。六○六年，戒日王（梵 Śīlāditya）即位。王乃一代英主，力行佛教保護政策，玄奘西遊印度時，即值此王之治世。笈多王朝之後，又有卡魯迦（梵 Chālukya）、喀沙里（梵 Kesari）等諸王朝興起。
在南印度，西元前二二○年頃，有案達羅王朝（梵 Andhrabhrtya）之崛起，至西元三百餘年，此王朝之勢始終強盛。於此時期，婆羅門教漸次復興，而與佛教形成對峙之勢，另一方面兩教之間又彼此攝取特質。對復甦之婆羅門教而言，此時已漸汰舊更新，種下新婆羅門教（即印度教）勃興之因；而於佛教之中，則有大乘思想之萌啟，產生許多深遠獨特之教義。其後，由於中印度孔雀王朝之滅亡，佛教之中心乃逐漸移至北印度。直至西元八百年頃，佛教與印度教可謂交替興隆，此起彼落，其後印度教勢力愈盛，漸有全面壓倒之勢，而佛教則漸於印度本土沒落式微。
於孔雀王朝衰退之同時，大月氏族之閻膏珍侵入北印度，建立犍陀羅國之貴霜王朝，其孫迦膩色迦王大擴疆域，國威盛極一時，並行佛教保護政策，與阿育王同為印度佛教史上兩大護法之帝王。曾於迦濕彌羅國，以世友尊者為上首，纂輯大毘婆沙論。另於東印度孟加拉，西元六六○年頃，瞿波羅（梵 Gopāla）建立波羅王朝（梵 Pāla），維持東印度四、五百年之安定局勢，歷代君王皆崇奉佛教（大乘密教），尤以第四世之達磨波羅（梵 Dharmapāla）致力護持佛教，並建立歐丹多富梨寺（梵 Uddandapura）、超戒寺（梵 Vikramaśīla）等大寺院，作為信仰與研究之中心，對密教之發展有極大影響。
西元一○○一年，回教王馬穆德（Mahmud）侵入印度，直至一五二六年，蒙兀兒帝國（Mogul）建立為止，形成印度史上為期五百餘年之回教時代，期間大肆破壞佛教與印度教之寺院、聖地，虐殺僧尼，導致印度佛教之全面滅亡。蒙兀兒帝國為鐵木兒六世孫拔巴（Babar, 1483～1530）所建，亦信仰回教。拔巴之孫阿克拜大帝（Akbare）為帝國最偉大之帝王，在位期間，領土大擴，並對異教採取寬容政策。然至十七世紀，帝國逐漸衰微。
另一方面，於地理大發現後，印度成為英、法、荷蘭、葡萄牙人海外殖民之角逐地。一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逐漸取得控制權。一七五七年，克萊武（Robert Clive）率軍大敗印度各反對諸侯之軍隊，東印度公司乃成為印度之絕對領導勢力。一八五八年，英國政府接管東印度公司而直接統治印度。於此之前，印度各地已開始醞釀獨立運動，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始由甘地（Gandhi, 1869～1948）領導之「不合作運動」形成普遍而有力之風潮，而於一九四七年八月獲得獨立。於同年，已有數百年強烈衝突之印、回兩教問題，亦由英、印雙方同意，成立巴基斯坦回教國。然印度分成兩國後，印、回兩教間之流血事件更為頻仍。此外，巴基斯坦立國後又發生長期內戰，經常有成千上萬的東巴基斯坦難民湧入印度。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經由印度援助下，擊潰西巴基斯坦軍，獨立為孟加拉國。另於一九七五年五月，位於印度東北之錫金則併入印度，成為印度共和國聯邦政府之最後一州（第二十二州）。
今日之印度，印度教徒最多，回教徒次之，其餘之佛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錫克教徒則為數甚少，其中佛教徒約有一千一百多萬人。近來賤民階級紛紛改信佛教，遂形成印度社會問題之一。印度教派每視佛教為其一支，而視佛陀為其諸聖之一。印度現今所遺留之古代繪畫、雕刻，以佛教之遺蹟為其寶庫。印度獨立後大都以佛教思想為其政治理想之藍本，且將其國旗之紡紗車改為佛教之法輪，並以佛教之五戒為其推進和平政策之五原則。因此，佛教在印度之重要性有待重新之評估。
印度現有人口約六億五千萬，佔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十五，僅次於中國大陸。種族繁多，素有世界人種博物館之稱；語言紛歧，多達一百八十種（最常用者有十四種），成為印度發展之一大障礙。今日之印度，雖已擁有核子武力，然就全國而言，仍為貧窮落後之國度。礦產雖豐富，大多數卻未開採利用。全國人口暴漲，文盲偏高，貧富甚為懸殊。衛生情況極差，人民普遍營養不良，醫療設施不足，死亡率極高。雖經政府積極推動長期五年經濟計劃，然成長率緩慢，各種建設大多仰賴他國之補助或貸款，國民生活水準低落，迄一九八○年為止，其國民年平均所得僅約八十美元（以一九七七年而言，我國國民年平均所得為一一八二美元，美國為七六八四美元），其生活之貧困可以想知。此外，宗教、種姓、種族等舊有紛歧，仍是社會之嚴重問題。〔佛祖統紀卷三十二、唐書西域列傳第一四六上、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第五十八、慧琳音義卷十、希麟音義卷二、卷三、卷八、V.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S. Robert: Indian Chronography; J. Dowson：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p2209
乃日本十大寺中所供養之密藏陀羅尼之百萬小塔。據續日本紀卷三十載，天平寶字八年（764）平定惠美押勝之亂，孝謙天皇依無垢清淨光陀羅尼經所說，為鎮護國家及懺悔滅罪，而造立高四寸五分，基徑三寸五分之木造三重小塔一百萬座，內置根本、自心印、相輪、六度等陀羅尼。寶龜元年（770）四月全部完成，將塔分置於十大寺（南都七大寺與攝津四天王寺、近江崇福寺、大和弘福寺），各寺即營建堂院安置之，稱為小塔院，或稱萬塔院。其中，法隆寺現今約存有四萬座塔。
各塔之塔身部分由檜木構成，相輪部分由桂木組成，總高約二十三公分（少數大型者有四十五公分）。將相輪部卸下，則塔身之空處，藏有用黃麻紙印刷（有少數是書寫）之無垢清淨光陀羅尼經中所說之陀羅尼，長約六至七公分，寬約四十七至六十公分。據推測，此陀羅尼可能採銅板印刷，乃日本最早之印刷品，或謂亦為現存世界最古的印刷物之一。〔東大寺要錄卷一、卷四、元亨釋書卷二十三、國寶目錄、百萬小塔肆攷〕（參閱「塔」5421） p2497
位於甘肅省武威縣。姑臧之名或得自姑臧山，或係匈奴所築「蓋藏城」之訛稱。五胡十六國中，前、後、南、北涼均以此地為都。南北朝時，後魏置武威郡，唐朝平定李軌之後，於其地置涼州，其後陸續為吐蕃、宋、西夏所據。此地位當東西交通要衝，常有譯經三藏留住於此。據出三藏記集卷十四佛陀耶舍傳載，耶舍受鳩摩羅什之教而至姑臧。同書曇無讖傳載，東晉安帝（397～418）時，曇無讖於此地譯出大般涅槃經。另據法經錄卷一、卷五載，曇無讖於此地譯出悲華經、大方等大集經、菩薩戒經等。〔梁高僧傳卷二、開元釋教錄卷四、通典卷一七四姑臧條〕 p3138
日本佛教用語。又作鉢叩。淨土宗僧空也之弟子「平定盛」經由其師之指導，邊叩瓢，邊念佛，此種念佛方式稱為空也念佛。由於積聚念佛之功德得以往生極樂，因而心生歡喜。通常以和歌、和讚、念佛等附和節拍歡喜唱念，邊叩鉦或瓢簞，邊拍手相和，圍成圓形來回舞蹈。 p3471
阿育，梵名 Aśoka，巴利名 Asoka，又作阿輸迦、阿輸伽、阿恕伽、阿戍笴、阿儵。意譯無憂王。又有天愛喜見王（梵 Devānajpriya priyadraśi）之稱。為中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第三世王。西元前三世紀左右出世，統一印度，為保護佛教最有力之統治者。其祖父即孔雀王朝之開祖旃陀羅笈多大王（梵 Candragupta），其父為賓頭沙羅王（梵 Bindusāra），其母為贍波城一婆羅門女阿育薇達那（梵 Aśokāvadāna）。王幼時甚狂暴，不得其父王寵愛，值德叉尸羅國（梵 Taksaśīla）叛變，父王令彼前往征討，望其戰死。然阿育反能平定叛亂，威權大振。遂於父王崩後，殺其兄弟登上王位。或云，阿育殺死九十九位兄弟，登上王位後仍極狂暴，殺戮大臣及婦女，並造牢獄，殘害無辜百姓，因此被稱為旃陀（暴惡）阿育王（梵 Candāśoka）。多羅那他之印度佛教史稱之為愛欲阿育（梵 Kāmāśoka）。然大磨崖法敕第四、第五、第六章及石柱法敕第七章及皇后法敕等，皆載阿育王統治期間尚有兄弟姊妹。故其殺戮傳說可能為後世所誇張。王以華氏城為首都，其統轄範圍包括北印度全部、大夏的一半，南至案達羅，東達海邊，縱橫數千里。且施政得宜，愛好真理，富博愛精神，實是印度有史以來治績空前之統治者。
關於王歸依佛之年月及其因緣有各種異說。阿育王傳卷一謂其因見海比丘（梵 Samudra）之奇蹟而歸依佛。島史第六章及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則說是起因於尼瞿陀（巴 Nigrodha）之感化。依多羅那他之印度佛教史等六章謂其由於耶舍（梵 Yaśa）阿羅漢之弟子的奇瑞事蹟而歸依佛。依小磨崖法敕之刻文載，王歸依佛後，二年半有餘雖為優婆塞而並不精勤信佛，然經一年有餘，即親近僧伽，熱心修道。此段記載與大磨崖法敕第八章所記「灌頂即位過十年往三菩提」之文綜合考查，知王之成為優婆塞是在即位後第七年左右。但島史第六章載，王之歸依佛是在即位後三年。又依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所記，王即位後八年，征服羯[食*夌]伽（梵 Kalinga），見殺戮之悲慘，乃大為激動，對於佛教之信念遂更堅固。因此放棄用兵力以求統一之途徑，且在「依法所得之勝利乃是最上之勝利」（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所刻）之信念下，致力於佛教之宣傳。故其後半生有達磨（正法）阿育王（梵 Dharmāśoka）之稱。
據傳王於其國內建八萬四千僧伽藍，造八萬四千佛塔。此皆載於島史第六章、善見律毘婆沙卷一、雜阿含經卷二十三、阿育王傳卷一等。而其法敕中則未記此事。又善見律毘婆沙卷二載，王即位十七年於華氏城舉行第三次佛典結集，以目犍連子帝須（巴 Moggaliputta-tissa）為上座，參與者有長老一千人，經九個月遂竟其功。繼之派遣末闡提（巴 Majjhantika）至罽賓（巴 Kasmīra）及犍陀羅國（巴 Gandhāra），摩訶提婆（巴 Mahādeva）至摩醯娑慢陀羅國（巴 Mahisakamandala），勒棄多（巴 Rakkhita）至婆那婆私國（巴 Vanavāsi），曇無德（巴 Yonaka-dhammarakkhita）至阿波蘭多迦國（巴 Aparantaka），摩訶曇無德（巴 Mahādhammarakkhita）至摩訶勒咜國（巴 Mahārattha），摩訶勒棄多（巴 Mahārakkhita）至臾那世界國（巴 Yonaka-loka），末示摩（巴 Majjhima）至雪山邊國（巴 Himavantapadesa），須那迦（巴 Sonaka）及鬱多羅（巴 Uttara）至金地國（巴 Suvannabhūmi），摩哂陀（巴 Mahinda）、鬱帝夜（巴 Uttiya）、參婆樓（巴 Sambala）、拔陀（巴 Bhaddasāla）至師子國（巴 Tambapannidīpa），從事傳道工作。又島史第七章記載，巴利論藏之迦他跋偷（巴 Kathāvatthu）為當時所結集者。然王之法敕中無此記載。但大磨崖法敕第三、第五章及第十三章等，有王每五年召開司法與徵稅之官吏會議，為法之教敕、法之樹立增長設立法大官（巴 dhamma-mahāmāta）之記載。且其正法之傳播地區遠至敘利亞、埃及、馬其頓（Macedonia）、塞利尼（Cyrene）。至於第三結集之傳說，北方所傳之阿育王傳全無記載。大智度論卷二雖謂（大二五‧七○上）：「阿輸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諸大法師論議異故，有別部名字。」然此亦不能逕認為係結集之意。故第三結集之傳說，可謂事實不詳。
關於王當時所流傳之經典，在加爾各達拜羅特（Calcutta-Bairāt）之小磨崖法敕刻載，有毘奈耶最勝法說（梵 Vinaya-samukase）、聖種經（梵 Aliya-vasānī）、當來怖畏經（梵 Anāgata-bhayāni）、牟尼偈（梵 Muni-gāthā）、寂默行經（梵 Moneya-sūte）、優波帝沙門經（梵 Upatisa-pasine）、說羅睺羅經（梵 Lāghulovada）等七種。此數種相當於巴利律藏中之大品、增支部經、經集、中部經等之一部分。又善見律毘婆沙卷二舉出阿育王派遣赴各地之傳道師在各地方所說之經為讀譬喻經（巴 Asivisopama-suttanta）、天使經（巴 Devadūta-sutta）、無始經（巴 Anamataggapariyāya-kathā）、火聚譬經（巴 Aggikkhandhopama-suttantakathā）、摩訶那羅陀迦葉本生經（巴 Mahānāradakassapa-jātaka）、迦羅羅摩經（巴 Kālakārāma-suttanta）、初轉法輪經（巴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nta）、梵網經（巴 Brahmajāla-suttanta）等八種。島史第八章同樣舉出諸傳道師所說之經，有 Anamataggiya, Aggikkhandhopama-suttakathā, Nāradakassapa-jātakakathā，Kālakārāma-suttantakathā, Dhammacakkappavattana 等五部。此等可說皆為阿育王時代所流傳之經典。
又依大磨法敕第一章至第四章，及第十一章，石柱法敕第五、第七章記載，王即位後，行二十六次特赦。此外禁殺生、行布施，在路傍植樹、鑿井等事。又存於佛陀誕生地之藍毘尼園石柱上刻有：「灌頂即位後二十年詣此地」之文。尼葛利瓦（巴Nigliva）石柱法敕錄有王參拜拘那含牟尼佛塔（巴 Konāgamana）並修補此塔之事。阿育王晚年似甚悲慘，據阿育王傳卷三載，王后帝沙羅叉（梵 Tassārakkhā）欲與王子駒那羅（梵 Kunāla）私通被拒，因使人挑其眼，王怒而焚殺帝沙羅叉。又王將所有財寶悉數供養盡，已再無可供養之物，最後取半個菴摩羅果（梵 āmalaka）供養於雞雀寺（梵 Kurkuta）。
關於王之出生年代，古來有各種異說，而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所舉希臘五王國之各王在位之共同年數是西元前二六一年，或自西元前二七二年至前二五八年之十四年間或十五年間。因此其灌頂即位被推定是在西元前二七○年左右。又關於佛陀入滅至王出生間之年數，北傳之雜阿含經卷二十三、賢愚經卷三阿輸迦施土品、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下、雜譬喻經卷上、大莊嚴論經卷十、大智度論卷二等所記為佛陀入滅百年，異部宗輪論載為百有餘年，十八部論及部執異論載為一一六年。又島史第六章、善見律毘婆沙卷二等記載，王即位年代是佛陀入滅後二一八年，而佛陀入滅百年左右，另有迦羅阿育王（梵 Kālāśoka）者在位。西藏文于闐懸記（Lihi-yul-lun-bstan-pa）記載，佛陀入滅後二三四年有達磨阿育王。又島史第五章載阿育王治世年間是三十七年。〔大莊嚴經論卷三、卷四、卷十、撰集百緣經卷十、阿育王傳、阿育王經、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付法藏因緣傳卷三、大唐西域記卷八、阿育王事蹟、印度宗教史考、印度哲學研究卷二、卷四〕 p3632
（1617～1682）西藏名 Vag-dbav blo-bzav rgya-mtsho。又譯阿旺羅桑嘉錯。略稱羅卜藏嘉穆錯。即達賴五世之名。明末清初人。法名善慧海。生於衛州（藏 Dbus）欽達則（藏 Śin-sgos-can）。六歲入別蚌寺（藏 Hbras-spuvs），從寶法增等師學顯密經論，並受灌頂，後從班禪四世受具足戒。時後藏尚信奉紅教，全藏歸屬紅教之藏巴汗（藏 Gtsav-pa khan）。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頃，達賴五世聯結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之固始汗（藏 Gu-śri khan，顧實汗），滅除藏巴汗，得擁全藏政教之權，由是黃教大盛。未久，於衛州拉薩建布達拉宮，而徙班禪四世至藏州札什倫布寺。
清世祖統一宇內後，以達賴平定西藏有功，極盡懷柔禮遇，曾多次詔入燕京，賜宴太和殿，並於安定門外新建西黃寺，俾使安居皇城，後以水土不服辭歸西藏，世祖贈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掌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旦拉達賴喇嘛」之金印，及漢滿藏三種字體之金冊，其餘金銀緞裘等不可以斗量計，達賴喇嘛在西藏之地位自此由中央承認而確立。順治十一年（1654），世祖又頒銀無數，供其修建布達拉宮及其餘六十二處黃教寺院，並制定由國庫每歲頒口糧予西藏三千餘寺。終師之一生，清室極盡恩寵厚遇。
師曾制定黃教寺院之主、屬寺院之相互關係、僧眾人數，及組織、僧官之任免等規章制度，均為後世所沿用。又師精研顯密諸教、大小諸乘、內外明處，為一代之大論師。著述頗豐，分外集、內法、密法等三大類，外集有西藏王臣史、五世達賴喇嘛自傳、入中論疏、供養上師儀軌、菩提道次第論講義、引導大悲次第論等，內法有達賴喇嘛之聞法錄、寧瑪派所傳之各種修法及諸本尊護法之修法等，密法則有二函。晚年退隱至色拉等西藏大寺宣演祕法。康熙二十一年，示寂於布達拉宮，世壽六十六。〔衛藏通志卷首、卷十三上、順治東華錄卷二至卷二十八、康熙東華錄卷十四至卷一○五、蒙藏佛教史〕（參閱「達賴喇嘛」5675） p3630
位於綏遠歸綏市舊城石頭巷。明代原為一座小廟，萬曆年間（1573～1619），席力圖一世呼圖克圖希體圖噶因深諳佛教典籍，且精通蒙、藏、漢三種文字，深受順義王阿勒坦汗推崇，席力圖召亦因而香火日盛。四世達賴喇嘛幼年從希體圖噶學經典，萬曆三十年（1602），又由希體圖噶護送回藏坐床，且據傳希體圖噶曾坐於達賴喇嘛之法座上。藏語稱法座或首席為「席力圖」，以其由西藏歸來，故稱其廟為席力圖召。至清初擴建殿宇，始具今日之規模。自牌樓至大殿，共有五進。大殿採用西藏式結構，為古典建築藝術之傑作。大殿之前側，立有康熙御制平定噶爾丹紀功碑。東南隅為白石雕砌覆鉢式喇嘛塔，高約十五公尺。塔上以彩色花紋勾勒圖案及六字真言，為蒙古現存喇嘛塔中第一巨塔，結構極為完美。 p4089
(一)位於陝西長安。初，唐帝室自念起自太原，為報地恩，於揚州、荊南、太原及兩京造寺五所，皆稱為太原寺。武后時重修之，改西京太原寺為魏國西寺，東京者為大福先寺，又改魏國西寺為崇福寺，神楷法師曾於寺中大宏攝大乘論、俱舍論等，遂成法相宗道場。後太原之太原寺亦改稱崇福寺，世人乃稱此寺為西崇福寺。開元年中智昇法師居此，撰開元釋教錄，大行於世。
(二)位於山西朔縣。創建於唐麟德二年（665），初名林衙院、林衙寺，金天德二年（1150）題名「崇福禪寺」，清乾隆年間改今名。寺宇宏偉，頗具規模，金代建築仍保留至今。
(三)位於江西上高縣九峰山。建於唐昭宗乾寧年間（894～897），南平王鍾傳捐房舍為寺院，昭宗賜額「宏濟」，天復年中（901～903）改名「崇福禪林」。為曹洞宗大寺院之一。
(四)位淤浙江臨安鄉。五代後晉開運三年（946），明義智厚禪師創建，為禪宗臨濟祖庭之一。（參閱「崇福寺志」4518）
(五)位於福建福州。創建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原名崇福院，原寺較小，後毀廢。明末清初重建，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始具規模，後逐漸發展成梵宮林立、殿宇巍峨之大寺院，至清末成為福州五大禪剎之一。寺位在象峰之麓，岡巒環抱，松柏參天，有清澗一曲繞寺而過，環境十分清幽。現存之殿宇多為光緒年間所重建。
(六)俗名小召，位於綏遠歸綏城小召街。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帝親征準喀爾，凱旋駐蹕時所建。殿之左右各有一碑亭，碑高三公尺餘，上以漢、滿、蒙、藏四種文字，記載其平定準喀爾之功勳。
(七)山號橫岳山，屬日本臨濟宗。位於福岡市千代松原。圓爾返日後，曾至此巡錫，後由南浦紹明代為開山。慶長年間，黑田氏移至現地，請春屋妙葩中興之，為代代之菩提所（陵墓）。
(八)位於日本長崎市東南，屬於黃檗宗。山號聖壽山，通稱福州寺，俗稱赤寺、支那寺。原係我國僑民所建，高僧隱元曾住此，弟子即非改築之，具宋代風格，有三門（即所謂龍宮門）、大雄寶殿等建築，與興福寺、福濟寺並稱三福寺。 p4517
位於熱河承德東北方之獅子山東端。俗稱大佛寺。清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新疆準喀爾、天山北路，乃下令修普寧寺，以示天下普遍寧靜之意。寺有殿宇十三進，中心為大乘閣，其次為方閣、大雄殿，再次為妙岩堂、講經堂、天王殿、金剛殿等，巍峨堂皇，各具特色。寺內之大佛，高二十三公尺餘，為世界最大之木刻佛像，普寧寺因此聞名於世。大乘閣高約三十公尺，建於高約十七公尺之臺基上，為一幢五層無柱之奇異建築，堪稱我國建築史上之一大奇觀。 p4998
為護持佛法、守護國家之善神。又稱如意勝王、如意天王、甘露太子。或謂最勝太子與北方毘沙門天王之太子那吒為同尊。其形像可畏，具四面八臂。正面呈平正圓滿之菩薩相；左面呈青黑色，口大張，有相叉之虎牙，眼圓且大，眉角豎起；右面為自在天之相，呈赤白色；正面之上方則為藥叉極惡之相，眼紅如血，牙齒尖利。其全身為赤黑色，髮呈紺青色，頂上有七日並曜，足踏大磐石。八臂中，左右之第一手各持刀，左右之第二手各持縛折羅叉，左右之第三手合掌置於胸前，左右之第四手各持槍。又以五色雲散垂為蓋，諸天眷屬圍繞。印相為二手合掌，置於胸前，二拇指相交（右拇指壓於左拇指上），插入掌中，二食指並豎，其餘三指交叉作拳。種子為 （ra）。真言為「唵那吒俱伐羅娑縛訶」。以最勝太子為本尊，為戰爭或鎮定兵亂所修之法，稱為最勝太子法。據傳唐玄宗時，道宣律師曾依此尊之祕法，平定亂事。〔攝大儀軌卷二〕（參閱「那吒太子」3023） p5044
西藏名 Skuhbum。意譯十萬佛像。又作金瓦寺、塔兒寺。位於青海西寧郊外之塔山。其地為黃教祖師宗喀巴之降生處，亦為今日蒙藏地方之宗教中心。始建於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為黃教六大寺院之一（其餘五寺為西藏之色拉寺、哲蚌寺、扎什倫布寺、甘丹寺及甘肅之拉卜楞寺）。寺前有栴檀樹一株，據傳宗喀巴出生後，於埋藏其胞衣之處生出此樹，葉上浮現無數佛像；sku-hbum（十萬體，意即十萬佛像）之名即由此而來。全寺建築，隨山依勢，逐漸升起，有大小院落千餘處，僧舍四千五百餘間，可容數千人，儼然一座宗教都市，其中以大經堂、大、小金瓦寺為其核心。
大經堂為塔爾寺宗教組織之最高權力機構，藏式平頂建築，佔地一九八一平方公尺。建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後數經擴建，民國二年（1913）遭回祿，民國六年重建。堂內矗立一百零八根大柱，柱子上部均雕有優美圖案，外裹彩色毛氈，並綴有各色刺繡、飄帶、幢、幡等，四壁掛有各種綢緞剪堆、綉堆之佛像、佛教故事圖、宗教生活圖等，均生動而別緻。經堂內可供三千人誦經，內有一純金鑄造之塔，高約六、七公尺，內置宗喀巴之骨灰。四壁有經架、佛龕等。大經堂下設四大扎倉（學院）：(一)參尼扎倉（顯宗學院），為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研究顯宗教義之學經部門，並研究內明。(二)居巴扎倉（密宗學院），為研究密宗教義之部門，並研究因明。(三)丁科扎倉（時輪學院），為研究天文、曆算、占卜之部門。(四)曼巴扎倉（醫學院），為研究醫藥治病之部門。大經堂為參尼扎倉之經堂，亦為四個扎倉全體喇嘛聚會誦經之大禮堂。
大金瓦寺為塔爾寺之精華部分，其最精華處為正殿，外表以碧綠細緻之磁甎砌成。牆上嵌有無數珍珠、瑪瑙、金銀、寶石、翠玉，寶光四射。正殿供奉宗喀巴像，周圍環以五千餘尊一尺餘高西藏式或印度式之小金佛，長目細腰，以襯托莊嚴靜穆之宗喀巴巨像。殿中懸有數千酥油小燈，纓絡垂飾，宛如繁星；像前懸有二巨燈，全以珍珠穿成，點以酥油，永不熄滅，金光璀燦中，香煙繚繞，為塔爾寺最神聖之處。大殿之後有藏經櫃，內藏黃教之主要經典甘珠爾及丹珠爾。經典原藏於西藏，後移至此，為本寺之寺寶。大金瓦寺殿頂全以金瓦舖成，上有數十座一、二公尺高之經幢，全為金製，其含金量總計十萬兩以上，有瓶形、塔形、傘形等，鑄工細緻精美，陽光照射下，金碧輝煌，光芒萬丈，誠可謂佛教之聖地、青海之寶庫。
小金瓦寺又稱大護法殿，建於明崇禎四年（1631），為大金瓦寺之縮影，然風格與大金瓦寺不同。寺前有八座高塔矗立。清雍正皇帝時，年羹堯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由於寺僧亦曾參與叛亂，年羹堯欲屠寺僧，經鎮海堡千總苦求，僅殺主其事之八大喇嘛，後分葬寺域內，建八座白塔藏其遺骸。小金瓦寺之建築有如一放大之喇嘛塔，屋瓦亦銅製鍍金，金色燦爛，與大金瓦寺相互輝映。寺內所供神像，多呈忿怒像，表示護法神之威嚴；各柱上皆由整張虎皮裹製，後殿並藏有各種凶惡面孔之木製面具，係供跳神用者。
由於藏人對宗喀巴之崇敬，本寺遂成為蒙藏兩族善男信女心目中不可侵犯之聖地，猶如耶、回二教之聖地耶路撒冷，喇嘛教徒大都發願一生中至少能至該寺朝拜一次，往往傾窮年累月辛勤工作之全部積蓄，長途跋涉，至此朝聖奉獻。寺前階梯舖有跪拜所用之厚松木板，每經一時期，常因手掌與腳膝之起伏用力而磨成深槽，宛若人體之伏地，堪稱奇景。又寺內之繪畫、堆綉、酥油花被譽為本寺之「三絕」，每年藏曆正月十五舉行燈節大會，展覽酥油花雕，吸引無數遊客。〔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1895；Filchner: Das Kloster Kumbum in Tibet, 1906、蒙藏佛教史（妙舟）〕 p5434
（1647～1729）清代廣東潮州人。越南臨濟宗開祖。十九歲出家，後隨商賈至越南弘傳臨濟禪法。初抵越南時，居歸寧縣（今平定省），於該地創立拾塔彌陀寺，並教授中文。其後，又至順化縣（今福祿縣）建河中寺。最後在春京（今承天省）建國恩寺及普同塔。旋奉越南國王阮英宗之命回廣東聘請名僧並搜尋佛像及法器。重抵越南後，受阮朝敕令於天姥寺開壇傳戒。戒期圓滿後，奉敕任河中寺住持。於越南南阮保泰十年示寂，世壽七十三。師在越南開創源昭與超白二支臨濟法派，為傳臨濟禪入越之第一人。門下有明宏子融、明海法寶、明物一智等。 p5772
唐代僧。居嵩山少林寺，精於武技，以平定隋末王世充之亂有功而著名。隋末，王世充盤據洛陽，經常騷擾少林寺，僧侶不安。秦王李世民出關伐罪，師乃糾合法眾，輔佐秦王與王世充作戰，每每親冒矢石之險，終殲滅凶頑。洛陽既平，王以功贈曇宗等十八人將軍號。具辭不受，王乃立碑寺中，紀其功績。此一事蹟，於清代田雯之「遊少林寺記」亦有記載，惟與上記略有出入。 p6230
日本江戶中期，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有關宗義安心的諍論。起因於寶曆十二年（1762），功存主張的三業歸命說──眾生為得救，須以身口意三業歸依阿彌陀佛。所謂三業歸命說乃學林（新義派）的主張；以安藝為主的在野學者（古義派）則以「自力非正義」批判之。二派各以功存的《願生歸命辨》、大瀛的《橫超直道金剛錍》為代表。由於諍論愈演愈烈，以致幕府也介入其中，且於文化元年（1804）將智洞（新義派）、大瀛、道隱（古義派）召至江戶，以裁決正邪。審問中，智洞、大瀛病歿。三年十一月四日，宗主下「御裁斷御書」，以古義派為正義，統一宗意。
◎附︰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四期第十五章（摘錄）
在關於安心異義的糾紛中被稱為最大的糾紛，是西本願寺所謂的「三業惑亂」。所謂「三業惑亂」，是由功存發起的，而到智洞時達到頂點。功存是越前人，道心素堅，行儀嚴正，經常以親身行為啟導後進。當時在越前有倡導所謂「不凭祕事」的邪義教說，妄說在他力真宗當中不能有歸佛的思想。功存為了駁斥這種邪說，寫了《願生歸命辨》，大力主張「三業歸命」之說。這就是所謂「三業安心」。因為功存的「三業安心」雖看到邪徒偏離正道，但卻不知自己也陷於極端，所以詰難他的人很多，陸續地產生了《疑問六條》、《興復記》、《歸命本願決》、《正偽辨》、《正偽後篇》、《抉腹篇》等書。然而功存在明和六年（1769）擔任能化之職，掌握本寺學林全權以來，內擁法主，外通官府，能在十年喧囂的駁論聲中保全職位。
寬政八年（1796），功存去世。第二年，智洞繼承能化職務。智洞是美濃（在今岐阜）人，智略才學皆超過功存。他在就職那年，於學林內宣講《大無量壽經》，繼承功存的觀點，主張「三業安心」之說。儘管各地群起反對，但智洞依仗他的才學智略，而且下面又有義霜、大魯、正運等八名傑出弟子，還極力迷惑本寺的任職者，後來竟把起來反抗的人統統逮捕，決心要使真宗的教旨發生一個大的變革。然而由於道隱、大瀛二人，特別是大瀛的努力，使智洞的目的沒能達到，大瀛最初寫了十六條質疑給學林，又著述《金剛錍》三卷，措詞深刻，能暴露出智洞邪說要害，對是非的判斷已近於決定。此時學林的壓制，反而助長了各地反抗的氣焰，他們或是闖入本山（西本願寺），或是向地方領主控訴。幕府雖然向西本願寺下達鎮撫之令，但西本願寺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最後把此事上訴二條城官府。
於是，兩派的首領被召到二條城，讓他們對面辯論，後來幕府又把他們調到江戶審問，下令把智洞及其徒義霜等人處以流罪或是驅逐出去，這樣，事情才平定下來。此時是文化三年（1806）。從《願生歸命辨》開始問世到此時共四十三年；從智洞把紛爭擴大至此時也經過了十年。其宗本來就是以「一念歸命」的他力信心作為從開祖親鸞以來宗義的核心的。智洞從權勢利益的目的出發，私斷宗義，違背祖訓和師（僧朴）說，因任職關係採用功存的教說，力陳「三業安心」之說。這是這次糾紛的主要原因。
三論宗是中國佛教中的一個宗派。此宗學說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部論為依據，所以稱為三論宗。這三部論都是鳩摩羅什在姚秦‧弘始年間（399～415）所譯。他的門人僧肇、僧睿、道融、曇影、道生、僧導等傳弘講說，遂開創以三論立宗的端緒。關於此宗的學統，在印度是︰龍樹──提婆──羅睺羅──青目──須利耶蘇摩──鳩摩羅什。在中國是︰鳩摩羅什──僧肇……僧朗──僧詮──法朗──吉藏。
此宗的初祖龍樹，出世於佛涅槃後七百年間，他所著《中論偈》，是根據《般若經》，以「八不」之說為中心，多方面發揮宇宙萬法當體性空而無礙於緣起的中道之理。又著有《十二門論》，以十二門解釋一切有為無為諸法皆空之義。都是三論宗所正依。龍樹的弟子提婆，著《百論》，破斥一切有所得的邪計邪執，同為此宗所依的論典。其次，羅睺羅是龍樹同時人（見《中論疏》卷三），用常、樂、我、淨四德解釋八不，青目是印度梵志（見僧睿〈中論序〉），就《中論偈》作「長行」釋，發展了龍樹的學說。須利耶蘇摩，原是西域沙車國的王子，出家專弘大乘，嘗為鳩摩羅什說《阿耨達經》，闡明陰（即「蘊」）、界、入（即「處」）皆空無相的道理。鳩摩羅什，印度籍，生於龜茲，出家初學聲聞乘，後從須利耶蘇摩探究方等經典及《中》、《百》、《十二門》等論。自此弘闡性空的法門，多為學者所宗。姚秦時到長安，譯出經論，以關於般若性空的典籍為多，盛倡龍樹、提婆之學。僧肇，早年治老莊之學，出家後專究「方等」，又從羅什受業，助其譯經。著《般若無知論》等（後世稱彼等為《肇論》）。僧肇在羅什門下為解空第一（見吉藏〈百論序疏〉），故同門雖都盛弘三論，而只有僧肇一系始終保持純正的學說。僧肇所著《宗本義》及《不真空論》發揮諸法緣生性空之理，而確立了三論宗義。所以吉藏在〈百論序疏〉推尊他為「玄宗之始」，又在《中論疏》中舉山門義，常以什肇並稱。
什肇之學，原在北方流行，後得僧朗傳播，乃流入南方。僧朗，遼東人，劉宋時入關，研習三論，後來到江南，住在鍾山草堂，遇見隱士周顒，即授以所學，周顒因而著《三宗論》。當時，江南盛弘《成實》，三論的玄綱幾乎斷絕，僧朗到了江南，非難了成論大乘師，並破斥從來視三論與《成實》一致的舊說，使三論學重歸純粹。既而入攝山，遊於法度的門下，後來即繼承法度的棲霞寺法席。到了梁代，武帝很器重他，天監十一年（512），遣僧懷、慧令、智寂及僧詮等十人到攝山從他諮受三論大義，就中僧詮學有成就。嗣後數代相傳，遂有「攝嶺相承」的宗派。
僧詮的傳記不明，他從僧朗受學之後，始終隱居攝山，住在止觀寺，因而有山中師、止觀詮等稱號。他一生只講三論和《摩訶般若》，以為《中論》是《般若》的中心正解。著有《二諦章》，早已逸失，只吉藏所撰《二諦義》（卷上）中保存了他寥寥幾句，說明二諦是教，以見其學說的特點。
僧詮的門下，有興皇寺法朗、長干寺智辯、禪眾寺慧勇、棲霞寺慧布，當時稱為詮公四友，各具獨到的智解。由於他們的宣揚而攝嶺三論之學越發恢宏。就中傳承學統而開闢後來一宗規模的是法朗。法朗，徐州沛郡人，二十一歲出家，初學禪、律、《成實》、《毗曇》，後來慕龍樹的學風，從僧詮受《智度》、《中》、《百》、《十二門》等論，《華嚴》、《大品》等經。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入京住興皇寺。自此二十餘年相繼講《華嚴》、《大品》及四論各二十餘遍，聽眾常千餘人。他發揮無住無得的意義頗透闢，教化弘廣，其門人差不多遍於全國。知名的有二十五哲，而以慧哲、智炬、明法師、吉藏四人為最著。就中發揚攝嶺相承的學說而建成一大宗派的是吉藏。吉藏幼從法朗出家，便留在興皇受教。他依攝山諸師所傳關於羅什在關中，道朗在河西的舊說，發揮三論的思想，造詣漸深。三十歲時，法朗圓寂，其時正當陳末隋初，江南凌亂，僧徒紛散，許多寺廟都荒蕪了，他曾在各廢寺內廣搜文疏，瀏覽涉獵，見解因以大進。到隋朝平定百越（浙江、福建一帶地區）之後，他往會稽（今浙江紹興）住嘉祥寺，大開講筵，問道的人士常有千餘，後世因此尊稱為嘉祥大師。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受請住揚州慧日寺，後又移住長安日嚴寺。他的《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諸疏及《三論玄義》等著述，多半在這一時期寫成。後來唐高祖入長安，設置十大德管理僧務，吉藏也當其選。吉藏生平講三論一百多遍，並著《大乘玄論》、《二諦義》等。他發揚羅什、僧肇乃至僧詮、法朗一系的三論義學體系，從而完成三論一宗的大業。
吉藏門下有慧遠、智凱、碩法師等，而以慧遠為特出。慧遠繼吉藏之後，敷傳法化，後移住藍田（陜西藍田縣西）悟真寺，不時到長安宣講。智凱常在餘姚（今浙江餘姚縣）小龍泉寺講三論、《大品》，後到嘉祥寺講三論，四方的義學雲集，多到八百餘人。碩法師不見於僧傳，著有《中論疏》十二卷（已佚），《三論遊意義》一卷（現存）。吉藏的再傳弟子見於僧傳的，只有元康。相傳他出於碩法師門下，於唐太宗貞觀中（627～649）奉詔入長安安國寺講三論，造《三論疏》解釋中觀義，又撰《玄樞》二卷，總明三論的宗旨，均散佚。此外還著有《肇論疏》三卷，現存。
吉藏的門下，還有高麗‧慧灌，後來傳三論宗於日本，為第一傳。其弟子智藏也曾經到中國來研習三論，為第二傳。智藏的弟子道慈，來中國留學十八年，遍學法相、律、《成實》、《華嚴》、真言及三論，嘗入元康之室，其學說傳於日本，為第三傳。因之此宗在日本的奈良時代甚為流行。
和吉藏同時弘傳三論的還有和他同出法朗門下的慧均，著有《四論玄義》十卷，現存七卷。他的學說和吉藏稍有不同。又，吉藏的學統以外，在貞觀時代弘布三論的學者有慧因（智辯弟子）、慧暠、法敏、慧璿（三人都是法朗門下明法師的弟子）、靈睿（慧暠弟子）等。但三論宗吉藏一系，流行不久，即因天台宗、慈恩宗相繼盛行，而漸次衰微。
本宗所依典籍，以《大品般若經》為所依經，以《中》、《百》、《十二門》三論為所依論。《中論》（亦稱《中觀論》），頌本是龍樹所造，釋是青目所作，全論二十七品，依吉藏《中論疏》的分判，初〈觀因緣〉等二十五品，破斥大乘的迷失，闡明大乘的觀行；次〈觀十二因緣〉、〈觀邪見〉二品，破斥小乘的迷執，分辯小乘的觀行；後〈觀邪行品〉的末段，重明大乘的觀行，推功歸佛。《十二門論》頌本和釋都是龍樹所造。全論以觀因緣等十二門構成。依吉藏《論疏》的分析，初〈觀因緣〉等三門，明空門；次〈觀相〉等六門，明無相門；後〈觀作〉等三門，明無作門。由三解脫門成立空性實相之義，為中觀入門階梯。《百論》頌本是提婆所造，釋是婆藪所造。依吉藏《疏》的分析，全論十品，破邪顯正分為三章︰
(1)捨罪福品（第一）︰明捨罪捨福及能捨的空三相智，顯示佛的漸捨之教，屬於顯正。
(2)從破神品（第二）到破常品（第九）︰就中前一品破我明眾生空；次七品破法明法空，即正辨破邪。
(3)破空品（第十）︰即破無我，歸結畢竟空的境界。三論破顯各有重點，故兼辰本宗所依論典。
在判教方面，本宗以破一切有所得見為主旨，故說一切大小乘經同明一道，以無得正觀為宗（見《三論玄義》），並無淺深優劣。但因一代佛教，原為對治眾生的見執，因病授藥，眾生的機根不同，因而法門也有種種差別。如對二乘說《阿含經》，對菩薩說《華嚴經》等。由此本宗立二藏、三輪，以判一代佛教。二藏是《涅槃》、《智度》、《中觀》等經論所說聲聞藏、菩薩藏，亦即小乘及大乘︰如吉藏《法華遊意》（第四〈辨教意門〉）說（大正34‧644b）︰「佛教雖復塵沙，今以二義往收則事無不盡。一者赴小機說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機說稱為大乘。而佛滅度後，結集法藏人攝佛一切時說小教名聲聞藏，一切時說大乘者名菩薩藏，則大小義分，淺深教別也。」其次，為了防止二藏的教判墮於有所得，更依《法華經》〈信解品〉說三輪的教判。三輪是︰(1)根本法輪，即《華嚴經》；(2)枝末法輪，即從《華嚴》以後到《法華》之前一切大小乘經；(3)攝末歸本法輪，即《法華經》。佛初成道在華嚴會上純為菩薩說佛所證一因一果的一佛乘，是一代教法的根本，所以稱為根本法輪。但是薄福鈍根的機類，聞此一乘法門心生迷惑，所以於一佛乘分作三乘，而說諸小乘經乃至「方等」、「般若」等大乘經以陶鍊調理，四十餘年皆說此三乘之教，所以稱為枝末法輪。到了《法華》會中，根緣已經成熟，能夠接受一乘，於是會三乘的枝末歸於一乘的根本，稱為攝末歸本法輪。
本宗的中心理論，是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論。此說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等一切萬有只是眾多的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無自性，無自性即畢竟空無所得。但為引導眾生而用假名來說有，這就是中道。所以不離性空而緣生的諸法歷然可見，雖有假名仍是無得的中道實相。為了闡明這空無所得的道理，更立有破邪顯正、真俗二諦、八不中道三種法義。
(1)破邪顯正︰依《三論玄義》說，三論的義旨，不出破邪顯正二途。破邪是破有所得，顯正是顯無所得。但此宗旨是破而不立，即只破斥顛倒虛妄，別無所有，故破邪也就是顯正。至於所破邪執，可概括為四種︰第一是外道，不明了人法二空道理而執著有實我實法，起種種邪見。第二是《毗曇》，雖已了達人空，而執著諸法實有。第三是《成實》，雖然了達人法二空，但仍沒有除去偏空的情見。第四是墮於有所得見的大乘，雖除偏空，仍執涅槃有得。又為令眾生體會這個無所得理，於無名相中強立名相，用真、俗二諦言教，來詮顯它。仍為顯明無所得空義。
(2)真俗二諦︰本宗從攝嶺、興皇以來，即以二諦為能說的言教。其典據是《中論》〈觀四諦品〉所說（大正30‧32c）︰「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又《百論》卷下〈破空品〉所說（大正30‧181c）︰「諸佛說法常依俗諦、第一義諦，是二皆實，非妄語也。」此等均謂二諦乃為引導眾生而說，即為著空者依俗諦屆蔔，為執有者依真諦明空；令體會超越有、空言亡慮絕的諸法實相理，從而二諦不過是說法教化上的方便，這叫作言教二諦。但此宗以無所得空為主旨，所以說二諦是言教，亦只適時而用的假設，不許執此說而墮於有所得見。
(3)八不中道︰此宗更依《中論》（卷一）詳開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等八不法門以明二諦之義。這就是要從八方體會緣起性空的意義。本來分析種種邪執，不出生、滅、常、斷、一、異、來、出的四雙八計。其中生、滅、常、斷是時間的計執，一、異、來、出是空間的計執，這些計執都和捨離妄見戲論的中道實相背道而馳。而眾生都把它當作實在，以致墮於無因、邪因、斷常等邪見之中，輾轉迷執，不得出離。現在就對這些計執一一用「不」字來遮遣它，以顯無所得的中道實相。稱為八不中道，這是破邪，從而也就是顯正。
本宗依無所得理，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無迷無悟，湛然寂滅，實無成佛可得。但依假名門，也說迷悟和成與不成。這就是由於眾生根器有利鈍，惑障有厚薄，成佛也有遲速之義。利根眾生一念成就八不正觀，可以頓得佛果。鈍根眾生三大阿僧祇劫積集萬行，經過五十一位而到妙覺。但從一念不礙三祇來看，亦可說念劫融即，利鈍平等。總之，此宗雖立五十一位，而其本意卻是眾生本有佛果覺體，因被客塵煩惱所蔽，所以流轉生死，只要拂除客塵，湛然寂靜，本有的覺體即宛爾而顯。（黃懺華）
◎附︰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三論宗〉
(一)三論宗思想的淵源
隋代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破佛的政策，而重新提倡佛教。在隋一代四十多年時間，佛教重新抬頭的狀況是相當厲害的。新造的寺院達到三千九百餘所，重新度僧二十三萬六千餘人，寫經和修補舊經六百五十八藏，造像十一萬軀（見《法苑珠林》卷一百）。但對於佛學有影響的，卻是以長安為中心而建立教學系統的一件事。這是在當時流行的學派中，選出著名的學者，集中於通都大邑，分為五眾（五個集團），每眾立一眾主，負擔教學責任。開皇十六、七年間，長安五眾的眾主可考的是︰涅槃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禪門眾主法應（此中地論是宗《華嚴經》，大論即《智度論》，是宗《大品般若經》的）。從這上面可以看出當時學風轉移的趨勢。隋代以前，佛學界曾經有過輕經重論以致混同大小乘的情況（這可參考周顒〈鈔成實論序〉），五眾一立，就矯正了這種偏失，同時也使它們互相接觸，參酌義理，自然得著折衷的結論。另一方面，當時新興的學說，像南方真諦所說而由曇遷北傳的《攝論》，北方羅什所說而由僧朗南傳的三論等，都沒有來得及立為學宗，但因為受了國家重視其他學說的刺激，也都很快地發展起來，吸取時論優點，而另成獨立的派別。
原來大乘佛學的初傳中國，是以《般若經》一類理論為基礎的，經過鳩摩羅什的翻譯宏通，一轉而有三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的說法。般若理論強調宇宙萬法的當體性空，破除由於假名（即概念）認識所執著的實在；而三論的立說則更發揚了性空而無礙於緣起的中道精神。羅什的時代恰當亂世，後來他的學說傳承不大明瞭，不過傳承的正宗在於僧叡、僧肇等系是無疑的。僧叡一系初傳僧導，再傳曇濟，就不再專講三論，而兼宏《成實》（舊說曇濟得法於道生，傳法於道朗，再傳僧詮，這都錯誤，不可信）。這大概因為三論的止觀方法難詳（例如三論裏有關止觀的《中論》〈觀法品〉就因翻譯的文義凌亂而無法運用），不如《成實論》所說的次第可據，所以開了個方便，就用《成實》來作中觀的階梯。但一經提倡，人們便不能很好地辨別學說性質的大小、權實，反成為喧賓奪主的情勢。倒是僧肇一系，雖不甚發達，卻保持了理論上的純粹性。他們的重要思想，像「性空自虛」、「立處皆真」等（詳見僧肇《不真空論》），都由遼東僧朗在北方得著傳授，劉宋末年來到江南，其後依止法度住在攝山（棲霞山），傳法僧詮，保存未失。詮門多才，著名的有「四友」，各各具有獨到之處。其中思辯俱優的上首是四句朗（法朗），次為領悟辯（智辯），三為文章勇（慧勇），四為得意布（慧布）。就由這些人大弘其說而構成一個規模。它的特點是︰(一)離開了《成實》的夾雜思想，成功純粹的三論學；(二)溝通了《涅槃》、《法華》等大乘經典的思想；(三)建立了不著兩邊也就是辯證的思想方法；(四)發揮了不真空（假名即空）的中道思想。這樣便為三論宗開創奠定了基礎。
(二)創宗者吉藏
三論的學說傳到吉藏，便打開了局面，成為一大宗派。吉藏是安息僑民，梁武帝太清三年（549）生於金陵，那時恰巧真諦在金陵，吉藏的父親攜去謁見，真諦便給他取名吉藏。他又時常跟著父親去聽興皇寺法朗的講說，很能領悟，七歲，便從朗出家，一直留在那裏受教。十九歲，他的學問就有了成就，替法朗複講，發揮辯才，博得大眾的佩服。隋朝取得百越（浙江、福建一帶地區）以後，他曾移住會稽的嘉祥寺一個時期，因此後人也稱他做嘉祥大師。隋煬帝大業初年，他受請到北方，住在長安日嚴寺。這一段時間，他完成了三論的註疏（《中論疏》是仁壽二年所出，《百論疏》、《十二門論疏》大業四年出），創立了三論宗。唐初武德年間，僧制腐敗，唐高祖在長安設立十大德來綱維僧眾，吉藏也在當選之列。但不久，武德六年（623），他便死了，享年七十五歲。
綜合吉藏的一生來看，他從小（七歲到十九歲）即在義學爭論的環境中成長，所以養成一種好辯的脾氣。當他創宗的時期（大業四年前後），對於一代的地持論師、十地論師、攝論師諸家，都是毫不容情地縱橫破斥。又和當時全國五眾的第一摩訶衍匠且是三國論師（曾受過齊、梁、周三代尊崇的）的僧粲公開辯論了幾天，數番往復，終於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由於他很早就顯露頭角，經常受著皇室的禮遇，便又養成他的驕慢性格。他對信徒，很能因物開剖，所以財施填積，凡有所營，無不成就。卻是在小節上，任性不拘，所以後人批評他是愛狎風流，貞素所譏。臨終，他還作了篇文章︰〈死不怖論〉才死。另外，他生當世亂極烈的時候，很多寺院都荒廢了，他帶著人到處去搜羅文疏寫本，積滿了三間屋子，所以他目學（瀏覽涉獵）的長處，是過人的。他的著書徵引廣博，如《百論疏》裏引到的僧叡〈成實論序〉，保存了有關馬鳴、龍樹年代的珍貴資料，就是當時佚文重被發現之一例。吉藏有了這樣特殊的憑藉，又有犀利的見解，他創宗的議論表現於各種著述中，會縱橫自在獨步當時，並不是偶然的。
三論宗由吉藏開創以後，幫他恢宏的有他同門的慧均和弟子慧遠。他門下知名的還有智拔、智凱、智命等。又有碩法師，傳元康，再傳道慈，成為日本三論宗的正傳。但是三論宗在中國因為天台、慈恩各宗和它相競，不久就漸趨衰微，反不如日本流傳的久遠。
(三)宗本義的二諦說
三論原屬印度大乘佛學中觀一系。到後來，印度中觀系學說的特點，表現在用「二諦」（對於真理的一種相對的說法）為中心來組織一切理論（見義淨《金剛經論釋》附錄贊述），但是中國的三論宗在開創時就已特別發揮到這層義理。這一方面由於吉藏見解的深刻，另一方面也是受了那時江左流行的成實師學說刺激而然。成實的議論是介乎大小乘之間，它不僅主張人空，還主張法空，而以滅卻假名、法、空三種心為究竟，這是一般小乘學說（從前譯傳到中國來的）裏所不曾見到的。它又強調「中道」理論，對於宇宙萬象的法體有無、假實，不作定說，卻主張離了這些邊見歸於中道，這又是一般小乘學說所不能企及的。作為這些義理的根本，成實師卻提出了對於二諦的相對看法即是「二諦」的論門（參照《成實論》卷二〈論門品〉）。因此，在成實學說最流行時期的梁代，有關二諦的解釋非常複雜，像梁‧昭明太子辯證二諦義，答覆二十二家的問題，可見一斑（參照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一）。在那些二諦說中間，最重要的要算當時的三大家──莊嚴僧旻、開善智藏、龍光道綽所說了（其先還有光宅法雲一家，因為他的《法華義疏》特別流行，信奉他成實說的反而減少了，所以不再舉他）。三大家都主張《成實論》通於大乘，正是那一時代的成實師代表人物。他們看二諦是可以相即（或者說統一）的。不過，如何相即，三家的看法並不一致。莊嚴主張互為說，二諦互為其體，也就是說真假兩諦體一而用二，所以這種相即是不異的即。開善主張中道說，以為二諦同出一源，同以不二中道為體；這也就是說各各與中道相即，所以他們講的即是即是的即。龍光的主張又不同，他作異體說，以為二諦相待、相依，這樣來構成它們的相即，這種即實際是不離的即。在三論宗看來，這些說法都不正確。其初，不管他們說的是同體或異體，但都承認有個實體存在，這就成為「性實」的說法，而根本和「性空」的精神相反。其次，他們所謂真諦和俗諦，完全在境界或道理上分別，而境界和道理上說真說俗便會分出界畔，根本談不到純粹的相即。這是三論宗對於那些說法的總批評。
那末，二諦應該怎樣解釋呢﹖據三論宗講這應看成因緣相待而有的分別，所以只有假名，並無實體。這又應看作是對機立說而屬於言教方面的事。這就和成實師偏說境理的議論相反了。如問，三論宗這種說法的根據何在﹖第一，《中論》〈觀四諦品〉有這樣兩個頌︰「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由此可見二諦完全是屬於言教形式的。至於怎樣為諦﹖諦是實在。說法雖異，而所對不同，不妨都成真實。所以青目解釋這兩頌說，世俗諦明虛妄法，但對於世間是實在，第一義諦明法空，但對於聖人是實在。《中論》的說法如此，另外《百論》的說法也是如此。《百論》的〈破空品〉說︰「諸佛說法常依俗諦、第一義諦，是二皆實，非妄語也。」這些即是三論宗二諦理論的根據。由此，三論宗的二諦說裏有「於諦」的名目，這指於世間為實，於聖人為實，由所對成諦而言。又有「教諦」的名目，這指依所對說真實的言教才屬諦的當體而言（有關二諦的各種理論，詳見吉藏《二諦章》）。總之，三論宗是要用對緣假說的二諦方便來顯示諸法實相的無礙、性空，所以，對於以境理為諦的偏見來說言教的諦，其實並不執定言教（有這一層，便和廣州大亮法師所說決定以言教為諦的不同）。另外，顯示方便，雖用相待的二門，而所顯的實相終歸於不二（有這一層，便和成實諸師勉強用相即的說法統一二諦的又不同）。這些都是三論宗說二諦的旨趣。
(四)判教和中觀
三論宗在判教和觀行方面，也是依據言教二諦和實相無得的論點立說的。這一宗看佛的所有言教一律平等，並無高下。因為言教是應病與藥，各有所適，既然都能治病，也就沒有價值的不同了。這可以說，到了究竟，顯理無二，免於有得，和他們無得的主張是極符合的。從另一方面看，佛說的言教，既然各於所對是實，就不妨加以區別，而有二藏（菩薩藏和聲聞藏也就是大乘和小乘）。有時還可以分判為三輪︰第一，根本法輪是佛最初所說的《華嚴》，此經談一因一果，舉出一乘為根本。其次，由於根本說法不能普遍適用，便有大小乘各種經典，由一乘開而為三乘，這是枝末法輪。第三，究竟法輪是佛最後之說，即《法華》、《涅槃》的會三乘歸於一乘。這樣的解釋，把當時流行的重要思想像《十地》、《法華》、《涅槃》，乃至《大品》、《維摩》等都融攝無遺，不過依然貫徹了言教平等的精神。特別是以《大品》對《法華》等來說，當時的成實論師和十地論師們也嘗有意地予以抑揚的批評。像成實論師以四時或五時來判教，將《大品》等般若看成第二時，十地論師以三宗或四宗來判教，又將《大品》作為第二宗捨相教，而三論則屬於第三不真宗。總歸一句話，般若、三論都是不究竟的。三論宗完全不這樣看。他們以為，各種大乘所說無不歸於究竟，只是義理有正明，有傍明。像《般若》廣破有所得，正明無依無得，佛性、一乘等義都屬傍明。《法華》正明一因一果的一乘，而無所得和佛性都歸傍義。同樣地，《涅槃》正明佛性常住，而傍及一乘和無得。並且這些經對機不同，還有意地互相開闢，這就無礙於它們的會歸一趣，等無高下了。由此可見，三論宗的判教和一般從抬高自宗地位出發的完全不同。
再說觀行，三論宗以證得中道為標準，建立「中觀」法門，而入手處便採取《中論》篇首緣起頌所說的「八不」看法。這是要從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的八方面去體會緣起的意義，從而認清諸緣起法的實際，在離染趨淨的過程裏能正確地運用它們，以達到究竟。「八不」的看法可以有種種安排，扼要地說，不外於五句、三式，也就是聯繫著二諦、中道來作區別。所謂五句；從實生實滅看為單純的俗諦（一句），從不生不滅看為單純的真諦（二句），從假設的生滅看為俗諦中道（三句），從假設的不生不滅看為真諦中道（四句），最後超過了這些，由非生滅非不生滅兩方面結合了二諦來看為二諦合明中道（五句）。這裏面的三句中道還可以詳細些說，生滅都是因緣假名，所以說生，生而不起，說滅，滅而不失，這樣理會不生不滅，即是俗諦中道。和俗諦的假名生滅相待而有真諦的不生不滅，假名生滅既非生滅，所待的真諦假不生滅也非不生滅，這是真諦中道。有為俗諦假說生滅，空性真諦不生不滅，兩者不離，生滅而不生滅，不生滅而生滅，這樣構成非生滅非不生滅，即是二諦合明中道。如此解釋，也是和成實論師們執有實理來說三種中道是判然兩途的。至於所謂三式︰若其先著重有實法，空實而成假，這是第一式。並假亦空，是第二式。不待空空而即假成空，是第三式。這又和當時周顒所傳的「不空假名」、「空假名」、「不真空」三宗的說法相當。最後所說即假成空或者不真空，即《肇論》所說「立處皆真」，這原是關河正傳（指羅什在關中提倡的正義），三論宗的中觀法門講到究竟處，當然會歸結到這上面的。
(五)歸於無得的方法論
三論宗用來思辨和批評一切的，是「破而不立」的方法，他們不留一點執著為他人所破。這樣歸於無得的方法乃淵源於印度中觀的理論。龍樹《中論》第四品末尾有兩個頌說︰「若人有問者，離空而欲答，是則不成答，俱同於彼疑。若人有難問，離空說其過，是不成難問，俱同於彼疑。」頌文的大意是，在以空無自性為根據的這一大前提下，儘管立論爭辯時所舉不能概括淨盡，但意之所至，無不包含，再不會有例外來作為反對的論證。這正同《廣百論》所說︰「真實觀一法，諸法不二相，諦了是空已，則見一切空。」所以青目解釋《中論》那兩個頌，用總結的口氣說，這是依據空性解說一切的樞紐。三論宗的破而不立，正符合這層意思。或者有人疑惑，假使破了他宗而自無所立，豈不是落空了嗎﹖這也不然。因為破邪即是顯正，邪執若盡，當然正義會完全顯露。所以三論宗雖不主張破外有立，但於邪正的區別卻極嚴格。這裏所謂邪執，從外學、小乘到大乘，凡到了最後主張有少分所得的，一概歸在其中。就中國一方面言，外學最重要的是道家（這對佛家而說為最要），小乘是當時的毗曇、成實，大乘即地論、攝論、地持諸師。依著吉藏的《三論玄義》所說，一切有得的議論大都從本體論方面立說。如道家之說「太虛」為萬有本源，意謂以無為本，有生於無，此即「本無論」。極至大乘地論攝論諸師說有「真心」、「藏識」，亦復同於實體。由三論家看來，這些議論分別都屬假名，其實無得。再講「正義」，有人法兩部分。依人而說正，是出自龍樹所說，龍樹創興大乘是最契合佛意的。依法而說正，內外俱冥（內外議論概不滯著），大小同寂（大小乘說也無偏執），這才能符合正理，發起正觀，滅除戲論斷卻苦輪，而達到佛家理想的境地。如此立說，當然是極端發揮般若無所得的義理的。
無所得，就執著的對象自性不實而言，它與無塵（即唯識無實所緣）很相似。當時主張無塵學說的，有新起的攝論師。《攝論》為真諦晚年在嶺南很用心的一部譯籍，經過他的解說、宏揚，弟子輩像僧宗、慧愷等，都能完全瞭解論意，並曾到建康一帶地方傳播，但被厄於成實、三論諸師，其說不行。一直到了隋初，曇遷躲避北周法難來南方，從桂州刺史蔣君的家裏得著傳授，後應隋文帝的召請，住在長安大興善寺，開始講傳此論。當時的人以為創聞，一班耆宿大德如慧遠（六十五歲）、慧藏（六十六歲）、僧休、寶鉦、洪遵（五十八歲）、以至高年的曇延（七十二歲）都在那裏橫經稟義，真屬盛極一時，因此北方《攝論》的學說非常流行。至大業初年，吉藏也到了長安，他想和在江左一樣，用三論來壓制《攝論》，於是雙方思想起了衝突。特別是三論主張無得，好像類似《攝論》的無塵，關於這一層更不能不嚴格地表示態度，避免混同。因此，吉藏作《百論疏》，在〈破塵〉一品的前面加上個通論，名為「破塵品要觀」。大意說，塵（意識的對象）由想立，三論的正觀是破想不破法，想息而法亡。這和小乘的析塵觀以為對象是從鄰虛（即極微）所合成的不同，也和大乘的唯識觀說塵由識現的不同。因為小乘看塵是實在的，大乘看識是實在的，一概歸於有所得，完全和三論的基本理論相反。至於大乘唯識觀的觀塵觀識，顯然有先後次第，這和三論的主張塵識同時破斥也屬兩途。所以，三論宗對於攝論師說的批評是，一往之談，未得究竟。這樣算是很扼要地劃清了兩家學說的界限。
(六)典據方面的略評
三論宗學說的要點，前面已經列舉，現在從典據和思想兩方面分別略加批評。在典據上，三論宗是反對成實和攝論師而主張歸於無所得的。《成實》一論，性質比較特別。依照玄暢替《成實》作者訶梨跋摩（師子鎧）所做的傳記說，跋摩先研究了《迦旃論》（即迦旃延尼子所著《發智論》，是說一切有部的根本論典）宗旨，以為都是枝末之談，無關教化的本源，於是去跟僧祇部論師尋究根本，澄汰五部，商略異端，而著成這部論書。這說明《成實》思想的來源在於僧祇。從律家所傳的源流看，僧祇原屬一類的分別說部，並非單純的大眾部。分別說的理論在印度本土沒有盛行，只流佈於錫蘭。所以後來從印度本土傳播的大小乘典籍都沒有《成實》思想的痕跡，而我國學者也始終不能明白它的真相，甚至有人還認它為大乘之說。現在用錫蘭方面的文獻資料，比較並按實《成實》所說的義理，先舉滅三心為滅諦一義而言，分別說部原來主張有有情空和行空（這些等於別處所說我空和法空）；諸蘊上面沒有所謂有情這一法相是有情空，進而諸蘊亦不成有為相是行空，因為在滅定和無餘涅槃的狀態中諸蘊也是不存在的。這些恰恰是成實家所說滅三心的註腳。說沒有有情即滅假名心，說諸蘊不成有為法即滅法心，滅了有為入無餘涅槃，就連空心也沒有了。分別說部雖未明說滅空心，但含有這樣的意思是可以推論到的。因此，小乘的學說裏不但有我空，也有法空，只是它的究竟趨於斷滅而已。中國當時的學者因為看到地論、攝論等說小乘不知法空，所以誤會《成實論》通於大乘。惟有吉藏依據三論的思想論斷《成實》決定是小乘之說。雖然《成實》也談到無得是究竟，但是先有有情、法、空三者之可得，而後歸趨於無。大乘不然，始終以無所得作方便，根本和小乘是兩途。關於這些議論，我們從典據上刊定，吉藏的見解完全正確。
其次，三論宗主張二諦應從言教方面說，而不可依境理分判。《中論》、《百論》，自然是這種說法的依據，如果比較《成實》所談，它的實際意義益能顯露。《成實論》裏，也嘗從言教一方面說二諦，像〈十號品〉說︰「佛有二種語法，一依世諦，一依第一義諦，如來依此二諦說故所言皆實。又佛不說世諦是第一義諦，不說第一義諦是世諦，是故二言皆不相違。」這些是講，二諦各別當理，而不相混雜。要問，什麼是世諦﹖什麼是第一義諦﹖《成實論》〈論門品〉說︰「論有二門，(一)世界門，(二)第一義門，以世界門故說有我，第一義門皆說空無。」現在推究《成實》這樣思想的來源，也在分別說部的主張裏。如錫蘭所傳《論事》的〈大品〉第一章說，佛有二種說法，一為俗說，一為真說。如說有情、天、梵等名相，都屬俗說，如說無常等、蘊處界等、念住等，則屬真說。有些人可從真說得益，那末，就為他們先真而後俗；假使能由俗得益，就為他們先俗而後真。不管說俗或說真，都是真實。第一種真實稱為「假設言說諦」，它的內容是一般世間所承認的尋常道理；第二種真實稱為「真實言說諦」，它的內容是諸法的如是相。這些話，正可用來解釋《成實》的二諦說，並還看得出《成實》二諦所詮的是二。更進一層，也可以明白三論宗以言教分別二諦，實際和《成實》不同，它所詮的卻是一事，故說不從境理方面立論，只有解釋義理的方式才分別得出真俗。因此，三論宗對於《中論》裏有名的「三是偈」即「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作這樣的說明︰第一句解釋假有即是俗諦，第二句解釋真無即是第一義諦，這兩種都是言說，都是假設方便，方便即中道，因為中道要由方便才能悟入的。三論宗如此解釋，典據上也算大體正確，不過關於假名一層說得還不透徹。偈文裏的假名原作「取因施設」，取即是受（感覺），由根和境相對而有所見聞覺知皆謂之受，以受為因的施設相當於認識論上面的表象，由此進一步發展才有概念。三是偈的第一句泛指一切事物，第二句說無實性，第三句說只有假象。無實和假象兩義相反而相成，這正是中觀的宗旨所在，而三論宗那樣解釋卻將它遺漏了，未免是種缺點。
最後，三論宗針對著攝論師說破想不破法，舉陽燄水想作譬喻，以為渴鹿見到陽燄誤認為水，其實只有水想，而水的幻象如能去掉，顛倒分別就可消滅，因為能分別和所分別原是一同起息，用不著像攝論家那樣講唯識無境而去境存識的。這一種說法，我們從《攝論》的本意上看，並不十分符合。攝論師真正的唯識說原將唯識覺看成境界覺一樣，也是勢在必去的。他們嘗說，這像暗中見繩，顯現像蛇，蛇覺去了之後，繩覺也應消滅，因為繩子從好多細縷合成，同樣的不實在，所以攝論師對識並不保留。並且識所緣的境界也不像三論宗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可以和想一同消滅。就以像水的陽燄來說吧，水雖不真實，但在空氣裏，有那種動搖不定的光景，決非息了水想就會不存在的。關於這一層，本應有個交代，而三論宗忽略了，所以他們那種說法並不完備。這些是從典據方面對三論宗所作的略評。
(七)思想方面的略評
其次，講三論宗的思想怎樣從舊的思想發展而成，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它是直接淵源於僧肇「不真空」的學說的。不真空意謂假空相即，所以會將真俗二諦說成同緣一境，又會發生去想存真以及除分別即顯實相等等的說法，這些都可看成思想上自然的開展。不過，大乘佛學的真正精神不但在去想除分別，而應該反轉來依據無所得的實相更有所為，所以說認識實相只是方便尚非究竟。三論宗的思想並沒有重視這一層，就像他們解說假名，僅僅泛指「名假」（《般若經》所說三假之一），至於實證以後運用假名來說教的「善權假」或「教授假」（也是三假之一）卻沒有特別提出，以致有時否定概念（即名字）的作用而趨向消極，說到實相常強調離言忘慮，在實踐上也專向這一邊推進（其詳見「破塵品要觀」），不免有些偏失。
再講到有關那一時代社會意識的反映，當三論宗思想醞釀的時候，北方佛教學者間本有一種改革佛教的要求，因為佛教傳來中國，表面為大乘理論，而實際不脫小乘行徑，一向是退隱的、山林的。道教興起之後，找到這一弱點，對佛教痛加攻擊，以為佛教破壞身、家、國，可稱三破。另一方面，由於佛教得著世俗大眾的信仰，經濟上逐漸構成寺院地主的形態，又為逃避國家賦稅的處所，就會影響到一般社會經濟。所以北周的當政者武帝由於衛元嵩的提議，發生改革佛教的念頭，主張「一切皆道」，即謂真正的道無處不在，並不必拘泥出家的形式。換句話說，他就是要藉口提倡大乘的精神來推翻佛教當時的制度。這件事經過七年的爭論（從北周‧天和元年到建德三年，即567～574），最後決定實行毀像焚經，使僧尼還俗，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二次的破佛（當時表面上連道教一齊廢棄，但另立「通道觀」，以道教徒主持它，而收容蓄髮的菩薩僧）。又過三年到建德六年（577），北周滅了北齊，連北齊的佛教一併破壞，當時還俗的僧人多至三百餘萬。這一事件發展至此可說達於頂點，影響所及，不能不激起當時佛教徒對於現實改變看法，因之佛家學說中的實相觀念，曾在各大家的思想上有再加認識的共同趨勢。不過，三論宗對這一點，依舊走了消極的道路。這應該是，吉藏本人置身江南，對於北方法難並沒有痛切的感覺，而越時不久，隋朝又統治了全國，重新提倡佛教，恢復了寺院原來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這樣很容易使人感覺現實是可以維持舊狀，而對於實相的解釋不期然就偏向保守了（像「立處皆真」的理論每每會被誤解為存在的都有價值，這就便於主張維持現狀的有所藉口，而佛學裏一些從虛妄評價上不承認現狀的積極思想，如當時攝論師所傳播的，反而處處遭受壓制不得發揚了）。由這上面，我們也可理會三論宗思想短長之一斑。
〔參考資料〕 《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三論典籍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48}）；《日本佛教史綱》（《世界佛學名著譯叢》{53}）；大容譯《古三論宗的傳承》（諦觀雜誌第五、六期）；平井俊榮著‧許明銀譯《中國三論宗的歷史性格》（諦觀雜誌第三十～三十三期）；前田慧雲《三論宗綱要》；《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と三論學派》；安井廣濟《中觀思想の研究》；丸山孝雄《法華教學研究序說──吉藏における受容と展開》；Richard H. Robinson《Early Ma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
指北魏末年以冀州沙門法慶為首的流賊。也稱為大乘匪。延昌四年（515）六月，法慶與渤海李歸伯糾合愚民，勸人服狂藥，使不識父子兄弟，並高唱「殺一人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之說。法慶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漢王。時，冀州刺史蕭寶夤派長史崔伯驎等討伐，但為賊所敗，崔伯驎被害。其後，賊黨人數多達五萬餘，破壞寺院，斬戳僧尼，焚燒經像，謂「新佛出世，除去舊魔。」同年七月，北魏孝明帝詔令元遙率步騎十萬，討伐大乘賊。至九月，捕斬法慶及其妻尼惠暉等。未幾，李歸伯亦被捕問斬，大乘賊始告大致平定。然熙平二年（517）正月，大乘賊餘黨又攻打瀛州（河北省河間縣），旋為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
〔參考資料〕 《魏書》卷九、卷四十八、卷六十四、卷九十四；《北史》卷二十五、卷四十三；《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塚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
印度史上最早實施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西元前326年，印度內亂，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率軍入侵北印度。翌年，摩揭陀王國青年旃陀羅笈多（月護），起而號召西北印度人進行民族革命。西元前317年，舉兵逐馬其頓守兵，並進攻摩揭陀國，殺難陀國王，自立為摩揭陀國王（在位時間西元前317～前293），再併吞近鄰諸國，統一中印、西印與北印。越四年，敗敘利亞王塞留克斯（Seleukos）一世，使領域擴張到興都庫什山脈，向南勢力達賓陀林（Vindhya）山脈一帶，建立印度史上最早統治全印的大帝國，即孔雀王朝。都於有「花都」（Kusumapura）之稱的波吒釐子城（今之巴特那巿）。
旃王在位二十四年，政治修明，力護佛教。其子賓頭沙羅王（西元前293～前268）繼其業，征服德干，使帝國領域擴展到邁索爾地方。其後阿育王（西元前268～前232）繼位，承祖父之餘緒，平定東南邊境的羯陵迦國，除印度南端以外的印度及巴基斯坦皆歸其統治，威聲震域外，使孔雀王朝的威勢達到巔峰。
阿育王在位期間，對內，以實行法治為目標，頒布法敕，設「法大官」制。又，禁止無益的殺生，並救濟貧民，恩赦囚犯，建醫院，栽培藥草，建設各種福利事業。對外，並派遣和平使者到鄰近諸國。
在阿育王之前，印度的佛教猶侷促於恆河流域，間及印度河。至阿育王時，因其熱心宣揚佛教，將佛教的正法精神刻在印度各地的石柱或摩崖上，建八萬四千塔分置佛舍利，並藉佛教來宣達國際間的信義和平，遣使至國內外及邊境弘布佛法，使佛教一躍而為世界性之宗教。除普及全印外，並東傳緬甸、暹羅，東南達錫蘭，西北傳敘利亞等地。此時，煩瑣的教理研究亦漸趨發達，研究風氣瀰漫全國各地，教團中遂生異見。佛教乃由原始佛教時代，進入部派佛教時代。此外，耆那教、婆羅門教等其他宗教，在阿育王時期亦得以發展。又，阿育王在各地所立的碑刻、佛塔等物，對研究印度文化極有價值，而且印度的美術史也始於此一時代。
阿育王死後，孔雀王朝開始沒落，其後諸王事蹟亦不詳，最後為弗沙密多羅王所覆滅（西元前180）。
〔參考資料〕 中村元《マウリヤ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ヒンドウ──教史》；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の研究》；松本文三郎《印度の佛教美術》；K. A.Nilakanta Sastri《Age of the Nandas and Mauryas》；R. C. Majumdar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一)位於河南登封縣西北的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之陽︰乃嵩山的著名古剎。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是中國禪宗的源流，也是少林拳法的發祥地。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印度僧人跋陀禪師來魏，深為孝文帝所敬重。跋陀一稱佛陀，據說他性喜閑林幽棲，時常登遊嵩山。於是孝文帝便在後魏太和二十年，在嵩山的少室山建立少林寺，供其潛修佛道和翻譯經文。此即少林寺肇建的緣由。
後來菩提達磨亦自印度東來中國，梁武帝也曾召見過他。但是由於話不投機，達磨失意之餘，便渡江北上嵩山，棲影在少林寺五乳峰石洞內，面壁禪坐九年之久。後成為禪宗始祖，禪風自此而北揚。
在達磨禪師止住少林寺面壁期間，僧人神正慕名前往參訪，終夜立於大雪之中，請求達磨開示，悟道後易名「慧可」。後得達磨授袈裟而傳承其法，成為禪宗二祖。
至北周武帝年間（561～577），由於武帝排佛，少林寺一度遭厄毀廢。至北周靜帝重興佛教，把少林寺改名為「陟岵寺」。兩年後，隋文帝恢復舊名。初唐之際，少林寺僧曇宗等十三人，以幫助唐太宗李世民平定鄭王王世充之亂有功，受到太宗封賞（參見附錄〈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文）。少林寺因而迅速興盛起來，博得「天下第一名剎」的美譽，少林武術自此也威名遠播。
少林拳是中國最古老的武術流派之一，古稱「外家」武術。有關少林拳的由來，並無確切的歷史記載。有認為是跋陀或其繼承者首創；亦有認為乃達磨所創。以上兩種說法均一致認為，少林拳起源於少林寺。另有一種較為合理的說法是，歷代少林寺僧徒為了健身與防身而練武，其承繼中國民間武術的一些特點，融合僧俗各家武術之長，而逐漸發展成為少林寺所獨有的少林拳。
少林寺於北魏初建之時，其規模即已相當宏偉，後來歷經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增建擴展，總面積約佔三萬多平方公尺。由山門到最高的千佛殿，長達八百多公尺，殿堂共有七進，每一進均有主殿和附屬的建築，自成一個獨立的建築群。少林寺現有的建築，多半是明、清兩代時重建的，但基本上仍是仿效當年的建制。可惜的是，少林寺主要的伽藍殿宇以及歷代的文物精華，多燬於民國十六年的戰火中。乃使天王殿、大雄殿、藏經閣的遺址，僅存礎石殘蹟及一些斷瓦殘垣。唯自1990年前後，中國大陸政府曾加修繕。期使恢復舊觀，以吸引遊客。
少林寺的最後一進為毗盧閣，亦稱千佛殿，創基於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是少林寺中最大、保存最完整，且是最具藝術價值的殿宇。殿內後壁和東西兩壁上，繪有「五百羅漢朝毗盧」的巨型壁畫。五百羅漢的造型、神態各異，整幅壁畫佈局緊湊大方，是中國寺院中僅見的藝術傑作。此外，在千佛殿的青磚地板上，有四十八個深陷的「練武坑」，為少林和尚年長日久練武所造成的武術遺蹟。東廡的白衣殿內，奉有白衣觀音大士，著名的少林拳法壁畫，亦繪於殿內壁上。
立雪亭亦稱達磨亭，為清代構建，乃根據慧可雪中斷臂的傳說而命名的。內堂奉有明代所製的達磨銅像，上懸乾隆皇帝所題「雪印心珠」四字橫匾。
在少林寺西北二里處有初祖庵，亦稱面壁庵，即當日達磨大師九年面壁處。建於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現存的建築有一大殿、千佛閣和東、西兩亭。庵前有一株千年古柏，相傳為六祖慧能自廣東帶至此處所手植。庵中塑有祖師面壁像，旁立二祖慧可雪中立像。
少林寺的山門，建於清‧雍正十三年（1735），門額「少林寺」三字橫匾，為康熙皇帝御書。在山門後大通道的兩旁，以及大小通道之間，豎有唐宋以來的石刻五十多座，此即著名的「碑林」。這些碑林不僅具有書法和雕刻的價值，同時也提供對歷史研究的資料，如宋代米芾的「第一山」刻石、北宋魯國公蔡京的「面壁之塔」、元代趙孟頫的「福裕（僧名）碑」和明代董其昌的「道公（人名）碑」等，均被後人視作書法藝術瑰寶。另外如唐太宗的「少林寺碑」，就概括了建寺以來，禪宗二十七傳的全部歷史，保留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在少林寺南，有堪稱一大藝術瑰寶的少林寺塔林，列有唐宋以迄和各代佛塔，計有二二０座，形式風格各異。墓塔之中，，最大者高達十二點五公尺，最小的也有一公尺高。其中最古的一座墓塔，為唐德宗時所建。碑上刻有「大德法王元禪師塔銘並序。貞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新塔建立」等字樣。（參見附一）
(二)位於福建泉州巿北郊清源山麓︰建於唐。乾符年間（874～879），原名鎮國東禪寺、鎮國東禪少林寺，後世稱為南少林寺。當時，寺域規模龐大，寺僧眾多，傳為我國南派少林拳的發源地。明代人所撰寫的《麗史》，其中記有元代泉州少林寺的事蹟，在武術界頗負盛名。（參見附二）
◎附一︰唐《秦王告（嵩山）少林寺主教碑》
太尉尚書令陜東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殊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眾，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萬方乏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才馳，神州糜沸，群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篆，護持正諦，馭雁飛輪，光臨大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祗林，既沫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覦法境，肆行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之途，復九寓之迹。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置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凶孽，廓茲淨土，奉順輸忠，之效方著，闕庭證果，循真之道，更宏象觀。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祜。故遣上柱國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懷可令一二首領立功者，來此都見，不復多悉。
◎附二︰南少林寺的重要史料──《西山雜誌》（摘錄自1992年九月《菩提月刊》）
《西山雜誌》成書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書中披露，唐代貞元年間泉州進士許稷的《閩中記》就有關於「清源少林寺」的說法。
這部抄本記載，以救唐王而聞名的嵩山少林寺十二棍僧之一智空和尚，「入閩中，建少林寺於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閩僧武派之始焉」。作者描述說，泉州少林寺規模宏偉，「十三進，周牆三丈，寺僧三千，壟田百頃。樹林茂郁，掩映少林寺於（清源）山麓」。「僧分十級」、「千僧皆能武」。
該書中還記載，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清源少林寺千僧反蒲壽庚之降元」，在東門外「格鬥元兵三萬，元唆都（元兵攻泉州將領）遭胡騎衝少林寺」，「發箭，千僧斃焉，存者百人」，少林寺被毀。
《西山雜誌》共十二章，經過近兩個世紀的變故，已佚失大半。其成者蔡永兼（1776～1835），是晉江東石人，因七世祖伯隨鄭成功抗清而為清廷所忌，「棄文航海，拓海興田」，遊歷中外，見聞廣博。去年，《西山雜誌》為在文萊發現的泉州宋代古墓碑提供了罕為人知的史實，從而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泉州史學工作者陸續發現該書部份失落的手稿和抄本，共得六本四百多條，其中有少林寺、東岳、龍降、統志等六條三千餘字談及泉州少林寺，並為撲朔迷離的泉州少林寺興廢問題提供了重要史料。
〔參考資料〕 (一)《少林寺志》；《魏書》卷一一四；《續高僧傳》卷四、卷十六、卷二十一、卷二十四；《廣弘明集》卷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景德傳燈錄》卷三、卷四；《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五十五、卷五十六；《中國佛教寺塔史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9}）；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支那佛教の研究》第三冊；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評解》。
佛教的發源地。為位於亞洲大陸中央南方的大半島名。又稱身毒、申毒、天竺、天篤、乾篤、賢豆、身豆、天豆、度、印土、印第亞、印持伽羅、印特伽、印特羅、因陀羅婆他𨚗、阿離耶提舍、末睇提捨、婆羅門國、沐胥、榜葛剌等。
關於印度的名稱由來、地理位置及歷史文化分述如下︰
〔名稱由來〕 有關印度的名稱，諸說紛紜，《史記》〈大宛列傳〉卷六十三載為「身毒」，《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載為「天竺」。魏晉以來的佛典多用「天竺」之名，唐代以後則改稱「印度」。其起源有數說︰
(1)《大唐西域記》卷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中）、《希麟音義》卷二、卷三謂「印度」之稱起源於月。
(2)或謂由信度河（Sindhu）而得名。Sin-dhu原為「川」義，太古時代，雅利安民族移居此流域，遂定為河名。後因波斯人、希臘人訛傳，而稱印度（Indu）。
(3)《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傳〉、《玄應音義》卷二、卷十八、卷二十四等認為係源於因陀羅（Indra）。
〔地理位置〕 印度半島狀如三角，介於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之間。北有喜馬拉雅山與西藏為界，西北有蘇里曼（Suleiman）、基爾達（Kirthar）等山與亞洲大陸毗連。地形北廣南狹。中有呈東西走向的文底耶（Vindhya）山脈相隔，北為印度河、恆河、雅魯藏布江所匯聚而成的印度平原。雖西有沙漠，但土壤可謂肥沃。其中，恆河流域是全印度最熱的地區，雅魯藏布江下游則是世界雨量最多之處。南與西高止（W. Ghats）山、東高止（E.Ghats）山形成德干高原。此高原標高二千至三千呎，有哥達維利（Godavari）、基斯特那（Kistna）等河流經其境。半島東南有錫蘭島。中古時，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區，稱為五天竺、五印度、五天、五竺或五印。
〔歷史文化〕 西元前2500年印度河文明興起。農業、畜牧業、手工業與棉織業蓬勃發展。並已有具水利灌溉、公共浴室、排水系統、計劃街道等現代設計觀念的城巿。發掘自西元1921至1922年的莫汗佐達羅（Mohenjo-daro）與哈拉巴（Harappa）二古都即是此期的代表。後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征服原住民達羅毗荼人（Dravidians，非洲黑人與蒙古人的混合種），逐漸建立社會組織。而形成︰婆羅門（Brahmans，祭司）、剎帝利（Kshat-riyas，王侯、武士）、吠舍（Vaisyas，農人、商人）、首陀羅（Sudra，奴隸）四種姓，以及不屬四種姓的賤民，而成為奴隸制國家。由於雅利安人信奉自然，認為自然是神聖的而且有多種生靈，因此崇拜多神的婆羅門教乃漸盛行。其聖典《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闥婆吠陀》、《梵書》、《奧義書》等亦相繼完成。
西元前六世紀左右，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大雄創耆那教，以革新婆羅門教的腐敗。此時印度分裂成十六大國，其中以斳鏽劂P摩揭陀二國最為有名。爾後，中印度塞蘇那格（Śaiśunāga）王朝阿闍世王統治摩揭陀國，控制恒河谷地，雄霸中央，佛教受其保護，乃廣行於全印度。繼之而起者為難陀（Nanda）王朝。在此王朝期間，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佔有印度河上游。難陀族青年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王遂趁此動亂，平定北印度，並以摩揭陀國華氏城（Pāṭali-putra）為都，建立孔雀王朝（Maurya）。從此希臘、印度間之交通大開，文化融合，而產生所謂「希臘印度式藝術」。至其孫阿育王即位，崇信佛教，致力護法，更派遣傳教師往各國弘法，因而形成佛教的盛世。其後續有熏伽（Sunga）王朝、康瓦（Kanva）王朝、薩哈（Sāh）王朝先後興起。
西元三百年左右，笈多（Gupta）王朝成立。此時文學、藝術、科學、建築等均十分發達。其時，融合婆羅門教及民間信仰的印度教再度凌駕佛教，是為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在笈多王朝末期，小邦林立，其中之一邦建立戒日王朝。西元606年，戒日王即位，統一北印度，推行佛教保護政策。唐僧玄奘西遊印度時，即為此王在位之時。
南印度於西元前220年左右，有案達羅（Andhrabhṛtya）王朝崛起。至西元三百餘年，國勢仍盛。此時婆羅門教勢力逐漸恢復，與佛教形成對峙局面，且二教有互相汲取教義的傾向。另一方面，於西元前一百餘年入侵西北印度的月氏族，開啟新婆羅門教（即印度教）勃興的契機。而佛教亦產生大乘思想，提倡高深的教理。其後印度教漸趨興盛，佛教則逐漸式微。
從西元1001年回教王馬穆德（Mahmud）侵入印度。至1526年蒙兀兒（Mogul）帝國建立，乃形成印度史上的回教時代。在此期間印度教與佛教的寺院、聖地及僧尼，均遭嚴重破壞和虐殺，導致二教的滅亡。十七世紀，印度又成為英、荷、法、丹麥等國海外殖民的爭逐地。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逐漸取得控制權。1858年，為英國政府直接管轄。此時印度民族主義已蓬勃蔓延。二次大戰後，因甘地所倡「不合作運動」蔚成風潮，乃於1947年八月獨立。同年分裂為印度共和國與巴基斯坦回教國。1972年一月，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
◎附一︰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著‧高觀廬譯《印度哲學宗教史》〈總敘〉第一節（摘錄）
印度之國土，乃印度人文發展之舞臺也。印度國土之形狀，通例雖視為三角形，實際則為不正四角形。蓋其大體之輪廓，西北方以斯利曼連峰，鄰於阿富汗斯坦及俾路芝斯坦，東北方以雪山系接於西藏，西南可望阿剌伯海，東南可望孟加拉灣。以此境線相圍而成全土，故四方皆以山海圍之，與他國全然隔絕。此種狀態，在理解印度文明上，實為要點。（中略）多伊森氏（Paul Deussen）由文明史上之見地，曾用一種有趣味之方法，將此不正四角形之國土，分別研究︰先由注入阿剌伯海之印度河河口為起點，向注入孟加拉灣之恆河河口，畫一直線，則此線為不正四角形之對角線，而分為南北兩三角形。即北方為痕都斯坦（Hindustan）平原地方，南方為由德干（Dekhan）高原至科末林岬之半島地方。
再在上方三角形中，以興都克什山（Hindukush）為頂點，向其底邊畫一垂線，此垂線遂貫通馬爾斯他拿（Marusthala）沙漠；此沙漠之西方，為五河地方（Pañjāb ，般遮布），東方為恆河平原地方，遂作成東西兩三角形；於是全印度之形，遂分為三個三角形。
第一、為以西方印度河為中心之五河地方，第二、為東南恆河平原地方，第三、為頻闍耶山（Vindhya）以南之半島地方，此乃印度文明發達之三大中心地。印度文明，初興起於五河地方，東漸而移入恆河地方達於全盛，終乃由半島地方移殖於錫蘭（Ceylon）島。
今試就此三地方略述文明曳z的特色。第一三角形地方，其邊疆雖亦有不毛之地，但印度河為最終之決口，眾流注之，故其地富於水利，土地肥沃，頗有適於農牧者。加之氣候溫和，不似寒帶熱帶之猛烈，此即雅利安民族所以由印度西北之狹路，侵入此地，定五河為永住地，藉天然之恩寵而勇以開拓其文明者也。
此地既名五河，則河川之多可知。河川中之主要者為印度河（Indus）。印度河發源於西藏，沿印度西境而走，兩岸汲引幾多河流，注入阿剌伯海，印度國名實由此河而來。蓋初次移住之民，感嘆水勢之雄大，汎稱之為「信度」（Sindhu，水或海之意），此後遂為此流域之慣稱，終乃為全印度之名稱。其所以讀為「印度」者，因Sindhu在古代波斯語中，讀如Hindhu，後更與希臘語化合而轉為Indu（印度）者也。
中國之「身毒」、「賢豆」、「印度」等譯音，蓋轉譯各方之音者。玄奘《西域記》謂Indu即月之意，義淨《南海寄歸傳》已指摘其為附會的俗說。印度人自身，實未嘗用此語為全印度之名，而以「馬拿他」（Bharata）或「閻浮提」（Jam bu-dvipa）之名表其全土。由此察之，「印度」之名，殆古代波斯人呼對岸地方之總名，其後希臘人襲用之，遂一般化者歟﹖
注入印度河之各支流中，有由阿富汗斯坦方面來者，其中主要者，為迦布爾河。有由本土方面來者，其數頗多，其中最著名者，即所謂五河也。「般遮布」之名亦由此而來，「般遮布」乃古代波斯語，為五（Panj）河（āb）之意，梵語通常稱為Pañca-nada（五河）。此河與古代文明，關係非常之深；《梨俱吠陀》，固不待言，希臘語中亦傳此名，今試由北向南次第數之，以與今名對照如左︰
┌───────────┬──────────┬───────┐
│梨俱吠陀名 │希臘名 │今名 │
├───────────┼──────────┼───────┤
│1.Vitasta │Hydaspes(Bidaspes) │Jhelum(Bihat) │
├───────────┼──────────┼───────┤
│2.Asikni(Candrabhaga) │Accsines │Chenab │
├───────────┼──────────┼───────┤
│3.Parusni(Iravati) │Hydrastes │Ravi │
├───────────┼──────────┼───────┤
│4.Vipasa │Hyphasis │Beas │
├───────────┼──────────┼───────┤
│5.Sutudri(Satadru) │Zadadres │Sutlej │
└───────────┴──────────┴───────┘
此外又有七河之名，其解說亦頗多，蓋五河之外，加阿富汗河（Kabūl）、印度河自身者。或謂云五云七，不必為定數之意，只可解作多數之意云。要之此地方之河川，關係於古代民族之生活，非常之大，與美索不達米亞之於巴比倫文明，尼羅河之於埃及文明，關係相同。此乃吾等所不可忽者也。
第二三角形地方，即東南地方；其種種方面，有與前述之地方異趣者。由氣候言之，南下則漸入熱帶地，炎熱漸烈。由地勢言之，除東北邊境之雪山外，地概開闊，沃野千里，然雖適於農作，而水旱時至，風景概簡單而無味。（中略）
此地方河川之最重要者，為兢伽河（Gaṅ-ga）即恆河也，其在文明史上的價值，殆勝於印度河。蓋恆河發源於雪山，注入孟加拉灣，途中集無數支流，兩岸開發廣大平原也。假令印度無恆河，恐婆羅門文明佛教文明皆無從發生。恆河支流之中最大者為閻牟那河（Yamu-na），其水量甚大，殆可謂為恆河之本流。此河上流與薩特雷治河（Sutlej）間之地域，即所謂拘羅地方（Kurukṣetra），實婆羅門文明之根源地也。婆羅門所謂中國（Madhyadeśa）者即此地，故又稱為婆羅門國（Brahmā-varta），或雅利安國（Aryāvarta）。恆河中流域有所謂摩迦陀地方，即佛教時代所謂中國（Madhyadeśa）之中心也。
第三三角形，即半島地方，概多山嶽，大部分為高原，只兩海岸地方有平地，因而在人文開發方面，概不適宜。但其間亦有適於構成有特色之文化者，不可忽視；蓋介在山嶽間諸民族，因交通不便，遂自行開發獨自之文咒也。且此地已入熱帶，隱遁山間者，採天然之果實，衣食無憂，為最適於靜思之地。故此地方開化雖遲，但其間實產生有特色之一般文化與偉大思想，此實印度文明史上之事實所明示者。
今欲敘述立此舞臺上產出文明之民族，先在種種形跡上觀之，似當太古時代，曾有數種民族，數次侵入印度；即如達羅維荼（Dravi-ḍa）人種、科羅利耶（Kalaria）人種，亦其一例也。此等人原皆劣等人種，但亦自有一種文明；其後受雅利安文化之影響，遂產出高尚而有特色之文化，故南印地方之文明，實可謂彼等所開創者。然無論如何立論，開發印度大文明者，實為雅利安人種。若稍極端以言之，印度文明，至少亦可謂當其初期全由雅利安（Arya）種族一手所開拓者。茲稍就其人種述之，雅利安人種何自來乎﹖據近時學者所想像，蓋在某時期，此人種原在中央亞細亞一地方，作團體生活；其後乘世界人種移動之風潮，乃分向東西移動。當西元前三四千年以前向歐亞之一團，更進而入歐洲，為大部分歐洲人祖先。其東向者為波斯人（伊蘭人種）、印度人（雅利安人種）；其向東方之一團，復進向東南，越興都克什山西方之嶮，渡迦布爾河谷即開伯爾山隘（Khyberpass）之後，恐曾在阿富汗之哈拿富瓦底河（Harahvati）與五河之維他斯他河間，曾先停足；然此恐與宗教上之意見相違，故又想其曾分為二，一方再返於西，又南轉而在伊蘭（Iran）高原，開拓所謂波斯文明，成為伊蘭人種。一方益進向東南，以五河地方全部為舞臺而開拓文明，成為印度雅利安人種。
如是則印度雅利安人種，在入般遮布地方以前，其歷程中，當已經過印度、歐羅巴共住時代（略稱為印歐時代），印度、伊蘭共住時代（略稱為印伊時代）二時期矣。
◎附二︰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著‧高觀廬譯《印度哲學宗教史》〈總敘〉第二節（摘錄）
印度文明之發達，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殖民於五河地方時代；第二期為移住恆河地方時代；第三期為開拓南隅時代，又為全印度時代。以下即順此次序，述其概況。（中略）
第三期 此時期，雅利安人種不獨占恆河一帶地域，更推廣至僻陬之地，雖高原濱海地方，殆亦有其人之足跡矣。此即雅利安民族文明，涉於印度全體之時期，其年代則自西元前五、六世紀始，以至於今。《羅摩耶那詩篇》（Rāmāyaṇa）中所傳歷史的事實，曾確示南進之初期狀態；大意謂阿尤第耶（Ayadhya]Oude）皇子羅摩，因事謫居於頻闍耶山地方之仙窟，而被楞迦島（Laṅkā；Ceylon）之巨人拿瓦那（Rāvaṇa）奪其妃西他（Sitā），乃與南濱山地之蠻民同盟，侵入楞迦島，恢復名譽。此雖只一篇詩話（kāvya），實明示中國地方之皇子，初放浪於頻闍耶山地方，繼與南濱蠻族同盟，遂渡海而侵入錫蘭島者。則雅利安人種開拓南方之次序及其方法，已大略可知。韋柏（Weber）氏謂西他乃田疇之人格化者，即暗示雅利安人種之耕作法傳入錫蘭故事而詩化者云。要之雅利安民族，以種種之努力，將其文明移植於錫蘭島，始開印度全體文明史之幕。當此時期之初，賴佛教興起之光明，始令黑暗之印度歷史稍為明瞭，故在嚴正意義上言之，自此時期，印度始入歷史時代。
此時期之全體，約二千五百年，其文明發達之狀況，究不可以簡單概括之語述之，今特就其初期，述其特色。
先由政治方面言之，此時代之王者權力，非常增長，一切文明施設，悉出於王者之方針。據《奧義書》觀之，自前期之終，已見此傾向，但在精神界方面，尚不及婆羅門之權力。迨此時期，因王族支配權之擴大，其意志頓能左右一代風潮，在教學之點上，亦常占婆羅門以上之地位。由此言之，前期之文明可稱婆羅門文明，此時期之文明，可稱剎帝利文明。故起伏於此時期之王朝系統，在理解文明發達上，亦頗重要，今試略述其大概。據佛教記錄，當佛陀時（西元前五、六世紀）印度以摩迦陀之醯須那伽王朝（Śiśunāga）為中心，分十六大族及無數小族，互相攻伐，各國皆欲握其霸權。彼轉輪王（Cakravartin）之理想，亦由此種形勢而起者，即王者每以武力與正義統一四海為最大理想也。此種理想，竟以亞歷山大王侵入印度（西元前327）為動機，至西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Aśoka，西元前259～222）而實現。阿育王為摩迦陀之孔雀王朝（Maurya）高祖旃多崛多（Candragupta）之孫，旃多崛多於歷山王死後奪取希臘所領之五河地方，攻略四方，南自羯陵迦（Kaliṅga）錫蘭島，北至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皆入其版圖，而握所謂全閻浮提（Sakalajambudvīpa）統治權。阿育王又為有名之佛教信者，篤信三寶，布慈悲寬容之德政，所派佛教傳道師，殆遍於全印度。兼備武力與正義二者以號令四海，完全為轉輪聖王式。故此時代，在文明史上，在政治史上，皆為印度空前絕後之盛時。然此種盛時，自王之晚年而漸衰；及王死後，大印度又復分裂，所在有小國對立。就中最有力者，南方有自安特拿（Andhra）族崛起之安特拿王朝，自西元前一世紀頃，奮其勢力，征服摩迦陀，張其勢力於南方，直至西元後五世紀頃，仍保持其勢力。北方則自西元前一世紀頃，希臘人美蘭特諾斯（Menandros）即佛教所謂彌鄰陀王（Milin-da）者，脫卻當時希臘殖民地政廳大夏（Bac-tria）之支配自稱五河皇帝而振武威於四方。其次為有名之大月氏族迦膩色迦王（Kaniṣka），都犍陀羅（Gandhara）勢力風靡中央亞細亞及印度內地。王之年代，學者間雖頗有異論，大略認為西元後二世紀，當無大差。彌鄰陀、迦膩色迦，在印度皆所謂外國人，及入印度，皆奉佛教；迦膩色迦王尤足與阿育王匹敵，興隆佛教，不遺餘力。其後稱雄於此方者，有由波斯地方侵入之薩王朝（Shah）都於古嘉樂德，屢與印度內地諸王交戰，繼續至西元五世紀頃。又純粹之雅利安人種，稱霸於中天竺者，有笈布多（Gupta）王朝（西元300～450）之超日王（Vikramāditya，西元400）、戒日王（Śilāditya Harśa vardhana，西元620～645）等，皆獎勵文學技藝，保護佛教婆羅門教，大助精神文明之進步者也。法顯三藏往印度時，即笈布多王朝。玄奘入印度時為戒日王時。其後二三世紀，缺有力之王統，至第十世紀，拉吉普特族（Rājiputta）得勢，管領中北印度地方，一時極其盛大。此時期，為奉回教之蒙古人將侵入印度之時代，故拉吉普特族互相聯合，排斥佛教而採用婆羅門教，以圖信仰之一致而抵抗回教徒之侵入。然自十世紀至十一世紀，阿富汗王馬默德（Mahmud）攻略印度至十七次，於是伊斯蘭（回教）教徒之勢力，次第盛大。至十六世紀，亞格伯大帝出，建設莫臥兒帝國（Mogul empire）。於是拉吉普特諸王國及全印度，殆全歸其管領。但此大帝又不能久持其勢力。至十五世紀以降，歐洲人遂殖民於此，葡萄牙人、荷蘭人、法人、英人等陸續而來，持其本國之力，次第發展。至十八世紀之初，大帝國遂瓦解，於是大部分歸英人之手。
此期間文明之大勢，先由教學之點觀之，一般學問，皆離教權之束縛而得自由攷究。從前對於諸問題雜亂處理者，至此已次第有分科之組織，是為此時期之初之特色。前期雖亦有若干分科學問，如《奧義書》（優婆尼沙曇）亦有自由考察者，但總未脫婆羅門主義之束縛，其處理法亦未脫混沌之域。及至此時期，對於宗教、哲學、科學，皆視為自身獨立之問題而論究之矣。蓋前期之婆羅門教，已不能滿足人心；傳承束縛比較為少之剎帝利種，已得勢力；學問範圍既廣且深，已知不研究專門不能究其蘊奧；諸種原因，互相湊集故成此事態也。而宗教哲學上亦發生主義信仰相異之無數流派，其中由王族出身之佛陀，開創佛教，歷千數百年以來，不獨為印度思想界之光明，並進而開全世界光明之端，是乃此時期最堪注目之現象。由此意義言之，在哲學宗教史上，此時期對於前二期之無學派時代，可總稱為學派時代，或佛教時代。又此時期之科學進步頗大，自昔存在之天文學，受希臘之影響益臻精緻；醫學亦非常發達，而創成諸種醫典（Ayur-veda）；音樂亦盛行研究，至編有所謂《乾闥婆吠陀》（Gandharvaveda）；軍學亦次第精巧，著有軍典（Dhanur veda）；數學研究亦甚精密，而成數經（Śulva sūtra）。此外工學、辯論學等，亦早於西元前分科發達矣。然而印度熱帶國也，生活上不感多大困難；故由生活上之必要而發達之形而下之學問，至其後仍無進步，誠為遺憾。
文學史上亦有當注意者，由此時代之初，盛行使用文字。華文體，即梵文（Saṁskṛt）之文體亦經制定。使用文字一事，在前期似已有之，但未有確證；及至此期，至遲已可於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Aśoka）之刻文，明見其形跡。阿育王刻文，殆以布告全印度各領土之意義而建設者，則當時一般人士，可以了解此文，亦可知矣。但其字體，則非必一樣，每隨地方而稍異。蓋印度所行之字體有二類，有左行者，有右行者；左行曰驢唇字（Kharoṣṭhi），右行曰梵字（Brāhmī），其初皆為閃族輸入之文字，及年代既久而變化者。言語當初在五河地方時代，同種族間似亦略同，其後則隨時與地而大有變化，至此時期，到處有相異之方言，動輒不能相通，此名自然語（Prākṛ-ta），即俗語也。在此情形之下，俗語以外，自有別定一種標準語之必要，此即制定「華文體」之動機也。於是遠據《吠陀》之語法，近據《梵書》、《奧義書》之語法以整理之，而定一種文體（嚴密言之則為語法）。自西元前五世紀之《耶斯卡》（Yāska）始，至前四世紀之《巴尼尼》（Pāṇini）而完成，相對於俗語，稱為華文，即完成語（Saṁskṛta）也。此為全印度公認之文體，此種文體之制定，為文學史上非常顯著之事件，通例印度文學史家，以此定文學史之大區別，稱前二期為吠陀文學時代，稱第三期以後為華文時代。
文體既定，文字亦盛行使用，故此時期，撰成幾多重大著述，亦自然之勢也。婆羅門主義之聖典固不待言，佛教亦以梵語撰諸經論；其製作之年時雖各別，而其數則至多。純文學方面亦大發達，而以《摩訶婆羅多》、《羅摩耶那》等大敘事詩為其先驅，或為古傳文學（Purāṇa），或為種種戲曲，而盛行於印度文學界。其尤著者，為印度文學界先覺馬鳴菩薩（Aśvaghoṣa）之雄篇，命世詞宗伽利陀娑（Kālidāsa）之名劇，雖至千歲以下，尚令世人嘆羡不置焉。
此時期隨佛教而勃興者，為印度美術思想，此在文明史上亦大堪注意者也。印度原為思想之國，以文字顯示聖教，尚為婆羅門之所忌；況建殿堂而崇拜神像，更為從前所未曾有。及至佛教興起，崇拜佛陀遺物之風起，處處建卒堵婆，於是採用波斯式美術、希臘式美術，遂有佛之本生現生佛像、菩薩像、天像等雕刻。吾人於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所建紀念佛之大石柱雕刻可見有波斯式之影響。於犍陀羅式之美術，可認有希臘式之風氣。由是或為笈布多王朝之美術，或為波羅王朝之美術，皆以佛教為中心而大發達，漸成為印度特有之法式。中國日本之佛教美術，亦受其影響者也。
建築方面，在前時期，除住家城郭之外，別無寺社等聖殿之設備；至此時期，佛教之卒堵婆及僧庵制乃大發達，次第成為堂皇之大建築。如山第之塔，佛陀迦耶之大塔，巍然聳於雲間，阿姜他及卡利（Karli）之大石窟寺院等，有可驚之結構皆是。此種佛教的藝術，始於阿育王時代，至西元六、七世紀而完成。佛教藝術之影響，未幾並及於印度教，雖至佛教衰頹之後，尚盛生諸種宗教的藝術品，以長久維持印度美術之命脈焉。不幸回教侵入，是等藝術品，多遭毒手而消失。但亦有足以補償者，即到處有回教式之大建築代之也。
再觀此時期之社會制度︰前期成立之四姓制度，於佛教提倡平等主義以後，理想上雖已緩和，事實上亦尚有勢力；在種種方面，皆成為社會的慣例。且因抵制佛教之故，較之前期，反主張嚴格確守婆羅門主義聖典，犯之者以大罪論。據西元前第四世紀留居摩迦陀之希臘人美加斯忒尼斯（Megastṅenes）之報告，當時社會階級，有學者、文官、武官、警官、農民、牧畜者、工術者七種；其後區分更多，如理髮、洗濯業、汲水業、廚師等，亦為父子世襲之職業，在社會上自成為一種階級。此種風習，今日依然存在，各自恪守其職業而不能著手於他業。至十世紀以後，回教基督教等侵入，對於宗教的信仰，在某種意義上亦成社會的區分。回教信徒（Mohamedan）、基督教信徒、印度教信徒（Hindū）間，殆有不可犯之界限。印度人所以在政治上不能一致團結者，實因階級的制度過於繁雜，以宗教的信仰，作社會的區分使然也。試觀以平等主義之佛教為國教之阿育王時代，及迦膩色迦王時代，印度國勢最臻隆盛，即其反證。
〔參考資料〕 《慧琳音義》卷十；《翻譯名義集》卷七；《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中村元《イント思想史》；《Early History of India》；《A Classical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D. L. Ramteke《Revival of Buddhism in Modern India》。
隋代三論宗的集大成者。俗姓安，本西域安息人，先世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廣（今越南、廣西）一帶，後遷居金陵而生吉藏。幼年時，父親帶他去見真諦，真諦為他取名吉藏。吉藏的上輩本奉佛教，他的父親後來出家名道諒。吉藏七歲時（一說十三歲）即從法朗出家，學習經論。十四歲時從法朗受學《百論》，十九歲時開始為眾複述，受到大眾的稱譽。
吉藏受戒以後，學解更進，聲望日高。陳桂陽王（伯謀）欽慕他的學問，對他特加尊敬。陳末，隋兵進攻建康，社會極為混亂。吉藏和一些同學前往各寺，搜集佛教文疏，藏於三間堂內，到亂事停止後加以整理。他涉獵典籍非常廣泛，後來他的著述註引的賅博，就是得力於此。隋朝平定江浙地方以後，吉藏遂移住會稽秦望山嘉祥寺。他在這裡弘傳佛法，從他受學者多至千餘人。後來學者即因他所住的寺號稱他為嘉祥大師。
吉藏在會稽嘉祥寺時，曾開講《法華經》並自著章疏。及智顗再歸天台，他即於開皇十七年（597）八月二十一日與禪眾百餘人致書請智開講《法華》，智顗因病未赴不久即圓寂。因從智顗弟子灌頂聽天台宗義（《續高僧傳》卷十九〈灌頂傳〉）。
隋‧開皇最後幾年（581～600），晉王楊廣（即隋煬帝）總管揚州，在揚州建置四個道場，延請佛教知名學者入住。吉藏以盛名被延入慧日道場，受到特殊禮遇。開皇十九年（599），楊廣自揚州赴長安，邀吉藏同行。到長安後被安置於日嚴寺，即埋頭整理《維摩經》的著述。他的《淨名玄論》，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見《淨名玄論》）。隋煬帝的次子齊王楊暕，早聞吉藏盛名，於大業五年（609）請他蒞臨私第，邀集長安名士六十餘人舉行辯論會，並推吉藏為教論主。當時有僧粲和他對論，往復四十餘番，結果吉藏獲勝。這時他已經六十一歲了。
隋朝亡後，唐高祖李淵初到長安，召集佛教知名人物在虔化門下接見。吉藏被推為代表往見。武德初年（618），唐朝設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吉藏被選為十人之一。他在長安先住實際寺和定水寺，後來齊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請他住延興寺。武德六年（623）五月得病逝世，世壽七十五。臨終還寫了一篇〈死不怖論〉，葬於終南山至相寺的北岩（《續高僧傳》卷十一本傳）。
吉藏的學說淵源於攝山學系。攝山自梁‧僧朗、陳‧僧詮相繼，成為江南三論宗的發祥地。僧詮門下最傑出的有興皇寺法朗、攝山棲霞寺慧布、長干寺慧辯和禪眾寺慧勇，尤以法朗為最著名。僧詮在攝山弘布三論及《摩訶般若經》，到了興皇法朗始兼講《涅槃經》（吉藏《涅槃經遊意》）。吉藏從法朗受業，後來也廣弘這些經論，其學問授受的淵源是可以想見的。
吉藏一生的學說有三變，最初宗承他的本師法朗的學說，深究三論和《涅槃》；繼而攝取天台宗的《法華玄義》；最後傾其全力於三論的闡揚，著作《三論玄義》，樹立了自己的宗要。在他以前的所謂「古三論」，有羅什門下僧肇、道融的「關內義」（或稱「關河舊說」），有僧朗、僧詮、法朗三世相承的「山門義」，到了吉藏始集三論教義的大成，因此他的三論學說被稱為「新三論」。
吉藏博學多識，歷受陳、隋、唐三代王室的尊崇，不免恃才傲物；加以生活不拘細節，時或招受人們的非難。他在學問上雖有成就，並不善於處眾。所以道宣對他的評價是︰「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眾之德，非其所長。」
吉藏弘法五十餘年，造就弟子很多。見於史傳記載的有慧遠、智拔、智凱（同名的兩人）、智命、碩法師、慧灌等。慧遠晚年住蘭田悟真寺，盛行講說。智拔，襄陽人，初為智潤的弟子，後來京師從吉藏研究《法華》，深得吉藏的器重（《續僧傳》卷十四本傳）。智凱，丹陽人，因聞吉藏講《法華經》〈火宅品〉而出家，髮色較黑，被稱為烏凱，隨吉藏到會稽嘉祥寺，是吉藏門下的俊才（《續僧傳》卷十四本傳）。另一智凱是揚都人，聞吉藏在會稽傳播佛法，即棄俗從他出家，並受學三論。後隨吉藏入京，專攻子史，曾在內殿佛道辯論時折服了道士張鼎，是一個長於辯論的僧人（《續僧傳》卷三十本傳）。智命，滎陽（今河南）人，初從吉藏聽三論和《法華》，發生了信仰。後來夫婦同時出家，不久因事被殺（《續僧傳》卷二十七本傳）。碩法師從吉藏受學，曾著有《中論疏》十二卷。慧灌，高麗國人，曾入隋至會稽嘉祥寺從吉藏研究三論，後入日本傳弘三論，被稱為日本三論宗的初祖（日本‧師鍊《元亨釋書》卷一本傳）。
吉藏生平，曾講三論、《法華》、《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經論多遍，並各著註疏行世。他的著述共計四十餘種，其中有的已經散失，有的真偽尚未決定，現存的尚有二十六部。其名如次︰《華嚴經遊意》一卷、《淨名玄論》八卷、《維摩經遊意》（即《維摩經義疏》卷首玄義）一卷、《維摩經義疏》六卷、《維摩經略疏》五卷、《勝鬘經寶窟》六卷、《金光明經疏》一卷、《無量壽經疏》一卷、《觀無量壽經義疏》一卷、《彌勒經遊意》一卷、《大品經遊意》一卷、《大品經義疏》十卷（卷二闕）、《金剛經義疏》四卷、《仁王經疏》六卷、《法華經玄論》十卷、《法華經遊意》一卷、《法華經義疏》十二卷、《法華經統略》六卷、《涅槃經遊意》一卷、《三論玄義》一卷、《中觀論疏》十卷、《百論疏》三卷、《十二門論疏》三卷、《法華論疏》三卷、《二諦章》三卷、《大乘玄論》五卷。
吉藏的著述，自隋唐以來並陸續流入朝鮮和日本，曾被廣泛研究和翻譯刻版，因而有所影響。（林子青）
〔參考資料〕 《續高僧傳》卷十一；《佛祖統紀》卷十；印順《佛教史地考》；楊惠南《吉藏》；廖明活 《嘉祥吉藏學說》；唐君毅《吉藏般若思想之實相義》；平井俊榮《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結城令聞著‧印海譯《中印佛教高僧傳》。
十七世紀末期以來，西藏達賴喇嘛的宮殿，及西藏政治、宗教中心。位於西藏拉薩巿西北瑪布日山（即紅山）上，是一組宮殿城堡式的建築群，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宮殿。西藏高原的佛教聖地。「布達拉」，為梵語Potalaka之音譯。此詞即相傳為觀世音菩薩住處之「補陀落迦」。而達賴喇嘛也被西藏人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布達拉宮雖然始建於唐代貞觀中期，但在十七世紀重建後，則一直是歷代達賴喇嘛的冬宮與坐床處，並且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
依《新唐書》〈吐蕃傳〉所載，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與藏王松贊干布成婚後，松贊干布於紅山為公主築一宮室而居。可惜當初的建築先後毀於赤松德贊時期之雷擊，及朗達瑪時期之兵火，目前僅剩「曲吉卓布」（法王禪定宮，相傳為松贊干布靜修處）、「帕巴拉康」（聖者佛殿或觀音堂）兩座佛堂。到十七世紀中葉，五世達賴受清朝冊封後，始由其弟索朗繞登主持修建白宮（順治十年，1653）。五世達賴歿後，復由總管桑結嘉錯增建紅宮（康熙二十九年，1690）。此後歷代達賴又陸續增建，尤其是十三世達賴作了較大的擴建，乃具今日之規模。
布達拉宮依山疊砌，蜿蜒至山頂。整體建築可分為紅山上的紅宮、白宮及山下、龍王潭等四部分。共占地四十一公頃。主樓高十三層，高達一一八公尺，東西長約四二○公尺，南北約三百公尺，殿堂房舍近萬間。建築均為石木結構。宮牆厚二至五公尺，全用花崗岩砌築。紅宮居中，內部包括各類佛堂及歷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殿，是布達拉宮的宗教活動中心。白宮左右橫列，是歷代達賴喇嘛生活起居及政治活動之所，為布達拉宮之行政中心。宮內主要殿堂有︰達賴靈塔殿、東大殿、西大殿、法王禪定宮、聖者佛殿、三界興盛殿、日光殿、壇城殿、持明殿、世系宮、極樂宮等數十座。
此外，位於布達拉宮紅山後的龍王潭（魯康，或稱龍王塘），是拉薩巿的名園。現已闢為公園。方圓約三公里，湖中有小島，島與陸地間有彩繪木橋相連。島上有供奉龍王的神殿。園內林木葱蘢、花草繁茂。碑亭立有二碑，一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平定蒙古準噶爾部侵擾西藏，另一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驅逐廓爾喀侵略軍出西藏。
茲由南山開始，依序介紹布達拉宮之主要殿堂如次︰
南山下入山的道路兩旁有東西二樓房，即東西印經院，著名的拉薩版藏文大藏經即保存於此。由東西印經院之間拾級而上七十餘公尺處，就是東大門（平措多朗），為入宮必經之山門。進入山門即到東舞台（德陽廈）。這是一個面積約二千平方公尺的大平台。是喜慶節日，跳神演戲之所。德陽廈東邊有一幢高樓，是僧官學校。創辦於1749年，入校學生畢業以後可委任「孜仲」（七品官階）以上的官職。校長則循例由山南地區的敏珠林寺（寧瑪派大寺院）的學者擔任。德陽廈西偏門外是「朗杰札倉」。常定僧員二百名，是達賴喇嘛外出時的儀仗隊。
由德陽廈的正西面扶梯而上，即到白宮大門「噶崩當廊道」，也是進宮的正門。門廳的四周有許多壁畫，東面畫有七世紀松贊干布派使臣向唐朝求婚，唐太宗考問婚使的故事。北牆畫的是歡迎文成公主入藏之盛大實況，以及文成公主設計修建拉薩小昭寺的故事。還有七世紀時布達拉宮的形狀及規模圖樣。通過門廳，即進入東大殿（措欽廈）。面積五百餘平方公尺，是歷代達賴喇嘛舉行坐床親政大典等重大政教活動之主要場所。由東大殿上樓，可到「森瓊尼沃宮」（達賴喇嘛的寢宮）。白宮最高層有「干丹吉」經堂，供奉著雕刻精細、妙相莊嚴的各種佛菩薩像及珍貴的手寫金字大藏經。經堂的東面則是三界興盛殿，供有乾隆皇帝像，與漢滿蒙藏四體文字雕刻的「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金字牌位。
布達拉宮正中間突出的宮宇，都以紅土塗牆，稱為紅宮。主要是佛殿及歷代達賴喇嘛的靈塔殿。其中以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的靈塔最為高大。該塔始建于1690年，三年後竣工（1693）。高約十五公尺，分塔座、塔瓶、塔頂三大部份。內藏達賴五世之肉身。靈塔共用純金三七二四公斤包裹，並鑲嵌著各種珍貴的金鋼鑽石、紅綠寶石、翠玉、珍珠、瑪瑙等珠寶一萬五千餘顆。塔前供奉著金燈、金水碗等供器、法器。靈塔殿內掛滿了各種幢、幡、寶蓋，是宮中最著名的大殿。靈塔殿的西側是靈塔的享殿，也就是西大殿（司西平措），面積七百餘平方公尺，是紅宮中最大的殿堂，掛有清‧乾隆皇帝之御筆「涌蓮初地」的金字匾額。因為相傳西藏是一朵蓮花，布達拉宮即中央之蓮台。另外，大殿的四周掛有描繪五世達賴喇嘛生平事蹟的壁畫。除了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外，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的靈塔「格來頓覺」，位於紅宮最西。建於1934年。塔高十四公尺，塔身的裝飾比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更為華麗。塔前供的「曼札」就是用二十多萬粒珍珠、瑪瑙、珊瑚等珠寶用金絲串連而成的。殿中也掛有壁畫，繪有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傳記。其他諸位達賴喇嘛（六世除外）也都有靈塔。但規模略小。形狀、製作、造型都大致相似。殿上都蓋有金頂，輝煌而莊嚴。
由司西平措享殿上樓，即到「各松格廊廊道」。此地共存壁畫六九八幅。有釋迦牟尼佛本生圖、佛、菩薩、密宗各派的「金科」（壇城）、本尊、明王、明妃、世界之形成與六道輪迴等圖像。以及十七世紀時，修建紅、白兩宮的藍圖，及藏族、漢族工程人員的工作實況。
由「各松格廊廊道」再上一層樓，是「曲吉卓布」，就是傳說中藏王松贊干布入定修法之地。佛殿建於岩洞中，供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尼泊爾公主、大臣祿東贊、端美三菩提等人之塑像。都是吐蕃王朝的遺物。曲吉卓布的樓上是「帕巴拉康」，也是吐蕃王朝遺留下來的建築。堂內主佛是帕巴‧洛桑夏熱佛（觀音菩薩化身）。此尊被大眾崇為布達拉宮之祖佛。殿前掛有清‧同治御書「福田妙果」的金字匾額。
另外，宮內各殿堂還分別供有各類的佛塔、佛像，貝葉經文、唐卡、法器、供器等物。並完整地保存著明、清以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各種封誥、詔敕、印鑒、金冊、玉冊、匾額、工藝品，以及醫藥、歷史、文學典籍等大量珍貴文物。僅極樂宮內就供有大小無量壽佛千餘尊。在篤信佛法，政教合一的西藏地區，布達拉宮無論在實權或精神上，都是西藏的重心。
〔參考資料〕 《衛藏通志》；《松贊干布六字明咒教誡》。
中國民間宗教。流行於元、明、清三代。依舊有的傳說，此教可溯源自十二世紀南宋‧茅子元所創的白蓮宗。茅子元，為吳郡昆山（今江蘇昆山）僧，唱導歸依三寶，奉持五戒，念阿彌陀佛而願生淨土，又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提倡新義，遂成一派，稱為白蓮宗。子元又將佛教教理要約於「普、覺、妙、道」四字，以指導信徒。其教團係屬半僧半俗的集團。強調持菜食，故教徒稱為白蓮菜。子元在世時，白蓮宗之教團素質，尚稱清淨，並未淪為邪偽。但在子元死後未幾，白蓮宗的組織、教義漸起變化。而且，民間也逐漸產生一種信奉「彌勒下生」的新教派，且亦名為白蓮教。此一信奉彌勒下生的白蓮教，究係自子元之白蓮宗演化而來，或係不同之新興教派，學術界迄今仍有不同看法，未有定論。
信仰彌勒下生的白蓮教，戒律鬆懈，教徒
夜聚曉散，集眾滋事。間亦有武裝起事之事發生。元末，各地均起白蓮教徒之亂，中以韓山童之起事最為著名。至正十一年（1351），欒城韓山童以「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為口號，連合劉福通、徐壽輝、張士誠等人，藉白蓮會號召江淮各地農民起事叛元。其徒眾皆著紅巾，故世稱紅軍或紅巾賊；又因燒香禮拜彌勒佛，故亦稱香軍。
明太祖朱元璋初亦投紅軍，後益得勢，終即帝位，建立明朝。太祖固知白蓮教惑眾的危險，乃下令禁抑。但在明代，白蓮教之浸透民間愈烈，據《明實錄》所載，明一代所起與白蓮教有關之亂事達八十回以上。其中以明末起於山東的王森、徐鴻儒之亂為最大的亂事。據稱其徒眾不下二百萬。
明中葉以後，民間宗教有無為、龍華、悟空、弘陽、淨空、三陽、混元、聞香等數十種。一般皆統稱為白蓮教。此等白蓮教系教團各為布教而製作經典，通常稱為「寶卷」。寶卷的內容龐雜，但可看出其受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又，由於派系眾多，所信奉的神除彌勒佛外，另有天官玉皇、地獄閻王與人間的聖賢。正德年間（1506～1521）開始，更產生對「無生老母」的崇拜。
入清以後，白蓮教又增加老官齋、八卦教等支派。加上明代的支派，名目竟達百餘種。其中有藉持齋、念誦、戒貪、戒淫等修行，以求成佛、成仙的白蓮教徒，相當活躍。自乾隆後期到嘉慶年間，可說是白蓮教的極盛期，不僅活躍於北方諸省，在東北及南方各省亦廣泛流行。嘉慶朝（1796～1820），以混元教劉松的弟子劉之協為中心，擁立據稱是明代遺裔的牛八。以劉四兒為彌勒佛轉世而輔佐牛八，並改混元教為三陽教，或假治病、持齋以吸引庶民，乃興起大規模的叛亂。此亂起於湖北二十州縣，蔓延河南、四川、陜西、甘肅諸省，於嘉慶八年始被平定。但後又有清林召集殘黨，稱為天理教而作亂。
〔參考資料〕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李守孔《明代白蓮教考略》；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重松俊章《初期的白蓮教會》；竺沙雅章〈關於白蓮宗〉（《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二月號）。
日本孝謙天皇時，敕命做一百萬個小木塔獻給奈良的十大佛寺。由於小塔內裝有印刷的陀羅尼，因此稱為百萬塔陀羅尼。此事緣起為︰天平寶字八年（764），平定藤原仲麻呂之亂後，天皇為了鎮護國家及滅罪，於是下令造一百萬個三層小塔。並在露盤下置根本、慈心、相輪、六度陀羅尼，至寶龜元年（770）完成，並在十大寺內，各安置十萬個小塔。
小塔有三層、七層、十三層等三種。後來九大寺因火災而燒燬。如今僅剩下法隆寺的一０二座完整的塔。明治四十一年（1908）被定為日本國寶。這種陀羅尼似乎是用銅版印刷的，被認為是現存世界最早的印刷物。
〔參考資料〕 《續日本紀》卷三十（孝謙天皇寶龜元年四月）；《東大寺要錄》卷一、卷四（東西小塔院）；《元亨釋書》卷二十三〈高野天皇〉；《百萬小塔肆考》。
(一)日本真言律宗總本山︰位於奈良巿西大寺芝町，又稱高野寺、四王院，山號秋篠山。係稱德天皇為平定藤原仲麻呂（惠美明顯勝）之亂，於天平神護元年（765）所創建的勒願寺，開祖為常騰律師。至奈良時代末期，成為南都七大寺之一，且與東大寺並稱大寺。本尊是釋迦如來。
寶龜年間（770～780），本寺除四王院外，藥師金堂、彌勒金堂、十一面堂院、西南角院、東南角院、小塔院等諸堂亦陸續完成。延曆十七年（798）更與大安、元興等寺同列官寺之林。承和十三年（846）、貞觀二年（860）遭回祿，寺運漸衰。平安時代，受興福寺統治。嘉禎元年（1235）興正菩薩叡尊復興本寺堂宇、佛像，創光明真言會（自九月四日起，七日間誦光明真言的法會）。文龜二年（1502）因戰亂，諸堂付之一炬。天正年間（1573～1592）復遭松永久秀掠奪寺地，而再呈衰微。至江戶時代，由於德川家康捐地，始重修本堂、四王堂、愛染堂、護摩堂等。
寺中所藏珍貴文物有清涼寺式釋迦如來像、興正菩薩（叡尊）像、絹本著色十二天像（平安時代）、金銅透彫舍利塔（鎌倉時代）、《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奈良時代）、四天王立像等，為數頗多。
(二)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寺院︰位於岡山巿西大寺中，又號金陵山觀音院。係天平勝寶三年（751），周防國藤原泰明之女皆足於郡內金岡莊松中島所創。一說為津高報恩大師所建。寶龜八年（777）紀伊安隆上人遷寺於現址，稱犀戴寺。承久三年（1221）後鳥羽上皇因祈願調伏北條氏，乃改為今名。本尊為千手觀音。
鎌倉時代，本寺成為天下的祈願所。正安元年（1299）遭閃電所擊，一山悉歸烏有，僅存本尊。文龜年間（1501～1504）忠阿上人中興之，重建堂塔伽藍。天文元年（1532）復遇祝融，三年始再興。現存本堂、藥師堂、大師堂、三重塔、護摩堂、十王堂、牛王所殿、千手院、經堂、方丈、仁王門等建築。
〔參考資料〕 (一)《元亨釋書》卷九；《金陵山緣起》；《西大寺略記》。(二)《元亨釋書》；《西大寺緣起》；《西大寺資財流記帳》。
指安置佛、菩薩像的堂宇，或安置本尊像而成為伽藍中心的殿堂。又稱佛堂。由於佛又稱「大雄」，因此，在我國，佛殿又稱「大雄寶殿」，略稱為「大殿」。在印度、西域稱為香殿（gandhakuti）。《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云（大正24‧250c）︰「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
我國古來於諸大寺中，即有佛殿的設立。如《洛陽伽藍記》卷一載永寧寺北有一佛殿，形如太極殿。內有丈八金像一尊、中長金像十尊、繡珠像三尊。作工奇巧，冠於當世。《歷代三寶紀》卷十二記述長安大興善寺之法堂、佛殿猶如天宮。又，唐‧段成式之《寺塔記》載長安平康坊菩薩寺的佛殿，有吳道子所繪的《消災經》及《維摩經》之壁畫變相。
此外，依《景德傳燈錄》卷六記百丈懷海的禪門規式（大正51‧251a）︰「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授當代為尊也。」《五家正宗贊》卷一德山見性禪師〉條（卍續135‧918上）︰「師凡住院，拆卻佛殿，獨存法堂。」可知禪宗初以不設佛殿為本規。爾後，因七堂伽藍制興起，佛殿遂與法堂成為禪宗伽藍的中樞。
在日本，禪林仿宋代形式，將佛殿建於法堂的正前方，名為金堂或本堂。又因寺院的不同而另有特殊稱呼，如在京都南禪寺名金剛王寶殿，在天龍寺名覺皇寶殿，在相國寺及佛心寺名覺雄寶殿，在臨川寺名圓融道場等。今妙心寺、萬福寺、普濟寺等的佛殿，皆屬日本國寶。
◎附︰寬忍《佛教手冊》第六章第九節（摘錄）
佛寺布局
由於最初佛寺布局是按照漢朝的官署布局建造的，同時還有許多貴族和富人施捨現成的住宅為寺，因此許多佛寺原來就是一所有許多院落的住宅。由於這些歷史原因，中國漢族地區的佛寺在近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是採取了中國傳統的院落形式作為佛寺的布局。這種院落式的佛寺布局，現在全國各處都可以看到。一般從山門（寺院正門）起在一條南北中軸線上，每隔一定的距離就佈置一座殿堂，周圍用廊屋或樓閣把它圍繞起來，這樣就構成一座寺院。具體地說，中央一線的主要建築，是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殿之後為法堂或藏經樓，再大的寺院還有毗盧閣等殿堂建築物。天王殿前一般有鐘鼓二樓對峙。大殿之前，左右又有伽藍堂和祖師堂相對；法堂前面東西相向的是齋堂和禪堂。住持的住處稱為方丈或丈室，多在法堂的左右。其他庫房、廚房、客房、浴室等則分布四周。
三門殿為寺院的大門，一般都是三門並立，中間一大門，兩旁各一小門，所以稱為三門殿。也有寫作山門殿的。天王殿是三門內的第一重殿。殿中間供彌勒菩薩像，彌勒菩薩像後供韋馱天，面北向。東西兩旁供四大天王像。大雄寶殿即是寺院的正殿，或稱大殿。大殿正中有供釋迦牟尼佛和阿難、迦葉尊者像，也有供三世佛（代表中、東、西三方不同世界的佛，中為釋迦牟尼佛，左為東方藥師佛，右為西方阿彌陀佛）、三身佛（法身毗盧遮那佛、報身盧舍那佛、應身釋迦牟尼佛）的，也有供毗盧佛一尊的，淨土宗也有供阿彌陀佛（坐像）或接引佛（立像）的，也有在大殿供五方佛（正中是法身毗盧遮那佛，左首第一位是南方寶生佛，第二位是東方阿閦佛，右首第一位是西方阿彌陀佛，第二位是北方不空成就佛）的。正殿的佛像背後，往往有坐南向北的菩薩像。一般是騎龍的觀音，騎獅子的文殊，騎六牙白象的普賢；也有塑海島觀音，在觀音像旁有善財童子和龍女像的。大殿兩側大多供奉十八羅漢像。觀音殿（又名圓通殿、大悲壇、大士閣）內供奉形狀不一的觀音菩薩像。伽藍殿正中供的是波斯匿王，左是祇多太子，右是給孤獨長者。祖師殿正中供奉的是達摩初祖，左為慧能，右為百丈懷海。殿堂所奉佛菩薩像
殿堂為佛寺中各重要屋宇的總稱。殿，是安奉佛菩薩像以供禮拜祈禱之處；堂，是供僧眾說法之處。殿堂的名稱即依據所安奉本尊及其用途而定。安置佛、菩薩像的，有大雄寶殿（大殿）、毗盧殿、藥師殿、彌勒殿、觀音殿、韋馱殿、金剛殿、伽藍殿等；安置遺骨及法寶的，有舍利殿、藏經樓（閣）、轉輪藏殿等；安置祖師像的，有開山堂、祖師堂、影堂、羅漢堂等；供講經集會及修道之用的，有法堂、禪堂、板堂、學戒堂、懺堂、念佛堂、雲水堂等；其他供日常生活、接待之用的，有齋堂（食堂）、客堂、寢堂（方丈）、茶堂（方丈應接室）、延壽堂（病僧療養室）等。
我國寺院主要殿堂，如佛殿、法堂、毗盧殿、天王殿、方丈等，一般建於寺院的南北中心線上，其餘齋堂、禪堂、伽藍殿、祖師堂、觀音殿等，則作為配屋而建於正殿前後兩側。
至於佛殿中佛像的安置，歷代迭有變異，古代的資料已難考查。唐代留存的格式，據五台山佛央綞佛殿所設，主像凡五尊，每尊各有脇侍五六尊。中尊為釋迦，左次主像為彌勒佛，右次主像為阿彌陀佛，極左主像為普賢，極右主像為觀音。至宋代則有一佛四弟子（釋迦、文殊、普賢、迦葉、阿難）的形式。自宋代以後，較大佛殿常供三尊，即所謂三佛同殿。此或以彌勒為中尊，釋迦、彌陀位於左右；或以釋迦為中尊，彌陀、彌勒於左右；又有以藥師代替彌陀坐於左位而成三尊。後彌勒遂另居於彌勒閣或彌勒殿。宋、遼時代，佛殿亦有供五佛乃至七佛。元代巨剎，多有前後二佛殿，前佛殿塑三世佛，即燃燈佛、釋迦佛、彌勒佛；後佛殿塑五智如來。明代佛殿猶多塑三世佛。明代以後，伽藍規制已有定式，故設像大抵一致。一般叢林佛像設三尊，中為釋迦，左為藥師，右為彌陀；或釋迦左為迦葉，右為阿難；藥師、彌陀二佛已少見脇侍。較小佛殿，僅奉釋迦與二尊者，而置藥師、彌陀於別殿。此外，尚有些著名佛寺大殿，亦有唯供一佛或一佛二脇侍，或專供一菩薩的。又佛殿兩側，後世又多塑十八羅漢像的。佛壇背後，通常設觀音像，手持楊枝、淨水瓶，立於普陀洛伽山海之間，其四周則塑《華嚴經》中善財五十三參的人物，或《法華經》卷七〈普門品〉中救八難的景象。
寺院中，除佛殿以外，各殿堂的設置約略如下︰
(1)天王殿︰正面本尊為彌勒，左右分塑四大天王；彌勒背後設有手執寶杵的韋馱菩薩，以守護佛寺。
(2)金剛殿︰明代佛寺於山門內有金剛殿，塑二密迹金剛力士像，稱為二王。後即塑於山門內，不另設殿。此二力士面貌雄偉，作忿怒相，手執金剛杵分立左右，守護佛剎。
(3)法堂（講堂）︰為演說佛法皈戒集會之處，一般位於佛殿後面。法堂內應有佛像；於堂中設立高台，稱為法座；法座後設罘罳法被（今多設板屏），或掛獅子圖以象徵佛的說法；左鐘右鼓，於上堂說法時鳴之。
(4)禪堂（僧堂、雲堂）︰禪僧晝夜於此行道。堂內設長連床（廣單），施椸架以掛道具。中設一圓龕，正中央奉聖僧像。在唐代，食堂即僧堂，後世於禪堂外另設食堂。於是食堂於東，禪堂於西，遂為叢林定式。
(5)毗盧閣（萬佛樓、藏經閣）︰分上下兩層設像，上供法、報、化三佛並設萬佛之像，左右庋置大藏經等，後設觀音大士；下奉毗盧遮那如來，旁列十八應真羅漢、二十威德諸天。
(6)轉輪藏殿（轉藏殿）︰於收藏經藏的堂中心，設一大型旋轉書架，內置經藏，旋轉即可檢出所需經卷。此是梁代傅翕（善慧大士）所創，為不識字者或因他緣逼迫而無暇閱讀者，特設方便，具信心者僅推之一匝，即可獲得與看讀經典同等的功德。故轉輪藏殿皆奉大士寶像於藏殿前，又列八大神將運轉其輪，稱天龍八部。
(7)伽藍殿（土地堂）︰位於佛殿或法堂之東，供奉守護伽藍土地的神像，今一般多供最初施造祇園精舍的給孤獨長者、祇陀太子及其父波斯匿王三像。
(8)祖師堂︰位於佛殿或法堂之西，多奉達摩或該寺開山祖師，今一般佛寺祖堂，以達摩、慧能為禪宗之祖，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故多立達摩塑像於中，慧能或馬祖位左，百丈位右，三像並坐。
(9)浴室︰安置跋陀婆羅（善守）之像。
(10)香積廚（廚房）︰古代安置菩薩（傳為洪山大聖）像，自元代以後，則多奉大乘緊那羅王像，祈其監護。
〔參考資料〕 《一字頂輪王經》卷一；《廬山記》卷二；《古清涼傳》卷上；《廣清涼傳》卷上；《有部目得迦》卷八；《禪林象器箋》〈殿堂門〉；《和漢禪剎次第》；《敕修百丈清規》卷上。佛鉢
指佛所持的鉢器。《四分律》卷五十二（大正22‧952a）︰「時瓶沙王以石鉢施諸比丘，（中略）佛言不應畜，此是如來法鉢。」《大智度論》卷二十六（大正25‧252c）︰「而不聽比丘用八種鉢者，（中略）石有粗細，細者不受垢膩故，世尊自畜。」據此可知，佛所持的是石鉢。
關於佛鉢的由來，據《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所述，佛成道後七日（一說是七十七日）未食，適有提謂、波利二商主始獻麨蜜，佛時知見過去諸佛皆以鉢受施。四天王知佛所念，各至頞那山上，從石中得自然之鉢，俱來上佛，佛乃受四鉢置於左手之中，右手按其上，以神力合為一鉢，令現四際。《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智猛傳〉（大正55‧113b）︰「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邊燦然。」《高僧法顯傳》〈弗樓沙國〉條云（大正51‧858c）︰「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皆符合此說。
關於其容量，《法苑珠林》卷三十載僧伽耶舍之鉢（大正53‧513b）︰「釋迦如來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斗有餘。」另據《高僧法顯傳》所載，可容二斗許。
關於其重量，《大智度論》卷二十六云（大正25‧252c）︰
「所以不聽比丘畜者以其重故。（中略）問曰︰侍者羅陀彌善、迦須那剎、羅多那、伽娑婆羅、阿難等，常侍從世尊執持應器，何以不憐愍﹖答曰︰侍者雖執持佛鉢，以佛威德力故，又恭敬尊重佛故，不覺為重，又阿難身力亦大故。」
佛鉢在佛涅槃後，似被移到北方的布路沙布邏（Puruṣapura）國。據《馬鳴菩薩傳》及《付法藏因緣傳》卷五所述，月氏國王攻破摩揭陀國的華氏城，取得佛鉢及馬鳴而還。據《高僧法顯傳》〈弗樓沙國〉條所述，佛鉢在此國，月氏王欲取佛鉢，故興兵來伐此國，伏此國已，欲持鉢去，乃置鉢於象上，象便伏地不動。王令人更作四輪車載鉢，以八象共牽復不能進，因而在此處建塔及僧伽藍，以安置之，號佛鉢寺。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所述，智猛和法勇等人曾在罽賓禮拜佛鉢。據此可知，在迦膩色迦王之時，甚或在此之前，佛鉢已傳入北印度。至東晉時，仍保存於布路沙布邏國。又據《蓮華面經》卷下所述，佛鉢為罽賓國寐吱曷羅俱邏王打破，然後移到北方，輾轉移至波羅鉢多國。該國之人大設供養，遂以佛力將破鉢還原。
《大唐西域記》卷二〈健馱邏國〉條云（大正51‧879c）︰「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斯。」同書卷十一〈波剌斯國〉條云（大正51‧938a）︰「釋迦佛鉢在此王宮。」此中所說的寐吱曷羅俱邏（Mihirakula）王若與《付法藏因緣傳》卷六所說的殺師子比丘及斷絕付法的彌羅掘王同一人，則可說確實有佛鉢破碎之事。又可將《蓮華面經》中的波羅鉢多國視為波剌斯的訛音，故可認為佛鉢是被寐吱曷羅俱邏王打破，至東晉以後始移到波剌斯國。
據《蓮華面經》所述，佛鉢在後來法滅之時，至沙伽羅龍王宮，尋經四天五宮、三十三天宮、化樂天等而出金剛際。及彌勒成佛時，再至閻浮提，與舍利共現虛空，放五色光，利益度生。又據《高僧法顯傳》〈師子國〉條所述，天竺道人謂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犍陀衛，若干年後，經西月氏、干闐、屈茨、師子、漢地等國而還中天竺，尋上兜率天受彌勒供養。後至龍宮，及彌勒成道時，分為四鉢移至原來的頞那山上。
◎附︰印順〈佛鉢考〉（摘錄自《妙雲集》下編{9}）
釋尊所受四天王所奉的石鉢，等到入滅以後，留在世間，為眾生作福田。從前，因為傳說紛紜，以為是應化無方，其實起初在毗舍離，後來在弗樓沙，末了到波斯，以後就無從考見了。
晉‧法顯《歷遊天竺記》說︰「法顯在此國（師子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犍陀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次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所說大致相同。所說的毗舍離與犍陀衛，是既成的事實；西月支以下，還是預言。
舊傳有《鉢記6 》，現在已經佚失。《法苑珠林》卷三十約略的說到︰「釋迦如來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斛有餘。佛泥洹後，此鉢隨緣住福眾生。最後遺化，興於漢境。此記從北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澗寺，僧伽耶舍小禪師，使於漢土宣示令知。」石澗寺在壽春，不知這是那一甲子！在晉宋間，壽春石澗寺與江陵辛寺，往來非常繁密。法顯於晉‧義熙十四年（戊午），在建業譯完了經；後來到江陵，就死在辛寺。《鉢記》的傳出，大抵即依法顯所記的敷衍而成。稱涅槃為泥洹，也順於法顯的譯語。甲子，也許即是宋‧元嘉元年。
佛鉢初在毗舍離，雖沒有其他的文證，然大致是可信的。因為佛滅於拘尸那，即離毗舍離不遠。佛鉢的自東而西，有二文可證︰(一)《佛滅度後棺歛葬送經》──《師比丘經》說︰「佛滅度後，諸國諍之。……（鉢）轉當東遊，所歷諸國，凶疫銷歇。……極東國王，仁而有明，鉢當翔彼。王崩之後，其嗣淫荒。……王亡尊鉢，憂忿交胸。」此經為西晉失譯；佛鉢的流傳東土而失去，可見大概。(二)迦膩色迦王求馬鳴及佛鉢事，如真諦譯《馬鳴菩薩傳》說︰「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時。……汝國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以與之，月氏王使還本國。」《付法藏因緣傳》，也與此大同︰月氏國王為旃檀罽呢吒王；以馬鳴、佛鉢、慈心雞奉王而退兵。《付法藏因緣傳》說馬鳴為華氏城人。《西域記》卷八說馬鳴難破鬼辯婆羅門，也在華氏城。多（多羅那他）氏《印度佛教史》（十七、八章）說︰馬鳴曾住華氏城的華嚴寺，也在東方。《西域記》卷十二的「東有馬鳴」，也可以為證。關於迦膩色迦王的東征，見於《大莊嚴經論》卷五︰「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既平定已。……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
這些，不是要證明馬鳴為華氏城人，與迦膩吒王有關係，是說佛鉢本來是在東方的。毗舍離的佛鉢，在摩伽陀王──華氏城為王都的轄區內。佛鉢的流入北印，適為迦膩吒王都的弗樓沙，那無怪有獻鉢於月支王的傳說。
中國佛教徒去西方參禮，見到佛鉢時，已在弗樓沙。然所用的地名，非常不同，引起許多誤會。現在一起列出來︰
(1)犍陀越︰如《水經註》引釋氏（道安）《西域記》說︰「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鉢。」
(2)大月支︰如《水經註》引竺法維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
(3)弗樓沙︰如法顯《歷遊天竺記》說︰「弗樓沙國。佛鉢即在此國。……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並留鎮守種種供養。……可容二升（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法顯記》的弗樓沙國，實在即犍陀越的王都。所以又說︰「今在犍陀越。」那末，犍陀越與弗樓沙，名稱雖異，而所指的地方是同的。這在《西域記》卷三中，說得更分明︰「犍陀邏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 鉢流此國，經數百年。」此犍陀邏的王都布路沙布邏，即月氏迦膩色迦王都；這可見法維說在大月支國，其實也還是一樣的。
(4)罽賓︰《高僧傳》卷三〈智猛傳〉說︰「到罽賓國，……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禮發願。」《高僧傳》卷三〈曇無竭傳〉也說︰「至罽賓國，禮拜佛鉢。」智猛、曇無竭，與法維、法顯，是同時的先後人，怎麼會佛鉢又忽在罽賓﹖不知罽賓，不一定指現在的迦溼彌羅。中國人所稱的罽賓，自漢以來，每指犍陀羅一帶為罽賓的。唐時，還有指迦畢試而說的。罽賓即犍陀羅，近代人很多是知道的。
(5)沙勒︰〈鳩摩羅什傳〉說︰「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唯有這一則，與其他的不合。羅什初到罽賓修學，其後經沙勒還龜茲。我以為，如不是在罽賓頂戴佛鉢，門人傳說錯了；必定是在沙勒禮敬文石唾壺，誤傳為佛鉢。隋譯的《德護長者經》說到︰「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脂那國。」這與《法顯記》所說到于闐、到龜茲、到中國一樣，是希望而不曾成為事實的。總之，佛鉢在大月氏王都──犍陀羅的弗樓沙城；約從西元二世紀中到五世紀中──三百年。
其後，佛鉢流入波斯，如《西域記》卷二說︰「流轉諸國，在波剌斯城外。」然《西域記》卷十一〈波剌斯國〉說到︰「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到底在城外或宮內，玄奘從傳聞得來，也並不曾確實。佛鉢的流入波斯，傳說與嚈噠的侵入北印度有關。隋‧那連提耶舍所譯的《蓮華面經》說︰「此大癡人（蓮華面，梵語寐吱曷羅俱邏），破碎我鉢。……佛破碎鉢，當至北方。……彼破碎鉢，當向波羅鉢多國。」寐吱曷羅俱邏，即《西域記》之摩訶邏矩邏（大族），是大破壞犍陀羅──罽賓的佛法者。波羅鉢多即波羅婆，印度是這樣稱安息人的。所以佛鉢的自弗樓沙去波斯，總在西元470年頃。魏‧宋雲等到犍陀羅（520），記述種種聖蹟，卻沒有說到佛鉢，當時是已經移流到北方了！
〔參考資料〕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出家品〉；《大品般若經》卷一〈奉鉢品〉；《佛滅度後棺歛葬送經》；《放鉢經》；《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五；《大唐西域記》卷八；《大智度論》卷三十五；《法苑珠林》卷九十八；《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第二冊。
承德避暑山莊東北部藏傳佛教寺院群的總稱。寺宇矗立於承德巿內武烈河東岸與獅子溝北沿的山坡上，係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間陸續建成。由於當時分八處管理，且在避暑山莊之外，故稱外八處，俗稱外八廟。寺宇包括十二座，自南而北依次是溥仁寺、溥善寺（已不存）、普樂寺、安遠廟、廣緣寺（擦魯克喇嘛所建，規模小，常被忽略）、普祐寺（有時被併入普寧寺）、普寧寺、須彌福壽之廟、普陀宗乘之廟、殊像寺、廣安寺（已不存）、羅漢堂（已不存）。
外八廟係清廷為解決北部邊疆及西藏的問題而特意建造的。主要在供少數民族的領袖或高僧朝覲皇帝時瞻禮、駐錫之用。因此其寺址、規模、佈局等皆由皇帝裁定。寺內的題額、匾聯、碑文等亦為皇帝親筆，所用文體包括漢、滿、蒙、藏四種。在建築風格上，不僅仿照西藏、新疆等著名寺院的形式，亦融合漢族宮殿式的建築，民族色彩甚濃，是多民族建築風格的大融合。而雕刻、塑像、壁畫亦全是清代藝術精品。
如今尚存之寺院中，普樂寺乃融合漢、藏之寺院樣式而建。安遠寺仿照新疆伊梨固爾扎廟的形式建造。殊像寺則為漢族寺院的建築形式。普寧寺據稱是仿西藏桑耶寺之制而建，其主殿所奉祀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木雕像，高二十二點二八公尺，腰圍十五公尺，重達一一０噸，堪稱全國第一，寺內的曼荼羅亦是全國知名。須彌福壽之廟落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係乾隆帝為接待六世班禪至京朝覲祝壽而建。建築形式則仿照西藏日喀則札什倫布寺，相當豪華，文物資料豐富。普陀宗乘之廟，在避暑山莊之北，占地面積約三十二萬平方公尺，是承德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廟宇。乾隆皇帝於平定新疆後，為顯示全國政權之統一，兼為自己及皇太后祝壽，及為滿足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宗教信仰，遂於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767～1771），仿西藏布達拉宮形式修建此廟。
西藏自治區首府。位於雅魯藏布江支流拉薩河北岸，喜馬拉雅山北部的高原上。西藏語Lha，神之義；sa，土地之義。因此Lha-sa即靈地、聖地之意。又作喇薩、拉撒，古稱邏些、邏娑。七世紀時，吐蕃國王松贊干布（棄宗弄瓚）遷都於此，並為迎唐代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國公主，而於巿街北方建布達拉宮。十七世紀中葉，五世達賴喇嘛就布達拉宮之舊址重建。此後，歷代達賴喇嘛均在此處理政教事務。漢族、回族及外國商人至拉薩經商者漸多，形成一小型之國際巿場。
另外，巿街中央及西北，有松贊干布所建的大昭寺、小昭寺，為西藏最古老的寺院。城東則有格魯派始祖宗喀巴所建的甘丹寺，城西及城北有宗喀巴門徒所建的哲蚌寺、色拉寺，此三寺為著名的拉薩三大寺。此外，巿內尚有三十大寺及無數小寺院，以及七世、八世達賴喇嘛相繼修建的羅布林卡園林（夏宮）等古建築。
◎附︰任乃強〈喇嘛教徒之聖城──拉薩〉（摘錄自《康導月刊》1942年十一月第四卷八、九合期）
聖城之核心
詢拉薩核心於普通人，必誤舉布達拉宮以對。其實布達拉宮僅為拉薩重要部分之一，尚非核體，更不得為核心。拉薩核體，為大招寺。核心，為大招寺之覺阿佛像。藏人有極繁重浮誇之文記與詩歌描寫此佛像，認為佛教之根荄，內法之重寶，使蕃、蒙、羌、氐、摩些、布丹之屬，不遠萬里，齎其家產，以傾瀉於大招之前者，為此像也。茲拾其說，簡略言之如次︰
藏人之說，釋迦牟尼涅槃後，上居天界，與四大眾俱。文殊菩薩請造法報化三身，俾供佛者有所依集。釋迦頷之。由其笑靨，放射四種光明，指示三施主與一匠師。於是大梵天王（諸天王之主）布施諸寶，造釋迦法身。形如梵塔，質如煙雲，浮遊空中，人間不得而觸也。復次大曜遍主（日月眾星之主）布施諸寶，造釋迦報身，高十八由旬（每由旬相當四十華里），在南方大海中。臍以下浸沒於水，前後身各半日程。海舶偶能至，常人不得近也。復次帝釋天子（居須彌山頂，為欲界之主），布施天界五寶、人間五寶及其它眾寶，造釋迦十二歲時身量之相，是為化身。皆神匠必夏噶馬所作，蒙佛親為開光，散花加持。
此化身像，先經諸天迎請，住於天界一百年。復經諸智慧空行母迎請，至烏旃國，住五百年。其後像自騰空，降於印度金剛台，住五百年。時值中國有支丁王者，遣使奉書，向天竺求迎三寶，天竺王念印度佛法已盛，即以此像及另一名貴之旃檀佛像並諸經典，派僧伽用海舶隨中國使者運贈華王。自是以後，印度佛法漸衰，中國佛法轉盛。迨文成公主運輸此像入藏後，中國佛法寖衰，西藏佛法始盛云。
又傳此像由中國大力士名賈拉噶與魯噶二人，用車載運入藏。行達饒木契平原，車輪陷入泥中，二力士不肯復挽。藏人初就其地豎立結彩供祀之。其後文成公主就其地建甲拉饒木契神殿，即所謂小招也。（乾嘉時記藏事各書，謂唐公主建大招，尼公主建小招說，不足信。）迨松贊干布卒，藏人謠傳唐軍五十萬來攻，目的在迎回覺阿佛像，乃自小招移此像入大招，藏於明鏡南門（大招初作南門，繼築三合土塗油，明淨如水，反映上方魚龍雕刻，如在湖中，故曰明鏡南門），泥封複壁內，外塑文殊像掩蔽之。其後金城公主入藏，謁小招，詢此像，啟而出之，始安置於大招中央之威靈殿堂。
威靈殿堂者，在大招東端，為四層樓閣構成之巨大殿堂。始建於隋‧開皇十年庚戌，竣成於十二年壬子，距今已一三五０年，西藏最古之建築也。初供尼泊爾公主輸入之釋迦八歲時身量像。自是，乃以唐公主輸入之釋迦十二歲身量像主之。其像大小如普通人，色暗，似銅鐵五金所合鑄。矬短粗陋，殊不似一般印緬佛像之曼妙。惟全身嵌裝珍貴之珠寶殆遍，蓋千年來喇嘛教徒次第布施積裝所致也。後方及兩側，配諸佛坐像，有甚高者。殿門暗黑，惟有真金製之酥油燈多盞，四時照耀。四壁及天棚上諸藝術品，悉被煙炲熏壞，殆難辨識。惟於藏僧讚筍變靈殿之長歌，知其梗概。藏人皆信此殿為松贊干布化身為一０八木匠所造成，故又曰神變威靈殿也。
正殿四周，繞以走廊，旁通之神殿甚多，光線晦暗，道路分歧，初至者如入迷樓，莫知所屆。大抵各神殿中，龍王殿，護法殿，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尼泊爾公主殿，又尼后專殿（此殿為藏人所最信奉，謂后為司財帛之神也），最為漢人所注意。松贊干布與二公主，皆作菩薩狀，由導引人指述為某某，以知之耳。有一殿陳列金像甚多，皆歷世自印緬迎入藏者。亦可受貴族信徒布施雄厚者備價迎請。另有數殿供吐蕃帝國時代，遠自印尼烏蔓等國輸入之名貴佛像，如前述之葛西夏旃檀像，蛇心旃檀像，哈日旃檀像，聖喀薩巴里像等是。導引喇嘛，例能逐一說明其來歷。大都謂自然生成，或天外飛來。各有奇蹟，窮年月不能盡其辭也。各殿皆施鐵幔防竊，燃酥油長明燈。供役喇嘛，常數十人。每有小鼠成群，出沒殿堂間，依依近人，未虞加害。蓋其忘機已數百世，未知人類足為其害敵也。
全寺殿宇參錯，在拉薩巿內，挺起最高。向西有大門，門內大空場，迴廊繞之，廊間遍裝轉經幢輪。禮大招寺，例有布施，始得入門。入門依一定方向，循廊轉幢輪，達於正殿。更依一定方向，循正殿迴廊，旁參各殿。再由空場側迴廊出門。亦可自其它旁門經出。各門皆有守者，接受布施，繳於商上。商上收入，恒能超過常年田賦之額。西藏政教各費，大都恃於此款。布施之物，或為金銀，或為衣飾，或為珠寶，或牲畜，或錢幣，或茶磚，或穀物，或家用器皿之屬。凡可出售者，皆得用之。來布施者，以蒙古人及青康藏之貴族與牛廠牧民為多。藏人居近者，逐日思往禮拜，而不能逐日布施，則多於門外叩長頭可致極敬之意。
叩長頭者，先直立，合掌觸額，觸口，觸心窩，乃長伸向前，足隨跪地，舉體前仆，伸兩臂，俾合掌達最遠處。然後起立，重複為之，為佛教徒最敬禮。多數信徒，入大招後，就各神殿外，如此禮神，致殿前石板，磨陷六、七寸深。亦有近拉薩巿即磕長頭，入寺出寺，以至禮拜其它寺院完畢，始起立直行者。
聖城三環
禮拜拉薩聖城者，須繞三環道。其方向，黃白紅花教徒，皆自左進。黑教徒反之。其儀式，或叩長頭（第二長頭，立足於前時合掌所立之地藉可前進），或手搖轉經幢筒徐行。惟口中必誦「唵嘛呢叭咪吽」六字不輟。緣此六字，為千手觀音度脫一切有情之唯一法寶。誦讀一遍，勝讀全部甘珠爾經典也。
內環可稱為核心圈，即大招寺神變威靈殿堂之迴廊。喇嘛教徒之說︰人生無論累積若何功德，茍非繞此殿堂一周，終不得成善果。因此中有代表釋迦佛之覺阿像，為世界無上稀有、唯一真正之佛體。人茍不能聞之望之見之觸之，即不得為近佛也。禮拜者至此，為金光寶氣所震眩，陰森寒肅所懾服，莊嚴靜穆所脅迫，亦每忘失本性，彷彿如夢，恍然如已在梵天，與諸佛菩薩對晤，不禁體為之肅，色為之恭，語為之噤，五體為之屈貼地，心靈為之迷惘幻惑，以至於傾其所有以布施之，率其妻孥以事之。拉薩之所以成為今日之拉薩，喇嘛教之所以成為今日之喇嘛教，固賴有歷世法王大德之推闡。究其為術，不祇一端。然而最大成功處，是在於此。
中環可稱為核圈，即大招寺外大環道。多有梵塔與嘛呢竿（竿上懸有印刷經文之絹布者）、嘛呢堆（刻有六字真言，或其他經像之石堆）標識其間，周迴約一里許。拉薩巿民及外來人士之有閑者，每每整日環繞誦經，或叩長頭。因繞拜此圈不須納費，且所禮拜者，除代表釋迦身相之覺阿像外，尚有其他甚稀有、不可思議之名貴佛像，皆已如一同參謁，功率與入寺禮拜略同也。
第三圈為包括拉薩全部聖蹟之一大環道。藏人稱為靈科，為比較寬坦類似近代公路之一走道。叩長頭者，每日能繞一周。居住拉薩者，每早起繞行，凌晨已繞一周。外人瞻禮者，緩步徐行，沿途流連瞻仰聖蹟，則須整日甫能一周。所謂靈科包繞之聖蹟，除大招外，有布達拉宮磨盤山、龍王塘、小招寺、木鹿寺等，為數甚繁，茲概敘其部位形勢如次。
大招大門向西，正對（寺內西側）噶廈，即四噶倫辦公處，西藏之責任內閣也。商上亦在其側，收受布施，兼管全藏財政。又有浪子轄在此，主管全巿，相當於警察廳。大招門外有唐柳，傳為文成公主手植，藏人以為釋迦之髮。其旁有漢藏文雙鐫之唐蕃甥舅和盟碑，為唐穆宗長慶二年鐫物。漢文似李北海書。又南為大廣場，藏人、尼泊爾人、纏回、拉達克及布丹、錫金蒙人之攜商品來禮拜者，就地設臨時巿場於此。此外環大招寺有繁盛街道，五方巨賈居之，山海珍奇，無不具備。商戶約五百家，人口約一萬餘。平房錯疊，悉較大招為低。商肆鬧街之外，為平民住宅。又外有城垣。卑小，多已圮壞。或就民宅墻壁聯綴為之。城西南隅，有舊駐藏大臣衙署，赫然踞列於全藏之最上位者約二百年，今已成為廢墟，僅石獅一對，破屋一聚，供人憑弔而已。城外多屬沼澤卑濕之地，或為葦塘。惟當大招西約二里處，突起雙峰。北為紅山，布達拉宮踞其上。南為鐵山，漢人曰磨盤山，有招拉筆洞寺，喇嘛皆習醫藥。醫藥為五明之一，佛學所重博通僧伽，必兼習之。今日藏中考革〔格〕西，辯論範圍，內明、因明、聲明而已。醫藥、工巧，多被遺棄。賴此寺專門習之。然其為術殊幼稚，岌岌乎不能存於今之世矣。鐵山與布達拉間，連峰凹陷處，建巨梵塔，其下為門洞，大道貫之，東行經琉璃橋達大招，通內地。西行經哲蚌寺、桑鳶寺，通印度。一般稱此塔下門洞曰西門。為遊拉薩者所必經，多數乞丐雲集於此。城外與葦塘間空地，多植白楊，為貴族住宅。中有數區，劃居屠戶、皮匠與葬業者，是皆習近殺業，為藏俗極卑賤之人，故別居之。全巿南側，有大江河繞流，是為克曲。直衛鐵山西南，激折向西，自曲水入於雅魯藏布江。河湖以內，游魚成群，嚴禁捕取，而以施食為功德。
凡遠道來此膜拜者，謁大招後，例須先赴布達拉宮。途中，過琉璃橋。橋石碧色，橋亭覆琉璃瓦，故名。藏名玉奪桑巴（綠石橋），傳亦唐代所建。由此橋西行約一里便至布達拉宮下。亦有露天商肆，有貴族住宅，無大商店。布達拉宮外，有圓柱形藏文碑，記赤松德贊蹂躪大唐京畿武功。又有乾隆平定廓爾喀碑（即十全記），及乾隆論防天花碑。宮殿外形如巨堡。其內房屋複雜，隨導引人穿行半日，不能知其結構。有佛殿，有貯藏前輩達賴遺體之塔，亦有前輩達賴所居之室。又有宗喀巴遺於酥油盤上之掌印足印。最大目的，則在叩謁現存達賴，討其捨頭。捨頭者，達賴以其座旁黃綾縛裹之杖輕叩膜拜者頭頂，以為降福。其義等於摩頂。達賴亦為千手觀音之化身，肉體至為神聖，不能輕與凡俗人體接觸，故摩頂降福，不用手而代以杖也。凡入布達拉宮者，亦必須有布施，有達賴宮中管掌之。此項布施，不歸商上，專作達賴私供。宮中管吏，視人布施之多少，分配有等差之導引人導引之。或遊覽數處即出；或遊覽全部始出；或僅在達賴室外遙拜，或拜達賴座前，由侍者持杖擊之；或拜座下，由達賴手自擊之；或拜已，引頭近座，由達賴手自摩頂。報施相當，有若貿易然。往時駐藏大臣或中華官吏謁晤達賴，達賴須以賓禮延見，贈送松卡（色綾所挽小結）、瓦撘哈達（白色絹布）。此項松卡與哈達，甫經攜出，恒即有人以重價購去，或以好馬兌換。藏人相信，曾經活佛加持之物，或接近佛體之物（如敝衣敗絮），甚至於佛排泄之物（如屎尿涕唾），佩之皆能避邪、降福、免殃、消罪故也。
出布達拉宮，穿西門塔洞西行，入靈科大環道。近有嘛呢堆。巡禮者自左向右，迴環繞數周，亦足以慰瞻禮活佛之志。過功德林外，循一堤岸，達龍王塘，內有巨池，有龍王廟。神像以蛇為飾。藏人以蛇喻龍，且相信拉薩原為湖海，龍王所治，經松贊干布降伏龍王，轉為護法之神，聖地始得安靜。故對龍王祀典，甚為隆重。其旁有漢式建築之亭閣，池中多異魚及羽禽，風景甚美。漢籍稱為祿康插木，為拉薩八景之一。距龍王塘不遠，有達賴象房，其側有塔及嘛呢竿為標識。先是乾隆平廓爾喀，得馴象五頭，以二頭分賜達賴、班禪，拉薩始有象房。其後布丹續進馴象於達賴。每拉薩有盛節，則飾象遊行，以炫世俗焉。
靈科自龍王塘折東向小招寺。拉薩惟喇嘛得用火葬。又因恐污穢聖河禁止水葬。普通人死，以布包束縛，交業葬者負向山地，割裂飼鵰，或以飼犬。不盡舉行天葬儀式也。業葬者皆業乞丐。或人格在業屠者上，普通人下。居宅有定式。限居此區。亦頗有中產小康者。小招為文成公主所建，已詳前節。現其內仍祀文成公主。寺外有大道，橫經靈科通於札什城（舊時中國兵營，乾隆末年所建，現已毀敗）及色拉寺。是為拉薩北門。
自小招而東，再穿業葬者聚居之帳幕區及廣闊原野。道北為貴族別墅與柳林，道南為木鹿寺。寺有經園，為拉薩經板製造與印刷地。康藏印經業，以德格為最大，此寺約與相敵。又向東行，繞拉薩城之東北角，折而南過一小橋，有石路可通甘丹寺。又南為屠戶住區。又南近西，當城與克曲河之間，為皮業者住區。有路，渡克曲，通甘丹寺。自康來藏者，恒出此途。上游浮來之木材，亦自北部上岸，堆積待沽。沿河多柳林及富戶住宅。循城垣而西，過拉薩南門，渡小橋，穿大柳林，為拉薩人士夏秋郊遊之所。出柳林，行近克曲河也，有石堤護路，多已被水沖壞，水中游魚極多極巨，出沒遊戲，仰人施食。相傳此為水怪窟宅，經松贊干布收伏，每歲有喇嘛作法祀之。沿岸多植嘛呢竿，亦所以壓鎮水怪也。靈科緣岸而西，至鐵山下，山水相激，鑿崖梯山為路。緣崖造作佛像及六字真言。相傳松贊干布收伏水怪時，雷水激射此崖，即自現出諸像，後經尼泊爾匠師雕刻明顯。然歷世屢有增益，多至不可勝數，誰為最先顯現者，非有博通喇嘛指導，莫能辨也。踰山道而西，為一陡坡，禮拜者至此停止儀式，疾趨而下，不得稍駐。下坡有大轉經幢輪。巡禮者例轉動數回補償下坡怠釋之工作。折北行，當鐵山後方，崖上刻佛尤多，巡禮者皆須於固定之禮拜石上，對諸像叩頭，致其石光滑無倫。此段崖道，為靈科重要部分。嘛呢竿密植，遠達河岸，表示其為聖靈之地。再北穿柳林，回至最先走入靈科之十字路上，完成一環。
三大柱石及其他名寺
藏俗用鍋，唯三大長石支之。如喻拉薩為蒸騰佛焰之巨鍋，則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即其三柱石也。
甘丹寺，在拉薩東六十里，谷中倚山，隨高低為重樓，形勢與布達拉宮相類，金碧光彩亦足匹敵。常有僧侶三四千修持。宗喀巴於明‧永樂五年所建，黃教之發源地也。中多宗喀巴遺蹟，與克主傑手製之宗教品。克主傑兼通五明，尤擅工巧，其所作佛像、塔幢之屬，精巧無匹，今皆保存寺內。此外收藏名貴經典亦多。
色拉寺，在拉薩西北十里，平原近處，因山為寺，微彷甘丹。宗喀巴初至拉薩，即擬建寺於此。其後移建於甘丹。其弟子堅慶曲結薩迦伊西，曾去內地，受封禪師，齎所得賞賜及蕃蒙布施歸，承宗喀巴意，建寺於此。所供旃檀佛像，係自內地運回，又有降魔杵一枚，長近二尺，傳建寺之日，自天竺飛來。堪布珍藏之，每年開放一度，任人參觀。貴族有病者，每以重大布施，迎請此杵來家供養，卜期送還。如獲迎供此杵，病尚不癒，則是惡孽沉重，非佛法所能救也。寺僧亦三千餘。
哲蚌寺，在拉薩西南二十里，印藏大道側山坳內，依山建築。宗喀巴弟子滄洋曲結札什巴丹，夢神示其地宜建寺宇。因得聶烏富民巨大布施，請准宗喀巴建寺於此。並遺海螺一具，為鎮寺瑰寶。達賴二、三世皆駐於此。此寺經典豐富，蕃蒙漢人留此習經者甚多。常有喇嘛五千人，寺外有垂仲廟，常降法神，決休咎，傳甚靈驗。達賴十三世時，主張恒與此護法神違逆，故哲蚌寺恒與達賴意見相左，為強烈之親華反英主張。直至近年猶然。
凡朝拉薩者，禮拜三環道後，例須謁拜三大寺，布施熬茶。布施，為以財物獻於寺廟，作神祀供養。熬茶，則獻茶包於僧廚，熬供諸僧吸飲。茶貴僧多，所費輒巨萬。亦有熬茶之外，更以藏幣獻請主僧分給大眾者。亦有不熬茶而專獻藏幣者。主僧受金，依固定分配法，孰為單分，孰為雙分，孰為三至若干分，傳集眾僧，依次授與。各人所得雖微，受必鄭重，多數貧苦僧人，專恃布施果腹，各方布施之多，由是可見。
三大寺雖以修習經典為主，然在政治上，有絕大潛力。重要政務，必以諮詢。噶倫及重要官吏之產生，必須得其同意。西藏議會，即以三大寺為骨幹。考授革〔格〕西，亦由三大寺主持。人民信奉三大寺，與信奉政府之力，約略相當，茍遭三寺反對，未有能令行者也。
桑鳶寺，在拉薩西南四十里，為西藏之最古紅教寺院，現因黃紅兩教派甚融洽故，此寺仍能維持千年來固有之重要地位。凡紅教僧侶及其信徒，朝大招，謁達賴，禮拜三聖路環後，俱來此寺瞻禮布施，亦如黃教派之於三大寺然。西藏若干政務，此寺亦得干預，故又與三大寺合稱為四大寺也。
拉薩北七十里浪孜地方，有白教教皇曾經坐床之地曰楚布寺。又有黑教名寺曰業朗寺。在宋元明代，皆曾興盛一時。自黃教興後，漸歸沉寂。然究不失為喇嘛教名寺。與後藏薩迦寺同為各該派教徒所尊崇。黑白各教徒朝拉薩後，必往謁之。
拉薩東北二日程，有熱振寺，由黃教呼圖克圖主之。寺以風景幽美富珍禽異獸著名。現熱振呼圖克圖為西藏攝政。
拉薩城內，又有四林，曰功德林、丹吉林、羅布林、仲吉林（四林應為功德林、丹吉林、敏珠林、策墨林──編者），皆黃教小寺，建築精好，財力雄厚，僧侶富有勢力。傳皆藏王家之私廟。所謂藏王，蓋即清代有力之噶倫也。丹吉林寺，因民元之役，資助漢軍，反對達賴，被達賴夷為平地。遺址在琉璃橋東。以上各寺，皆足分拉薩靈脈之一線，故附三大寺論之。
禪宗牛頭派的創始人。俗姓韋，潤州延陵（江蘇丹陽縣延陵鎮）人。十九歲（612）入句容茅山從三論宗僧炅剃度。後從大妳研三論和《華嚴》、《大品》、《大集》、《維摩》和《法華》等經數年。大明寂後，漫遊各地，從鹽官（今浙江海寧縣）邃法師、永嘉曠法師等聽講各種經論，深有造詣；但覺全憑知解不能證入實際，因而復入山凝心宴坐，過了二十年習定的生活。
唐初武德七年（624）平定了吳越，左丞相房玄齡奏請淘汰寺廟僧徒，法融即挺身入京陳理，御史韋挺看了他的〈表〉辭情文並茂，和房玄齡協議後才把這事打消。貞觀十年（636）他到南京牛頭山幽栖寺北岩下構築一所茅茨禪室，日夕參究，數年之間，同住的法侶就有一百餘人。這時牛頭山的佛窟寺藏有佛經、道書、佛經史、俗經史和醫方圖符等七藏，是劉宋初年劉同空造寺時到處訪寫藏在寺裡的著名經藏。法融得到佛窟寺管理藏經的顯法師允許，在那裡閱讀了八年，摘抄各書的精要，然後回到幽栖寺，閉門從事研究。
貞觀二十一年（647），法融在幽栖寺開講《法華經》。永徽三年（652）邑宰請他出至建業講《大品般若》。江寧縣令李修本又請他講《大集經》。顯慶元年（656）司功蕭元善再三請他住建初寺，次年（657）即寂於該寺，時年六十四歲。
法融和禪宗四祖道信的關係，《續高僧傳》並無記載。明確的記述法融受道信印可為牛頭禪初祖的事實，是晚出的劉禹錫的〈融大師新塔記〉（《全唐文》第六０六卷）、李華的〈故徑山大師碑銘〉、〈故左溪大師碑〉（《全唐文》第三二０卷）、李吉甫的〈大覺師碑銘〉（《全唐文》第五一二卷）和宗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等。
法融的門下，據《續高僧傳》〈法融傳〉說，他初入牛頭山時有道綦和道憑，這兩人的事蹟都不詳了。《宋高僧傳》卷八有〈曇璀傳〉，說曇璀晚年曾事牛頭山法融，稱法融為東夏的達摩。他受了法融誨示以後，即隱居於鍾山，後入潤州竹林寺。從最初的師承關係說，曇璀應該是牛頭宗的第二世，但後來卻公認智巖為二世。至於牛頭宗法系六世的次第，都是比較後起的說法，而各種記載裡也互有出入。唐‧劉禹錫的〈融大師新塔記〉以法融、智巖、法持、智威、玄素、法欽為牛頭宗傳承的次第，但未稱為六祖。李華的〈故徑山大師（玄素）碑銘〉所記的傳承是︰法融、智巖、慧方、法持、智威、玄素六世。這種系統傳說在玄素（668～752）生前似已成立。到了宗密時（780～841）更確定了牛頭宗的世系，以法融為第一祖，智巖第二，慧方第三，法持第四，智威第五，慧忠第六。又說智威的弟子有潤州鶴林寺玄素，玄素的弟子有徑山道欽（一稱法欽），都是相承傳授牛頭禪的宗旨的。牛頭宗的世系，後來即以此為定說。
據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說，牛頭宗是從道信下傍出的一派。初祖慧融（即法融）禪師曾多年精研般若空宗，後遇道信印證所解。道信告訴法融說，此法從古以來只委一人，他已將法付與弘忍了，因而囑咐法融說，可以自立一支。法融後來果於牛頭山創宗，位當初祖，輾轉傳了六代。這一宗和南北二宗都沒有關係。一說是法融在牛頭山得自然智慧後，道信親自過江去加以印證的。但道信當時住蘄州（今湖北蘄春）雙峰山三十餘年，為全國禪徒所仰望，法融到雙峰山去問法是可能的。
法融的著述，據《宋高僧傳》卷十〈唐天台山佛窟岩遺則傳〉說，遺則曾為法融的文集作序，其書三卷現已失傳。現在所傳的只有存於《全唐文》卷九０八和《景德傳燈錄》卷三十中的〈心銘〉，共一九八句，每句四字。〈心銘〉主張（大正51‧457b）︰「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又說（大正51‧457c）︰「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這種思想顯然成為後來南宗所倡導的頓悟說的先聲。此外，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一及永明延壽《宗鏡錄》卷九十七所記，法融還有一種著作叫《絕觀論》。此論近代出土的卷子本有四本（巴黎國民圖書館藏三本，北京圖書館有一本）。這些大概都是唐‧貞元十年（794）前後的寫本，篇幅似乎不完全，《宗鏡錄》卷九十七引文未見於他本，但第九卷及七十七卷所引之文，敦煌本都有。
牛頭禪的特色在於排遣多言，而著眼於空寂。所以從《宗鏡錄》卷九十七所引法融《絕觀論》的文句看來，法融認為六根所緣的並悉是心，而心性又是空寂的。他說從境起解是智的作用，而自身心性是智的境界。他從心的照用和靜止的狀態說明心的舒卷，「舒則彌遊法界，卷則定迹難尋」。這和他的〈心銘〉「目前無物，無物宛然」的說法是一脈相通的。至於他的禪風，重在無心絕觀，或絕觀忘守。這和道信禪法以坐禪觀心守一為主的，不很相同。所以他們中間的有無傳授淵源，今人還是有異論的。
據日本古經錄所載，法融還有《注金剛般若經》一卷、《金剛般若經意》一卷、《維摩經記》二卷、《維摩經要略疏》一卷、《華嚴經私記》二卷、《法華名相》一卷（見《惠運律師目錄》、《智證大師將來目錄》和《東城傳燈錄》等），共有六部七卷之多，都已失傳。（林子青）
◎附一︰慧風〈牛頭法融與牛頭禪〉（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
道信居湖北黃梅雙峰，法融居南京牛頭，一是達摩禪法門宗師，一是三論宗義學大匠，道信長法融十四歲，先法融六年入寂，時代同，地點相距不遠，宗密說法融是弘忍同學，不妨法融參道信於雙峰，一般傳記說道信過江，不妨道信訪法融於牛頭，兩大知識相見契合，是極平常的事，占氣預言都成蛇足。
《景德傳燈錄》〈法融傳〉，部分是基於道宣的《續高僧傳》的，但《燈錄》寫道信來牛頭訪法融時，把法融描繪成枯木寒灰的形象，不是成百成千學侶的善知識，卻被貶名為「懶融」。這當然不符合於法融的史實，而是禪宗傳記作者在為禪的活用宗旨上樹起一個「對立立面」，以通過傳記的筆法托出活禪的作用。道信答法融的語句，也未必是記實，不過是極概括地能傳達出達摩禪的唯心法門︰祖（道信）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法融問︰「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道信答的偈語，也極簡要地能道出牛頭禪的精要所在︰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這與《宗鏡錄》（卷九十七）引法融《絕觀論》，和宗密評述牛頭禪為「本無事而忘情」，以無事為所悟理，以忘情為修行（見《禪門師資承襲圖》）的精神也相符合。
三論八不，以言遺言；禪法息見，觸目即是，都建立於般若之上。唯教下止觀，構境立觀，宗下著參，情忘境如。故禪門公案以「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花供養」﹖洞山指為「如觀掌珠，意不暫捨」，猶有這個在也；「牛頭見四祖後為什麼鳥獸不銜花來供養」﹖有尊宿答「賊不打貧家兒」，無這個在也。道信教法融「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蕩蕩無礙，任意縱橫」，正是禪家為教家撥轉關捩子，從寒灰中撥出一粒活火來。「密付真印」，從此建立，這在禪宗史上原是極平常事。由於牛頭禪到智威以下、南北二宗劇烈鬥爭時才蔚為東南之正法幢，為找禪法的來源與證據，於是占氣預言在〈道信傳〉中產生。《宗鏡錄》引玄挺一段問答，說明當時牛頭禪的地位︰有檀越問︰「和尚（指玄挺）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北宗，心為宗。」也正透露出南宗北宗起自弘忍門下，牛頭禪直承達摩心法於道信，與弘忍東山法門並峙，不落南北二宗圈子去。在宗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裏也說「此一宗都不關南北二宗」，正說明它的超然地位。
一般傳記都說道信法付弘忍之後訪牛頭，反映出道信與法融的相見是晚年的事。（中略）
法融遺著〈心銘〉載在《全唐文》第九０八卷，也附在《景德傳燈錄》中，佛窟遺則曾編《法融文集》三卷，序稱「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詩歌數十篇，皆行於世」，惜都失傳。《宗鏡錄》也只扼要地介紹了法融的《絕觀論》，未窺全貌。
法融未遇道信時，於空靜林修習止觀，蒲團坐席，蘚草支蔓，經道信教以「莫作觀行，亦莫澄心」，教他作個「隨心自在」的人，《絕觀論》之作，正是拈出他從道信悟門的得力處。《傳燈錄》記他答博陵王的偈語，以觀行為「求月執玄影，討 迹逐飛禽」，只有絕觀才是「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的有力潑辣的詞句。在他的〈心銘〉中也是強調絕觀，所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一心無妄，萬緣調直」等等詞句，都是《絕觀論》的註腳，是達摩禪的心法。牛頭禪到第六代慧忠，於南北宗外使牛頭禪大行，也正是法融《絕觀論》的再現。慧忠答學人問「入道如何用心」時，他說︰「一切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汝但任心自在，不須制止，直見直聞，直來直去，須行即行，須住即住，此即是真道。」（見《宗鏡錄》卷九十七）慧忠對道生的「非曰智深，物深于智」的說法有所批評，他是據法融〈心銘〉的「一心有滯，諸法不通」的精神，來說明一切境物都能徹見它的真實相。他說︰「一切諸法非淺非深。汝自不見，謂言甚深；汝若見時，觸目盡是微妙。何以高推菩薩，別立聖人﹖」（同上書）
從這裏，是可以看出牛頭禪的面貌，而慧忠，不失為傳牛頭禪的嫡骨兒孫。
◎附二︰牛頭法融〈心銘〉（摘錄自《景德傳燈錄》卷三十）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眾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較乖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真常，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為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為，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囂，內心虛真。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遍。思惟轉昏，汩亂精魂。將心止動，動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諠。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游真實。無為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參考資料〕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景德傳燈錄》卷四；劉禹錫〈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印順《中國禪宗史》第三章。
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外蒙古地區地位最高的活佛。亦即外蒙古庫倫（今之烏蘭巴托）活佛的封號。此活佛擁有外蒙一帶的政教領導權。藏語Rje-btsun Dam-pa意為至尊最上，蒙古語「呼圖克圖」（Khotokto）譯為「活佛」。蒙古語又稱之為Ündür-gegen（高位光明者）、Bogdo-gegen（聖光明者）。
明‧萬曆（1573～1620）末年，覺囊派僧人多羅那他遊化於外，深得喀爾喀部諸領袖的優遇，被尊稱為「哲布尊丹巴」，意為「聖賢尊者」。多羅那他寂後，明‧崇禎八年（ 1635），喀爾喀部土謝圖汗生有一子，此子被認為是多羅那他的轉世，是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此後，代代轉世，至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示寂，共持續三百餘年。又，相傳哲布尊丹巴為彌勒的化身，其起源可溯自印度、西藏。初祖即釋尊自身云云。
清‧順治六年（1649），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名羅布藏‧旺布札勒三，1635～1723）入藏學習經典。時格魯派達賴五世已掌握西藏宗教大權。八年，達賴迫令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改宗格魯派。此後，喀爾喀部亦改奉格魯派。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爾喀部受準噶爾部噶爾丹的侵略，在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勸說下，南下歸順清廷，爭取援助。由於有此功勞，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於康熙三十三年受封為「呼圖克圖大喇嘛」，總管喀爾喀部宗教事務。後於康熙六十年，親率王公貴族至北京為康熙祝壽。雍正元年（1723）圓寂於北京。雍正五年清廷為其造陵寢於庫倫。乾隆元年（1736）寺成，乾隆命名為「慶寧寺」，內供哲布尊丹巴一世的靈龕
1911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獨立，稱大蒙古國皇帝，年號共戴；1924年病故後，此活佛傳承制度遂告終絕。
◎附︰妙舟《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一章第二節（摘錄）
初，聖祖在位之時，嘗言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當賞銀十萬兩，修建一寺，以為寢陵。雍正五年，世宗遵遺詔，遣使喀爾喀，探察地脈，溯伊奔果勒河支流諾母特哥立崩之側，布隆汗山之南麓，偶見幼童、小女。問其名，幼童答稱阿母耳，譯言慶；小女答稱巴楊斯夫郎特，譯言寧。地既形勝，益以嘉名之配合，使者信以為祥，奏聞，詔許之。命從國庫中支銀十萬兩，修建寺院。自雍正五年迄乾隆元年，全功告成，賜名慶寧。乾隆二年，高宗御製慶寧寺碑記賜之，詞曰︰「惟天眷佑我清，丕冒萬國，日月所照，雨露所需，罔不服從。當太祖太宗時，西方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景慕聖德，率先輸忱，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達賴喇嘛萬里入覲，貢獻勿絕。逮聖祖仁皇帝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則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七旗喀爾喀之眾，朝行在所。特封為大喇嘛，俾掌黃教。康熙六十一年冬來朝，明年示寂於京師，皇考世宗憲皇帝遣使護歸其國，恩禮有加。雍正五年，命大臣齎幣金十萬兩，即古所居庫倫地創建大剎，延及徒眾，講經行法，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西域時故事。乾隆元年工竣，欽定寺名曰慶寧，御題福祐恒河以賜。復允董役諸臣，請化石刻詞，俾紀其事。
朕維天生蒸民，若有恒性，性無勿善，不以形體而睽，不以疆域而隔，因其同善之情而利導之，此帝王之教所以立也。黃教行於西北諸藩，無貴賤，無不奔走信嚮，要其為說，主於戒慧從善。今使蒙古之眾誦習其文，皈依佛諦，其興起於善也必易，人人樂趣於善，將見邊方赤子，同植善緣，畺域乂安，中外禔福，蒙被慶澤，永永無斁。我祖宗緩懷藩服，錫福寰區，萬國咸寧，民生康阜。主斯寺者，惟有勸導群生，擴乃善性，一心嚮化，安享我國家太平之福，庶無負皇考嘉惠諸藩之德意也夫。編修萬承蒼所撰進也。」
乾隆四十四年，自庫倫移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龕座，供奉於慶寧寺。
〔參考資料〕 橋本光寶《蒙古の喇嘛教》；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
西藏佛教宗派之一。又名甘丹派，俗稱黃教。這是依寺廟立名的。因為宗喀巴創建甘丹寺後，晚年長住這個寺中，所以就稱這一派為甘丹派。在藏文習慣上，「甘丹寺」一詞可略為「迦魯」，一般人習稱之為「格魯」，於是又可稱為「格魯派」了。
西藏後弘期佛教中的盧梅大師，在臨赴西藏時，拉勤貢巴饒塞將自己曾經戴過的黃帽一頂贈送給他，且囑咐說︰「汝戴此帽，可憶念我。」由於這件事情，後來持律的大德們，都戴黃帽。當宗喀巴出世弘化時，藏地戒法久衰，就依古代持律大德的密意，也用黃顏色的帽子，作為戒法重興的象徵，並且成為一家的標幟，所以此派亦稱黃帽派。
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元‧至正十七年（1357）誕生於青海宗喀地方。三歲受近事戒，八歲受沙彌戒，十六歲到藏，受比丘戒。自此以後，廣參名師，博學多聞，對於性相顯密諸部經典，都能如實通達。他不但通達內明、因明，而且對於聲明、醫方明等亦善了知。
宗喀巴的著述很多，無論申經釋論，提要鈎玄，不但文義顯明，並且抉擇精確。最重要的有《菩提道次第》和《密宗道次第》。另有《辯了不了義論》和《五次第明燈》等。
宗喀巴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六十三歲示寂於甘丹寺，弟子將遺體建塔供奉。
宗喀巴逝世後，繼承甘丹法席者為賈曹傑盛寶、克主傑善吉祥賢等。此後，次第相承，直至現在，已歷九十餘人。又宗喀巴的上首弟子妙音法王吉祥具德建哲蚌寺，大慈法王釋迦智建色拉寺於拉薩，僧成（根敦主巴）在後藏日喀則地方修建札什倫布寺。甘丹、哲蚌、色拉、札什倫布四寺，通常稱為格魯派弘揚顯教的四個根本道場。另外，他的弟子慧獅子創建下密院，慶喜義成建上密院，是格魯派弘揚密宗的根本道場。
宗喀巴所傳的格魯派，成為西藏佛教的正統派，並漸次由西藏傳播到西康、甘肅、青海、蒙古等地。
格魯派的教義，認為釋迦如來的一代正法，不外教、證兩種，而一切「教」的正法，又攝在經、律、論三藏之中；一切「證」的正法，攝在戒、定、慧三學之中。因此，三藏未可偏廢，三學亦須全修。當時西藏有些佛教徒，頗不注重廣學，甚至譏誹三藏多聞者為分別師或戲論者，以為修學一種簡略的法門，便能夠得到解脫。也有的人只學一部經論，就自矜為已經從事聞思了。格魯派力主對於經藏，多聞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學上，認真修習；對於律藏也努力聞思，以成辦戒定二學；對於論藏的聞思修習也不放鬆，在如實通達諸法性相後，成辦慧學。它把大乘三藏中所說的「菩提心」和「六度行」，作為從聞思修，入境行果的綱要。
格魯派認為︰正法是否清淨，在於能否實踐見、修、行三種離垢而定；能否實踐見、修、行三種離垢，又依他們本身是否能夠隨順解脫為尺度。現在略舉見、修、行的要點於後。
(1)關於正見︰西藏古代佛教學者，有執「性空」為「畢竟無」，否定善惡業果等法，認為它的自性本來空故。這是把斷見執為正見，與外道的見解相同，不合佛家的道理。在印度古代有順世外道的分別論者和等入論者，前者承認有業果等，但是不承認有解脫；後者則否定業果和解脫。西藏的性空畢竟無的論師們，執業果完全沒有，又承認有解脫道可修，於內學外學，均屬無據。
又有一些學者，執空性為實有。他們說世俗法空，是究竟實際。
另有些學者︰若計為有，即是取相的執著，因為一切法，既非是有，也不是無。他們主張在修見的時候，全不作意有我無我，是空非空，以「不作意」為修真性，並以「不見為見」。這種說法，亦不合佛理。由於有與無，常及無常，一和異等彼此相矛盾的現象，都是一事物上的表詮、遮詮兩門。心中若存一個「不作意」之念，即此已成作意；又「不見」已成見與不見兩種。因此，他們的說法，都是自相矛盾的。
又有一類自稱修靜慮者說︰凡有分別計度的善行，都未離卻散亂，所以主張只應專修實際之理。並說修實際之理，也不應依著正理去觀察，只要在不尋伺中，勿追過去，不迎未來，於現在心不起造作，唯在明空無執之中，並捨一切分別造作，全不作意，平緩而住其心，即得親見法身。這種說法，亦不應理。如果全不作意，平緩而住，即能得到佛的一切智時，那麼，就是從異因而生異果，則一切非因，皆當生一切果了。
宗喀巴對於當時西藏佛教中的各種異見，在他的《菩提道次第》、《中論釋》、《入中論釋》等著作中，一一加以批判抉擇。
宗喀巴的思想體系，是繼承了由阿底峽所傳述的龍樹師資之旨，認為生死涅槃，一切諸法，都由「名」及「分別」所安立，在勝義中，雖不可得，在世俗中，都能成立。他在闡明緣起的中心時說︰由於一切法自性本空，故業果等緣起之法才能生起；設若自性不空，就不能生起業果等作用。又由於了知緣起之力，才能了知自性本空，因為業果等法待眾緣才能生起，所以它的自性是空。因此，自性空與緣起有，不僅不相違背，並且能相互成立。它的理論方式，可歸於︰由於自性空，才能緣起有；因是緣起有，所以自性空。顯然，這裏所說的緣起有與自性有的含義不同，自性空與畢竟無的含義也有所區別。因而自性有與畢竟無的說法，是錯謬的；緣起有與自性空的義理，是正確的。欲得中觀正見，對於這些詞句的定義與內容，首先要有正確的理解。
宗喀巴對於龍樹的中觀，廣為闡明。但對於唯識宗所說色的體相和遍計，以及安立遍計為無自性的法無我義，認為難於如實說明。
(2)關於真修︰西藏佛教中古代修靜慮者對於修習的方法，有多種說法︰有的說一切分別應斷；有的說分別是法身現相，分別愈多，修證愈廣；有的說分別是大光明；有的說分別即是法身；有的說意未散動，明了安住時，即是佛陀，或名涅槃，若稍散動，即是眾生，或名輪迴；有的說於暗室中，結跏趺坐，瞪目而視，心不作意，安住之時所現煙等各種幻相，都是法身和自性身，並說凡夫異生，也能現見法身；有的說以上諸說，雖非法身，但也是速見法身的前相；有的說這些只是亂心所現迷亂之相，毫無益處，種種異說，舉不勝舉。
對於上述這些誤解修習體相的異說，宗喀巴都一一給以駁斥。例如說一切分別應斷，則通達空性的理智比量，也應斷除，因為它也是分別。可是正觀諸法，若先沒有通達空性的理智比量，就不能生起現證空性的瑜伽現量。所以說一切分別應斷的說法不對。反之，計執分別而是法身也不對，因為眾生的分別多，如果分別即是法身，那麼眾生所證，應比佛高。所以這一說法也不合理。
又有人認為在修習靜慮時，只應止住修，把修見時所起如理觀察，也認為是過失。這種唯以「住分」為主之說，實在是通達實際真理的障礙，甚至誤解「心高舉者，亦令低下」之語，把積聚細沉和陷於惛沉狀態的境界，誤為善修。還有把定心不明利的細沉當作修定的好現象。因此，不懂真正修定的方法，就很難得到修定的實益。
宗喀巴如理破斥唯止修論的異說之後，指出應依蓮華戒所著的《修習次第》等書中所說的方法去修，應觀察修者即觀察修，應止住修者即止住修，應止觀二種輪次修者即輪次修。
(3)關於戒行︰當時西藏有些僧人說︰經中所說「斷酒」和「不非時食」等戒，是為信解小乘者說，大乘人和已見真性者則無須此束縛之法。因此，他們不僅對於出家者所應保持的行法棄而不顧，並且任意脫卸三衣，破壞清淨律儀。宗喀巴認為佛教的基礎是增上戒學。他對於「斷酒」和「不非時食」戒，以及「授食」等微小戒法非常重視，以身作則，依律而行。
(4)關於密乘︰在密部的數量和灌頂、三昧耶戒、近修，以及曼荼羅的事業、次第等方面，宗喀巴都依據密經和印度大德的釋論，闡發入微，使後來修密宗者有所遵循。
宗喀巴對於四部密宗，一切道次，以歷代相承的教授作為依據，加以滙通，認為一切經論，皆是修行證果的教授。
格魯派兼具西藏各派教義之長。西藏向來相傳的「上傳戒律」和「下傳戒律」等所有戒律，迦當派所傳的菩提道次第和菩提心教授等，峨洛扎瓦師徒所傳《俱舍》、《現觀莊嚴》、《中論》、《因明》等大論講傳，麻巴和廓洛扎瓦等所傳集密，惹、卓、雄等所傳時輪；薩迦派師資所傳勝樂和喜金剛；瑪璣等所傳大輪金剛手，惹、覺、當等三人所傳紅黑怖畏等四部曼荼羅灌頂，迦舉派中法義心要的樂空大手印、那若六法、尼古六法等，在格魯派中無不兼具並包。
格魯派還具備五明學處（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內明），以及文法、算術等世間藝術，亦甚豐富。（觀空）
◎附︰丁漢儒（等）著《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第四章（摘錄）
格魯派寺廟集團的形成及其對西藏統治的確立
宗喀巴死後，其門徒以拉薩為中心，向東西方向發展，西至阿里，東抵康區，北及安多，格魯派迅速傳播開來，西元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開始形成為一個具有全藏性的政治、經濟實力雄厚遠遠超過其他教派的黃教寺廟集團，為我國宗教史上一種比較特殊的現象。
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有著深刻而複雜的經濟和社會政治根源。一開始格魯派也是依附於世俗封建主階級而取得財富，這和其他教派沒有什麼不同。如規模巨大的哲蚌寺是以帕竹政權內鄔宗宗本為施主而修建的，帕竹貴族們還撥給土地、農奴等為寺產。但是所有黃教寺廟的財產包括世俗封建主布施、贈送、封賜給寺廟的土地、農奴等生產資料，卻因這個教派要求僧人嚴守戒律，禁止娶妻生子，把僧與俗嚴格區分開來的規定，而全由寺廟直接支配，這就改變了過去寺廟經濟與世俗封建主經濟緊密結合為一的狀況，年積月累，黃教寺廟便擁有了獨立的強大的經濟基礎。同時，這個教派還和以往各教派不同，不是僅僅單一地依靠某一個地方勢力，而是向各個地方勢力敞開門戶，所有的封建主都可以做它的施主，起到互相牽制的作用，黃教寺廟的獨立經濟因此得到相對穩定的發展。這樣黃教寺廟很快成為全藏性的宗教勢力。
格魯派內部各寺廟之間的關係，是以宗喀巴及其著名弟子所建的四大寺（甘丹、哲蚌、色拉、扎什倫布）為中心，建立層層的隸屬關係，形成母子寺（即主、屬寺）制度，把全藏區的黃教大小寺廟網聯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經濟上母子寺均各有其寺屬農奴莊園，彼此有一定聯繫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在政治上，母寺有權派出僧官擔任子寺的堪布等重要職務，或派常駐子寺的代表，掌握子寺內外大權，通過這些關係組成一個龐大的教團體系，控制著各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黃教寺廟集團所屬各寺廟內部，都是按照宗喀巴「宗教改革」內容建立了自己的嚴密的組織制度和寺規，又使黃教寺廟的獨立的經濟，在組織上得到保證。這也是黃教能成為最大的新興教派，掌握西藏政教大權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格魯派還仿效噶瑪噶舉派所創立的「活佛轉世」制，從宗喀巴的再傳弟子根敦嘉錯（即二世達賴）之後，便確立了這個制度。從以後格魯派的發展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活佛轉世相承的辦法，對黃教寺廟集團的法統繼承問題和鞏固發展寺廟的政治、經濟實力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使寺廟領導集團保持相對的穩固，避免內部由於權力之爭而引起分裂。更重要的是活佛轉世制的推行，既使寺廟財產得以合法繼承，又能名正言順地繼承上世宗教領袖的社會關係，使轉世者及其僧侶貴族集團得以承襲和維護既得的特權地位，並擴大影響，增添屬寺，壯大宗教勢力。甚而駕於世俗封建主之上，與世俗貴族抗衡。
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在帕竹政權的支持下，由於有了獨立的寺廟經濟，勢力日益膨脹起來，便和其他教派、地方勢力發生利益上的矛盾而展開激烈的鬥爭。從西元十五世紀末到十七世紀中期，鬥爭延續了一個半世紀，黃教寺廟集團終於取得對西藏統治的勝利。在此期間，以噶瑪噶舉派和仁蚌巴、藏巴汗（興廈巴）以及漠北蒙古卻圖汗為一方，格魯派和帕木竹巴以及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和碩特部為一方，教爭與政爭交錯在一起，形成僧侶貴族和世俗貴族互相勾結、互相爭鬥的錯綜複雜的局面。
二世達賴根敦嘉錯（1475～1542）時，黃教開始向拉薩四周的康、青、阿里等地方發展，即遭到噶瑪噶舉派的反對。1481年，噶瑪噶舉在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薩附近修建了兩個寺院，以圖遏制哲蚌和色拉兩寺的勢力。以後仁蚌巴以武力占領了拉薩，對黃教採取行政的壓制措施，規定黃教僧人途遇噶瑪派僧人時，必須致敬，禁止黃教僧人參加一年一度的祈願（魔難木）大會。噶瑪噶舉又勾結止貢噶舉用武力強使若干較小的黃教屬寺改宗，打擊削弱黃教勢力。直到1581年帕竹統治勢力略有恢復，仁蚌巴勢力退出拉薩，黃教受壓的情況才有所改變，並恢復了色拉、哲蚌兩寺黃教僧人參加並主持祈願大會的權力。為了適應這一鬥爭形式，黃教僧侶上層一方面採用活佛轉世制度來維繫內部的團結，增強對外的鬥爭力量，並以轉世者的名義到處遊說，增加屬寺等辦法，壯大自己的實力，提高黃教聲望；另一方面，向外發展，借助蒙古汗王的武力，與各教派及其封建勢力抗衡，鞏固自己的實力地位。三世達賴鎖南嘉錯（1543～1588）繼續依靠受明朝敕封為「闡化王」的帕竹政權的支持，並前往西康、青海、內蒙古等地傳法講經，取得當地土司和蒙古汗王的信仰和供養，廣建寺院，擴大了勢力影響。西元1580年（明‧萬曆八年）鎖南嘉錯得西康土司贊助，建立了康區第一所黃教寺廟春科耳寺（理塘寺），還得到納西族土司捐送《甘珠爾》和《丹珠爾》。鎖南嘉錯在前往內蒙古，途經甘州時，又與明朝廷建立了直接聯繫。這些活動為以後黃教利用明王朝的政治影響求助蒙古汗王武力統治全藏打下了基礎。
西元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到十七世紀初，即三世達賴遠離西藏和以後四世達賴雲丹嘉錯（1589～1616）在藏期間，西藏局勢發生變化，內部僧俗領主和他們各自引進青海蒙古各部統治者之間互相鬥爭，形成了一個動蕩混亂的局面。西元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仁蚌巴阿旺幾扎的家臣辛霞巴才旦多吉聯合後藏的一些封建主，推翻了仁蚌巴的統治，自稱藏堆杰波（意為後藏上部之王，漢文史料稱「藏巴汗」）。經過藏巴汗祖孫三代的征伐，以武力控制了前藏大部分和後藏全部地方，西元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藏巴汗噶瑪丹迥旺波（1606～1648）推翻了名存實亡的帕竹政權，建立了西藏歷史上又一個較大的地方政權──第悉藏巴（藏史稱「噶瑪王朝」）。
在藏巴汗前後幾代中，噶瑪噶舉依仗其勢力，敵視和壓制黃教。藏巴王崇敬噶瑪派，對於黃教多採取壓抑之勢，幾欲根本滅除。黃教所以還沒有遭到像其他教派那樣的命運，一個根本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獨立的寺院經濟為基礎。但此時黃教面臨著危機，即四世達賴雲丹嘉錯（漠南蒙古土默特部汗王俺答汗之曾孫）死後，藏巴汗疑達賴詛咒，致感多病，下令不准轉生。如讓活佛轉世中斷，勢必造成黃教寺廟集團內部的分裂，這不僅會嚴重削弱黃教的實力，也將切斷黃教與蒙古勢力的聯繫，在此緊要關頭，扎什倫布寺法台羅桑卻吉堅贊（後追認為四世班禪）以其曾醫治藏巴汗重病，出面調解，藏巴汗乃收回成命。在羅桑卻吉堅贊主持下，哲蚌寺的上層喇嘛和蒙古土默特部的「拉尊」（蒙人稱王族子弟的僧者為拉尊，支持黃教的蒙古貴族）共同協商，認定前藏山南窮結巴貴族家中的阿旺羅桑嘉錯（1617～1682）為四世達賴的轉世「靈童」，於西元1623年（明‧天啟三年）迎入哲蚌寺坐床，活佛轉世問題得以解決。
由於五世達賴年幼，黃教寺廟集團的實際領導人是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他聯繫青海蒙古土默特部率兵入藏，去拉薩擊敗藏巴汗，收回了被噶瑪噶舉派占去的黃教寺廟土地莊園，使黃教的勢力有所恢復，但是危機並未完全解除。這時漠北蒙古喀爾喀卻圖汗占據青海，征服了青海土默特部，藏巴汗與崇奉噶瑪噶舉的卻圖汗結成反黃教聯盟，1635年卻圖汗派其子阿爾斯蘭入藏，企圖共同滅除黃教，只因羅桑卻吉堅贊和達賴的第巴索南饒丹行賄阿爾斯蘭，才一時未得成舉。此時在康區，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敦悅多吉也實力雄厚，反對黃教。腹背受敵的黃教為了擺脫困境，便向外求援。恰在這時，信奉黃教的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因受准噶爾壓迫，從新疆烏魯木齊遷牧到了青海，1636年在青海湖擒殺了卻圖汗，併其部眾，勢漸強大。這給黃教帶來了強大的支持力量，固始汗則有他自己的政治企圖，彼此的需要把他們聯結到一起了。
西元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固始汗在班禪、達賴的邀請下，率兵入藏，途經康區，征服了白利土司，占據今甘孜一帶地區，對黃教在該地的傳播清除了障礙。在聯絡固始汗的同時，黃教寺廟首領大概已感到風雨飄搖的明朝中央，已不能成為自己的支持者了，便矚目於控制滿蒙廣大地區的新起的滿州統治者。四世班禪與固始汗商議共同派使者繞道塞外，前往盛京（瀋陽）朝見清太宗。清王室了解到黃教的勢力影響，為了給自己進關後對蒙藏地區的統治創造條件，當1642年黃教使者到達盛京時，便給予了優異的待遇。
固始汗統一青、康後，1641年又率兵入藏，推翻了反黃教的第悉藏巴（藏巴汗）地方政權，統一了全藏。至此，西藏兩大僧侶勢力集團的對峙，遂以黃教寺廟集團的全勝而結束。固始汗成了全藏的統治者，派其諸子住牧青海地區，征康區的賦稅以養之。尊五世達賴為全藏宗教領袖，並將前後藏的稅收全部獻給達賴以為「布施」；又贈給羅桑卻吉堅贊以「班禪博克多」稱號，使其主持扎什倫布寺，劃後藏地區歸他管轄。固始汗坐鎮拉薩，建立政權，任命五世達賴的第巴索南饒丹（即索南群培）為自己政權的第巴，用以聯絡達賴，一切藏族高級官吏由他任命，一切行政命令由他簽署發布，常駐達木的蒙古軍由他掌握。由於固始汗的支持，黃教很快取得了對全藏佛教的領導權，一批黃教寺廟紛紛建立起來，反對黃教的寺廟被強收為屬寺，反黃教的貴族莊園、農奴均被沒收分配給黃教寺廟。達賴、班禪兼有宗教領袖和大農奴主階級總代表的雙重身份。前後藏的土地賦稅均為黃教寺廟集團所有，達賴、班禪操著經濟大權，軍政大權仍由固始汗掌握。這一情況表明，當時西藏是由蒙古汗王和黃教領袖進行聯合統治的。
1644年，明朝滅亡。清順治帝為了穩定邊疆，利用黃教的勢力和影響，安撫蒙藏地區，與達賴常有信使往來。西元1652年（清‧順治九年）五世達賴到京，受到順治帝極其隆重的接待，賜金頂黃轎，賞金銀財寶，專修西黃寺一座供達賴居住。次年達賴返藏，清朝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清廷對達賴和固始汗的冊封表明，一為蒙藏地區的宗教首領，一為西藏的行政首領，起到互相制約的作用。
五世達賴自正式受清廷的冊封後，聲望勢力在西藏社會愈益抬高，寺廟和僧侶人數激增，在拉薩修建政教統治中心布達拉宮；對佛教各派寺廟，喇嘛人數，經濟情況做了清查，規定了寺廟開支；對屬民也按戶清查，規定每戶向黃教寺廟納租的數目；為黃教寺廟規定了常年居住的僧數（甘丹寺三千三百名，色拉寺五千五百名，哲蚌七千七百名，其他各寺均有定額），按僧數撥給各寺一定數目的莊園、農戶作為財產，派專人管理；還為黃教寺廟規定了僧官任免，喇嘛學經，寺院內部的組織機構、紀律、儀式等一系列制度，這些措施為黃教寺廟集團進一步在政治上掌權奠定了基礎。根據史料記載，1694年，西藏和康區各教派寺廟共1807座，僧人97538人，其中黃教寺廟534座，僧人35087人，四十年後，即1737年，僅黃教寺廟就增至3477座，僧人達到316231人。
固始汗受清廷冊封，表明中央王朝正式承認了固始汗在西藏的政權，他是清廷的屬臣，是藏地的最高行政首領。五世達賴則僅為宗教首領，雖掌握全藏的經濟權，但行政上必須通過固始汗政權的第巴才能執行。這就勢必造成以達賴為首的黃教寺廟集團和以固始汗為首的蒙古汗王之間的矛盾。1654年固始汗死後，矛盾逐漸尖銳起來。到西元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桑結嘉錯（1653～1705）任第巴時，勾結新疆准噶爾部的噶爾丹汗，出兵青海，威脅固始汗的厄魯特部，及其孫達賴汗在藏的統治，以加強自己的權位。西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死，桑結嘉錯祕不發喪，獨攬全藏大權，不僅不按康熙帝之命，規勸噶爾丹，反唆使其內犯，直至1696年康熙親征，消滅了噶爾丹汗，嚴厲斥責桑結嘉錯祕不發喪和唆使噶爾丹叛亂之罪，桑結嘉錯才被迫退位，以避鋒芒。1703年達賴汗子拉藏汗繼承汗位後，雙方爭權鬥爭更加劇烈。黃教寺廟集團大權實際仍由桑結嘉錯幕後掌握。西元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桑結嘉錯企圖毒死拉藏汗未遂，欲以兵逐之，導致了雙方武力交戰，結果桑結嘉錯兵敗被殺。拉藏汗向康熙帝奏報經過，請求廢黜六世達賴倉央嘉錯（1683～1706）。康熙帝派侍郎赫壽等進藏處理，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倉央嘉錯被械送北京。1707年拉藏汗立益希嘉錯為六世達賴，但藏人不予承認，康熙帝為安定西藏局勢，於西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希（1663～1737）為「班禪額爾德尼」（此為班禪封號之始，從此這一封號固定下來），令其協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務。但不久，准噶爾部的策旺阿拉布坦（噶爾丹之侄）進兵西藏，1717年圍攻拉薩，殺死拉藏汗，囚禁六世達賴益希嘉錯，派達仔巴拉杰饒丹為第巴，管理全藏政務。至此，控制西藏七十五年之久的固始汗政權宣告結束。
准噶爾軍占領西藏後，大肆焚掠，西藏陷於混亂，川、滇、青等省安全亦受到威脅。1720年清朝調大軍入藏，平定了准噶爾之亂，清除了寺廟的准噶爾喇嘛，使西藏局勢穩定下來。康熙帝加封七世達賴格桑嘉錯（1708～1757）「宏法覺正」封號，廢除了第巴職位，任命拉藏汗舊臣達欽巴都（康濟鼐）為藏王，管理全藏事務，另設四噶倫，首席噶倫為阿爾布巴，隆布鼐、頗羅鼐、扎爾鼐協助，初步確定了西藏地方職官制度。不久，西藏地方執政貴族之間又爆發了變亂。西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以噶倫阿爾布巴為首的貴族謀害了藏王康濟鼐，並企圖勾結准噶爾為外援反對中央王朝。在平叛清軍尚未到達時，頗羅鼐率軍從後藏趕到拉薩，平定了叛亂，因功被封為藏王，賞「貝子」銜，總理全藏事務。清雍正鑒於西藏上層迭次變亂，乃改革了西藏地區的行政區劃，並設置了駐藏大臣二人，派駐了重兵。
頗羅鼐死後，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承襲郡王爵，繼任藏王。他懷有野心，陰謀叛亂，被駐藏大臣發覺，誅殺於拉薩駐藏大臣衙門內，駐藏大臣亦因之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部下所殺，七世達賴隨即消滅了叛亂餘黨，平息了這場未遂的動亂。事後，乾隆帝除下令將藏北三十九族和達木蒙古八旗，劃歸駐藏大臣直接管轄，以削弱統治集團勢力之外，為防止貴族擅權，廢除了藏王制，取消封授郡王制，建立噶廈，直接受達賴和駐藏大臣領導。噶廈設噶倫四人，辦理日常事務，一僧三俗，由僧噶倫領銜，地位平等，僧俗互相牽制，事權不能專於一人，並規定西藏官員任免賞罰等章程，其中噶倫、代本等重要官職，須奏請中央任命。又在達賴下成立譯倉，內設四大仲譯，均為僧官，噶廈之一切政務公文，非經譯倉審核，不得上行下達，以牽制噶廈之權力。又在布達拉設立僧官學校，訓練各寺僧人充任宗本和噶廈各勒空（機關）中的官職，這些措施目的在於提高黃教寺廟上層喇嘛的地位，削弱貴族的實力，建立僧俗統治者之間的均勢，不能為亂，同時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以利中央王朝對西藏地方的權力的實施。
乾隆帝對西藏政治的改革，表明這時中央王朝已正式授權達賴管理西藏行政事務，確立了黃教寺廟集團對西藏的統治，使宗教和政治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典型的僧俗領主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
西元十六世紀中葉，格魯派寺院集團的形成是藏族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大約從這個時候起，藏傳佛教也就從上升發展，開始進入遲滯衰落的階段。數百年來，格魯派在藏區和蒙古等地有著廣泛的信仰基礎，它給這些少數民族社會的影響是極為明顯而深刻的。
格魯派教義淺釋
藏傳佛教發展到格魯派，在宗喀巴一代宗師的開創及其影響下，在明、清兩朝的扶掖和政教合一制度的推動下，不論是佛學思想理論的發展、佛教學者的輩出、寺院僧人的增加、經法教育和修持實踐的制度化等等方面，都達到了歷史發展的最高峰。
格魯派屬於大乘晚期中觀宗應成派。所謂應成，是源於印度佛學家佛護、月稱的一種佛教辯論方式，「這種方法概括起來就是︰如果按照你的論法，則『應』如何如何。」「是採用『應戰』的方法，即隨著對方的論法加以破斥，所以被稱為『隨應破派』。」在破斥中，只要指摘出敵論的過失，就算成理，達到了目的。格魯派大乘中觀見認為僧人應按經、律、論三藏教法見、行、修，隨順戒、定、慧三學證法行持，具方便智慧雙運之道和空性大悲之心，止修（禪定）和觀修（智慧、對對象觀察思維）並重，離斷見和常見而持中道。所以它規定要聞思經藏，以抉擇大、小乘三學；聞思律藏，以修習戒、定二學；聞思論藏，以修習慧學，親證無我的空性認識，尤其注重要發大菩提心，修十地，行六度，守菩薩戒，由顯入密，以顯為因，以密為果，依此法門，達到成佛境地。
黃教教義是以噶當派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為宗，衍釋為《菩提道次第廣論》，作為中心教法，創顯教修行次第，立三士道，注重出離心、菩提心、空性見三要，最後以密宗為究竟，理論以中觀見為主，即宗奉緣起性空的理論，比其他教派教義更為嚴密系統化了。
宗喀巴在他的〈緣起讚〉中說，人世間一切煩惱皆由無明而起，懂得了「緣起性空」的道理，就能從無明到明。並說「緣起性空」為佛家之「心要」。這就說明「緣起性空」的見地是格魯派的認識論，是他們對宇宙一切事物的根本看法。
格魯巴把「緣起」與「性空」作為觀察事物的兩個相互依存、互有聯繫的範疇。它的主要論點是︰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是因緣而起，和合所成的，也就是由若干部分（條件）或因素合成的。若不從緣而生，任何事物均為無有。如人為父母因緣配合而生，樹為樹種、日光、水、土等諸因緣和合而成，房子為泥、瓦、草、木而成。但把這些分解開來，或沒有這些因緣，就不成其為人、樹、房子了。可見，「緣起論」是黃教觀察和解釋世界的方法論。黃教所說的「性空」即「自性空」（待緣而生的均為無自性，不待緣而生的則有自性），認為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無自性的。這就是說一切事物均無實體，都不是實有的，是非有非無，空不可得。二者聯繫起來，意思是說一切事物都是待緣而起，凡由緣而生，由緣而滅的一切事物都是無實體，不存在的。從相對意義上說，在時間的一段之內，空間的一點上，事物是存在的；但是從終極意義上看，事物之有，不過是虛有，因為一切事物無時無刻地不在變化，故不能看成實有、永恒的東西。當事物的諸緣沒有齊備，或是分散了，事物就不存在，就是「無」。所以事物本身不能說成實有，而是性空。這就是格魯巴「緣起性空」的基本釋義。這種唯心主義的宗教哲學，認為一切事物不過是由於眾多的關係（因緣）湊合在一起而產生的，雖然它承認事物的聯繫，但把關係擴大化、絕對化，置於存在之上，是關係第一，而不是存在第一。
〔參考資料〕 《西藏佛教》(一)、(二)、《西藏佛教教義論集》(一)、(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5}～{78}）；班班多杰《藏傳佛教思想史綱》；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呂澂《西藏佛學原論》；楊貴明、馬吉祥編譯《藏傳佛教高僧傳略》。
承德外八廟之一。位於河北承德巿避暑山莊之東北。因寺內有木雕大佛，故又名大佛寺。建於清‧乾隆二十年（1755）。據碑記所載，是年五月，清政府平定準噶爾部的叛亂，稍後在避暑山莊大宴厄魯特蒙古四部的上層首領，並分別封爵。由於他們都崇奉藏傳佛教，因此，為了紀念戰事的勝利與此次盛會，乾隆帝乃循舊制創建普寧寺。
寺院的前半部採漢族寺廟七堂伽藍的形式，後半部則模仿桑耶寺的建築樣式，主體建築都在中軸線上。前半部有山門、幢竿、鐘鼓樓、碑亭、天王殿、大雄寶殿及東西配殿。主殿大雄寶殿，殿闊七間，進深五間，是漢族重檐歇山式屋頂。殿下須彌合座高達二公尺，寶殿正中供奉三世佛。後半部有梯形殿、大乘之閣、藏式佛塔等。主殿大乘之閣係仿桑耶寺烏策大殿的木造建構，閣高三十六點六五公尺，底層闊七間，深五間，依山而築。頂部四角有呈方形的攢尖頂，中間高出一層，是採大方亭形的攢尖頂。閣內供一尊千手千眼觀音佛像，為罕見的高大木雕立像。像高二十二點二八公尺，頭頂一尊無量壽小佛像，全身四十二隻手，每手一隻眼睛，分持一件法器。
在大乘之閣的東西兩邊有妙嚴室、月光殿、日光殿及講經堂等，為清帝聽經與休憩的場所。此外，在閣的四周尚有塔、臺等小型藏式建築，代表佛經中的四大部洲及八小部洲。又，寺的東南隅有一座附屬寺院，名普佑寺，為普寧寺喇嘛念經的經堂。
◎附一︰楊時英〈承德普寧寺〉（摘錄自《法音》雜誌第三十七期）
普寧寺俗稱大佛寺，位於承德巿東北五公里，依山面水，東南遙對磬錘峰，西南遠望避暑山莊，面積三萬三千平方米，是外八廟中一處較大的古建築群。
該寺建於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了準噶爾部達瓦齊的割據勢力後，乾隆在避暑山莊大宴厄魯特四部（準噶爾、杜爾伯特、輝特、和碩特）的上層人物，並分別封以汗王、貝勒、貝子等爵位，因為他們信奉藏傳佛教，故仿西藏三摩耶寺修建此寺。
山門前原來是一片很大的開闊地，有三座華麗雄偉的牌坊（現已不存），整個寺的建築大體可分為兩部分，由山門至大雄寶殿為前半部分，大乘閣等為後半部分。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一般漢族寺廟的建築佈局。山門內自成一個小院落，正中為三間方形重檐歇山頂碑亭，亭內置巨碑三通。中為〈普寧寺碑文〉，記述了修建普寧寺的目的和意義；東側〈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犂之碑〉，記述了清政府平定達瓦齊割據勢力的經過及其採取的措施，西側〈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犂之碑〉，記述了阿睦爾撒納在沙俄的支持下，再次製造分裂活動，清政府平定了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勢力。三塊碑文均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成。碑亭兩側有鐘、鼓二樓。碑亭後即天王殿，中供彌勒佛像，背後為韋馱像，兩側為四大天王。
天王殿後為四合院佈局，主體建築大雄寶殿面寬七間，進深五間，重檐歇山頂，屋頂覆以黃琉璃瓦綠剪邊，台基為石須彌座，四角有石雕螭首，前有月台，並置石欄杆，殿內大型石須彌座上供三世佛，兩側為十八羅漢塑像。山牆壁畫為十八羅漢故事像，北牆壁畫為度母與伎樂天。
東西配殿各五間，均單檐歇山頂，覆以綠琉璃瓦。西配殿內供三大士，從左至右為普賢、觀音、文殊。東配殿內原供三尊金剛佛，現已不存。
大雄寶殿後屬該寺的後半部分；一堵00條石砌築的高台壁面，高達九米多，左右有四十二階台級可上，入口處為一座梯形建築，有兩拱券可供通行。裏面是一處廣大的平台，大乘之閣居中，閣高三十七點四米，雄踞於石須彌座台基上，前有月台，繞以石欄杆，南出三階，東西各一，體型的組合，融合了漢、藏的建築形式。面寬七間，進深五間，因地建築，變化自然。前為六層檐，後四層檐，兩側各為五層檐，逐層向內收進一步，第五層四角各置小方亭一座，最後大方亭壓頂，這種作法既穩固又美觀，使整個建築形成顯著的縱向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閣內供千手千眼觀音菩薩，體量宏偉，高二十二點二八米，全身四十二隻手，每隻手有一隻眼睛，各持一件法器。造型莊嚴，慈眉善目，衣紋瀟灑流暢，是我國最高大的木質造像。據工程人員鑒定，此像的重量達一一０噸，約用木材一二０立方米。表面全部飾以金箔，至今燦然若新。左右塑像分別為善財、龍女，高十五點六米。
閣的前後左右，布置著殿廡、白台、喇嘛塔，它們簇擁著大乘之閣，形成豐富多彩的空間變化。這種建築佈局是根據佛經對宇宙構成的記載設計的。大乘之閣代表須彌山，象徵世界的中心。須彌山兩側有日月環繞升降，所以閣之兩側建有兩個長方形的台殿，叫日殿、月殿。閣的四面有四座重層殿宇代表四大部洲（即南瞻部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因南瞻部洲地形像人的肩胛骨，故建築平面前小後大為梯形台殿；東勝神洲地形像半月形，故建築平面為月及台殿，西牛賀洲地形為矩形，故建築平面為橢圓形台殿，北俱盧洲地形為方形，故建築平面為正方形台殿。在四大部洲之間又有八座重層白台，代表八小部洲。在大乘之閣四角又置紅、綠、黑、白四座塔。按碑文所說「義出陀羅尼，四智標功用。」所謂四智，即西北角上的白色塔為「大圓鏡智」，東北角上的黑色塔為「平等性智」，西南角上的綠色塔為「妙觀察智」，東南角上的紅色塔為「成所作智」。
大乘之閣的東西兩側地勢稍高，各排列一組建築，西側的南端一小院落為講經堂，是蒙古佛教首領章嘉國師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講經之所。東側與講經堂對面的建築為妙嚴室，是乾隆皇帝進廟休憩之所。在講經堂和妙嚴室前各建兩排朝房，每排八棟計四十間，為喇嘛僧房和上層佛教人士駐錫之所。
大乘之閣五頂緊密連接，結成一個屋頂組群，四大部洲的台殿和日月殿是把藏族平頂建築改變比例，做為基座，上建漢式木構建築，外形略有變化，而白台建築則是藏族形式，這樣使整個建築既有漢族的傳統結構，又有藏族的雄偉外形，又有園林配置的獨特風格，充分反映了漢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智慧的結晶。（中略）
1953年（中共政府在此）成立喇嘛管理機構，組織喇嘛護廟和生產勞動。1961年普寧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加強對寺廟的管理成立了外八廟管理處，國家連年撥款對普寧寺進行了全面整修。1985年六月一日普寧寺交宗教部門領導，成立了普寧寺管理處，從內蒙迎請了三十名喇嘛，哈木爾出任普寧寺的住持，成立了喇嘛教務委員會，恢復喇嘛管廟，開展宗教活動，使這座塞外古剎經聲繼起，法螺重鳴。
◎附二︰清高宗弘曆〈普寧寺碑文〉（摘錄自《清政府與喇嘛教》）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眾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如內八旗、外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家，遐邇同風之言允符。昔我皇祖之定喀爾喀，建彙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眾志。式循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為之記曰︰皇天有輔德之私，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我國家撫有眾蒙古，詎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庸眾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豈其然哉﹖以我皇祖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奠伊犂，勒銘格登山，朝四部落之眾，而錫之爵，賜之幣，式宴陳舞，可汗起奉酒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默契大造，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為。
予小子敬承乾佑，以為不可失者時。遲徊觀望，寧二聖付托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即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準噶爾之眾，咸覲於此。豈非皇天無私，惟德之輔，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衛拉特之眾，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黃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為之。名之曰「普寧」者，蓋自是而雪山葱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臣庶咸願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品而述偈言︰
抖贊轉輪王，功德甚深大。造寺於西域，
其名三摩耶。逮今千歲餘，願海莊嚴就。
肖彼須彌山，巍閣凡三層。日月在兩肩，
地金水風輪。其內小鐵圍，大鹹海水滿。
持地障礙山，馬耳及善見。擔水并持軸，
持雙凡七山。其中乃香水，其上堅手天。
持鬘及恒橋，四天王所住。復有四方天，
其數各以八。中乃忉利天，善見帝釋宮。
欲界四天子。色界無色界，次第居其上；
東曰勝神洲，小勝及勝勝，左右以次住；
南曰贍部洲，妙拂并小拂，左右以次住；
西曰牛賀洲，行道將小行，左右以次住；
北曰俱盧洲，最勝復諂勝，左右以次住；
供養佛無數，如普賢願海，復為四色塔。
義出陀羅尼，四智標功用。懿此避暑莊，
古佛所遊歷。較彼衛藏地，佛土無差別。
有來眾蒙古，及新衛拉特。咸敬黃教人，
爰作大利益。肖彼三摩耶，為天奉人師。
作此曼陀羅，嚴潔身口意。依法香泥塗，
一切皆清淨。香花供養具，法螺法音聲。
轉無量法輪，聚無量法眾。誦無量法寶，
作無量法事。我聞普賢言，華藏莊嚴海。
是毗盧遮那，往劫修行處。種種寶光明，
大雲遍一切。舍身等塵剎，以昔願力住。
遍十方國土，出苦向菩提。方便示調伏，
世界所有塵。一一見法界，現佛如雲集。
此是如來剎，大願周法界。一切化群生，
莊嚴從此出。西土及震旦，究竟無同異。
眾生皆安穩，暨蠕動肖翹。遂生明佛性，
稽首天人師，普賢行如是。
清太宗之子，名福臨，即順治帝。六歲時承繼大統，初由其叔多爾袞攝政。順治元年（1644）多爾袞率師入關，擊破李自成之部眾，迎帝定鼎燕京。其後，平定明裔福、魯、唐、桂諸王，統一天下，奠立清代基業。順治十八年崩，年二十四，廟號世祖。
依《宗統編年》卷三十二載，順治十四年至十七年間，世祖曾先後詔請憨璞性聰、木陳道忞、玉林通琇等人，於萬善殿內結制、說法、問道。順治十七年亦曾特設皇壇，以通琇為戒師，選僧一千五百受菩薩戒。此外，民間相傳，帝曾出家。據史學家陳垣之考證，帝曾有意出家，且曾剃髮，然以其母后之阻，乃未能如願云云。（參閱附錄）
◎附︰陳援庵〈順治皇帝出家〉（摘錄自《現代佛學大系》{53}）
順治出家問題，係出於一種傳說，早為大家所知道的。不過這種傳說的由來，實與董妃有關，與帝后火葬問題亦有關。關於這些問題，我曾有兩篇文章發表於《輔仁學誌》，現在只想作個簡單的敘述。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中有︰「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有︰「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
「千里草」為董，「雙成」係用《漢武內傳》王母侍女董雙成故事。加以順治孝陵所葬，原係空壜，並無棺槨，為盡人所知。後人不察，把這兩種原因合攏起來，遂有順治因董妃的緣故而消極出家之傳說。後康熙帝又頻奉母后遊五台，遂更有順治出家五台之說。
順治的好佛，確是事實，其遠因實由於皇太后之接近宗教。湯若望《回憶錄》說，太后曾拜若望為義父，故順治稱若望為「瑪法」，「瑪法」猶漢語之爺爺也。至順治十三年，帝年十九歲，漸漸由接近基督教轉而信佛。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董妃所生之唯一皇子）卒，帝最消極，遂廣購佛像並由南方召來許多僧徒，其中最著名的為玉林通琇與木陳道忞諸人。（「通」字和「道」字，是行輩，普通只稱名號，號在前，名在後，如玉林琇、木陳忞）木陳忞著有《北遊集》，記入京後與順治往來事蹟頗詳，中述順治有自願出家之意，經木陳勸慰，帝意稍為抑止。
《續指月錄》〈玉林琇傳〉說︰玉林二次到京（時為順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為十五年），聞其徒䒢溪森為上剃髮，即命眾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髮，乃止。
《續指月錄》著於康熙十九年，時玉林卒未久（玉林卒於康熙十四年），著者又與玉林極熟稔，其說本可信，不過《玉林語錄》未提此事，《䒢溪語錄》也不見記載，殊屬可疑，故吾初認《續指月錄》所說，究係孤證。後來《玉林年譜》所載︰「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帝並再申明仍願意出家之意，經玉林力勸，帝意乃決，此即《續指月錄》帝許蓄髮之說，所謂相視而笑，自然是一個光頭皇帝與一個光頭和尚的緣故，因為順治雖允蓄髮，此時尚未長起，便覺可笑。
迄前年本校楊丙辰先生以所譯《湯若望回憶錄》示余，裏邊有記順治此時情形云︰「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委託於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時，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以《湯若望回憶錄》與《續指月錄》一對照，則順治削髮之事，完全證實。因為兩家史源，皆各有根據，不是彼此抄襲的，這些證據在身份上是「兄弟證」而不是「父子證」，其事實自是可靠。此後，順治不久即死，一般傳說之順治出家問題，如認其果有其事，固屬不可，若謂其絕無根據，似亦不妥。故吾人可說︰「順治實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至於順治決意出家的時間，總是在十七年八月董妃死後與玉林二次到京之前。
後來我又細閱康熙間杭州圓照寺刻本《䒢溪語錄》，在卷三羅人琮所撰塔銘中發現䒢溪森有臨終偈一首說︰「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強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笑。」
我從前所看的龍藏本《䒢溪語錄》雖亦附此銘，惟「度」天子改成「見」天子，「金鑾」殿改成「萬善」殿，金鑾與萬善姑不具論，但一個「度」字的差別，卻關係非輕，度字顯與剃度有關，實是出家問題之一大證據。若是「見」字，那麼天子人人可「見」，就無關緊要。這個「度」字是我對讀好多遍才發現的。足見讀書不可不細心，雖一字亦不可馬虎。版本問題，亦須注意。
由以上《續指月錄》、《玉林年譜》、《湯若望回憶錄》及《䒢溪語錄》幾個證據，則順治出家問題，可暫告結束。以下再說因出家而涉牽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董妃的來歷問題
出家問題既涉牽到董妃，董妃究為何如人，實亦重要問題。相傳董妃為秦淮名妓董小宛，關於此說之誤，已有人辯過。董小宛後嫁冒辟疆，死時為順治八年，年已二十八歲，當時名人贈弔輓詩者甚多，具見冒辟疆所輯《同人集》中，是年順治才十四歲，所以董小宛與董妃絕不相干的。
至董妃與董小宛何以誤傳為一人，其原因就本為了一個「董」字。實在董妃乃滿州產，「董」係譯自滿州音，或作「棟鄂」，或作「董鄂」，譯音本無定字，不足為怪。因為吳梅村詩文中用「千里草」、「董雙成」來影射，又加順治自製〈董妃行狀〉亦作董氏，難怪人誤傳為董小宛了。
關於董妃的來歷，《湯若望回憶錄》說︰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的夫人，起了一種火熱的愛戀，當這位軍人因此申斥他夫人時，竟被順治聞知，打了他一個耳摑，這位軍人於是因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就將這位軍人底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這位貴妃於1660年產生一子，是皇帝預備立他為將來的皇太子的。但是數星期之後，這位皇子竟而死去，不久其母亦薨逝。御製〈董妃行狀〉也說后於丁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則此軍人之妻，必為董妃無疑。
不過，這位軍人究竟為誰﹖而他的夫人竟能公然的自由出入宮禁，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據一般推測，以其夫人親炙皇帝的情形看，決非疏遠之臣可知。於是有人懷疑此軍人或者即是順治之弟博穆博果爾，即所謂襄親王者。順治乃太宗第九子，博則居第十一，卒於順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享年十六歲。同年八月間董妃即被冊為賢妃，案妃年僅十八。以時間算，正二十七天的服制剛滿。
但《湯若望回憶錄》所謂1660年生子之說，實在是錯誤，因順治皇四子（即董妃所生之榮親王。康熙乃順治之第三子）之生，係在順治十四年丁酉，這年應是西曆1657年。《湯錄》諒係連其母（董妃）之死含混而說，故統作1660年也。董妃實係卒於順治十七年，即1660年，八月十八日，年二十二歲。
有人謂兄納弟婦，即常人亦不屑為，何況順治係一代人主，何能有此醜行﹖殊不知「治棲」之風，滿俗初不以為怪。（「治棲」二字，見於《孟子》︰象曰︰「二嫂使治朕棲」）當順治長兄豪格於順治五年逝世的時候，攝政王多爾袞與其兄阿濟格曾各娶其「福晉」一人。此皆標之國史，正所謂「治棲」之俗也。
又據初修《太宗實錄》，天聰時曾有令禁娶繼母、伯母、嬸母以及嫂子、弟婦、姪婦，諭曰︰「禮義之國，同族從不婚娶。」今《太宗實錄》已將此條刪去。大概過去凡屬禁止之事，多係當時必有此事可以反證。到了十七年六月竟有內大臣伯索尼曾上書謂︰「凡外藩法令，應稍寬弘。過去不准再與同族婚配之禁，因彼此不能遵行，如強令遵行，恐男女間反滋悖亂，請仍照舊例，以示寬容。」
這顯然是對天聰時那個「同族人不准婚配」的禁令而發。由此可知，清初對此等風俗，原不甚重視，後雖有禁令，仍不能實行。是以順治之納娶弟婦，身代弟職，殊不足怪。又吳梅村〈七夕即事〉詩︰「花萼高樓迴，岐王共輦游。傷心長枕被；無意候牽牛。」又︰「羽扇西王母，雲軿薛夜來。祇今漢武帝，新起集靈臺。」這些句子，似乎皆隱約指說此事。根據這許多材料，則董妃的來歷已明。這裏也可暫告結束。
(二)帝后火葬問題
關於帝與后的火葬問題，此事過去尚無人道及，可以說是我發現的。有人謂滿州根本無火葬風俗。這實是日久湮忽，數典忘祖。《順治實錄》載「順治元年八月，以國禮焚化大行皇帝梓宮」一條，則清太宗亦曾火化，今本《實錄》已經刪去此條。又《湯若望回憶錄》亦說多爾袞曾被火化。彭孫貽《客舍偶聞》則言多爾袞焚屍揚灰。《振綺堂叢書》本李文田注雖不信有此事，但證以近年盜發多爾袞墓，結果僅得一空壜，是係火化無疑。又最近順承王府遷墳，發掘後亦只得空壜，其後人因此曾輾轉託人來問當時是否確有火葬風俗，這些都可證明火葬確是塞外舊俗無疑。
《湯若望回憶錄》中對於董妃薨後的記載曾說︰「按照滿州習俗，皇后皇妃底屍體，連同棺槨，並那兩座宮殿，連同其中珍貴陳設，俱都被焚燒。」董妃住東六宮之承乾宮，如此，非但董屍被火化，即承乾宮亦同時被燒。此事不但《湯若望回憶錄》中如此說法，《䒢溪語錄》言之更詳。至其被火化的地點，是在景山，時間是在「三七」。此外䒢溪和尚當時為董妃秉炬曾有一偈︰「出門須審細，不比在家時，火裏翻身轉，諸佛不能知。」如此則董妃火化是不成問題了。
《玉林年譜》載︰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佟大人奉旨往杭州。請䒢溪為上保母秉炬。據此則皇帝保母死後，亦係火葬。足見火葬為當時普通風俗。
至順治帝火化事，吾初見於《五燈全書》〈䒢溪傳〉，惟當時未見第二證據。嗣求之於《康熙實錄》，發現順治崩後百日，即順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載︰「上（按即康熙）詣世祖章皇帝（即順治）梓宮前，行百日致祭禮。」至期年（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條下則稱︰「上詣世祖章皇帝寶宮前，行期年致祭禮。」又另條載︰「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寶宮往孝陵。」
在此看出順治十八年四月康熙所祭者尚為「梓宮」！而時隔不逾一年的正月，則所祭者已成「寶宮」。梓宮與寶宮自然大有分別，是知寶宮所藏者必非梓宮原來之屍體，而是屍體焚化後的骨灰。所謂寶宮，其實就是一個灰罐，在帝王家稱之為寶宮而已。
至於火化的日期，《五燈全書》引《䒢溪語錄》有「世祖遺詔召師至景山壽皇殿秉炬」之語，但沒有提到火化確實的日期。當初我推定舉火必在「百日」後。後得圓照寺本《䒢溪語錄》，證明䒢溪是四月十六日到京，順治是正月初七日崩，到四月十六日正是百日。䒢溪與順治以輩論，為師兄弟，他此次之來，原是應召為皇帝保母秉炬，不想到京時正趕上為大行皇帝舉火，殊出其意料之外，《䒢溪語錄》有他當時為順治秉炬的一偈是︰「釋迦涅槃，人天齊悟，先帝火化，更進一步，大眾會麼﹖壽皇殿前，官馬大路。」
最近我得讀《旅庵月奏對錄》則亦說到皇帝是四月十七日舉行火浴。旅庵且有詩以記其事，內有「梓宮熣燦火空騰」之句，由此可斷定順治確實火化毫無疑義。所以現在孝陵所埋者是一個空壜。
西域古國。相當於今新疆之喀什噶爾。現為一純粹的回教都巿。位居西域南、北兩道的交會點，古來即為東西交通的主要進出口。
關於疏勒的名稱，《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云（大正51‧942c）︰「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慧苑音義》卷中註疏勒國︰「正云佉路數怛勒，古來此方存略呼為疏勒，人又訛數音為疏。然此名乃是彼國一山之號，因立其稱。又或翻為惡性國，以其國人性多獷戾故也。」
此中，關於「室利訖栗多底」一名，有謂其梵音為śrīkrītati，然迄今尚無定論。《大孔雀咒王經》卷中及《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中曾載有「疏勒」之名。而與此相當之梵本《聖大孔雀明王經》所載「疏勒」一詞，則作khāsa，故我國史書又稱疏勒為佉沙、伽沙、迦舍、竭叉等。此外，《慧琳音義》作迦師佶黎，《元史》則稱之為可失哈耳或可失哈里。
該國佔地利之便，與佛教接觸甚早。依《後漢書》〈西域傳〉所載，東漢安帝元初年間（114～119），臣盤（疏勒國王安國之舅）嘗被遣送至大月氏作人質，迦膩色迦王為之建伽藍。又，《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條下載有其於當時所住伽藍與習定的遺蹟，文云（大正51‧873c）︰「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中略）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中略）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
依此推知，此國最遲於二世紀初期已有佛教傳入。後秦‧鳩摩羅什嘗至此國頂禮佛鉢，並於此國止住一年。潛心誦習阿毗曇、六足諸論與《增一》、《阿含》諸經。其後，僧人智猛亦至此瞻拜佛蹟與石造之佛唾壺等。
東晉‧法顯時，此國嘗舉行「般遮越師」（即五年大會）。《高僧法顯傳》記述此會情形謂（大正51‧857c）︰「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集已莊嚴，眾僧座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僧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
隋代，南天竺僧達摩笈多於來華途中，路經此國，為該國僧眾講《說破論》（一作《念破論》）與《如實論》各二千偈。唐‧玄奘入竺，亦行經此土，謂該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多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中唐以後，回教徒入侵，佛教殆絕，現僅存喀什噶爾北約十六公里處Öch-Merwan佛寺的廢址，及東北約四十八公里處Mauri Tīm的廢塔。
佛典中，關於此國之記載頗多。新譯《華嚴經》卷四十五〈菩薩住處品〉謂此國之牛頭山為菩薩住處。《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中等則以此國為達摩波羅（Dharmapāla）神之住處。《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十五、卷五十六謂佛嘗以此國付囑髮色天子、畢宿；《申日經》則說此國為經法隆盛的邊國之一。此外，近代學者彼得羅夫斯基（Petrovski）嘗於此地掘得古梵本《法華經》殘卷。該殘卷對克恩（H. Kern）之刊行梵文《法華經》一事頗多助益。
◎附︰金維諾〈疏勒的佛寺遺址〉（摘錄自《中國美術史論集》下編）
龜茲的西鄰是疏勒。疏勒地處葱嶺東坡和塔里木盆地西緣（即現在的喀什地區），漢時與于闐、龜茲、樓蘭、車師等均為西域大國。據《漢書》〈西域傳〉記載︰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巿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東漢‧永平十六年（73），龜茲王建倚恃匈奴，攻破疏勒，殺其王，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第二年，軍司馬班超派人到槃稿城劫持兜題，並召集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此後班超一直駐守在疏勒。
永平十八年（75），焉耆趁中原帝喪，攻沒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班超與疏勒王忠共守槃稿城，雖士卒單少，拒守歲餘。戊巳校尉耿恭以疏勒城側澗傍水，也從金蒲遷居到此城，抗擊匈奴。後來匈奴壅絕澗水，耿恭又在城內穿井堅守，匈奴不得已退走。以後，車師叛，與匈奴合攻，耿恭食盡困守，與士卒同生死，最後只剩下二十六人，也堅持援軍到達擊敗車師。漢將的英勇受到疏勒等地人民的愛戴，班超受詔還京時，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自剄。當班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班超不忍離去，更還疏勒，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此後班超一直堅守在疏勒。建初三年（78），率領疏勒、康居、于闐、扜彌兵一萬人，擊敗姑墨。建初五年（80），平定了疏勒都尉番辰的叛亂。建初八年（83），班超任將兵長史，以後數年先後平定莎車、龜茲、焉耆。永元三年班超任都護乃遷居龜茲它乾城，由軍司馬徐幹屯疏勒。
在延光四年（125）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平定車師後部叛亂時，鄯善、疏勒等都遣兵來助。永建二年（127），疏勒王臣槃受封為漢大都尉，以後也曾隨漢使平定叛亂。從以上這些記載，可以知道疏勒當時與中原的密切關係。
疏勒也是西域傳播佛教的一個中心，佛事興盛較早。疏勒王臣槃，原為前王安國之舅，因罪徙月氏為質子，月氏王甚喜愛，為他在三地住處建伽藍，冬夏遷居。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此事︰
「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迦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
從這段記述可以知道臣槃留月氏已崇信佛教，回疏勒為王，「雖阻山川，不替供養」。可能成為疏勒開始推行佛法的主力，因之疏勒之佛教當由此而逐漸流行。
西元400年，法顯行經疏勒時也曾記述當地五年佛教大會，四方沙門雲集，王及群臣供養布施的盛況。說到「其國中人為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而到玄奘行經疏勒，伽藍已達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到八世紀初期，佛教仍流行，慧超記述其情況說︰「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韮等。」
疏勒境內遺存的佛教遺蹟，已發現的有兩處。一處是脫庫孜薩來古城佛寺，一處是小阿圖什的石窟。
脫庫孜薩來古城在巴楚縣城東北七十五公里的山上。山南北成行，中斷為二，成為古今往來的交通孔道。古城在大道以北的山坡間。城南山岩下約一公里處，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廢墟，佛殿、僧舍的布局規模仍清晰可辨。1959年在古城內考古發掘時，發現北朝和盛唐的佛寺遺址各一處。北朝寺院僅殘存兩間僧房和一個夾道的牆基部分。房後天井有一個廢棄的窖穴，出土有許多龜茲文木簡和成堆的五銖、剪輪五銖錢，地面有許多泥塑佛像殘塊和小佛頭。其中兩個較完整的小佛頭為土紅泥質，是在木杆上裹泥，然後模印製成，高九厘米，面寬五點五厘米。頭頂有小型髮髻，髮作波紋，額寬、顎窄，形如鷄卵，細眉、高鼻、閉目、合口。與新疆其它遺址出土佛像比較，形態古樸莊嚴，是當地早期的佛教藝術品。另有童子頭型石灰質範模一個，圓臉短髮，髮齊耳根，是製作佛教造像所用模具。
盛唐的寺院殘存後殿和與之比連的幾間僧房。後殿作方形，中有剎心。繞殿牆右旋原立有等身高的泥塑佛像，但都已遭破壞，只存腳下的少許痕迹。牆壁原似有粗線條的彩繪壁畫及彩繪背光，都遭到破壞而模糊不清。出土遺物有漢文等文書、泥佛殘塊、泥燈盞、磐錘以及絲毛織物殘片。
脫庫孜薩來古城大道以南，有一古寺遺址。由山腰至山麓成南北行，中間有一台式廢塔，台階三層，兩旁均有房舍的傾圮痕迹。近人曾在廢塔東南的山麓發掘出僧墳一座。出土婆羅謎文書和完整的彩繪陶罐（舍利盒）。陶罐中有裝滿骨灰的絲織袋。舍利罐繪有精美的彩色圖案，別具藝術特色，其時代都屬於唐。
小阿圖什石窟在疏附縣西北三十餘里的峭壁間，共有三個洞窟。左窟開鑿後，未塑繪裝修；中窟僅殘存佛像石胎；右窟壁畫已漫漶，尚約略可見其布局及壁畫風格，屬於唐代中期遺物。
〔參考資料〕 《梁高僧傳》卷二〈羅什傳〉；《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卷十五〈智猛法師傳〉；《續高僧傳》卷二；《密迹金剛力士經》卷三；《希麟音義》卷三；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西域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0}）。
北魏時代僧曹所轄的民戶。與佛圖戶同時設置，均為北魏寺院經濟之組成部分。
皇興三年（469），北魏平定山東齊地後，曾遷青州、齊州兩地住民至平城附近，且令升城、劓中之大戶移居桑乾郡（山西山陰縣南），改桑乾郡為平齊郡，其餘發配為官奴。這些被降伏的齊人（稱為平齊民），在胡族朝廷之監視下，苦於勞動及連年饑荒，於是陸續出現叛逆者。沙門統曇曜欲藉佛教之教化力量加以指導監督，同時擬應用此等勞力於農業的振興，以及佛教之福利事業上，遂向孝文帝建議設置僧祇戶及佛圖戶。
曇曜的構想為︰將平齊民移歸僧曹統轄，凡每年能納六十斛粟給僧曹者，稱為「僧祇戶」；所納之粟稱為「僧祇粟」，平時可加以活用為資助平民的金融，若遇荒年則供賑災之用；以犯重罪之平民及官奴為佛圖戶，為寺院服雜役或耕作寺田。
僧祇戶的制度，一般都認為最遲於承明元年（476）已告實行。實行的結果，全國增加不少僧祇戶，僧祇粟自然也隨著增多，而透過僧祇粟的融資及營運，財源大增，而將之應用於佛教的各項事業上，教化活動也逐漸活潑起來。然而，後來漸演變成為寺院僧徒所私有，失卻原有的社會功能。北魏滅亡後，此制也隨著式微，然敦煌等邊地仍沿用到唐代。
◎附︰J. Gernet著‧耿昇譯〈僧祇戶〉（摘錄自《中國五至十世紀的寺院經濟》第三章）
佛教教團經濟的重要特點在五世紀時的一篇重要著作《魏書》〈釋老志〉中似乎就已經定形了。仍然是這一論著以最為明確的方式向我們介紹了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制度，因為它使佛教在整個中國西北地區的立足提供了一種堅實的基礎。
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文成帝，452～465）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佛祖統紀》在469年下邊記載了顯祖（獻文帝，466～471）年間曇曜的一道表章。這一時間完全有可能是正確的，因為正如塚本善隆先生在他有關北魏的僧祇戶和佛圖戶的精闢論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皇興三年（469）五月間設了平齊郡。
曇曜於476年又呈一道新表章奏請創設僧祇戶。因為尚書令高肇於永平年間（508～511）上奏皇帝的一道表章中指出︰「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476），奏涼州軍戶趙茍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即469年所創設的平齊郡的僧祇戶和476年所創設的涼州的僧祇戶，他們都是一些拓殖居民，被發配到了那些準備開發的不毛之地。他們為佛寺提供了農業勞動力。我們從慕容白曜的傳記中獲悉，創設平齊郡是為了接受兩座歸附城巿的一部分居民。多餘的居民被淪為奴婢，然後再分配給官吏們。總之，僧祇戶要被強迫從事農業勞動，要求他們每歲所輸的六十斛穀是一種特別高的稅務，肯定將近其總收成的半數。在皇帝於473年進行的一次御駕親征中，於各州和各鎮徵募了占居民十分之一的兵員，並且強迫農戶每年交納軍需五十碩（或五十斛）。這是一種特殊措施。類似僧祇戶的一種機構（幾乎是同時代的）間接地告訴了我們這裡涉及到的軍屯的類1型，從原則上來說，它沒有任何佛教特點︰
「又別立農官，取洲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巿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並征戍雜役。」
我們由此便可洞見僧祇戶的組織到底是一種什麼形式。這裡實際上是指一種有組織的耕作。僧祇戶也可能是分成了一些集體負責的耕作小組，正如唐代的敦煌寺戶一樣。當決定建立僧祇戶時，肯定要提前規定寺廟必須為之提供開發土地所必需的農具和耕牛，因為僧祇戶所開發的實際上都是一些很難灌溉的土地，他們播種的糧食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僧祇戶播種的都是粟，這種植物所要求的勞動日要多於種小麥（每年二八三天，而不是種小麥所需要的一七七天），但粟卻只滿足於一些乾燥的土地和比較更為耐乾旱。
如果僧祇戶這種組織本身和這種制度的原則確實是起源於中國的話，我們在其主要宗旨方面也可以這樣認為︰僧祇粟要入藏於「常平倉」，以用來救賑當時幾乎是長期的饑荒。但在這種條件下，為什麼要把在正常情況下應由世俗官吏充任的職務交由寺院呢﹖事實上，這種權力的轉移具有多種因素。建立屯田和墾殖需要巨額資金，而當時的教團由於正處於宗教信仰的高潮中而發財致富，所以就擁有購買耕畜、農具和各種設備所必需的資金。但這種考慮並不能解釋所有問題。如果這一制度在原則上是漢人式的，那末教團至少有權為自己和出於建福業的目的而使用所保存的穀物，或是為了維持僧侶們的生活，或是用於宗教法事之需要。僅僅由寺院負責賑濟饑民這一事實就使寺院不僅有了物資救濟的特點，而且也具有了慈善性布施的特點。我們承認慈善活動是佛教教團的特點和特權。另外，如果世俗政權無力賑救饑民，那我們估計當時就可能已經佛教化的居民更容易由僧侶們所管轄。他們認為在為三寶服務時就可以積累功德（中略）。無論如何，即使和尚們在行使職權時比世俗官吏也絲毫不寬恕多少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宗教功德也要歸於當權的王朝。宮廷是篤信宗教的，曇曜就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任「道人統」職務（這一職官又由曇曜改為沙門統）的高僧們似乎曾是皇帝在所有宗教事務中都言聽計從的謀士。由於他們的作用，北魏的歷代皇帝肯定都非常熟悉佛教律藏的主要條例。然而，僧祇戶和佛圖戶的制度似乎並不完全是由曇曜首創的。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印度的律藏經文可能對這種制度施加了影響。
《十誦律》中確實記載有這樣一段文字︰「佛聽僧坊使人。佛圖使人，是人屬佛圖，屬眾僧，是名人物。非人物者，佛聽象、馬、駱駝、牛、羊、驢、騾，屬佛圖，屬僧。是名非人物。」
我們從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又可以發現曇曜在佛圖戶和僧祇戶之間所作的區別。因此，這種制度似乎是對借鑒自印度律藏和中國政治傳統的內容之具獨特見解的概括。這樣就形成了一整套皇帝的創造和宮廷僧侶的獨創。另外，皇帝們似乎曾自由地支配僧祇粟以舉行官方法事。497年高祖皇帝的一道詔令指出︰「可敕諸州令此夏安居清眾。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甚少、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很可能是由和尚與世俗官吏所組成的混合機構共同製訂了管理僧祇戶的特殊內律，〈釋老志〉中刊載的一道奏章的全文也就是暗示這一內律的。如果說世俗政權對僧祇戶創設的干預很明顯的話，那末律藏的影響也並不遜色︰這一制度的基礎本身就是僧眾共有財產的觀念，它既不會有害於作為個人的僧侶們的財產，也不會有害於寺院利益。佛寺完全如同有德之士可以代表國家及其官吏一樣，出家人的戒律則禁止他們占有全教團的財產。這是對付可能出現的舞弊的一種保證，但卻沒有產生效果。
高肇在其於永平年間（508～511）的奏章中指出︰「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karmadana）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
我們不知道高肇所暗示的那道敕旨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可以認為他接受了一種期待了很久的進展︰把僧祇戶變作寺戶，並且增加了僧曹的獨立自主性。它證明了僧祇戶這種制度的失敗。高肇在其奏章中指出，僧祇戶屬於寺院的管轄範圍，所以不能訴諸世俗官吏。這種特殊的地位與511年的一道敕旨所指出的在經濟方面徹底的附屬性是同時發展的︰
「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嬴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自今已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其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嬴息，賑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台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准舊格。」
國家在六世紀初葉和發生長期動亂的前夕，對這種濫用它自願賦給教團的權力作出了反應，但遠沒有標誌著正常管理的恢復，相反卻說明了這一制度的衰落。寺院對於部分農民的全部權力在中國佛教史中是一種常見現象，但特別出現在古老的屯區。宗教寺院的經濟壓力主要是表現在它在歷史上曾比較自由地施加影響的地區。僧祇戶是佛教開拓區一種特殊類型的典範，我們在九至十世紀今甘肅省敦煌地區還可發現對這一現象的追憶。
〈釋老志〉在提到曇曜首次要求設置僧祇戶和佛圖戶的表章之後，又接著補充說︰「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三個世紀之後，在敦煌地區的佛教寺院中還有一些「寺戶」。這些奴婢出現在許多敦煌文書中，或者是仍沿用「寺戶」相稱，或者是以「常住百姓」一詞來稱呼之。
〔參考資料〕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資治通鑑》卷一三二〈劉宋泰始五年〉條；《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塚本善隆《北魏の僧祇戶‧佛圖戶》。
[法相辭典（朱芾煌）]
佛牙伽藍
西域記三卷十八頁云：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跡，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僕。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呼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ㄇㄧˇ, [動]
安撫、平定。如：「敉亂」。《清史稿．卷八三．禮志二》：「嘉慶十八年，林清變起，計日敉平。」
ㄉㄧㄥˋ, [形]
1.確切的、不改變的。如：「定理」、「定義」、「定律」、「定局」、「定論」。
2.不動的。如：「定產」、「定業」。
3.規定的。如：「定量」、「定時」、「定期」。
[動]
1.固定、使固定。如：「定住」、「定影」。
2.使平靜、使穩固。如：「平定」、「安邦定國」。
3.使確定、不更改。如：「底定」、「決定」、「否定」、「裁定」。
4.約定、訂立。如:「定約」、「制定」、「訂定」。
[副]
1.究竟、到底。表疑問。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唐．李白〈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
2.必然。如：「定能成功」、「定死無疑」。唐．杜甫〈寄高適〉詩：「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
[名]
姓。如明代有定伯安。
(一)ㄊㄧㄝ, [動]
平服、平定。《公羊傳．僖公四年》：「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副]
安靜。《太平廣記．卷四五六．餘干縣令》：「又灌百斛，乃怗然無聲。」
ㄎㄢ, [動]
克、平定。如：「戡亂」、「戡平」。《書經．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
ㄎㄢ, [名]
1.供奉神、佛像或祖先牌位的石室或櫥櫃。如：「神龕」、「佛龕」。唐．杜甫〈山寺〉詩：「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朱子語類．卷九○．禮七》：「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
2.置放僧人遺體的棺木。《警世通言．卷二八．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眾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
[動]
克服、平定。通「戡」。漢．揚雄《法言．重黎》：「劉龕南陽，項救河北。」晉．李軌．注：「龕，取也。」《文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
ㄎㄥ, [名]
牛脛骨，即牛膝下的骨頭。《說文解字．牛部》：「牼，牛膝下骨也。」清．黃景仁〈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恭紀〉：「斜攻閒開窮支撐，迎刃桀解無堅牼。」
ㄏㄨㄢˊ, [名]
1.一種植物。《玉篇．木部》：「桓，桓木，葉似柳，皮黃白色。」
2.《詩經．周頌》的篇名。共一章。根據〈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類、禡，皆師祭也。指武王將欲伐殷，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以頌武王之功。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本章三句為「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綏，平定。婁，即屢，屢次。解，同「懈」。匪解，不懈怠。
3.姓。如漢代有桓寬、桓譚。
[動]
參見「盤桓」條。
ㄐㄧㄥˋ, [動]
1.平定。《左傳．昭公十三年》：「諸侯靖兵，好以為事。」唐．岑文本〈冊趙王孝恭改封河間郡王文〉：「擁節西騖，靖巴漢之妖氛。」
2.治理。《詩經．小雅．菀柳》：「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漢．毛亨．傳：「靖，治。」唐．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
3.計劃、圖謀。《詩經．大雅．召旻》：「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漢書．卷七三．韋賢傳》：「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
[形]
1.恭敬。《管子．大匡》：「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
2.安定、平安。宋．曾鞏〈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今方內靖嘉，百揆攸敘。」
[名]
1.清靜。《管子．百心》：「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
2.姓。如唐代有靖君亮。
ㄗㄨㄛˋ, [名]
1.福氣。《文選．李密．陳情表》：「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2.君位。《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文選．班固．東都賦》：「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
3.年歲。三國魏．曹植〈正會詩〉：「初歲元祚，吉日惟良。」《晉書．卷九二．文苑傳．王沈傳》：「彈琴詠典，以保年祚。」
[動]
1.福佑。《左傳．宣公三年》：「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文選．張衡．東京賦》：「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
2.獎賞。漢．蔡邕〈太尉楊賜碑〉：「申?九錫，以祚其庸。」
ㄅㄛ ㄌㄨㄢˋ, 1.平定禍亂。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詔策》：「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
2.挑撥離間。《紅樓夢．第一回》：「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
ㄅㄛ ㄌㄨㄢˋ ㄐㄧˋ ㄕˊ
平定亂世，救濟時艱。《晉書．卷三．武帝紀》：「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于漢。」
ㄅㄛ ㄌㄨㄢˋ ㄐㄧˋ ㄨㄟˊ
平定亂世，救濟危難。如：「每值亂世，必有撥亂濟危之士出而定國安邦。」
ㄅㄛ ㄌㄨㄢˋ ㄒㄧㄥ ㄓˋ
平定亂世，從事建設。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上．先賢士女總讚》：「（張霸）為會稽太守，撥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
ㄅㄛ ㄌㄨㄢˋ ㄓㄨ ㄅㄠˋ
平定亂世，誅除強暴。《漢書．卷一七．外戚恩澤侯表》：「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
ㄅㄞˊ ㄇㄠˊ ㄏㄨㄤˊ ㄩㄝˋ
白色的旗幟，黃色的斧鉞。語本《書經．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用來比喻發兵出征。《孤本元明雜劇．智降秦叔寶．第一折》：「某十八歲同父起義，白旄黃鉞，平定兩京。收天下僭亂煙塵，勦四海奸雄賊子。」
ㄆㄧㄥˊ ㄈㄨˊ
降服、平定。元．無名氏《小尉遲．第二折》：「某奏過聖人，著尉遲老將軍去平伏此寇。」
ㄆㄧㄥˊ ㄌㄨㄢˋ
平定暴動。如：「邊境暴動不斷，政府正積極調兵遣將前去平亂。」
ㄆㄧㄥˊ ㄌㄨㄥˇ ㄨㄤˋ ㄕㄨˇ
已經平定隴地，又想征服蜀地。語本《後漢書．卷一七．岑彭傳》：「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比喻人心貪得無厭。《常語搜．卷一．雅類．平隴望蜀》：「本後漢岑彭傳光武敕岑彭書：『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
ㄆㄧㄥˊ ㄐㄧㄥˋ
靖，定、靜。平靖指平定。《三國演義．第六四回》：「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
ㄆㄧㄥˊ ㄒㄧˊ
平定消除。如：「平息紛爭」、「這場風波終於平息了。」
ㄆㄧㄥˊ ㄓˋ, 1.平定治理。《孟子．公孫丑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2.太平。如：「四方平治」。
全文檢索完畢。
亦可另行搜索於 大藏經（CBETA） / Google / 異體字字典 / Digital Dictionary of Buddhism / 國語辭典 / 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 / 四庫全書 / 國學大師 / 法鼓全集（聖嚴法師） / 廣欽老和尚網路專輯 / 雪公全集（李炳南老居士） / 印順全集 /
![[(畾/(冗-几+互))*毛]](javascript:showpic('ifont/CB-1200.gif')){kind=link}
![[飢-几+夌]](javascript:showpic('ifont/M044209.gif')){kind=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