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禪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雜語)住持陞座說法時,名客出眾與住持問答:是曰問禪。
即參禪問答之意。又作問話。宋代以後之禪院,逢檀越及官人來向住持求陞座說法時,有選派一特定僧人向住持質問之慣例,此質問僧稱為禪客。禪林象器箋職位門:「蓋官人入寺,屢請陞座說法,及時禪客出眾問答,名之曰問禪。」此外,一般問者以對句之韻語求問,有時亦有用頌叩問之通例。爾後,此種問禪漸次傾向口頭之形式,而脫離本來禪問答之領域。〔楊岐方會禪師語錄、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二、黃海東山演和尚語錄、禪林寶訓卷三〕 p4414
(雜語)禪林之學生,向和尚發問之語句也。即法堂上禪客所發之問禪是也。由來學生學習此問話為能事,其弊甚多。傳燈錄(瑞鹿先禪師章)曰:「師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
(神名)關雲長嘗於玉泉山現靈,受戒於天台之智者(佛祖統紀六智者傳),問禪於神秀禪師(三國英雄志傳十三),故僧伽藍有以為護伽藍神而祭之者。
即唐代禪僧克符對臨濟義玄之「四料揀」所作之頌。克符,為涿州(河北固安)人,以平居喜著紙衣,故世稱之紙衣道者、紙衣和尚,後參臨濟義玄之四料揀而省悟。所謂「四料揀」,乃臨濟義玄為提撕學人所設立之四種標準,即: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等。臨濟之四料揀與曹洞宗之五位說(正偏五位,即: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同盛行於叢林中。
克符參四料揀(簡)而省悟之機緣,詳載於禪苑蒙求卷下。其頌詞為(卍續一四八‧一四○上):「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置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徧,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蹈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參閱「四料簡」1748) p2785
(1611~1684)清初僧。屬日本黃檗宗。泉州府晉江(福建晉江)人,俗姓吳。字木菴。天資英敏,氣貌雄偉,十歲即有出塵之志,十九歲就開元寺印明和禪師剃度,崇禎八年(1635),從鼓山元賢受具足戒。其後,遊方杭州接待寺,見雪關而參問禪要,未久,上天童山參謁密雲。順治四年(1647)隱栖於紫雲,翌年,禮見黃檗山隱元隆琦。十一年冬,初於永春縣象山慧明寺弘法。
十二年,東渡日本,寓住長崎崇福寺,繼入山城黃檗山,承隱元之後為黃檗山第二世法席。延寶二年(1674),再掌理江戶瑞聖寺,開三壇大戒,受者甚眾。八年春,退隱紫雲院。貞享元年(1684)正月,召請南岳宗公囑託後事,二十日遂怡然而寂,世壽七十四。
師為日本信州象山寺、作州千年寺、豆州高勝寺、參州永福寺等之開山始祖,法嗣有鐵牛性機、慧極道明、潮音道海等五十餘人。著有廣錄三十卷、黃檗木菴禪師語錄十卷、木菴禪師東來語錄七卷,及紫雲山草,象山語錄、紫雲開士傳等各一卷。〔木菴禪師年譜,續日本高僧傳卷五、日本禪宗史要〕 p3239
(一)禪林中,修行者向師家請問疑惑之語句。
(二)又作問禪。即禪客對師家之參禪問答。臨濟錄上堂(大四七‧四九六中):「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更有問話者麼?速致問來!」又古來學人常以學習問話為能事,產生不少弊病。故瑞鹿寺本先禪師曾謂,學問話未必是參學佛法。(參閱「問禪」4414) p4413
(1604~1655)明末清初臨濟宗僧。江蘇吳江人,俗姓俞。號箬菴,世稱箬菴通問禪師。其父晚憂無子,遂於鷲峰寺設無遮大會百日,師應禱而生。幼即失恃,年十六始奮志讀書,博覽群籍,一日偶過山寺閱楞嚴經,若有所悟,遂往磬山謁天隱圓修,久而未契;二十四歲為婚事所逼,乃星夜投南澗理安寺法雨佛石落髮,復師事金粟寺密雲圓悟,不得所契,旋歸磬山,一日聞大風迸崖而有所省悟。
後住理安寺,復移夾山,往來於江東諸地,以興復廢寺、安輯道侶為要務。清順治十二年示寂於江蘇南潯應天寺,世壽五十二。著有五會語錄十二卷、續燈存稾二十卷、磬室後錄一卷等行世。〔正源略集卷二、五燈全書卷六十八、續指月錄卷十九〕 p4803
(一)位於南京市朝陽門外之鍾山。梁天監十三年(514)寶誌示寂,武帝詔有司葬於此地,並於其上建塔五級。帝親臨致奠,忽於雲間見大士,乃為之立寺,令其弟子智藏居之,是為開善寺。南朝陳時,智遠亦曾居此。至唐代乾符年中奉敕改稱寶公院。宋代開寶年中,更號開善道場。太平興國五年(980),與鍾山諸剎,合稱太平興國寺,該寺則為其中之一支院,而廢其寺名。〔梁高僧傳卷十、續高僧傳卷五、卷十六、金陵梵剎志卷三、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佛祖統紀卷三十七〕
(二)位於廣東潮陽。俗稱靈山寺。唐代元和年中,大顛禪師居之,名聞四方。韓愈往訪,叩問禪法,讚歎不已,留衣而別,今有留衣堂。
(三)位於臺灣苗栗南庄鄉。由陳榮盛等信眾發起籌建於民國十七年(1928)。為獅頭山寺院群之一,與勸化堂、輔天宮合稱三絕。寺內珍藏自緬甸請回之二尺玉佛一尊,皎潔晶瑩,被視為鎮寺之寶。該寺自六十五年開始,重修大殿,並擴增寮舍,寺觀煥然一新。 p5309
唐代禪僧。籍貫不詳。師事鹽官齊安,盡學南宗禪之奧旨,為其上首。其時,日本橘皇后聞唐有佛心宗,承和六年(839)派遣慧萼來唐,聘有道之禪師。慧萼參謁齊安,轉達皇后之意,安乃遣師應其請,與道昉等東渡日本。橘皇后大喜,召入宮中問禪,奏對契旨,敕創檀林寺,以師為開山。朝貴縉紳參問者甚多,居止數年,後應中土檀越之請,遂歸唐。生卒年不詳。〔元亨釋書卷六、慧萼和尚年譜、延寶傳燈錄卷一〕 p5569
(一)(738~819)唐代禪師。渚宮(湖北江陵)人,俗姓崔。十五歲出家,二十三歲參謁嵩山律德,其後又謁石頭希遷,參竅二年辭去,又入長安參禮南陽慧忠,後復謁見馬祖道一,於言下大悟。因馬祖之勸言,還至渚宮。寂於元和十三年四月,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三。後世稱為「天王道悟」,以別於當世之「天皇道悟」。其法統,經龍潭、德山、雪峰,而出雲門、法眼二宗。以上係出自祖庭事苑卷一、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等所載。蓋有關天皇道悟與天王道悟之法統,諸禪籍史傳之記載,出入頗大,迄今未有定論,僅知諸種異說之由來,概源自雲門、臨濟二宗互爭曹溪之正統而起。〔禪林僧寶傳卷四、佛祖統紀卷二十九、教外別傳卷七〕(參閱「五家七宗」1128)
(二)(748~807)唐代禪師。婺州東陽(浙江金華東陽)人,俗姓張。自幼神秀,長而謹愿,十四歲出家,二十五歲受具足戒。未久遊餘杭,參謁徑山國一,從問禪要,服勤五年而蒙印可。後又參訪馬祖道一、石頭希遷,盡得玄旨,乃棲止荊州當陽紫雲山。未久,應荊州天皇寺之請,駐錫而振復之,法席愈盛,世稱「天皇門風」。後寂於憲宗元和二年四月,世壽六十,僧臘三十五。後世稱為「天皇道悟」,以別於同時代之禪師「天王道悟」。其法嗣為龍潭崇信,崇信門下為德山宣鑒;我國雲門、法眼二宗即出自宣鑒之法系。以上係出自宋高僧傳卷十、景德傳燈錄卷十四、傳法正宗記卷七等所載,然自景德傳燈錄以下之諸傳,均認為天王道悟為馬祖道一之嫡流,而雲門、法眼二宗則源自師之法系。〔林間錄卷上〕(參閱「五家七宗」1128)
(三)(?~1107)宋代僧。三山秦溪人,俗姓祖。寂於徽宗大觀元年,世壽不詳。〔建州弘釋錄卷下〕
(四)(1151~1205)宋代僧。陝右蘭州人,俗姓寇。號佛光。出家於熊耳山,相傳為郭子儀後身。時群盜盤踞劫民,道悟率眾盡破其穴,為說偈,鬀髮而釋之,由是數十里間,路不拾遺。大定(1161~1189)年中出主鄭州普照寺,又遷三鄉竹閣庵。寂於寧宗開禧元年,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補續高僧傳卷十二〕
(五)(1602~1682)清代僧。湖南長沙人,俗姓劉。寂於康熙二十一年,世壽八十一。〔旅泊菴稿卷二〕 p5640
(1213~1278)南宋臨濟宗楊岐派僧。日本臨濟宗大覺派之祖。西蜀涪江(四川涪陵)人,俗姓冉。字蘭溪。年十三,於成都大慈寺出家,遍遊講席。後赴浙江,謁見無準師範、癡絕道冲、北磵居簡等,問禪不契。未久,禮謁陽山之無明慧性,大有所悟,於是寄寓天童山。時日本佛教雖盛,然未聞禪法,師乃立志渡海弘揚禪旨。淳祐六年(1246)至日本九州,初寓筑前圓覺寺,後移居上洛泉涌寺來迎院,既而掛錫鎌倉壽福寺大歇了心之席下。北條時賴聞其道譽,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問道歸仰。建長五年(1253),北條氏創建建長興國禪寺,請師為開山第一世。居止十三年,法道大興。不久奉敕遷至京都建仁寺,嵯峨上皇屢召入宮問禪要。後歸鎌倉,再住建長寺。弘安元年七月示寂,世壽六十六。諡號「大覺禪師」。乃日本賜禪師號之始例。有語錄三卷(圓顯智光、覺慧圓範、了禪從琛、無弘德韶等編)行世。其門流稱大覺派,或稱建長寺門徒,為日本禪宗二十四流之一。〔元亨釋書卷六、本朝高僧傳卷十九〕 p5651
(1604~1655)明末清初臨濟宗僧。江蘇吳江松陵人,俗姓俞。號箬庵。二十四歲,受磬山之天隱圓修所啟發,依南澗理安寺佛石大師出家。後師事金粟密雲圓悟,復歸磬山,嗣圓修之法。歷住杭州理安寺、金山龍游寺、西河古漏澤寺等,晚年住於磬山。順治十二年九月示寂,世壽五十二,法臘二十七。著有續燈存十二卷、箬庵問禪師語錄十二卷等。〔理安寺志卷五、正源略集卷二、五燈全書卷六十八〕 p6119
宋代臨濟宗僧。號無際,俗姓張,建安(福建省)人。嗣法於育王山拙庵德光,為大慧之法孫。慶元四年(1198),住常州(江蘇省)保安寺,後居天童山。日本曹洞宗祖道元入宋徧參之初,曾暫在其會下參問禪法。時,師任天童山景德寺住持。嘉定十七年秋示寂,享年七十六歲,法臘五十二。
〔參考資料〕 《枯崖漫錄》卷上;《增集續傳燈錄》卷一;《五燈會元續略》卷三;《五燈全書》卷四十七。
應佛教之信仰、崇拜、儀禮之需要而作的一切造型美術。與基督教美術並稱世界二大宗教美術。
佛教本來並不注重美術,然教祖釋迦入滅後,在家信徒間對釋迦遺物的崇拜,尤其是安置佛舍利的佛塔崇拜頗為盛行,因而促使佛教美術產生多樣化的發展。其歷史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系統︰(1)小乘美術︰以根源於早期遺物崇拜之風的佛塔為中心。繪畫、雕刻方面則以故事圖為主題。爾後造像盛行,所作佛像風格呈現的是歷史性佛陀之形像。其範圍包括印度的初期美術及錫蘭、東南亞等南傳佛教諸國的美術。(2)大乘美術︰以尊像的製作與崇拜為中心。所作尊像多屬表現理想化之佛、菩薩、諸神的雕像及畫像。另外,又依宗派的不同,而有淨土教美術、法華經美術、禪宗美術、密教美術等區別。此系源自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日本而甚為蓬勃。不過,中亞及中國初期仍盛行小乘美術。(3)密教美術︰西元七、八世紀時興起於印度。此系除宗教儀禮與美術關係密切外,更攝取印度教諸神圖像,製作多面(如三面、十一面等)、多臂(如四臂、八臂、千手等)的異型尊像及怒髮怒顏、手持武器的忿怒像等,增加甚多尊像的種類。又因密教於修法時,供有按照儀軌(修法的規定)配置的曼荼羅(如兩界曼荼羅、尊勝曼荼羅、安鎮曼荼羅、北斗曼荼羅等),故中國、日本亦有根據此圖來描繪諸尊的情形。爾後密教美術分二支,一支經中國傳入日本,成為平安、鎌倉時代美術的主流;另一支由尼泊爾入西藏、蒙古及中國東北,促成藏傳佛教美術的發展。
關於佛教美術的特色,玆依建築、雕刻、繪畫、工藝四方面,略加說明︰
(一)建築︰佛教建築形式多樣,玆列舉數種略述如次︰(1)佛塔︰即印度所謂的窣堵波。因受信徒熱烈崇拜,而成為佛教特有的建築。位居建築群(伽藍、寺院)的中心。印度古塔呈覆鉢形(半球形),四周圍以欄楯,塔門敞開,建材為磚或石,其特色是平面直徑較塔身長。後來塔身逐漸增高,在山崎曾有遺蹟留存。其後,此制傳入中國、日本,不僅促進磚或石造雁塔、喇嘛塔及木造塔婆(三重塔、五重塔等)的發展,更有木多寶塔、石造五輪塔、寶篋印塔等新形式產生。此外,緬甸、泰國、錫蘭等地也有各具本國特色的覆鉢式塔。(2)石窟︰自古盛行於印度。後更遠播至阿富汗、中亞及中國等地。由於其集建築、雕刻、繪畫於一身,故對佛教綜合美術的發達助益甚大。今存頗多遺例,著名的有印度阿旃陀石窟、中國的雲岡石窟、敦煌千佛洞等。(3)祠堂︰隨著佛像製作與崇拜的盛行,奉祀佛及諸尊像的祠堂遂被普遍設立。但在印度,其重要性不若佛塔。至傳入中國,始成為佛教的主要建築。其名稱依所奉本尊的不同,而稱為佛堂、阿彌陀堂或觀音堂等。寺院中最主要的祠堂(多為佛堂),在印度稱根本香堂,在中國稱為大雄寶殿,在日本則稱為金堂(或本堂)。(4)僧院(vihāra)︰為僧眾所居的住房,又稱僧坊。印度的僧院如同祠堂。初為木造,後為磚造或石造。形式是方形,三面羅列房室,中央是大廳。與中國、日本的木造三面僧坊之形式類似。另有用方形厚壁圍繞中庭,四面房室布置井然的僧坊制,始於犍陀羅,普及於中印度,現存的印度石窟有多數僧院遺蹟留存。
此外,亦有用於說法及其他法會的講堂、附屬於僧院的各項建築等。此等堂塔形成一座伽藍(即一寺院)。在中國,主要以七堂塔為一單位,成立所謂的七堂伽藍制。爾後此制亦傳入日本。關於七堂的種類與布置,因宗派、用途、名稱、建材、地域、時代之別而呈多種風貌。
(二)雕刻︰其起源係為了莊嚴佛教建築。在古印度早期,盛行依據佛傳、本生譚等佛教故事圖所刻的浮雕。後因佛像崇拜風氣蓬勃,以及大乘佛教興起,乃使種種佛、菩薩及諸神雕像的製作漸趨普遍。至密教時代,更增加許多異型尊像。此等尊像原則上依類別的不同,而呈現各種形態。如佛陀是根據釋迦形像的如來形,菩薩是模仿世俗貴人之姿的菩薩形,剃髮的佛弟子及僧眾是作僧形(比丘形),明王及天部的一部分作忿怒形。然也有例外,如大日如來作菩薩形,地藏菩薩作僧形等。爾後隨著佛教的東傳,東亞諸國亦製作、崇拜各具本國色彩的尊像。但所製尊像的形貌仍多少保存印度的風格。此外,密教對諸尊像的印契與持物皆有所規定。
造像在印度,於貴霜時代後期興起。至五、六世紀笈多時代產生最圓熟的作品。但八、九世紀以後,因密教諸尊的出現,在造型上呈衰退之勢。故至十二世紀終告消滅。遺品大部分為石雕,然在犍陀羅、阿富汗等地亦盛行金屬(銅)像及泥塑雕像。在中國,造像活動之盛凌駕印度,其年代可遠溯至二世紀後半,所造之像主要為大乘諸尊像。北魏與唐代前期為中國造像史的二大顛峰。遺品多為石像、金屬像、塑像及乾漆像。木造像則較少。中唐以後,密教雕刻亦頗流行,但遺品幾乎不存,到宋代,佛像雕刻漸趨衰微。
朝鮮、日本的佛像完全受中國影響,與印度並無直接關係。朝鮮的佛像係以取材自中國北魏、北朝形式的三國時期作品及依據唐代形式的新羅統一時代作品為代表。日本佛像則吸收三國時代的朝鮮與隋唐樣式。其種類有金銅像、塑像及乾漆像等。但石像甚少。又自平安至鎌倉時代,密教雕刻最為繁榮,且隨淨土思想的普及,其本尊與菩薩的雕像亦甚盛行。
(三)繪畫︰佛教繪畫的產生亦與雕刻同出一轍,是從莊嚴建築內部開始,並以佛教故事(佛傳、本生譚)為主要畫題。一般古繪畫多已湮滅,現存者大體為石窟壁畫。其中,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揚石窟、中國敦煌千佛洞等地的壁畫均甚有名。此外,在中國、日本,描於寺壁、扉、柱、天井等處的壁畫畫題,不僅取材自佛教故事圖,同時也依據取材自各種經典的變相圖(如維摩經變相、法華經變相、華嚴經變相等);而懸掛在壁上,作為禮拜對象的佛畫,則有單獨像、三尊像、群像等多種。又與禪宗有關的水墨佛畫亦頗盛行。在密教,則經常製作諸尊的畫像,並用之於修法。其中,曼荼羅為特有的密教繪畫。在西藏及日本,此類作品都留傳甚廣。
(四)工藝︰在佛教工藝品中,以舍利容器的年代最為古老。其材料有金屬(金、銀、銅)、玉、石、木等類。此容器多埋於佛塔之中。在印度有西元前四世紀的遺品留存。而中國及日本的塔婆亦以埋有舍利容器為原則。此外,有一般佛教徒稱之為「佛具」的器具,其種類可分成︰
(1)堂內或尊像之莊嚴具︰如天蓋、幡、纓絡、華鬘等。
(2)供養具︰如香爐、燭臺、華瓶、華籠、盤等。
(3)樂器︰如梵鐘、金鼓、磬、銅鑼、鈴、木魚等。
(4)容器︰如經箱、袈裟箱等。
(5)僧人所持之物︰如袈裟、錫杖、數珠、鉢、如意等。
在密教,用於修法之用具稱為法具或道具。有金剛杵(獨鈷杵、三鈷、五鈷)、金剛鈴、羯磨、禮盤等。此外,建築方面有櫥子、龕、佛壇、燈籠等。
◎附一︰中村元、肥塚隆合著〈印度の佛教美術〉(摘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91})
(一)古代初期的美術
〔孔雀王朝〕 這裏所謂「古代初期的美術」,是指西元前五、六世紀至西元後一世紀之間的美術史。當時的印度由於婆羅門教不崇拜神像,耆那教的美術作品也幾乎不存在,因此,印度初期的美術在實質上,是以佛教為主題的美術。
佛教徒的宗教藝術開始於西元前三世紀,如前所述阿育王在全國各地建築佛塔和石柱。這些石柱頂端的雕刻都相當講究,除了在勞利亞‧南旦格當地的例子外,目前還有五個遺蹟可資佐證。其中以鹿野苑出土的獅子柱頭最為精緻,是雕刻的上品,一直保存得很好。雕像是以寫實的手法,將毛髮與腳趾以強勁的手法表現出來。這種表現可能是沿襲波斯阿凱梅尼斯王朝的傳統,但在式樣上,卻和波斯迥然不同。以安置動物石雕的蓮花瓣而論,波斯王朝雕刻的花瓣呈垂直狀;但是阿育王柱的花瓣卻有鼓起的變化。另外在動物形體表現方面,前者硬而平板;後者則富有彈性及變化。上述的樣式並非印度傳統的樣式,很可能是經由巴德利亞,傳入印度的希臘化藝術。
除了柱頭雕刻之外,起源於阿利安生活信仰的數個守護神像,也可能是當代的作品,這種守護神像的代表作品有︰巴特那郊外迭達剛吉出土的「夜叉女神」和摩突羅郊外出土的「夜叉女神」,但兩者的造形並不盡相同。有人認為前者是西元前後期的作品,但由於該作品採西方樣式,再糅合印度固有的傳統,因此有人堅持是孔雀王朝末期的作品。摩突羅郊外出土的作品,便純粹保留了印度純樸、稚拙的樣式。
〔不畫佛陀的佛傳圖〕 佛教美術發展到巽伽王朝,就開始出現以釋尊的生涯為主題的佛傳浮雕。這些浮雕大都雕刻在石造佛塔塔門以及欄柵上。
初期佛傳圖最大的特色是︰不畫釋尊的形像。例如︰在巴路特出土的「伊羅鉢龍王禮佛圖」上的中央空白處,僅用伽羅希底文寫著︰「Erapata nāgarājā bhagavato vadate」(伊羅鉢龍王朝拜釋尊);而在合掌下跪的伊羅鉢前面,卻沒有畫出佛陀的形像,僅在樹根處放著一個方形的台座。以聖樹(菩提樹)和台座象徵佛陀的坐落處。此外,暗示佛陀存在的東西還有足跡、傘蓋、經行石和佛塔等,這些東西有時候會單獨出現,但大多數是數件事物配合而成,使人藉著它們而緬懷釋尊的偉大事蹟。
本生圖為表現釋尊前世形像的浮雕,但是圖中由誕生到入滅,卻完全沒有釋尊前世的形像出現,理由是︰印度阿利安人並不崇拜偶像,而且佛教徒認為佛陀超乎常人,一旦進入涅槃後,其形像是無法窺視的,因此佛教徒的崇拜對象僅止於佛塔以及聖樹。
〔巴路特〕 西元1873年,康尼罕在馬底亞布拉提休州北部的巴路特村,發現了著名的佛塔遺蹟。佛塔塔門和欄柵上共刻有︰夜叉女神像、佛傳圖、本生圖、佛教聖地圖、動植物紋樣和人物胸像等浮雕。
夜叉神像和夜叉女神像的浮雕,其輪廓大都與背後壁面成直角,頂多沿著輪廓稍作圓形修飾而已,雕像表面缺乏變化。最遺憾的是,神像雖是高浮雕,但是沒有立體感,從側面觀看,整個胸部就像被合掌的手背壓住胸口般,雙腳雖然向兩側打開,但是肢體的動態僵硬不自然,這是因為肉體的各部分都是機械性地連接而成的,因此缺乏統一感。
支配巴路特浮雕的是︰平坦的面以及刻在上面銳利、明確的線條。這種雕刻線所表現出來的形像並不自然,但是能夠予人一種明快的感覺,這種特色就成為巴路特雕刻深具魅力的地方。當時因為透視圖法尚未發達,因此無法表現出遠近關係,譬如︰在表現一個四角台座時,從台座的正面描繪出側面,並且由台座的正上方,把所觀察的實像雕刻下來,因此大地就直接成為背景,使原本是遠近的關係變為上下關係,這就是印度雕刻的特色。
在東門的石柱上雕刻著巽伽王朝統治時代的刻文,此刻文被認為是西元前150年左右的作品;但也有人就刻文的書體,提出該遺蹟是西元前125至175年間的作品之論調;其他還有許多說法,但以該刻文是西元前一世紀初期的作品之說法最為有力。
〔佛陀伽耶〕 佛教雕刻除了巴路特出土的作品外,還有西元前一世紀中葉的佛陀伽耶欄柵,目前,這些原本是圍在大精舍四周的欄柵,已經被陳列於當地的博物館內。佛陀伽耶的浮雕脫離了巴路特的平面性,人物的軀體富圓滑感,人體各部位的接合處也都自然有神。其中最大的轉變是,佛陀伽耶的浮雕已經不再受柱寬的限制,夜叉女神或其他高浮雕的神像,較過去的作品更有立體感。
另外,在說法圖和聖地圖中存在著一種留下空白的表現,這種表現是巴路特或山崎浮雕上所看不到的。同時,佛陀伽耶的浮雕還出現有翼飛馬、半人魚和半人馬等作品,這很顯然是受了希臘文明的影響。
〔山崎〕 在古代商業城巿維底加近郊的山崎山丘上,遺留有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後十二世紀的佛塔、佛堂和僧院等遺蹟,這些遺蹟的歷史可追溯至阿育王建造石柱和開始用紅磚堆砌小型佛塔的時代。
三座佛塔中的第一座是阿育王塔,在巽伽王朝曾經加以整修。除了石製欄柵外,在四面的入口處也加建塔門。雖然欄柵沒有任何浮雕裝飾,但是塔門上卻刻滿了浮雕;南門上刻有薩達瓦哈那朝,一位工匠捐獻給希利夏塔卡尼國王的銘文。根據近代研究,希利夏塔卡尼國王在位年代約在一世紀初期。不過最耐人尋味的是,佛塔不同樣式的四座塔門,依其完成的年代以南門最為古老,其次依序是北、東、西,不過,年代間的差距均不超過一世紀。
山崎出土的浮雕,和巴路特、佛陀伽耶出土的浮雕最大的差異是︰前者的刻紋深,能微妙地將細部凹凸處表現出來。而且由於紋路深,一旦經陽折射,會產生陰影,更強調了雕像的立體感。南門的年代最早,其平板的感覺也較強烈;但是其他三門所表現的神像充滿圓滑感,充分表現出柔美與優雅的線條;雖然對事物遠近的表達不夠成熟,但是,卻因為採用新的斜雕法,使浮雕藝術更向前邁進一步。所謂斜雕法,就是將實物的表面或側面雕刻在石塊表面,從偏斜的視點補捉實物的影像。除此之外,再加上深刻法所產生的陰影,自然能表現出立體感。有關樹木的雕刻,特別強調樹葉的纖細,在表達方面,摒除呆板、墨守成規的手法。斜雕和深刻雖同屬突破性的一環,但是它們偏重於觀念性模型化的表達,在寫實上似嫌不足。
第二佛塔只有欄柵和浮雕,沒有塔門,同時,也見不到佛傳圖與本生圖的蹤跡。浮雕的樣式樸實,略帶平板感,可能是西元前二世紀的作品。第三佛塔只留下南門,浮雕的表現不似第一佛塔西門般具有緊湊氣勢,可能是一世紀中葉的作品。
(二)佛教美術的發展與衰微
〔佛像的出現〕 朱木拿河畔的古城摩突羅,位居通商要衝,自古就是繁榮的商業都巿。這裏有許多佛教和耆那教的寺院,同時也是克利修那信仰的中心地。過去,摩突羅屢遭異族入侵,城巿的建築被毀壞無遺,如今僅能從遺蹟中的石雕作品,遙想古代繁榮的情形。
摩突羅地區的美術盛期是始於西元前一世紀末,在薩喀族的統治下逐漸萌芽。在第一貴霜王朝時代(一世紀中葉~二世紀前半)中,摩突羅仍然受制於薩喀族,直到迦膩色迦王上任的第二貴霜王朝時代(二世紀中葉~三世紀前半),佛教美術才得以大力發展。此期是佛教美術的最盛時期,並一直發展到笈多王朝時代(四~六世紀)。雕塑佛像所用的石材,都是來自希克里所產帶有黃白斑點的紅色沙岩。現今考古學家在恆河平原進行廣泛挖掘工作,他們發現︰出土的雕刻作品在材料上幾乎相同,而且,製作手法也都屬於摩突羅派。由此可知,摩突羅在佛教美術發展史上自有其重要性。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羅,昔日是貴霜王朝的中心地。由於地處東西文化交流的要地,因而其美術作品帶有極為濃厚的西方色彩。一世紀末左右,犍陀羅首度出現以人體表現佛陀形像的雕像,這種人體雕像隨即影響摩突羅的作品,後者在二世紀初期也出現佛像,不過在樣式上卻與犍陀羅大異其趣;摩突羅的作品純粹以印度傳統為基礎。
在摩突羅西郊卡多拉發現的佛像,充分表達了摩突羅佛像初期的特色。該佛像的體軀有重量感,左肘張開,具有無比的雄渾力,雙眼炯炯有神,口部緊閉;頭頂的髮髻呈卷貝狀,髮際光滑潔淨;身披輕紗,隱約可見其圓滿的肉體;從左肩到盤坐的大腿之間,刻有凹凸幅度非常大的粗褶,佛像的台座刻著「菩薩」的銘文。初期摩突羅的如來佛像,也都用「菩薩」來命名。這種作法有人認為,過去遵循傳統不展示佛像的摩突羅美術,為了配合犍陀羅的美術造型,因此,才開始用「菩薩」的名稱。
〔摩突羅雕刻的種種特色〕 從純印度傳統出發的摩突羅佛像,隨後也受到犍陀羅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在衣服的表現︰從過去的右肩改為通肩的披法,甚至有了領端向外摺的特徵。不過,這種改變很可能已是二世紀末期的事。在此之前,摩突羅佛像仍然保有其獨特的風格,例如︰螺髮覆蓋整個頭部,在最上端梳個髮髻。摩突羅佛像首度出現於佛傳圖後,才有膜拜像的雕刻,但是現今發掘的遺蹟中,膜拜像的雕刻多於佛傳圖的雕刻。
摩突羅除了雕刻佛像外,還有耆那教祖的雕像。初期的優秀作品首推捐獻板。女性像是摩突羅美術雕刻中最富有變化與特別經過潤色的作品。雕刻在佛教及耆那教佛塔欄柵柱上的夜叉女神像幾乎全裸。除此之外,還有男女合歡圖,這後來成為印度教美特娜像的先驅。另外,在摩突羅美術雕刻中較重要的是,穿著富有伊朗風味服飾的貴霜王朝諸王和戰士們的雕像。
〔笈多佛像的完成〕 摩突羅雕刻發展到三世紀末時,就逐漸趨於形式化。不過,在五世紀初期進入笈多王朝時,卻又再度呈現生動的氣象。最近在摩突羅西郊布提西瓦出土的佛立像,在台座上刻著「笈多紀元115年」(西元434年),今天被視為珍貴的作品。另外,在查瑪布羅出土的佛像特徵是︰眉毛雄勁、雙眼微張、豐唇、下顎飽滿,神態極為沉著、莊嚴,雙耳特長且耳翼凹凸非常明顯;通肩的袈裟緊緊地裹住身體,衣服的褶紋是用近乎U字型的陽刻線表現。在具有「施無畏印」的佛像背後,殘留著未完成修飾的部位與上肩部連在一起(貴霜王朝的摩突羅佛像也有此例),手指間呈現縵網狀。當初此佛像的背部十分光滑華麗,只是目前已經破損不堪,真是一大憾事。
五世紀時,鹿野苑的雕像活動突然大為盛行,而且有凌駕摩突羅之勢;但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出土於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像,毫無衣褶刻線是其特色。微閉的雙眼,冥想的表情,再配合朱納所產的黃白色沙岩,整個雕像呈現出優美而靜默的氣息。這段時期的雕刻主要是以膜拜像為主;浮雕的佛傳圖在貴霜王朝的摩突羅已經衰微,圖案也漸趨簡化,神話色彩減弱,偏向於描述佛陀的四或八個重要事蹟,這種傾向至笈多王朝更形強烈。然而這並不表示人們對佛傳圖的關心降低,只是將說法圖轉以繪畫來表達。不過,出土於鹿野苑的佛傳圖浮雕,則為例外。
〔佛教美術的末期〕 七世紀中葉,佛教隨著戒日王王國的崩潰,而急速衰退,印度教即起而代之。佛教在八世紀中葉到十一世紀初期,接受波羅王朝的庇護,在恆河下游的比哈爾和孟加拉兩地擴大勢力,後來,由於受到伊斯蘭教的壓迫,遂於十三世紀初期消失於印度本土,改向尼泊爾、西藏等地發展。
此期的「從天降下圖」,雖然繼承了鹿野苑派的傳統技巧,但是身體的各部位不自然,而且欠缺平衡感與整體性,也無法表現出鹿野苑派所具有的崇高精神。佛陀和另外二神足下的階梯,象徵佛陀從三十三天降下人間;其右方是帝釋天,左方持傘竿者是梵天,在梵天下方跪坐、合掌的是烏特帕拉瓦那比丘尼。雖然「從天降下圖」取材自佛傳,但是一般人都將它視為膜拜像。另外,在波羅時代完成的觸地印坐佛(表示降魔成道)的四周,出現表示誕生、初轉法輪、涅槃、千佛化身、從天降下、平服醉象、獼猴奉蜜等有關釋尊八相的圖示,不過,神話的成分已經相當薄弱了。
此期的佛教已經逐漸和印度教融合,趨於密宗體系,最後終於發展出金剛乘佛教。金剛乘教派以「本初佛」(普賢王如來)為根本佛,進一步產生五禪定佛,即所謂的毗盧舍那、阿閦、寶生、阿彌陀、不空成就五佛,五佛各有配偶,由五佛生出無數尊神,形成以本初佛為中心的大體系。在金剛乘體系內尚包括了多面多臂像和女性化的尊像。
此外,金剛乘教派規定信徒必須觀想諸神,同時,為了獲得功德而必須積極修行。其代表經典──《成就法鬘》,對諸神的膚色、姿勢、面數、臂數、願印、持物等都有詳細的規定。這種規定就成為造像的規範(儀軌)。然而,重視規範的結果,使得波羅王朝的美術成為注重外表修飾、缺乏生氣的形式化作品。
雖然在這個時期興起了青銅像的雕鑄,但是傑出的作品卻不多,大多和石雕一樣缺乏內涵。另外,在繪畫方面也有以經典為體裁的創作。遺憾的是,纖細、奢華的內容,在實質上仍然與石雕一樣,都是屬於形式化作品。波羅時代的美術,後來也盛行於東南亞、尼泊爾、西藏。
◎附二︰〈中國佛教美術〉(編譯組)
我國美術因佛教的傳入,而融和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犍陀羅美術的精華,形成特有的佛教美術。其後更經僧侶的傳播,而影響及於西藏、蒙古、朝鮮、日本、越南等地。
我國的佛教美術,就建築、雕塑、繪畫三方面而言,情形略如下述︰
(一)建築︰我國佛教建築源自印度,但明顯地帶有漢化痕跡,其形式可分三類︰
(1)寺︰建於東漢明帝時的洛陽白馬寺,為我國佛寺的濫觴。當時為方便弘法,多設在都府城邑。至魏晉南北朝時,除平地建寺外,亦興起鑿窟造像之風。寺院格局為前有寺門,門內立塔,塔有佛殿,塔為全寺主體。隋唐的寺院則是佛殿與塔並重,塔建殿前。其後佛殿成為全寺主體,塔便立於寺旁,另成塔院。五代時期,寺院盛行造羅漢殿,供奉五百羅漢像。宋代佛寺的台階、勾欄繁雜,彩畫朱漆,金碧輝煌,頗能凸顯寺院的神祕莊嚴。然此時木造佛寺逐漸衰微。元代因受西藏佛教影響,故多塔而少寺。明清以來,佛寺建築日趨複雜。然現存佛寺均由清代所重修,已失原有的風格。其中,以五台山的南禪寺與佛光寺,年代最古。
(2)塔︰我國佛塔形制多樣,風格獨特,建築材料以木、磚、石為主,乃佛教建築的重要形式之一。依其塔型可分為︰
{1}樓閣式塔︰屬木造,呈角椎型。最早出現於東漢末年,至南北朝時成為塔的主流。洛陽永寧寺塔即為其代表,然已遭焚毀。唐代盛行仿木塔式的磚石塔,平面呈方形。宋以後演變為六角或八角形,一般高十三層。
{2}密檐式塔︰屬磚石造,呈炮彈型,第一層特別高,以上各層漸矮。平面為方形或八角形,塔內中空或實心,一般無柱樑斗拱等裝飾。如河南嵩岳寺塔、永泰寺塔、法王寺塔,及雲南昆明慧光寺塔、大理崇聖寺塔皆屬此類。其中,建於北魏的嵩岳寺塔為我國現存最古的塔。
{3}單層塔︰屬磚石造,多為墓塔。平面呈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和圓形。初為中空,後變成實心。唐代嵩山會善寺的淨藏塔即屬此類。另外,亦有兩層重檐,頂上立磚者,如山東長清靈岩寺的惠崇塔即是。
{4}喇嘛式塔︰此類塔的基座平面為方形或十字形。塔身由肥短變為瘦高。正面設「眼光門」,內置佛像。有相輪十三層,最上為寶珠或小銅塔。清代多是日、月、火焰。外層呈灰白色,俗稱白塔。北平妙應寺舍利塔、山西五台山大塔院寺塔即屬此類。
{5}金剛寶座塔︰造形仿印度佛陀伽耶金剛寶座塔。於方形台基中央建大塔,四隅各設一小塔,故又稱五塔。初建於唐代,至明代盛行。雲南昆明妙湛寺塔、北京五塔寺塔即屬此類。
現今留存的佛塔多係明清時代所建。
(3)石窟︰模仿印度開窟建龕之風,興起於魏晉南北朝。其初期形制是洞底平面呈橢圓形,頂為穹窿形,有門窗。爾後洞窟平面由橢圓變為方形,或分前後二室,或為中心柱式,窟頂呈覆斗形、方形或長方形平棋,窟外有卷形門,門上有方形小窗。此外,亦有因石質鬆軟而用木造的窟檐、殿廊者。現存石窟有新疆的拜城、庫車、吐魯番等地石窟、甘肅的敦煌千佛洞、榆林窟、麥積山石窟、山西的雲岡、天龍山石窟、河南的龍門、鞏縣石窟、河北響堂山石窟、雲南劍川石窟等。
(二)雕塑︰東漢明帝年間,佛教雕刻開始興起。魏晉南北朝時造像藝術盛行,尤其石窟造像更大放異彩。依石質的軟硬度,可分為石雕與泥塑。如雲岡、龍門、天龍山石窟即屬前者;敦煌千佛洞、麥積山石窟便屬後者。
關於石窟雕像的面容、花紋、服裝等,因時代而有異。六朝前期造像皆身軀高大,寬肩,粗頸,臉型豐滿,眼睛長而銳利,唇厚耳長,面露微笑而蘊含崇高氣魄。服飾方面深受犍陀羅美術的影響,通肩或袒式袈裟衣紋凸起。後期造像雖無前期高大,然民族化傾向加強。面相多瘦長,身軀細長窈窕,唇薄,嘴角上翹,服飾為褒衣博帶,衣紋呈階梯狀。至隋、唐代,雕像面容由瘦長再變為頰豐頤滿,眉似半月,眼睛長而慈柔,目光朝下作沈思狀,體態健美,服飾輕薄,以波浪線條表示。但晚唐作品已自優美境界的追求,墮入官能的頹廢美,失去佛教的莊嚴氣氛。
(三)繪畫︰我國早期繪畫係以點線為主要的表現手段與成型效果。其後因佛教東傳,印度重色彩暈染的凹凸畫法逐漸影響傳統的線畫藝術,遂使色彩的運用逐漸靈活而普遍,成為重要的造型手段,且隨著朝代而變換。如漢代的寺院壁畫習以墨為界,中填朱、赭等色,再以白粉塗明處,彩度較低。魏晉南北朝的敦煌石窟壁畫則多用土紅、粉紅、藍、草綠等色,設色較為活潑、熱烈。
最早的佛教繪畫可塑自漢明帝時,置於清涼殿與顯節陵上的圖寫佛像,以及繪於白馬寺壁的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像,但今已難窺其技法。至魏晉南北朝,佛畫成為中國畫的重要項目之一。至唐代,更為蓬勃發展。然宋代以後,因文人畫興起,遂呈分歧。著名的佛畫家有吳‧曹不興、北齊‧曹仲達、南朝的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隋‧展子虔、唐‧尉遲乙僧、閻立本、張孝師、吳道子等人。其中,吳道子集佛畫之大成,世稱「百代畫聖」。
◎附三︰〈佛畫〉(摘譯自《佛教大事典》)
指佛教繪畫,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代替佛像成為禮拜對象的佛、菩薩諸畫像,及淨土圖、曼荼羅等像;廣義則包涵依據佛教主題所描繪的本生圖、佛傳圖與經典故事圖。其技法係以線條描輪廓,多塗上色彩,然亦有素描及木版印刷者。其形式可分裝飾寺院垣牆的壁畫,繪於紙、麻、絹等的掛畫及捲軸畫等類。
在印度,佛畫因佛教美術的成立而發展。其中,以阿旃陀石窟壁畫最為著名,然今遺存者不多。爾後隨佛教的東傳,造成了巴米揚諸洞、克孜爾、庫姆多拉、貝沙克魯克諸千佛洞,及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壁畫藝術。此等壁畫至西元六世紀左右,多以本生、佛傳、千佛等為主題。其後,漸由淨土變與經變所取代。另外,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的軸裝及幡式之多彩佛畫,對了解我國佛畫在八世紀左右的發展情形,頗有助益。雖然我國對古代佛畫遺品的保存並不完善,但我們仍可從古代的畫史、畫譜去做約略的理解。
日本的佛畫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其動向幾乎與我國並行推移。奈良時代以前(八世紀以前),以本生、佛傳、各種淨土等為主題的顯教系佛畫為主流。到平安時代,屬密教系佛畫的曼荼羅及密教尊像大量產生。中期以後,又有屬淨土教繪畫的來迎圖流行。鎌倉時代,隨著新佛教的隆盛,而出現了日本獨特的佛畫。另一方面,亦自我國傳入禪宗系佛畫。其後漸告衰微。
◎附四︰周叔迦〈漫譚佛畫〉(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0})
佛教畫的種類,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圖和像兩大類。所謂像,是指一幅畫中單獨畫一像,或一幅畫中雖畫有多像,其內容都只是側重在表現每一像的儀容形貌,別無其他的意義。所謂圖,是指一幅畫中以一尊像為主題,或多尊像共構成為主體,其中有主有伴,共同體現一項故事。例如︰「十八羅漢像」是在一幅畫中或多幅畫中畫十八羅漢,但只是繪出每位羅漢的儀容形貌,或降龍,或伏虎,各各羅漢不相聯繫。至於「十八羅漢過海圖」便是在一幅畫中繪出十八羅漢共同渡越滄海的不同動作。
佛像畫就其內容來分,可以有七類︰(1)佛類,(2)菩薩類,(3)明王類,(4)羅漢類(包括緣覺類),(5)天龍八部類,(6)高僧類,(7)曼陀羅類。佛圖就其內容來分,也可以有六類︰(1)佛傳類,(2)本生類,(3)經變類,(4)故事類,(5)山寺類,(6)雜類。此外還有「水陸畫」一種,是由像和圖混合組成的佛畫集。
現在就各類佛畫簡略說明如下︰
(一)佛像︰(中略)
一切佛像從其形體容貌的相好來說,都是相同的。所以區別各各不同的佛,主要是從其手的姿勢,所謂「手印」來分辨的。例如釋迦牟尼佛像也有說法相、降魔相、禪定相之不同。右手上舉,以食指與大指作環形,餘三指微伸,是說法相。右手平伸五指,撫右膝上,是降魔相。以右掌壓左掌,仰置足上當臍前,是禪定相。彌陀佛像是以右掌壓左掌置足上,掌中置寶瓶。藥師佛像是垂伸右手,掌向外,以食指與大指夾一藥丸。在漢地相傳有所謂「旃檀佛像」,是釋迦牟尼佛立像的一種,右手施無畏印(右手上舉,伸五指,掌向外),左手與願印(左手下垂,伸五指,掌向外),衣紋作水波紋形。相傳這是佛在世時,印度優填王用旃檀木所造佛像的形式,是最初的佛像。
繪畫佛像,除了相好和手印外,還應注意度量。就立像而言,以全身之長為一二○分,其肉髻高四分,就是佛頂上有肉塊高起如髻,狀如積粟覆甌,名為不見頂相。由肉髻之根下至髮際也長四分。面長十二分,頸長四分。頸下到心窩,即是與兩乳平,為十二分。由心窩到臍為十二分,由臍至胯為十二分。以上是上身量,共為六十分,當全身之半。胯骨長四分,股長二十四分,膝骨長四分,脛長二十四分,足踵長四分。以上是下身量,也是六十分,亦當全身之半。形像寬廣的量度︰由心窩向上六分處橫量至腋為十二分,由此向下量至肘為二十分,由肘向下量至於腕為十六分,由腕向下量至中指尖為十二分,共為六十分,當全身之半。左右合計,等於全身之量。坐像的量度,上身與立像相同。由胯下更加四分是結跏雙趺交會處。由此向下再加四分是寶座的上邊。由趺會向上量至眉間白毫,即以其長為兩膝外邊的寬度。兩踵相距是四分。這是畫佛像的量度。
(二)菩薩像︰(中略)
菩薩像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總的用形像來表達菩薩修行階次的畫像。根據佛教的理論,自凡夫而修行到達佛果,中間要經過四十二個階次,就是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覺、妙覺共四十二階次。住、行、向三十位又總稱為三賢位,十地又稱為十聖位。等覺是等同於佛的菩薩,妙覺就是佛位。用四十二個不同形狀的人像來表達這四十二位,便是四十二賢聖像,又可以分開來各各單畫,如等覺菩薩像之類。
第二類是佛經中具體提出名號的菩薩畫像。這些菩薩都是等覺位的菩薩,輔助釋迦弘揚教化的。此中常畫的有文殊菩薩(又名妙吉祥菩薩)、普賢菩薩、彌勒菩薩(又稱慈氏菩薩)、地藏菩薩、大勢至菩薩、藥上菩薩、維摩居士以及姚秦‧鳩摩羅什譯《仁王般若經》〈受持品〉所說的五大力菩薩(又稱仁王菩薩或大力菩薩)等。此外還有宋人所繪或宋人畫錄中所記,其名稱不見經傳的菩薩像,如(《宣和畫譜》)有唐‧吳道元的如意菩薩(疑是如意輪菩薩之誤),唐宋人畫的寶印菩薩(疑是寶印手菩薩)、寶檀菩薩(疑即寶檀華菩薩之誤)等。其原卷今已不傳,不能知其內容如何,應亦屬於此類。
第三類是觀世音菩薩畫像。觀世音菩薩也是佛經中具體提出名號的菩薩。因為民間對之信仰甚深,畫家又繪成種種不同的姿勢,在繪畫藝術上是極盡豐富多采的能事,所以別為一類。觀世音菩薩畫像,又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遵照正規儀容所繪的一面二臂、或坐或立、相好端嚴的形像(聖觀音)。第二類是遵照密宗儀軌所繪的一面二臂或多面多臂手持種種法物的形像,如大悲觀音、如意輪觀音、七俱胝觀音(又稱准提觀音)、不空羂索觀音、不空鈎觀音等。第三類是畫家自創風格,任意寫作,任意題名的觀音像,其中也有符合於相好服飾手印度量等法則的,如水月觀音、寶相觀音等;也有只是一般人物像而毫不顧及菩薩像應有法度,如佇立觀音、白衣觀音、魚籃觀音、行道觀音、自在觀音等。此類像最為複雜,難可勝舉。在日本相傳有十五觀音、二十五觀音、三十三觀音之說,包括以上三類的形像。
第四類菩薩像是包括佛像旁所畫的供養菩薩像,如樂音菩薩、獻花菩薩、獻香菩薩等,和畫家任己胸臆,隨意寫畫,毫無規矩尺度的菩薩像,如行道菩薩、親近菩薩、思維菩薩、思定菩薩、蓮花菩薩、玩蓮菩薩、獅子菩薩等。
正規菩薩像的畫法,也與佛像一樣,要注意到相好、服飾、手印、量度的。一般來說,佛的相好要端正溫肅;菩薩相好要柔麗慈祥。佛的服飾是單純樸實,披服袈裟,偏袒右肩,顯露心胸;菩薩的服飾要華美莊嚴,首戴天冠,身披瓔珞,手貫環釧,衣曳飄帶。各個菩薩也有一定的手印姿勢。觀世音菩薩手持蓮花,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彌陀佛)。大勢至菩薩也手持蓮花,天冠中有一寶瓶。彌勒菩薩手持寶塔,文殊菩薩手持經篋或經卷,地藏菩薩手持摩尼珠和錫坏。菩薩像的度量,大致與佛相仿,所不同的是頂無肉髻,胯無胯骨;髮際、頸喉、膝骨、足趺各減佛四分之一。以上六處共減十二分,如佛身量為一二0分,菩薩身量便是一0八分。寬量是由心窩平量至兩腋是十分(較佛減二分),由此下垂十八分至肘(較佛減二分),再下十四分(較佛減二分)至腕,由腹至中指尖是十二分,共為五十四分,左右合為一0八分。
(三)明王像︰明王像是佛、菩薩的忿怒像。根據佛教密宗的理論,佛和菩薩各各都有兩種身︰一是正法輪身,即是佛、菩薩由所修的行願所得真實報身;二是教令輪身,即是佛、菩薩由於大悲而示現威猛明王之相。明是光明之義,密宗以智慧的光明摧破一切煩惱業障,所以稱為明王。明王像一般都是多面多臂,手持各種法物的忿怒相。如不動明王是毗盧遮那佛的忿怒相,降三世明王是阿閦佛的忿怒相,軍荼利明王是多寶佛的忿怒相,六足尊是阿彌陀佛的忿怒相,金剛藥叉是不空成就佛的忿怒相。但也有非忿怒相的明王,如孔雀明王便是一面四臂,騎金色孔雀,住慈悲相的明王,是毗盧遮那佛的等流身。
一般明王除面相忿怒外,服飾如同菩薩像。手印也各有一定的儀軌。明王的度量,上身如菩薩像同,只是腹與脛各減四分之一(各十八分)。如佛身量為一二0分,菩薩像是一0八分,明王像便是九十六分。其寬度由心至腋如菩薩像同為十分,只是由腋至肘減為十四分(少四分),由肘至腕為十二分(減二分),手仍是十二分,共四十八分,左右共九十六分。
(四)羅漢像︰羅漢是梵語「阿羅漢」的略稱,含有三義︰(1)不生、(2)殺賊、(3)應供。就是依小乘佛教修行的方法進修而得到破除煩惱,解脫生死輪迴而決定得入涅槃果證的出家弟子。阿羅漢的畫像大約有三類︰第一是眾多羅漢的組合像,如十大弟子像(根據《維摩經》〈弟子品〉所記的釋迦如來的十大弟子)、十六羅漢像(根據《法住記》所記受釋迦如來付囑長住世間的十六弟子)、五百羅漢等。十八羅漢像是從十六羅漢像發展而成,可能是中國畫家增繪了《法住記》的作者和譯者,但是很難考了。至於古畫卷上所看到的四羅漢像、六羅漢像、十四羅漢像等都是十六羅漢像的殘本。第二是由十大弟子或十六羅漢中選繪的單獨一羅漢像,如迦葉像、須菩提像、富樓那像、賓頭盧像、降龍羅漢、伏虎羅漢等。第三是畫家任意寫作,不拘尺度的畫一比丘形像而題為羅漢,如岩居羅漢、赤腳羅漢、玩蓮羅漢、羅漢出山、羅漢補衲等。就相好而言,羅漢像是頂無肉髻。相貌或老或少、或善或惡以及美醜、雅俗怪異、胖瘦高矮、動靜喜怒均可任意寫作。顏色可以赤黃白黑。唯須目端鼻正,身著僧衣。切忌根殘肢缺。至於量度標準是與菩薩的量度相同的。
小乘行者有兩種︰一是羅漢,二是緣覺。(中略)依據正規,獨覺的像是頂上微現肉髻,面目與佛同,身著僧衣,而量度與菩薩的量度相同。但是畫家繪辟支佛像常與羅漢像同,任意作其形像而題作辟支佛而已。
(五)天龍八部像︰天龍八部像亦即是鬼神像。天龍八部是指天、龍、藥叉、乾闥婆(天樂神)、阿修羅(神)、迦樓羅(金翅鳥神)、緊那羅(天歌神)、摩睺羅迦(蟒神)。其中主要是天神像。這種像也有兩類︰一是佛經中具體舉出名字的天神像,二是畫家任意圖繪的天神像。具體有名字的天神,如梵王、帝釋(此二天是最初請佛說法,後來經常侍衛佛的)、摩醯首羅天(世界中最高的天)、摩利支天(道教所謂斗姆)、四大天王(東方持國天王,抱琵琶;南方增長天王,持劍;西方廣目天王,持蛇;北方多聞天王,托塔或抱傘)、龍王、鬼子母和九曜神(日、月、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等。畫家任意繪畫的如佛像旁的飛天以及行道天王、過海天王、雲蓋天王、善神、護法神、坐神、立神等。
天神的度量,全身長為九十六分。無頸項。面輪十二分,由下顎至心,由心至臍,由臍至胯各十二分,股十八分,脛十八分。髮際、膝蓋、足趺各三分。共為九十六分。寬度從心間橫量至腋為十分。由腋下至肘為十四分,由肘至腕為十二分,由腕至中指尖為十二分,共為四十八分,左右合九十六分。
鬼神像中又有「侏儒量」,寬廣各七十二分。面輪十二分與上同。由下顎至心,由心至臍,由臍至胯各十分。股與脛各十二分。膝蓋、足趺各三分。其上無髮,共七十二分。從心橫量至腋為六分,由腋下至肘為十分,由肘至腕為八分,由腕至中指尖仍為十二分,共為三十六分,左右共七十二分。
(六)高僧像︰高僧像都是佛教歷史中具體人物。其量度無有一定,縱廣不等。一般可以身量為八十四分,而寬廣為九十六分。也可以由畫家任意繪畫比丘形像以舒情意,如梵僧、渡水僧等。
(七)曼荼羅畫︰「曼荼羅」是梵語,義為輪集。古譯作「壇」或「輪壇」。是密宗修行時所供奉的佛像畫。其形式或方或圓。在其中央畫一佛或一菩薩像以為本尊。本尊的上下左右四方以及四隅各畫一菩薩像,形成一俯視的蓮花,其中央蓮台上是本尊,周圍八個蓮瓣上各有一像,總成為中院。在此外周圍又有一層或二層畫諸菩薩或護法諸天像,成為外院。繪畫曼荼羅畫,必須遵照各個本尊的經軌中所規定的儀則,不得改變。如依據《大日經》所繪的胎藏界曼荼羅,根據《金剛頂經》所繪的金剛界曼荼羅,一幅之中層層有眾多佛菩薩,名為「普門曼荼羅」,或「都會曼荼羅」,或「普門會曼荼羅」。其中有以藥師佛、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為中心的比較簡單的曼荼羅,名為「一門曼荼羅」,或「別尊曼荼羅」。如居庸關石刻在其洞券頂上石刻佛畫便是尊勝佛頂曼荼羅畫。修密宗的人持誦顯教經典,如《法華經》、《仁王般若經》等而繪畫成的法華曼荼羅、仁王曼荼羅等,總稱為「經法曼荼羅」。
(八)佛傳圖︰佛傳圖是繪畫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蹟的圖。可以多幅連續表其一生,或選畫其中某一事蹟,如說法圖之類。(中略)
(九)本生圖︰本生圖是繪畫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為菩薩時種種教化眾生事蹟。(中略)
(十)經變圖︰凡將佛經中所敘的故事繪為圖畫,名為經變相。佛傳圖和本生圖也是根據佛經所說的故事而繪畫的,也屬於經變一類。但是因為內容是表達釋迦牟尼佛今生或過去生中的事蹟,所以別為佛傳圖和本生圖。此外專門描繪某一經中一段或全部所說的內容,稱為經變圖。如根據《阿彌陀經》繪畫極樂世界的情況叫作極樂淨土變;根據《觀無量壽經》繪畫韋提希夫人被囚和觀極樂世界十六觀法,叫作觀無量壽佛經變;根據《藥師本願經》繪畫藥師佛淨土情況,叫作藥師經變;根據《彌勒上生經》繪畫彌勒菩薩在兜率天說法,叫做彌勒上生經變;根據《彌勒下生經》繪畫彌勒成佛的情況,叫作彌勒下生經變;根據《華嚴經》所繪毗盧佛說法或華藏世界,或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叫作華嚴經變;根據《維摩經》所謂十大弟子與維摩問答、文殊問疾、天女散花等,叫作維摩經變;根據《法華經》繪畫佛說法相,叫作法華經變;根據《金剛經》繪畫佛說法相,叫作金剛經變;根據《楞伽經》繪畫佛說法相,叫作楞伽經變;根據《法華經》〈普門品〉繪畫觀音普門示現三十二應相,叫作觀音經變;根據《大悲心陀羅尼經》繪畫大悲觀音像,叫作大悲經變;根據《楞嚴經》繪畫二十五圓通相,叫作楞嚴經變。此外繪地獄情狀,叫作地獄變等等。
(十一)故事圖︰根據佛教歷史中所記載的故事,繪畫成圖,叫作故事圖。關於印度佛教史中有阿育王像。中國佛教史的故事,首先是︰攝摩騰取經圖。石勒禮佛圖澄圖,也叫作石勒問道圖,也叫作蕃王禮佛圖,這是古人常畫的。關於東晉時佛教故事有︰支(遁)許(詢)間曠圖、支遁三𮥼圖、慧遠虎溪三笑圖、東林蓮社圖、生公說法圖等。關於南北朝的佛教故事有︰梁武帝翻經圖、梁武帝與志公論法圖、達磨渡江圖、達磨面壁圖、二祖調心圖。關於隋唐的佛教故事有︰隋文帝入佛堂圖、唐‧玄奘取經圖、五祖授衣圖、龐居士圖、丹霞訪龐居士圖、昌黎見大顛圖、李翱訪藥山圖、圓澤三生圖、豐干與寒山拾得天台說問圖。宋代的佛教故事圖有︰贊寧譜竹圖、東坡留玉帶圖等。此外還有畫家遣興之作,如元‧趙孟頫的寫經換茶圖、明‧孫克弘的聽經雞圖、劉廷美的上方遊覽圖、赴璞的石梁飛錫圖等,都是描繪當時的故事。
(十二)山寺圖︰山寺圖是佛畫中的山水畫,以描寫山寺的風景為題。可以根據佛經繪畫與佛教有關的山水,如阿耨達池蓮圖、雪山佛剎圖。但是主要的是繪畫中國有名的,或當時與繪畫家有特別淵源的佛寺風景。古代的山寺圖有白馬寺寶台樣、永業寺佛影堂、靈嘉寺塔樣、天宮寺等。唐宋人所繪有江心寺圖、五台山圖、峨嵋山圖。元人的獅子林圖最有名。又有多寶塔院圖,此外明代人所繪多是一時與寺僧遺贈之作,如金山寺圖、南湖禪舍圖、結庵圖、肇林社圖、治平山寺圖、吉祥庵圖、寒山寺圖、金明寺圖,清人有盤山十六景圖、桃花寺八景圖、棲霞寺圖、會善寺圖、雲棲山寺圖、鎮海寺雪景圖、香山寺圖、雲林寺圖等。
(十三)雜類圖︰雜類圖是畫家不根據經論,只是一時遣興之作。如禪宗主張除破一切名相的執著,稱為掃相,而畫家便畫作大像而一人用掃帚掃之,或用水洗之,題為掃像圖,或洗像圖。又如譏笑比丘的醉僧圖。又如無關具體事實的講經圖、聽法圖、禪會圖、參禪圖、問禪圖、解禪圖、逃禪圖、禮佛圖、托體圖、繡佛圖、三教圖、佛道圖、儒佛圖、貝葉注經圖、竹間持咒圖、貝葉清課圖、宣梵雨花圖、香象皈依圖、羚羊獻花圖,這些都只屬於雜類而已。
(十四)水陸圖︰水陸法會,全名叫作「法界聖凡水陸普渡大齋盛會」,是佛教中最盛大的宗教儀式之一。在舉行水陸法會時,要在殿堂上懸掛種種宗教畫,統稱之為水陸畫。水陸法會的緣起,一般傳說是梁武帝夢中得神僧的啟示,醒後與寶誌禪師研究,創作了儀軌,在金山寺最初舉行。現在水陸畫中還將此故事畫成水陸緣起圖,成為一幅。但就水陸儀軌中所誦咒語都是唐代所譯經咒,絕不能是梁代所撰。水陸法會是由北宋神宗時才盛興起來的,是由唐代密宗的冥道供和梁武帝的「慈悲懺法」綜合組成。
水陸畫並無一定的幅數,最多有二百幅或一二0幅,少即三十二幅或七十二幅。其中分上堂和下堂兩部分。上堂之中有佛像、經典像、菩薩像、緣覺像、聲聞像、各宗祖師像、印度古仙人像、明王像、護法鬼神像、水陸撰作諸大士像。下堂之中有諸天像、山嶽江海諸神像、儒士神仙像、諸種善惡神像、阿修羅像、種種鬼像、閻羅王及鬼卒像、地獄像、畜生像、中陰眾生像、城隍土地像。可以說水陸畫是集釋道畫的大成。下堂畫中諸天和諸神像大部雜有道教畫。每幅的繪法章法雖不一定,人物可分可合,可多可少,但是每幅的畫法都有一定的規矩,而且保持著唐宋的遺法。
◎附五︰陳觀勝著‧古鼎儀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摘譯自《Buddhism in China》)
佛教對中國山水畫的影響
中國山水畫以宋代最出名,而題材方面又以有禪味的最為優美。畫家們將大自然景色繪入作品中,高山流水,樹木川河,無一不表現出心靈之創造與無常的理法,若隱若現,似有還無,這也就是大乘佛教所說的空。正如法國漢學家歌索(Grousset)指出,馬遠的獨釣圖可說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此圖中,漁翁獨坐舟中,四面煙波瀰漫,不見其涯,而湖水亦僅淡淡幾筆,其他部份全是空白,表現出奧妙的禪理。
禪宗主張一切有情眾生皆有佛性。山川走獸,瀑布松風,無一不是佛性之所在。畫家們就嘗試把它表現出來。禪畫家們先於禪定中觀照自然,直至心與境合,下筆時方能自然無礙,有如流水行雲,一揮而就。此中更無半點延擱,畫筆飛快運轉,就恍如自動一般。
由於禪畫家們認為花草中亦有佛性,所以他們竭力畫出花草中的內蘊,而不是表現它們的外表。在高度的凝神之下,畫家與對象合一,然後迅速地過轉到畫紙上。禪畫家喜歡繪竹,因為竹中空外直,象徵佛教「空」之理念。據說,禪畫家若連續繪竹十年,自身的性格亦會如竹一般。不過提筆時他已忘記這一切,但隨靈感而動。
〔參考資料〕 金維諾《中國美術史論集》;《佛教藝術論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20});曉雲《印度藝術》;松本文三郎《印度の佛教美術》;逸見梅榮《印度佛教美術考》;高田修《印度‧南海の佛教美術》;小野玄妙《佛教美術概論》、《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冊〈中央アジア佛教美術〉;小衫一雄《中國佛教美術史の研究》;A.Grunwedel《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J. Ph.Vogel《Buddhist Art in India, Ceylon and Java》。
宋代佛教是指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政權建立之後,就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普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五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在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使佛教逐漸有了發展。其後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不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普度天下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 80)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國家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後來院裡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為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僧人來華獻經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餘人,內廷存新舊梵本達千數百筴,所以這一譯經事業繼續了百餘年。真宗一代(998~1022 )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萬人,比較宋初增加七倍,達到宋初僧尼數額的最高峰,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佔的功德墳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於是寺院經濟富裕,經營長生庫和碾磑、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賑款,開始發度牒徵費。這一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反而影響稅收,這些都使寺院經濟與國家財政的矛盾有增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於篤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雖然不久即恢復原狀,但北宋統治也隨即告終了。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意對佛教的限制。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圖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賴度牒徵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為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於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於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制定一些規模,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餘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為止。綜計前後譯家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 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 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八四部,七五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佔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發達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執政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制了其後的翻譯,以致時常鬧缺乏梵本的饑荒。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的情形。因此儘管譯本裡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什麼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三度編撰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為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間所譯,共計二二二部,四一三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六0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筴、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作三冊),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係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台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0二帙,六一九七卷。景祐時所編新錄稱《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種,共計二十一部,一六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撰述十六部,一九0餘卷。
從五代以來,中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於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為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稱蜀版。所收的以《開元錄》入藏之經為限,共五千餘卷。版片運藏於汴京的印經院,當時新譯各經即陸續刻版加入。後來還添刻新入藏的東土著撰以及《貞元錄》各經,並全部進行了校勘,所以此版的內容時有變化,數量也逐漸增加,最後達到六五三帙,六六二0餘卷。它的印本成為後來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準據。並曾經印贈於高麗、契丹等地,而引起它們的仿刻。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禪等覺院版。此版乃為便利距汴京稍遠的各寺院的需求而發起,元豐初(1078)由禪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到崇寧二年(1103)基本刻成,請得政府允許給予崇寧萬壽大藏的名稱。其後還補刻了一些《貞元錄》經和入藏著述,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六四函,五千八百餘卷(南宋乾道、淳熙間又補刻十餘函)。第三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禪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持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禪版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也是受著東禪版完刻的刺激而發起的。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四八函,約五六八七卷。此版先藏圓覺院,淳祐後移到法寶資福禪寺,因為原來的目錄和版本不大符合,重行編目,還準備補刻五十一函。就因有此一種新的目錄,後人遂誤會另有刻版,而稱之為後思溪本。第五種是平江磧砂延聖禪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南宋‧紹定初(1228)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為提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後即因兵禍漸迫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九一函,六三六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實踐的傾向甚為顯著,故禪淨兩宗最為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禪家五宗內溈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正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為首山省念(926~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歧(袁州)方會(992~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歧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於南方。南宋時,楊歧且進而成為臨濟的正統。方會再傳為五祖法演(﹖~1104),三傳為佛果克勤(圓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竇重顯的著作《頌古百則》加以發揮,成《碧巖錄》一書,為禪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禪,其影響尤為久遠。當時江浙禪寺極盛,各地巨剎有五山十剎之稱,而黃龍、楊歧兩宗後來還遠傳於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佔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竇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創興禪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璉(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三傳的靈隱契嵩(1011~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之說,而釐定禪宗的印度世系為二十八祖,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禪為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禪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闢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等。由於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於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照禪,與看話禪並行。又丹霞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又在禪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宋代也相當流行。天台宗則更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於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贊寧(911~1001)有律虎之稱,很受帝室的推崇。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註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系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台宗,後即採取台宗之說以講律,也註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他對於《行事鈔》的著書稱《資持記》,就一些行儀如繞佛左右、衣制長短等都有不同的見解,於是別成資持宗。後來此宗獨盛,傳承不絕,並東傳於日本。宋末寶祐六年(1258)臨安明慶聞思律師還請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記文入藏印行。
賢首宗學說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溝通《圓覺》、《起信》的理論,著名人物有長水子璿(﹖~1038)。他的師承不明,嘗從琅琊慧覺(傳臨濟宗汾陽善昭的禪法)學禪法,受到慧覺的啟示,乃努力重興華嚴宗,因之帶有教禪一致的意味。其門下有晉水淨源(1011~1088),他雖然曾受學《華嚴經》於五台承遷和橫潮明覃,但由於子璿的影響,推崇《起信》,以為從杜順以來即或明或暗地引據《起信》而立觀門,所以他在華嚴宗的傳承上主張立馬鳴為初祖,而構成北宗七祖之說。其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學於淨源之門,後從高麗送回好多《華嚴經》的章疏,大大幫助了華嚴宗的復興。到南宋時,淨源的三傳弟子有師會,註解了《一乘教義分齊章》,嚴格處理同教別教問題,而以恢復智儼、法藏的古義為言,他還批評了其前道亭和同時觀復對於教判的說法。他的弟子希迪,頗能發揮其說。後人即並稱他們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義和請准華嚴宗著述編入大藏,他又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華嚴義學在南宋一代始終活躍。
慈恩宗入宋以來的傳承不明,但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繼倫等。在譯場的執事也多能講諸論。《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聖四年(1026)並編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龍興寺守千(1064~1143)為一大家,他嘗校勘道倫的《瑜伽師地論記》刊版流通。
天台宗經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向高麗求得重要著述而復興,入宋以來的傳承,從義寂(919~987)、義通(927~988)到慈雲遵式(964~1032)、四明知禮(960~1028)益趨興盛。遵式嘗於乾興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懺,並請得天台教典入藏(天聖四年編入),一宗的勢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為重心。與四屆瞑時而屬於義寂同門慈光志因的一系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頃)。源清傳梵天慶昭(963~1017)、孤山智圓(976~1022)等,他們受了賢首、慈恩學說的影響,只信智顗《金光明經玄義》的略本為真作,而主張觀心法門應該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為觀察的對象,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說。這些主張都為相信《玄義》廣本為真、專說妄心觀的知禮所反對。知禮曾以七年的長時間和晤恩、智圓等往復辯難,意見終於不能一致,而分裂為兩派,知禮等稱為山家,即稱晤恩等為山外。其後,知禮還闡明別教有但理(即真如)隨緣,與圓教的性具隨緣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說,以致引起門下仁岳(﹖~1064)和慶昭門下永嘉繼齊等的異議。最後,仁岳和知禮法孫從義(1042~1091)都反對山家之說,而有後山外一派(亦稱雜傳派)。不過知禮門下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繼續發揮師說,影響甚大,終至以山家之說代表天台一家,而盛行於南宋之世。廣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曉(1151~1214)、志磐(1253前後)。志磐以著《佛祖統紀》而著名。神照系有有嚴(1021~ 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雲(1088~1158)。法雲著作《翻譯名義集》。宋代天台宗義也前後好幾次對日本的台宗給予影響。
由於禪宗排斥天台法統二十四祖之說,兩宗中間久已存在了一些矛盾見解。末後徽宗時(1101~1125)沙門清覺據杭州白雲庵創立新教,稱白雲宗,即用天台之說排斥禪宗。此宗後來雖然備受禪宗的反對,但勢力仍存。
律、賢、台等宗在修習方面,本來各有其觀行法門,但宋代很多宗師常聯繫淨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這就幫助了一般淨土宗的傳播。天台宗對淨土的關係尤見密切,從知禮起就很重視智的《觀經疏》,而用本宗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組織淨土教,並還結念佛淨社,集道俗近千人。其次遵式則重視《淨土十疑論》,而採用天親《往生論》的五念門,並參以懺願儀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淨業會。此外,智圓同樣地闡揚《觀經疏》。各人門下的傳播也很廣,如知禮門下的本如即繼遵式之後結白蓮社以弘揚淨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響,以觀心與念佛並重,而視同定慧之學,與持戒並為實踐法門,其門下用欽跟著弘傳。南宋初,天台學者道因,曾一度評破其說,但其門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華嚴宗因有普賢行願求生西方的典據,開始淨源即主張修習淨土,後來義和提倡華嚴念佛三昧,也盛讚往生法門,但未能繼續發展。另外,禪宗當雲門盛時,像天衣義懷、照圓宗本、長蘆宗賾等,都是禪淨雙修,而約集蓮華等會。到南宋時,臨濟代興,對這方面卻無何進展。
至於純粹的淨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廬山蓮社故事,在杭州西湖結淨行社,集合僧俗千餘人,提倡念佛。後來由於各宗都傾向修行淨土的推動,各地結社集會益多,有些寺院還建築了彌陀閣、十六觀堂專供念佛修行的場所,就越加推廣淨土信仰於民間,而成為風俗。特別是一些居士也相隨提倡,如馮揖之發起繫念淨土會,張輪之發起白蓮社等,於是淨土法門逐漸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編《樂邦文類》裡,即以蓮社為專宗,和禪、教、律並稱,還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上承慧遠為淨土教的歷代祖師。其後志磐更改定為七祖(從慧遠而下為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一直為後世所沿用。又在淨土信仰發展的中間,有關淨土的《往生傳》類也陸續傳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這類著作,即於其中可見出淨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實,這也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個特點。
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其初,一些儒家學者仍舊用傳統的倫理觀點,對佛教著文排斥,如孫復的《儒辱》、石介的《怪說》、李覯的《潛書》、歐陽修的《本論》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對於此等攻擊卻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作《輔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說儒佛兩者都教人為善,有相資善世之用。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儒者間也出現了調和之說。如張商英、李綱等,都以為佛與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廢。另一方面,由於禪宗的實踐趨向於簡易,理論典據又集中在有限的幾部經論,如《華嚴》、《楞嚴》、《圓覺》、《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時也牽合到儒家的經典《中庸》來作解釋,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終至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和佛教相抗衡,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
在理學的代表人物裡,或則和禪師們有關係(如周濂溪、謝上蔡之和東林常總等往還),或則對禪家思想有深刻研究(如程明道出入於老釋數十年,朱晦庵喜讀大慧等語錄),他們受到禪宗的影響都很顯然。因之為理學中心的程朱一派,對宇宙本體的方面,用無極、太極以及理氣等來作解釋,就和禪家經常提到的由真如生滅兩門生一切法的說法相通。他們談到人生問題,強調心性和天理,又推崇性善,以為人心本來具備倫理道德的標準,甚至借用佛教中自家寶藏的成語,這些也都和禪家的真心、性德說法有其淵源。至於在修養上,主張定性、居敬等等,也多少採用禪家的直指人心以及常惺惺的提撕精神。不過他們始終不滿意於禪宗的頓悟、偏空,不能踏實窮理,又廢除人事而陷於拘拘生死的自私。推究到性理方面,他們也批評了禪宗之以作用為性,而忽視了規範的天理意義。另外,陸象山一派創倡心學,以尊德性為主,和禪宗的思想更加接近,但依舊非難佛家之偏於出世。後人也看出他們這樣的態度是陽儒而陰釋。實際在當時,儒佛兩家所維護的都偏於當政者的方面,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會有種種相通之點,是無怪其然的。
宋代佛教的發展也影響於國外的佛教界。如高麗,從五代以來常有禪師來華受學各宗禪法,歸國開山。宋‧元豐末(1085)更有教家義天入宋,從汴京覺嚴寺有嚴、杭州大中祥符寺淨源、從竦等學華嚴宗、天台宗,帶回去章疏三千餘卷,後編錄刻入續藏經。他在高麗,宏傳華嚴宗而外,還大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時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僅奝然、寂昭、成尋等三數人。他們多為巡禮聖跡,到過天台、五台等地。(漢字碼54439)然還接受了宋帝贈送日本的新刻大藏經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攜歸,近年在像中還發現了當時裝藏的各種寶貴文物。成尋也帶去宋代新譯和著述的印本。這些都豐富了日本佛教文化的內容。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驟繁,日僧入宋的極多,現在可以指數的幾達百人,宋代禪宗和律宗即藉以弘傳於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覺阿、金慶入宋參靈隱慧遠禪師,歸國談禪,引起日本佛教界極大注意。其後榮西於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學禪於天台萬年寺懷敞禪師,師事五年,得了印可,回國提倡,因有臨濟寺的創立。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隨其師明全於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歷遊天台、徑山等處,從天童長翁如淨得法而歸,創曹洞宗。自後日僧來宋問禪者還很多,宋僧蘭溪道隆也去日傳授禪法,一時達於極盛。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鑒真律師傳入,後漸衰微,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日僧俊芿入宋,從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傳)學律三年,又學禪,學天台,一共在宋十年,歸創泉湧寺,大傳律學。又有淨業,於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鐵翁學律,在宋十四年,歸創戒光寺傳律,與泉湧寺並峙。其後俊芿一系仍有入宋習律的,使宋代律學發生的影響益深。此外,宋代佛教也傳播於回鶻、西夏等少數民族地區,佛經且轉譯為回鶻文和西夏文。
宋代的佛教文學、藝術也很有特色。當時禪宗盛行,各家都有語錄,運用接近口語的文字記載,在體裁上別創新格,而影響到一般文學。特別是儒者的說理記錄,也時常模仿它。還有俗講變文一向在流行,並演變為唱曲,遭到國家法令的禁止,但俗文學中評話、小說及唱講詞本都已受其影響而益加發展了。在佛教藝術方面,塑像技巧,顯著提高,而以寫實見長,形像亦端嚴優美,能刻畫性格。遺存的代表作品有麥積山石窟中供養人像、長清靈嚴寺羅漢像、太湖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等。石刻比較稀見,但如杭州南山區飛來峰諸刻,又四川大足寶頂摩崖各像,都極生動精緻,技巧也很洗練。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為常見,僅江西一省遺構即不下十處(如浮梁西塔寺塔為宋初建築,安遠無為塔為南宋建築等)。又仁宗皇祐初(1049),開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舍利,其塔連基高二十餘丈,用褐色琉璃結構,有鐵塔之稱,尤為特出。在繪畫方面,則發揮宋畫寫實之長,多畫觀音、羅漢、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賈師古等。僧人以佛畫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呂澂)
〔參考資料〕 《中國佛教史》(下)、《宋代佛教史研究》(《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5}、{47});《中國佛教史論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小笠原宣秀《宋代佛教史の研究》;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常盤大定《支那偺於け詻佛教衹儒教道教》。
日本淨土宗第三祖。俗姓藤原。號然阿。石見國(島根縣)那賀郡三隅庄人。建曆元年(1211),從學於出雲國(島根縣)鰐淵寺信暹。建保二年(1214)出家受戒。後隨圓信、信暹究天台、俱舍,從密藏受真言大法。未幾遊南都,就勝願院良遍學法相及諸家章疏。又訪榮朝、道元等人問禪要,再從泉涌寺俊芿習律。
貞永元年(1232)回鄉,於多陀寺修不斷念佛。嘉禎二年(1236),訪筑後國(福岡縣)上妻天福寺辨長,受淨土祕要。後歷遊諸國,致力於傳教與著述。嘗蒙後嵯峨上皇敕 召,進講淨土三部經,賜號「香衣上人」。復受後宇多天皇召見,於宮中講宗要,並授命戒師,賜以紫衣。弘安十年示寂,享年八十九。永仁元年(1293),敕諡「記主禪師」。
師繼鎮西派開祖辨長正統,大成淨土宗教學。復於關東開創多所寺院,宗風大盛。門人頗多,其中由良曉(白旗流)、性心(藤田流)、尊觀(名越流)、道光(三條流)、禮阿(一條流)、慈心(木幡流)所創之門流,稱為記主門下六流。著作頗豐,有《選擇傳弘決疑鈔》五卷、《徹選擇抄》二卷、《淨土宗要集》五卷、《觀經四帖疏傳通記》十五卷、《淨土大意鈔》一卷等。
〔參考資料〕 《然阿上人傳》;《授手印決答受決鈔》卷一;《淨土三國佛祖傳集》卷下;《淨土血脈論》卷下;《東國高僧傳》卷九。
南北朝時,南梁之第一代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廟號高祖,諡武帝。南蘭陵中都里人(今江蘇武進)。原為南齊王族,曾為齊竟陵王蕭子良門客,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人並遊,號稱八友。齊和帝即位(501)後,官都督中外諸軍事,同年又進位相國,封爵梁公,又進梁王。翌年代齊,建立梁朝。太清三年卒,世壽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早年信奉道教,與陶弘景關係密切。即帝位(502)後,遇國家征討大事,常遣使諮詢於陶。天監三年(504)下詔捨事道法,宣佈佛教為國教,此後,嘗四次捨身佛寺,並常設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又立十無盡藏。相傳曾詔見菩提達磨詢問禪要,又親受菩薩戒,法名冠達。此外,並廣建寺塔。僅首都建康(今南京)一處即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人,呈現南朝佛教的極盛時代。
帝不僅篤信佛法,亦為神不滅論的鼓吹者。平素謹守戒律,日僅一食,食止一蔬,世稱皇帝大菩薩。所撰有關佛教之著述甚多,主要作品有︰《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大品注解》、《三慧經講疏》、《淨名經義記》、《制旨大集經講疏》、《發般若經題論義並問答》等書。
◎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三章(摘錄)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武帝原在竟陵王門下,自早與僧人有接觸。其佛教之信仰與其在雞籠山西邸,有重大之關係。蓋武帝一系恐原係道教世家。其〈捨道歸佛文〉有曰︰「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隋書》〈經籍志〉道經部有云︰「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獨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海邊之際,信之踰甚。」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當由家世之薰染。而中年之改奉佛,當由其在竟陵門下與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遊,而漸有改變也。
武帝,一熱烈之佛教信徒也。即皇帝位三年乃捨道歸佛,其願文有曰︰「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其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在位四十八年,幾可謂為以佛化治國。徵扶南僧人僧伽婆羅於壽光殿等處譯經。初翻經日,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禮接甚厚,引為家僧。又有扶南僧曼陀羅,亦被敕共翻經。又曾遣僧詣外國尋禪經。而天竺沙門真諦,亦聞蕭主之名,遠來揚都。帝造金銀銅像甚多。如造丈八銅像置光宅寺,敕僧祐督造剡溪大石像。建愛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脫、開善諸寺。而尤以同泰寺為最偉大。常設大會,數次捨身,立十無盡藏。於禪定至為重視,搜尋學者,集於揚都。於僧人戒律,甚為注意,嘗親受菩薩戒。法名冠達。敕抄撰戒律。因重僧律,命法超為都邑僧正。以律繁廣,撰《出要律儀》十四卷,通下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解,敕法超講律,帝親受戒規。又因僧尼未調習,帝欲自為白衣僧正,經智藏之斥阻而止。自漢以來,僧徒因許食三淨肉,未普斷殺,帝乃依《涅槃》〈四相品〉等經文,制斷酒肉。言不得著革屣,並與周捨論斷肉。言「白衣食肉不免地獄」,故在位宗廟薦饈用蔬果。慎刑獄,常行大赦。天監中便血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蔬。作〈淨業賦〉,其旨與蕭子良之《淨住子》相同。自謂並遠房室,不服醫藥四十餘年。其〈斷酒肉文〉有曰︰「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蓋其弘法,似阿輸迦,而且或以之自比也。
武帝治國,並敦儒術。其下詔置五經博士有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成行立。魏晉浮蕩,儒教衰竭,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提倡佛法,亦往往參合儒教,其議論佛理,亦常引及儒書。承江南習俗,特重親喪。《歷代三寶紀》卷十一云︰「常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以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武帝嘗作〈孝思賦〉,其序有曰︰「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而其〈淨業賦序〉有曰︰「乃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故武帝信佛之動機,實雜以儒家之禮教也。
武帝雖為宗教實行家。但究本文人,染當世學術之風氣。於佛教特重義學。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經籍。其學問宗旨,在《般若》、《涅槃》。曾作《義記》數百卷,躬自講說。實染清談之風。又自講《老》、《莊》、《周易》,故其佛學之性質,仍不脫玄學。《顏氏家訓》〈勉學篇〉論玄風曰︰「洎乎梁氏,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按,梁時佛教常微有華而不實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而僧人亦有名士風味,乏篤實之精神。唐‧道宣論梁代佛教,頗多微詞。如曰「每日敷化,但豎玄章。不睹論文,終於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又謂梁世僧人但「慧解是長,儀範多雜。」又云「於時佛化雖隆,多遊慧辯,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其時佛徒習尚之浮華,蓋可知矣。
當時風俗柔靡浮虛,不求實際。不但三玄復盛,佛子亦乏剛健樸質之精神。國勢外像安定內實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國殺身。史言帝困於侯景,齋戒不廢。卒時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遂殂。夫淨居為戒行之名,蜜食為佛徒醫物之一。武帝誠可謂身殉其教也。但世人每以侯景之亂,專歸咎於佛法。實則國力之衰,首由於風尚之文弱浮華。而當時政事學術以及佛教無不有浮弱之表現。專罪佛法,實因果倒置,非能觀事變之全體也。《顏氏家訓》〈涉務篇〉敘其時士大夫之風氣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寬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車,下車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刻之。及侯景之亂,膚脫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
庾子山〈哀江南賦〉敘梁時之情況曰︰「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顏之推、庾子山均有心人,述其耳聞目擊,自不謬也。
然南朝佛教勢力之推廣,至梁武帝可謂至極。蓋以外象言之,其時京師寺剎,多至七百。而同泰寺之壯麗,愛敬寺之莊嚴,剡溪石像之偉大,前此未有。以僧眾言之,則名僧眾多,縉豪歸附。講筵如巿,聽者如林。宮內華林園為講經之所。宮外同泰寺為帝王捨身之區。中大通元年,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會者五萬餘人。京外西極岷蜀,東至會稽,南至廣州,同弘佛法。至若佛經浩瀚,已至整理之時。故武帝三次敕編目錄。卷帙既多,為初學便利計,常有纂集。僧尼傳記,亦頗多撰述。至若思想,則尤義計繁興,學人成群。三論、成實,對立代起。涅槃、華嚴,影響深入。僧人之威力更出帝王之上。武帝為之給使洗濯煩穢。稍有不洽,則可上正殿踞法座抗議。是以本期佛教勢力之擴張,至此已造極峰也。梁‧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中別立三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及法身義,並有新意。簡文帝崇信亦甚,其所著作,旨多弘法。元帝更深崇信,法華、成實,常自敷揚。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惟武帝諸子,亦均文士,其信仰之性質,略同迺父。而國家不寧,亦無何新發展也。
〔參考資料〕 《梁書》卷一~卷三〈武帝本紀〉;《南史》卷六、卷七〈武帝本紀〉;《高僧傳》卷八〈寶亮傳〉、卷十〈保誌傳〉;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方立天《中國佛教研究》;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道端良秀《中國佛教思想史の研究》。
日本臨濟宗僧。伊勢國(三重縣)人,俗姓源。道號夢窗,初諱智曤,後改為疎石。九歲入教院當童子,十八歲從慈觀受戒,學顯密教。後又師事建仁寺無隱圓範、建長寺桃溪德悟、一山一寧諸禪師,又隨鎌倉萬壽寺高峰顯日參究。至嘉元三年(1305)五月悟解禪旨。同年冬天再從高峰習學,受傳佛心印。後隱棲甲斐(山梨縣)龍山庵、美濃(岐阜縣)古溪庵(即永保寺)、土佐(高知縣)吸江庵等處,復應北條貞時夫人覺海尼之請,前往鎌倉,庵居於三浦半島橫洲泊船庵。道譽日高,後醍醐天皇曾招請師入宮講佛心宗。此後,師住南禪寺數年,在伊勢開創善應寺,又應北條高時之請住淨智寺、圓覺寺。嘗進言設置安國寺、利生塔、天龍寺,後更致力於臨川寺、天龍寺宣揚日本式禪風,門徒蝟集,多達萬人,成為一大門派,稱為夢窗派(一稱嵯峨門派)。形成日本禪宗之黃金時代。
師於正平六年圓寂。天皇至為哀悼,為之停止朝政。且在後醍醐天皇之後,蒙受七朝代之賜號,故被尊稱為七朝國師。遺著有《夢窗錄》、《夢窗法話》、《谷響集》、《夢中問答》、《西山夜話》等。又,舉世聞名之日本庭園係由師所創始,而五山文學之倡行,受師之影響亦極大。
◎附一︰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夢窗國師及其門徒〉(摘錄自《日本佛教史綱》第三期第二十章)
京都的禪宗由聖一、大應二位國師的力量得以盛行起來,然而使它達到極盛時期的卻是天龍寺的第一代祖夢窗國師。國師名疎石,是宇多天皇的九世孫,生於伊勢(在今三重)的源氏。自幼喪母,離家隨從甲斐(今山梨)平鹽山的空阿法師。十八歲剃髮,在南都戒壇院拜慈觀律師為師受戒,後來周遊各地,學顯密二教。因他認識到佛的旨意遠非學習所能理解,乃改換門庭到建仁寺隨無隱禪師參禪。不久以後,夢窗依次侍奉無及、葦航、桃溪及一山諸位著名禪師,最後在萬壽寺從高峰禪師受傳佛心印。他離開此地,雲遊各地達十餘年,這期間他所興建的精舍有甲斐的淨居寺、龍山寺,美濃(在今岐阜)的虎溪寺、土佐(今高知)的吸江寺、相模的泊船寺、總(在今茨城、千葉一帶)的退耕寺等。後醍醐天皇聽到夢窗國師的道譽,敕請他入皇宮,特賜錦座,讓講佛心宗。此後夢窗住南禪寺數年,在伊勢開創善應寺,又應北條高時之請往相模住淨智寺,開創瑞泉寺,暫管圓覺寺,到甲斐建立慧林寺。
元弘三年(南朝,1333),後醍醐天皇敕命足利直義讓夢窗國師入京,創建臨川寺,讓他做第一代祖,特賜以國師稱號。他再次經管南禪寺。曆應二年(北朝,1339),他應攝津太守藤原親秀的邀請,住西方寺(後改為西芳寺),同年八月,足利尊氏奉光明天皇(北朝,1336~1348)之詔,開創天龍寺為後醍醐天皇追荐冥福,請夢窗國師做此寺的第一代祖。興國三年(南朝,1342),夢窗為了到中國募捐資財,發出船舶,世稱「天龍寺船」。貞和元年(北朝,1345),太上上皇親臨天龍寺慶祝落成,百官相隨。在此之前,阿波太守細川賴春建立了補陀寺,高師直又建立了真如寺,都請夢窗做第一代祖。以後,他把天龍寺的席位讓給高徒無極,自己則退居雲居庵養老。天皇敕請他入宮加賜「正覺」之號。他再次主管天龍寺,後退居三會院,在九月二十九日圓寂,年七十六歲。天皇為之震悼,為之停止朝政。他在後醍醐天皇以後,共受過七個朝代的賜號。門徒有無極、碧潭、義堂、春屋、默翁、鐵舟、不遷、大法、絕海、無求等,共七十餘人。
◎附二︰施照寰〈天龍之悟〉(摘錄自《禪與悟》)
據《夢窗國師年譜》記載︰「師族勢州源氏,宇多天皇九世孫也,母平氏,願生男子,嘗禱觀音,一夕夢金色光一道西來入口,覺而有身,經十二月方誕,而母無所惱。」就中「勢州源氏」,荻須純道的《夢窗、大燈》有更詳細的記載︰「夢窗國師誕生於一二七五年,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乙亥十一月一日,在伊勢國安濃郡,父為伊勢源氏(宇多天皇九世孫)。」準此,夢窗國師確是宇多天皇九世孫的後裔。又據記載,弘安元年戊寅(1278),母方的一族發生紛爭,父乃將家移到甲斐避難。是年八月,母不幸逝世,時國師僅四歲。國師自幼受母薰染,信仰佛教。四歲時,凡見佛像必敬拜,並能誦佛經,亦能記下一些文字,一般人見其如此聰慧,都說︰「此兒猶如再世人,將來必歸釋氏。」年歲稍長,有一日脫口說道︰「旃檀香自二葉」,而表露出非凡的靈智。
國師資性溫粹,不喜歡與鄰居群兒遊戲,偏愛取筆書寫,與人無諍,一舉一動全和一般常兒迥異。荻須純道氏評讚國師的為人是︰「其為人,猶如成人之旭日,猶磨就之珠玉,以天下大宗匠之慧光照亮昏迷之欲世。」父見夢窗所表現皆非凡,便有意令他出家。弘安六年(1283)九歲時,父親把他帶到附近的平鹽山寺,依真言宗空阿大德出家。空阿愛其非凡之才,不只教他誦讀內典佛經,亦教他讀習中國的孔孟老莊諸外典。而他竟具有過目成誦之才,因此自小就被譽為神童。母親喪後,在七週忌日時(十歲),他就能自動為亡母誦《法華經》,達七日之久。母亡後父又納繼室,夢窗事繼母至誠,繼母亦愛如親生。於平鹽山寺出家後,每十日必回家向雙親請安,繼母每見他來,亦必以盛餐款待,而國師則每見盛餐,亦必招鄰近群兒共食。某日,至鄰家,正逢該家一族人和樂共進美餐,但見僕輩們卻在廚下啃嚥粗疏飲食。當下不滿之情、不平之色立刻湧於臉上。在其童心裏,就惻隱地發誓道︰「我將來若用奴僕必使其飲事與我平等」,據說後來果然實踐了此一心願。
伏見天皇正應元年戊子,夢窗十四歲,對人生問題已有很深刻的認識,曾經畫了一幅「九想圖」掛在牆壁上,常作凝視觀想。觀想到入神時,周視自己的軀身,無非是髑骨,觀察他人亦如死屍,乃至見靚粧脂粉,都無非是膨脹爛壞之肉,於是他豁然領會到色身如空華,而自願遠離俗塵,專門修持佛道,常在樹下石上或窮靜閑處,獨坐澄心,諸人見此僅十四歲大的小孩就能自發精進佛道之心,無不奇訝讚歎。正應五年(1292),國師十八歲,薙髮到東大寺戒壇受戒,受戒後不久便很快成了一位大僧。永仁元年(1293),為了學密教特往「天台」(日本的)聽講,但就在這時夢窗的心境又起了一大變化,就是見天台的講師得病茫然死去,臨終時也沒有什麼特異的現象,國師暗忖︰這位講師平生多聞博學,但一旦死期臨頭時,卻不能用一字一句來解脫其臨終之苦。因此發覺到佛法之旨,並不在於義理和機智。有人告訴他有禪宗,該宗宗旨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不依經典書籍,而依釋尊以心傳心一脈相承;於是又暗忖自己是否應該參學禪宗。可是他又猶豫著,不能馬上決定,於是遂在密教道場,作「結界」祈禱,祈求本尊有所啟示。
國師發願祈禱百日,在剩下最後三日的一天夜間,於夢中恍然出現一位怪人,引國師至一禪剎,四周山林奇特,殿宇莊嚴,但寺門緊閉不見任何人。國師問該怪人此寺何名,答曰「疎山」,後又導引到另外一座寺,問寺名,答曰「石頭」。而後寺比前寺更加倍莊嚴輝煌,內有一長者引國師入寢堂,一會兒,那怪人站在長者面前,謂「此僧特來求聖像,願和尚與之」,長老聞之,便拿出一軸來交給國師,國師展開一看,原來是達磨的半身像,國師大喜,立刻收入懷中。這時突然夢醒。由於此一怪夢,國師自覺到與禪宗必有緣。便取夢中之「疎山」與「石頭」的各一字,將原名「智曜」改為「疎石」,又此是夢緣而得,故取號為「夢窗」。
於是永仁二年(1294)國師便改衣,由真言宗(註︰日本特有的宗名)轉為禪宗,往紀伊的西芳寺參法燈國師(時夢窗二十歲)。經過京都,遇到了舊知德照禪僧,德照對夢窗說,禪和子應先在叢林中學會一切規矩,而後入深山巖崖參訪佛法。國師聽其言,便先在京都建仁寺掛搭,不離坐禪之席位,兀坐而廢寢忘食,且誓不看文字,對禪錄亦乘閑過目而已。
永仁四年(1296)入圓覺寺桃溪禪師會下,是年癡鈍禪師住持建長寺,桃溪便推舉夢窗參隨癡鈍,癡鈍入寺時,無一人出來問禪,唯夢窗遽然出來問話,眾僧皆驚歎。在桃溪會下時,有一僧要回京都,桃溪和尚賦一偈送行,夢窗見偈,和韻成了一偈「來後萬水千山外,又向千山萬水歸,這回別有真消息,風攬谿林落葉飛」,佛燈國師聞此偈,稱讚說︰「斯僧雖是後生,有此伶俐才,將來不可測!」永仁五年,又赴京都隨侍無隱禪師,八個月的某日,往鎌倉,會見了剛從元朝派來做節度使的一山禪師,初會面,一山見夢窗便知是一大器,甚喜。國內的衲僧皆慕一山禪師之風而至,並分為上中下三等,數千僧眾在方丈室應試,結果,上等有二人,夢窗佔其一。不久入擇木寮隨侍一山,參問了諸家宗師的語錄及其差別旨趣,因此,日日夜夜密練精修(時二十五歲)。
本來,夢窗認為佛法即是在諸祖師的言句上,因此,他在言句方面下了許多工夫。但有一日卻又豁然了知執著言句話頭是錯誤的,慨然地說︰「我剛出教門入禪門,已閱歷了十年,其間,漁獵了諸宗許多的言句。古人有云︰諸經典猶如指月之標,引導往真理之道而已,並非就是真理。若如是,則諸祖師的言句亦只不過是敲門之瓦,除此,便毫無作用,以前自己竟捨去有益的指標,而執取無益的瓦片,真是愚不可及!」於是把一向在諸師會下參禪時所寫的大冊小冊問答、著語之類的抄本全部付之一炬,然後整裝上方丈室禮拜一山,悲壯地咨問︰「某甲己事未明,請師直指。」一山和尚冷嚴地答︰「我宗無言句,亦無一法與人。」夢窗再三求,曰︰「更請和尚慈悲方便。」一山更嚴峻地答︰「亦無方便,亦無慈悲。」夢窗悵然而出,自後每入方丈室,必作這一參問,一山禪師亦每每對答「亦無方便,亦無慈悲」。夢窗始終不能契應一山和尚的大慈大悲撤悃指示的機緣,暗忖道︰「若以向上之宗乘來論,則和尚之示固然有效,但吾今確未悟入,故只有問初入之方便之門,不料斯老一直以向上宗乘之法來接化吾,言對既不投,無法細問,長此下去,焉能解決疑難﹖」無可奈何之下嚥淚辭去了一山的門下,往鎌倉的萬壽寺叩參佛國國師,這是他數年前所期待參拜的。
來到萬壽寺,入室請佛國和尚提撕。佛國曰︰「試舉一山和尚所示處來看。」夢窗告以一山屢次示曰「吾宗無言句,亦無一法與人」,以及「亦無慈悲,亦無方便」,佛國聽罷,高聲道︰「一山和尚洩漏豈太少﹖」言下夢窗突有省,但後來與佛國問答,又往往停滯於機辯,每為佛國叱責。玉村竹二教授說︰「國師對禪宗的修業,始終抱一滯癖,為一山禪師所責是此毛病,被佛國所叱亦是此一毛病」。夢窗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佛國,卻遭到佛國國師無情的痛棒,這給殷殷鑽求的夢窗,實是一大打擊,乃對佛國發誓︰「吾若不到大休歇之地,絕不復歸見和尚。」便辭去了佛國,應道友之招,至奧州的白鳥鄉(日本的地名)。
嘉元二年(1304),又棄此地入內草山,拿出《圓悟心要》、《大慧書》、《林間錄》三部警策的書放在案上,但一轉念,想及告別佛國時,佛國國師對他說的「若挾執佛法,便成了悟入之障」等語,乃將這僅有的三書分贈他人。為了使自己能消除這一拘泥於言句之癖,便斷絕了與所有人之交往,日以繼夜專與大自然界做靜默的問答,一夕坐爐邊,忽見爐裏火焰離薪燃燒,火光如閃電;瞬間胸中廓朗,又見日光射窗前叢竹,竹影隨風搖動,由此景,夢窗又自覺到日用的事事,不可有一滯窒,才可自如行動。自以為有此一覺省,頗值安慰,高興間卻又覺悟了受外界的自然景物的刺戟而起心動念,這仍然不是達到真正斷絕言詮的境界,乃向佛前發誓︰「願盡心力,寤寐恒一,憶忘如一。」
嘉元三年(1305)二月,出內草又擬往鎌倉,途經常陸的臼庭,想在該地接待庵小住。該庵的檀越比佐居士即請他留住分庵,起初,夢窗極力婉拒,但忽憶起在佛國會下所得的教訓,於是又作一次反省︰執著於諾否,亦無非是陷在言詮的世界中,去留應隨機緣才是,應留則留,應止則止,不應有所堅持;乃就應了比佐居士之請住到分庵。萬想不到,留住分庵竟使夢窗的心境,獲得莫大的利益!在分庵,日常生活一切委任比佐居士而專心一意修持,坐臥隨順本性,摒除一切言句,或在樹下,或在閑處獨坐澄心。
是年五月末,坐庭前樹下納涼,心中無牽無掛,不知不覺至深更,入庵房欲睡,上床之時,誤認無牆壁之處為牆壁,糊里糊塗把身子靠了過去,不料卻跌了下來,在傾倒的一剎那,不覺失笑出聲,就此豁然大悟了。身心開朗之餘,脫口作了一偈︰「多年掘地覓青天,添得重重礙膺物;一夜暗中颺碌甎,等閑擊碎虛空骨。」此偈起承二句,無限感概這許多年來,違背了稟性,懵懂鑽求幾經迂迴曲折,後二句是表現終於冰解了累積的疑團,心眼燦爛如明月,一時爍破了佛祖的玄機。又作了一頌云︰「西秦東魯,信息相通,蛇吞鼈鼻,虎咬大蟲。」秦在西,魯在東,東西相隔,音息互不通,在秦不知魯事,在魯不知秦事,但如果想知秦事,必往西行,若往東行,則越行東西距離越大,永不能到達秦地!但有朝一日,東西信息相通了,西秦事即東魯事,東魯事即是西秦事,則既不需往西亦不必往東,就立足處便可獲得東西信息了。蛇即是鼈鼻,虎即是大蟲。秦魯信息既相通了,同一物同一事,物外無物,事外無事,哪裏還有什麼蛇與鼈鼻之分,虎與大蟲之別呢﹖既無分無別,任蛇去吞鼈鼻,任虎咬大蟲,無傷無害!
且說夢窗國師心眼洞明了之後,在該年十月便往鎌倉淨智寺重會佛國和尚,呈上自己之所見,機智密契,佛國大為稱讚,立刻為他印證云︰「西來之密意,汝今已得,必善自護持!」時夢窗年三十一歲。與佛國國師重會時的對話,《年譜》的記載是︰
「冬十月出臼庭到相陽,時佛國國師住淨智寺,遂再往參禮,欲呈所見。佛國纔見來便問︰『古人云入山不深,見地不脫。吾聞侍者(夢窗在佛國會下之時為佛國侍者)入山已深,未審見地脫也未﹖』答云︰『本無見地,論甚脫不脫。』佛國又曰︰『尋常向甚處行履﹖』答︰『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國曰︰『天地未分時,殘照在何處﹖』夢窗呵呵大笑。國曰︰『笑裏有刀,是殺人抑是活人﹖』答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國曰︰『恁麼賊入空城﹖』答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國曰︰『春風未到,聻!』答云︰『花開不假春力。』國深頷之。師卻反問國云︰『適來許多問答,即今歸何處﹖』國便起身問訊,師亦下去。翌日又詣方丈室,國曰︰『昨日老僧起立問訊時,何不推倒﹖』師云︰『和尚自倒了也。』國呵呵大笑。」
受佛國國師印證之後,夢窗歸省甲斐的父母,歸省中,甲州莊的城主,為國師在常牧山創建了淨居寺。國師在淨居,檀信越來越多,四方禪侶聞風而來參學的也日來日多。翌年,往萬壽寺請印證師──佛國的肖像,並求題贊,佛國國師提筆即書「脫體無依,坐斷寰宇。黑漆竹篦,號令佛祖。石侍者橫點首,轉圓石於千仞,付鈯斧於兩手。」國師見贊,指「鈯斧」兩字對佛國說道︰「好兒不受爺財。」佛國問︰「如何是自受用底﹖」出其不意,夢窗便給了佛國一個巴掌,佛國挨打,呵呵大笑,並即令使者從內拿出佛光(佛國之師)祖師相傳下來的法衣,授與夢窗,作為傳法的信物。於是夢窗暫時留在佛國的會下助教。延慶二年(1309)在會下受人誣告陷害,便離去,返甲斐。後來又出來,住持了幾個地方。到正中二年(1325)八月就上京入宮為後醍醐天皇說法,而先後做了七代帝王之師(七代是後醍醐、光明、光嚴、後光嚴、後圓融、後花園、後土御門等帝)。在宮中說法以來便一直在京,後來又住持了日本著名的南禪寺、天龍寺等諸大寺接化度眾,甚至戮力於造作庭園,而影響及於「五山文學」。直到觀應二年(1351)八月二十四日,為二千五百僧俗受戒付衣,九月一日,預知示寂之日將到,特招諸弟子入室開示。九月七日,光嚴、光明兩上皇二次到三會院來問疾。九月二十七日寫了「末後遺誡」,九月三十日,在三會院南詢軒圓寂。
〔參考資料〕 《延寶傳燈錄》卷十九;《本朝高僧傳》卷二十八。
明末清初僧,日本黃檗宗開祖。福州(福建省)福清人,俗姓林,字隱元。六歲時,其父至楚地旅行而失去音信。及長,念父之心殷切,遂於萬曆四十年(1612 )二十一歲時,辭別故鄉,四處尋父。後至南海普陀山拜觀音,因受感化而決意出家為僧。泰昌元年(1620),登黃檗山依鑒原落髮出家。其後,訪道求師,聽經學教,曾在密雲圓悟指導下參究多年。當圓悟法嗣費隱通容接任黃檗山萬福寺住持時,師擔任西堂。崇禎七年(1634)嗣費隱之法。崇禎十年,受請繼黃檗山法席,又轉住浙江崇德福嚴寺及福建長樂龍泉寺等,後回黃檗山開設法席,從學者如巿。
清‧順治十一年(1654),應日本長崎興福寺逸然等人之請,率弟子二十餘人東渡傳法。抵達長崎後,當地興福、福濟、崇福三唐寺(以三寺皆為中國僧人所建,故名),競相延請說法,日本知名禪僧亦常來問道。日本‧寬文元年(1661),在京都宇治創建黃檗山萬福寺,全寺規模悉倣效怏建築形式,禪僧作息與禮儀作法亦採中國叢林制度。後以此寺為基地傳揚禪法,而形成黃檗宗。延寶元年圓寂,世壽八十二。敕諡「大光普照國師」、「真空大師」、「華光大師」。
師之著作有《普照國師語錄》、《普照國師法語》、《弘戒法儀》、《松堂集》、《太和集》、《雲濤集》等書。法嗣有二十三人,其中除龍溪性潛、獨照性圓、獨木性源外,餘皆為中國人,如木庵性瑫、即非如一、慧林性機、獨湛性瑩、高泉性潡等,皆先後渡日,對黃檗宗的發展貢獻頗大。
隆琦
◎附︰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日本佛教史綱》第四期第十八章(摘錄)
清‧順治八年(1651),隱元的弟子也嬾應長崎崇福寺的邀請,辭別隱元禪師向日本出航,然而不幸在途中遭遇風浪,淹沒海中。隱元聽說,痛悼不已,作偈吊唁。在也嬾遇難以後的順治九年四月,興福寺逸然等人準備厚禮和書信,請隱元禪師東渡。當時蘊謙、靈叟等人居住長崎,使隱元禪師的名聲傳到四方。逸然等人對隱元更加敬仰,同年八月再度送信給他,接著又派僧自恕、古石等人前去邀請,非常殷勤。隱元禪師在順治十年(1653)十一月第四次接到邀請信時,對於他們的誠懇非常感動,決定出航東渡,並把此意告訴門弟。次年三月,他把黃檗山法席讓給慧門,與弟子大眉、獨湛、南源、獨吼等弟子平安到達長崎。此時是日本‧承應三年(1654)七月五日,禪師已六十三歲。逸然等人非常高興前往迎接,福濟、崇福、興福等寺,爭著接待他。曹洞宗的鐵心、獨本,臨濟宗的獨照等人,相繼到他門下受教,鐵牛、鐵眼、潮音等僧,也前來參謁。隱元禪師來日本還不到一年,他的道聲已傳遍東西,似乎有把日本禪海翻倒過來之勢。
明曆元年(1655)七月,應妙心寺龍溪大德摰意請求,他從長崎出發,海路到達攝津,入富田的普門寺,在萬治元年(1658)帶著諸弟子到達江戶,十一月一日,謁見將軍德川家綱,又受到海福、紹泰等寺的接待。第二年六月,隱元禪師受賜山城(在今京都)宇治地方的土地,經過與龍溪等人籌劃,在此地著手建寺。寬文元年(1661)八月,工程結束,號曰黃檗山萬福寺,寺院的一切制規都依照中國舊例。酒井忠勝(大老)、稻葉正則(老中)等幕府臣僚,贈送金帛的很多。寬文三年正月十五日,特承將軍的旨意,在萬福寺舉行祝國開堂法會。各宗的高僧相攜赴會。
從此以後,隱元禪師的盛名宣揚於諸宗之間,後水尾上皇下敕龍溪訊問禪旨。隱元禪師書寫禪法要旨上奏。上皇滿意,賜以佛舍利和御香等物,並賜金若干,命在黃檗山內建立舍利殿。寬文四年九月,隱元把法席讓給高徒木庵,自己退隱到松堂。延寶元年(1673),他根據上皇的敕問,又上奏禪法之要,因而受賜錦織的大悲觀音像和御香。同年二月生病,作遺訓付與諸弟子,四月二日,上皇諡以「大光普照國師」之號,過了三天,他圓寂於松堂,壽八十二歲。
〔參考資料〕 《五燈全書》卷七十;《正源略集》卷五;《普照國師年譜》;《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五。
中國晚明開雕的私版大藏經。這部藏經先在各處分刻,最後集中版片儲藏於徑山(現浙江省餘杭縣境內)化城寺,還有它的版式改變了向來沿用的煩重的梵筴式而採取輕便的方冊即一般書本式,因此得名為《徑山方冊藏》。又此藏後來全部由嘉興楞嚴寺經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稱《嘉興藏》。
此藏刻版發起於明代萬曆七年(1579)。袁了凡(黃)向幻餘(法本)談到明代官刻《南藏》歲久腐朽,《北藏》請印不易,不如改刻方冊本,易印也易保存。幻餘贊同其議而未實行。這時紫柏(真可)聽說其事,就力促幻餘發起刻藏。其後,紫柏的侍者密藏(道開)一同參加,專任其事。先修建嘉興楞嚴寺,並歷訪江、浙諸山,選擇刻場。又得陸左、陳瓚、馮夢禎等贊助,萬曆十二年陸撰〈募刻大藏經序〉,進行募款。同時組織定期點勘經本的「檢經會約」,訂出校經凡例,為藏經的開雕做好準備。
從此,居士中同盟發願擔任募款的有曾乾亨、傅光宅、瞿汝稷、唐文獻、曾鳳儀、徐琰、于玉立、吳惟明、王宇泰、袁了凡十人。紫柏和密藏到北方勸募,又和憨山(德清)訂盟。這一刻藏運動便擴大影響到南北僧俗中,而終於實現其事。萬曆十七年決定以五台山紫霞谷妙德菴為刻場,開始刻《華嚴合論》、《梵網經》、《起信論》等。連續四年,刻成正續藏共五百二十餘卷。因為五台山氣候過冷,刊刻不便,乃於萬曆二十年冬南遷徑山寂照菴,續刻《梵女首意經》等經。萬曆二十一年密藏病卒,刻事由幻餘、如奇等繼續主持。萬曆二十九年,編刻募刻大藏經各序為〈刻藏緣起〉,並訂立「刻場經費劃一」辦法。
萬曆三十一年,紫柏死在燕都。當時有力贊助的居士們也多沒落,藏經刊刻事進行困難,不能再集中於徑山。便在嘉興、吳江、金壇等處隨著施款就地散刻,而大部分把刻成的經版送到嘉興楞嚴寺經坊印刷流通。這些散刻的地方,後來有嘉興漏澤寺、吳江接待寺、吳郡寒山化城菴、姑蘇兜率閣、虞山華嚴閣、金壇僱龍山等處。萬曆三十七年,楞嚴寺經坊再訂《藏版經直畫一目錄》,刻事至此告一段落。此後即採取吳用先、包世傑的建議,用印經流通餘資來續刻經版。像楞嚴寺般若堂用印經流通餘資刻成五部律等,即其一例。萬曆三十八年復修建徑山東麓的舊化城接待寺為徑山下院,專門儲藏方冊大藏經版。
崇禎十五年(1642),利根看到方冊藏刻了五十多年,已經刻了十之八、九,而且各處散刻經版並沒有全部送藏徑山,因而發願要完成這一樁刻經事業。他奔走各地,募款續刻,又疏請政府協助,催各處所刻經版都送往徑山。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正、續藏才基本完成。以後復補刻缺本,於康熙十五年完工。康熙十六年編刻《方冊正續畫一目錄》。方冊本大藏經從五台開雕以來,到此已歷八十八年,才算全部完刻。
康熙十六年以後,方冊藏還續刻了又續藏,大部分在楞嚴寺經坊編刻,但其中也包含有各處捐贈的經版(如第三十七函《古林智禪師語錄》是康熙三十六年在別處所刻而捐入楞嚴大藏流通的)。這些版片後來是否統統藏於徑山,無可考。雍正元年(1723 ),浙江巡撫李馥曾對全部經版中漫漶亡失部分加以補刻,又續藏的編刻到此也就結束了。
方冊本藏經因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較廣,現在江、浙地方還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幾部。它全體分為正藏、續藏、又續藏三個部分,共三五二函(此依清‧雍正元年刻本目錄統計,其先所編目錄續藏少五函,又續藏少四函,原來各函的內容也略有變動),約一萬二千六百十卷,其中正藏部分純粹依照《北藏》編次(末尾兼收《南藏》獨有的幾種),大體即分為大乘五大部經等九個門類,一六五四種,二一0函,約六九三0卷;續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二四八種,九十五函,約三千八百卷;又續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三一八種,四十七函,約一八八0卷。《方冊藏》倡刻者紫柏、密藏,都很注意搜集藏外著述,開版以來即陸續刻出,所以後來滙成龐大的續藏、又續藏,此實為本版藏經內容之一特點。至於這部分內容,有義疏、各宗著述、懺儀、語錄以及融通、護教等籍。義疏以解釋《楞嚴經》的為多,其次是《金剛》、《圓覺》、《華嚴》、《法華》等經疏及《起信論疏》等。各宗著述則有天台、賢首、慈恩、律、淨等籍,大都是明清人所著。語錄部分種類特多,幾乎佔過半數,這也反映那一時期佛教界思想的情況。
方冊藏的版式,廢除了過去藏經的裱摺的梵筴式而採用線裝的書本式,這完全是受了它以前的武林版的啟發(這一版也是用方冊式來刻經,其詳細情形現已無考)。它每版二十行,行二十字,版心近於正方,分成兩頁,有邊框行線,用宋體字。書口刻部類、書名、頁數及千字文編號。每卷末都有刊記,載明施主、校對、寫、刻等人的姓名,刻版年月、刻場等,極便稽考。每冊容納經文二至五卷,在印造上比之梵筴要經濟輕便得多。如《大般若經》原有六十函、六百筴的,方冊本只十五函、一二0冊而已。因此,方冊本正藏部分各經雖仿照《北藏》用千字文編號,而訂冊裝函則依函數次序,稱第幾函,詳見《藏版經直畫一》。
方冊本藏經以《北藏》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數宋、元本藏經對校,照比較合理的文字改訂,遇有疑難,在檢經會上討論決定。這樣校勘方式比較訂得完善,萬曆三十一年以前所刻,較為認真遵守,後來刻場分散各處,就不能貫徹了。
《方冊藏》對於以後刻藏的影響,主要是方冊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網羅。清代官刻大藏經內新的入藏典籍,大部分採自本版藏經的續藏及又續藏部分。清末金陵刻經處提倡刻經,並引起各地仿刻,版式完全仿照方冊本而較縮小;內容也不受舊版入藏範圍的限制,不依舊藏的編次,但以流通佚籍和適應需要而選刻;這些可說都是繼承了方冊藏的優良傳統的。(呂澂〈明刻徑山方冊本藏經〉)
◎附︰藍吉富〈嘉興藏研究〉(摘錄自《中國佛教泛論》)
《嘉興藏》的完成年代
認為《嘉興藏》之正藏完成於康熙十六年的說法,筆者以為是最可信的。《中華藝林叢論》一書所收之〈記中國佛藏〉一文曾謂︰「重慶華嚴寺所藏的《嘉興藏》目錄,刻於康熙十七年。」如果正藏在十六年完成,則於十七年印行目錄,衡情度理,最為可信。筆者在正藏中所找到的刻經題記,至遲為康熙十五年,雖然筆者所查核的是台灣的選輯本,並非全藏。但所核數量為數不少,而且這一年代與十六年甚為接近。因此,如果配合其他種種條件來衡量,則康熙十六年完成正藏之說,應該可以視為定案。
至於續藏,由於並未在《嘉興藏》的刊刻預訂計劃之中,因此所收書的內容及數量,並無嚴格的計劃。只能視之為嘉興楞嚴寺這一佛書流通處所售《嘉興正藏》以外佛書的總稱。因此,其完成年代,是很難斷定的。如果以現存的嘉興楞嚴寺藏板佛書來看,乾隆四十九年當為最後一部書。但是,如果該寺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後仍然續印佛書,那麼,將來很可能又有新的「又續藏」佛典出現。(中略)
《嘉興藏》的特質
甲、《嘉興藏》是我國宋清之間收書最多的一部大藏經。
在現行於世的中文大藏經之中,收書最多的是《卍正續藏》,共收三二七八部佛典。其次是《大正藏》,共收二四七0部。《嘉興藏》收書二一九一部,居第三位。這些數目,都是包含各藏的續藏所統計出來的。
《卍正續藏》與《大正藏》都是二十世紀以後的現代日本人所編修的。至於在我國古代由宋迄清之間所編修的十幾部大藏經之中,收書數量最多的就是《嘉興藏》。其次是《龍藏》,收書一六六九部,比《嘉興藏》少收五二二部。
《嘉興藏》正藏部份收書一六五四部,與《北藏》、《龍藏》都相去不遠。因此,該藏收書量之多,完全在於有續藏的緣故。
關於此一藏經收書之多,古人已有記載。依《嘉興府志》︰「楞嚴講寺藏經,巨細畢舉,千函萬帙。自佛教入中國來,未有刻成方冊若此之備者,可謂盛矣。」因此,收書多,正是此一藏經的一項特質。
乙、《嘉興藏》是一部以五台(妙德庵)、徑山(寂照庵、古梅庵)所刻佛典為主體,而參雜各種外版佛書的百衲本大藏經。
如前文所述,《嘉興藏》的刊刻處所是早期的五台山(妙德庵),以及南遷後的徑山(寂照庵、古梅庵)。而刻出的佛典,則由嘉興的楞嚴寺負責發行、流通。但是當時的主辦單位,也允許其他各地所刻的佛典附入大藏,亦即將各地所刻經板送到徑山或楞嚴寺貯存,並印行流通。因此,這部藏經也包含有其他各地的不同經版,這些外地經版在被貯存入楞嚴寺後,即被納入該寺大藏經中,而成為後世所謂《嘉興藏》中的一部份(中略)。該藏所收的佛典,有毛晉的汲古閣本、費隱通容的自印本、長水葉祺胤的三塔寺本,以及龍池禹門寺本……等不同的刊本。可見,今人所見的《嘉興正續藏》,其實是一部集合各種版本於一處的百衲本大藏經。
丙、今本《嘉興藏》是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所流通佛典的總稱。
現存的《嘉興正續藏》是由正藏與續藏(及《又續藏》等)所組成的。由於主辦單位的財務基礎不健全,又加上人事更迭等問題,使正藏的完成時間,拖延到清代的康熙以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在財務上如果只是一味支出而無收入,那麼要繼續刊刻下去,是甚為艱難的。因此,主辦單位在籌劃之初,即規劃楞嚴寺為出售佛書的發行所。而該寺也因此而成為刻經事業的財務源頭。在現存的《嘉興藏》正藏的刻經題記裏,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佛典,是由楞嚴寺(題記中常加上「般若堂」或「楞嚴寺經坊」字樣)出資刊刻的。一直到續藏部份,由該寺出資印行的佛書,為數更多。楞嚴寺之財力能夠愈來愈雄厚,除了接受捐資刻經之外,主因當係該寺出售佛書以賺取盈餘的結果。這種現象,說明了一項事實,那就是當時的經典是可以零賣的,請購者並不須要整套大藏經一次購齊。在《大正藏》的《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中,所有《藏版經直(值)畫一目錄》,其實就是《嘉興藏》所收各書的價目表。
此外,《頻伽藏》所收的《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一書,是《嘉興藏》的正藏目錄。該錄卷首也附錄明‧萬曆年間,吳用先所撰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在呼籲請購者在購書時不要討價還價。該文云︰
「以上經刻,日增月益,法寶種種,倍於曩時。奈何請經者仍執初價,是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茲令經房將續刻諸經直(值),彙成一編。請者務如其直(值),無致損額。掌出納者積有餘貲,分毫歸之經房,另作刻本。」
可見當時的經營方式,是先印行若干佛典出售。待積蓄若干盈餘之後,即以之另作刻本,再印新書。如此輾轉相乘,以期盼全藏能夠全部印出。
在這種基金不足的情況下,出資請購者所需求的經典,便可能成為刻經單位優先考慮印行的佛書。因此,雖然主辦者在最初擬以《北藏》為準,刻完全藏。但是各地刻經者的不同需求,以及外地經板在非預期情況下的陸續入藏,乃使刻經處無法按照原先排定(先印正藏)的順序出書。在《嘉興藏》的續藏裏,有一些書是早期(萬曆年間)刻印的(如戒環的《楞嚴經要解》),但是,如前文所引,正藏中反而有不少書是入清以後才刊刻的。
上述這種情形反映了一項事實,亦即倡印單位原先的刻藏計劃,並不能完全主導刻藏事業的進行。倒是其他巿場需求與外版書介入等因素,反而成為導引刻藏方向的主要動力。到最後,有不少未在原初出版計劃內的佛書,陸續地介入。其中,有些是弟子紀念先師所印行的語錄,有些是各地方弘法會因應信徒需要所印行的佛典。這些佛典的刊板,在貯存入楞嚴寺經坊之後,與原來所刻的佛典刊板,混集而成楞嚴寺所發行的一套佛教叢書。這套叢書,就是後世所謂的《嘉興藏》的續編(包含《續藏》及《又續藏》等部份)。
續藏部份所收的書,事實上,並未經過嚴格的篩選。因此,其中也包含有密藏所深惡痛絕的《法華大意》一書,甚至於還有由扶乩的乩筆所撰的《金剛經註釋》。可見續藏部份的刊行,並沒有編修大藏經的虔敬、嚴肅的宗教意識。只不過是一個規模不小的佛書出版中心為各種佛典所做的刻印及發行業務而已。
從續藏的這一顯著特質,加上正藏之可以零星發售、隨印隨賣,這種流通情況使我們覺得《嘉興正續藏》,其實也可說是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所售佛典的總稱。因為它的刊刻,並不是在一嚴格的大藏經規劃下所完成的。它其實是一項在原始計劃飄搖不定的情況下,所零星累積而成的文化成果。
關於《嘉興藏》的特色,最膾炙人口的,是它的裝訂方式之「易梵筴為方冊」。亦即將早期流行的梵筴本改為今人所謂的「線裝書」形式。這項特色,筆者在拙作〈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文中已曾說明,茲不贅述。
史料價值
《嘉興藏》正藏部份所收的佛典,大體仿自《北藏》,雖然稍有更動,而差異不大。在所收書中,《北藏》所未收而為《嘉興藏》首度入藏的佛典,僅下列五書而已︰
(1)《註四十二章經》︰宋真宗註。
(2)《大乘百法明門論解》︰窺基註,普泰補註。
(3)《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4)《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5)《密雲禪師語錄》。
在這五部書之中,後三書為研究宋‧大慧宗杲與明‧密雲圓悟二位禪師的主要史料,在近世中國禪宗史的研究上,甚有價值。
與正藏相比,《嘉興藏》續藏部份的史料價值可謂至為驚人。其中所收佛典,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料的一大寶庫,因為它收集了五百多部在它以前的各種藏經所未收的佛典。從《開寶藏》以迄《龍藏》的我國古代大藏經,像《嘉興續藏》這樣收有五百多部首度入藏佛典的情形,是絕無僅有的。
續藏首度入藏的佛典共有五一六部。扣除目前已告佚失的九部「缺本」,仍有五0七部之多。這五0七部加上正藏的五部,則《嘉興藏》的首度入藏佛典共有五一二部。
在這五一二部書之中,後代藏經曾收錄入藏的佛典數量如次︰清代的《龍藏》收有三十六部;近代日本的《大正藏》收有十九部;《卍續藏》則收入二0九部。而完全未被收入其他大藏經中的佛書,仍有二八八部之多。
上列這些首度入藏佛典與獨家所收佛典的龐大數目使《嘉興藏》的史料價值清晰地凸顯出來。除了二百餘部被其他藏經繼續收輯入藏的佛典,具有文化薪傳的意義之外,其餘的二八八部獨家佛典,則使《嘉興藏》成為佛教研究者心目中具有極大開拓價值的學術園地。茲依其中較顯著的特質,略述如次︰
甲、所含明清禪宗史料最多,後人可據以改寫明清禪宗史。
在二八八部獨家史料中,有二四0部是屬於明清二代的禪宗典籍。其中,明代有五十一部,清代有一八九部。在書籍的性質上,則以語錄為最多。語錄的主角大多為明代萬曆以後,迄清代雍正以前的禪師。因此,這些書可以說是明末清初的主要禪宗史料,這二百多部禪宗典籍,絕大多數是尚未被中外學術界注意的。其中,曾被學術界引用過的,為數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充分地、妥善地應用這些史料,那麼,一部前所未有的《明清禪宗史》,必將可一新世人耳目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近代名史學家陳援庵,只不過應用其中的一小部份資料,即寫出令人讚嘆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與《清初僧諍記》二書。因此,如能再擴大、並深入地加以探索與應用,則謂為可能改寫一部嶄新的《明清佛教史》,絕非誇誕之詞。
關於這些禪籍的內容,可以從下列二例,窺見史料價值之一斑。
(1)《黃檗無念禪師復問》︰新文豐版第二十冊。
本書作者無念,是明代的著名禪師。深得當時緇素名流所推戴。憨山德清曾經這麼批評他︰「比來宗門寥落,野干亂鳴,殆不堪聽。所幸(無念)老師踞窟獅子,雖全身未露而爪牙無敢攖者。」(〈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
袁宏道也說︰「余見天下衲子多矣,(中略)然求苦參密究,具宗門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內之優曇也。」(《法眼寺記》)
此外,李卓吾也說︰「有僧無念,學道精勤,眾人不知,目為庸僧。我與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無念上人誕辰〉)
憨山、袁宏道、李卓吾三人都是明代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歷史人物。這三人對他評價如此,可見其人決非泛泛之輩。然而,像這樣的佛教人物,現代專研明清佛教史的學者大多未能給予適度的注意。
本書共有五卷。前三卷是無念回答世人詢問禪學與生死問題的回信。所以,書名稱為「復問」。卷四是他所撰的〈醒昏錄〉,內含法語、酬問、牧牛圖頌等。卷五為無念的傳記資料。
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禪學史料,在佛教史研究上之不容忽略,是可想而知的。
(2)《布水台集》︰新文豐版第二十六冊。
本書是明末清初名僧木陳道忞所撰的詩文集。內含詩、序文、碑銘、塔銘、傳記、奏疏、尺牘等多篇。道忞為明末名僧密雲圓悟的弟子,也是清初順治帝所至為優遇的僧人。其人在清初佛教界聲勢顯赫,且交遊甚廣,因此該書所涉及的史料學範圍也相當大。在明末清初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是不容忽視的。茲舉數例如次,以見其中資料之頗有足資考史者︰
其一,卷首有錢謙益序,卷二十二又有與錢氏來往之書信數通。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文人,其人在當時的佛教界甚為活躍。因此,研究明清文學史或佛教史的學者,對他的歷史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此處所收諸文,是與錢氏有關的史料。
其二,卷五有道忞撰〈世祖章皇帝哀詞〉、〈世祖章皇帝御書佛字頌〉等詩作多首。這些資料與道忞的另一著作《北遊集》都是研究清初佛教與政治關係的重要素材。
其三,卷十三至卷十六,有道忞所撰名僧塔銘、行狀等多篇,是研究明末清初佛教的重要文獻。其中〈明天童密雲悟和尚行狀〉一文,更是探討明末名僧密雲圓悟的第一手史料。
其四,道忞在該集中所撰文章多篇,也頗值研史者取資。如卷二十四〈法派說〉一短文,敘述近世中國佛教史上的法派傳承原委,甚為罕見,彌足珍貴。
此上略述的是道忞《布水台集》等二書的史料價值。舉一概餘,稍諳史料之重要性者,當可推知這二百餘部禪籍在學術史上所具有的研究價值。
乙、為宋代以後的近世佛教史研究,提供甚多珍貴資料。
除了二四0部明清禪籍以外,其餘的四十餘部佛典,包含有下列幾類︰
(1)一般佛教著述︰如《道餘錄》、《憨山老人夢遊全集》、《靈峰宗論》、《天樂鳴空集》、《周易禪解》、《護法錄》等書。
(2)儀軌︰《金光明懺法補助儀》、《怡山禮佛發願文》、《大懺悔文略解》、《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等書。
(3)佛書註釋︰《相宗八要解》、《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心經說》等書。
(4)其他類︰《北京五大部直音會韻》、《寒山詩》、《密藏開禪師遺稿》、《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牧牛圖頌》、《天然居士懷淨土詩》等書。
這些書都是近世中國佛教史研究者必須注意的著述。數目有四十餘部,可以提供的研究素材與考史憑據,是顯然可見的。
丙、各書的附屬文獻,也可能為治史者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
此處所謂的「附屬文獻」,是指附屬在該書,但並非由作者所撰的某些零星文字,包括外人為該書所寫的序、跋、塔銘、行狀、年譜、刊刻題記、像讚、緣起、題詞、題詩……等附屬資料。在二八八部獨家所收資料中,據筆者粗略的估算,附屬文獻當不下於一千篇。這些文字的作者,有在家,有出家。歷代名流也不在少數,像憨山、智旭、紫柏、袾宏、道忞、澹歸(今是)、宋濂、姚廣孝(道衍)、徐渭、袁宗道、瞿汝稷、李卓吾、馮夢禎、曾鳳儀、陳維崧、錢謙益、毛晉、吳偉業……等人都曾出現過。而錢謙益所撰的序跋類文字尤為常見。
除了《嘉興藏》的獨家所收書之外,在與其他藏經共同入藏的佛典裡,《嘉興藏》所收版本,也常附有其他藏經所無的文獻。譬如宋代提倡看話禪的名僧大慧宗杲,《大正藏》中,收有其主要著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與《宗門武庫》二書。但《嘉興藏》所收的這二部書,則附有《大慧禪師年譜》,這是《大正藏》本所沒有的,此外,像唐代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一書,《嘉興藏》本也附有二篇序文,及一篇李通玄事蹟,這三篇資料,《大正藏》也都附諸缺如。這也是《嘉興藏》在史料上令人不可忽視的一環。
我國禪宗的第二祖,一名僧可。俗姓姬,虎牢人(今河南滎陽縣)。他少為儒生時,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後,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在嵩洛(今河南嵩山──洛陽)遊化,即禮他為師。慧可從達摩學了六年,精究一乘的宗旨。達摩寂後,他即在黃河近邊一帶韜光晦迹;但因早年已名馳京畿,許多道俗前往問道,請為師範,他隨時為眾開示心要,因而道譽甚廣。
天平初年(534)慧可到了東魏的鄴都(今河南安陽巿北),大弘禪法,有些學者不能理解他的學說,時常發生爭辯。當時門下擁有千人的著名學者道恒,竟指慧可所說法要為「魔語」,密遣上足弟子和慧可詰難。但他的弟子聽了慧可說法後欣然心服,反而不滿道恒。道恒因此更加懷恨慧可,甚至賄賂官吏,企圖加以暗害。其間似乎和慧可宣傳宋譯《楞伽》的理論有關。起初,達摩把四卷《楞伽經》授慧可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就宣揚此經,但因宋譯《楞伽》文較難解,不如北魏‧菩提流支所譯的十卷《楞伽經》文字流暢,所以當時北魏的學士多鄙視它。由於劉宋和北魏兩譯《楞伽》學說之爭,牽涉到菩提流支,後世智炬的《寶林傳》等遂出現誣蔑菩提流支因禪學思想不同而毒害達摩的記載。
慧可在鄴都既受到異派學者的迫害,其後即流離於鄴衛(今河南安陽、汲縣)之間,所以到了晚年,並沒有多少隨從的弟子。但三論宗的學者慧布(518~587)北遊鄴都時,曾慕慧可而前去叩問禪法,得到印證。北齊‧天保初年(550)著名禪學者向居士致書慧可請教,並以詩文問答,受到了慧可的許多啟示。
在北周‧建德三年(574)武帝進行滅佛運動,慧可和同學曇林曾努力保護經典和佛像。後來他又南行隱居於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潛山縣),在這山裡傳法與三祖僧璨。周武滅佛停止後,他又回到鄴都。隋‧開皇十三年(593)入寂。
談到慧可的禪法,就令人想到他的「斷臂求法」的傳說。智炬《寶林傳》卷八載唐‧法琳所撰〈慧可碑〉文,記載慧可向達摩求法時,達摩對他說︰求法的人,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於是慧可乃立雪數宵,斷臂表示他的決心。這樣才從達摩獲得了安心的法門。因此「雪中斷臂」就成為禪宗一個有名的故事而廣泛流傳。但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慧可傳〉只說慧可「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未提到求法事,因而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值得研究。但後來有關禪學的史籍,如淨覺《楞伽師資記》、杜胐《傳法寶記》、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三、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等,多承襲法琳說而否定道宣之說,從而慧可這段「雪中斷臂求法」的故事,仍為一般禪家所傳誦。
慧可的禪學思想傳自達摩,特別是達摩傳授給他的四卷《楞伽》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這個思想經過慧可的整理提倡,給學禪的人以較大的影響。
慧可又曾用詩句來表達他的禪學見解,他答向居士的函問說︰「本迷摩尼是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中略)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涅槃)﹖」這是用簡明理路表達出來的禪意。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於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捨妄歸真,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生佛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從敦煌發現的禪宗文獻看來,其中有許多斷簡殘篇被認為是慧可所說的法語。鈴木大拙所編《少室逸書》的〈雜錄〉第二之八十一至九十則,即是此類。其中第八十三則關於「懺悔」的故事和《寶林傳》卷八所載唐‧房琯撰〈三祖僧璨碑文〉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房琯的《僧璨碑文》,記僧璨請慧可為他懺悔。慧可說︰「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僧璨覓罪不得。慧可就說︰我已經為你懺悔了!《少室逸書》〈雜錄〉第八十三則的記載和上面的問答形式大體相同,只加上一句僧璨最後答慧可時說「罪無形相可得,知將何物來」而已。
後來宋《景德傳燈錄》卷三即據此寫成這樣的一則公案。這種罪性本空的思想,成為後世禪家最樂道的一種說法。由於僧璨有這個體會,慧可才傳法給他。
慧可著名的弟子是僧璨和僧那,但兩人在《續高僧傳》都沒有獨立的傳記,只在同傳卷三十五〈法沖傳〉中說到禪宗的師承時,言可禪師後有璨禪師(即僧璨)、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八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留下著述的有善禪師(出《楞伽抄》四卷)、豐禪師(《疏》五卷)、明禪師(《疏》五卷)、胡明師(《疏》五卷)。此外遠承慧可系統的有大聰師(出《楞伽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宏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等。
僧那,略稱那禪師。撰〈慧可傳〉︰他本是個儒家學者,年二十一歲時在東海(今山東)講《禮記》和《周易》,有弟子數百人。後來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陽巿北),遇到慧可說法,即率領學生十人從他出家受道。(林子青)
◎附一︰胡適〈楞伽宗考〉(摘錄)
慧可頗通中國典籍,所以他能欣賞達摩的簡單教義。達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種中國道家式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報怨行近於安命;隨緣行近於樂天;無所求行近於無為自然,稱法行近於無身無我。慧可是中國文人出家,傳中說他能「發言入理,不加鉛墨;時或纘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據此可見慧可似有文集流傳於後世,道宣還見著這部集子,後來失傳了。《續僧傳》說,有向居士,幽遁林野,於天保(550~559)之初致書通好,書云︰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者),喻默聲而求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之。」
慧可答他道︰
「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
無彼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筆作斯書。
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我們看這兩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見達摩的簡單教義在第一代已得他們的了解與接受。我疑心這種了解和魏、晉以來的老、莊思想不無關係。向居士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別」;慧可的「無明智慧等無異」、「觀身與佛不差別」,固然即是達摩的「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可是中國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這樣一種顯然不合常識的教義,也許是因為他們久已聽慣了中國道家「齊是非」、「齊萬物」的思想,不覺得他的可怪了。
在實行的方面,達摩一派是「奉頭陀行」的。《續僧傳》說︰「可常行,兼奉頭陀。」頭陀(dhuta)是佛教中的苦行方面,原義為「抖擻」,即是「抖擻煩惱,離諸滯著」。凡修頭陀行的,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極力求刻苦自己,須穿極少又極簡單的衣服;須乞食,又不得多食;住宿須「阿蘭若」,即是須住在遠離人家的荒僻處,往往住在樹下或墳墓之中,又須常趺坐而不橫臥。達摩的教義本來教人「苦樂隨緣」,教人忍受苦痛,都無怨懟。頭陀苦行自是訓練自己忍受苦痛的方法。
《續僧傳》說慧可在鄴宣傳「情事無寄」的教義,深遭鄴下禪師道恆的嫉妒,「恆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賕官府,非理屠害。(可)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恆眾慶快。」末句不很明白,大概應解作︰慧可受屠害,初不怨恨,只希望自己的一死可以使道恆一黨慶快。但慧可並不曾被害死。傳中下文說︰「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這是消毒的方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這個故事,因道宣原文不很明白,就被後人誤解作慧可被人害死了。如《傳燈錄》卷三〈慧可傳〉說他︰
「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593)三月十六日也。」
《傳燈錄》全鈔襲《寶林傳》(卷八)偽書,《寶林傳》改竄《續僧傳》的道恆為辯和,改鄴下為筦城縣,又加上「匡救寺三門下」、「邑宰翟仲侃」、「百七歲」、「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詳細節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實全是閉眼捏造。七世紀中葉的道宣明說慧可不曾被害死,明說「可乃從容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然而幾百年後的《寶林傳》卻硬說他被害死了!七世紀中葉的道宣不能詳舉慧可的年歲,而幾百年後的《寶林傳》卻 能詳說他死的年月日和死時的歲數,這真是崔述說的「世愈後而事愈詳」了!
《傳燈錄》又根據《寶林傳》,說達摩在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神光(《寶林傳》捏造慧可初名神光)朝夕參承,莫聞誨勵。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中略)光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
這也是《寶林傳》的閉眼瞎說。道宣明明說是「遭賊斫臂」,而《寶林傳》妄改為自斷其臂。自從《傳燈錄》採此偽書妄說,九百年來,斷臂求法之說就成為公認的史實了。我們引此兩段,略示傳說演變的痕跡,使人知道道宣《續僧傳》的達摩、慧可兩傳是最乾淨而最可靠的最早史料。
《寶林傳》與《傳燈錄》記慧可死在開皇十三年(593),這是完全無據之說。慧可初見達摩時,年已四十;跟他五、六年,達摩才死。我們假定達摩死在魏‧永安三年(530)左右,其時慧可年約四十五、六。《續僧傳》說︰「林法師(中略)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北周毀佛法在武平五年(574),但慧可在齊都鄴下,鄴都之破在北齊‧承光元年正月(577),齊境內毀佛法即在此年,(齊境內毀法事,詳見《續僧傳》卷八的〈慧遠傳〉,但傳中誤記此事在承光二年春,承光無二年,當是元年之誤。)其時慧可已九十二歲了。如果「與可同學」一句不作「與慧可的同學共護經像」解,那麼,慧可大概就死在鄴都滅法之後不久(約577),年約九十二歲。
慧可的死年在滅法時期,大概不誤。《續僧傳》卷七的〈慧布(攝山三論宗的大師)傳〉中記慧布︰
「末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布)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胸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遣朗公(開皇寺的法朗,也是三論宗的大師,死在581年),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賷還付朗。」
慧布死在陳‧禎明元年(587),年七十。傳中說他「末遊北鄴」,又說他「重往齊國」,可見他和慧可相見,當在北齊建國(550)之後,滅亡(577)之前。看「末遊」之句,可見他兩次北遊已在晚年,當在鄴都破滅之前不久。所以《續僧傳》記慧可活到鄴都滅法之時,大概是可信的。
◎附二︰印順《中國禪宗史》第一章第三節 (摘錄)
慧可是以《楞伽》為心要的,「藉教悟宗」的。在門下的弘傳中,現出了不同的傾向︰「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禪師,著作疏釋的經師。這二流的分化,是極明顯的事實。《續僧傳》說慧可「專附玄理」,什麼是玄理﹖從魏晉以來,易、老、莊學盛行,稱為玄學;而玄理、玄風等名詞,也成為一般用語。佛教中也有玄章、玄義、玄論、玄談等著作。這裏的玄理,當然不是老莊之學,而是「鈎玄發微」,直示大義的,簡明深奧的玄理,不是經師那樣的依文作注,或廣辨事相。佛法中,如空有、真妄、性相(中國人每稱之為「事理」)、迷悟;生死與涅槃、煩惱與菩提、眾生與如來;法性、心性等深義,著重這些的,就是玄理。《續僧傳》稱慧可「專附玄理」,並舉偈為例,如說(大正50‧552b)︰
「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慧可承達摩的《楞伽》法門,「專附玄理」,而展開楞伽禪的化導。道宣從法沖所得來的消息,雖是「藉教悟宗」的,卻已表現了禪宗的特色,如〈法沖傳〉說(大正50‧666b)︰
「其經本,是宋‧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慧,不在話言。於後達摩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慧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
慧可的宗風如此,那專重講說,廣作文疏的楞伽師,無論是否為慧可門下,精神上早已漂流於達摩禪的門外了。傳「每可說法竟曰︰此(楞伽)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該就是廣造文疏的一流了!
〔參考資料〕 《續高僧傳》卷十六;《景德傳燈錄》卷三;《釋門正統》卷三;《佛祖統紀》卷二十九;《曹溪寶林傳》卷八;《祖堂集》卷二;伊藤英三《禪思想史體系》;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
俗姓李,後魏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今河南上蔡縣)人。十五歲信仰佛教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後嚴守戒律,平時不常和人來往,每天讀誦《法華》等經,數年之間便滿千遍。又因閱讀《妙勝定經》,開始修習禪觀。外出參訪,尋問禪法,常於林野間經行修禪。中間曾往投當時著名的慧文禪師,從受禪法,白天隨眾僧事,夜間專心修禪,結合《法華經》意,悟得法華三昧。他復將自己的領悟,請教於鑒、最諸禪師,得到他們的讚許,聲譽遠播。以後他遊行各州,隨從他學習禪法的徒眾不斷增加。為了給徒眾講習禪學,他著手從大小乘經論中採集有關法門,加以貫穿解說。三十四歲時(548)在袞州講禪法,因徒眾人品複雜,時生是非,遭遇邪師的猜忌謀害,從此中止北遊,率眾南行。先到信州,後入郢州,隨地應請講說大乘。在郢州又遭惡人在食物中置毒加害,徒眾有三人因中毒致死。梁代承聖二年(553),率眾再向南行,到了光州,次年入住大蘇山,在開岳寺、觀邑寺講《大品般若經》,信眾日增,因此發願寫造金字《般若經》,四十四歲時(558),於光城縣齊光寺實現了寫金字經本並貯以寶函的心願。他極重視這件事的完成,特撰《立誓願文》,敘述自己出家學道、習禪以及在各地遊化迭遭諸異道擾亂毒害,因而發心寫造金字經本的因緣,立誓修禪解脫法、得神通力、弘揚般若、廣度眾生的大願。由於這篇《立誓願文》的流傳,更引起了遠地信眾的歸仰,遠來歸從他的人益多。以後創立天台宗的智顗,就是在這時不避戰亂,遠來光州師事他的。慧思在光州遊化歷時十四年,乃於陳代光大二年(568)帶了徒眾四十餘人前往湖南,入住南岳。在那裡繼續提倡修禪,陳地信眾望風歸附,陳主迎他到陳都建業,住棲玄寺,講《大品般若》。他很感概當時南地佛學界偏重理論,輕視禪觀,於是雙開定慧兩門,日間談理,夜間修禪,同時講說禪波羅蜜,陳主尊他為大禪師,傾動一時。後又還住南岳,繼續傳授禪法。他平時奉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冬添鋪艾葉以禦風霜,《續高僧傳》特別稱讚他慈行可風。陳‧太建九年(577),他特從山頂下來,住半山道場,大集徒眾,勸勉勤修法華、般舟三昧,語極苦切,於是年六月卒於南岳。
慧思年輕時出家,即特別注意行持。自從發心習禪,及參訪諸禪宿以來,更接觸到當時北方佛學者所特有的躬行實踐的學風,使他深信由定發慧的學道之路。他的禪學思想重視般若,以後到處講說般若,發願守護弘揚,這就使他的禪法盡力於引發智慧、窮究實相。這一傾向,也和他親承慧文禪師的傳授有關。慧文是北齊一代最著名的禪觀學者,他所提倡的禪法即是定慧並重的。特別在慧這方面,慧文對於《大品般若》上講到三種智慧(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可次第證得亦可同時得到的道理,有其獨到的見解。慧思得其真傳,更結合到他自己對於《法華經》的領會,在禪學的理論和實踐上,又提出獨到的說法。在理論上,關於智慧,他根據《法華經》〈方便品〉,提出窮究諸法實相的「佛之知見」作為一切智慧的最高標準。關於實相,他也根據〈方便品〉,特舉唯佛與佛乃能窮盡的境界,即所謂諸法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十項,為攝一切法實相,且具有圓滿意義的主要內容,並據此建立了所謂「十如」實相之說。又據《大智度論》分析「如」有通別之說(見《智論》卷三十二)以闡明十如相互間的關係。在實踐上,他也結合到從《法華經》上體會到的圓頓法門,用來修習法華三昧,並還具體地推廣應用於日常行事上,倡導了「法華安樂行」的實踐行法。
由於慧思長期持誦《法華》,對它有極深刻的信仰,所以他的中心思想雖屬於「般若」,但更推崇《法華》。認為從佛的教化輾轉增勝上看,《法華》所說要比《般若》更進一步。稱《法華》為大乘頓覺疾成佛道的法門,好像蓮花一樣,一花而具眾果,利根菩薩一心一學,一時具足,非次第入。他曾命其弟子智顗代講《大品般若》,講到一心具足萬行處,慧思特別指示說,《大品》所講還是次第義,到《法華》才講圓頓義,對於智顗後來創立以《法華》為中心的天台宗學說,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慧思
另外,慧思的思想也和當時開始流行的《地論》、《攝論》的學說有了接觸,多少受到些影響。如關於諸法實相的看法,《般若》、《法華》說一切法無自性、不可得,原從客觀上說,色、心諸法是平等的,慧思則有心法為中心而談諸法實相的傾向(見《無諍三昧法門》卷下),因而和同時講「三論」一系學者的實相觀有所不同。這一傾向,對於以後智顗所倡說的一念三千和圓融三諦等觀心釋的說法,無疑也起了作用。其次是關於心識的看法,慧思認為心法可分為根本心識和枝條心識二類(見《無諍三昧法門》卷下),說六識為枝條心識,是心之相,有假名識、動轉識等異名;六識的本體為根本心識,是為心之性,亦稱為如來藏。他這樣說法,雖未明白主張有八識,而對於心的看法不局限於六識則顯然可見。他把心體聯繫到當時所說的真心、如來藏等概念上去,但沒有很好地加以辨別,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見解,多少和後來流行的《起信論》的議論相近,這可能代表了當時一部份習禪的心識觀。
慧思對於所習諸經論,每有他獨自悟入之處,多結合實踐加以申說,他的著作大都出於口授的記錄,自具體系。見於記載的有《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立誓願文》、《隨自意三昧》、《法華安樂行義》各一卷,《大乘止觀法門》二卷等。《止觀》一書頗受宋、明以來台宗學者的重視。
慧思的門下頗多,最著名的當推善於發展師說,創立天台學系的智顗,其次有新羅人玄光及大善。他如南岳的僧照、枝江的慧成、江陵的慧威等都著名於一時。玄光將南岳思想傳入新羅,為以後台宗教義流行於朝鮮半島的先驅。(游俠)
◎附︰〈慧思簡介〉(摘錄自《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
慧思之學,以禪學為主,主張以定發慧,定慧雙開。據《唐高僧傳》記載,南朝的佛教本來是重理義而輕禪法的,北方的佛教則重禪定。慧思南渡之後,開定慧雙修,融通南北之學,使得南北思想日趨一致,這是南北朝走向統一的趨勢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慧思主張「心性清靜」、「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即認為客觀物質世界是由主觀的心所造成的,所以他講「一心具萬處」才是「法華圓頓旨」。(《唐高僧傳》)從這裏可以看到慧思的思想已經具有了後來智顗所創立的天台宗「一念三千」、「圓融無礙」等思想的雛形,所以天台宗把他奉為本宗的第二代祖師是有一定理由的。慧思的思想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他的思想中糅和了道教的思想,宣揚為了護法(佛法)和化度眾生,自己應當先求得長生不死,慧思這種思想對以後儒、釋、道三教合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慧思的著作除了有《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兩卷外,尚有《四十二字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即《法華經安樂行義》)、《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此外還有《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一卷和《大乘止觀法門》兩卷,這兩篇是否慧思的著作,在學術界早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一卷,有人依據《唐高僧傳》未有記載為理由,判為偽書。但《大唐內典錄》中已有著錄,文中記錄慧思的出家求道過程和活動,與《唐高僧傳》相合;文中的思想主禪定,宣揚「於一念心中,現一切色身」等,亦頗與慧思的基本思想相合,所以我們認為《誓願》一文很可能是慧思的著作。至於《大乘止觀法門》一書,《唐高僧傳》及《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等唐代目錄均未著錄,又此書直至北宋真宗咸平時才從日本國返海而歸,我國早已失佚,所以疑點頗多。再考其思想亦與慧思基本思想多有不合之處。如︰慧思主禪定,認為一切智慧皆從禪定生,《大乘止觀法門》並不只講由定發慧,而講定慧互生。又如︰慧思的主要著作《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法華經安樂行義》等,都未涉及到《大乘起信論》的思想,而《大乘止觀法門》則糅和了天台教觀與《大乘起信論》中的阿黎耶識與雜淨二法等思想。因此此書係偽作的可能性很大,不能當作慧思的著作。
〔參考資料〕 《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佛祖統紀》卷六;陳寅恪〈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下);蔣維喬《中國佛教史》第十章;聖嚴《禪門驪珠集》第一章;安藤俊雄著‧演培譯《天台性具思想論》前編第一章。
我國禪宗第六祖,俗姓盧,先世河北范陽(今涿縣)人,其父謫官至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東),唐‧貞觀十二年(638)生慧能,遂為廣東新州人。慧能幼年喪父,後移南海,家境貧困,靠賣柴養母。有一天,能在巿中,聞客店有人誦《金剛經》,頗有領會,便問此經何處得來,客人告以從黃梅東馮茂山弘忍禪師受持此經。他因之有尋師之志。咸亨初(670),他把母親安頓後,即北行。到了韶州曹溪,遇村人劉志略,引其出家之姑無盡藏尼,持《涅槃經》來問字。慧能說︰「我雖不識字,但還瞭解其義。」尼說︰「既不識字,如何解義﹖」慧能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聞其言,深為驚異,遂告鄉里耆老,競來禮敬,即請慧能居於當地寶林古寺,稱他為盧行者。
慧能在寶林寺住了不久,又至樂昌西石窟,從智遠禪師學禪,智遠勸他到黃梅東禪寺(寺在黃梅雙峰之東,亦稱東山)去從弘忍受學。慧能於咸亨三年到了黃梅東山,弘忍見著他即問︰「居士從何處來,欲求何物﹖」慧能說︰「弟子是嶺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說︰「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和尚佛性與獦獠佛性無別;和尚能作佛,弟子當能作佛。」弘忍遂命他隨眾勞動,在碓房舂米。
慧能在碓房間踏碓八個月,當時東山禪眾達七百人。相傳弘忍有一天為了考驗大眾禪解的淺深,準備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驗。時神秀為眾中上座,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一時傳誦全寺。弘忍看後對大眾說︰「後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並勸大眾誦之。慧能在碓房間,聞僧誦這一偈,以為還不究竟,便改作一偈,請人寫在壁上。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這句是較通行的記載,敦煌本《壇經》此句作「佛性本清淨」),何處惹塵埃!」眾見此偈,皆甚驚異。弘忍見了,即於夜間,召慧能試以禪學造詣,傳與衣鉢,並即送他往九江渡口。臨別又叮囑他南去暫作隱晦,待時行化。因此慧能回到廣東曹溪後,隱遁於四會、懷集(今廣西懷集縣)二縣間,過了十餘年,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有二僧辯風幡,一個說風動,一個說幡動,爭論不已。慧能便插口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的心動!」大家聽了很為詑異。印宗便延他至上席,請問深義,慧能回答,言簡理當。印宗便問︰「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非就是行者﹖」慧能便出示衣鉢,印宗歡喜讚嘆,即集眾就法性寺菩提樹下為慧能剃髮。又請名德智光律師等為他授具足戒(按法性寺即今廣州光孝寺。寺中有六祖瘞髮塔、菩提樹、風幡堂、六祖殿諸古蹟)。兩月後,慧能即於寺中菩提樹下,為大眾開示禪門,說般若波羅蜜法。
不久,慧能辭眾歸曹溪寶林寺,印宗與道俗千餘人相送。那時,韶州刺史韋璩仰其道風,率同僚入山請慧能入城,於大梵寺講堂為眾說法,兼授無相戒。僧尼道俗集與千餘人,門人法海編錄其法語,又加入後來的法語,即世所行《法寶壇經》(今世流通的《法寶壇經》有四本︰(1)敦煌本,(2)惠昕本,(3)德異本,(4)宗寶本)。從此以後,慧能在曹溪寶林寺說法三十餘年。其間,中宗曾請慧安、神秀二師於宮中供養,並問禪法。二師皆說︰「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神龍元年(705),中宗即遣內侍薛簡往曹溪召他入京。他以久處山林,年邁風疾,辭卻不去。薛簡懇請說法,將記錄帶回報命。中宗因贈摩納袈裟一領及絹五百匹以為供養。並命改稱寶林為中興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給予法泉寺額,並以慧能新州故宅為國恩寺。延和元年(712)慧能回至新州小住,命門人建報恩塔。先天二年(713)圓寂於新州國恩寺,世壽七十六。弟子等就在那一年迎其遺體歸曹溪。憲宗時(806~820)贈以「大鑒禪師」諡號,柳州刺史柳宗元為撰〈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碑並序〉。元和十年(815)劉禹錫因曹溪僧道琳之請,又撰〈曹溪大師第二碑〉。從達磨六傳而至慧能,故一般稱他為六祖大師。
慧能的遺體未壞,弟子方辯裹紵塗漆於其上,形象生動逼真,現存於廣東曹溪南華寺(即古代的寶林寺)。
中國禪宗從達磨始百餘年間皆以《楞伽經》相印證,故亦稱為楞伽宗。達磨的三傳弟子道信開始兼以《金剛》等經為典據,到了慧能即以文句簡單的《金剛經》義代替了《楞伽經》,其目的在於擺脫名相繁瑣的思想束縛,而單刀直入求得開悟。
慧能本與神秀同為弘忍門下的大弟子。但因對禪的看法不同,後來遂分為南北二宗。北宗禪法多弘傳於北方貴族階層,南宗初行於嶺南一帶。後由慧能弟子神會於開元十八年(730)在洛陽定南北宗是非大會上,極力批評北宗禪為「師承是旁,法門是漸」,影響所及,北宗的勢力遂逐漸衰退。
慧能的禪學思想,見於其弟子法海集記的《法寶壇經》。此經後來曾被神會系一度改編作為傳宗的典據,故其中夾雜後起之說,但大體上還可見到慧能主張是捨離文字義解,而直澈心源。他說這種境界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又說︰心量廣大,遍周法界,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慧能
慧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他以為定是慧體,慧是定用,猶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燈是光之體,這是所謂定慧一體觀。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云謂裏,也可體會禪的境界。這就不同於北宗的教人靜坐看心,以為那樣將心境分為兩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只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慧能強調「見自性清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因此他對於當時僧俗念佛願生西方的淨土法門,另有一種看法。他對韋刺史開示說︰「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
慧能的弟子很多,《景德傳燈錄》及《傳法正宗記》皆載有嗣法四十三人。《法寶壇經》說有門人十人,《祖堂集》列舉八人。但是最著名於後世的,即青原行思、南嶽懷讓、荷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五人。他們得法後,都各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嶽二家弘傳最盛;南嶽下數傳衍為臨濟、溈仰二派;青原下數傳分為曹洞、雲門、法眼三派,形成了禪宗五派法流。
此外,《僧傳》、《傳燈錄》所未載而見於金石著錄者有淨藏(675~746),也是六祖知名弟子,他把南宗禪傳入嵩山(《金石萃編》卷八十七〈淨藏禪師身塔銘〉)。(林子青)
◎附一︰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九講(摘錄)
從《楞伽師資記》中的記載看慧能在弘忍傳法弟子中雖已被名列十一人之內,但只是屬於「弘化一方」的人物,並不是怎樣出色的。直到慧能死後二十年,即開元中經他弟子神會的努力,把他提倡的禪法當作達摩禪的正統向北方宣傳,逐漸把神秀一系的勢力壓了下去,「南能北秀」分列中的南宗禪法,原來局促在大庾嶺以南一方的,至此始普及於各地。
慧能(638~713)的歷史後來有許多附會的說法,現在只據王維受神會請托所寫的〈能禪師碑銘〉來敘述。一般碑銘都是根據死者親屬寫出有關死者的行狀事略來寫的,所以不妨當作實錄看待,〈碑銘〉中說,他原籍河北范陽盧氏,為當地大族,父親是一個官僚,被貶到嶺南,成了平民。幼年時慧能生活很貧困,後來對佛教有了信仰,於咸亨(670~674)中去黃梅見弘忍,此時他已三十多歲了。沒有出家,只以行者的身份從學。弘忍門下都是自耕自食的,他在碓房舂米,也隨眾聽法,雖有領會,但僅默契而已,始終不怎麼說話。儘管如此,他還是受到弘忍的關注,獨得弘忍某些特別的教導。在他辭弘忍回去的時候,弘忍還密授袈裟給他,以為信記,說明他得到嫡傳。回到南方以後,他並沒有立即進行活動,而是「懷寶迷邦,銷聲異城(指嶺南),眾生為淨土,雜止於編人(有戶籍的平民),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仍然過著平民的生活。這樣經過十六年,垂拱(685~688)中,有位內地法師印宗在南海(廣州)講《涅槃經》,慧能批評他講得不當,印宗和他交談,甚是佩服,為之宣揚,他的名聲就傳開了。也就在這時他才正式出家受戒,從事佛教活動。以後他又回到韶州,住在州東南的曹溪寶林寺傳授禪法。當時韶州刺史韋璩特地請他到州城大梵寺去講了一天法,即摩訶般若法,並傳了無相戒。他這一天的說法,經他的得戒弟子們記錄成為《壇經》。以後又屢加補充而流傳。據傳說,他不識字,所以沒有其他著作。他在曹溪住了三十年,因為名聲大了,武后、中宗召他入京,但他沒有去,終死於曹溪。
慧能的歷史見於王維〈碑銘〉的就是這麼多。此外,還有許多傳說,例如,在他未去黃梅之前就聽見別人念《金剛經》有所領悟,後來聽說弘忍在黃梅弘揚此經,他才趕去的。又說,他在弘忍處只住了八個月就得了法,而且同神秀較量了一下。──神秀是弘忍門下的上首,但他寫的偈不徹底,慧能寫的偈反更好,所以得到了弘忍的密傳,為他講了《金剛經》。又當他在廣州時,也有傳說,當時寺中的和尚議論風吹幡動,究竟是風動還是幡動﹖他認為兩者都不正確,應該說是心動,從而很使人們信服等等。其中關於他所作的偈和心動的說法,都是很受人們欣賞的,可是有關他早期生活的記載裏都沒有提到,大概是不足信的。
慧能在弘忍處所得的傳授,後人的說法也不盡同,其中大多是附會的,不過也可以推想他很有可能得到弘忍的特殊傳授。因為弘忍本人在道信門下就是很樸質的,但他卻得到了道信的傳授,自己的門下人才濟濟,他也要效法老師的作風,保持以前單傳的方式,而慧能恰巧也是那樣純樸,所以說他單獨付法給慧能,這是有可能的。此外,他看到慧能是一方之師,特別是在當時廣州這樣文化落後的地方,所以特別傳衣給他,以作徵信,增加他的號召力,這也是可能的。傳衣一事,以後在傳說中顯得十分突出,有一系列的故事︰有的說,慧能得到此衣回去後,為人所知,弘忍門下許多人都去追趕,有一武人慧明追到了,慧能擲衣於地,慧明用手去奪,卻拿不動,結果為慧能所說服而跟隨了他。以後,又說有人來盜衣(廣濟盜衣)。再以後,由於他未到北方去,所以唐肅宗就把這件衣拿去供養(道信以下各代的傳法者都未去北方),到了代宗時,又夢見慧能索衣,據說又重新送回了韶州。智詵一系的《歷代法寶記》中還說,武后時就把這件衣要了去,後來交給智詵帶回了四川。以後還傳說,衣在哪裏,達摩禪法的傳授就在哪裏。這些傳說說明傳衣之事是轟動一時的,可能實有其事。也說明弘忍為了便於慧能在南方傳他的禪法,使他更有號召力,所以給了他特別的照顧。
慧能所傳的禪法也確實是一種新教,對於舊說有很多改變。他們要求與平民相雜而居,對統治者則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這樣的佛教,也需要從自身產生一種號召力,所以傳法衣以為號召,也是有其需要的。關於不與統治者合作這一點,也和他們的傳承有關,自道信以來,幾代都是保持著這種作風的。例如,唐帝室曾召道信、弘忍入京,他們都未應命。到了為慧能創宗的神會,由於傳法的方便雖不得不接近官僚,但他仍然看不起神秀的當帝師,認為這是與其宗風相違的。說明他還是不願意與統治者合作。不過,他們不與統治階級合作,起的作用仍是消極的,只叫平民安份守己,歸根結底還是對統治者有利的。
後世一般都是根據《壇經》來研究慧能的思想,這是不甚可靠的。因為《壇經》已經過後人多次改訂,其中究竟還保存了多少慧能的思想很難說了。這種改訂之風,在當時即已引起不滿,如慧能門下在北方居住的慧忠就概嘆南方改換了《壇經》,是「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現存《壇經》的本子有四種︰最古的是敦煌本,由字跡上斷定是五代時寫的。那時南北宗早已分家,南宗中還分成了數派,可以肯定這個本子就有了改訂。在分派後,一般都乾脆把《壇經》看成是荷澤(神會)一系的東西,這表明《壇經》裏的說法與荷澤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也是有些根據的。從敦煌發現的《神會語錄》,許多說法就與《壇經》完全一致。不過是否即用神會的說法改動了《壇經》還有待研究。因此,嚴格地說,研究慧能的思想並不能以《壇經》作為唯一的根據。
比較合理的看法是︰從道信以來,東山法門已經不是單純的以《楞伽》為根據的了,他們的說法較前有了很大的變動,並逐漸擴大了禪法的範圍。在「藉教悟宗」的經教部份,就已包括了《般若》、《維摩》、《法華》、《思益》、《華嚴》等經。慧能的思想也是受了這種影響,不拘限於《楞伽》而吸收了諸經的說法。他在《壇經》中所表現的主要思想,是「摩訶般若」法。而所採那無相戒,則來自《金剛經》中關於「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等的說法。《壇經》中談到的以「無住為本」的說法,也出於《維摩經》〈觀眾生品〉裏文殊所說的「一切法均從無住建立」,所以儘管慧能不識字,但對這些經文還是有他自己的理解,並且涉及的範圍也相當廣泛。
至於慧能思想的具體內容,現在仍宜以王維的〈碑銘〉作依據。〈碑銘〉雖是由神會提供的材料,但當時還不可能根據神會的話去修改《壇經》,所以用它作標準來分析《壇經》還是可以想像到原來的一些面貌。
〈碑銘〉中說︰「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為教首。」關於這一點,《壇經》中沒有明文,但在〈無相頌〉中卻有同樣意思的說法︰「只見己過,莫見世非。」這也就是忍。這一思想在《壇經》中前後都貫穿著,〈碑銘〉中又提到了,可見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之一。對於定慧,他把範圍擴大了,〈碑銘〉說︰「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定,並非限於打坐,只要心不散,坐臥住行都是定。「慧無所依」,是說定慧一體,是照與光的關係,從定來看是光,從慧來看是照,所以並不是先有定而後有慧。這就是《壇經》中所說的「定慧等學」。「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越三世。」前一句是說以一心為法身,此心的量廣大無邊,猶如虛空,這也是從道信以來的說法。「本覺超越三世」的意思是說,般若之智是自性般若,是先天具有的,每人都有,只要一念相應它就會實現。因此他們主張頓悟。──因為這是一個整體,不必要什麼積累,也不受時間的限制,說有即有。這種智就是「本覺」,「超越三世」就是頓悟。以下還說到,「根塵不滅,非色滅空」。──無相的理論,是中國般若研究中的突出思想,認為除病不滅身。著相為病,除病就是除著相,如《肇論》說「即色是空」,非滅色為空。所以在禪宗完全中國化以後,把《肇論》放在第一位,十分推崇它。由此而言,「行願無成,即凡成聖」。在人們受無相戒的時候,要人們發四誓願,即對無邊之眾生、煩惱、法門、佛道無所成。也就是說要誓願成佛,但成佛並非另有佛身,自性就是佛。只要自己認識自己,一念般若即可成佛。由此決定,雖然是凡,但無疑即是聖。這樣,他就歸結為「舉手舉足,皆是道場,是心是性,同歸性海」。一舉一動都不離道場,不管是用情用心,都會歸於性海。這就是結論。
以上就是王維〈碑銘〉裏的重要論點。用這些論點去理解《壇經》,就可以看到慧能學說的精神實質。
接著,〈碑銘〉把慧能的修禪方法提了出來。南宗的方法是頓。所以〈碑銘〉說︰「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這兩個比喻都出自《法華經》。前者出自〈化城品〉,說化城在於息腳,息腳之後還是為了達到最終的目的地;後者出自〈譬喻品〉,說使窮子消失疑惑之後,即可自己直開寶藏。南宗就是把直開寶藏比作頓(神秀一系就無此說)。但盡主頓,「其有不植德本,雖入頓門,妄繫空華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太陽是有的,但迷於空華之人卻無視於太陽,這就不是太陽的過錯了。這種頓門是有的,問題全在於自己是否具備有入頓的條件。頓,是慧能所提倡的修禪的根本方法,後世的南宗禪即以此為特色相傳下去。神會所以要王維寫此文的目的,即由於當時人們還不相信此說,所以要他出來代為弘揚。最後〈碑銘〉還對慧能的無相無著的方法提了出來說︰「(能)常嘆曰,七寶布施(出《金剛經》),等恒河沙,億劫修行(時間長),盡大地墨(數量多),不如無為之運(出《金剛經》),無礙之慈(出《維摩經》),弘濟四生,大庇三有(三界眾生)。」這種無為無礙的思想即無相、無著、無住,也是慧能的一個主要思想之見於《壇經》的。
此外,除無相、無著之外,《壇經》中還提到「無念為宗」的話,這是〈碑銘〉中沒有的,可以推斷是出於神會的思想。
〈碑銘〉這種文體重在「銘」,王維在銘文中特別談到無相無著的意義︰「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
另外在《壇經》的最後(補充一些其他時候的講話),模仿《楞伽師資記》一類著作的體裁,說慧能在將死之際曾囑咐由法海起到神會止的十個大弟子說︰他們「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其中教他們的宗旨為︰「吾教汝等,不失本宗。」「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這三十六對是「外境無情對五(天地等)」、「語言法相對十二(有為無為等)」、「自性起用對十九(邪正、癡慧等)」。這三十六對可以通一切法、一切經,不管什麼,總可以找到與其相反的對立面,指出這兩者都是「邊」,離開二邊,才是中道。這種說法,顯然是受《維摩經》的「不二法門」的影響。這種法門組織,看起來既不屬於慧能的,也不是神會的,怎樣增加到《壇經》裏來的,很難瞭解。不過這種思想卻與慧能一系的門下有關,成了他們一種綱領性的東西。
◎附二︰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摘錄自《全唐文》卷三二七)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栧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
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茍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眾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為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雖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恆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床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葡,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座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
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眾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譚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虵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一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茍離身心,孰為休咎﹖(其一)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二)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其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四)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其五)
◎附三︰《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摘錄)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其考諱行■9a39,武德中流亭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么形,駮雜難測。
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鄽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需,留奉親老。
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為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為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己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卻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
未幾,造焉。忍師睹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眾而已。」如是勞乎井臼,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辭在壁,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
能計回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為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眾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眾。」至是,能爰宅於玆,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讖也。
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眾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訃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璩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峰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荄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於門;四部之賓,圍繞其座。時宣祕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為口實矣。
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綿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為國恩寺焉。神龍三年, 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並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
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
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肖同疇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 卻行而還禠之。
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癢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並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為撰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裛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逭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齎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
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熛向逼,二僧對舁,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敕重建塔,改為南華寺矣。
◎附四︰六祖慧能傳之相關史料
(1)法才《瘞髮塔記》
(2)法海《壇經》及〈略序〉
(3)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
(4)《神會語錄》
(5)《歷代法寶記》
(6)《曹溪大師別傳》
(7)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並
序〉
(8)《壇經》敦煌本(含楊曾文校寫之《敦
煌新本》)
(9)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並序〉
(10)《祖堂集》
(11)延壽《宗鏡錄》
(12)《壇經》惠昕本
(13)《宋高僧傳》
(14)《景德傳燈錄》
(15)契嵩《傳法正宗記》
〔參考資料〕 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景德傳燈錄》卷五;印順《中國禪宗史》;《六祖壇經研究論集》、《禪宗史實考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4});《中印佛教思想史》、《禪宗論集、華嚴學論集》(《世界佛學名著譯叢》{31}、{61});宇井伯壽《六祖慧能傳》、《禪宗史研究》{2};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伊藤英三《禪思想史體系》;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編著《慧能研究》。
唐代著名的禪師,漢州什邡(今四川什邡縣)人,俗家姓馬,後人尊為馬祖。他幼年依資州處寂出家,從渝州圓律師受具戒。開元中(735年頃),到衡山,結庵而住,整日坐禪。當時南嶽懷讓住在般若寺,見他很不凡,便去問他說︰「大德坐禪圖什麼﹖」道一說︰「圖作佛。」懷讓於是拿一塊磚在庵前石上磨。道一說︰「師作什麼﹖」懷讓說︰「磨作鏡。」道一說︰「磨磚豈得成鏡耶﹖」懷讓說︰「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道一因問法要。懷讓給以開示,最後說偈︰「心地含佛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言下道一豁然契會,侍奉十年,才離南嶽。後在江西開堂說法,起初住建陽佛迹嶺,既而遷臨川,又遷南康龑公山,所至聚徒說法,創建禪林,大曆年中(766~779),住鍾陵(今江西進賢縣)開元寺,四方學者雲集,法嗣有百丈懷海、西堂智藏等一三九人,後各為一方宗主,散佈天下。六祖慧能的後世,以道一的門葉最繁榮,禪宗至此而大盛。道一在洪州弘傳懷讓的宗旨,當時稱為洪州宗。道一的言行,後人輯有《馬祖道一禪師語錄》(又稱《大寂禪師語錄》,收入《古尊宿語錄》卷一)、《馬祖道一禪師廣錄》(收入《四家語錄》卷一)各一卷。
道一雖得法於懷讓,但其思想實淵源於曹溪,而對接機方面更有所開展。首先他根據六祖慧能的主張,倡導「即心即佛」,一切皆真;後來又恐人落於知解窠臼,於是進而倡導「非心非佛」。有一天他對大眾說︰「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後有人問他︰「……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道一說︰「為止小兒啼。」那人又問︰「啼止時如何﹖」道一說︰「非心非佛。」道一有一弟子名叫法常(752~839),聽到他說即心即佛,立即大悟,就到餘姚南七十里大梅山去住。道一想瞭解他領悟的程度,派一個人去問他︰「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法常說︰「馬師回我道即心即佛。」那人說︰「馬師近日佛法又別,(中略)又道非心非佛。」法常說︰「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那人回去告訴道一,道一卻印可他說︰「大眾!梅子熟也。」這都是從遮、表兩方面說底生心性與佛性無異的。
道一
從是心是佛解釋出發,他更認為「道不用修,但莫污染」。此即慧能傳懷讓「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他說︰自性本來具足,只要在日常行事上於善惡兩方面都不沾滯,就喚作修道人。又說︰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以來,長在法性三昧之中,穿衣吃飯,言談應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都是法性;只為不了解返本還源,於是隨名逐相,起惑造業;假如能一念迴休照,就全體都是聖心;假如能瞭解聖心,更無他事。因此他更具體地主張「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即是本來具足的聖心。悟得此心則行住坐臥、應機接物都是道,只須護持不染,更無別樣修持。這一思想對於後來修禪定的人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慧海、法常、惟寬、景岑、從諗等都有平常心是道的一說。
又接機的方式,他和慧能有所不同。慧能作風甚為平實,處處透露真諦,而道一則機鋒峻峭,變化無方,卷舒擒縱,殺活自如。他的作略有打、畫地、竪拂、喝及蹋等。不外乎隨事截斷學人的情解,而使悟得本心。這方式經其弟子西堂智藏等的發展運用,遂開後世臨濟一宗的家風。(黃懺華)
◎附一︰乃光〈馬祖禪要〉(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
禪宗自六祖惠能(638~713)而後,直如春風化雨孕育萬方。六祖生當初唐,大宏頓教法門。此時教下,三論宗則已衰歇,天台宗亦不絕如線。義學最盛者當推窺基一系之唯識宗,法藏新創之華嚴宗,以及南山律學而已。祖師禪初啟宏規,傳至馬祖與石頭,禪宗大盛。兩師參學創化正當盛唐開元天寶之際,中經中唐、晚唐、五代,下迄宋初,秉承兩師法系之禪宗則衍成五家,頓形璀璨之象。不惟掩蓋教下義學,且更影響我國傳統的儒學而為之孕育宋以後之新的「理學」。馬祖石頭的禪風,精力彌滿,含蓄閎深,實足以代表我國漢地佛教之極致。馬祖嗣南岳懷讓禪師,石頭嗣青原行思禪師,故於六祖同為法孫;同源異流,各具超方手眼。「江西主大寂(馬祖諡號),湖南主無際(石頭諡號),古德謂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師者,無知之人也」。即此可知兩師地位之重要。馬祖藉棒喝顯機用,後來百丈、黃檗、睦州、臨濟諸師直下承當,要見便見,真乃「石火莫及,電光罔通」(臨濟語)。石頭不動聲色綿密有致,後來藥山、道吾、雲巖、洞山諸師亦承擔勿替,回互宛轉,「半肯半不肯」(洞山語),以啟發學人。當時兩師弟子們是互相參學,後來臨濟、洞山兩家賢俊也是互參其師。唯馬祖、石頭以來的禪風,因各人的才調、悟緣、作風有異而自成格調,並非天下同風,亦無以言句定宗旨之說,不過為了成就學人以悟為則。五家以前,全體作用惟在以本分事接人;五家以後,悟得本分事了,必須體會宗旨方許接人。或體會宗旨,具足頓悟意樂,亦可豁破本分事。宗旨的權說,可以印證修證,也可保任學人的悟境,更重要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上,勞動作務上,要求見地端正,即事明宗。馬祖、石頭兩師之示教,實乃五家禪道曲立宗旨依據之本母。
馬祖傳略及其悟緣
馬祖名道一,漢州人。容貌奇偉,俗姓馬,人們尊稱為馬祖。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一往南嶽住菴,常習坐禪。南嶽般若寺懷讓師(594~657),六祖真子,往訪道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什麼﹖」讓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讓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又問︰「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讓即說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示,心意超然。侍奉數載,日臻玄奧。後得讓師印可,謂「得吾心,善古今」。馬師初住建陽佛跡嶺,旋遷臨川,次至南康龑公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人才傑出。當馬師闡化江西時,讓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讓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的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讓旨,回謂讓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讓然之。貞元四年正月馬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包佶為碑記述,權德輿為塔銘。
馬祖主要的開示和接機
(一)體會大道 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此即讓師答六祖「說似一物即不中」之意)。」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此則答話,直截掏出釋迦心腸。說法四十九年撒賴說他未曾說著一字,雖是實供,卻無人肯信,也無人證明,真是鈍置黃面老漢,到頭落得一場羞慚。雖在涅槃會上百千種喻說個佛性,亦是惹得人「眼花撩亂口難言」。不意千百年後被馬師敗露拆穿,不值一文錢。只如馬師說「且教伊體會大道」,這又是個啥圈兒﹖學人切忌眼花,被他手法遮掩過去!
(二)藏頭白海頭黑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即智藏),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即百丈)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佛果勤云︰「若以解路卜度,卻謂之相瞞。(中略)這僧將一擔懵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中略)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中略)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中略)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名法演,綿州人)道︰『封後先生』。」
上面引《碧巖錄》佛果語,足以說明這個淆訛公案當如何參究,今不再剖。只有一點當交代一下,馬師勞倦,西堂頭痛,百丈不會,且道其中有西來意也無﹖
(三)西來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只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師劈面便掌,曰︰「六耳不同謀。」
這三個答話,便見馬師機用活脫。言中有路誰人唯唯,說禪打人赤心片片,切莫辜負馬師好。「西來意」,一般是指達摩從西土來傳個什;和臨濟向黃檗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是同一語義的話頭。後來百丈、黃檗、睦州、臨濟等師,拈一條白棒或一聲喝來回答這問話,果無來由麼﹖盲加瞎棒亂喝,豈得雷同無過﹖棒下不知歸,當報恩無極!不是棒,便是喝,且道什麼處是西來意﹖
(四)東湖水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曰︰「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這個答話,石頭一系全在裏許。後來他家裏人著語對答,個個解游東湖水。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少。」請看這一絡索禪道,還能分得彼此麼﹖閑話且置,這般對話一似人情之常,道了也就完了,若是具眼參學的便不然,撞著道伴交肩過,豈不可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明眼人也不較少,借問一句,那裏是許多時雨水,而今還有雨水麼﹖
(五)傳持何法 有講僧(即教下講經的法師)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算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什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什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什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什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這則問答,將禪宗與教下的密切關係透露了,暗穿針線不易摸索得著,必須仔細參看。後來禪宗諸師拈提祖意教意是同是別跟這一則公案卻有些淵源,不可忽略。在這段話裏,座主問禪宗傳持何法,馬祖卻反問座主傳持何法,這裏實在透露了消息。不是見問就反問濟得了事。無奈座主講得經論不明佛意,卻成了個擔板漢。心裏想當師子兒,發言呈解卻成了野干鳴。繩索在馬師手裏,調弄得他團團轉,「出窟」、「在窟」正是妄想流識,怎識他「噓噓」、「默然」之意﹖被馬師問個「不出不入是什麼法」,果然烏珠突出說不上來,只得𢣗㦬告辭。馬祖不辜負他,召了,回首了,要他瞥地,再曰︰「是什麼﹖」可惜座主這番又失照也。擔板太重心眼昏昏,非鈍根而何﹖座主一再錯過且不管他。而今若於百丈代云「見麼」處荐得,不妨靈利。若於馬師曰「是什麼」處荐得,也不為分外。筆者盡情漏洩了,檢點將來,卻還成了個擔板漢。
以上選了五段馬祖主要的開示和接機;以下再節錄兩段直說的法語,最便初機。
「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中略)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抵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一日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趨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中略)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是解脫,解脫者即是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中略)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踪跡,猶如划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中略)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即除,妄想既除即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中略)若見此理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
馬祖印可的弟子
馬祖會下得法者眾,據云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法道之盛罕有其匹。時人稱馬祖道場為「選佛場」,大冶洪爐鍛鍊出許多銅頭鐵額漢,嘆未曾有。嗣法印可諸弟子中,以百丈、南泉、歸宗、大梅、鹽官、盤山等師最為傑出。(下略)
◎附二︰馬祖道一語錄選輯(摘錄自《古尊宿語錄》卷一)
馬祖大寂禪師,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也,俗姓馬氏。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
問︰「如何是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云︰「作何見解即得達道﹖」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鏁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上堂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噏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問︰「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云︰「一等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
〔參考資料〕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全唐文》卷五0一);《宋高僧傳》卷十;《景德傳燈錄》卷六;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
唐代禪僧。婺州(浙江省)東陽人,俗姓張。十四歲懷出家志,後從明州大德剃髮。二十五歲,於杭州竹林寺受具足戒,尋遊餘杭,謁徑山國一,問禪要,服侍五年,終受印可。後遁餘姚大梅山。建中元年(780),至鍾陵(江西)省馬祖道一。翌年,入衡嶽參石頭希遷。初住灃陽,次移澋口,後棲止荊州當陽紫雲山。復應天皇寺之請,復興天皇寺,為江陵尹右僕射斐公所歸崇,法席愈盛,世稱天皇門風。憲宗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示寂,世壽六十,法臘三十五。法嗣有龍潭崇信。崇信門下出德山宣鑑,其法系分雲門、法眼二宗。
又,據唐‧玄素所撰之〈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禪師碑銘〉記載,除上述之天皇道悟外,別有天王道悟。天王道悟(737~818),唐代禪師。渚宮(湖北江陵)人,俗姓崔。十五歲就長沙寺曇翥出家。二十三歲參嵩山律德,得尸羅。尋參石頭希遷,止二年,但不契悟,遂入長安參南陽慧忠,更謁馬祖道一,言下大悟,且依其勸說,還至渚宮。元和十三年四月示寂,世壽八十二,法臘六十三。
一說謂龍潭崇信為天王道悟之法嗣。此說以天皇道悟為青原派下,其法嗣經慧真、幽閑,至文賁而斷絕;天王道悟則為南嶽馬祖下之嫡流,其法嗣出雲門、法眼二宗。蓋有關天皇道悟與天王道悟之法統,諸禪籍史傳之記載,大有出入,此係源自雲門、臨濟二宗互爭南嶽下之正統而起,故同時有二位道悟之說,然當非史實。
◎附一︰印順〈天皇道悟〉(摘錄自《中國禪宗史》第九章第三節)
道悟門下有龍潭崇信,後來傳出雲門與法眼宗。惟儼門下有雲巖曇晟,後來傳出曹洞宗。道悟與惟儼的法系問題,關係重大,成為洪州與石頭門下爭奪的重心。
天皇道悟(748~807),《宋僧傳》卷十〈荊州天皇寺道悟傳〉,是根據符載〈荊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的。如《宋僧傳》說(大正 50‧769a)︰
「投徑山國一禪師。(道)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
「欲歸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真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吻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中略)根果成熟,名稱普聞。」
道悟在徑山國一禪師門下,已「直見佛性」了。為了疑有乖錯,所以又參訪馬大師與石頭。經兩處的虛心諮訪,結果是「相與吻合」,沒有什麼不同。所以,道悟是得法於徑山,而再度印證於道一與石頭的。《宋僧傳》卷九〈石頭希遷傳〉,引劉軻(約820)所撰碑,石頭的門人中,就有「道悟」(大正50‧764a)。這可見石頭門下,早已以道悟為繼承石頭的門人了。《傳燈錄》卷十四,敘天皇道悟的參學,這樣說(大正51‧309c)︰
「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曆(﹖)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中略)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迹。」
《傳燈錄》所敘事蹟,與《宋僧傳》大致相同。說到參學,徑山所受的,與馬大師「法無異說」,也與《宋僧傳》相合。但在參見石頭後,「從此頓悟」,顯然以道悟為從石頭得悟,專屬石頭門下了。然在早期的傳說中,道悟也被傳說為道一的門下。如權德輿(約791)撰〈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列弟子十一人,其中就有「道悟」(《全唐文》卷五0一)。元和中(806 ~820)常侍歸登撰〈南嶽懷讓禪師碑〉,所列再傳弟子中,也有道悟。宗密撰《中華禪門師資承襲圖》,洪州道一下,列弟子六人,第一位就是「江陵悟」,並注「兼稟徑山」。道悟為道一門下,也是很早就這麼說了。
天皇道悟,屬於石頭門下,還是洪州門下,早就有了異說。等到《祖堂集》(952)、《傳燈錄》(1004)問世,決定天皇道悟為石頭門下,那雲門宗與法眼宗,就屬於石頭了,這是洪州門下所不願意的。於是洪州下臨濟宗的達觀曇穎(989~1060),集《五家宗派》;臨濟宗下黃龍系的覺範慧洪(1071~1128),作《林間錄》,都引用丘玄素的〈天王寺道悟碑〉。他們以為,在荊州天皇寺道悟以外,同一地方,同一時代,另有一位「天王寺道悟」,是道一弟子;而龍潭崇信,是天王寺道悟的弟子。照達觀與覺範的意見︰你們認為天皇寺道悟是石頭門下,那就作為石頭門下好了。但龍潭崇信,是天王寺道悟的弟子,所以崇信以下流出的雲門與法眼,還是屬於洪州系統的。丘玄素所撰〈天王寺道悟碑〉,一般都認為是偽撰的。臨濟門下的作法,可說弄巧成拙!偽作不能為人所接受,反而引起天皇道悟屬於石頭系統的看法。其實,依符載碑、《宋僧傳》,及洪州與荷澤門下的早期傳說,足以充分證明與道一有關,不能說專屬石頭門下。好在牛頭宗衰落了,否則,生於婺州東陽(今浙江金華縣)的道悟,與牛頭宗的關係正深著呢!
◎附二︰陳垣《釋氏疑年錄》卷五〈荊州天皇寺道悟〉
《宋僧傳》卷十引符載撰碑,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幽閑即指慧真、文賁等,言其情性幽閑也,《五燈會元》附注改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殊誤。元‧曇噩《新修六學僧傳》,亦未嘗以「幽閑」為名,黃宗羲辨之,是也。《五燈會元》、《釋氏通鑑》、《稽古略》等,天皇道悟外,另有荊南城西天王寺道悟,渚宮崔氏,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嗣馬祖,其下出龍潭信。而《林間錄》、《人天眼目》、《佛祖通載》等則作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十三日卒,均引丘玄素撰碑為證。若是,則雲門、法眼皆宗馬祖矣。
丘玄素之名,雖見《歐陽集古錄》跋尾,然丘碑來歷不明,余所見記載最早者為《林間錄》、《祖庭事苑》,二書均著於大觀間。《林間錄》謂達觀穎所集《五家宗派》曾引此碑,然侯延慶序《禪林僧寶傳》有云︰「覺範謂余︰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穎嘗為之傳」云云。是達觀穎所集《五家宗派》未嘗以雲門屬馬祖也。以雲門屬馬祖者,覺夢堂重校之《五家宗派》耳。《僧寶傳》著於宣和間,《石門文字禪》有《僧寶傳》自序,說與侯序同,《僧寶傳》〈玄沙備傳〉明謂「石頭之宗,至是中興之」,是覺範洪亦未嘗以雲門屬馬祖也。《林間錄》之說,恐非覺範原文,不然大觀間著書既採之,宣和間著書又何為而棄之,其不以此說為然,亦可見矣。
此說之興,蓋當北宋末雲門極盛之時,與雲門競者之所造,其始不過因「皇」、「王」一字之偶誤,其後遂造為城東城西之異人,其意不在天皇,而在雲門之改屬,所謂門戶之見也。既託之達觀穎,又託之覺範洪,《五燈會元》小注等因之,遂成千古疑案。至元間,雲壑瑞作《心燈錄》,以龍潭屬馬祖,致為人沮抑不傳。順治間,費隱容輯《五燈嚴統》,洞上諸人至訟官毀板。康熙初,水鑑海於荊州城南建天王寺,白巖符又著《法門鋤宄》以攻之,聖感永輯《五燈全書》,立天王章,盤山朴又撰《存誠錄》以斥之。其專攻《五燈會元》者,則有吳僧大汕之《證偽錄》,潘耒乃以惡大汕故而並惡其言,亦非平情之論。丘碑可疑,辨之者多;《林間錄》之說與洪後出之書矛盾,尚鮮及之者,特誌其疑於此。
〔參考資料〕 《宋高僧傳》卷十;《景德傳燈錄》卷十四;《傳法正宗記》卷五;《五燈會元》卷七;《林間錄》卷上;《法門鋤宄》;陳垣《清初僧諍記》;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第一篇第二章;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2}。
新羅僧,為朝鮮南宗禪之開拓者。北漢郡人,俗姓王。初依瑞祥出家,法名明寂。新羅‧宣德王五年(784,唐德宗建中五年),由海路入唐,登五台山感文殊之靈應,聞空中聖鐘響聲,見山中神鳥飛翔。不久,至廣府寶壇寺受具足戒,後赴曹溪拜祖堂,時,門扉忽然自開。師瞻禮三拜而出,門閉如故。既而詣江西洪州開元寺,參西堂智藏受南宗禪,解消疑滯。時智藏知其大器,歎曰︰「誠傳此法者,非斯人誰歟﹖」乃得心印,並改名道義。不久,又上百丈山,謁懷海問禪要,海亦讚曰︰「江西禪脈總屬東國之僧。」
師在唐凡三十七年,於憲德王十三年(821,唐穆宗長慶元年)歸國,成為朝鮮弘揚南宗禪之先驅。師以「無念無修」為心要,並屢舉拳頭以接引學人。然時人尚尊教觀存神之法,故以師之提撕為虛誕魔語。師遂遁隱於雪山陳田寺(江原道),並終老於斯。年壽不詳。
師之付法弟子廉居,住雪山億聖寺傳祖心。廉居門下出普照體證,體證亦曾入唐,於文聖王二年(840)歸國,住迦智山寶林寺,宣揚南禪,門下八百人,遂成迦智山派,為朝鮮曹溪九山之一。後人遂尊道義為迦智山派之開祖。
〔參考資料〕 《景德傳燈錄》卷七;《祖堂集》卷十七;《三國遺事》卷五;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
唐代曹洞宗僧。幽州(河北省)薊門玉田縣人,俗姓王。幼年出家,誦習經法,二十五歲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學小乘律儀。既而歎曰︰「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乃去。後入翠微山問禪要,居三年,又往參洞山良价,契悟宗旨,遂嗣其法。
師初居三峰庵,後住雲居山,接四眾。故有「雲居道膺」之稱。南平王季、鐘傳深欽師之德風,奏請唐昭宗賜紫袈裟及師號。荊南節度使成汭亦常遣齋檀施。師開堂講學三十年,徒眾常達千餘人。天復元年秋示疾,翌年正月三日示寂,享年不詳。諡「弘覺大師」,塔號圓寂。法嗣有雲住、佛日、澹權等人。
〔參考資料〕 《宋高僧傳》卷十二;《景德傳燈錄》卷十七、卷二十;《五燈會元》卷十三;《禪林僧寶傳》卷六;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
五卷。無念深有撰,明聞校訂。明‧天啟五年(1625)刊行。本書卷一至卷三為作者回答世人詢問禪學與生死問題的回信,卷四至卷五收〈醒昏錄〉、法語,酬問、牧牛圖頌,及無念的傳記資料等。《嘉興藏》(新文豐版第二十冊)所收,題為《黃檗無念禪師復問》,然內容亦含〈醒昏錄〉。與上述《語錄》內容相同。
無念,名深有,為明末著名禪師。深得憨山、袁宏道、李卓吾諸人之推崇。此書卷五收有憨山等諸人對無念之評詞,摘錄如次︰
憨山〈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比來宗門寥落,野干亂鳴,殆不堪聽。所幸(無念)老師踞窟獅子,雖全身未露而爪牙無敢攖者。」
袁宏道〈法眼寺記〉︰「余見天下衲子多矣,(中略)然求苦參密究,具宗門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內之優曇也。」
李卓吾〈無念上人誕辰〉︰「有僧無念,學道精勤,眾人不知,目為庸僧。我與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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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鐵,均為堅硬的物體。釘嘴鐵舌比喻嘴硬,不肯認輸。明.無名氏《女姑姑.第四折》:「法座下有甚釘嘴鐵舌,銅頭鐵額,與吾問禪,請推下問。」也作「丁嘴鐵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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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亡後,後主劉禪被送往洛陽,司馬昭設宴待禪,作蜀漢故技於前,禪樂在其中,司馬昭因而問禪:「是否思蜀?」禪答:「此間樂,不思蜀。」典出《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後主禪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後比喻樂而忘返或樂而忘本。如:「拉斯維加斯為美國的觀光勝地,常使觀光客流連忘返,樂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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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啟悟弟子時所提的問題,有時問題是由弟子提出反問禪師。《醒世恆言.卷二一.呂洞賓飛劍斬黃龍》:「老僧今日不說法,不講經,有一轉話,問你大眾,其中有答得的麼?」也稱為「轉語」。
ㄓㄨㄢˇ ㄩˇ, 1.改變原來語句之意,而另作一語。
2.禪師啟悟弟子時所提的問題,有時問題是由弟子提出反問禪師。《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 .卷一○》:「請禪客各下一轉語。」《清平山堂話本.花燈轎蓮女成佛記》:「堂頭大和尚 ,我有一轉語,敢問和尚則個。」也稱為「轉話」。
3.訓詁學上指因時地不同或其它原因而導致語音發生變化的詞語。
4.書名。清戴震撰,二十章。內容為探尋漢語語源之作。書已失傳,《戴東原集》中收有〈轉語二十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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