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數)三忍有三種,無量壽經第四十八願舉聲聞者得三法忍之願,而言第一法忍第二法忍第三法忍,未舉其法忍之名,因是而諸師之解不同。法位云是仁王經所說五忍之前三者,即伏忍信忍順忍也。憬興云是伏忍中之下中上三忍也。玄一曰是下說之音響忍柔順忍無生忍也。
又無量壽經云往生極樂之人聞七寶樹林之音聲,而得三種之忍:一音響忍,由音響而悟解真理者。二柔順忍,慧心柔軟,能隨順真理者。三無生法忍,證無生之實性而離諸相者,是悟道之至極也。見無量壽經鈔五。
又善導所說之三忍:一喜忍,念彌陀佛而生歡喜心者。二悟忍,念彌陀佛而悟解真理者。三信忍,念彌陀佛而住於正信者。善導解觀經中,韋提希夫人所得之無生法忍為此三忍。觀經序分義二曰:「因此喜故即得無生之忍,亦名喜忍,亦名悟忍,亦名信忍。」淨土文類行卷曰:「慶喜一念相應後,與韋提等獲三忍。」
又三種之忍波羅蜜也:一耐怨害忍,能耐忍有情怨敵之惱害者。二安受苦忍,能安受非情寒熱等之苦楚者。三諦察法忍,又云無生法忍,不起忍等。諦觀真理而安住於無生之理者。前二者為耐忍之忍,後一者為信忍之忍,似稍異,然決定而不動心之義則同。唯識論九曰:「忍有三種:謂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
(名數)有種種之三忍。見忍條。
(術語)見二悟條。
因明用語。印度新因明論師商羯羅主總括因明之正理為八種義門,此八義門又可總別為兩種利益。八門又稱八義,即: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現量、比量、似現量、似比量。兩益又稱二悟,即悟他(梵 parārtha)、自悟(梵 svārtha)。八門中之前四門有啟悟他人之作用,後四門有啟悟自己之作用。其中,能立、能破可令敵者(問難者)啟悟,似能立、似能破可依敵者之指摘而顯示能立、能破之非真,此雖可供立者(立論者)自悟,然亦有依之而令他人(問難者及證義者等人)了悟之效用,故總稱此四門為悟他門。現量及比量乃立者自己正確了知對境之理事,似現量、似比量則為錯誤量度對境之事理。雖有真、似之別,然皆僅能自悟而不能用以悟他。〔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上本〕(參閱「二悟」208、「因明」2276、「因明八門」2290) p287
因明用語。乃研究因明之八項目,又稱八門。即:(一)能立,(二)能破,(三)似能立,(四)似能破,(五)現量,(六)比量,(七)似現量,(八)似比量。其中(一)(二)(五)(六)四義為「真」,又稱四真;(三)(四)(七)(八)四義為「似」,又稱四似。四真四似合之為八義。〔因明入正理論悟他門淺釋〕(參閱「二悟」208、「八門兩益」287、「因明八門」2290) p302
因明用語。又作二悟。指因明論證能發揮悟自、悟他兩種功效。(參閱「八門兩益」287) p3074
梵語 para-sajvid。因明用語。為因明二悟之一。悟,有二義,即:(一)「迷」之對稱,乃覺之意,即明了真理。(二)對經驗事物事實之理解。他,指立論者以外之人。包括問難、義證等諸外人。悟他,即以言語令他人了悟正理,獲得正智。〔因明入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因明入正理論悟他門淺釋〕(參閱「二悟」208) p4111
梵語 ātma-sajvid。因明用語。為因明二悟之一。自己了悟之意。與悟他合稱二悟或二益,乃因明所發揮之功效。 p4111
具云四智相應心品,又簡稱四智心品,意即與四智相應的一聚心、心所,是菩提的四種德能,亦即佛的四種智慧,是轉有漏的第八識、第七識、第六識,及前五識,如其次第所得︰(1)大圓鏡智,(2)平等性智,(3)妙觀察智,(4)成所作智。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三作顯了智、平等智、回觀智、作事智。隋‧笈多譯《攝大乘論釋論》卷九作鏡智、平等智、正觀智、作所應作智。唐‧波羅頗密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卷三作鏡智、平等智、觀智、作事智。
(1)大圓鏡智︰是轉有漏的第八阿賴耶識聚所得的無漏智。這個智,遠離一切我執、我所執及一切所取、能取的分別,能緣的行相及所緣的內境都微細難知,而於一切境界能不愚迷、不忘失(常現前)。性相清淨,遠離一切有漏的雜染,為一切純淨圓滿的色心現行功德所依,又攝持一切清淨無漏功德的種子,能現能生自受用的佛身、佛土,及其餘三智的影像。無間無斷,窮未來際,猶如大圓鏡,能映現眾多的色像。如《佛地經》說(大正16‧721b)︰「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眾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智鏡,諸處(即六處)、境(即六境)、識(即六識)眾像影現。」這個智,內緣取自體功德的種子,外緣取一切真、俗所知境界。就緣真即緣取真如的方面說,是無分別智;就緣俗即緣取其餘境界的方面說,是後得智所攝。其體是一,隨義用的差別分為二種。了俗由證真,證真為先,然後緣俗智生,所以把這個後生的緣俗智稱為後得智。或者和後得相似,稱為後得智。其餘的平等性智,妙觀察智亦是如此。
(2)平等性智︰是轉有漏的第七末那識聚所得的無漏智。這個智遠離二執,觀染淨諸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由此安住無住涅槃,經常和大慈大悲相應,隨十地菩薩所樂,示現他受用的佛身、佛土等影像。又是妙觀察智的不共所依。這個智周遍緣取一切真俗境界。
(3)妙觀察智︰是轉有漏的第六意識聚所得的無漏智。這個智善觀察一切諸法的自相及共相,無礙自在。又攝藏無量陀羅尼(總持)門、三摩地(定)門,及所發生的六度、三十七菩提分、十力、十八不共法等無量功德珍寶,在大眾會中,能現一切自在作用,轉大法輪,斷世間一切疑惑,令諸有情皆獲利樂。這個智周遍觀察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皆無障礙,所以也是周遍緣取一切境界。
(4)成所作智︰是轉有漏的眼等前五識聚所得的無漏智。這個智是為想方便利樂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等一切有情,周遍在十方一切世界,示現種種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的變化身、土等三業,成就本願力所應作的八相成道等事。這個智也能周遍緣取一切境界,然而隨意樂力或緣一法,或緣二法,或緣多法。
四智雖然各各定有五遍行、五別境、十一善及心等二十二種心法(《佛地經論》卷三作二十一種)相應,然而在佛地一切心心法的分位所現起的各種功德中,智即別境中慧心所的作用最為殊勝,所有其餘的有為功德都是智的差別,所以以智為名。如《佛地經論》卷三說(大正26‧302b)︰「智有四種,大圓鏡等,於佛果地諸心心法分位所現諸功德中,智最殊勝,以智為名,總攝一切有為德故。」又四智,如上所說,是如其次第轉有漏的八、七、六、五識所得。如《佛地經論》卷三說︰「轉第八識得大圓鏡智相應心,能持一切功德種子,能現能生一切身、土、智影像故。轉第七識得平等性智相應心,遠離二執自他差別,證得一切平等性故。轉第六識得妙觀察智相應心,能觀一切皆無礙故。轉五現識得成所作智相應心,能現成辦外所作故。」然而《大乘莊嚴經論頌》卷三說八、七、五、六識,如次而得故。無性《攝大乘論釋》卷九也說轉五現識得妙觀察智,轉意識得成所作智。對《莊嚴論頌》所說,有兩種解釋,第一《莊嚴》是不依次第而說,並非說轉第六識得成所作智;第二是《莊嚴論》中據第六識能作神通等事業,所以說得成所作智;前五識到果位才能夠觀察,所以說得妙觀察智。對無性《攝論》所說,《成唯識義燈》卷七(末)說(大正43‧809c)︰「無性兩釋,各隨一義,不違二論」(《唯識》、《莊嚴》)。然而《佛地經論》卷三評破轉前五識得妙觀察智,說說法除疑,周遍觀察,不是前五識所能。總之,以《唯識》、《佛地》等論所說為正義。智雖然不是識,然而依附識而轉起,以識為主,所以說是轉識所得。又識的意義是分別,智的意義是決斷;在有漏位中,智劣識強;在無漏位中,智強識劣。為勸勉有情令依智捨識,所以說轉識得智。
四智是道諦所攝,所以只是無漏,即諸佛的功德及身、土等,皆是無漏的種姓所生。諸佛已經永遠捨棄一切有漏法的種子,雖然有示現作生死身、業、煩惱等,和苦、集諦相似,然而實在是無漏道諦所攝。
四智的種子,皆無始時來法爾本來具有,依附第八阿賴耶識,前滅後生,相續不斷,不是現在從熏習所生,此即大乘二種種姓中本姓住種姓,《成唯識論》卷九說(大正31‧48b)︰「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法爾所得無漏法因。」發心以後,由聽聞正法等外緣熏發,令無漏舊種漸漸增長,此即大乘二種種姓中習所成種姓。又說(大正31‧48b)︰「謂聞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等薰習所成。」大圓鏡智,有說菩薩金剛喻定(第十地滿心金剛無間道)現在前時,轉滅一切有漏種子及異熟識等,即開始現行;有說金剛喻定現在前時,還沒有頓捨異熟識種,要到次剎那的解脫道初成佛位才得開始現行。《成唯識論》卷十平列兩說,《佛地經論》卷三只舉前說,然而《成唯識論述記》卷十以後說為正義。這個智,執持一切無漏種子令不失壞,從初成佛起,盡未來際,相續不斷。平等性智,菩薩初地初現觀時即菩薩見道初現前位,和我、法二執相違,才得開始現行,從此以去,在以後的諸地中,加以修習,令增長清淨圓滿。在無漏觀等現在前時,經常現行。假如有漏心現前,或有間斷。像這樣展轉到第十法雲地最後心以後,便和純淨的第八識相依,盡未來際,相續不斷。妙觀察智就生空觀品說,二乘見道位也得開始現行,此後展轉頓悟者從見道位到無學位,漸悟者從四果向大到菩薩解行地終,頓漸二悟菩薩或者到上位(上位即十地及如來地),只要不是有漏心現前或無心時,皆得現行。就法空觀品說,菩薩見道位才得開始現行,此後展轉到上位,只要不是有漏位,生空觀,及無心時,其餘一切位皆得現行。成所作智,有說在菩薩修道位中,由後得智引發,也得開始現行。有說要成佛才得開始現行,成所作智是轉有漏的前五識所得。前五識以五根為不共依,而以現行第八識為共依。在因位十地中,能變的第八識是有漏,所以所變的五根也是有漏。有漏必俱同境的五根,必不能發無漏的五識。因此成所作智要到成佛依無漏的五根才得現行,而且這個智由作意才現起,所以在佛果上,也不是永遠現前,常有間斷。《成唯識論》卷十平列以上兩說,《佛地經論》卷三評取後說。總之,四智中,妙觀察、平等性二智,通達修習二位的菩薩,證得一分;大圓鏡、成所作二智,必須到究竟位才得現行。從而具足這四智,得大菩提的,只是究竟位的佛果。(黃懺華)
〔參考資料〕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二;《佛地經論》卷四~卷七;《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七(本);《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下(末);《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四;《唯識論同學鈔》卷十之三。
一卷。印度‧商羯羅主造,唐‧玄奘於貞觀二十一年(647)在長安弘福寺譯出,知仁筆受。收在《大正藏》第三十二冊。作者商羯羅主的歷史已難詳考,據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說他出於陳那門下。今從他的著作對於陳那晚年成熟的量論學說很少涉及,他可能是陳那早年的弟子。又陳那久在南印度案達羅一帶講學,而天主此論的主要內容後來也被吸收在南印泰米爾語文學作品之內,由這些事實的旁證,作者可能是南印度的人。
本論之名「入正理」,有兩層意義︰其一,陳那早年關於因明的重要著作是《正理門論》,文字簡奧,不易理解,本論之作即為其入門階梯,所以稱為入正理。其二,正理是因明論法的通名,本論為通述論法的門徑,所以稱為入正理。窺基曾說此論「作因明之階漸,為正理之源由」,這是很恰當的論斷。
本論的全部內容,在開頭有總括一頌說︰「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這就是後人通說的「八門(能立、似能立等)二益(悟他、自悟)」實際包涵了諸因明論所說的要義。
這八門二益雖然不出陳那諸論的範圍,但本論是做了一番整理補充的功夫的。特別是在似能立一門裡,依照宗、因、喻三支整理出三十三過,以便實用,可說是一大進展。這三十三過是似宗九過,其中相違五種,不極成或極成四種;似因十四過,其中不成四種,不定六種,相違四種;似喻十過,其中由於同法的五種,由於異法的五種。本論對於這些過失,都作了簡要的說明,並舉了適當的例證。
本論辨別三支過失那樣的精細,完全是以構成論式的主要因素「因的三相」為依據。這三相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三相的理論雖然從世親以來就已組成,又經過陳那用九句因刊定而漸臻完備,但到了商羯羅主才辨析得極其精微,像他對於因的初相分析,連帶推論到宗的一支,需要將宗依即有法(論題中的主辭)和能別(論題中的賓辭),從宗體(整個論題)區別開來,而主張宗依的兩部分須各別得到立論者和論敵的共同承認而達於極成。因此在似宗的九過裡也就有了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三種,這些都是陳那著作中所未明白提出的。另外,他對因的第二、三相的分析,連帶將陳那所立因果裡的相違決定和四種相違一一明確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學術上的發展。
本論是一部極其精簡的著作,詞約而義豐,但仍包括不盡,所以在論末更總結了一頌說︰「已宣少句義,為始立方隅,其間理非理,妙辯於餘處。」這是要學者更參照陳那所著的理門集論而求深入的。
本論的內容和特點,大概如上。
本論的譯者玄奘在印度遊學時,對於因明到處參聞。他回國三年之後就譯出了本論。譯本既出,玄奘又口授講義,都是創聞新說,所以他門下弟子,奉為祕寶,競作註疏。其中大莊嚴寺文軌和慈恩寺窺基所作尤為流行。軌《疏》三卷,製作較早,後稱「舊疏」。基《疏》三卷,解釋繁廣,後稱「大疏」。奘門最後惟窺基一系獨盛,他門下慧沼相繼撰《義斷》一卷,《纂要》一卷,《續疏》(這是補足基《疏》末卷的)一卷;再傳智周,又撰《前記》三卷,《後記》三卷,都簡別他家異義而宣揚窺基之說。此外還有道邑的《義範》三卷,道巘的《義心》一卷,如理的《纂要記》一卷,也是發揮窺基學說的,可惜已佚失不傳。
本論在玄奘門下,不但傳習很盛,並且立破方法還被運用到各家著述之中,因而成為研究慈恩一宗必需通達的要籍。只是歷史不久,即跟著此宗勢力的衰微,而逐漸無人過問。此論流傳於日本,反而得著很大的發揚,傳承不絕,著述解說也極多。直到清代光緒二十一年(1895),楊仁山居士才從日本將窺基的《大疏》刻本取回中國,核對流通,這才重新引起學人對於本論的研究。
本論的梵文原本因為一向受印度耆那教徒的重視而保存。在第十二世紀時,耆那教徒師子賢曾為之作註,相繼有脅天的複註和吉祥月的複註,現都存在。1930年,德魯瓦校刊了本論梵本和師子賢註、脅天複註原本,合冊出版。次年,米洛諾夫又從註書裡輯出論本刊登於《通報》之上。1933年宇井伯壽又對校各梵本勘成本論的定本,附載在所著《佛教論理學》之末(並還作了新的日文譯本),這樣本論的原來面目就大白於世了。
在西藏,本論曾有過兩種譯本。初譯的一種是從漢譯本重翻,這是漢人勝藏主和度語教童所譯,並經漢人法寶校訂,但誤題本論作者之名為方象(即是域龍的同意語,乃陳那一名的翻譯)。後譯的一種是從梵本直接譯出,這是迦濕彌羅一切智護和度語名稱幢祥賢所譯,時間較晚,故在《布頓目錄》等舊錄上未載。這一譯本,大概是受了舊譯本誤題作者名字的影響,也將著論者題作陳那,並還錯認本論即是陳那所作的《理門》,而在譯題之末加上一個「門」字。以上兩種譯本都收入《西藏大藏經》〈丹珠爾〉中,〈經釋部〉第九十五函,但德格版、卓尼版均缺第二種譯本。又第二種譯本1927年拔查恰爾雅校刊出版,收在他所校刊的梵文本《入正理論》的第二部分。
就因為西藏譯本上一再存在著錯誤,近人費德雅布沙那在所著《印度邏輯史》中依據藏譯詳細介紹了本論,也看成它是《理門》同本而出於陳那手筆,由此在學者間對於本論與《理門》是一是二,以及作者是陳那還是天主,引起很長久的爭論。其實,如要相信最早傳習此論的玄奘是學有師承的,那末,他說本論作者是天主,也一定確實不容置疑的。至於本論和《理門》完全為兩事,則玄奘另有《理門》的譯本存在,更不待分辨而明了。(虞愚)
◎附一︰霍韜晦〈陳那以後佛家邏輯的發展〉(摘錄自《佛家邏輯研究》)
《因明入正理論》,玄奘譯。
本書乃陳那弟子商羯羅主所著,以二悟八義組織整個因明系統,簡潔而有條理,是一本極好的入門書,普受後人重視。自窺基之《大疏》出,遂成斯學權威。實際上窺基之前,已先有文軌之《莊嚴疏》,其後又有慧沼之《續疏》、《義斷》,與智因之《前記》、《後記》;傳至日本後亦續有疏釋多種,結果由鳳潭集為《瑞源記》一書。由於本論之梵文及藏文本均存,故近代學者之研究亦夥,如金倉圓照〈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兩語對照〉(「文化」四卷六期)、武邑尚邦〈論因明入正理論之原典〉(「印佛研究」卷十一之一)、宇井伯壽則將此梵本校訂,附在其《佛教論理學》之末出版。(中略)此外,中國方面之近人疏解亦有︰熊十力《因明大疏刪注》、韓清淨《因明入正理論釋》、陳大齊《因明入正理論悟他門淺釋》等。
◎附二︰呂澂〈因明入正理論的三個本子和注疏〉(摘錄自《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這本書是玄奘於貞觀二十一年(647)譯出的。此時是玄奘回國譯經後的第三年,可見玄奘對它還是很重視的。此書也簡稱《入論》。它比《因明正理門論》份量小些,所以一般也稱它為《小論》。
譯本題名作者為商羯羅主(陳那的弟子)。大約在宋代,此書也譯成藏文。西藏學者知道陳那著有《理門論》想找到它,但未找到,卻發現此書,就認為是《理門論》,於是將此書的作者歸之於陳那,並在譯本後面附言︰此乃藏人一向稱為《理門論》者。到了元代初年,西藏學者又找到《入論》的另一個梵本,並重新翻譯。這個新發現的本子上仍無作者名字,於是繼續誤認為是陳那的作品。
此論的梵本一向被認為是散失了。1921年,一般還認為梵本已佚。其實,《入論》的梵本一直保存在耆那教徒手裏。西元十一世紀時,耆那教徒師子賢給《入論》作了註,內容很詳細。接著,於十二世紀,脅天、吉祥月又各作了複註(鈔)。這些寫本早就被蒐集梵本的得到。因為這些本子裏有複牒(《入論》的原文),所以完全可以根據這些本子將《入論》原文整理出來,但此事並未被人們注意。大約在西元1909至1910年,俄國人米洛諾夫發現了它,寫了介紹文章,登在印度的雜誌上。米洛諾夫還說,他將進行校勘,在《佛教文庫》裏出版。後來歐戰爆發,他離開俄國,梵本未能發表。到1920年,印度對梵本進行整理,計劃在印度巴羅達東方研究所的《蓋克瓦特東方叢書》(Gos)中出版。但工作進行得很慢,直到1927年才出一本西藏的譯本(《叢書》的第三十九種)。又過了三年,即1930年,才把梵本(包括師子覺和脅天的註)出版。這期間米洛諾夫在法國,他知道印度的計劃,但總未見其實現,於是便自己進行整理。於1931年,他整理的梵本在法國《通報》第二十八卷裏也登了出來。
這兩個梵本跟中國譯本(漢、藏)是有出入的。究竟哪個本子是定本,至今也沒有統一的看法。日本學者宇井伯壽曾把梵本集攏起來,並用漢文做了校訂。宇井還把它譯成日文,這些都附在他的著作《佛教論理學》的後面。
《藏要》本《因明入正理論》也應用了這些刊本,把重要的出入之點都註了出來。
中國譯出《入論》後,在當時看來,還是一門新學問,所以,譯場裏有很多家根據玄奘的譯講(邊譯邊講)作了註疏。最初有神泰、靖邁、明覺等前輩的註疏;跟著又有文備、文軌、璧公等人的註疏。其中文軌的比較受人重視。因他住在莊嚴寺,所以也稱他的註疏為《莊嚴疏》。比較晚出是窺基的《因明入正理論疏》。此疏非常詳細,分量較大,所以也簡稱為《因明大疏》。窺基的門下還給《因明大疏》作了《疏記》。總之,當時各家的註疏不下幾十種,可惜現在大半都散失了。日人鳳潭於約當我國清初時,作《因明論疏瑞源記》(商務印書館1928年排印了此書),其中提到舊疏,說從唐到宋、明,給《入論》作疏的共有五十家。鳳潭在《瑞源記》裏約引用了三十家。所以,舊疏雖然大部分不存了,但從《瑞源記》裏還可以看到片斷。
《入論》的註疏雖很多,可是,後世研究《入論》的人大都用窺基的《因明大疏》。事實上,這部疏比其他的是要好一些。《因明大疏》原本不全,在「似喻能立不成」原文以下就沒有了,缺六分之一,可能窺基在寫作時就未完成。後來慧沼把它續成。慧沼的文字也相當繁,後人把他的疏加以刪節,遂成廣略兩個本子。後來,有人誤以為略本是窺基寫的,而廣本才是慧沼續的。金陵刻經處本即以略本為窺基所作。我們把慧沼的《續疏》全刻了出來,搞清了廣略兩個本子都是慧沼續補而成的。
文軌《莊嚴疏》的佚文,我們也從各方面輯起來,特別是利用了《金藏》裏的《十四類過疏》。此是文軌作,《金藏》誤認為窺基作。由於利用了《金藏》,輯佚也還比較像樣。有了《莊嚴疏》,就能幫助我們了解窺基在因明的哪些地方有自己的發揮,哪些地方是採用前人之說。
《因明大疏》於唐武宗會昌廢佛時國內便散失了。窺基關於因明的論述,僅在延壽的《宗鏡錄》裏保存了一小部分。宋明時期也有人研究因明,明代人對《入論》還有註釋。他們的參考資料大多取之於《宗鏡錄》,自然很不完全。後來從日本取回《因明大疏》的原本,金陵刻經處刻版印行。從那以後,研究因明,特別是《因明大疏》,才有了較為豐富的資料。近人如熊十力、梅光羲等對《因明大疏》作了刪節、註釋。
現在《入論》有梵、藏、漢三種本子,又有《因明大疏》作參考,研究它的資料還是相當豐富的。
六卷(通行刊本八卷)。唐‧窺基撰。又稱《因明大疏》。收在《大正藏》第四十四冊。窺基(632~682)係元魏時尉遲部的後裔,十七歲時依止玄奘出家,經過了十一年,參加譯經,編纂《成唯識論》,並深入研究了因明。但到玄奘去世,乾封元年(666)後,他才作《因明入正理論》的註疏,迄於晚年還未寫定,在解釋喻過「能立不成」處便中止了,以下各段,還是他的門人慧沼繼續完成的。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商羯羅主造,是玄奘從事譯經的第三年,即貞觀二十一年(647)中所譯。因明這一種學問在當時是極覺新鮮的,所以奘門競行學習。過了一年,玄奘又譯出《因明正理門論》(一卷,陳那造),充實了研究的資料,於是其時著名的神泰、靖邁、明覺三家的《入正理論疏》便在永徽初年間(650~652)撰成了,接著又有文軌、玄應、文備、璧公諸師的註解。這些註書各記所聞,並參照《理門論》加以發揮,一時頗為流行。窺基的《論疏》就是在這些著述基礎上,抉擇取捨而寫成的。
基《疏》內容,於解釋《入論》本文之前,有短短的序論三段(本疏卷一)︰
(1)敘所因︰略述因明的源流,世親、陳那的著作,本論的緣起,並說到玄奘在赴印途中迦濕彌羅國僧稱論師處開始學習了本論,後在那爛陀寺戒賢門下更窮盡了幽微,回國不久便譯出了本論。
(2)解論名︰採取了當時神泰、文備、文軌、靖邁四家之說,加上他自己的見解,一共五釋,未予軒輊。但據其最後所解,以正理指陳那的著作(特別是《理門論》)而言,似乎更為當理。本段末尾還解說了本論作者商羯羅主得名的由來,可惜未詳其身世。
(3)明妨難︰解釋對於因明這一名稱的七種疑難,大都是當時存在的異論。
本疏解釋論文,大分兩段︰第一大段解釋論首總標綱領的攝頌以及隨後詳解的長行,第二大段解釋論末顯略指廣的結頌。首段解釋攝頌中對於所標出的八門(也就是八義︰真似能立、真似能破、真似現量和比量)二益(也就是二悟︰自悟、悟他),都有簡明顯要的說明,如說真能立是三支具足而且一無過失,真能破有顯過和立量的不同,真現量是定心或散心之照符前境、明圻袹憿A真比量是以共許因成立未許宗能生決定智等,無一非精粹之談。隨後還推論到瑜伽學系論書解說這些義門的沿革。
其次解釋本論長行。因為本論結構還是依據《理門論》以立破為綱,故在真似能立之後接著就說真似二量(這是視二量為能立的工具,所以這樣安排),再說真似能破,一共六段,和攝頌的順序不同。撰者體會這樣的精神,在釋文裡也就偏詳於立破。他解釋真能立的一部分有不少精到的見解。如解三支比量的宗支處(本疏卷二初),指出宗依(構成宗支的主詞即「有法」和賓詞即「能別」兩個部分)與宗體(由能別解釋有法所得的整個意義)之應嚴加區別。又宗體在四種悉檀(即普遍的、自宗的、旁推的、隨意的)裡應取第四隨自意樂而建立,不受拘束。又解因支處(本疏卷二末)指出因有啟發作用的生因和了解作用的了因,二者又各有言、義、智三方面(合成六因),而就立量悟他來說,因支是應該以言生和智了二因為其實質的。又解喻支處(本疏卷三),辨析到異喻用在止濫(即遮止因法通於宗的對立面),無妨用無體之法為喻依。由此再推到三支之有體,無體,應當互相適應(立有體的宗,因喻俱應有體,立無體宗則不拘,見本疏卷四)。這些議論雖在其他論書裡(如《廣百論釋》曾談到因法的有體無體等),舊疏裡(如文軌的疏文曾談到宗依、宗體和四悉檀等),已見其端倪,而作出徹底詳盡的發揮,則是此疏所獨有。
就在這些釋文裡,此疏也隨時糾正各家舊疏的錯誤。最顯著的例子,即是本論之解釋宗支,有一句譯文是「極成能別差別性故」(意謂宗是由於雙方共許的「能別」區別了(中略)而成的)。文軌等舊疏卻作「(中略)差別為性」來解釋,這不但違反因明的軌轍,又還不懂中印語文的規律,貽誤學人,為害不淺,故撰者予以嚴厲的譴責而毫無寬假(見本疏卷二)。
其次,解釋似能立一部分。此分從本論的結構來看,可說是最大特點之所在。因為陳那的著作《理門》、《集量》等論書裡,雖已對於三支過失作了全面的說明,但文義比較散漫而隱晦,《入論》乃加以整理、明確,並有所補充(如宗過的後面四種),於是列出宗九過、因十四過、喻十過,而合成三十三過,又各各舉了確切的範例,使人一目了然,可謂極其精彩(後人學習因明的,也從研習三十三過而入,可謂「思過半矣」之效)。基疏對這部分的解釋,盡了很大的努力,以篇幅言,幾占現存全疏的一半(三卷有餘)。他為了明確刊定每一種過失的特徵與其可能運用的範圍,作出種種的分析。如解各過,都舉出全分的,一分的兩類四句(此即以正面對自許、他許、共許而為三句,反面全非又為一句),而刊定其是非(一、三句是過失,二、四句則不然)。另外又在各支過失可以兼備的方面,錯綜排列出所有的句式,以為真似的刊定。以宗過一類為例,九過互具,再加以全分,一分四句的分別,即可演繹出二千三百另四種句式(見本疏卷五)。這雖不免過於形式化,但從其可能性上,究極奧蘊,不得不說是基疏對於因宙論的一種發展。
即由於三支過失的刊定和所對而言者(自、他、共三方面)有關,基疏從這一點更推論到比量之運用於破他、自救,乃至於留防過地步等等,也可在三支上予加限制的言詞(如只是自宗承認的加「自許」,他宗承認的加「汝執」,兩家共認而非泛泛之談則加「勝義」或「真故」等),提了出來,並不成為過失(在護法、清辯的著書裡,此例極多),這樣就有了「自比量」、「他比量」、「共比量」的區別。又在共比量裡,還可擴大因支的範圍,加上自許或他許的部分,以成「自共比」或「他共比」,三支比量的運用乃益靈活而廣泛。基疏對於這些用法,一再透闢地闡明其意義,並舉出玄奘在印度時所立「唯識量」和改訂的勝軍「大乘是佛說」量來作為例子而詳加解釋,又對順璟的反對唯識量作了批判(見本疏卷五、卷六)。基疏在這一方面的發展,對於當時的佛學講論、著述以及理解護法、清辯等論書,均有很大的實用意義。
本疏原稿不全,只到解釋喻過的開端為止,以下十種喻過、真似二量、真似能破各段,都付闕如,這是很可惜的。不過慧沼(650~714)依據本疏的精神,很好的替它補足了。特別是二量部分,疏文未及詳說的,還另寫了《二量章》收在《法苑義林章補缺》之內,極便於研究。慧沼這一部分補寫的疏文,後來單行,即題名《因明入正理論續疏》(因為有人曾將《續疏》刪成節本,後世也誤會為窺基原作略疏,其《續疏》不過是添加細註而已,參照內學院校刊本《因明入正理論續疏》卷末校記)。此外,文軌舊疏解釋似能破一段,曾引《理門論》中十四過類一段詳細解釋,也曾被後人誤認為窺基手筆,改題為《因明理門十四過類疏》,刊本單行。
本疏內容極其豐富,幾乎涉及因明全部的問題,因此通稱為《大疏》。其書一出,所餘同類章疏為之晦采,大半零落失傳。在慈恩宗內,奉本疏為圭臬,備致推崇,更不待言。像慧沼,除作了《續疏》而外,還撰有《入正理論義斷》三卷、《纂要》一卷,引申本疏之說。其後,智周(668~723)更對本疏作了《略記》一卷、《前記》三卷、《後記》一卷(未全),解釋益加詳細。又本疏從中唐時傳到日本後,講習極盛,著述亦多,其中還保存不少的唐人舊說足供研究。其流傳後世的主要著述,有善珠的《因明論疏明燈鈔》六卷、明詮的《因明大疏導》並《裡書》九卷、藏俊的《因明大疏鈔》四十一卷、良遍的《因明大疏私鈔》三卷。此外,還有鳳潭的《因明論疏瑞源記》八卷,徵引該博,解釋細緻,尤為風行。又本疏解釋因四相違過一段,素稱難解,日人對此也特別研究,另作註書,著名之作有真興的《因明四相違略私記》二卷、源信的《因明論疏四相違略注釋》三卷等。(呂澂)
〔參考資料〕 熊十力《因明大疏刪注》;《佛教文獻の研究》(龍谷大學佛教學會編)。
南朝佛教,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禎明二年(588)中國南北分裂時期,在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對於佛教的態度,大略與東晉相同,統治階級及一般文人學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劉宋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視佛教。他聽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於政教之說,即致意佛經,後來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又先後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嘗造藥王、新安兩寺。先後令道猷、法瑤住新安,「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並往新安聽講。孝武帝還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參與政事,世人稱為「黑衣宰相」。
蕭齊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4)子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從事佛教教理講論,著有《淨住子淨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揚佛教的文字,梁時集為十六帙,一一六卷。並撰製經唄新聲等。當時荊州名士劉虬(437~495),精研佛理,曾述道生的頓悟成佛等義。又撰有《注法華經》、《注無量義經》,並對佛教立頓漸二教五時七階的教判。子良曾作書招請他,共同講論法義。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製文發願,捨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為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眾)無遮大會中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武帝還著有《大涅槃》、《大品》、《淨名》、《大集》諸經的疏記及問答等數百卷。在重雲殿、同泰寺講說《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編纂《眾經要鈔》八十八卷,智藏纂集眾經義理為《義林》八十卷,寶唱抄撮經律中殊勝因緣為《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傳來後僧俗敘述佛理的著作為《續法門論》七十餘卷。
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諦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禪師寶誌。任《十誦》名家法超為都邑僧正,並欲自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淨肉的習慣。他並作有〈斷酒肉文〉四首,嚴令僧徒遵守。
由於武帝篤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第三子簡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此後陳代諸帝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規。建康舊有七百餘寺,因侯景事變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陳代,多數修復。武帝(557~559)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捨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對於文學,據說曾「廣流大品,尤敦三論」。嗣位後的文帝(560~565),任寶瓊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並捨身,招集僧眾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懺,並別製《願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齊習律五年。後主(583~588)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捨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僧尼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九一三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0一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八四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後梁有寺院一0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二三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南朝歷代的佛典翻譯,相繼不絕。這在劉宋的前半期,已相當發達;到了齊、梁二代,佛教雖更隆盛,而譯事反有遜色;進入梁末陳初,由於真諦的偉績,發展了南朝的譯業。宋代從西土東來的譯人,有罽賓的佛陀什、曇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葉波羅,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中土的譯人,有西涼的智嚴,涼州的寶雲、沮渠京聲,幽州黃龍的曇無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於景平元年(423)七月來到建康,應道生、慧嚴諸僧之請,在龍光寺譯出彌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漢地流行的四部廣律《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傳譯。
畺良耶舍於元嘉元年(424)到建康,在鍾山道林寺譯出《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各一卷。從而有利於淨土教的傳播。
求那跋摩(367~431)於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共三十品。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學說傳於南方的開始。他並補譯了伊葉波羅傳譯未竟的《雜阿毗曇心論》後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於《雜阿毗曇心論》,於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滿足十眾,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為師,為尼眾受戒,同受者數百人。同年跋摩在長干寺重新翻譯《雜阿毗曇心論》,到十二年(435)譯完。為毗曇學和比丘尼戒的傳持作出了業績。
求那跋陀羅(394~468)於元嘉十二年來廣州,文帝迎請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又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後來往荊州,又譯出《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等,多數是弟子法勇傳語。他所譯《楞伽》、《勝鬘》均為後世所通行。
總計劉宋一代,中外譯師共二十二人,所譯出經、律、論及新舊失譯諸經共有四六五部,七一七卷。
其次,齊代外來的譯人有印度的曇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訶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等。其中有幾位是泛海而來的。如曇摩伽陀耶舍於建元三年(481)在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一卷。僧伽跋陀羅於永明七年(489),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南方所傳《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羅於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之後,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諸律師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記一點。那一年計算從上以來所下之點已有九七五點,即佛滅後已經九七五年,這就是所謂「眾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達摩摩提於永明八年(490)的建康的瓦官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後來編入《妙法蓮華經》)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於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離寺,譯出其師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經》二卷。蕭齊一代共二十四年,外來的譯師七人,譯出經、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陳二代的譯師,有曼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諦等。曼陀羅於天監二年(503)和僧伽婆羅同譯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寶雲經》。僧伽婆羅從天監五年(506)起,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到十七年(518),譯出《孔雀王咒經》、《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諦(499~569)從扶南帶回許多梵本經論,於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經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寶雲殿,正想請他傳譯經論,遇到侯景的事變,沒能著筆。於是輾轉到了富春,才獲得傳譯的機會。他於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吳、始新、南康等地,先後譯出《無上依經》二卷、《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五卷)等經論十一部二十四卷。後於陳代在豫章、臨川、晉安、梁安、廣州等地,又先後譯出《解節經》、《律二十二明了論》、《佛性論》、《攝大乘論》、《俱舍釋論》等經、律、論、集三十八部一一八卷,合計四十九部,一四二卷。真諦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當梁末陳初,戰禍相續,流浪諸方,備嘗艱苦,他的譯典大率成於顛沛流離之間,而能留下許多重要典籍,實在是一位傑出的譯人。所譯無著的《攝大乘論》三卷和世親的《論釋》十五卷,對佛教義學的影響特大。從此南北攝論師輩出,從而開創了攝論學派。
梁代因對譯經的重視,還連帶編輯了三次眾經目錄︰其一是《華林殿眾經目錄》,天監十四年(515)僧紹撰。其二是《眾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寶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記集》,天監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錄》十五卷現存,成為較古而且較為完善的經錄。
在梁代外來譯師共有八人,譯出的經、律、論及傳記等,並新集失譯諸經,共四十六部二0一卷。陳代外來譯師共有三人,譯出的經、律、論及集傳等四十部一三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許多義學沙門,分別就毗曇、成實、諸律、三論、涅槃、攝論等從事專研弘傳,而形成許多的學系,具備宗派的雛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幾種︰
(1)毗曇師︰這是專研並弘傳有部諸論的一派。所謂「毗曇」,原來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論》和《毗婆沙論》等在內,但當時學者所弘傳,主要是法救的《雜阿毗曇心論》(簡稱《雜心論》)。這一時期的毗曇師,在宋代有法業、慧定、曇斌等,齊代有僧淵、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陳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為南朝最著名的毗曇學家。前此所研習的毗曇,多半是《雜心》,到了慧集,才於《雜心》之外廣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曇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學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雲也列席聽講,所撰《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行世。
(2)成實師︰在宋代有僧導、僧威、道猛等,齊代有僧鍾、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雲、智藏等,陳代有法偃、慧布等,皆敷揚《成實論》不絕。這一學派興起於齊,至梁而極盛,陳末才漸次衰微。原由列席羅什《成實》譯場的僧導和其同門僧嵩的傳播,分別成為兩大系統。僧導初在關中著《成實》、三論的義疏等,後來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立東山寺,講說經論。當時有名的成實師,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涼州人,少遊燕趙,後來在壽春(當時僧導在其地)精研《成實》,時稱獨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後在東安、興皇二寺開講《成實》。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當道猛講《成實》時,張融反覆辯難,道慧代答,竟把張融折服。齊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於永明七年(489)應蕭子良之請,在普弘寺輪講《成實》,並就論文刪繁存要,稱為《略成實論》九卷。子良即寫百部流通,並令周顒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師法雲(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別就僧柔、慧次受成實學,後來盛弘《成實》。
(3)三論師︰三論學的興起,始於梁代的僧朗。僧朗,遼東人,初入關內習學羅什、僧肇的教義,後到建康,住在鍾山草堂寺,遇周顒,授以此義,周顒因著《三宗論》。既而移住攝山棲霞寺,開講《華嚴》及三論,後人稱為攝山大師。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遣僧懷、慧令等十人入山,諮受三論大義,內中只僧詮習學最有成就。僧詮後住攝山止觀寺,盛弘三論,稱為新說,而以其前者為關河舊說。其門下有興皇寺法朗、長干寺智辯、禪眾寺慧勇、棲霞寺慧布四人,都長於三論。但繼承僧詮的學統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從寶誌、彖律師靖公等受禪、律、《成實》、《毗曇》,從僧詮受《智度》、三論、《華嚴》、《大品》等。陳‧永定二年(558)應武帝請,入建康住興皇寺,自後二十餘年,繼續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嘗承僧詮所說,作《中論疏》(今不傳),其說散見於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羅雲等二十五人,分布於長江上下乃至關中各地。後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4)攝論師︰主要是傳習真諦的攝論之學。真諦的講譯,原以《攝大乘論》為宗,講說之外,並撰述《九識義記》二卷、《解節經疏》四卷等,助成論義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智(一作慧)愷、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愷(518~568),擅長文學,曾和真諦對翻《攝論》,筆受論文並作疏,七個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後對翻《俱舍》,亦十個月即了,論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愷的叔父,智愷帶他到南方,為真諦菩薩戒弟子,受攝論學。晚年住在江都,綜習前業,常講諸論,聽眾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榮、法侃等。法泰是繼承真諦《攝論》學統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經知名,後到廣州,入真諦門,筆受文義,差不多二十年,並撰義記。道尼本住九江,曾聽智愷講《攝論》,並親受真諦攝論之學,海內知名。後在隋‧開皇十年(590),應請入長安敷講,以後南地不復有《攝論》的講主。
(5)十誦律師︰東晉時,卑摩羅叉校改《十誦》後,曾在江陵的辛寺開講,《十誦》之學自此大興。宋、齊、梁間弘傳此學的有僧業、僧璩、曇斌、慧詢、慧猷、法穎、僧隱、超度、智稱、僧祐、法超、道禪、曇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業(367~441),從羅什受業,專習《十誦》,釐定戒本與廣律不同的譯語,羅什讚嘆為後世的優波離。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繼在吳中講說。慧詢亦從羅什受業,尤長於《十誦》、《僧祇》,後回到廣陵、建康弘講。慧猷住江陵辛寺,專修律典,深通《十誦》,講說不斷。南方的律學差不多局限於《十誦》一律,到齊、梁間由智稱弘揚,遂極一時之盛。智稱(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後,專修律部,尤精《十誦》。後在普弘寺開講《十誦》,並著有《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齊、梁二代。僧祐(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師,出家後,受業於律學名匠法穎,竭慮鑽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吳中試簡五眾,並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誦義記》十卷。法超,是智稱的弟子,曾摘錄律部要文成《出要律儀》十四卷。曇瑗、智文有名於陳代。曇瑗著有《十誦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遍,著有《律義疏》、《羯磨疏》、《菩薩戒疏》等。
(6)涅槃師︰主要研習弘傳涼譯《大般涅槃經》。其先,法顯譯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經》,說一闡提無有佛性。龍光道生(﹖~434)剖析認為闡提也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但經本傳來未盡而已;於是唱「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為舊學僧徒所擯斥。於是入吳中虎丘山,住龍光寺,又入廬山。後來涼譯《涅槃》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皆有佛性之說,證明其主張不虛。他說闡提成佛義外,還有頓悟(頓悟成佛)義,論文已佚。其後,龍光沙門寶林,祖述道生諸義,著《涅槃記》。弟子法寶更繼其後,著《金剛後心論》等,涅槃之學漸盛。另外,涼譯《涅槃》傳到建康時,慧觀、慧嚴及謝靈運等曾依據法顯譯本加以修訂,成為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慧觀更立二教五時的教判,以《涅槃》為第五時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來說法的歸結。又著《漸悟論》。同時羅什的弟子曇無成著《明漸論》。又謝靈運著《辨宗論》,主張頓悟。其餘的涅槃學者,宋代有慧靜,齊、梁二代有僧慧、寶亮及梁‧三大法師等。慧靜著有《涅槃義記》,他的弟子法瑤,住吳興武康小山寺,主張漸悟。後應請入建康,和主張頓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經及《百論》的疏釋。法瑤的後輩,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後來又受業於曇斌、曇濟,曇斌曾學於法瑤。僧宗為涅槃名師,講說將近百遍。其時寶亮(444~509),尤為齊、梁間重要的涅槃學者。他少年出家,師事義學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後住中興寺、靈味寺,盛講經論,共講《涅槃經》八十四遍,其他經論多遍。天監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義疏》,他於是捃摭諸家的學說,總為七十一卷。寶亮的弟子,有僧遷、法雲,聽講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師也都是涅槃學者。就中智藏曾講《涅槃》,並著義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於成都法席率聽眾諷誦《涅槃》。法雲的弟子寶海也奉武帝命論佛性義。此外,會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義疏》十卷。後梁荊州大僧正僧遷(﹖~573),講《涅槃》等十八部經各數十遍,並都著有義疏。陳代名僧寶瓊(504~584),講《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總起來說,南朝的佛教義學,在宋、齊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興,到梁代而極盛。同時三論漸見推行,和《成實》各立門戶。到了陳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論,《成實》遂不復與三論抗衡。另有《華嚴》,從宋初的法業以後一直到梁代,幾乎無人研習,到梁代以後而漸盛,南地三論學者僧朗、僧詮、法朗等,大都兼習《華嚴》。由此南朝學派甚繁衍,而其間盛衰更迭,亦極多變化。
宋初,沙門慧琳,作〈白黑論〉(又名〈均善論〉),論儒佛的異同,而和佛理甚相違反,為眾僧所擯斥,但何承天卻加激賞,把此論送給宗炳評判。宗炳覆書,破斥慧琳的異見,遂和承天往復辯難。他更作〈明佛論〉(又名〈神不滅論〉),唱導「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之說。承天作〈達性論〉反對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顏延之又作〈釋達性論〉,說「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如是往復論辯達三次。其主要爭點都是神滅、不滅義。到了齊末,又有范縝,作〈神滅論〉,說「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之於質,猶利之於刃」;「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蕭琛、曹思文、沈約等和縝往復論難,力主神不滅。後來梁武帝即位,命當代碩學答覆范論,當時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張神不滅。這是南朝儒佛神滅不滅的論諍。
宋末,道士顧歡,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於是作〈夷夏論〉以會通二教,但力持華戎之辯,意在抑佛而揚道。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諮夷夏論〉、釋慧通作〈駁夷夏論〉、釋慧敏作〈戎華論〉加以駁斥。後來劉虬卻以為道家的虛無與佛家的修空一揆(見〈無量義經序〉);同時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也以為道家與佛家並無二致,而以道為主,以示汝南周顒,顒覆書加以非難,說般若所觀法性與老子所說虛無其為寂然不動雖同,而其義旨卻大有差別。也往復論辯了幾次。在這時期,還有道士托名張融,作〈三破論〉,醜詆佛教,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論〉的範圍。劉勰又作〈滅惑論〉、僧順又作〈析三破論〉、玄光又作〈辯惑論〉來反駁。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論諍。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談義理,所謂「江東佛法,弘重義門」(《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又「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同上卷二十〈習禪篇〉)。在實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傳禪法的風氣,其流行的區域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門以專習禪法知名的,有僧印、淨度、僧從、法成、慧覽、法期、道法、普恒。就中慧覽(﹖~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禪師玄高同以「寂觀」為世所稱,後遊西域,從罽賓達摩比丘諮受禪要,回國後在蜀、建康以傳授禪法著名。宋末以後,禪法即衰,只齊、梁間,有寶誌(﹖~514)以修習禪業,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圓寂後,令葬於鍾山獨龍阜,並在墓側立開善寺。後世稱為誌公。世傳他作有〈十四科頌〉、〈十二時頌〉、〈大乘讚〉等,但以上內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後的禪家思想。和寶誌同時有傅翕(﹖~569),義烏人,日間傭作,夜間修禪。梁武帝請他到建康,世稱為傅大士,著有〈心王銘〉,載《傳燈錄》卷三十(一說後世的偽作)。
其次,這時傳戒持齋等佛事漸興,據傳「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在家菩薩戒的授受,這時也已經流行。此外還有誦經、設齋、禮懺、立寺、造像、轉讀(梵唄)、唱導(宣唱)等佛事活動。齊梁之間,還流行月六齋(六齋日)、八王齋、歲三長齋(三長齋月)等。
佛典翻譯文學到了這一時期,對於一般文學的影響更大,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詩的方面,宋代有謝靈運、顏延之,齊代有沈約、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阮孝緒,陳代有江總、徐陵等。特別是謝靈運,是一位傑出的佛教詩人,所作有〈佛影銘〉、〈祇洹像讚〉、〈無量壽頌〉、〈維摩詰經中十譬讚〉等。沙門智愷、智藏也是佛教詩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顏延之,齊代有明僧紹、周顒、沈約,梁代有江淹、劉勰,陳代有姚察、江總、徐陵等。這時期的佛教文學作品,多數是說理的論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論〉、周顒的〈三宗論〉最為世所稱。劉勰(後來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學造詣很深並長於佛理,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大都請他製作。
南朝佛教建築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達官及文人學士乃至民間清信士女,也靡然從風,於是梵宮琳宇遍布江東,而以梁武帝所造為最多,也最奢麗。特別是同泰寺,「樓閣殿台,房廊綺飾,凌雲九級,儷魏永寧。」其次,大愛敬寺,「經營彫麗,奄若天宮」。大智度寺,「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此外,皇基、光宅、開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所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銅像的製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鑄造,塑像、旃檀像更為普遍,而以戴顒所造為最精妙。齊武帝時,石匠雷卑造瑞石釋迦像,鐫琢極巧。蕭嶷、蕭子良並造像甚多。所也造有千軀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愛敬、同泰諸寺的丈六彌陀銅像等,簡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園精舍的旃檀像,並造有高約一、二寸的千佛像。陳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軀,金銅像百萬軀,宣帝造有金銅像等二萬軀。此外名僧及信眾所造,不勝枚舉。在這時期,外國的造像也輸入不少。齊代有扶南國所送金縷龍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從天竺請來的優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國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盤盤、丹丹兩國所送牙像,于闐所送玉佛等。
佛畫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陸探微的靈台寺瑾統像,陸綏的立釋迦像,顧寶朮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師像,袁倩的維摩詰變相圖。齊代有姚曇度的白馬寺寶台樣,毛惠秀的釋迦十弟子圖。梁代有蕭繹(元帝)的文殊像,張僧繇盧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維摩詰像,張差果的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張儒童的楞伽會圖、寶積經變相圖,聶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樣、九子魔圖。這時期外國沙門中擅長佛畫的,有著名的譯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興靈鷲山寺的寶月殿北壁上,繪出了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此外有吉底俱、摩羅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畫作家,以張僧繇為最。僧繇,吳人,以丹青馳譽於梁‧天監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畫。當時由郝鶱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東來,曾把印度陰影法的新壁畫介紹到中土。僧繇所畫建康一乘寺的扁額,就是活用這種手法的新佛畫。又南朝限於天然地形環境,鑿窟造像之風遠不及北朝之盛,只攝山(棲霞山,在今南京東北約四十里)的斷崖上,有齊、梁間所開鑿的許多石窟、石佛,盛稱於世。(黃懺華)
〔參考資料〕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冊;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冊;常盤大定《支那佛教の研究》;道端良秀《中國佛教通史》;塚本善隆《中國中世佛教史論考》;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
指關於證悟成佛的二種方法或步驟。頓悟指快速證入覺悟之境,而不須依一定之次第作長期修習。漸悟指須經一定順序之長期修習,始得證悟。五世紀初,鳩摩羅什的弟子道生(355~434),主張頓悟成佛。其後,有關覺悟之頓漸問題,乃常為佛學界所關懷。
道生認為,菩薩修行之階位十住中,於前七住無悟道之可能,須至十住時最後一念「金剛道心」,頓將一切妄惑斷盡,由此而得正覺,此即頓悟成佛說。道生又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見性即可成佛,無須按一定之次第修習。對此頓悟之說,先有慧觀撰《漸悟論》,主張漸次悟入而成佛,此即道生頓悟說之反對者;後,又有曇無成作《明漸論》,闡明漸悟之理。南朝名士謝靈運則著《與諸道人辯宗論》,支持道生之頓悟說;慧睿亦著《喻疑論》,贊同頓悟成佛論。後來,頓悟分成大頓悟義、小頓悟義,又產生頓修與漸修的實踐方法論。
隋唐時期,頓悟、漸悟之爭在佛教界亦層出不窮。禪宗主張頓悟說,其餘各宗多主張漸修。禪宗本身,又有北宗禪著重漸修、南宗禪提倡頓悟之分,此即所謂的「南頓北漸」。
另依法相宗之意趣,頓悟漸悟係指頓悟菩薩與漸悟菩薩的併稱,又稱頓漸二悟、頓漸二機。頓悟菩薩指菩薩定性之人,無始已來其第八識唯有菩薩無漏之種子,為頓大之性,故不經二乘之行,可直入菩薩道。漸悟菩薩,指不定性之人,無始已來,其第八識中有三乘無漏之種子,必由淺至深,先經二乘之行果,然後迴心入菩薩行。又,漸悟菩薩於迴心後,初果迴心經八萬劫,二果迴心經六萬劫,三果迴心經四萬劫,四果迴心經二萬劫,獨覺迴心經十千劫而入初僧祇之位。其八、六、四、二萬及十千劫之間,稱之為相似十信,迴心之人稱為假名菩薩。
◎附︰印順〈頓漸與偏圓〉(摘錄自《中觀今論》第十一章第一節)
論到證悟,有偏真與圓中之分。在學習的過程中,論根機,有鈍根與利根;論悟證,有頓悟與漸悟。頓漸與偏圓,是有關聯性的,今且綜合的說明。
向來中國佛教界所稱頌的證悟有二︰(1)道生的頓悟,(2)禪宗的頓悟。道生與禪宗的頓悟是不同的︰道生以為證悟到的真理是無差別的,不悟則已,一悟即圓滿究竟。所以道生是主張頓悟成佛,也即是主張漸修頓悟的。在平時修集種種資糧,達到究竟時,一悟永悟,一了百了。眾生流轉生死至成佛的中間,都可說是在夢中,唯有佛才是大覺者。禪宗所說的頓悟,不是漸修頓悟,而是直下頓悟的。主張學者先求自悟本心──本來清淨的佛性,一旦廓然大悟的,即參學事畢,也有以為從此應圓修萬行。這兩種頓悟論,相差極遠。道生是約究竟佛位的圓滿頓悟說,禪宗是約眾生初學的直悟本來說。
依大乘佛法的共義,應該是從漸修到頓悟,再從頓悟到圓修。眾生最初發心,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修積功德,以及以大悲心作利他事。菩薩證悟以前,要有長時的漸修。唯識宗說︰要於資糧位積集福德智慧無邊資糧。龍樹說︰「若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邪空。」若沒有福智資糧的積集,即夢想悟入空性,這是不可能的。資糧不足,悲心不足,常會落於小乘的但空偏真。這還算是好的,墮於無想外道、空見外道的也有呢!初期大乘經論,說廣積資糧到無生法忍,在七地;唯識家與後期的中觀師,說在初地。此時,悟到一切法空性,遍一切一味相。空無相性,不了即不了,一了則一切了,故此也稱為頓悟的──中國稱之為小頓悟。此頓悟空性,重在離一切相的平等法性之體驗,而巨細無礙的緣起事,功德無邊的悲智事,此時都沒有圓滿。更依此頓悟的般若慧,攝導萬行,修習上進。這與悟前的事修不同,悟前修可稱為緣修,悟後修可稱為性修,即與般若──稱法性慧相應而修。如達到性修不二,事理無礙,福智具足,方是究竟成佛。這是大乘佛法修行取悟的通規︰因事修而起頓悟,依真悟而起廣行,頓悟在實踐過程的中心。至於道生的直修到成佛而頓悟,是末後的;禪宗的不重事修而先求悟,是最前的,都不是大乘佛法的正規。
從凡入聖,即先從事修而後入真悟,所悟的理是什麼﹖這可安立為悟圓中與悟偏真的兩種。西藏傳有二宗︰(1)極無戲論,(2)現空如幻,天台宗也說有偏真與圓中兩類。唯識家說真見道證真如而不見緣起,月稱論師也不許可見道的悟圓中理,但他們皆以究竟圓悟中道為成佛。中國的三論宗,不承認大乘有偏真悟,悟即是圓中的,二諦並觀的。考龍樹《大智度論》,是有偏真與圓中二類的,如說︰「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由般若慧泯絕一切而不取相,即是悟真性;方便智從空出有,才能行莊嚴佛土、成熟眾生的廣大行。大乘的慧眼,即見道的實相慧,《智論》說︰「慧眼於一切法都無所見」,此即與藏傳的「極無戲論」相合。然論中也曾說︰「慧眼無所見而無所不見」,這即泯絕一切而顯了一切,顯了一切而泯絕一切,即悟圓中的根據──此處龍樹所依的《般若經》,與玄奘譯不同。
天台宗引《智度論》說︰「三智一心中得」,依此說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的三智,一念頓了即空、即假、即中,即是圓觀圓證。考《智度論》卷二十七原文,不是三智一心中得,是「一切智一心中得」。「道智是行相」,以道智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所以《智論》的「一切智」,指二智而非三智。二智如在菩薩位中,即道智、道種智;佛果一心中得,是一切智、一切種智。三智一心中得,或二智一心中得,姑且不談,總之是圓證的。一心中得,龍樹菩薩引述的解釋,可有三說︰(1)一心,還是有次第的,如一剎那中有先生後滅;依此,可解說為先般若智證真,後方便智達有。(2)一念心中得,雖頓得而用不妨前後起,即頓得而漸用。這是說︰悟理時,不能說但得般若或但得方便。雖圓滿證得,然慧的作用,可以有先側重此而後側重彼的不同。如一時得到多少東西,但可以前後使用,不必在同一時用。此有類於薩婆多部的或得而現前,或得而不現前。(3)一念中得,即可一念心中用。三論宗以為「發心畢竟二不別」的,從最初發心到最後證悟,是相應的,同一的;佛果既一心中得,菩薩也應該是圓觀中道的。經中有處說︰根本智證真如,後得方便智起化用,這是無差別中作差別說,約偏重說,是約頓得漸用說。
所以初修觀行,緣起性空是要圓觀的;悟證時也必是圓悟的。三論宗否認大乘學者有見偏真的;但證偏真,是小聖的眇目曲見。西藏傳有二宗──證偏空與圓中,但宗喀巴繼承月稱論師的傳統,不承認有見道頓證圓中的,與唯識家說的根本智見真如略同。但以為緣起性空的無礙觀,是初修行者不可缺少的正見;觀空性是不能離開緣起而別觀的,要於緣起而觀察性空的。同時,性空也是不壞緣起的。這即有而空,空不礙有的中道觀,是從初修到實證間的加行觀。如實悟證時,必須破除眾生的妄執實有性,所以必是離一切戲論的。我覺得︰中觀的修行者,不必自誇為圓證,或以為惟自宗能離一切戲論。
總之,行者的悟證,首先要得空有無礙的正見。這是三論、天台以及藏傳中觀者所公認的。此時,若功德不足,方便慧不足,即證畢竟空性,極無戲論;若功德深廣,方便慧善巧,即能頓悟圓中。二者同依空有無礙的正見,同得性空寂滅的法性,在修行的路徑與目標,可說是同一的,不過因眾生根性利鈍不同,有但證偏真與圓中的差別。月稱論師等不承認見道能頓見圓中,此即主但漸無頓。然藏傳的寶鎧《律生疏》,也分明承認有頓漸二機的。但漸無頓,與龍樹《智度論》〈釋往生品〉顯然的不合。
依龍樹意,眾生根性有利鈍,有發心後久久修行始得無生忍的,有發心即得無生法忍,廣化眾生的,甚至有發心即得無生忍,現生成佛的。這種思想,見於大乘經的《入定不定印經》,龍樹菩薩不過引用經義而已。但此所說的利鈍二根,是以未證悟前有無積集福智資糧而分別。未廣集福智資糧的,或悲心不充,即須長時修習始得無生法忍。有因過去廣修眾行,福慧圓具,悲心充沛,故一見佛聞法,即悟無生法忍,甚至有證得圓極的佛果。龍樹以為釋迦佛是鈍根菩薩,七地得無生忍;由此可見鈍根菩薩,即普遍而正常的大乘根性。利根是極難得的,是極少數的。故月稱約一般說,但承認見道的極無戲論,也就是約大乘正常道說的。反之,天台、賢首家,發揮圓觀圓證,不但非一般行者所能,而且也不能不說圓漸的修習。禪宗的祖師禪,本是主張一悟百悟而徹底圓滿的;但結果也還是安立三關,次第悟入。故見道的圓證空有無礙是可能的,而事實是不易做到的。玄學家每輕視直證畢竟空寂,大談理事無礙,體用不二,何曾知道實踐的事實如何,不過徒憑幻想的或增上慢的錯覺,和人爭勝而已!
〔參考資料〕 《神會語錄》卷三;《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大乘玄論》卷四;《大般涅槃經集解》;《中觀思想》(《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3});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楊惠南〈頓悟論的理論基礎〉(《諦觀》雜誌第十四、十五期)。
逐漸覺悟。見二悟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