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

指儒家之教化。亦即孔子（552 B.C.～479 B.C.）言教之傳統思想。一般以儒家、儒學、儒教三者為同義詞，而儒、釋、道並稱為「三教」之說，由來已久。蓋儒家有祭天、拜祖、祀孔等宗教性活動，於傳統社會中產生極大之功能；歷來大儒如董仲舒、韓愈、康有為等，亦致力於將儒家變成儒教。儒家修己治人之倫理說，含有濃厚之政治思想。其思想中心為「仁」，廣義言之，仁為一切德目之總稱；狹義而言，仁即愛人。仁與義、禮、智、信，合為五常，又稱五德。孔子在春秋時代末期，曾周遊列國，欲匡正漸趨敗壞之政治與道德風氣，遊說諸侯效法堯、舜、文、武，力行仁政，恢復西周時之社會秩序，其思想、教說詳載於論語。戰國時代，孟子承襲孔子之學說，力倡仁義之道，省察人內在之本性而主張性善說，闡揚善德本性之王道論。荀子則倡言性惡說，認為必須以聖人所制定之教化、禮儀，約束人之行為，使其向善。其後，奏始皇焚書坑儒之舉，則對儒家及其他學派構成打擊。

至漢代，武帝採董仲舒獻策，獨尊儒術，於建元五年（136 B.C.）設置詩、書、易、春秋、禮等之五經博士，五經遂成為政治階級之必學科目。故漢代以降，至於清代，儒家之思想傳統為王朝禮制有力之支柱，亦為國人生活之軌範。董仲舒有關陰陽五行、災異，及天人感應等思想，則導致原有儒學之變質。漢儒因研究經典，又產生兩派對立之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當時通行之隸書所輯錄之經書稱今文經，西漢中期陸續發掘之先秦古籍則為古文經。後漢儒者致力於注釋經典，以訓詁功夫探究經文真義，一掃今文學家陰陽讖緯之說，此一風氣延續至唐代。東漢末年，鄭玄注釋群經，以古文經為本，兼採今文經，集經學之大成，而成為一代大師。魏晉之世，士人重視老、莊、易之玄理，稱三玄學，產生將老子與易經合論之風氣，解釋儒典時亦受老莊思想所影響，如王弼注周易，何晏作論語集解等，均富含老莊思想色彩。至南北朝時，儒學有南北之分，北學以徐遵明為代表，著有春秋義章三十卷；南學以皇侃為代表，著有禮記義疏五十卷、論語義疏十卷等。

至唐代，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多採南學之義，為統一南北經學之作，成為科舉考試之標準本。歷南北朝、隋、唐之世，佛道二教興盛，儒教勢力趨弱。韓愈崇信孟子，撰「原道」一文，力陳先王之道，欲建立儒教之道統觀，以對抗佛道二教。其思想可謂開啟宋代儒學之先河。宋代儒學稱宋學、道學、理學、理氣學、性理學、朱子學、程朱學、新儒學等，矚目宇宙本體論與心性問題，並由理與氣之形而上與形而下，討論修身為人之道，以期確立人類之道德倫理。對於傳統儒學而言，宋學添加宗教性與哲學性，所述之理、心性、宇宙問題等，皆為先儒所罕言；雖欲中興儒學，扺制佛道二教，然無形中已蹈襲佛、道之理論及方法，尤受佛教華嚴、禪宗思想，及道家之天道觀等影響，故一方面強烈批判他教之說。另方面亦與他教之說調和。周敦頤首開理學之風，著太極圖說，明示宇宙萬物由太極本體衍生，人為萬物之靈，具五行善性，適當之發揮即為仁義。繼之，程顥、程頤、張載等闡揚理、氣之學，成為北宋理學三派。南宋朱熹集理學之大成，主張「道」屬形而上，無形無影，乃抽象之原理或概念；「器」屬形而下，有情有狀，為具體之事物。又「理」為形而上之道，乃生物之本；「氣」為形而下之器，乃生物之具，故主張「理、氣」二元論。此外，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著四書集註，四書之名由此而起。陸九淵反對朱子學說，提倡「心即理」一元論。元代儒者金履祥、許衡等，崇尚程朱之學。明代王守仁承襲心即理學說，創立陽明學派，與朱子之說抗衡。

至清代，儒家欲探究孔學之真貌，紛紛揚棄宋學，而從事考證、訓詁等工作，成為當代學術之重心。顧炎武首開風氣，閻若璩、胡渭等承此徵實之風，以嚴謹之考據批判朱子學。其時考證學者輩出，對經典義理之闡明頗有貢獻。然考證之學，每以一字一句之考據工夫作基礎，長久發展之下，缺乏探討整體思想之性質，無法建立其獨立之思想系統，乃至被譏為「支離破碎」之學。

至近代，思想界亦有排孔、尊孔之論諍，民國初年康有為於上海組織孔教會，主張定孔教為國教。另一方面，在五四運動全盤西化之口號下，儒家思想備受嚴苛之批判，而部分儒家學者則將儒學解釋為一種人文宗教，試圖挽救江河日下之儒家道統價值。然社會結構隨時代而變遷，以往傳統儒教之社會條件，業已逐漸消失，勢難再恢復昔時具有宗教功能之角色。惟近年來，海內外之中國哲學界，於西洋文化之強烈衝擊下，面臨整體文化總反省之時刻，對傳統儒家、儒教之價值乃有重新詮釋、評估之傾向。此外，在當代新儒之典型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方東美、錢穆、徐復觀等人之孤憤為學，會通中西哲學之精神，致力闡揚儒家哲學，而肯定儒家思想價值之下，頗能起振二十世紀震盪衰頹之儒家道統於一時，且激發新一代之風氣，此即當今士林所謂之新儒家。然至此，古昔用以規約人倫之儒教，亦已丕變為一種指導哲學生活之精神信念。〔人文主義與宗教（牟宗三）、新原道（馮友蘭）、中國哲學辭典（韋政通）〕 p6205