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無量門持經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經名）一卷。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與一向出生菩薩經同本。持經之持，為陀羅尼之翻名。
[佛光大辭典]
出無量門持經
全一卷。南朝劉宋求那跋陀羅（394～468）譯。又作阿難陀呵離陀經、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收於大正藏第十九冊。本經旨在揭示菩薩行之要義。內容敘述佛陀居於惟舍梨（毘舍離）國大黎樹間之時，對舍利弗等宣說，菩薩若欲得無邊門總持，須具備四種預備行，並依四種清淨住以清淨身心，證得深智。此外又宣說阿彌陀佛亦是受持陀羅尼，始能成就功德。
本經之同本異譯有八種，即：(一)無量門微密持經，三國時代支謙譯。(二)出生無量門持經，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三)舍利弗陀羅尼經，南朝梁代僧伽婆羅譯。(四)阿難陀目佉尼訶離陀鄰尼經，北魏佛陀扇多譯。(五)一向出生菩薩經，隋代闍那崛多等譯。(六)無邊門陀羅尼經，唐代不空譯。(七)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唐代智嚴譯。(八)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宋代功德直及玄暢合譯。P1562
以字為門，由此門而入，則可了悟諸法之理，故稱為字門。每一字均附有其一定之意義。字門有四十二字門、五字門、八字門、十九字門、二十六字門、五十字門等說。(一)四十二字門乃大品般若經卷五之四念處品、舊華嚴經卷五十七等所揭出，即：阿、羅、波、遮、那、邏、陀、婆、荼、沙、和、多、夜、咤、迦、娑、磨、迦、他、闍、[其*皮]、馱、賒、呿、叉、哆、若、[木*宅]、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歌、醝、遮、咤、荼。此四十二字門不依五十字門之順序配列，而採取獨特之配列形式，包含非字母之十餘重字（即連結字，ligature）。
(二)五字門出自四分律卷十一，即：阿（a）、羅（ra）、波（pa）、遮（ca）、那（na），此為四十二字門之最初五字。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以此為文殊菩薩之真言。四十二字門之配列形式，出典不詳，然其最初之五字出於四分律，則知其淵源久遠。
(三)八字門出自出生無量門持經等，即：波（pa）、羅（ra）、婆（ba）、迦（ka）、闍（ja）、陀（da）、賒（śa）、叉（ksa），相當於四十二字門中之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五、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等字，可視為四十二字中之精萃。或謂四十二字乃以前記之五字與八字為基本而造成。
(四)十九字門乃出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卷十三，即：阿（a）、波（pa）、那（na）、捺（da）、沙（sa）、多（ta）、迦（ka）、娑（sa）、摩（ma）、誐（ga）、惹（ja）、馱（dha）、設（śa）、佉（kha）、叉（ksa）、倪野（jña）、他（stha）、塞迦（ska）、姹（tha），可視為四十二字門之撮略。
(五)二十六字門出自大集經卷四，即：阿（a）、遮（ca）、那（na）、邏（la）、陀（da）、波（pa）、殺（sa）、婆（?）、多（ta）、耶（ya）、婆（ba）、闍（ja）、曇（dha）、奢（sa）、佉（kha）、迦（ka）、婆（va）、摩（ma）、伽（ga）、羼（ksa）、呼（?）、若（ña）、婆（bha）、車（cha）、波（?）、頗（pha）。其配列次序不僅類似四十二字門，與此相當之西藏譯本亦舉出四十二字，由此可見其為四十二字門之略型。
(六)五十字門出自大般涅槃經卷八、文殊師利問經卷上字母品等，其依梵語字母順序配列，形式頗整齊，初為母音字，次為子音字，末尾添加一二重字。其字數通常為五十字，然或有五十一、四十六、三十八、三十四等字之不同。皆為阿阿（長音）、伊伊（長音）等順序配列，故知其與四十二字門之成立經過不同。（參閱「悉曇」4564） p2380
佛教中有藉觀想梵字以悟入空義的法門。此法門中，用來觀想、修持用的梵字，即為字門。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二字觀門》云（大正19‧709a）︰「又善男子，如是字門是能悟入法空邊際，除如是字，表諸法空更不可得。」字門有四十二字、五字、八字、十九字、二十六字、五十字等諸說。就中，四十二字門出自《大品般若經》、舊譯《華嚴經》卷五十七等書，即阿羅波遮那邏陀婆荼沙和多夜咤迦娑磨伽他闍𤿺馱賒呿叉哆若挓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歌醝遮咤荼。此四十二字，不像五十字門依照字母的順序排列，而是採取一種獨特的配列形式，並包含非字母的十餘個重字（即連結字）。又，五字門的五字，出自《四分律》卷十一，即阿（a）、羅（ra）、波（pa）、遮（ca）、那（na），這五字也是四十二字門的前五字，《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等以之為文殊的真言。
八字門，出自《出生無量門持經》等，即波（pa）、羅（ra）、婆（ba）、迦（ka）、闍（ja）、陀（da）、賒（śa）、叉（kṣa）八字，相當於四十二字門中的第三、六、八、十五、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字。
十九字門，出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卷十三，即阿（a）、波（pa）、那（na）、捺（da）、沙（ṣa）、多（ta）、迦（ka）、娑（sa）、摩（ma）、言我（ga）、惹（ja）、馱（dha）、設（śa）、佉（kha）、叉（ksa）、倪野（jña）、他（stha）、塞迦（ska）、姹（ṭha）。此十九字門，一一字義多依《般若》所說的四十二字門，且配列順序亦有相符之處。故此十九字門，可視為四十二字門的撮略。
二十六字門，出自《大集經》卷四，即阿（a）、遮（ca）、那（na）、邏（la）、陀（da）、波（pa）、殺（ṣa）、婆（﹖）、多（ta）、耶（ya）、婆（ba）、闍（ja）、曇（dha）、奢（śa）、佉（kha）、迦（ka）、婆（va）、摩（ma）、伽（ga）、羼（kṣa）、呼（﹖）、若（ña）、婆（bha）、車（cha）、波（﹖）、頗（pha）。其配列次第不僅類似四十二字門，且相當於《大集經》藏譯本所舉的四十二字，故可說是四十二字門的略形。
五十字門，出自《大般涅槃經》卷八、《文殊師利問經》卷上〈字母品〉、《大日經》卷二〈具緣品〉等，是依梵語字母的順序而配列，初列母音字，次列子音字，末尾添加重字。字數一般是五十字，但也有五十一字、四十六字、三十八字、三十四字等不同。以皆按阿、阿（長）、伊、伊（長）等順序配列，故知此說的成立經過異於四十二字門。
關於四十二字門和五十字門成立先後的問題，依近代研究得知般若部的編纂年代較早，且因《普曜經》卷三舉出四十二字門系統的字門，其後的異譯本《方廣大莊嚴經》卷四則舉出五十字門，故可謂四十二字門說先被唱導，其後再依梵語字母的順序，列出五十字門。
〔參考資料〕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三；《大方廣佛莊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法華經玄義》卷五（上）；《法華經玄義釋籤》卷五；《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八十九；《大日經疏》卷七；《翻譯名義集》卷五。
簡稱佛馱跋陀，意譯「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他原是釋迦族甘露飯王的後裔，住劫比羅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帶經商，遷居出來。五歲時，父母相繼病故，寄養於舅家。十七歲出家，在誦經時顯出異常的聰明，一天讀完一個月的功課，受了具足戒後，更加勤學，博通經典，以精於禪定和戒律出名。其後去罽賓，跟當時大禪師佛大先進修；在那裡遇中國僧人智嚴。智嚴請他到中國弘法。這正符合他的素願。他倆在旅途中歷盡艱難，先走雪山，繼改走海道，輾轉三年，才到達中國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晉‧義熙四年（408），他倆聽到鳩摩羅什在長安，就前去拜見。住長安的宮寺（一稱齊公寺），初和羅什相處甚好。在學問上，他們互有商量，發揮奧義。但他們的學風不同，師承淵源也各異。羅什專弘經教，特別是龍樹一派的大乘學說，得著姚秦統治者姚興的信任。羅什和門下兩千多人，出入宮廷，聲勢顯赫。佛馱跋陀謹守聲聞乘上座部的教學規模，修禪習定，聚徒數百人（像智嚴、寶雲、慧觀等有名人物都在內），甘於淡泊，不喜繁華。羅什也傳授禪法，不過只介紹了上座部舊師各家禪要，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而佛馱跋陀的禪法是從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純粹性（關於佛馱跋陀的師承，僧祐有記錄，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由於這些分歧，發生了隔閡。義熙七年，佛馱跋陀偶然說了一些自炫神異的話頭，便掀起了風波。當時羅什門下僧䂮、道恒等指摘佛馱跋陀犯了妄語戒，藉著群眾的勢力，逼他離開關中。佛馱跋陀的門徒一時感到威脅，幾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觀等四十餘人隨從佛馱跋陀南下去廬山。那時慧遠住在山中，早就聽到佛馱跋陀的聲名，及相見，異常歡喜。慧遠又了解到佛馱跋陀被驅逐的不合情理，特為寫信給姚興和關中僧眾，替他解釋並要求取消了判他為犯戒的處分。
佛馱跋陀在廬山為慧遠譯出了有關修禪的專著《修行方便禪經》二卷，這對慧遠的修持給予很大幫助。佛馱跋陀的志願是要往各處弘化，一年後，義熙八年秋，他便離開廬山西遊，到了荊州，受到當時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劉裕的尊敬。不久他隨劉裕去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在南京中華門外，一稱鬥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後人又稱謝司空寺）。他儀表樸質有涵養，深受當地僧眾欽佩。
佛馱跋陀到揚都後，依舊傳習禪法；所住道場寺，一時成了「禪師窟」。不久，法顯遊鴃盤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從義熙十二年到十四年，先後翻譯了法顯攜歸的梵本經律《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雜藏經》一卷。他積累了好些翻譯經驗，到義熙十四年受孟、褚叔度的啟請和沙門法業、慧嚴等一百餘人於三年中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後來改分六十卷，稱為《六十華嚴》）。這一大部經典的梵本有三萬六千偈，原來是西晉沙門支法領從西域于闐取回來的，一向無人翻譯。直到佛馱跋陀才完成這一大譯事（羅什先翻了《華嚴經》中的〈十住品〉，佛馱跋陀譯本就完全採用它的譯文；其餘各品和它配合，當然也受到了羅什譯文風格的影響）。大體上斟酌文義，符合原本的意旨。這部經文對後來佛教義學的發展關係甚大。翻譯地也以「華嚴堂」為名以示紀念。佛馱跋陀於劉宋‧元嘉六年（429）圓寂，年七十一歲。
佛馱跋陀的翻譯除了以上七種外，現存的還有︰《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觀佛三昧海經》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種，《淨六波羅蜜經》一卷。總計佛馱跋陀所譯共十二部，一一三卷（《高僧傳》說他譯經十五種，一一七卷，計算有誤。又，《開元釋教錄》刊定他的譯本裡有《新無量壽經》二卷，即寶雲譯本的重覆記載；《方便心論》一卷，即《修行方便禪經》的誤傳；《過去因果經》一卷，出處有疑；都不計入）。
佛馱跋陀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禪法。慧遠〈禪經總序〉載，佛馱跋陀曾譯達摩多羅和佛大先兩家的法門，現存《禪經》僅介紹了佛大先的漸修一法。這就是從二甘露門（數息和不淨觀）方便、勝進兩道各別的退、住、升、進、決定四分開始，進而觀界，修四無量，觀蘊、處，以至暢明緣起，達到禪定的成就。至於達摩多羅禪觀的詳細內容已無可考（後人仍稱佛馱跋陀譯本為《達摩多羅禪經》）。又佛大先所傳禪法次第本屬上座部瑜伽師地（舊譯修行道地）一類，從安世高以來已傳入中國。到了佛大先，更推進一步，「搜集經要，勸發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馱跋陀的傳譯就為稍後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這在中國佛教義學的歷史上是有意義的。（呂澂）
◎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章（摘錄）
佛馱跋多羅，此云覺賢，生於天竺那呵棃城。以禪律馳名。遊學罽賓，受業於大禪師佛陀斯那。秦沙門智嚴西行，苦請東歸。於是踰越沙險至關中。得見羅什，止於宮寺。教授禪法，門徒數百。名僧智嚴、寶雲、慧叡、慧觀從之進業。乃因弟子中頗有澆偽之徒，致起流言，大藏謗黷。秦國舊僧僧䂮、道恆謂其違律，擯之使去。賢乃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南下到廬山，依慧遠。計賢約於秦‧弘始十二年（410）至長安，當不久即被擯。停廬山歲許，慧遠為致書姚主及秦眾僧，解卓擯事。晉‧義熙八年（412）乃與慧觀至江陵，得見劉裕。其後（415）復下都，譯事甚盛。
覺賢與關中眾僧之衝突，慧遠謂其「過由門人」。實則其原因在於與羅什宗派上之不相合。《僧傳》云，什與賢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賢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覺賢對於羅什之學，可知非所伏膺。蓋賢學於罽賓，其學屬於沙婆多部。羅什雖亦遊學罽賓，精一切有學，但其學問則在居沙勒以後，已棄小就大。據當時所傳，佛教分為五部。不惟各有戒律，且各述讚禪經。羅什於戒律雖奉《十誦》，但於禪法則似與覺賢異趣。什公以弘始辛丑（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關中，僧叡即於二十六日從受禪法。什尋抄究摩羅羅陀、馬鳴、婆須密、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等家禪法譯為《禪要》三卷。後又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及《要解》二卷。至弘始九年（407）復詳校《禪要》，因多有所正，而更詳備，當與第一次所譯極不同。什公之於禪法，可謂多所盡力。《晉書》〈載記〉云什公時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續僧傳》〈習禪篇〉論曰︰「曇影道融厲精於淮北。」則什之門下坐禪者必不少。但約在弘始十二年（410），覺賢至關中，大授禪法，門徒數百。當什公弘三論鼎盛之時，「唯賢守靜，不與眾同」。而其所傳之禪法，與什公所出，並相逕庭。於是學者乃恍然五部禪法，固亦「淺深殊風，支流各別」。而覺賢之禪，乃西域沙婆多部，佛陀斯那大師所傳之正宗。其傳授歷史，認為灼然可信。覺賢弟子慧觀等，必對於什公先出禪法，不甚信任。慧遠為覺賢作所譯〈禪經序〉，謂覺賢為禪訓之宗，出於達摩多羅與佛大先。羅什乃宣述馬鳴之業，而「其道未融」。則於什公所出，直加以指摘。按什公譯《首楞嚴經》，又自稱為「菩薩禪」。而覺賢之禪則屬小乘一切有部，其學不同，其黨徒間意見自易發生也。
覺賢所譯《達摩多羅禪經》，一名《修行道地》，梵音為「庾伽遮羅浮迷」，此即謂《瑜伽師地》。按大乘有宗，上承小乘之一切有部。則有宗之禪，上接有部之法，固極自然。覺賢所處之時，已當有部分崩之後，其學當為已經接近大宗之沙婆多也。《僧傳》云︰
「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
據此賢之談空，必與什公之意不同。而其主有極微，以致引起誤會，謂微塵是常。而什言大乘空義說無極微，則似賢之學不言畢竟空寂，如什師也。又按賢譯《華嚴經》，為其譯經之最大功績。而《華嚴》固亦大乘有宗也。總之覺賢之被擯，必非僅過在門人。而其與羅什學問不同，以致雙方徒眾不和，則為根本之原因也。
〔參考資料〕 《高僧傳》卷二；《歷代三寶紀》卷七；《華嚴經傳記》卷一；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冊第二章；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冊第一章；高峰了州著‧慧嶽譯《華嚴思想史》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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